鈴木良雄——時為侵華日軍第五十九師團一一零大隊伍長
金子安次——時為侵華日軍獨立混成第十旅團二等兵
河村太美雄——時為日軍華中派遣軍步兵第三十四連隊少尉
我們的總策劃崔永元先生曾有這樣一段話：“我非常擔心，年少的孩子們有沒有毅力看完此片，我們甚至很困惑，要不要把事實真相這樣告訴他們？最後我們選擇告訴。因為不說不行。那是一段真實的歷史。”
我想，讓他感到“困惑”的幾集節目中，《鬼子！ 》差不多首當其衝。因為這種“困惑”我也曾有過——真實到底該如何呈現？
當然，我們的節目的第一要素就是真實，但讓我們“困惑”的“真實”卻另有所指，那“真實”充滿血腥、殘忍、喪失人性和道德……
在節目中我強調了一個事實：鈴木良雄和金子安次只是400多萬侵華日軍中兩個最普通的日本兵！
被遺忘、掩蓋、丟失掉的真實又有多少！
日軍的隨軍記者曾經記錄下的日本士兵勇武、幹練，又不失陽光、善良，他們是日本人民心中的天使。天皇的部隊，是世界上最好的。事實上，直到戰爭結束，大多數日本人民仍舊堅持這一看法，即便是在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對日本戰犯審判完畢後。
但日軍的隨軍記者也曾經拍下另一部分照片，這些照片全部加蓋了“不許可”的印記，而這部分照片中的日軍形象完全不同於流傳在當年的雜誌、書籍上的，他們猙獰、殘忍，毫無人性。
當這些真實被刻意掩蓋、又在時過境遷後被遺忘的時候，我們所要呈現的“真實”就被賦予了使命感。
而另一方面，“困惑”的另一層含義是，當這些血淋淋的事實擺在面前，又該用什麼樣的態度去面對他？
崔永元先生不止一次強調：我們不是在激化民族矛盾，只是告訴大家不要忘記歷史。
如果講述事實只會帶來這樣的結果，那同樣失去了“真實”的價值。
在翻看節目素材帶的時候，有一個細節讓我既難以忍受又十分困惑：兩個日本老兵在講述時，尤其是鈴木良雄，即便在講述最血腥最沒有人性的行為時，他也會不停地笑，笑得乾硬。我專門請教了我們的日語翻譯王凡先生，他告訴我，這其實是這個日本人在表示他的禮貌。
這個解答加重了我的困惑。
在姜文導演的中，當花屋小三郎大聲吼著“大哥大嫂過年好，你是我的爺我是你的兒”的時候，魚兒的困惑是，日本人怎麼說好話還沒好臉？董漢臣的解釋是，日本人就這樣，要不為什麼叫鬼子。
但不管是我的困惑還是電影裡魚兒的困惑，只有一點點地了解了，才會慢慢接近真實。我們的目的也正在於此。
1940年12月3日，20歲的日本漁家子弟金子安次臉上帶著笑容，和同為應徵新兵的上千名同齡人一起，在東京上野公園集合。
金子安次忘不了離家時的情景。母親站在灶前，背對著他。他說：“娘，我會當個上等兵回來。”母親說：“我不要金平糖，你一定要活著回來。”
母親這麼說，讓金子安次很不高興，甚至有點看不起她——對於出征的新兵，大家都不說“活著回來”，都說“為國捐軀”。 “自己的母親竟說這種話……我已被沖昏了頭腦，飄飄然想，看我英勇凱旋！”覺得不當兵不是好漢的金子安次，決然地走了。
在上野公園集合的新兵中，有一個名叫鈴木良雄的青年。當時，金子安次不認識他，更不會想到，60年後，他會和這個人一起坐上侵犯女性權利國際戰犯法庭的證人席。
新兵們穿上軍服、軍靴，列隊走向芝浦港。路邊，人們歡呼著，揮舞著國旗為他們送行。
人山人海的港口，新兵們登船。金子安次在船上凝目四望，見到人群中的父親，他舉著一幅寫有“金子安次君，慶祝出征”的大字錦旗，旁邊站著母親。
“他們想告訴我，媽媽在這裡喲。太多人了，沒拿錦旗的話，人海中找不到。”金子安次說，當時部隊規定新兵不許揮手，不許講話，只能敬禮。 “說不定已是永別，有些小子不顧一切地揮手。”
軍樂隊開始演奏《友誼萬歲》。向父母敬著禮的金子安次，變得傷感萬分。
船起錨了，送行的人影越來越小，金子安次心想：“一定要活著回來。”
船駛往中國。新兵們已經聽說，習慣用“鬼”來形容兇殘恐怖之物的中國老百姓，憎恨地稱日本兵為“鬼子”。他們沒多想這個詞的含義，一心想著，一定要做個英雄，活著回來。
船在青島靠岸。新兵們乘火車到了濟南，分別轉往各自的部隊。金子安次前往位於兗州的華北派遣軍獨立混成第十旅團（後整編入第十二軍第五十九師團）第四十四大隊報到。
在第四十四大隊兵營，金子安次和其他人一起，開始接受新兵教育——用金子安次的話說，不折不扣全是殺人訓練。
每天清晨6點，天還沒亮，軍號聲響起，新兵們在慌亂中起床，急匆匆沖向操場。 “如果遲到，此時首先被打。”金子安次說，大家赤裸上身一起做運動，“冷得要命，真是寒風刺骨呀。”
金子安次回憶，室內上課的教科書是《步兵操典》、《作戰要務令》。國際法方面，比如《海牙陸戰規則》講義裡隻字未提，士兵們都不知道有這些條約的存在。
每晚就寢前的列隊集合，新兵會被教官點名要求背誦《軍人勅諭》，背不出來的就被打。 《軍人勅諭》用古文寫成，字裡行間，盡是對天皇的尊奉。
在新兵們心目中，天皇的地位是神聖的。金子安次記得，從讀小學起，學校就實行“天皇是活著的神，日本是神的國家”這種教育，校園裡有一座“奉安殿”，供奉著天皇照片及《教育勅語》，學生們經過，必須行“最敬禮”——全身成一直角鞠躬。 “粗心大意忘記敬禮，被視為不敬，會給老師打。”從小到大，天皇是神這想法，他深信不疑。
即使有人例外，也無法超脫。
1943年入伍的河村太美雄在回憶錄中寫到他就讀師範學校時的情況：
對於軍國化的學校生活，有些人老老實實並不熱心追求；也有些人持有懷疑：“這樣做對嗎？”也有的人認為應該用其他的方法。這些人都成為打擊的目標。但是在這樣的環境中，誰都被迫承擔著軍國主義，而爭先帶頭：“我要成為皇軍士兵的先鋒。”從內心裡封閉了對困難的真實的追求，而被那些看起來可以輕而易舉獲得的個人利益所迷惑。專橫跋扈的軍部以權力為背景，把國體論及侵略政策作為神聖的東西搶先滲透到師範學校。在“磨煉皇國國民”、“歸一天皇”這樣的錦旗下，教師、學生的人格、才能、人權都被否定了。那時的教育界是今天難以想像的。
教育的軍國化，當然是從小學到大學、研究所全部推行的，自由主義的教授多數被捕入獄。那些什麼也不知道的純情無瑕的、沒有懷疑批判能力的青少年，不可抵擋地轉化成軍國青少年。
新兵們總是聽到教官說，中國人是劣等民族，殺了劣等民族的人，靈魂就會得到拯救。日復一日，新兵們逐漸相信，為天皇去征服一個劣等民族是自己生來的神聖使命。金子安次說，新兵們上戰場前寫遺書，都會寫上“為了天皇陛下”這樣的話。
新兵教育的最後一項內容是作戰教育，包括露營、搶掠、屠宰搶來的家畜等，還有一項，就是殺人。
新兵全都拿著步槍在一處鄉鎮廣場集合。幾個中國人被綁在樹上。金子安次記得，其中一個是十五六歲的少年。
新兵們來到樹前約10米處，排成一列。教官命令他們把步槍裝上刺刀，刺綁在樹上的人的胸。
“不聽命令的話一定被打，罵你：'你這小子還算是天皇的軍人嗎？'可是，用刀刺人呀，多可怕的事呀，大家都不願意做，都在那裡被打得鼻青臉腫。”金子安次說。結果，在長官的威逼下，他們一個個一邊大聲喝叫一邊把刺刀刺進中國人的胸。
金子安次的刺刀刺進一人的身體後，刀尖猛然卡在肋骨之間，他手裡完全使不出勁，槍脫手掉落。教官馬上打了他幾拳，喝令他排隊再來一遍。 “他叫我們看著對方的臉，但我不敢看。對方沒有用布蒙眼，一看他的臉，就見到他狠瞪著的目光。”
金子安次看看四周，只有一個新兵蹲了下來，就是曾在日本當和尚的權田。 “他說自己是出家人，無論如何也不能殺人。”教官扯著權田的衣領，強逼他站起來，喝道：“刺他！”權田哭著說：“我幹不了，我幹不了。”“最後權田還是沒有殺，但自己被打得命也快沒了。”金子安次說，“真的下不了手，用刺刀殺人，普通人怎麼幹得了這些事呢？對手還是毫無反抗之力呢。”
老兵們向新兵演示：為免刺刀被肋骨卡著，刀一刺進胸膛，馬上把刀鋒橫轉。
刺殺俘虜訓練經常進行。 “親自殺人才能訓練勇氣，才能在短時間內有效地大量產生成熟士兵”的理論，在日軍中流傳甚廣。
金子安次說：“最初對殺人這些事很抗拒，但真的上了戰場，漸漸不覺得殺人有什麼大不了，反而覺得打仗不可能不殺人。出去作戰時，每天都殺人，後來慢慢覺得殺人也挺有趣，所以想出很多殺人方法。拷問至死、辱殺婦女……最後連權田也殺人了。”
“長官的命令就是天皇的命令。”被灌輸了這一觀念的金子安次，在結束新兵教育後踏上戰場。
當時，日軍把中國國土分成了三種類型的地區：“治安地區”、“準治安地區”、“非治安區”。 “治安地區”是完全處於日軍控制下的地區；“準治安地區”是一半處於日軍控制下，一半由中國軍隊控制的地區；“非治安區”是日本軍隊沒能控制的地區。
“我們進入'非治安區'後，當時軍隊指揮官公開地指示我們，在'非治安區'你們可以為所欲為，幹你們想幹的一切。”與金子安次同時入伍、同在第五十九師團的鈴木良雄回憶說。
1941年秋天，金子安次所在部隊進入山東萊蕪和新泰之間一座村子，與八路軍作戰。攻入村子後，日軍逐戶搜查。
金子安次和一個老兵闖入一戶人家，他們發現角落有人，是一個30來歲的婦女和一個4歲左右的男孩。
老兵興奮地對金子安次說：“你把孩子帶出去，在外面站崗，等我幹完了以後你再來。”
金子安次回憶道，他從婦女懷里奪下孩子，帶到門外。孩子又哭又鬧。屋里傳來女人的怒吼。
老兵扯著女人的頭髮，把她從屋里拉出來。女人不斷尖叫、反抗。老兵氣急敗壞地說：“我要給你點顏色看看。”
老兵把女人拖到了約20米外的一口水井旁。他讓金子安次過去幫忙，一起把女人扔到井裡去。老兵抓著女人的頭，金子安次抓著她的腿，把她頭朝下投進井裡。女人的尖叫聲之後，是井底傳來的破水之聲。
據金子安次回憶：老兵點了一根煙。孩子哇哇大哭，喊著“媽媽，媽媽”，圍著井台亂轉，撲通一聲，跳進井裡去了。
老兵沉默了一會兒，對金子安次說：“安次，要有武士精神，扔個手榴彈下去。”
金子安次掏出手榴彈，拉掉引信，扔進水井。井下傳來轟然巨響。
“這個時候，心理有很大衝擊。對方只是個孩子，衝擊很大。”金子安次描述當時自己的心理。
心理的衝擊過後，金子安次在老兵恣意的笑聲中漸漸安心。
他知道，同情中國人是會被當做膽小鬼的。他也跟著笑起來，雖然臉上的表情有些扭曲。
戰火中，新兵變成老兵，人變成鬼。
金子安次自述：在中國待了5年，只有第一年和第二年當新兵的時候沒有強姦婦女。 “只要出去打仗就要強姦婦女，士兵之間也互相攀比，你強奸了兩人，我強奸了三人。”金子安次如是回顧當時自己的心理：“說不定今天或明天就要戰死，反正要死掉，不如堂堂正正地做男人所能做的一切，就是滿足自己的性慾。再加上當時我們日本人把中國人稱為'支那人'，甚至罵中國人為'中國佬'，強姦中國婦女也是理所當然的事情。”
金子安次說，當時，他隨部隊輾轉濟南、泰安同八路軍作戰，老兵們一進街區，就到處搜查是否有女人。如果找到了女人，兩三個人合夥，有人去站崗，有人去強姦。
經歷了和金子安次同樣的心理轉變後，鈴木良雄在戰場上漸漸無所顧忌。
鈴木良雄說，他所在的部隊佔領一個村子後就建立一個據點，然後派出小分隊到周圍的村莊“掃蕩”。當了士官的鈴木良雄對手下15個士兵說，願意幹什麼就乾什麼，可以隨意強姦婦女。
鈴木良雄稱，在一次“掃蕩”中，他和手下在一個村子裡找到一處很大的宅院，七八個老太婆，臉上都抹著烏黑的鍋灰，身上很髒，畏縮在房間角落裡，渾身發抖。
鈴木良雄在她們中間發現了一個30歲左右的婦女，就用手槍和軍刀威脅老太婆們，想把她們趕開。
七八個老太婆哆嗦得更加厲害，但身體還是擋在年輕婦女的前面，怎麼也不肯離開。鈴木良雄和他手下的士兵，好半天才用刺刀趕走了這些老太婆。
“等回來想強姦那個年輕婦女的時候，發現她不見了。到處找，就是找不到她。”鈴木良雄說，士兵們都已經瘋狂了，吼叫著四處打砸，最後在一個豬圈裡找到了那個婦女。這可憐的女人渾身上下沾滿糞便，臉上也抹上糞便，只求躲避強姦。
“要是普通的人看到她這麼想保全自己，弄得全身都這麼臟，也許會放過她。可是當時的我卻正相反，硬是把她從豬圈里拉出來，強拖進房間。”
鈴木良雄提到，當時，只要是女性，不管多大年紀，日本兵都不放過。回憶往事，白髮蒼蒼的鈴木良雄語音顫抖：“我敢肯定地說，當時所有的士兵，都有強姦婦女的犯罪行為。”
金子安次承認，按當年日本陸軍軍紀規定，強姦無辜平民婦女者要受懲罰，但實際上，“日本軍隊在中國占領區大肆強姦中國的無辜婦女，卻沒有一個人被關進監獄，受到軍事法庭的懲罰。”
不受懲罰的獸行，讓日本兵深陷其中。就在青天白日下，他們成為一個個兇殘的鬼。
戰時中國，不管是城市還是鄉村，炮聲成為生活節奏的一部分。當然，日子總是要過下去。
河村太美雄在回憶錄中寫到自己當年在河南信陽西北的游河城所見：
從游河城東門到南門的河灘上，靠近城牆一溜儿擺著幾百個攤床。有的用席子圍著，有的沒有，有的搭著棚，有的就摞在地上。雖然有些雜亂無章，卻是一個定型的市場，各種物資買賣交換的場所。
隨著戰事向其他地區轉移，市場規模逐漸擴大，也越來越熱鬧。市場上人來人往，像是在趕廟會。走在人群裡，看著人們討價還價，會使人忘記這是在兩國交兵的前線。
年輕的日本兵們也會思鄉。河村太美雄記得家鄉的模樣，記得家裡的溫暖。 “儘管孩子多生活不富裕，但是每天的晚飯時間大家都特別高興。雖然貧寒，但是母親總是想法兒做些合乎季節的飲食：年糕山豆湯、豆餡兒年糕、咖哩飯、雞素燒、豬肉湯等等應有盡有。她還常常圍著飯桌跑來跑去幫著布菜。此外，每天早上我們都能在擦得油光光的灶房木架上看到六七個裝好了的飯盒，並在開有天窗但沒有鋪地板的房間看到整齊地擺著一排草鞋、木屐等。”
可這景象，已經不再。家裡只剩下母親和懷孕的姐姐們，還有那些沒長大的侄子侄女，日子變得冷清。
金子安次記得，戰時，日本政府鼓勵婦女多生孩子，生10個以上的可以得到政府獎勵——生了男孩，長大成人可以當兵，也可以成為壯勞力，而女孩長大以後又可以生兒育女。政府宣傳說，現在是充滿危機的時刻，日本人不能過多去考慮其他的，而應該和反對日本的國家，英勇地作戰到底。
“但是，等我們到了中國以後，日本的政策一下子都變了。他們命令我們屠殺婦女和兒童，因為，婦女可以生孩子，而兒童長大了以後會起來反抗日本人。上年紀的人由於失去抵抗能力，可以放過他們，但是，要把婦女和兒童統統殺掉。”金子安次說。
同樣是女人，同樣是孩子，在那邊是親人，在這裡卻要被自己親手殺死。家鄉的孩子，成了異國的鬼子。
家鄉在萬里之外，母親和姐姐們的樣子漸漸模糊。鬼子們知道，除了胸佩勳章回去，別無退路。
美國作家多諾萬·韋伯斯特如此解讀日本士兵的心理特點：
日本人全然不懼於他們個人的末日救贖——也極少有人形於顏色地害怕死亡。每一位日本帝國軍隊的戰士都清楚：勳章和榮譽只會被授予為天皇陛下成功地贏得了戰役勝利的人們，沒有誰僅僅因為在戰場上勇敢而受到獎勵。每一個士兵都不過是整支軍隊當中的一小部分，如果他不作出最大的努力，那麼他所在的小隊、大隊、聯隊甚至師團都將蒙受恥辱。他同樣也很清楚，當他離家遠征的時候，他的父母、兄弟姐妹以及其他家庭成員都決不被准許做、說或者在信中寫到任何可能令士兵們對為天皇獻身稍感猶疑的事情。這就是滿腦子進攻念頭的日本帝國軍隊官兵們長期被灌輸的思想。
軍事作家餘戈分析說：“日軍士兵的勇敢強悍，主要源自日本民族在島國生存環境中形成的集體觀念和恥感文化，但是，不能說它是建立在精神信仰層面的理性自覺。許多日本文化學者，都承認日本民族恰恰是最缺乏思想和信念而容易被煽動和蠱惑的。”他認為：“事實上，在蒙昧狀態下的'勇敢'不是真正的勇敢，而是一種病態。正如戰後緬甸方面軍司令官河邊正三在其所著《日本陸軍精神教育史考》中援引一位美軍軍官的評價：'日本兵雖然強悍，卻很可憐。'”
當然，在中國戰場上的日本士兵們意識不到自己的病態和可憐，他們一隻手將刺刀刺入孩子的身體，另一隻手則伸向女人。
金子安次說，他曾和老兵把一個漂亮女人抓回兵營，並與七八個日本兵一起輪奸了她，有人還極其下流地問她感覺如何。此時，女人趴在地上不能動彈，奄奄一息。
金子安次還講到自己參與的另一件殘酷罪行：一個老兵強姦一名婦女，女人拼命反抗，老兵命令他和其他幾個士兵把女人按住，老兵把澆了汽油的棉花塞進女人的陰部，點火，火苗一下子躥得很高，活活把女人燒死。
同樣犯下累累罪行的鈴木良雄，如此剖析當年自己的心態：“我本來是一個很老實本分的人，但是臨近戰敗的那一年，我已經意識到日本已經不行了，日本軍隊已經不可能打贏這場戰爭。於是就產生了這樣一個想法：反正是戰敗，早晚會戰死，作為一個男人，在死之前豁出去，想幹什麼就乾什麼吧。”
因為瘋狂的強姦和輪姦，不少日本士兵都染上了性病。鈴木良雄說，當時日軍內部有個規定，一旦被軍醫發現患有性病的話，下級軍官要連降兩級，士兵則絕對不能晉級。得了性病的士兵不敢找軍醫治病，就到城裡的醫院高價買來針藥，偷偷地自己注射。針藥太貴，單靠軍餉是不夠的。 “當時中國人總是隨身攜帶一些現金，日本兵就在光天化日之下，公開地搶劫行人的錢財，再去買藥治病，一點也沒覺得自己有罪。”
當年，不光是鈴木良雄，幾乎所有的鬼子都一樣，一點也沒覺得自己有罪。
“日本今天的這些暴行和卑劣行徑是與他們戰前的暴行和卑劣行徑相輔相成的，並且都源於同一個種族性格。”林語堂在《為什麼日本必敗》中說：“日本在技術和軍事上已經達到了帝國主義列強的水平，但在道德上它卻仍然是完全不合格的。”日本人“對中國可悲地無知”，“希望這種野蠻行徑所產生的壓力會迫使中國人變得道德敗壞，以至放棄抵抗。當然，結果是恰恰相反”。他認為，“日本人過於堅定，過於缺乏幽默感，以至不能放棄靠轟炸、殘殺、蹂躪中國而使其拋棄反日態度這樣一個喪失理智的使命，並且不到他們把自己弄得實在精疲力竭的時候，不到全民族都切腹自盡的時候，不會停止這些行動，何其可悲！”
1945年，日本戰敗。
金子安次和其他戰俘一起，被送到蘇聯西伯利亞勞改營勞改5年。 “為天皇而戰才成為俘虜，以為天皇一定會來救我。但是，過了3年、過了4年，他還沒來。我可受不了營養不良和強逼勞動，幾乎命都丟了呀。”
1950年7月，作為被遣返中國監禁的969名戰犯之一，金子安次進入撫順戰犯管理所。
在這裡，戰犯們得到了人道主義待遇。據金子安次回憶，中國政府基於“把犯人當人看待，尊重他們的人格”的方針，嚴禁管理所職員對戰犯的一切體罰及侮辱性言行。很多職員的親人都被日軍殺死，面對仇人，卻沒有打罵對方。戰犯們的膳食比職員更高級：職員吃高粱飯，戰犯吃大米飯。
對於中國人的人道主義立場，“那時我心中最感激這一點，我們沒人會否認。從沒想過他們會這麼對待我們。我們真的感到，中國人溫暖的人情一絲絲滲進來。”金子安次說，不過，在這裡，他一次也沒有真正正視、從心底反省自己的過去，沒有坦白說出自己犯下的全部罪行。
1956年7月，作為被釋放回國的328名戰犯之一，金子安次回到暌違16年的日本。同時回國的，還有曾經同在撫順戰犯管理所接受改造的鈴木良雄。
回到自己的國家，戰犯們心底涼了半截——金子安次說，周圍的人都用有色眼鏡看他們這些“紅色國家”回來的人，認為他們被洗腦了。 “大約兩年，一直都有警察監視。大家都是。”他的工作因此丟了。警察監視與社會偏見中，很難重建自己的生活。
金子安次做小生意，成了家，終於安定下來。
小女兒5歲的時候發燒住院，夜深人靜時，金子安次想起當年那個跳進井裡的孩子，這回憶揮之不去。 “我當兵時，在中國到底乾了什麼呀？那時才如夢初醒。”
金子安次開始受到良心譴責。 “在中國的事情，永遠也忘不了的。我對自己的孩子和太太沒法提起在中國所干的這些事情。”他說，“當後來自己的孩子生孩子的時候，又想起那個井邊的孩子。反正每當看到孩子，就想起這件事，非常的痛心。”
過去的種種深埋於他的內心，一切彷彿無人知曉。一直陪伴在身邊的妻子，並未過問。
其實，妻子明白一切。記者到金子安次家採訪時，妻子避到小房間，跪在佛像前誦經。
而鈴木良雄的妻子直到丈夫初次接受采訪，才知道丈夫在戰爭中犯下的罪行。後來，每當丈夫接受采訪，妻子都會因為難堪而躲出家門。
鈴木良雄緩緩說：“長時間以來，這種因良心發現而產生的負罪感一直深深地折磨著我。我乾了壞事，雖然當時不認為自己乾了壞事，但過後，我覺得我真是乾了喪盡天良的事。”
“我和鈴木的心情一樣，如果他們（戰爭受害者）在面前的話，一定要向他們謝罪。”金子安次低下了頭。
2000年12月，東京的侵犯女性權利國際戰犯法庭上，前陸軍曹長（上士）鈴木良雄和前陸軍伍長（下士）金子安次坐上了證人席，就當年日軍在中國戰場的性暴力罪行、強召慰安婦等情況作證。金子安次最後說：“同樣的錯誤不可再犯，要防止重蹈覆轍，只有靠仍然活著的我們說給所有人聽。”
一位曾被迫當慰安婦的老人聽完後說：“現在，我可以原諒日本士兵了，終於可以為自己的人生而活了。”
2001年11月，東京，曾被日軍強迫當慰安婦的劉面換老人的證言大會上，金子安次發言：“我是戰犯，那時早已準備被判死刑。無論怎樣，我們殺了那麼多中國人民、強姦、放火，當然應該判死刑。但中國祇字沒提死刑。我們為了贖罪，一定要把日本當時的侵略戰爭實況公之於世，所以在各位面前剖白自己的罪行。”
金子安次說：“我們的的確確是極惡壞人。受害者見到我們就像見鬼。但是，誰把我們變成鬼？誰也不喜歡變鬼。”
一些當年的鬼子死不悔改，為自己的罪行辯護。
一些當年的鬼子沉默不語，把恥辱帶入墳墓。
一些當年的鬼子後半生用行動贖罪，重新成為一個人。
1937年8月應徵進入日軍第十六師團的東史郎，以出版戰爭日記作為贖罪方式。
東史郎參與了1937年12月開始的南京大屠殺，1945年8月，他在上海向中國軍隊投降後回日本。 1987年，他把在中國期間寫的日記整理為《陣中日記》、《手記》，同年12月，以其日記為藍本的《我們的南京步兵聯隊——一個召集兵體驗的南京大屠殺》在日本出版，其後又在中國出版，也就是。在書中，東史郎揭露了日軍當年的殘暴行徑，向中國人民謝罪。他寫道，“日本軍隊加害於中國人民的事實昭然若揭，理應反省。”“東史郎或許永遠都會被中國人所憎恨，但我相信澄清事實真相，並深刻反省，是日中友好的基礎，這就是我公開日記的原因。”
自1987年12月東史郎從日本趕到南京參加南京大屠殺50週年紀念活動起，東史郎先後七次赴華謝罪。在日本，他受到右翼勢力圍攻，罵他“叛徒”、“賣國賊”、“舊軍人的恥辱”、“罪該萬死”。
鬼子，陰魂不散。
還在世的侵華日軍老兵們，都已老態龍鍾。
70年過去了，當年的那張入伍明信片，有人還保留著。河村太美雄的那張明信片上寫著：“入伍通知：限於昭和十八年（1943年）四月一日上午八時到中部第三部隊報到。”一個個字眼穿越時空，彷彿夾雜著硝煙、血腥和嘆息。
“從這一天起，我和我的一切就交給了這張一分五厘錢的明信片了。”河村太美雄在回憶錄中寫道，“入伍那天，天氣非常晴朗。當來到營門前的時候，一種難以名狀的情緒使我停下了腳步。是因為恐懼？是因為營門前站著威嚴的哨兵？或是從營房里傳出來的吶喊聲，或是因為眼前這座橋是通往死亡的大門？”
不能有情慾
要忘記你的家人
從不流露感情
以最艱苦的方式做每一件事
不要讓你自己輕鬆舒適
懲罰你自己對舒適、食物和水的慾望
默默經受疼痛和艱苦的考驗
這樣你就會成為上天之子
生時不受俘虜之辱
死時不留罪惡污名
據《晉冀魯豫邊區八年抗戰中人民遭受損失調查表》記載，晉冀魯豫邊區被姦淫婦女達36.3萬人，其中12.2萬婦女患上性病。
日軍在南京犯下了史無前例的對中國婦女的大規模強姦罪行，在不到5個星期的時間內，就有2萬多中國婦女遭到日軍強姦。當時日軍第一一四師團一等兵田所耕三供稱：“女人是最大的受害者，不管是老的還是年輕的，全都遭殃。從下關把女人裝上煤車，關到村莊，然後分給士兵。一個女人供15至20個人玩弄。”“沒有不強奸的士兵，大部分女人強姦完了就殺掉。”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一建立，就成立了撫順、太原戰犯管理所，共收容了1109名日本戰犯。 1956年，這些戰犯中的大部分人被釋放，回到日本。 1957年，他們成立了中國歸還者聯絡會（簡稱“中歸聯”），在日本各地通過座談會、展覽會、街頭宣傳、撰寫回憶錄、證言集等，對自己在戰爭中的殺戮、掠奪、強姦、放火、破壞等戰爭罪行現身說法，表達反省之意。日中友好協會曾製作收錄他們證言的錄像片《證言——侵略戰爭（從人到鬼，從鬼到人）》。中歸聯於2002年解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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