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於良——時為北平抗日殺姦團成員
鄭需凡——時為八路軍山東縱隊政治部鋤奸部組長
張晉——時為八路軍太行第五軍分區參謀
本集節目中的口述人有三位，因為時長關係，只能取其斷面管窺，無法展現更大範圍的圖景。我個人認為，關於鋤奸這個話題，最值得再次說說的是葉老提到的抗日殺姦團。這期編導手記，個人的感想、觸動，都不如那些生動的，卻不為人知的抗團故事來得鮮活。如果有可能，特別想把當年天津和北平抗日殺姦團的故事，寫成完整的一期臺本，甚至發展成一個電影劇本。
下面就來說一說抗團吧。
抗團起於天津，資料顯示，抗團成員的年齡跨度，從14、15歲到21、22歲，最小的甚至還沒有上中學。這個團體的主要成員，除了國民黨派來進行組織和控制的軍統特工人員以外，多是平津兩地的熱血學生。殺姦團的最初成員，幾乎都是平津幾所著名的中學，如貝滿女中、育英中學、天津中日中學、南開中學、大同中學等的高中生。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些學生多數升入大學，殺姦團的成員也從中學生擴大到大學生。
抗團成員身份特殊，多是達官顯貴、富商名人之後。比如偽滿總理鄭孝胥的兩個孫子鄭統萬、鄭昆萬，孫女鄭崑崙；袁世凱的侄孫袁漢勳、袁漢俊；同仁堂的大小姐樂倩文；孫連仲將軍的女兒孫惠君等。他們多直接參與刺殺爆破等行動，如馮治安將軍的侄女馮健美，就是刺殺天津偽華北聯合準備銀行經理程錫庚的一號槍手。
因節目時長關係，沒有更多交代葉老的活動。實際上，行動前兩天，李振英組織的會議定下的行動計劃，是設立兩個行動組，一個由李振英、馮運修組成，負責狙殺主要目標《新民報》主編吳菊痴；另一組由葉於良、劉永康（天津廣東中學學生）組成，負責在第一組失敗時狙擊《新民報》副主編陳輞子。而另一些抗團成員孟慶時、紀採鳳（貝滿女中學生），李時勉（北大學生）等負責聯絡和接應。
7月7日，日偽慶祝會召開後，抗團成員皆利用社會關係進入中山公園社稷壇會場。李振英發現現場日偽警戒嚴密，便決定改在會場外下手。而此時，紀採鳳、朱慧珍等女學生開始悄悄向參加慶祝會的中國人遞發傳單。人們看到這些小姑娘衣著時髦、舉止不俗，忽然遞來抗日宣傳品，幾乎都是心照不宣，將宣傳品悄悄揣在身上，並無一人喧嘩或向日偽報告，台上台下儼然兩個世界。刺殺吳菊痴後，馮運修沒有停車，按照原定計劃繞回西四家中去了。李振英迅速發出“得手”信號，通知葉於良和劉永康中止刺陳的行動，迅速轉移。
本來，抗團成員的行踪仍然有可能像之前的行動一樣，憑藉他們複雜的社會關係和靈通的內部消息，消失於無形。但這次刺殺吳菊痴的行動影響力巨大，1940年8月上中旬，日本華北特高課和北平憲兵隊決定，採取搜捕行動之前，不和北平偽警方聯繫，直接調動偽滿警察進入北平，展開了在北平天津兩地同時進行的，針對抗團的“八月大逮捕”。這次行動中，抗團成員40餘人被捕，北平大部分骨幹入獄，天津組織也遭到重創。北平抗團負責人李振英，葉於良行動搭檔劉永康，遞發傳單的孟慶時、紀採鳳（一說紀鳳彩），介紹葉於良加入抗團的鄭統萬、鄭崑崙等紛紛被捕。
關於馮運修犧牲的過程，作家薩甦的文章中是這樣描述的：8月6日深夜，日本憲兵隊包圍了馮運修在西四北四條的住所，警覺的馮運修發覺有變，立即起床取槍走出臥室，攜帶抗團重要文件退到廚房，將其焚毀。日軍破門而入，捕獲了馮運修的父親和弟弟，喊話叫馮投降。馮不予置答，繼續冷靜地燒毀文件。日軍聞到燒紙的味道，試圖強行沖擊，馮運修果斷開槍反擊。因為他射擊準確，彈藥充足，與特務們僵持良久。
槍戰中投身日本憲兵隊的漢奸、北平憲兵隊特務科科長袁規，將馮運修的父親推在前面擋子彈來逼近馮的藏身之地。馮運修槍法極好，一槍打出，子彈擦過其父耳邊，正中探頭窺視的袁規臉部，袁應聲倒下。之後日偽特務紛紛爬上院牆，一面勸降，一面對馮運修藏身之處射擊，馮寧死不降，從窗口奮力還擊，槍戰中一名日本憲兵被馮運修擊中，從院牆上落入院內斃命。最終，日軍將機槍架起來對馮家廚房進行掃射，馮的槍聲才告終止。特務進入房中檢視，發現馮運修身中數彈，已經不屈而死。馮的右手中彈，左手持槍，顯然是右手負傷後依然死戰良久，但所有文件都已銷毀，無法辨認了。據說，馮運修犧牲的時候，年僅19歲。
1940年8月的大搜捕後，抗團遭到嚴重破壞。大家被送到日本華北駐屯軍司令部特課，經偽警察局特務課、北大紅樓日本憲兵隊、獅子胡同的砲局多次過堂，判決後押往位於雍和宮旁的河北省第一監獄外地人犯臨時收容所。因為集體關押，葉老認識了很多抗團戰友，他們中除少數人被家庭營救，大部分人在監獄中一直關押到1945年抗戰勝利。
出生於1922年的葉於良，1939年加入抗團時，只有17歲。 1940年，他已經考上了輔仁大學，但被捕後他被關押在監獄，直至1945年出獄，再無機會讀大學。可以說，他錯過了生命中最為華彩的歲月。而其他被捕抗團成員的命運，與此相仿。
出獄後葉老被安排在警備司令部稽查處工作，因不喜歡軍警工作，一年後辭職到財政部福建區貨物稅局，不久又轉至武漢金融管理局直到解放。解放後歸口金融管理處，由於工作出色被評為勞模及中南區代表。 “肅反運動”開始，老人沒能倖免，抗團的經歷成為勞動改造的理由，至1975年經特赦後回到北京，並在服裝公司退休。
從17歲加入抗團，到18歲刺殺漢奸的一年時間，換來的，是18歲到23歲的5年牢獄經歷；更換來了，29歲被“肅反”，53歲回家的24年勞改生涯。如今已是89歲的葉老，如何計算人生的實際長度，如何定義“青春”這個字眼呢？
我們無法探知葉老那24年是如何度過的。我在想，比起他，19歲身死的馮運修，顯得那麼幸福。
（文中資料參考了作家薩甦的文章，在此表示感謝！）
1940年年初的一天，北平新新大戲院燈火通明，一派熱鬧。戲快要開演了。這一場是名角言菊朋父女同台演戲，票友們期待已久。日本女間諜川島芳子包下的二樓前排還是空的。兩個坐在一樓前排的小伙子，不時偷偷回頭望向二樓包廂。
“那時候我們聽見人聲一片嘈雜，回頭一看，川島芳子來了，戴著傻瓜帽和墨鏡，穿著長袍馬褂，還是男裝，後面跟著十幾個人，簇擁她上樓。進二樓前排後，她坐在前排當中。”兩個小伙子之一的葉於良，70餘年後仍對當時的細節記憶猶新。
葉於良和同伴密切注意著川島芳子的動向，手槍藏在腋下。
“我們準備等散了戲，看她往哪兒去。”葉於良說。
沒想到，戲開演不久，川島芳子卻起身離開了。 “也就半個鐘頭，稀里嘩啦又是一片雜亂的聲音，我回頭一看，不好，他們一群人走了。我們就追下去，看到她坐著汽車，呼呼跑了，就沒干成。”
這一年，葉於良18歲，他的同伴李振英21歲，他們都是北平抗日殺姦團的成員。
這次刺殺川島芳子，他們沒有機會下手。此後，這樣的遺憾乃至失手也經常發生，但他們不氣餒，他們相信，一旦成功，就能名垂青史。
20世紀30年代末，日軍佔領下的北平，對平民百姓來說，除了走過街頭的成隊日本士兵，日子與以前沒有太大不同。當然，心情不一樣——現在，是亡國奴了。
不時傳來的漢奸被刺消息，讓人們得到慰藉。
葉於良回憶：“好幾次暗殺活動都讓漢奸震驚，比如王克敏曾經被刺殺過。魯迅的弟弟——漢奸周作人也在1939年元旦遇刺，那時候北平抗日殺姦團還沒有成立。結果子彈打在衣服銅釦子上，沒有打穿，他沒死，受了一驚。”
有研究者指出：“抗團副團長李如鵬親自上陣，刺殺周作人。出於對周作人曾經的深刻崇敬，李如鵬槍打得不是很準。”
這個“抗團”，也就是葉於良口中的抗日殺姦團（也叫抗日鋤奸團，簡稱“抗團”），是“七七”事變後不久，一些愛國青年在天津自發組成的民間抗日團體，後來發展到北平。抗日殺姦團曾經在北平和天津多次展開以刺殺、爆炸為主要手段的抗日鋤奸行動。這個團體的主要成員，除了國民黨派來進行組織和控制的軍統特工人員以外，多是平津兩地的熱血學生，最初成員來自平津幾所著名中學，如貝滿女中、育英中學、天津中日中學、南開中學、大同中學等。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些學生多數升入大學，殺姦團的成員也從中學生擴大到大學生。抗日殺姦團的活動在1938年-1940年間為高潮。
加入抗日殺姦團的不乏社會名流子弟，如孫連仲將軍的兒子孫湘德、女兒孫惠君，宋哲元將軍的女兒宋景憲，馮治安將軍的侄女馮健美，袁世凱的侄孫袁漢勳、袁漢俊，同仁堂的大小姐樂倩文等。 “後來郭沫若住的什剎海那個大房子，原來是樂家的，那時候樂倩文就住那兒。”葉於良說，“還有魏文昭、魏文彥，開灤煤礦總工程師的兩個女兒。”很多抗團成員來自教會學校，“那會兒能夠上得起教會學校的一般家境都不錯”。
作家薩蘇分析說：“這些公子小姐投入抗團似乎不可思議，其實也並不奇怪，因為這個階層的子弟在當時受到高等教育的最多，也最易於接觸學生運動帶來的反日愛國情緒，同時，也反映出了當時中國社會從上到下同仇敵愾的抗敵精神。他們社會背景十分複雜，消息靈通，牽涉極廣，使日偽對抗團的偵辦往往投鼠忌器或者事倍功半。1940年的大搜捕，就是日軍封鎖消息，秘密調動偽滿軍警到北平實施行動才得以避開抗團的情報系統的，所以給抗團帶來了巨大的損失。”
偽滿洲國國務總理鄭孝胥的孫子鄭統萬和孫女鄭崑崙，也是這個組織的成員。 “鄭孝胥的孫子和孫女都在北平唸書，一個在育英中學，一個在貝滿中學。那時我常到他們家去，因為我們沾點親戚關係，我的姨是鄭孝胥的兒媳婦。”葉於良說。
串門時，在和鄭統萬的閒聊當中，葉於良聽說了一個不為人知的抗日組織。 “談起抗日，他說，有抗日的組織，你敢不敢參加？一說敢不敢抗日，還能說不敢嗎？當然是敢啊。他就說，那我給你介紹去。就把我介紹給李振英，那會兒他是北平抗日殺姦團團長。”
神秘的地下抗日團體，通過可靠成員的介紹，接納新成員的加入。 1939年的一天，在中山公園，葉於良見到了李振英。 “他給我講殺姦團的任務，包括殺漢奸、搜情報、爆破日本人的設施。”
此時，葉於良上高中一年級，李振英上大學一年級。在李振英的帶領下，葉於良參加了一個簡單的宣誓儀式。
葉於良回憶：“一張小紙上寫著誓詞。誓詞我記不大清楚了，好像是'抗日殺姦，復仇雪恥，同心一德，克敵致果'。還有一個'團訓'，好像是'遵守團的紀律，保守秘密，如有違反原則，受嚴厲制裁'，大意是這樣。宣誓完了簽字，簽字完了就燒了，這東西不能存，存下來，將來萬一被破獲了怎麼辦？”
看著一紙誓詞在火中燃盡，葉於良感覺興奮多一些，“覺得這也是光榮的，不能到內地去參加抗日，在這裡能夠抗日，也是了了一個心願吧。沒參加抗日殺姦團的時候，我們哥倆就不想上敵偽的大學。”他說，“當然這是一件難免會犧牲性命的事，必須要有這種準備，如果被抓住了，只有犧牲。也不太害怕，反正覺得不是那麼容易就被人逮著，就算被逮著了，是為國捐軀，是光榮的。”
開始接受刺殺訓練的葉於良感覺到，成為一個冷峻殺手的同時，單純的少年時代已經遠去。
葉於良回憶：“後來李振英看我抗日熱情比較高，問我敢不敢行動，我說，'敢呢。''行動就要殺人的呢。''行，敢。'他把手槍拿來，告訴我怎麼拆，怎麼擦，怎麼使。小時候玩的只是玩具，現在是真傢伙了，所以覺得挺新鮮的，就拆了擦，擦完再安上，學會瞄準、射擊。那時候我們沒有爆破材料，要自己做，我們曾試過拿汽油或者酒、酒精，潑在日本商店裡頭，然後點火，試驗了幾回，點不著。結果就想辦法弄材料，從天津弄來。”
在磨練中等待，直到1940年7月7日。這一天是國家蒙恥三年的日子，也是殺姦儆敵的日子。這次的目標，名叫吳菊痴，是北平《新民報》社長兼總編。
葉於良說：“當時北平有兩份主要報紙，一份是管翼賢主編的《小實報》，另外一份就是《新民報》。”《新民報》1938年1月創刊，是華北偽政權機關報，鼓吹中日親善，為日本侵略者粉飾太平。該報總編吳菊痴是一個甘願為日本人充當輿論吹鼓手的漢奸文人。
葉於良回憶：“7月7號那天，日本人慶祝所謂皇軍聖戰勝利三週年，在中山公園的社稷壇搞慶祝活動，組織了好多人去，包括吳菊痴在內的幾個漢奸在那兒大肆吹捧日本皇軍，痛罵愛國軍民。當時李振英就跟我說，我們帶著槍去，到那兒刺殺吳菊痴。我們到了社稷壇，就在台下四處轉，觀察動靜。”
在人群中，葉於良看到李振英身邊多了兩個陌生的面孔。很久以後他才知道，這兩人的名字分別是劉永康、馮運修。
《尊嚴不是無代價的：從日本史料揭秘中國抗戰》一書中如此描寫馮運修：
馮運修，原天津中日中學學生，1937年加入抗團，1940年考入北京輔仁大學，表面上是一名品學兼優的學生，實際上卻是抗日殺姦團中一個出色的書生殺手。如許多抗日殺姦團成員一樣，馮的家世也頗為顯赫，他是華北偽治安總署督辦齊燮元的外甥，經常有機會出入軍營。偽軍對這位風流倜儻的甥少爺頗為恭敬，不料馮是有心人，藉機以學槍打獵為名，練出了一手好槍法，成為抗團中優秀的神槍手。齊燮元對此也有耳聞，曾經責馮不專心唸書，但他做夢也沒想到這位外甥的真實身份。
當時抗團作為軍統的外圍組織，在行動上有一定的分工，即軍統負責對日軍人員和偽組織頂級人員的打擊，抗團負責對偽組織中高級人員的打擊。
1938年，馮運修參加火燒日中元公司倉庫的行動。同年因為天津大水災，天津抗團的行動重點轉向北平。
1939年，馮運修受命從天津到北平，配合北平抗團成員刺殺北平偽商會會長冷家驥。按照計劃北平抗團成員偽裝有公事叩門欲見冷，冷應門後馮即開槍將其射殺。不料冷應門後卻令其妻開門，結果馮一槍命中，但只射殺了冷的太太。雖然暗殺沒有成功，但給北平偽組織造成相當震動。
據葉於良回憶：“那時候他知道我，我也知道他，就是互相不認識。在社稷壇，我不知道他是哪兒的，叫什麼名字，但知道他是抗日殺姦團的，因為他跟李振英在一塊兒。他看見我跟李振英在一塊兒，也知道我們都是同志。”
台上，吳菊痴正聲嘶力竭地演講，台下的馮運修忽然將手伸向腋下的手槍。
“馮運修跟我說：'咱們上去就把他打死算了。'但他也猶豫，又說：'我們是不是現在就乾掉他？'李振英說：'不行，不行。這裡邊有多少特務，你現在一動手，咱們誰都跑不了，讓人家把咱們消滅了。還得找偏僻地方下手，保險。'我們就等到他們散會。散會了以後，吳菊痴他們就坐著黃包車往南走，我們就跟著去了。”葉於良說。
據葉於良回憶：李振英和馮運修騎上自行車，耐心地跟在吳菊痴的黃包車後，一直跟到石頭胡同同和軒飯莊。在那裡，評劇演員白玉霜，正在等待吳菊痴赴宴。 “吳菊痴到那裡不久，不到一個鐘頭吧，出來了，還是坐黃包車，從李鐵拐斜街穿出去了。李振英跟馮運修兩人也跟下去。”
此時，李振英、馮運修等人從到社稷壇算起，已經苦等了幾個小時，眼看著黃包車一路接近《新民報》總部，再不動手，機會將一去不返。
葉於良回憶：“到新華門外，那時候師範大學在那兒，距離師範大學很近的時候，正趕上有一個出殯的隊伍，吹吹打打的，聲音挺響。”
一個轉瞬即逝的機會終於出現。馮運修看看周圍沒人注意，猛蹬兩步，接近吳菊痴的黃包車。
葉於良回憶：“馮運修對著吳菊痴的太陽穴連開兩槍，當時就死了。當時現場的聲音非常嘈雜，所以沒人聽到槍聲，好像連車夫都沒什麼察覺似的。”
馮運修射擊後沒有停車，和李振英迅速離開現場。吳菊痴的車夫拉出去很遠，才發現吳已經斃命。
“李振英派人通知劉永康和我，說：'你們撤吧，現在他們馬上要戒嚴了，不然就跑不掉了。'我們就撤了。”葉於良說。
同樣的年代，另一些年輕人，走著一條相似的道路。 1938年的一天，山東少年鄭需凡參加了八路軍；第二年，他加入了共產黨；第三年，他已經是山東縱隊政治部鋤奸部的組長。這年，他跟葉於良一樣，只有18歲。
1941年，日軍在魯中地區大“掃蕩”。鄭需凡回憶說，這是最殘酷的一次。 “日本人突然包圍了馬牧池的村子，把我們的傷兵打死了，還放了毒氣。村村有日本人，殺老百姓。他們殺了人，不是埋了，把屍體吊起來，叫大家看，叫囂'誰敢反對皇軍？'”
為了完成鋤奸任務，鄭需凡把自己打扮成一個青幫分子，學黑話、喝酒、賭錢，常常與漢奸和青幫頭子混在一起。當日軍“掃蕩”形勢嚴峻時，縱隊機關離開了根據地中心區，鋤奸部在馬牧池地區留下鄭需凡等5人堅持鬥爭。
扮成黑道人物的鄭需凡代號為“彪”：“鄭彪，彪子，虎字三撇就是彪。其他人的代號是龍、虎、豹等。當時如果殺了壞人，貼上代號，就知道是誰殺的。我們不能待在同一個地方，互相都找不著，就靠這個傳遞信息。”
據鄭需凡回憶：他從當地老百姓口中聽到一個偽村長的劣跡，人們談起他，無不咬牙切齒。 “他們說這個村子死的人太多，偽村長賊壞，給日本人幹這個乾那個。經過好幾天的反複調查，證實了。我就去把他引出來。我們可以晚上混進村里頭去。我找到他，說是有事，就把他引出來了。”
村外，鄭需凡押著偽村長，心裡盤算著該如何處理他。此時，不遠處出現了一隊人馬。 “正好遇到我們的武工隊。湊一塊兒，他們說也想來抓這個人，說這人太壞了。巧就巧在這兒。”
鄭需凡回憶：武工隊決定處決偽村長。 “槍斃他，會暴露目標，一打槍，日本人都上來了。最後決定拿刀砍。他們中的一個人就對我講：'你是鋤奸部的，會殺人，你來殺。'就給我把刀。”
武工隊的人不知道，剛剛成年的鄭需凡，此前從來沒有殺過人。
“殺人我倒是看過，但自己真沒殺過人。”鄭需凡硬著頭皮接受了任務，卻下不了手。 “一面往山上走，一面在心里數落他的罪狀，他幹的壞事，鼓勵自己啊。怕倒不怕，但總覺得他也是個人啊，拿刀殺還真不行。也非常恨他，覺得他該殺，欸，但是怎麼就是不行！”
鄭需凡手裡握著刀，遲遲無法動手。
武工隊的人急了。 “他們告訴我，踢倒他，看他挺脖子，就拿刀砍。我練過武術，刀法還不錯，這時候怎麼那麼不中用！一刀砍到他背上，他哇哇叫，呵呵。所以說，我是乾好事的時候，老干成壞事。只好抬腳踢他，他跪下了……武工隊幾個人看著我說：'我以為你們鋤奸部的會殺人，你怎麼這樣殺法？'”
偽村長到底還是被鄭需凡砍死了，屍體上被貼了一張紙，上面有個“彪”字。鄭需凡體會到手刃漢奸的快感，也體會到一個殺手肩上擔子的沉重。
1942年，與葉於良、鄭需凡同齡的張晉，從河北邢台“抗大”畢業。在一次日軍掃蕩突圍戰中，他的右手臂關節被打斷，左胸和左肺受傷，親眼目睹兩名戰友被日本兵用石頭砸死，自己也被鬼子砸傷了頭部，奄奄一息。死裡逃生的張晉，康復後任工兵連長，活動於河北省武安縣。
張晉記得，當地有個山口叫南大社，過了南大社以後，路上有敵人的一個坐探。 “名字叫宋白妮，二十來歲的姑娘。她和我們一個偵察班長，姓朱，有亂七八糟的關係，和東邊蘇村的偽軍也亂七八糟，是這麼個破貨。我們的人，根據地向敵占區去的、敵占區向根據地去的過往人員，她一發現就報告給敵人。她有她的一套聯絡信號，用手電筒，晚上聯絡。我們要想回到'敵戰區'，這個人必須除掉。”
對於站在敵人陣營的這個年輕女人，張晉說，自己也有過遲疑，但他說服自己要果斷。 “死在她手裡的人不是一個兩個，因為她不是直接殺人，她一報告敵人，就把我們的人逮捕起來了，有的殺了，有的關了，所以這人比公開的敵人更可惡，更可恨，危害更大。”
張晉下了決心。殺奸的過程，比鄭需凡更麻利。 “一到那村，先進到她家把她抓出來，帶到村邊。村南有個乾涸的河溝，在那地方用刺刀刺死的，因為四面都是敵人，我不敢開槍。”
戰火紛飛之時，手刃漢奸，是這些少年特別的成人禮。他們戰勝了自己曾經的片刻遲疑，成長為一個真正的男人，真正的戰士。
抗日殺姦團的殺姦行動一個接一個。
1938年12月27日，祝宗梁、孫湘德、孫若愚刺殺前天津商會會長、現維持會委員王竹林成功。次年1月11日，天津漢奸為王竹林舉行葬禮，當棺材行至日租界時，定時炸彈引爆，一人死亡，三人重傷。
1939年4月9日，天津大光明影院，美國影片《為國干城》上映。當電影裡的槍砲聲達到最高潮的時候，偽聯合儲備銀行行長程錫庚被“抗團”槍手一舉擊斃。
1940年7月18日，北平前門劈柴胡同，李振英和劉永康、孟慶石聯手暗殺偽北京工務局局長舒壯懷。同年，偽華北政務委員會建設總署總務處處長俞大純被劉永康、葉於良槍殺，偽教育總署署長方宗鰲被“抗團”成員亂槍打死。
頭頂懸了一柄正義之劍的漢奸們惶惶不可終日。 “每有漢奸被殺，報上大肆宣揚，漢奸當然害怕。大點的漢奸都配備保鏢了，出門都有警車跟著。那個時候時興三輪摩托車，我們叫'跨子'，三個警察，弄了一個大瓦圈擱車上，槍架在上面。”
吳菊痴的死給北平日偽方面極大的震動，展開“八月大逮捕”。平津兩地的抗團成員40餘人被捕。馮運修在敵人抓捕時英勇抵抗，中彈犧牲。葉於良也被捕了。經受酷刑後，他被押往監獄服刑。此時的他，已經考上輔仁大學。 5年的牢獄經歷，讓他與大學生活失之交臂。
“八月大逮捕”後，抗日殺姦團殘存人員繼續堅持十分困難，組織部分骨干人員從天津撤離，將“抗團”總部轉移至重慶。此後軍統為“抗團”成員提供電台和武器，進行人員訓練，經過一個恢復時期，從1942年起，又陸續返回平津開展活動，直至抗戰勝利。
薩蘇提到：“'八月大逮捕'讓抗團遭到重創時期，日軍不自覺地放鬆了對於軍統組織本身的壓力，軍統的正規特工乘機抬頭，直接投入行動，給了日偽方面更大的打擊。軍統特工在華北的一對煞星王文和麻景賀連續出手，先後製造了槍擊日本天皇特使、爆破南苑飛機場、刺殺日軍高級顧問山本榮治和大漢奸王克敏等一系列驚人的案件。及至1941年初軍統的行動遭到日軍反撲進入低潮以後，共產黨的'別動隊'又開始活躍於北平城內外，其主要成員多有1939年從抗團中退出的共方成員（抗團早期成員中國共間雜，1939年，因抗團的國民黨軍統背景逐漸暴露，國共合作也已經出現裂痕，抗團中的親共人員陸續脫離，卻僥倖躲過了'八月大逮捕'的劫難）。”他說，“包括馮運修在內的很多抗團成員，其實並不是軍統的成員，其頑強不屈直至以身殉國，並非為了榮華富貴，不過因為有一腔愛國的熱血而已”。
抗戰勝利後，一腔愛國熱血的葉於良出獄，被安排在警備司令部稽查處工作。因不喜歡軍警工作，他一年後辭職，後來任職於武漢金融管理局。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初，葉於良曾因工作出色被評為勞模。
鎮反運動開始，葉於良被勞動改造。直到1975年，經特赦後，他回到北京，後來在服裝公司退休。
追憶往昔，89歲的葉於良老人講起當年自己被捕後的一個細節：“那會兒也許是太年輕吧，不知道什麼叫恐懼，就這一條命，犧牲就犧牲了，無所謂。日本憲兵問我：'你兄弟幾個？'我說：'九個。'他開玩笑似的說：'九個，死一個沒關係，還有八個。'我也笑，說：'死就死吧。兄弟九個，死我一個沒關係。'”
鄭蘋如（1918-1940），民國名媛，中日混血兒，父親是追隨孫中山奔走革命的國民黨元老鄭鉞（又名鄭英伯），母親是鄭鉞留學日本時結識的名門閨秀木村花子（隨丈夫回到中國後，改名為鄭華君）。當年上海第一大畫報《良友》曾將鄭蘋如作為封面女郎。上海淪陷後，她秘密加入與軍統同為國民黨特務組織的中統，利用得天獨厚的條件混跡於日偽人員當中獲取情報。後參與暗殺日偽特務頭子丁默邨，因暴露身份而被捕，但她咬定是為情所困而僱凶殺人，此事成為當年上海灘重大花邊新聞之一。 1940年2月，她被秘密處決，時年23歲。
1929年，王亞樵（斧頭幫幫主，民國史上“暗殺大王”和“民國第一殺手”）在上海開展反霸除奸活動，組織“安徽籍勞工總會”，自任會長，頗得人們擁護，從此當上了“安徽幫”的領袖。王亞樵把他的秘密社團改組為“鐵血鋤奸團”，專門暗殺漢奸。這個組織包括政工組、聯絡組、情報組、後勤組及鋤殺組等，團員有鄭抱真、余亞農、余立奎及華克之等30餘人，聲勢較大。王亞樵1936年身故後，該組織繼續活動。
鐵血鋤奸團的主要鋤奸活動有：1931年，日軍大將白川義則被熱水瓶炸彈炸斃，由王亞樵參與策劃，韓國志士執行；1935年11月，汪精衛被鐵血鋤奸團成員孫鳳鳴擊中三槍，留下致命傷；1935年12月，汪偽政府外交次長唐有壬被刺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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