佘子清——時為南京居民
張秀紅——時為南京居民
李秀英——時為南京居民
吳殿飛——時為南京居民
夏淑琴——時為南京居民
熊秀芳——時為南京居民
寫稿子那段時間裡，每天凌晨2點半左右，左鄰便開始吵架，東西摔得叮噹山響。兩個小時後，按照慣例，右舍斷斷續續的女人呻吟聲將會持續20分鐘，然後一切歸於平靜。
然後，太陽升起，然後，我爬上床睡覺。
這樣的日子持續了近一個星期，在這棟充滿生活氣息的大樓裡，我一點都不孤單。我甚至不用猜測就能知道，左鄰的男人似乎有了外遇，每天凌晨2點半左右，在他儘管小心還是會發出很大聲音的開門回家後，女人的喊聲讓我知道這樣的生活持續了很久，她已經受夠了。男人沒有聲音，不知道是無語還是心虛得發不出聲音。右舍是對新婚的小夫妻，又或者是同居的小情侶，每一天都激情四射，旁若無人。
在左鄰右舍的“陪伴”下，那時的我才可以暫時從南京大屠殺的陰影中解脫出來，甚至有了個奇怪的想法：
如果是在1937年的南京，我和左鄰和右舍又會在做什麼？
左鄰的男人會不會深夜回家又深夜離家出走？
左鄰的女人會不會覺得男人有外遇就是值得摔東西的？
右舍的年輕人會不會這麼朝氣蓬勃？
而我，又會成為什麼樣的人呢？
在那樣的夜裡，我很不按照常理地感謝著他們。
是他們一直提醒著我現在不是1937年的南京，是他們讓我一直能夠盡量平靜地整理我因情緒過於激動而無法客觀的敘述，我也想做一件事，推開一扇門，告訴他們1937年冬天的南京。
“人們無須在日本住得很久，就可以看出反華運動的痕跡。甚至在官辦無線電廣播的兒童節目裡，也經常有一些關於'勇敢的日本軍人'和'大逆不道的支那人'一類的說教故事……一個外國朋友警告我，不要公開表示'同情中國'……”
1937年5月，在上一年的西安事變中率先進行報導的英國記者貝特蘭來到東京，對日本人的反華情緒印象深刻。
“七七”事變後，貝特蘭決定立即返回中國。他搭乘從東京開往神戶的火車，車上滿載著正要開赴中國的日本士兵。他在文章中描述說：“鋪天蓋地的太陽旗把燈光都遮蔽了。成群的婦孺，在跟開往中國的軍人們告別……每一個車站——甚至那些我們在半夜裡經過的——同樣都聚集了帶旗幟歡呼的人群……”當貝特蘭到達神戶，準備登船離開日本的時候，他感慨：“我到日本以來，從沒有像此刻那樣感到孤單。我覺得自己有一會兒被一群喘息著的女學生包圍住了，她們帶著歇斯底里的狂熱，揮舞著旗子，高呼'萬歲'！”
此時，南京城外人聲嘈雜——國民政府斥資49萬銀元修築的南京城防工事正在緊張施工，這幾乎是當時中國所有城防工事中造價最高的。
已經是東北淪陷的第七個年頭了，南京城裡的百姓們已經從空氣中嗅出了戰爭的味道。
這一年，剛滿5歲的佘子清已經能夠幫家裡賺錢了——他守著一個香煙攤子。而他媽媽每天早上給幾十戶倒馬桶，補貼家用。
據佘子清回憶：香煙攤子擺在家門口，正對著夫子廟小學。看到小伙伴們紛紛走進學校，他羨慕不已。他去跟老師哀求，也要上學。老師看他可憐，同意他去聽課，不辦正式入學手續。佘子清便成了一名旁聽生。他每天自帶一隻小板凳，坐在教室角落聽課，把作業本放在腿上寫字。
和佘子清一家相比，中華門附近以種田為生的張秀紅一家卻沒有這麼幸運。他們總是為填飽肚子而發愁。 “種的菜把它弄到城裡頭去賣，賣出去才能買點兒米。油一年到頭都沒得吃，沒得錢買。”回顧當年，張秀紅嘆道。
這一年，張秀紅剛滿12歲。她沒有想過上學的事，因為除了幫大人下地干活，她還要做一家人每天的三頓飯。 “我小時候什麼野菜都吃過。擱一點兒米，加上野菜，做一大鍋糊糊，就這樣吃。”
暑假還沒到，佘子清就發現，校園裡的老師和同學越來越少了。學校被迫停課，街上的行人腳步匆匆，通往渡口和火車站的路總是堵得滿滿的。這孩子搞不清楚發生了什麼事，他唯一苦惱的是沒人停下來買他的香煙了。
這孩子不知道，地獄之門已經向這座城市敞開了。
1937年8月15日，日軍成立“上海派遣軍”司令部，松井石根任司令官。他上任後的第一件事，就是下達對南京開始空襲的命令。
佘子清記得，南京被轟炸的時候，大家都躲到家附近的防空洞裡去。那些防空洞很簡易——底下挖個洞，上面堆麻包，麻包上面再填土。
空襲越來越頻繁，被炸毀的房屋和死傷的人數不斷增多。
在防空洞里瑟瑟發抖的人們，將全部的存活希望寄託在守城的國軍將士身上。
1937年12月1日，南京保衛戰打響。時任南京衛戍司令長官的唐生智下令毀掉所有可渡江撤退的船隻，誓率10餘萬將士與日軍決一死戰。
戰局不利。南京外圍陣地不斷被日軍突破。據郭汝瑰、黃玉章主編的《中國抗日戰爭正面戰場作戰記》記述：“12月9日，松井石根發出致中國守軍的最後通牒，進行勸降。唐生智置之不理，下令死守。10日，日軍向雨花台、通濟門、光華門、紫金山第三峰等陣地發起全面進攻。戰況慘烈。”
南京城內人心惶惶。佘子清看到，背著槍、歪戴著帽子的國軍士兵亂哄哄地跑，擔架上的傷兵痛苦不堪。他聽大人們講，南京要完了，日本人要進城了。
12月12日，自拂曉起，日軍集中火力對城垣守軍發動猛攻。雨花台陣地被敵人攻占，中華門遭到砲擊，城裡秩序大亂。唐生智下達撤退令，守軍開始了混亂的撤退。 “撤走的時候，他們都燒房子，茅草屋也好，小瓦房也好，大樓房也好，都點火燒，他們說不留給日本人住。”當時還是一個少年的吳殿飛回憶說。
當晚，唐生智乘小火輪渡江北去。大批來不及撤走的士兵脫下軍服，扔掉了手中的槍。
佘子清站在家門口，有大人邊跑邊對他喊：“孩子，日本人來了，快跑啊。”
“有錢人都跑掉了。”張秀紅回憶說，“我們跑哪兒去？講個家。”
1937年12月13日，轟炸停止，以師團長谷壽夫為首的日軍第六師團自中華門進入南京。
在一段日軍隨軍記者拍攝的紀錄片畫面中，進入南京的日軍士兵滿面笑容，對待老百姓彬彬有禮。這些畫面傳回日本後，立刻家喻戶曉，士兵們成為家鄉父老心目中的英雄。觀眾們不知道，這其實是一場掩人耳目的騙局。就在日軍搭設的拍攝場地之外，另一部藏匿著的攝影機偷拍下來的真實畫面，把日軍描畫的天堂徹底顛覆。
手持另一部攝影機的是美國牧師約翰·馬吉。日軍入城後，馬吉牧師四處奔走，偷偷拍攝了8卷16毫米膠片。當這些畫面最終出現在人們的面前時，舉世震驚——那分明是一個人間地獄！
以下為日本隨軍記者今井正岡的記述：
在下關碼頭，屍體堆成了黑乎乎的山。大約50到100個人在那里幹苦活，把屍體拖下來扔進長江。屍體還淌著血，有些人還活著並虛弱地呻吟著，他們的四肢還在抽動。苦力們一聲不吭地干著活，像是在演啞劇。在黑暗中人們很難看到長江的對岸。在微弱的月光照射下，碼頭上是一大片閃著微光的污物，哇！那全是血！
過了一會兒，這些苦力干完了拖屍體的活，日本士兵就讓他們沿江邊站成一排，砰！砰！砰！我聽到了機關槍的開槍聲。苦力們朝後栽進長江，被洶湧的江水吞沒。啞劇到此結束。
現場的一個日本軍官估計有2萬人被殺害。
另一位在南京的日本隨軍記者佐佐木元政說：“在東京大地震中我曾見過成堆的屍體，但與這里相比，那簡直算不了什麼。”
日軍進城的3天內，12000名平民慘遭屠殺，30000名解除武裝的中國士兵在長江邊被集體殺害。日本“上海派遣軍”司令官朝香宮鳩彥曾簽署了一道囑“閱後銷毀”的機密命令，要所屬部隊“殺掉全部俘虜”。第十六師團師團長中島今朝吾在12月13日的日記中寫道：“由於方針是大體不要俘虜，故決定將其全部解決。”第六師團師團長谷壽夫更向士兵宣布“解除軍紀三天”。
日本兵到了張秀紅家。
這是張秀紅第一次見到日本人，聽不懂的語言，對準自己的槍口，將這個小姑娘完全嚇傻了。
日本兵要把張秀紅拖走。張秀紅的爺爺把她死死抱在懷裡。 “爺爺說，她太小了，太小了。我那個時候還很矮。日本人說不行，用刺刀戳爺爺。”張秀紅被拖了去，“把我衣服一扒，扒得精光的……我這個腿，肛門跟下部整個撕的，一直撕到尾骨了，撕開了。後來我就昏死掉了……我現在坐凳子就不能坐，尾骨這個地方疼。”
寒冬時分，天黑得早，地下室裡沒有電燈，黑咕隆咚的。 19歲的李秀英已有7個月的身孕，每到這個時候她就害怕。 “鬼子穿翻毛皮鞋，走在水泥地上，嘩啦嘩啦的，就曉得他們來了。他們進來就到處看，把老太太推回屋裡，年輕女人就朝外頭拽。”
日本兵要拽李秀英走。她不甘受辱，和鬼子搏鬥。鬼子一刺刀戳到她肚子上。
李秀英被戳了37刀，除了肚子上的1刀，臉上18刀，腿上18刀。奄奄一息的她被父親送進醫院，經緊急救治，命保住了，胎兒卻沒了。
日軍進城的一個月裡，發生了大約20000起強姦事件。
當時，金陵女子文理學院專門收容婦女難民，負責人是來自美國的明妮·魏特琳。 12月17日，她在日記中寫道：“又有許多疲憊不堪、神情驚恐的婦女來了，說她們過了一個恐怖之夜。日本兵不斷地光顧她們的家。從12歲的少女到60歲的老婦都被強姦。丈夫們被迫離開臥室，懷孕的妻子被刺刀剖腹。”
“漂亮的就拖走，不漂亮的就打機關槍，五六十個女娃，嗒嗒嗒，一下打死了。”張秀紅說起她的親眼所見。
日本兵隨意殺人，連小孩都不放過。少年吳殿飛有一個8歲的弟弟。日本兵來了，大家都跑，弟弟跑得慢，被一個日本兵砍了一刀，死掉了。吳殿飛一邊跑，一邊哇哇大哭。
7歲小姑娘夏淑琴全家9口人，7人遇害。她的小妹妹才1歲，本來是被媽媽抱在懷裡的，生生被日本兵搶走，用刺刀刺死。夏淑琴和另一個4歲的妹妹被刺刀紮傷，她們因為昏死過去而倖存下來，姐妹倆成了孤兒。
根據後來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判決書所載，在日軍佔領南京後的6週內，被殺害的平民和戰俘總數大約有20萬人，這個數字沒有包括那些被燒毀的、被投入長江的以及日軍自己處置的屍體。 《侵華日軍大屠殺實錄》一書確認，“在佔領南京城的前6個星期內，日軍野蠻地屠殺了放下武器的俘虜數万人、平民20餘萬人，總數達30萬人以上”。今天的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石牆上，鐫刻著一行大字：遇難者300000。
南京，到處都在殺人、強姦、搶劫、放火。明妮·魏特琳的記述是：
……東一具、西一具地躺著臉已發黑的屍體，到處都是被丟棄的軍服，所有的房子和商店不是被洗劫一空就是被燒毀。安全區內的街上擠滿了人，而在區外，除了日本兵，看不到其他人……每晚大火都把天空照得通亮，白天濃煙滾滾，這表明日本人的搶劫和破壞還在繼續著……這個曾經充滿活力和希望的首都，現在幾乎是一個空殼，可憐與令人心碎。
“不是一天兩天，天天這樣子。”張秀紅說。對所有南京人乃至中國人來說，那是一段不堪回首的慘痛日子。
1938年元旦，由日軍統治的南京“自治”政府成立。隨著交通、水電、郵政等設施紛紛恢復，這座幾乎被焚毀殆盡的城市終於又慢慢運轉了起來。死裡逃生的張秀紅終於能夠一瘸一拐地行走了，她甚至沒有想過要繼續躺著直到把傷養好。春天到了，只有站起來，才能活下去。
張秀紅又下地干活了。她說：“田裡全是死屍，我們把死屍拖走，埋起來，再栽秧。”
此時，南京城的街上貼滿了安民告示，活下來的人逐漸意識到，他們已淪為亡國奴。
佘子清記得，“馬路上都是日本人了，夫子廟還有個憲兵隊，看到中國人，不高興他就打你兩個嘴巴。”
一個日本兵讓張秀紅下河去抓鴨子。 “我不敢下去。他馬上一腳把我踢到河裡去，呯，掉下去了。我再上來，他用槍對著我：'你逮，你逮，你不逮我馬上用機關槍打你。'”
1938年3月28日，梁鴻誌等人在日本的扶持下於南京成立“中華民國維新政府”。 “維新政府”成立後，立即與日本簽訂《華中鐵礦股份有限公司設立要綱》等一系列協定，一家家日本工廠迅速進駐南京。兩年後，汪精衛在南京成立偽“中華民國國民政府”。
此時，佘子清為了維持生計，不得不進入一家日本工廠做工。 “那時候我已經七八歲了。日本工廠做紗手套，我就想進行破壞，做好了手套再拆掉，拆掉再做，主要是進去混飯吃。菜是沒有，但每頓有一大碗飯。”
此時，對於南京城裡的普通百姓來說，抗日救國的夢想已十分遙遠，他們首先要活下去。
他們時時面臨日本人的勒索。吳殿飛記得，日本兵常到老百姓家裡來要東西，一般不要糧食，要雞鴨，要火柴、蠟燭。還有要“金表”的。吳殿飛愣了：“老百姓哪有金表啊？老百姓都是窮鬼，尋常的表都沒有。他（日本兵）說日本話裡錢叫'金表'。”
甚至還有要老百姓家的鹹菜的。 “後來我們也不醃鹹菜了，醃了他們就來拿走了。”張秀紅說。
在傀儡政府統治下，有各種名目的苛捐雜稅，沒收私人財產被合法化。與之相比，這些打劫鹹菜、蠟燭的行為就有些微不足道了。看著家裡總是有日本人突然闖入，張秀紅決定把頭髮剃光，扮一個男孩。
“做男娃，跟男娃在一塊兒，倒霉了，日本兵叫你挑東西，他把搶農民的藕、鴨子、豬非叫你挑。你不挑，他就用刺刀在你後背搗。我這個後背已經給他搗爛掉了。搗得你挑著走不動啊，他就用刺刀抵著你。我沒得辦法，把擔子一摔，說我不挑了，你拿刀把我殺了吧。”張秀紅覺得自己活不成了，與其這樣被一下一下地戳死，還不如直接死掉。 “他哈哈笑起來了，他不用刺刀戳你了，用槍拐子打你。”
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活著的人無法改變現狀，只能聽天由命。
隨著飯店、商舖重新開張，南京的街道上有了些生氣。不過，人們走在街上，依舊提心吊膽，他們除了要防日本人，還要防漢奸。
佘子清曾經碰到過漢奸在大街上把姑娘拽走的情況。 “我們就在背後罵：'強姦婦女同胞，你不是人，你是跟日本鬼子學的。'”
漢奸擁有執行新政策的權力，他們肆無忌憚。他們到百姓家裡敲詐勒索，聲稱不拿錢出來馬上向日本人報告。 “我們嘴裡頭罵，但是不敢跟他打，害怕吃他的虧。”佘子清說。
據佘子清回憶：一天，他在拆手套的時候被日本監工發現，遭到一頓毒打後，被趕出工廠，生活一下子又沒了著落。他借本錢做起了小生意，賣糖果、香煙。
走街串巷叫賣的時候，佘子清時不時會碰上日本人。 “面對面，眼睛不敢翻，害怕被他發現了要挨打，但錯過身了，掉過頭來要對他翻翻眼。”
和佘子清一樣，張秀紅也逐漸學會如何在日本人面前保護自己了。她遇到一個日本人，“他對我說，你不是男娃，你是姑娘，要塞咕塞咕（親熱）。我說我打你的嘴，你看我是不是男娃。他哈哈笑起來了。你越害怕，就越倒霉。”
隨著日本軍隊逐漸撤離市區，日本商人及逃難的百姓紛紛進入南京。此時，煙土販賣已經合法化，掛有“官土”招牌的鴉片煙館開張，一些人在此醉生夢死，有人花掉所有的積蓄後，服毒自殺。
南京城裡倖存的人們似乎看不到什麼希望。張秀紅繼續無奈地做一個男孩，佘子清的小生意僅僅夠他吃上飯。聽天由命的日子雖然難熬，但在人們眼中，南京終究還是南京，生於斯，長於斯，也將老於斯。活下去，就是希望。
1945年8月10日傍晚，南京“中央廣播電台”兩位技術員偷聽到了重慶方面傳來的日本軍方正式向盟軍提交投降書的消息。趁日本主管不在，他們將日偽廣播突然中斷，幾秒鐘後，日本準備投降的消息響徹南京上空。
南京城里頓時亂成一片。日本士兵開始哭泣，酗酒，而大多數百姓卻因為擔心是假消息而躲在家中。直到5天后，日本政府正式宣布無條件投降，南京百姓才相信，勝利，真的已經到來。
多少人百感交集，多少人喜極而泣，多少人欲哭無淚。
接管戰俘的中國軍隊進駐南京。谷壽夫被判處死刑。佘子清回憶：“槍斃他時，他坐的大卡車開得很慢，我們在後面追著罵。”
等待審判的其他日本戰俘被分配到城市各處勞動。有一批戰俘被安排挖秦淮河道，岸邊常有人看，罵他們，有小孩扔石塊砸他們，他們不敢還口，也不敢還手。 “你敢兇啊？你兇就有人打你。大家都覺得這是他們應得的下場。”佘子清說。
不過，善良的中國人，做到了以德報怨。當年還是少女的熊秀芳記得，一些戰俘被罰掃地，時間長了，看著可憐，有些老太太就倒一大碗開水給他們喝，甚至有老太太把戰俘拉到一邊，給他飯吃。日本人被感動了，有的甚至跪下來表示感謝。
已定居在南京的日本商人雖然沒有被關押，卻也不敢回到日本——很多人擔心日本再次遭到美軍的轟炸。吳殿飛看到，有些走投無路的日本人拿自己的手錶甚至鞋子換燒餅、油條吃。
剛勝利沒幾天，佘子清家附近響起了迎親的鞭炮聲——他的鄰居娶了一位日本老婆。佘子清說，在大家印像中，日本女人賢惠、溫順、能生育，所以那時候有很多南京男子娶了日本女人，特別是蹬三輪車、拉黃包車的車夫。
1946年5月5日，國民政府還都在南京。 3年後，解放軍佔領南京。佘子清結束了沿街叫賣的生活，成為一名火車司機，娶妻生子，過上了安穩日子。
日子一天天過去，這一年，張秀紅已經23歲了，按照當年的習慣，早已過了談婚論嫁的年齡。張秀紅的家人著急了，四處託人幫她介紹對象。
張秀紅結婚那天，才看到了她對象的模樣。
婚前，張秀紅一度非常擔心對象介意自己曾被日本人侵犯的經歷。她聽家長講，對象的一家人都被日本人殺掉了，他也是死裡逃生。 “他同情我，我也同情他。我們結婚後，兩個人從來沒吵過嘴，什麼事情老頭都原諒我。”
張秀紅的婚姻生活很幸福。她說，同樣經歷過大屠殺的人更能互相體諒，更懂珍惜對方。 “因為我下體的老傷，我們同房少，所以我就只生了一個孩子。生這一個，生了四五天才生下來。”
在張秀紅生產的四五天裡，丈夫一直陪在她身邊。 “可憐啊，他也在那兒哭啊。我推他，叫他走，我說你不要看我。”
丈夫沒有走開。事實上，他們從來沒有離開過對方，甚至死亡，都沒能把他們分開。
“我家老頭就講，你好好地給我活，我走了，你要更加好好地給我活。老頭死了十六七年了，我就一個人過。我家兒子叫我去，我沒去。”老人靜靜地坐在床邊做著手裡的活計。丈夫在照片中微笑注視，一如從前。
曾有好些日本人到張秀紅家裡，向她賠罪，向她所說的“我們這些人”賠罪。 “他們有罪，他們是錯誤，我說錯誤。”老人強調“錯誤”這個詞。善良的老人，為當年的加害者留了反省、改正的餘地。 “現在主要是什麼啊，日本這些小青年，要跟中國和好，老一輩算了。”
一句“算了”，老一輩就這麼打發了那段苦難歲月。
吳殿飛退休後一直賦閒在家。佘子清當上了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的義務講解員。張秀紅依舊一個人生活。 2000年，夏淑琴將質疑自己南京大屠殺證人身份的日本右翼作家告上了法庭，2004年勝訴。也是在2004年，李秀英去世，享年86歲。頭一年冬天，她在“悼念南京大屠殺30萬同胞遇難66週年儀式暨南京國際和平日集會”上敲響“和平大鐘”，鐘聲悠遠，久久不絕。
1937年11月22日，留駐南京城的一些西方人決定建立一個“南京安全區”，給中國難民提供避難所。他們成立了“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推舉西門子公司駐南京代表約翰·拉貝任主席。南京安全區以美國駐華大使館所在地和金陵大學、金陵女子文理學院等教會機構為中心，佔地約3.86平方公里。
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下屬26個難民營，其中25個在安全區內。在日軍入城後長達數月的屠殺期間，安全區內有25萬人，難民營直接管理的難民最多時有7萬人。
1938年1月底，日軍強迫安全區內的難民還家。 2月18日，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被迫改稱“南京國際救濟委員會”，最後一批難民營被迫於當年5月關閉。
節選
1937年12月14日：開車經過市區，我們才曉得破壞的巨大程度。車子每經一二百米就會軋過屍首，那些都是平民的屍首。我檢查過，子彈是從背後射進去的，很可能是老百姓在逃跑時從後面被打死的。
12月16日：我開車到下關去勘查電廠，中山北路上都是屍首……城門前面，屍首堆得像小山一樣……到處都在殺人，有些就在國防部面前的軍營裡進行。機槍聲響個不停。
12月17日：安全區變成了日本人的妓院，這話幾乎可以說是符合事實的。昨天夜裡，約有1000名姑娘和婦女遭到強姦，僅在金陵女子文理學院一處就有100多名姑娘被強姦。
12月22日：在清理安全區時，我們發現有許多平民被射殺於水塘中，其中一個池塘里就有30具屍體，大多數雙手被綁，有些人的頸上還綁著石塊。
12月24日：我到放屍首的地下室……一個老百姓眼珠都燒出來了……整個頭給燒焦了……日本兵把汽油倒在他頭上。
12月25日：日本人命令每一個難民都必須親自登記，而且要在10天內完成……20萬人！怎麼辦？整批年輕力壯的男人已經被拉了出去，他們的命運不是做奴工就是死亡。還有整批的年輕女子被拉出去，因為要成立一個很大的軍中妓院。
南京大屠殺剛結束，金陵大學美國社會學教授史密斯以社會救濟為主要目的對南京及周邊縣城進行了廣泛的社會調查；戰後，國民政府為了調查戰爭損失進行了專題調查。兩次調查結果顯示：在南京大屠殺中，97%以上的遇難者是平民，男性遇難者比例遠遠高於女性，農村女性遇害比例高於城區女性。遇難者中80%～90%年齡為20～60歲，而在農村，超過20%的遇難者是60歲以上的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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