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文彬——時為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中國檢察組翻譯
羅伯特·唐納漢——時為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美國檢察官
饒平如——時為第一零零軍第六十三師一八八團迫擊砲連二排排長
陳海梧——時為中美混合航空聯隊第五大隊機械師
趙振英——時為新六軍第十四師四十團一營少校營長
楊永彬——時為第七十四軍第五十七師上尉連長
吳淞——時為第九戰區總監部經理處上尉科員
李祥麟——時為砲兵第三團一營二連連長
我很糾結。在我看完日本天皇在1945年宣讀的那份投降聲明的中文譯文之後，我就不知道該怎麼樣去講述抗戰勝利那一天的事了。
日本人真的宣布投降了麼？這是我糾結的第一個問題。
在那份終戰詔書中，日本天皇對投降隻字未提。現在我們所看到的所有的影像資料中，日本平民在鏡頭前的叩首垂淚，都只是在嘆息日本天皇被迫接受了《波茨坦公告》。這種被迫，讓日本人覺得屈辱，而這種屈辱，一直伴隨了日本人很多年。據說在後來的每年8月15日，日本的廣播電台都要播放日本天皇宣讀終戰詔書的聲音，日本國民也都會在那一刻停下手中的工作，面對著天皇所在的方向，低頭垂淚。
他們在紀念從那一刻開始的和平？但願如此。
一直以來，我們都把1945年8月21日在湖南芷江進行的受降儀式作為一個標誌，好像從那一天起日軍正式投降了，但從史料中看，那一天的日軍投降代表並不是岡村寧次，而只是他的副官今井武夫一行人。他們也沒有攜帶任何降書順表之類的東西。有資料說，那一天，日本人說，我要投降了，但是，我需要派一個副官跟你們的總司令坐下來好好談談該怎麼投降。
10天之後，日本人在美軍的軍艦“密蘇里”號上向盟軍投降了。據說在那一天，“密蘇里”號上的所有參加受降儀式的美軍都摘掉了他們的軍階標識，因為他們覺得如果以軍人的規格接待日本投降代表，他們不夠資格。
然後是7天之後的南京。關於那場受降儀式的記憶，趙振英老人的講述比我在片子裡面描述得更加翔實，但趙振英老人表現出的最興奮的地方，卻是他們穿著定做的馬靴、馬褲和嶄新的美式軍服，全部都是當時最好的裝備。
總是聽人說，人只會關注自己想要看到的東西。
於是，我們就只能看到1945年的全民歡慶和日本人的垂淚叩首，但真正的歷史是這樣的麼？
我不是想清算也不是想翻舊賬，只是我不想讓一段片面的歷史留給後人，儘管我無法將歷史的來龍去脈都講清楚。但是至少在多年之後，會有人想要弄清楚1945年的那個夏天的那場胜利。所以我把梅汝璈在日記中的那句話反复吟哦。也許很多人會忘卻，也許很多人會嘲笑，但是我相信會有那麼一些人記住。
歷史，不能被忘記。
1946年5月3日，日本東京，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第一次開庭。由中、美、英、蘇、法等11個國家的法官和檢察組共同組成的這一國際法庭，即將開始世人矚目的東京審判。中國檢察組翻譯高文彬坐在旁聽席上，心情複雜。
高文彬回憶：“那個地方是原來日本陸軍士官學校所在地，東條英機、土肥原賢二，都是這個學校出來的。戰爭時那地方還是日軍參謀本部所在地。原來在那裡發號施令，侵略別的國家，現在作為法庭審判你，有一種清算的意義在裡邊。”
1946年1月19日，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成立，中國委派法學家梅汝璈為中方法官。由11國檢察官組成的委員會於當年4月29日向法庭提出起訴書。被告28人，除松岡洋右等3人已死亡或被免予起訴外，實際受審25人。起訴書控告被告自1928年1月1日至1945年9月2日期間犯有破壞和平罪、戰爭罪和違反人道罪。時為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美國檢察官的羅伯特·唐納漢說：“法庭主要針對二戰之前到二戰期間日本所犯下的罪行，對日本政府高官進行審判。”
剛剛開庭，高文彬就憤怒了——被告席上的大川周明不時大聲叫嚷，干擾法庭的正常秩序。
高文彬說：“這個人是理論家，專門寫文章鼓吹日本的侵略戰爭，他不是部隊裡邊的人，是民間人士。被告席一共兩排，他坐在最高一排，東條英機坐在他下面，他去打東條英機的頭。美國憲兵就上來把他拎走了。”
被帶走的大川周明再沒有回到法庭之上。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審判團最終決定放棄對他的起訴，因為經法庭指定的醫學專家鑑定，大川周明患有精神疾病。不過，高文彬心裡清楚，大川周明的反常行為是裝出來的，精神病是假的。 “他被放出來以後，說他是裝瘋，美國人也曉得他裝瘋。”
儘管大川周明被帶出法庭的時候，很多人都知道他是在表演一場鬧劇，但在需要用證據說話的法庭上，中國檢察官們束手無策。而在被告席上，其餘戰犯也都心懷鬼胎。曾經一手策劃建立偽滿洲國的土肥原賢二把自己在戰爭中的責任全部推諉給部下；發動“九一八”事變的板垣徵四郎則準備了長達48頁的書面證詞，揚言要和檢察官們大戰三百回合。
高文彬說：“他們曉得不辯的話他們會死的，辯一辯可能還有活的希望，所以他們把罪名推給底下，另外就說被指控的罪行是沒根據的，就是兩個字：狡賴。”
據高文彬回憶，每個戰犯都有至少一名美國辯護律師，同時還聘請了2至6名日本律師，整個辯護隊伍高達310人。 “這些被告原來都是日本高級官員，很有錢，他們都聽美國的，都請美國律師幫他們辯護。”
遠東國際軍事法庭開庭時，戰爭已經結束9個月，被告席上的戰犯們沒有一絲悔意。高文彬知道，日本雖然投降了，但並不意味著戰犯們一定會認罪，而圍繞著受降和審判，暗潮洶湧的政治博弈才剛剛開始。
1945年8月15日中午12點，日本裕仁天皇宣讀的《停戰詔書》向全國廣播：“雖陸海將兵勇敢善戰，百官有司勵精圖治，一億眾庶之奉公，各盡所能，而戰局並未好轉，世界大勢亦不利於我。加之，敵方最近使用殘酷之炸彈，頻殺無辜，殘害所及，真未可逆料。如仍繼續交戰，則不僅導致我民族之滅亡，並將破壞人類之文明。如此，則朕將何以保全億兆之赤子，陳謝於皇祖皇宗之神靈。此朕所以飭帝國政府接受聯合公告者也。”
值得注意的是，《停戰詔書》裡，沒有一處提到投降。不過，對於大多數人來說，這一刻，戰爭結束了。
當天，蔣介石以中國戰區最高統帥的身份致電駐南京的日本中國派遣軍總司令岡村寧次，指示其投降應遵守的原則：“應即通令所屬日軍停止一切軍事行動；軍事行動停止後，日軍可暫保有其武裝及裝備，保持其現有態勢，並維持其所在地之秩序及交通，聽候中國陸軍總司令何應欽將軍之命令。”
同一天，朱德以“中國解放區抗日軍總司令”名義也致電岡村寧次：“你應下令你所指揮下的一切部隊，聽候中國解放區八路軍、新四軍及華南抗日縱隊的命令，向我方投降。除被國民黨政府的軍隊所包圍的部分外。”
國共兩黨的受降之爭，其實早就暗中展開了。日本政府表示接受《波茨坦公告》的8月10日，蔣介石致電何應欽，其中提到“應警告轄區以內敵軍，不得向我已指定之軍事長官以外之任何人投降、繳械”。與此同時，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秘書處向何應欽送交一份受降對策：“為預防奸軍（指中共軍隊）擅先進占城鎮起見，應由統帥部先發布命令。在日本投降期間，全國各部隊應絕對聽候最高統帥部調遣，凡擅自行動者一律視為叛軍。”在美國積極支持下，蔣介石於8月10日、11日連續發出電令，要求各戰區“以主力挺進解除敵軍武裝”，“各地偽軍應就現駐地點負責維持地方治安”，但給第十八集團軍總司令朱德的電文卻是另一番內容：“該集團軍所屬部隊，應就原地駐防待命，其在各戰區作戰地區之部隊，應接受各該戰區司令長官管轄，勿擅自行動。”
岡村寧次後來在回憶錄中透露，他依據美國及蔣介石的意圖，下令所部只向蔣軍投降，不向其他抗日軍隊投降、繳械。
美軍進入天津、北平、秦皇島、唐山等地，並以大量飛機、軍艦運送國民黨軍到華北地區受降。
日本投降後，中國戰區的受降範圍為中國大陸（東北歸蘇軍受降）、台灣及越南北緯16度以北地區。應投降的日軍為：華北方面軍（326244人），華中第六方面軍（290367人），京滬地區第六軍、第十三軍（330397人），廣東方面第二十三軍（137386人），台灣方面第十方面軍（169031人），越南北緯16度以北地區第三十八軍（29815人），總計投降兵力1283240人。投降的偽軍，據國民黨軍事委員會統計，共計683569人。
郭汝瑰、黃玉章主編的《中國抗日戰爭正面戰場作戰記》中說，“國民黨利用其合法地位完全壟斷了受降。”
1945年8月16日，蔣介石在重慶對國人發表廣播演講，宣告抗戰勝利。他說：“今天敵軍已被我們盟邦共同打倒了，我們當然要嚴密責成他忠實執行所有的投降條款，但是我們並不要報復，更不可對敵國無辜人民加以侮辱，我們只有對他們為他的納粹軍閥所愚弄所驅迫而表示憐憫，使他們自拔於錯誤與罪惡。要知道如果以暴行答复他們從前錯誤的優越感，則冤冤相報，永無終止，絕不是我們仁義之師的目的。”
這一天，湖南邵陽西郊的軍營裡，慶祝勝利的遊行還沒結束，營門外，第一零零軍第六十三師一八八團迫擊砲連二排排長饒平如被一位姓王的副團長緊緊抓住了雙手。
“他說，我這次去，吉凶未卜，不知道怎麼樣，假如我一去不回，請你幫我記上一筆我怎麼犧牲的。”饒平如回憶說，王副團長要去的地方，是四五里外的邵陽城。駐守在邵陽城內的日軍第一一六師團已經與第一零零軍對峙了整整兩個月了。
饒平如回憶：“軍長李天霞下令讓一八八團派一個信使，去告訴日軍第一一六師團指揮官，讓他們馬上向我們投降。”
王副團長和一個班長奉命前往邵陽城，要求日本人繳械投降。
饒平如說：“他們找了一根竹竿，把一塊白色被單扯開了，做成一面白旗。白旗在軍隊裡有兩個意思：一個是投降，另外一個意思就是軍隊的使者。為了比較像樣一點，他們找來一匹馬，王副團長騎馬，那個班長舉著白旗。”
饒平如記得，從軍營出發，過一座山就是邵陽城。 “他們到城邊了，突然之間，兩旁樹林裡埋伏的十幾個日本兵一擁而出，把王副團長拉下馬來，用布把他倆的眼睛蒙住，帶他倆進了城。”
整整一夜，饒平如沒有合眼，他一直在等邵陽城內傳來的消息。
“第二天，他們回來了。王副團長說，他看到有的日本軍官發脾氣，拿軍刀在桌子上東敲西敲，嘴裡嘰里呱啦的，不曉得講什麼，有一個日本軍官切腹自殺了。有人通過翻譯跟他講：'你到我們司令部來過了，你看見我們的情況了，照理我要把你的眼睛挖掉，現在顧念你是一個使者，算了，你回去。我們不是投降的，不必投降的。'”
饒平如不明白，日本天皇已經宣布投降了，為什麼邵陽城內的日軍還是不願繳械？
“中國派遣軍的投降，不是由於本身戰敗，而是隨著國家的投降，不得已投降的。”岡村寧次回憶錄中的這番話，是當時日軍中的普遍心態。
1945年8月21日上午，岡村寧次的代表、中國派遣軍副總參謀長今井武夫乘坐岡村寧次的專機從武漢飛往湖南芷江，洽談投降事宜。 8年前的“七七”事變，時為日本駐北平領事館武官的今井武夫是親歷者。
芷江是湘西雪峰山區一座古老小城。當年4月，為了爭奪芷江空軍基地，抗戰中的最後一場會戰——湘西會戰打響，經過55個晝夜激戰，日軍戰敗，傷亡2萬餘人。
這一天，是芷江人揚眉吐氣的日子。時為中美混合航空聯隊第五大隊機械師的陳海梧回憶：“住在芷江城外十多里路的人都來看，芷江機場站滿了人。我們站在跑道旁邊。”
上午11時15分，今井武夫一行8人乘坐的飛機出現在芷江機場上空，機尾上綁紮了兩條長達3米的紅布，以示接洽投降。在日本飛機的上方，還有3架中國飛行員駕駛的戰機。
陳海梧說：“我們的飛機在上面押著日本人的飛機。到了芷江，它先在機場低空轉了兩圈，以示敬意，我們的指揮台叫它落地，它才落地。”
今井武夫後來在回憶錄中這樣描寫自己乘坐的飛機：“它飽經戰爭苦難，不僅漆皮脫落斑駁，而且滿佈彈痕，越看越覺寒酸。”
陳海梧記得，今井武夫獲得批准下飛機的時候，一直低著頭。 “他不敢抬頭，上了一輛吉普車，吉普車上插了一面白旗。”
此時，圍觀人群開始騷動起來。參與受降工作的中國陸軍總司令部第一處二、三課上校課長萬金裕後來在文章中回顧：“圍觀的群眾怒不可遏地高呼'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審判日本戰犯'的口號，聲浪高昂，響徹雲霄。今井等聽到如此憤怒的口號，表面佯作鎮靜，實際上駭得面如土色，不敢仰視，端坐車中，讓大家獵取鏡頭。”
今井武夫一行離開機場後，圍觀人群意猶未盡，索性把日本飛機機尾的兩條紅布扯下來，分成許多小塊，每人留一塊作為紀念。
陳海梧說，從機場到洽降會場的路上，有很多憲兵維持現場秩序。 “只隔大概兩三丈就有一個憲兵。”
下午3時，中國陸軍總司令部參謀長肖毅肅中將代表陸軍總司令何應欽上將接見今井武夫及其隨行參謀二人。陪同接見的有陸軍總司令部副參謀長冷欣中將、中國戰區美國作戰司令部參謀長柏德諾將軍。
陳海梧回憶：“在那個禮堂裡，日本人坐下面，我們的長官坐上面，要他們怎麼著就怎麼著，他們老老實實，沒有多少話講。”
今井武夫呈交出日本在華兵力配備圖後，靜聽中方以高聲朗讀近千字的《中字第一號備忘錄》。 “《備忘錄》裡一個接一個的'投降'字眼猛烈衝擊著日本代表的神經，很快，今井武夫頭上冒出了汗珠，身旁的副官也雙唇緊閉，如坐針氈。今井武夫後來這樣描述作為投降使者的心境：'戰敗的我們，猶如被一堵黑暗的牆壁隔斷了前途，絕望的孤寂感和不安的心情是不能消除盡的。'”
在陳海梧印像中，洽降儀式沒有持續多長時間。 “整個過程中，今井武夫沒有說一句道歉的話。”
芷江洽降6天后，冷欣飛往南京，開始準備即將在南京舉行的正式受降儀式。日後他在回憶錄中寫道：“當飛機到達南京上空，俯瞰南京全城，河山雖然依舊，卻是滿目瘡痍，飛機場上三五破舊飛機，停於淒淒蔓草之中，倍覺荒涼。總理陵墓，別矣八年，不知尚完好否……”
1945年9月9日，南京中央軍校大禮堂，繼9月2日日本投降簽字儀式在東京灣美國“密蘇里”號巡洋艦上舉行之後，中國戰區受降簽字儀式在此舉行。
這天一大早，新六軍第十四師四十團一營少校營長趙振英穿上了一身嶄新的軍裝。一營奉命承擔受降簽字儀式會場警戒任務。會場內外士兵的人數與站位，是趙振英在前一天就安排好並經過再三演練的。
“我的新軍裝是在南京臨時做的。打仗的時候，哪會帶著馬靴呢？你要到這個大場合，就不能穿著草鞋或者布鞋去。”趙振英回憶說，“士兵們都戴著鋼盔，背著背包，帶著槍，只是子彈沒上膛。這麼一個儀式，好的裝備都用上了。”
上午8點50分，大禮堂裡的四盞水晶燈亮起來，趙振英馬上緊張起來。他看到日軍的投降代表岡村寧次等7人分別從3輛汽車下來，跟在中方人員後面，“手裡拿著帽子，低著頭走路，垂頭喪氣的樣子。他們不可能再趾高氣揚，不可能了”。
包括中國高級將領、盟軍軍官、中外記者在內的1000餘人參加了受降簽字儀式。
萬金裕的《日本投降和中國陸軍總部受降內幕》一文描寫了儀式的具體進程：
當日8時56分，何應欽率參加受降的軍官4人入場，中外軍官、來賓均肅立致敬。何應欽就座於受降席之中央，其左為海軍上將陳紹寬、空軍上校張廷孟；其右為陸軍上將顧祝同、中將肖毅肅。其正中置一個時鐘與一套中國文具。
8時58分，我軍訓部次長王俊中將引導日軍投降代表等出休息室入會場至規定之位置，以立正姿勢面向受降席居中端坐的何應欽上將，行45度之鞠躬。何氏欠身作答，並命坐下。日軍投降代表等乃依照規定（發有“備忘錄”規定），分別就座於投降席內，岡村寧次居中，面向受降席上的何應欽，舉首可以望見會場上面的中、美、英、蘇四大盟國國旗和巨型的金色“V”字標示（即勝利之意）。日本駐華派遣軍總參謀長、陸軍中將小林淺三郎，總參謀副長、陸軍少將今井武夫，參謀、陸軍中佐小笠原清等，依次就座於岡村寧次之左側；日本駐華艦隊司令官、海軍中將福田良三，台灣軍參謀長、陸軍中將譯山春樹，第三十八軍參謀長、陸軍大佐三澤昌雄等，則依次就座於右側。日軍投降代表共7人，均遵照《中字第十九號備忘錄》之人員規定出席；均著戎裝，未佩軍刀。
9時04分，何應欽命岡村寧次呈出證明文件，岡村乃取出證件，交付其小林總參謀長呈遞與何應欽上將。經何氏檢視後，當即將該證明文件留下，將日軍投降書的中文本兩份交由肖毅肅參謀長遞交給岡村寧次。岡村當即起立，以雙手接受，日軍小林總參謀長在旁為之磨墨。岡村一面匆匆翻閱降書，一面握筆吮毫，在兩份降書上簽字，毫無猶豫之狀，並於右衣袋中取出圓形水晶圖章一枚，蓋於簽名之下端。此時中外記者爭相攝取這一難得而瞬息即逝之鏡頭，一時投降代表席頓成電影機及照相機之焦點。案頭所置降書和筆硯及岡村置於案上的軍帽，均成為記者大感興趣之鏡頭。岡村簽字、蓋章後，一面令其小林總參謀長將降書呈遞何應欽上將，一麵點頭，表示日軍業已完成了投降儀式。小林乃將兩份降書謹慎地持至受降席前，以雙手遞呈何應欽上將。經何氏檢視後，即在日軍的降書上簽名蓋章。旋以其中一份令肖毅肅參謀長交付於岡村。岡村起立接受。何應欽復將中國戰區最高統帥蔣中正之“第一號命令”連同受領證，遞肖毅肅參謀長轉岡村。岡村即在受領證上簽字蓋章，並將受領證命小林總參謀長送呈何應欽上將。至此，何應欽宣布日軍代表退席。仍由王俊中將引導日軍代表離座，並向何應欽上將一鞠躬，然後退出禮堂，整個儀式僅經過20分鐘結束。
親歷受降儀式，趙振英百感交集。對於一個經歷過八年抗戰的老兵來說，20分鐘實在是太短了。儘管在儀式結束的時候，岡村寧次一行人向中國受降代表深深地鞠了一躬，但在趙振英看來，這樣的歉意表達顯然無法撫平八年來中國人所遭受的屈辱、傷害和苦難。
日本人不得不承受戰敗的屈辱。
岡村寧次在這一天的日記中寫道：“這總是從未意料到的痛苦處境。”
南京城外，第七十四軍第五十七師上尉連長楊永彬奉命率部接受南京城周邊駐紮的日軍投降。
“日本人見到我們就敬禮，甚至又跪又拜，打了勝仗，我們真是王啊。”
楊永彬感嘆，“他們那個司令官，我們管他，他害怕我們，送我們劍，送我們照相機，什麼東西都送，巴結我們，怕萬一我們虐待他們。”
原來耀武揚威的日本人，現在變得小心翼翼，楊永彬體會到了一個勝利者的快感。
和楊永彬相比，第九戰區總監部經理處上尉科員吳淞作為勝利者的感受更複雜一些。 1945年9月，他隨部隊到了南昌。此時的南昌街頭，已經看不到日本人的身影，原駐此地的日軍已經被送到了戰俘營裡，等待被遣返回國。
在日軍戰俘營檢查時，吳淞發現牆上貼了一張紙，上面寫著一個“忍”字。 “剛開始我想把它扯掉，後來想，扯掉不好，像是我們怕他們似的，就沒有扯。後來我看到一個日軍的少佐，我要他過來，他來了，我就指著這個'忍'字，笑一笑，說：'你們說三個月滅亡中國，滅亡了沒有？你們就是要忍，想報復，不可能。'”
日軍少佐沒有多說什麼，只是希望中國軍隊保護日本戰俘的生命安全。
吳淞回憶：“日本人的戰俘營，有老百姓跑去打他們。不過，讓我們派部隊保護他們，等於保護敵人，我們不願意。後來想出個辦法，發一支步槍給他們，不給子彈和槍栓，讓一個日本兵帶著槍站在門口，老百姓不懂，不敢再進去。”
同樣是投降日軍，時為砲兵第三團一營二連連長的李祥麟所見到的要頑固得多。
“我們去接收日軍的砲，一個日軍大尉來了，他把炮交給我們以後，給炮敬禮。我說：'你給炮敬什麼禮？'他講：'這火砲大大有功。'我說：'這火砲有什麼功啊？'他講：'這火砲從南京一直打到武漢，出了力。'我說：'胡扯，你們的火砲殺害我們中國多少老百姓，還有功嗎？！'”
李祥麟對日軍大尉說，你們打敗了，投降了。 “他講：'我們沒有打敗，沒有投降。'我說：'怎麼沒有？'他說，'我們是聽天皇的命令的。'我說：'你們天皇就那麼傻，沒有失敗就投降了嗎？你們好好反省一下，你們發動侵略戰爭，屠殺我們多少中國老百姓，這麼大的罪行，你還不承認嗎？！'末了，他講了一句話：'30年以後我們還要見面。'”
30年以後，又過了多年，李祥麟沒有再見到這個日本人。
1945年11月17日，第一艘遣返日俘、日僑的輪船從天津塘沽港啟航。此後的7個月裡，分散在中國各地的310萬日俘、日僑陸續被遣返回國。
1946年2月15日，國防部審判戰犯軍事法庭在南京開庭。 1947年2月6日，南京審判法庭對南京大屠殺首犯、侵華日軍第六師團師團長谷壽夫進行了為期3天的公開庭審，當年3月10日，谷壽夫在南京雨花台被執行槍決。
從1945年8月到1947年5月，中國各地共逮捕日本戰犯2357名，審判戰犯的軍事法庭，相繼在北平、南京、上海、漢口、廣州、太原、徐州、濟南、台北、瀋陽等地開庭，經審判，35名戰犯被執行死刑，其餘戰犯也都得到了相應的懲罰。
而在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中國檢察官們夜以繼日地工作，希望讓戰犯得到應得的懲罰，告慰戰爭中逝去的同胞，為苦難的祖國討還公道和尊嚴。
1946年6月的一天，夜已經很深了，東京國際檢察處三樓檔案室裡的燈光還亮著，高文彬坐在兩摞厚厚的日軍檔案後面，仔細翻檢。查閱浩瀚的日軍資料，已經成了翻譯高文彬自願承擔的每日工作內容。
高文彬如是回憶當時的法庭審判：“星期一到星期五每天開庭，全部被告，不管審理的這個案子跟他是否有關，都得來聽。有的被告站在那裡像木頭一樣，拿鉛筆在紙上畫來畫去。”
讓高文彬印象深刻的一點是，“英美法系跟我國法律所屬的大陸法係是不同的。在英美法系裡，抓到人，先假定他無罪，然後檢察官找證據證明他有罪，所以證據非常重要。”
日本投降前，日軍有計劃地銷毀了諸多證據，這使得檢察官們調查取證的難度大大增加。為了能夠蒐集更多證據，中國檢察組向盟軍總部申請開放日軍內部檔案。 “一些秘密文件，我們是通過特許獲得的。”高文彬說。
在國際檢察處三樓檔案室裡，高文彬有了意外的發現。 “偶然翻到了一張報紙，報導兩個日本軍官在南京比賽殺人，一個殺了106人，另一個殺了105人，因為他的刀砍中國人的頭砍得刀口鈍了，就輸掉了。”
這張報紙是1937年12月13日的《東京日日新聞》，報導中的兩名日本軍官一直被日本軍界譽為“勇士”。 “他們是犯殺人罪的惡魔，之前我們沒有具體證據，到底還是查到了。”高文彬說。
1947年初，高文彬從日軍內部檔案中翻出的這張報紙，被作為南京大屠殺的重要物證提交給國際檢查組。同時，高文彬也將這張報紙的複印品寄回國內。
1947年10月25日，“中國戰爭罪犯處理委員會”將在南京進行“殺人比賽”的戰犯向井敏明、野田毅引渡到中國。 12月18日，兩人被判處死刑。 1948年1月28日，向井敏明、野田毅被押赴南京雨花台執行槍決。
1946年8月15日，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來自美國的傳教士約翰·馬吉作為檢方證人出庭作證。這位曾在南京大屠殺期間救助中國平民的美國牧師，將自己拍攝的總長105分鐘的紀錄片帶到了法庭，作為重要證據當庭放映。
南京大屠殺的真實畫面，震驚世人。
當年9月，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特別設立獨立單元調查南京大屠殺真相。高文彬發現，來法庭旁聽的日本人突然多了起來。許多日本人從頭天晚上就開始排隊領取旁聽票，法庭附近的黑市上甚至有人倒賣旁聽票。
高文彬說，在法庭上了解了南京大屠殺的情況後，“一些日本人恍然大悟，沒想到他們的兵是這樣的，因為以前在報紙上看到他們的兵是最勇敢、最有能力的，結果連強盜都不如。他們完全好像從夢中醒過來一樣，男的女的頭都低著，感到很羞愧，覺得他們被天皇騙了。”
在鐵證面前，戰犯們預感到末日將至。中國法官梅汝璈回憶：“東條死板板地像泥塑的一樣，絲毫沒有當年的威風和豪氣。松岡洋右這小子今天面黃肌瘦，形容憔悴，鬍鬚根本就是蕪雜一團。最可憐的是南京大屠殺的總兇手松井石根。我的天，這簡直是一個馴服得像綿羊似的可憐蟲。英文報上說這位當年殺人如麻的大將很像一個失了業欠薪已久的銀行小書記。這話再恰當沒有！”
據梅汝璈回憶：從1946年5月3日到1948年11月12日，東京審判歷時兩年半，開庭818次，審判記錄48000多頁，判決書長達1218頁，宣讀了整整8天。
判決的25名戰犯中，東條英機、松井石根、土肥原賢二、板垣徵四郎、武藤章、木村兵太郎、廣田弘毅這7個被中方要求判決的戰犯全部被判處絞刑，16名戰犯被判處無期徒刑，1名戰犯20年徒刑，1名戰犯7年徒刑。
儘管中方對判決結果沒有提出異議，但在高文彬看來，這場審判仍然留有諸多遺憾，特別是日本天皇裕仁沒有被送上審判席。 “那時候蘇聯已經成為一大勢力，美國政府要控制日本，就把天皇留下。”
羅伯特·唐納漢說：“如果讓我就天皇是否有罪做決定的話，我會建議判他有罪。不過，關於是否對裕仁天皇進行審判的決定，不是我的事，是政治問題。”
除了裕仁天皇，逃脫了戰爭責任的還有岡村寧次。 1949年1月26日，國民政府軍事法庭在上海宣布其“無罪”，釋放回國。
高文彬說：“國際法庭本來要把岡村寧次送到東京來，因為岡村寧次在華北時對八路軍的情況特別了解，國民黨政府就把他留下來做參謀。”
2002年8月27日，東京地方法院對持續5年之久的侵華日軍細菌戰中國受害者訴訟案作出一審判決，認定731部隊等侵華日軍在中國發動細菌戰殺害中國人民這一事實，但駁回了180名中國原告向被告日本政府提出賠禮道歉和賠償損失的要求。侵華日軍在中國發動細菌戰之事，是當年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未審判的諸多遺留問題中的一個。
高文彬認同梅汝璈說過的一句話：“我不是複仇主義者，我無意於把日本軍國主義欠下我們的血債寫在日本人民的賬上。但是，忘記過去的苦難可能招致未來的災禍。”年事已高的高文彬想寫一部關於東京審判的回憶錄，終因一次中風而作罷，這成為他一生中最大的遺憾。
高文彬說：“很多時候，當我一閉上眼睛，腦中全是我所翻譯的幾十萬字的中國人的血淚證詞。歷史不能被遺忘，是的，絕對不能！”
到1946年2月，絕大多數侵華日軍繳械完畢。據國民黨軍事委員會統計，收繳的日軍主要武器裝備有：步騎槍685897支、手槍60377支、輕重機槍29822挺、各種火砲12446門、戰車383輛、裝甲車151輛、軍用汽車（包括特種車輛）15785輛、軍馬74159匹、飛機1068架（可堪用者291架，待修者626架，不堪用者151架）、軍艦26艘（每艘90噸至1000噸），另有快艇、砲艇、潛艇計29艘。以上不包括偽軍的武器裝備（大多數偽軍轉為國民黨軍，僅少數繳械）。
南京受降儀式結束後不久，汪偽南京政府實業部部長梅思平等成了國民政府逮捕的第一批漢奸，抓捕和審判漢奸的大幕由此拉開。梅思平最終成為南京第一個被槍決的大漢奸。從1945年9月到當年底，全國共有4692名漢奸受到審判，得到應有下場。
8年抗戰 中國軍民傷亡3500多萬人 1億多人民妻離子散 損失財產及戰爭消耗超過6000多億美元 如果你被這些可愛的老人感動，別忘了，這只是冰山一角。
註釋：
8年抗戰 中國軍民傷亡3500多萬人 1億多人民妻離子散 損失財產及戰爭消耗超過6000多億美元 如果你被這些可愛的老人感動，別忘了，這只是冰山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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