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念初——時為新四軍隨軍服務團幹事
顧理昌——時為江蘇海安縣縣黨委書記
孫新民——時為中共微湖大隊政委
記得在“我的抗戰Ⅱ”的發布會上，有幸見到了老兵孫新民本人。老人拄著拐杖，在家人的攙扶下，緩緩地走進屋子裡。瞬間，我腦子裡過的都是老人在《反“清鄉”》這集裡講述的片段。
“那個時候我們在幫，不是真的在幫。”我主動上前與老人攀談，老人又一次回述那段歷史時，我又聽到了這句話。先前採集素材的過程，已聽過數遍，再次從老人口中聽到，彷彿我也不動聲色地打入青幫內部，穿越到了“清鄉”那段歷史中。
“你過路他要打槍，又喊又打槍各方面的。”老人雖然年事已高，但口齒很清晰，再次重溫這段歷史，老人仍記憶猶新。他還記得在接暗號時，門口婦女頭帶小黃花就表示安全；還記得那時候只有自己人才會打的手勢暗語；還記得嘴裡吐著煙氣、最後卻下落不明的尹洪星。
有時候，80後的我並不能深刻地理解，為什麼會有那麼多人反反复复地做抗戰題材。從小學到大學，關於抗戰的故事不絕於耳，甚至有些故事可以倒背如流。直到我加入《我的抗戰》團隊，大量血腥的畫面衝擊著我的視線。炮火中，黑煙滾滾，一堆堆被炸死的難民，一個個失聲咆哮的婦女，一群在廢墟里哭泣的孤兒……那些在戰場上死去的亡魂該由誰來埋單？我好像有點懂了，對，我們要做抗戰，一定要！
“瘦瘦的，那是戴的禮帽，瘦又黃，吸大煙嘛，又黃又瘦，是不是，這樣子這麼……”老人微笑著描述完記憶中尹洪星最後的模樣，“我的抗戰Ⅱ”的發布會便開始入場了。在閃光燈和攝像機的陪同下，老兵孫新民登台，台下掌聲不斷，這掌聲持續了許久……
1942年，剛滿20歲的姑娘徐念初已經是新四軍隨軍服務團的一名幹事了，她每天的工作就是跟隨部隊在各個地方宣傳抗日，動員鄉親們支援抗戰。
“我們這個隨軍服務團呢，絕大多數的人都是上海來的，20多人吧。其中有學生，也有工人、店員、職員，都比較年輕，而且都比較活躍。”徐念初回憶說。
1942年2月，徐念初跟隨部隊輾轉到了江蘇太倉鄉下，正趕上農曆新年。 “大年初一，我們要為群眾演出活報劇。那天早晨一起來，我們就動員老百姓，拿門板出來搭台子。”
徐念初和戰友們用木板、藤條搭建起一個臨時舞台。鄉親們把平時攢起來的瓜子和糖拿出來放在盤子裡，有的女孩扎了紅頭繩，隨軍服務團的人在排練要表演的劇目。雖然沒有鞭炮，沒有對聯，大家還是沉浸在過年的氣氛中。
突然，有槍聲傳來。
“那天來的鬼子比較多，大概來了一個中隊，汽艇也不止一艘。”徐念初說，“哨兵發現了，就打槍了，一打槍大家就知道了。”
村子後面有一座由兩艘小船搭建起來的浮橋。徐念初所在的部隊緊急撤退，準備跨過浮橋，撤到鄰近的村子。隨軍服務團的同志們抬著擔架跟隨。
“但這個橋呢，給敵人封鎖了。後來，我們的一個連就從側麵包抄過去了，佔領了一個比較高的地方，拿機關槍把敵人的火力壓下去了。”
子彈不停在頭頂飛過，士兵們躲在土垛子後面，炮火濺起的塵土蓋了半個身子。
徐念初回憶：“就是那麼一小會兒，我們趕快從那座浮橋上沖過去了。那也是相當危險。那一仗打得非常艱苦，從吃過早飯以後，一直打到黃昏。”
總算衝出敵人的砲火，徐念初和戰友們逃到了一個較為隱蔽的村子。然而，短暫的火力交鋒，傷員已過半。 “我們就趕快動員群眾搞擔架，接傷員。”徐念初說。
新四軍戰士撤離的那個村子，好不容易搭建起來的舞台垮塌了，有的鄉親被鬼子抓起來鞭打。地上一片狼藉。新年第一天的突然“掃蕩”，讓村子陷入死寂。
在村民們印像中，這樣的“掃蕩”並不是第一次出現，從1941年便開始了，日偽軍稱之為“清鄉”。
村民們很憤怒：“我們的家鄉，鬼子憑什麼來'清剿'？！”
1941年1月25日拂曉，3000日軍包圍了長城以南的山村潘家峪。關於八路軍在潘家峪建立根據地的傳言，使這裡成為日軍的眼中釘。
天色微明，日軍在村口打死幾個去趕集的人，又闖入村里，挨家抓人，把村民們集中在村西的大坑里進行集體屠殺。整整一天的屠殺過後，這個有1700人的村莊，1230人遇害，23戶人家被殺絕，1350間房屋被燒毀。
6天后，新華社戰地記者雷燁來到潘家峪，在文章中寫道：“聽不見昔日的牧羊少年的歌聲和老人的咳嗽，沒有炊煙也沒有燈光。黃昏裡，在潘家峪，我們向誰告辭呢？”
從這一年起，日軍開始更大規模、更長時間地清剿山區根據地，不加區別、普遍的暴力代替了百團大戰前有選擇的鎮壓，這就是聲名狼藉的“三光”掃蕩：殺光、燒光、搶光。
江南地區的鄉村，也迎來了一場殘酷的風暴。
對徐念初來說，1941年7月1日是一個記憶深刻的日子。 “那天早晨眼睛一睜開，外面面目全非了。有些鎮過去沒有日本兵的，突然間都有了。鬼子、偽軍加上便衣都下鄉來。有時候人多一點，有時候三三兩兩、搖搖擺擺的，到處搜查。”
時為江蘇海安縣縣黨委書記的顧理昌記得，“鬼子今天到這兒'掃蕩'，明天到那兒'掃蕩'。鬼子來兩三個小時，就強姦婦女，把雞呀羊呀鴨呀都吃光了。有的人被敵人逮住，殺了，腦袋掛在大街上啊。小學的瓦房被漢奸部隊'二黃'偽軍拆走修碉堡去了。”
1941年6月，汪精衛訪日歸來，同時還帶回了一個名為“清鄉”的計劃。南京汪偽政府隨即成立汪精衛擔任委員長一職的“清鄉委員會”，負責指導“清鄉運動”。
“清鄉運動”在軍事方面由日軍負責，偽軍配合，在政治方面則由汪偽政權負責，以“軍政並進，剿撫兼施”、“三分軍事，七分政治”為方針。 “清鄉運動”首先從蘇南地區開始，逐步擴展到太湖東南、上海郊區、蘇北及浙江、安徽、廣東、湖北部分地區。 “清鄉”地區各級軍民政務，一律歸“清鄉”機關管轄。
1941年7月1日，“清鄉運動”拉開序幕。
據徐念初回憶：“當時我們聽說日偽要用竹籬笆封鎖交通要道。我們感覺好笑，你這個竹籬笆能擋得住什麼呀？”
徐念初眼裡的竹籬笆，不過是一根根細竹子搭起來的，隨時可以拆掉，用它封鎖交通聽起來太過兒戲。她的很多戰友也有同樣的想法。 “所以我們也沒有多在意，工作照樣做。我們的部隊正在不斷壯大，我們應該相信自己的力量，在提高警惕的同時，不能引起大家的恐慌。”
徐念初並不知道，這正是日偽軍“清鄉運動”的第一步：軍事“清鄉”。日偽軍從江南部分地區運來500多萬根竹子，打造了一條長達三四百里的籬笆牆，沿途構築了哨位和碉堡。為了保護籬笆牆，日軍除了派兵把守外，沿線還設置了100多個檢問所，配備了450多名檢問人員。這道竹籬笆封鎖線使游擊隊的活動受到限制，彼此聯繫不時中斷。
鄉親們也被這竹籬笆封鎖線困住了。當時的一首民謠是：“竹籬笆，硬分家，南邊田，北邊家，糧田荒蕪沒法種，種好的糧食吃不到它。”
日偽軍加大了“掃蕩”力度，讓老百姓苦不堪言。顧理昌說：“那個時候亂呢，鬼子來了，國民黨走了，還來不來不知道；老百姓很窮。”
惡劣的環境中，負責民運工作的顧理昌肩負著一項重要任務：對據點裡的偽軍“喊話”。
在顧理昌眼裡，“喊話”絕對是門技術活。 “必須是伸手不見五指的那幾天晚上去喊話。有月亮你讓他看見，那不找死嘛。你要有隔河，敵人不容易衝過來。路線要先找好，有時候不能走大路。你要先準備好講什麼內容，輕易不能打槍，槍一響他不就驚動了嘛，穿起衣服，上碉堡，對著你了。”
等一切準備工作做好之後，顧理昌的喊話才開始進入正題：“今天我們找你們談心來了，你們也別害怕，也別打我們，我們都中國人。你們幫著日本人做事，鬼子在我們家鄉殺人放火，這麼壞，你們不能跟他們跑啊。”
通過喊話，顧理昌有機會接觸一些偽軍人員，並逐步拉近關係。但喊話並沒有太大成效，有時反而引來日偽軍的機槍掃射。到1943年，汪精衛已在敵占區各地建立起偽軍保安隊、警衛隊、治安軍和各級偽政權，大力強化保甲制度，清查戶口、立門牌、發放“良民證”、推行“愛護村民連坐法”，在“清鄉”地區實施嚴格的物資統治和物資封運政策，抽田畝捐、代收地租、遍設關卡、對抗日根據地進行經濟大封鎖。
一時間，竹籬笆似乎圍住了所有的出路。
時任中共微湖大隊政委的孫新民也對微山夏鎮周圍的幾個敵軍據點喊過話。 “你過路他要打槍。上頭指示，讓我們喊話。”孫新民說，“後來常喊話驚動了他們，他們也不聽。”
據孫新民回憶：當時許多據點掌控著重要的關卡，敵後的情報、藥品、軍事物資等不能順利送到抗日根據地。喊話不奏效，必須另想辦法，打通封鎖嚴密的據點。 “後來領導說，索性做些分化瓦解工作。”
很快，孫新民便鎖定了策反的頭號目標——微山夏鎮敵軍據點偽警備團團長尹洪星。 “他是從外邊調來的，不是地頭蛇。他的力量又特別大，據點都是他的。”
想要策反尹洪星並非易事，不過，經驗老到的孫新民有辦法。尹洪星曾經參加過青幫組織，而當地青幫的大當家張秀顏，就住在抗日根據地的範圍內。 “張秀顏是尹洪星的師父，在青幫內輩分還蠻高，尹洪星很聽他的。所以先做張秀顏的工作。”
孫新民帶著一名小戰士，到了張秀顏家。
“小戰士叫開門以後，把張秀顏嚇得不輕。一聽說是孫政委，他害怕。他說，孫政委，我沒有做壞事啊。”
孫新民解釋了來意。張秀顏略微放鬆了些。
“這樣子吧，我也拜你為師父，算你的徒弟了吧。這樣，你跟尹洪星捎個信兒，叫他不要這樣子對我們，要留點後路，是吧？”張新民對張秀顏說，“咱們一定會勝利，你們現在做些工作，也算做了貢獻。”
孫新民成了青幫的人，張秀顏也不便推辭。幾天后，在張秀顏的牽線下，尹洪星同意商談。雙方約好，在離據點不遠處的一個診所碰頭。
孫新民回憶：“我們講好了，都只帶一個人，都不帶槍。”
孫新民的回憶，還原了兩人碰頭時的情景：
約定的時間，孫新民趕到了診所。他進屋後，見到桌上擺著大煙燈，一個男人坐在桌前，瘦瘦的骨架撐起一套長褂，頂著一頂禮帽，正是尹洪星。
看到有人進屋，尹洪星並沒有理會，繼續抽大煙。孫新民摘下帽子，坐到桌前，先開了口。
孫新民跟尹洪星套近乎，叫他“兄弟”，希望“以後咱們什麼都可以談”。
尹洪星慢慢抬起頭，嘴裡噴煙，摘下帽子，視線轉移到孫新民身上，打量了一番，才慢吞吞地開口：“貴軍呢，你們那邊還把何二毛子吃掉一個團。”
孫新民說：“對啊，何二毛子他自不量力，一直給我們搗亂，所以我們部隊就把他消滅了。”
就在幾天前，孫新民所在部隊剛剛打了一場胜仗，攻破郯城，尹洪星顯然知道了這個消息。聽孫新民這麼說，尹洪星露出一絲異樣的神色，被機敏的孫新民捕捉到了。
孫新民說：“咱們呢，現在的形勢非常好，各個根據地呀，打了好多勝仗。日本人的時間長不了，是吧？留點後路吧。咱們弟兄倆，你有什麼事情，我可以幫助你。”
孫新民看火候差不多了，讓人送上幾道小菜，兩個人喝著酒，聊了起來。
尹洪星說：“你看我有吸大煙這麼個嗜好，貴軍那裡又不吸大煙。我這人，你們能要嗎？”
“清鄉運動”進行時，汪偽政權在“清鄉”地區建立機構，控制學校，出版報刊，大肆散播淫穢小說、電影和音樂，開放賭場、妓院和煙館，偽軍中像尹洪星這樣的癮君子為數不少。
孫新民說：“你慢慢戒唄。”
尹洪星說：“我一天不吸像死了一樣。”
孫新民說：“等你立了大功了，你帶了這些人來，咱們弟兄也不騙你，會優待你。”
在孫新民的勸說下，尹洪星答應慎重考慮。
幾天后，孫新民得到消息：尹洪星占據的幾個重要據點向游擊隊敞開了大門。
孫新民回憶：“開了大門以後，他又教育其他的漢奸隊伍，一般也不出來'掃蕩'，過去可是三天兩頭地出來轉。我們便於活動了，有時白天也可以出來了。總而言之很有效。”
此後幾次，孫新民執行任務前，只需提前知會尹洪星，便可順利通過據點。在尹洪星的幫助下，交通就暢通了，戰士們的安全更有保障。
日偽軍的“清鄉”招數層出不窮。 “清鄉”地區進行政治“清鄉”，廣泛宣傳“中日親善”、“和平建國”，並實行編組保甲、連坐聯保，組建警察保安武裝，積極鼓勵自首和策動告密。
徐念初回憶：“十戶一甲，十甲一保。一個保裡出了事，整個保的人家都受連累。來個陌生人，老百姓就不敢留，怕被人揭發。”
告密，在中國早已成為一種傳統。沙葉新的《醜陋心態：中國的“告密”文化》一文寫道：
“親親相隱”原則使親屬之間的相互告發大為收斂，但其他人，如鄉里、朋友、同事、上下級之間的告發綿綿不絕，在統治者有意或無意的慫恿放縱下，時而暗流湧動，時而濁浪拍天。自秦以後，在中國歷史上發生過數次全國性的大規模告密運動，傾家蕩產、人亡族滅者數以千萬計。
顧理昌回憶了一次當年他被人告密、死裡逃生的經歷：“1943年，我和一個原來是我們幹部的老大哥在一塊兒，他買了酒，買了豆腐皮，我們兩個人一塊兒吃晚飯。”
老大哥的熱情款待，讓顧理昌心裡暖意湧動。兩人邊喝酒邊敘舊。老大哥不停地勸酒，但顧理昌不勝酒力，只喝了少許便有些昏昏沉沉。過了一會兒，老大哥起身要離開。 “他說回家去干個什麼事，叫我等他。不到12點，我等著他，趴在桌子上打瞌睡。”
迷迷糊糊中，顧理昌聽到一陣腳步聲，他立刻驚醒。直覺告訴他，來者不善。他急忙吹熄油燈，躲進床下的角落裡。一群人破門而入。
“這些人明顯是來找我的，在屋裡找遍了，有人一隻手掀了床上的葦席，一隻手用刺刀往底下捅，刺刀離我的臉只有幾寸遠，沒捅到我。他若是提起床板，我就會丟命。”
這夥人罵罵咧咧地離開了。夜已深，差點喪命的顧理昌顧不得和老大哥道別，連夜撤走了。一路上，顧理昌都在思索：已經很謹慎了，怎麼還會暴露行踪？老大哥去了哪裡？
直到1945年，一個偶然的機會，顧理昌從保長的口中得知一個讓他有點無法接受的消息：當年老大哥喝酒喝到一半時藉故離開，原來是別有用意。 “他叫他父親去報告敵人，來抓我。他帶酒來，顯然是有目的的。當時我不懷疑他啊，我們原來在一個鄉里工作，都是脫產的，像親弟兄一樣。我想不到他作為內奸來殺害我呀，他不應該有這麼個心啊。”
沒人知道老大哥最後去了哪裡。
1943年，日偽軍一套套“清鄉”招數不斷，抗日根據地的游擊隊經常要四處轉移。
嚴酷的環境中，徐念初戀愛了。 “在隨軍服務團遇見了章立，這個人呢，比較聰明，能畫畫，也能刻章，唱歌、演劇，他都行。”
烽火中的愛情，同樣美好。兩個年輕人時常書信往來。
由於衛生條件跟不上，到了蚊蟲多的季節，許多戰士得了瘧疾。徐念初的男友章立也病倒了。 “發瘧疾就是打擺子啊。打擺子有兩種，一種是幾天發一次，還有一種就是連續發作的。他是連續發作的，這種就比較厲害。”徐念初說。
由於經常要在夜裡行軍，章立的病情反复，身體吃不消，不得不留在後方醫院養病。
戀人間只好暫時忍受離別之苦，以書信傳情。
據徐念初回憶：後方醫院有一個策反過來的日本人，叫高橋，他也病了。由於語言不通，高橋很少與人交流。恰好章立懂一點日語，兩個人的接觸多了起來。章立常在給徐念初的信裡提到這個日本人。
日子一天天過去，章立的病情還沒好轉，日偽軍的“掃蕩”又來了。 “那天晚上他們偷襲後方醫院。那時候，那個後方醫院裡都是些病人，不可能天天轉移。”徐念初說。突然“掃蕩”讓大家措手不及，來不及逃跑。日偽軍在後方醫院裡到處搜查，章立只得和其他戰士混在百姓中間。這時候，日偽軍發現了高橋，就命令他來指認士兵。
“這個高橋還是不錯的，他保護了好多人，說這個是老百姓，那個是老百姓，結果就8個人沒有辦法，因為穿了軍裝，是到後方醫院去養傷的。章立也在其中。就他一人是乾部，其他7個都是戰士。敵人把這8個人一起抓了。”
徐念初後來聽說，天濛濛亮，8個人喊著“共產黨萬歲”的口號，在槍聲中倒下了。
幾天后，心情剛剛平復一些的徐念初收到了一封信，信是章立遇害前寄出的。 “就說他的病基本上已經好了，不過大夫一定要他再休養10天，因為他的身體太虛弱，需要再調理一下。”
徐念初痛徹心扉。 “從感情上來說呢，實在過不去，感覺到這人怎麼一下子就沒了。後來還怪自己，因為剛開始，他是堅決不願意到後方醫院去，後來是領導下了死命令，他沒辦法才去的。領導下這個死命令的時候呢，我也在旁邊，因為當時他身體實在受不了了，我也贊成領導的意見，就催他去。所以我後來想，假設我不催他去的話，也許就不會這樣……”
那段時間，徐念初經常夢到章立。在遠處，章立唱著歌，揮手和她告別……她也常想起那個從未謀面，卻救了不少戰友的日本人高橋。
1944年7月1日夜，“清鄉運動”開展三週年的日子，在蘇中四分區主力部隊掩護下，沿途數万群眾在三四百里長的封鎖線上聯合行動，鄉親們火燒竹籬笆。消息傳到南京，汪偽政權不得不宣布延期“清鄉”。
這一年，汪精衛健康惡化，11月在日本名古屋病逝。第二年，抗戰勝利，汪偽政權土崩瓦解。
孫新民和尹洪星接上頭後，交涉一直很順暢。交通線打開後，孫新民隨大部隊輾轉各地，其間失去了與尹洪星的聯繫。 “鬼子投降以後，他那個部隊調到別處去了，他的下落不明，估計最終也是打掉了。”
70年過去，白髮蒼蒼的孫新民還記得當年初見尹洪星時他的模樣：又黃又瘦，長褂禮帽，坐在桌前，神情複雜。
逢年過節，鍋裡煮著餃子，窗外鞭炮聲不斷，徐念初總會想起那段四處游擊的日子，那出沒來得及上演的劇目，那個扎紅頭繩的女孩，那位才華橫溢的章立，還有那道幾百里長的籬笆牆。
她還記得那首民謠：“竹籬笆，硬分家，南邊田，北邊家，糧田荒蕪沒法種，種好的糧食吃不到它。”
汪偽政權在“清鄉”地區通過控制學校、出版報刊、組織“青少年團”，開展反共教育。日寇一方面造謠說“新四軍是俄國軍隊，遭到英、美、日和國民黨的聯合反對，一定不成功”，“新四軍焦土政策，造成人民生活不安”，“國共摩擦，抗戰一定失敗”等，另一方面又大肆施展蒙蔽欺騙的伎倆，宣傳所謂“大東亞新秩序”、“中日親善合作救國”、“復古讀經”等，並且縱容黃、賭、毒，從精神和心靈上毒害中國人民。
抗日戰爭期間日本侵略者為鞏固和加強在華北的統治，強迫推行的一種屠殺與懷柔（奴化）相結合的政策和措施。 1938年7月，日軍華北方面軍根據日本大本營關於確保華北佔領地區安定的命令，制定了《軍佔據地區治安肅正綱要》，接著於1939年1月至1940年3月，進行了3期肅正作戰。 1941年，華北方面軍又把治安肅正擴大為“治安強化運動”，並於2月制定了《治安強化運動實施計劃》。當年3月30日，在日軍操縱下，偽華北政務委員會開始推行第一次治安強化運動。到1942年底，共進行了5次治安強化運動。
日軍把華北劃分為“治安區”（即敵占區）、“準治安區”（即敵我爭奪的游擊區）、“非治安區”（即解放區），分別採取不同的政策和措施。對“治安區”以“清鄉”為主，加強保甲制度，嚴密施行身份證辦法和戶口調查，實行連坐法，擴大自衛團、警備隊，加強特務活動，以禁絕抗日活動。同時，進行各種欺騙宣傳，宣揚“王道樂土”，以強化奴化統治。對“準治安區”以蠶食為主，恐怖政策與懷柔政策兼施，製造無人區，廣修封鎖溝、封鎖牆和碉堡，以推廣其占領面，封鎖抗日根據地。對“非治安區”則以“掃蕩”為主，實行“三光”政策。日軍所到之處，人、畜、財、物、田產一掃而光，無一倖免，致使許多村鎮成為廢墟。日軍企圖以極其殘酷的破壞，動搖中國軍民的抗戰意志。 1942年5月初開始，日本華北方面軍在岡村寧次指揮下聚集5萬多日偽軍，對冀中抗日根據地進行拉網大“掃蕩”，被抓走、殺害的有5萬多人。有人形容說：“今天脫了鞋和襪，不知明天穿不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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