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瑪——時為美國志願援華航空隊護士
拜斯登——時為美國志願援華航空隊軍械師
查爾斯·邦德——時為美國志願援華航空隊飛行員
羅伯特·科頓——時為美國志願援華航空隊飛行員
洛文斯基——時為美國志願援華航空隊機械師
赫爾曼·斯坦利——時為駝峰航線飛行員嚮導
黃澄——時為國民政府外交部駐昆明辦事處職員
龍啟明——時為美國陸軍第十四航空隊中美空軍混合聯隊第二十二轟炸機中隊飛行員
程敦榮——時為美國陸軍第十四航空隊中美空軍混合聯隊戰鬥機飛行員
金逸群——時為美國陸軍第十四航空隊中美空軍混合聯隊一中隊飛行員
畢超峰——時為美國陸軍第十四航空隊中美空軍混合聯隊指揮部參謀長
王延洲——時為美國陸軍第十四航空隊中美空軍混合聯隊三大隊戰鬥機飛行員
這是抗日時期為中國空軍海選軍歌時一首落選的歌曲，後經“金嗓子”周璇的演繹，才廣為流傳。歌詞如此兒女情長，確實不像軍歌，但若真的選上，想必會成就一番佳話。在戰爭中加入一些浪漫元素，是人們對戰爭僅存的一絲幻想。
飛虎隊也許是二戰期間最具浪漫色彩的一支隊伍，一群20來歲的半大小子，穿著西服打著領帶，在一個被軍隊變相開除的老頭子的帶領下，來到戰火紛飛的陌生國度，肩負著鋤強扶弱維護正義的使命，駕駛著老舊戰機，以少勝多，打敗了當時稱霸太平洋的日本空軍，贏得了異國人民的尊重，也有人也迎來了愛情。如此好萊塢式的故事，難怪很多人想把它搬上熒屏。
為了增強這種浪漫氣氛，坊間更多了些故事與傳聞。比如說美國軍方不承認這批志願者的服役經歷，是因為嫉妒這批雜牌軍取得的戰績。說到雜牌軍，確實如此，他們當中很多人是陳納德連哄帶騙來的。有人想成就一番事業，有人想多賺點錢，保不齊還有人只是想體驗下異國情調。這樣一批人來到中國，說白了就有點打工的意思，軍紀也就很難好起來。陳納德為此還特意僱傭了一批監軍督察，專門來管理這些美國人。但是有一點必須承認，美國人做事很認真，對待工作一絲不苟，這是當時很多與美國人接觸過的老人會提到的，他們固然對美國人的傲慢有很多不滿，但是提到工作，那一定會誇上兩句。
美國人把對待工作的態度也用到了造飛機上，P-40打不過日本飛機，很重要的一點就是它太沉。空中沒有什麼道路限制，誰更輕巧些就一定更佔便宜。日本零式戰機就是在這樣的理念下被造出來的，為了達到輕的目的，把座艙護甲和油箱護甲都省了。也就是說日本飛機一旦被擊中，駕駛員很容易被直接打死要不就是被油箱炸死，這種只求殺敵不求自保的設計思路，也許只有崇尚武士道精神的日本人想得出來。美國人是不干的，這不光是對工作的態度問題，人家掉幾架飛機沒什麼，家大業大可以再造，這人死不能複生啊，尤其是有實戰經驗的飛行員，不是想有就有的。如片中所說，戰爭後期，由於零式戰機太不經打，又缺少優秀的飛行員來發揮它們靈活的優勢，最終淪為自殺式飛機。而它的沉浮更像日本從強盛到戰敗的一個縮影。
再說說愛瑪。她和佩塔奇的故事無疑是浪漫的，也使得這個結局更加悲傷。有一點片中沒提，其實他們本可以回國，由於陳納德是他們的媒人，而剛剛組建的第十四航空隊，還缺乏必要的訓練，這對小夫妻為了幫陳納德一把，留下來超期服役兩個星期，最終卻勞燕分飛。老人家回國後致力於婦女權益事業，20世紀60年代和現任老公漢克斯相識。漢克斯是一位駝峰航線飛行員，他在中國的故事也很傳奇。當年一架型號為C-53的運輸機墜落在駝峰，恰好身後還有一架友機，使得這架C- 53成為當年駝峰航線上唯一一架知道墜落地點的墜機，墜機駕駛員的母親得知此事，拜託漢克斯和其他兩位隊友幫助尋找遺骸。在回國前夕，三人跋山涉水卻因為體力不支，在距墜機地點一公里時折返了。回國後的漢克斯並沒有放棄，而是五十年如一日地鍛煉身體，最終在80歲高齡時，重返駝峰找到了墜機，告訴人們什麼叫做承諾。
1932年2月22日，蘇州勝利小學，12歲的金逸群抬頭望見了日軍的3架轟炸機。 “它們在學校上空轉，飛機翅膀下面有日本那個紅太陽。3架飛機，6個紅太陽在天上轉。”金逸群回憶說。
此前不到一個月，“一·二八”事變爆發，日軍派出飛機對上海進行轟炸。
“日本飛機把人炸得太慘了。我看了以後，心裡真的很氣——自己國家的領空怎麼被日本人給佔了？”
金逸群記得，空中的3架日軍轟炸機已經做出俯衝動作將要投彈時，“有一架飛機低空從我們頭上飛過去，衝上去了，打日本飛機。”這架橫空而出的神秘戰機，和日軍的3架飛機纏斗在一起，頓時打亂了敵人的空襲計劃。 3架負責護航的日軍戰鬥機，從高空向神秘戰機俯衝而來。面對6架敵機，神秘戰機非但沒有逃走，反而咬住日軍的轟炸機不放，近距離向一架轟炸機猛烈開火。
因為寡不敵眾，神秘戰機被擊落了。
後來，當人們找到墜毀的神秘戰機時卻意外發現，犧牲在駕駛艙內的是一位洋小伙。
洋小伙來自美國，名叫羅伯特·肖特，時年27歲，美國陸軍航空隊退役飛行員，時任美國波音公司銷售代表，來華推銷戰機，目睹日軍轟炸上海的惡行，義憤填膺地在日記中寫道：“希望像西部牛仔一樣駕機與日軍決鬥，主持正義。”他以志願者的身份駕駛樣機加入中國空軍。
羅伯特·肖特成為中國抗戰中犧牲的第一位美國飛行員。國民政府為表彰他援華作戰的義舉，特追授其空軍上尉銜。在上海各界為他舉行的追悼大會上，民眾代表、學者吳經熊致悼詞說：“肖特所流熱血可作中、美兩國民族之膠漆。”
看了肖特空戰過程的金逸群立志長大後成為飛行員。 1941年，金逸群考入中央航空學校，1943年和一批同學赴美學習飛行技術，歸國後成為隸屬於美國陸軍第十四航空隊的中美空軍混合聯隊一中隊飛行員。
1942年10月，一部名為《飛虎嬌娃》的黑白電影出現在美國銀幕上，影片裡一批美國飛行員不遠萬里來到中國，和日本人進行空戰。影片主演約翰·韋恩以西部片著稱，影片裡的飛行員也像西部片中拓荒淘金的牛仔，他們為了錢來打仗，穿著西服開戰鬥機，為了隊中的漂亮護士爭風吃醋甚至大打出手。而現實中，真的有這樣一支隊伍來到中國，他們被稱為“飛虎隊”，他們是抗戰時中國上空的美國牛仔。
1941年7月10日，一艘載著近260名美國年輕人的輪船從舊金山起航，前往中國。如果只看這些年輕人的表情，誰也猜不到他們要橫跨太平洋去打仗。
船上有一個25歲的姑娘，名叫愛瑪。多年後，她回憶起那次遠洋旅途：“我們在船上跳舞，玩得很開心。我給他們照相，他們太年輕了。我想，他們怎麼能去打仗？他們只是些孩子。”
這些花花公子式的美國青年，將要和他們的前輩肖特一樣，以志願者的身份，去幫助素不相識的中國人打素不相識的日本人。他們的這支隊伍叫美國志願援華航空隊（American Volun-teer Group，簡稱AVG ）。
這支隊伍的創始人是1937年初以上尉銜退役的美國陸軍航空兵教官克萊爾·李·陳納德，是一個來自得克薩斯州，“身材壯實，深褐色而粗獷的臉孔”，飛行技術精湛、好勝心強的西部老牛時為國民政府外交部駐昆明辦事處職員的黃澄說：“陳納德，這個名字根本是錯的，因為電報一來，中國人一看，Chennault，就照英語的拼法翻譯成陳納德，其實不是，他是一個法裔，按法語的拼法不應該譯為陳納德。”
1937年春天，任國民政府航空委員會秘書長，實際上領導中國空軍的宋美齡物色外國顧問，陳納德受邀。當年7月初，陳納德抵達上海，宋美齡接見了他。
陳納德在回憶錄中寫道：她是蔣介石先生的妻子，比我想像的要年輕二十歲。她講英語時，像富有的美國南方人那樣，慢慢地拉著長調。這次會面使我終身難忘。這一天深深地印在我的腦海裡。晚上我在日記中寫道：“她永遠是我的女王。”從那時起，我們一同度過了漫長而艱苦的抗戰歲月。
宋美齡請陳納德協助中國發展空軍。
考察了當時中國空軍的狀況後，陳納德發電報告訴宋美齡：名義上中國當時有500架飛機，但實際上只有91架能起飛戰鬥，真正合格的航空人員不過600人。
1938年8月，根據宋美齡的要求，陳納德去昆明籌辦航空學校，訓練中國飛行員，並協助中國空軍和蘇聯志願航空隊對抗日本空軍。
1940年，陳納德受蔣介石之託回到美國尋求援助。美國總統羅斯福為中國提供100架P-40戰鬥機，同時准許退役或後備役的美軍到中國作為志願人員對日作戰——因為此時日美尚未開戰。
陳納德在美國招募飛行員和地勤人員，一些陸軍航空隊、海軍陸戰隊的後備役、退役人員應募。應募軍械師的拜斯登回憶：“1941年春天，我的哥們儿跟我說，中國空軍想要一些美國人過去。我不是飛行員，我當時作為一名軍士一個月賺70美元，而中國人給我的工資是300美元一個月，比我已經習慣的多得多了，所以我決定試一試，於是和他們簽了一年的合約。”
愛瑪應募成為兩名隨隊護士之一。和絕大多數同伴不一樣，她到過中國，熟悉中國。
1935年，19歲的愛瑪作為交換生來到了廣州的嶺南大學。 “對我來說，那是一段很棒的經歷。那裡的教授非常好，那裡的男士是真正的紳士，他們把我當做淑女來對待。在美國，男人們可不像中國男人一樣。我對中國男人待我的方式印像很深，而我也習慣了被他們當成一個淑女。”愛瑪回憶說。
創辦於1888年的嶺南大學是中國最早容許男女同室上課的高等學府，在這裡留下美好回憶的愛瑪，一年後回到美國，仍對中國的一切念念不忘。 “我發現在中國的經歷非常值得，並且我喜歡在那裡的每一分鐘。”
愛瑪希望再到中國去。 “我父親是醫生。雖然我從來不想當醫生，但是，我知道再回到中國最好的方式就是以醫療人員的身份去。不過成為醫生需要很長的時間，所以我就去耶魯大學學護理。耶魯有美國最好的護理教育。”
結束耶魯3年學業後，愛瑪在社區醫療中心工作。生活雖然安穩，她卻時時在診療台前懷念當初在中國的淑女生活，直到有一天，一個表情嚴肅的男人站在她面前，問她願不願意去中國。
“他們招募醫療人員，去了耶魯。那時候，美國、歐洲的航空隊裡都沒有女的。耶魯的老師對他們說，有個女生一直想回中國。所以他們就找到了我，我當然就參加了。”愛瑪說。
就這樣，愛瑪終於可以回到夢寐以求的中國，回到那些紳士們中間。不過，她沒想到，就在漫長的遠洋旅途中，她被船上的一位牛仔——年輕的飛行員約翰·佩塔奇俘獲了芳心。
“船上有一個游泳池，我穿上泳衣去游泳，他就是在這個時候見到了我……我們在那艘船上度過了非常美好的時光，做了很多有趣的事情。我們跳舞，在甲板上聊天，他給了我他所擁有的一切，我們就這樣相愛了。”
愛瑪和佩塔奇隨大夥兒踏上中國土地時，陳納德看著這109名飛行員、150名機械師和後勤人員，在日記中寫道：“在抗擊日軍的戰鬥中，我第一次有了我們需要用來打敗他們的一切東西。”
1941年8月1日，蔣介石發布命令，正式成立中國空軍美籍志願大隊，任命陳納德為上校銜大隊長。志願大隊擁有99架P-40A、P-40B型戰鬥機，共3個中隊。當年9月1日，志願大隊部設到雲南壘允的“中央飛機製造廠”，這些美國人名義上為該廠僱員。
此時，出現在美國牛仔們面前的，是一個被戰火蹂躪的國度，天空中幾乎已經見不到中國人的飛機，日軍對中國城市的轟炸頻繁又囂張。
黃澄回憶說：“日本人的飛機根本沒有什麼阻攔，在昆明，所有的炸彈都投下來，炸得簡直是太可憐了。我翻譯過一本書，是一個美國人當時到昆明的印象，他說：'我初到昆明，很震驚地看見街上的中國人把那些屍體一個一個堆起來，整整齊齊，一堆一堆的。'”
中國人盼望陳納德和他的手下狠狠教訓日本人。不過，這些美國牛仔看上去放浪不羈，不大靠譜。 “招募的這些志願者，差不多都是些非正規或者說被正規部隊開除的人，所以他們的紀律很不好，酗酒、亂來，見著女人就追。”黃澄說。
說到紀律，其實老牛仔陳納德也好不到哪兒去，在美國，正是因為他特立獨行、頂撞上司，才被迫提前退役。
為了安撫這些美國牛仔，1942年2月28日，蔣介石和宋美齡在昆明的志願隊駐地專門為隊員們舉辦晚會。
黃澄回憶：“陳納德很小心，事先告訴隊員們當天禁止喝酒，但是那些老美不管，他們褲袋裡面藏著酒，酒氣熏天地聽蔣介石講話。有個老流氓聽膩了，就大叫起來了，叫出一些沒有女人就不打仗之類下流的話，這就不好翻譯了。陳納德當時難為情得不得了，趕緊把他的憲兵叫來，把那個士兵拖出去，這是我親眼目睹的。”
宋美齡講話時有的放矢地說：“沒有紀律，我們將一事無成。我和你們尊貴的指揮官一樣，也將對你們絮絮不休地談論紀律，我指的是我們在內心的自覺的紀律。然而，我並不是要求你們裝成泥塑木雕的小聖賢。我自認也有人情味，不喜歡刻板的人，但我的確希望你們這些孩子記住一件事，全國都在關心著你們，我要求你們的行為舉止配得上由你們建立起來的那些偉大的傳統。我要求你們給我的人民留下一個印象，一個美國人的真實形象的印象……”
宋美齡深知，和這些美國牛仔打交道，動之以情是一方面，不來點實際的不行。
黃澄記得，“宋美齡稱他們為天使，她講得很幽默，很有趣。她許諾，擊落一架日本飛機，獎勵500美金。那個時候500美金不得了，大夥兒高興極了。後來他們士氣高漲，不能不說是有獎金做後盾。”
“你可以以任何方式解讀飛虎隊。”1944年成為中美空軍混合聯隊第二十二轟炸機中隊飛行員的龍啟明說，“有人說陳納德只是一個在美軍中不得志的軍人，他手底下的兵也是一群烏合之眾，很多人是抱著發財的夢想來的，每打下一架飛機有500美金的獎勵。我記得我在報考的時候，也考慮過空軍的工資比較高，這都是實情。但是，我們從來沒有畏懼過。”
而在1943年進入中美空軍混合聯隊成為戰鬥機飛行員的程敦榮看來，當年並肩作戰的美國戰友當然不是烏合之眾：“飛虎隊的飛行員要求至少有兩年的戰鬥機飛行經驗，個人技術是很好的，配合很好，很像美國的職業明星球隊。陳納德也像一個有威望和能力的教練，他的戰術是機動靈活，以少勝多。當年的參加者的確不乏佼佼者，而且也具有美國青年的那種活潑朝氣，有正義感和富於冒險精神。儘管也有少數人是為著較優厚待遇和資金而來，但大多數是同情中國抗日戰爭，並意識到美、日之間終不免一戰而熱情地參加的。”
志願大隊在緬甸東籲（又譯同古）進行了戰鬥訓練，陳納德親自講授日本空軍的戰術。
“作戰之前，他們一遍遍地練習駕駛戰機，”愛瑪說，“當時他（佩塔奇）正在練習飛行，發現了我，就故意飛得靠近我。其他的小伙子過來搗亂。女孩都是喜歡被別人注意的，他就在他的飛機上做個標誌，讓我能夠辨認出哪架飛機是他的。然後我們就結婚了。”
愛瑪回憶：“我們結婚的前一天晚上，陳納德邀請我倆去他公寓吃晚餐。他是個非常棒的婚禮籌辦人。我和陳納德玩遊戲，他推了我一把，當時我轉得太狠了，一隻眼睛碰到了桌角，第二天我帶著黑眼圈結的婚。”
1941年12月7日，陳納德率第一、第二中隊到昆明（第三中隊駐緬甸首都仰光）。當天，以零式戰鬥機護航的日軍轟炸機群偷襲了珍珠港。
1940年9月13日，新研製出來的零式戰鬥機在中國的首戰——重慶附近的璧山空戰中，以僅被擊傷1架的代價，擊落、擊傷中國戰機24架，駕駛著蘇聯製造、已經落後的伊-15、伊-16型戰鬥機的中國飛行員戰死10人，負傷8人。
零式戰機航程遠、速度快、異常靈活。後來的中美空軍混合聯隊指揮部參謀長畢超峰認為：“這種戰鬥機是當時世界上最新、最好的一種。”中美空軍混合聯隊三大隊戰鬥機飛行員王延洲說：“零式戰鬥機的轉彎半徑小，空戰當中，你水平格鬥兜圈兜不過牠呀，你轉彎，弄不好就被咬屁股了，戰鬥機被咬了屁股就很危險。”
陳納德面臨很大壓力。相較於零式戰鬥機，志願隊的P-40被認為是“哪一方面都不出色”的戰機。當然，它也有特點：結實、火力強。拜斯登說：“P-40配有同步機關槍，在螺旋槳旋轉之間將子彈射出。這是當時空軍最老的機型，好在用於新型飛機的槍配在了機翼上。”
陳納德在對比分析了P-40和零式戰鬥機各自的優缺點之後，制定出四機編隊的戰術：“在遭遇到這種飛機時，我們不能還用三機成隊的隊形，單機格鬥也要吃虧，只能作圓圈轉彎飛行，前後交錯，互相掩護，充分利用本機轉彎靈活的長處，伺機採取急轉彎迎頭攻擊來反擊……”
時為美國志願援華航空隊飛行員的查爾斯·邦德回憶：“他的話我到現在還記憶猶新。他說，無論何時何地都不要嘗試面對面戰鬥，不要嘗試和敵人兜圈，因為他們的飛機比你的先進，不要跟他們纏鬥，可以假裝逃跑，忽上忽下，然後突然出擊。”
陳納德的戰術基於P-40戰機堅固的機身與良好的俯衝性能，當遇到靈活的日軍飛機時，飛虎隊隊員駕駛P-40快速爬升到高空，向敵機俯衝攻擊，之後立刻飛走，深受其害的日軍稱其為“一擊脫離”，簡單說就是打了就跑。王延洲說：“只打一個回合，打了就跑，不戀戰，戀戰就要吃虧。”
當然，“你的憤怒是你更強有力的武器，要充分利用。”查爾斯·邦德說。
牛仔們後來在實戰中還想出了一些不按常理出牌的招數，比如在空中把飛機的油門關掉。 “油門關了以後，轉彎半徑就小了，反而轉到零式飛機屁股後頭去，把它擊落了。”王延洲說。
在戰前訓練中，陳納德向隊員們講授自己制定的戰術，他說：“不想死在日本人手裡，就得聽我的。”
被隊員們稱為“老頭子”的陳納德是個狠角色。黃澄提到一件趣事：1943年開羅會議，陳納德作為蔣介石的顧問列席。 “他站在羅斯福的後面，丘吉爾看看他，問羅斯福：'站在你身後的是誰啊？'羅斯福說：'這是我們第十四航空隊的司令。'丘吉爾說：'謝天謝地，他在我們這一邊。'可見他是一個威武得很的人。”
在陳納德監督下進行的戰前訓練，雖然短暫，卻很有成效。
時為志願隊飛行員的羅伯特·科頓回憶：“我們熟練地掌握了P-40的操作，它很結實，動力強大，裝彈量也很多。”
時為志願隊地勤人員的洛文斯基回憶：“我們與飛行員在一起，每天都有飛行任務，也會發生事故，因為我們的飛行員有些以前是海軍飛行員，曾經常駕駛P-40B戰機飛越艦船，所以，當他們來到陸地時要有個適應過程。”
訓練結束了，牛仔們就要升空迎戰。他們的飛行服後面縫上了識別標誌，上面有一面中華民國國旗，還有一行字：來華助戰洋人，軍民一體救護。
幾個隊員問陳納德：“能不能把鯊魚頭畫在飛機機頭上？”他們在緬甸受訓時曾在雜誌上看到，一架在北非作戰的P- 40機身上塗畫了鯊魚的嘴和牙齒。他們覺得這圖案新鮮又刺激，也想在自己的飛機上畫上鯊魚頭。陳納德答應了。幾天之內，地勤人員為志願大隊的每架飛機都畫上了鯊魚頭。圖案設計者巧妙地利用P- 40機頭髮動機散熱器的側面，描繪出一個碩大的、張開的鯊魚嘴，嘴巴以上是神氣活現的魚眼。隊員們說，讓鯊魚嚇唬日本人吧。
1941年12月20日，日軍轟炸機飛臨昆明。陳納德在回憶錄中記錄了他當時的心情：
我等待了四年之久的關鍵時刻終於到來了——美國飛行員在中國地面報警網的協助下，用美國的戰鬥機，即將開始與橫掃整個太平洋的日本空中力量進行較量。我感到P-40型飛機的座艙正載著中國的命運，飛行在雲南的上空。我真希望我能年輕十歲，還能坐在飛機的座艙裡，而不是待在這個掩體裡。
陳納德命令手下一個中隊的戰機起飛迎敵。戰鬥情況，當年的昆明防空司令部記載如下：“十二月二十日九時十八分，敵輕型轟炸機十架，由越境侵入；十時十分到達呈貢。當與我驅逐機隊遭遇，我機隊當即迎頭痛擊，敵機倉惶逃竄，我機跟踪追擊，於十時三十五分，敵機逃至羅平縣屬之三江口，又被我機包圍，發生激烈空戰。敵機三架被我機擊落，另有三架受重傷亦有墜落模樣，於十一時二十五分經滇桂邊境向越境逸去。我機安全返航。”
陳納德在回憶錄中記載了飛行員返航後他的見聞：
當這些P-40型飛機俯衝進攻時，大家都激動得有些不知所措，把東籲訓練的內容全都忘得一干二淨——那完全成了一場混戰。所有飛行員都承認，P-40型飛機沒有自己打著自己全是出於運氣。在接下來的一百三十英里的來回戰鬥中，飛行員們嘗試了驚險的九十度偏轉射擊和其他瘋狂的戰術。來自威斯康星沙瓦諾的弗里茨·沃爾夫擊落兩架轟炸機後，便大罵那些軍火製造商，因為他的機關槍卡殼了。可他著陸後檢查機槍時，卻發現原來是子彈打光了。在P-40型機退出戰鬥時，有三架日本轟炸機被擊落，其餘的也都冒著煙，受傷程度不同。埃德·雷克托是志願隊唯一的傷號。他因長距離追趕日機而使飛機燃料耗盡，迫降在昆明東面的一塊結冰的水稻田裡，受了輕傷。
大部分飛行員在回到機場後都激動得語無倫次了。
“孩子們，”我對激動的飛行員們說，“你們打得不錯，但這不是最好。下次把它們全打下來。”
昆明防空司令部說：“本省四年以來頻遭敵機空襲，迭次遭我空軍部隊之截擊，予以重大打擊。唯所獲戰果，均未若此次美志願隊之巨。……此次捷報傳來，莫不額手稱慶。”
志願隊飛機上畫的鯊魚頭，多數中國人不認識，覺得稀奇。第二天，昆明的一家報紙上用“飛老虎”一詞來形容志願隊的飛機。 “飛虎隊”自此叫響。
黃澄說：“昆明人感謝飛虎隊，他們都講，老美頂好，那些姑娘也衝出門外對隊員們說，老美你好。”
陳納德曾提及1942年時飛虎隊受到的廣泛關注：
我在1941年離開美國之前，曾託我在路易斯安那的幾位朋友，幫我注意報紙上有關我們的報導，並把剪報寄給我。現在我這兒已堆滿了來自美國的剪報，我的部下驚喜地發現，他們已作為“飛虎隊隊員”而名揚世界了。
陳納德恢復美軍現役，併升為準將。這位曾經鮮為人知的退役陸軍航空上尉，成為美國家喻戶曉的“飛虎將軍”。
1942年7月3日，中國空軍美籍志願大隊解散，而以志願隊部分隊員為主組建隸屬美國陸軍航空隊第二十三戰鬥機大隊，與派駐中國的第十六戰鬥機中隊組成美國駐華空軍特遣隊，隸屬美國陸軍第十航空隊。陳納德改任美國駐華空軍特遣隊司令。
7月4日，重慶，飛虎隊的告別晚宴上，主持人宣讀了飛虎隊的戰績：“美國志願隊自從成立以來，在緬甸、印度支那、泰國和中國戰鬥歷時7個月，共擊落日機299架，擊傷153架。美國志願隊4名駕駛員在空戰中陣亡，6名被高射砲射中陣亡，3名被敵人炸彈炸死，3名被俘，10名在空難事故中喪生。美國志願隊共在空戰中損失飛機12架，在地面上損失飛機61架（包括撤退時自毀的22架戰機）……”
飛虎隊大部分飛行員選擇回到美國。
愛瑪記得，飛虎隊隊員赴華前，美國政府承諾“他們回國的時候級別還是一樣的”，但實際情況卻不是這麼一回事。
拜斯登說：“海軍不承認我曾是他們的成員。我們得到服役過的部隊的官方認證花了很長時間。”另一件傷心事是，他原本在美國有一個女朋友——“我在中國的時候，她沒有告訴我她結婚了。”
在中國出生入死的飛虎隊隊員，回國後得不到官方的承認，他們成了真正的志願者。
飛虎隊解散後，愛瑪沒有立即回國。 “我們有一年的合約。約滿的時候，他們說新兵還沒有到，所以我們決定多待兩週來幫助陳納德。”
佩塔奇為了幫助陳納德培訓新兵，留下來超期服役。懷孕的愛瑪陪在丈夫身邊，期待兩週後一同回國。
還有兩天就可以回家時，佩塔奇接到了一次空襲任務。完成任務後，返航的佩塔奇被日軍對空火力擊中。
“我永遠地失去了他。我再也沒有用過'我們'這個詞。”愛瑪說。
兩天后，愛瑪帶著6個月身孕回到美國，生下了女兒。對於佩塔奇的犧牲，她總認為是愛情拖慢了“飛虎”的腳步。
“這些飛行員是英雄，他們很偉大。我什麼都不是，我只是部隊裡一個愚蠢的女人。我太愚蠢了，去參軍，造成了巨大的傷害，這使我一直不能釋懷。”
直到9年後，在一次聚會中，愛瑪遇到了漢克斯，一位退役的駝峰航線飛行員。
繼“飛虎隊”之後，“駝峰”成為戰爭期間美國人熟悉的又一個與中國有關的詞。
曾任駝峰航線飛行員嚮導的赫爾曼·斯坦利說：“當時飛越駝峰的線路是唯一能將補給運往中國的線路，這航線對和日軍作戰很重要。我們帶軍火、汽油、食品、藥品，中國所需的任何物資。”
翻越喜馬拉雅山脈南麓的駝峰航線，是當時世界上最危險的航線。赫爾曼·斯坦利說：“許多飛越駝峰的飛機都墜毀在山上，航線上到處是反射陽光的飛機殘骸，所以他們將駝峰航線稱為AluminumTrail（鋁鋪成的路線）。”
愛瑪總是和漢克斯開玩笑：“我們飛虎隊負責打飛機，而你們卻是摔飛機。”
當時執行駝峰航線飛行任務的是和美國泛美航空公司合資的中國航空公司，以及租用中航公司一部分飛機的美國陸軍空運隊。
1943年3月11日，中航公司“第53號機”墜毀在了怒江附近的山脈上，24歲的機長吉米·福克斯下落不明。據愛瑪回憶：福克斯的母親不願相信自己的獨子再也不能回家，請求他的隊友幫助找尋其下落。後來加入中航公司的漢克斯志願報名尋找福克斯。 1944年，漢克斯等三人踏上尋找福克斯之路。在無路可尋的原始森林裡，漢克斯的兩位隊友體力不支，首次尋找不得不放棄。
1943年3月10日，美國陸軍航空隊將駐華特遣隊編為美國陸軍第十四航空隊，陳納德晉升少將司令。第十四航空隊在中國戰場有力地支援了對日作戰。
1945年7月，抗戰勝利前夕，陳納德被解職。蔣介石和宋美齡設宴為他送行，並授予他青天白日大藍綬帶。當年8月1日，陳納德回國。台灣學者齊邦媛在其回憶錄中寫到她目睹的景象：“陳納德在重慶的告別儀式幾乎是空前絕後的熱情感人，兩百萬人擠滿了街道和臨街的門窗，他的座車無法穿過人群，人們手推著他的車子到歡送廣場，全城傷痕累累的房屋上掛滿了各種旗幟，許多繡著飛虎的隊徽。”
1947年，陳納德與愛瑪的嶺南大學校友陳香梅結為夫妻。陳納德說：“我雖然是美國人，但我和中國發生瞭如此密切的關係，大家共患難、同生死，所以我也算是半個中國人。”
1958年7月27日，陳納德病逝，終年65歲，葬於華盛頓阿靈頓軍人公墓。墓碑正面是英文墓誌銘，背面是用中文寫的“陳納德將軍之墓”，這是阿靈頓公墓中僅有的中文。
陳納德手下那些不羈的牛仔也得到了美國人的喜愛，他們的事蹟被搬上銀幕，成為人們仰慕的英雄。
金逸群說：“我覺得美國人很熱情，他們工作非常認真、踏實，維護的飛機真好。”
而當年美國牛仔們的對手，到了戰爭末期，只能駕駛被改裝的零式戰機，以武士道精神對美國軍艦進行自殺式攻擊。
愛瑪後來和漢克斯喜結連理。漢克斯打動愛瑪的除了他的風趣，更重要的是他的中國經歷。 “中國影響了我們的一生。”愛瑪說。
每天的10公里徒步越野、肌肉訓練，漢克斯堅持了50多年。對他來說，保持健康的身體，是為有一天重返駝峰作準備。
漢克斯終於等到當年福克斯的“第53號機”被發現的消息。 1997年6月25日，在中國人的幫助下，經過7天的跋涉，重返駝峰的老人完成了等待50多年的尋找。
“他非常努力地工作，幫助中國，而且找到了飛機。”白髮蒼蒼的愛瑪感嘆道。
1984年，愛瑪和佩塔奇的女兒得到了美國政府頒發給佩塔奇的優異飛行十字勳章。
1996年，所有飛虎隊隊員都獲得了這枚他們等了50多年的勳章。
抗戰期間的美國對華援助，前期以藉款為主，後期以租借物資為主。 1938年12月到1940年，美國共向中國提供各類貸款1.7億美元，太平洋戰爭爆發後，中美又簽訂了高達5億美元的貸款協定。 1941年，美國開始向中國提供租借物資，整個抗戰期間，中國共獲得美國各類租借物資價值8.4億美元。此外，至戰爭結束，協助中國作戰的美國陸軍第14航空隊以損失468架飛機的代價共擊落、摧毀敵機2500多架，擊沉或重創223萬噸敵商船、40多艘軍艦，擊斃日軍官兵6.6萬多人。駝峰航線上，美國空軍參與空運90萬架次，共運進各種物資65萬餘噸、人員3.3萬人，完成了世界航空史上迄今規模最大、持續時間最長的戰略空運，1000餘名飛行員犧牲，飛機損失400餘架。整個抗戰期間，美國援華作戰人員共犧牲2264名。
租借法案（Lend-LeaseProgram）是美國國會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通過的一項法案，目的是在美國不捲入戰爭的同時，為盟國提供戰爭物資。法案在1941年3月11日生效，授權美國總統“售賣、轉移、交換、租賃、借出或交付任何防衛物資，予美國總統認為與美國國防有至關重要之國家政府”。租借法案改變了原來軍事物資需要現金交易的慣例，也改變了原來中立國的意義。美國於1941年12月參戰後，繼續為盟國提供物資，接受援助的國家包括英國、蘇聯、中國等38個國家，總值達500億美元。租借法案對盟軍取得勝利有直接影響。
《飛虎將軍陳納德回憶錄》中記載：“其實直到美國志願隊解散的前夕，我們才有了一個可以稱得上隊徽的東西。應華盛頓的中國軍需處的請求，好萊塢的沃爾特·迪斯尼協會的羅伊·威廉斯為我們設計了一個隊徽：一隻插翅的猛虎，正飛越一個像徵勝利的字母'V'。”
為了銘記飛虎隊與陳納德的功勞，1945年，雲南省政府宣布：把昆明市區到巫家壩機場的路命名為“陳納德路”。在雲南歷史上，以外國人名字命名的公路有兩條：一條為“史迪威公路”，另外一條就是“陳納德路”。此路現名“民航路”。
註釋： ，三聯書店2010年版，第133頁。
註釋： ，三聯書店2010年版，第13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