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0章 9、城垣血戰，中國守軍整建制陣亡
第六戰區長官孫連仲致餘程萬電：
餘程萬致孫連仲電：
根據抗日史料記載：（1943年11月）25日，該師雖迭挫敵鋒，奈因城外據點工事盡毀，且犧牲甚重，乃全部退據城垣固守，常德遂陷於四麵包圍之中。
57師的兵員來自天南地北，參加常德會戰前以河南、江西、江蘇、湖南幾省兵員居多，映著部隊作戰地域的影子。抗戰時一般是就近補充，軍隊中同省便是老鄉。作戰中連、營、團之間有個比較，各省兵之間也有個較量，互不服氣中有為故鄉爭光的積極因素。往往一仗下來，單位和個人評功授獎之後，“南蠻子”和“北侉子”之間、“老表”和“老倌”之間也要在私下里評議一番，看誰比誰過得硬。這種現象屬於特定軍營文化範疇，具有普遍意義，且歷來如此。
但在常德會戰之後，169團1營1連3排8班中士、江西人牛維彬就再也沒有了地域老鄉的意識。與他有生死之交的3個人分別來自湖南、江蘇、浙江3省，他們4人就是那一仗下來1營的全部倖存者。
11月24日，日軍向東門城樓外的沙河、四鋪街展開猛烈攻勢。這一帶在戰前是城東一處繁華熱鬧的商業街區，守軍在密布的房屋之間打出牆洞以利機動，在牆壁上鑿出小孔以便射擊。從24日清晨開始，守軍一個營壓著對方3個大隊千餘人，直至25日黃昏，沒有一個日軍越過陣地。陣地前日軍陳屍數百，陣地後躺著這個470人的營近半的烈士與重傷員。
26日，日軍集中炮火猛烈轟擊，飛機投下燃燒彈，城東一帶燃起沖天大火。那天中國空軍出動戰鬥機20餘架，擊落敵機兩架，炸掉敵供應倉一座。但對已經抵近城垣的日軍則無可奈何。
牛維彬回憶說：
“工事大部分被炸毀，四下房屋大火熊熊，煙嗆得人喘不過氣，有的人就昏倒了。連長命令1排去撲滅大火，2排3排堅守陣地。其實那時一個排也就剩下十幾人了。
“敵人輪番向前攻，被打退後就再用砲轟我們的陣地，轟一陣再攻。每一輪，我們的人都有傷亡。那時候每人都心裡想，這次該輪到我了。
“營裡有一個督戰隊，十幾個人，左手臂上戴著紅色袖標，由副營長帶領，他們的職責是監視各陣地的士兵不讓後退。我們對他們心裡有氣。這些人總是橫眉豎眼的，好像人人都要當逃兵，有時候去拉屎都看你兩回，其他部隊還出現過沒弄清情況就斃人的事。
“26號那天，各陣地的人死傷差不多了，副營長把督戰隊的人分在各陣地，邊打邊督戰。分到我們排的是個老兵，大約30歲，不到10分鐘就被敵人砲彈炸死了。
“那天大約是下午4點，房子燒光了，陣地沒有了依托。營長副營長都犧牲了，我們1連連長也犧牲了，全營由2連孫連長（名字忘記了）代理營長。敵人越來越多，越來越近，眼看陣地就要失守，這個時候孫連長大吼一聲：'組織敢死隊！'
“全營剩下能打仗的人不過百，其中還有許多是輕傷員。要說人到急了的時候就什麼也不想了，不多時就集合起四五十人。孫連長挑出十幾個，都是最精壯的。打開幾箱手榴彈，每人抱一捆，有的還往腰帶上再插幾顆。我們向他們敬持槍禮，他們不還禮，也不看我們，按連長的要求進入位置。我看見有幾個人眼裡淌淚，也不抹，抱著手榴彈頭也不回地往前走。敢死隊中有三四個是戴紅袖標的督戰隊員。
“那時候，守陣地沒有命令打光了也不能撤，撤退就槍斃，但組織敢死隊都是自願報名的。敢死隊有去無回，他們把名字、家鄉、父親或母親等取得聯繫的家人名字說清楚，由軍官記下來。敢死隊的撫卹金比一般陣亡高一倍。
“一樣的死也有想死和不想死（意為主動和被動）之分。有的人再苦也要守到最後，不捨棄活的希望，也有人想，人生不過一死，不如死得光榮些。但是那會兒我們都年輕，誰的心裡不想在戰爭中活下來，看看勝利後的好光景。
“孫連長指揮全營又打了個把鐘點，天將黑時，敵人組織了一次強攻。孫連長命令隱蔽，不還擊，看看敵人近了，他一揮手，敢死隊大叫著就向敵人稠密處衝了上去……
“衝上來的敵人被炸死一片，敢死隊員全部陣亡。敵人也知道這是最後一下子了，很快又攻上來。我們拼死頂著，手榴彈扔完了用機槍，機槍彈打完了來不及壓子彈就用步槍，最後是拼刺刀……
“最後關頭，孫連長命令我和另外4個人掩護營部司書到團部交文件和名冊，司書把文件捆在腰帶上，腰帶外面再綁上兩顆手榴彈以防萬一。
我們乘天黑一路猛跑下了陣地，身後一陣手榴彈和機槍聲，能聽見響在我們的主陣地上，是敵人打的。
“我們走打鐵街進東門，不想不到兩華里路程，路上一個兵摔了一跤，頭碰在一個石頭尖上，碰出一個老大的血窟窿，竟然死去了。進城後只有我們4人，應該還有一個人，不知道怎麼沒跟上來，但不可能是逃跑，因為條件不允許，逃跑會更危險，就這麼失踪了。
“到了團部，我們4人在一座工事內見到副團長高子曰中校，司書邊哭邊向他匯報了1營的幾天戰況，高副團長又詢問了一些陣地當面日軍的情況。正說著，一名參謀報告說，1營四鋪街陣地失守，再沒人回來。
“我們幾人聽後都哭起來，高副團長和那個工事中的人都脫帽向我營陣地的方向默哀。
“我們被編入團直特務連。那一仗我們4人都倖存下來，其中羅儀右腿負傷，戰後截肢。其餘都掛些輕傷，特務連在後來的戰鬥中也傷亡了大半……”
牛維彬老人接著說：“能從那時候活下來真不容易。”169團1營的4個倖存者來自4個省，那一仗使他們成了比兄弟還親的戰友。可惜牛維彬在1944年秋天因病退伍回到江西宜黃老家之後，就與他們失去聯繫了。聽說浙江的楊子賓死於1948年山東戰場，江甦的羅儀解放初期病逝，湖南的黨崇德即營部司書不知消息，如果活著，今年也該有90歲了。
11月26日黃昏，北門外賈家巷，171團1營3連陣地。
中尉排長殷惠仁從昏迷中醒來時，耳畔一片蜂鳴，左腿痛得鑽心。他意識到自己沒有被那顆砲彈炸死，但負了傷。使勁睜開雙眼，他感到面前的世界一片模糊。
26日下午4時，殷惠仁率領全排隨連隊一起跑步出北門接替了169團3營兩個連在北門一帶的陣地。接過來的工事殘破不堪，撤下去的兩個連只有40餘名輕重傷員。殷惠仁心中掠過一個預感：成功與成仁，就在這裡了。
169團的人還沒撤完，日軍的進攻就開始了。 3連沉著應戰打退敵人兩次沖擊。日軍以猛烈的砲火覆蓋陣地，無遮無攔之中，連長、副連長、30多名士兵在砲火中陣亡。殷惠仁是1排長，又是資歷最深的排長，立即宣布自己代理連長。剛走完一遍陣地，又一輪炮火砸下來，他只覺得眼前一黑，耳畔的一切嘈雜戛然而止……
殷惠仁咬緊牙關，從地上爬起來抖一抖遍身的瓦礫和塵土，坐在地上，扔下被打爛的鞋子，見砲彈削去了他的大腳趾，傷口處骨頭露著白茬，鮮血和翻開的皮肉模糊一團。
摸一摸身上，想起急救包已經在剛才給一個兵用上了，從身旁一名烈士身上找到一個沒用過的急救包打開，將傷口包紮好，抓過一支步槍拄著，他艱難地站了起來。
這時已是黃昏，敵人的又一次進攻剛被打退，300多米長的陣地上只剩下30餘人，士兵們還在殷惠仁排3班長指揮下從死者身上收集子彈、手榴彈，準備著下次戰鬥。 3班長見排長醒過來，忙走過來扶他坐在地上，告訴他2、3排長也陣亡了，他自己宣布代理連長。 1排只剩下7個人，排裡正副班長也只剩他自己了。他說著將水壺遞給殷惠仁。
殷惠仁想起在軍校時曾學過，受傷失血後不能大量喝水。他仰頭喝了一口，潤潤嗓子。 3班長說：電話線斷了，不知團部對賈家巷陣地的防守有沒有新打算。殷惠仁瞪了他一眼，沒有回答。
天黑下來，日軍的砲彈又在陣地上爆炸起來，一輪新的進攻又開始了。殷惠仁忍著傷痛，命令全連守住陣地，堅決打退敵人的進攻。
砲擊過後，殷惠仁聽見日軍進攻方向人聲高喊，他以為是自己耳朵出了毛病，問身邊的一個兵是什麼聲音，那兵說：“鬼子在嚎哩。”
正說著，只見一隻隻巨大的火球在黑暗中朝陣地滾了過來，十幾隻、幾十隻、上百隻，殷惠仁和士兵們都愣了。忽然不知誰喊了聲：“喪天良的，這是牛呀！”
春秋戰國時代，齊國大將田單以火牛陣大破燕軍，成為中國古代戰史中的一個特殊戰例。此時，日軍將農民的耕牛捉來，身上綁滿被褥，澆上汽油，蒙上眼睛，驅趕到陣地前沿，一把火點燃，以槍聲和叫喊將它們趕往守軍陣地。
殷惠仁下令射擊，被火燒得疼痛至極的牛們在彈雨中或橫衝直撞，或中彈倒地，或中彈後更加瘋狂地左沖右突。有幾隻徑直朝3連陣地衝上來，一股煳臭氣味在陣地瀰漫開來。
殷惠仁將3班長叫來，命令他立即回團部報告情況，報告團長，1營3連全體成仁了。
3班長雙膝跪地，淚流滿面，泣不成聲：“殷排長，請記住我的名字，74軍57師171團1營3連3班上士班耿家梁。”
據戰史載：
賈家巷陣地被敵炮火摧毀，排長殷惠仁中尉率剩餘官兵8名，仍繼續苦鬥，腳部負傷猶裹創指揮戰鬥，迨敵迫近，該排長以最後一枚手榴彈與敵同歸於盡，賈家巷遂告失守。
40多年後的一個春天，廣東省連平縣曲塘鄉老人耿家梁去廣州看望女兒。女兒耿囡在“文革”後第一年恢復高考時考入廣州師範學院，畢業後留校執教。在廣州逗留的日子裡，耿囡將父親的抗日經歷寫成回憶文章。
文章先後被6家報紙雜誌退稿。耿家梁說：“算啦，過去的那些事，沒得人願意聽啦。”
耿囡說：“不。”
據戰史記載，171團3營9連，戰前實力為134人。
鼎新電燈公司是位於常德西門外的一處較大的建築。 171團3營9連於25日中午接替170團兩個連的防守，至26日上午10時，全連傷亡70餘人，奉命撤至大西門繼續抵抗。連長宋維鈞清點人員、帶好傷員和武器正要撤退，日軍攻上來。 3排長李少興對連長說：“你們快走吧，我來掩護。”
李少興，黃埔16期，23歲。
日軍對鼎新公司志在必得，不知守軍撤退，不知打退這次進攻的只有一個排長帶領6名士兵，就近組織了近百門大小砲和數十挺輕重機槍，先是一場近40分鐘的粉碎性轟炸，繼而編織起十分密集的交叉火力網。李排長從廢墟中掙扎爬出時兩耳已震聾，周圍一團寂靜。他從炸塌的工事中扒了半天，只扒出一名活著的士兵，他認得是湖南籍新兵楊大田。楊的左腳被炸塌的工事砸成骨折，一拐一瘸地跟著排長往回撤。這時日軍又衝上來，這次是從陣地右側漁父中學方向繞過來的。李少興推了楊大田一把，自己又返身回去。
楊大田叫不住李排長，想起剛才同他說話時他指指耳朵，搖搖頭。楊大田站不住，爬著往回撤，不一會，只覺得他身子緊貼著的大地震顫了一下，回頭看，老大一股煙塵直衝雲天。
他想到，陣地上還有一大箱手榴彈，箱蓋剛剛打開，手榴彈整整齊齊分5層每層8枚擺在箱裡。
楊大田還想起，171團3營9連3排，人數也是40。
9連撤到西門後，連長宋維鈞率殘部加入7連陣地一同堅守。副營長雷拯民率領這一個半連與鼎新電燈公司方向攻上來的日軍激戰一晝夜。雷副營長陣亡，7連連長、副連長、各排長，9連副連長、各排長，7連和9連士兵，先先後後倒在崗位上。西門陣地上，最後只剩9連連長宋維鈞一人。
關於最後一個人的最後的故事，週詢著《抗日時期常德會戰》書載：
……城上工事幾乎全部被毀，敵人見城上沒有動靜，滿以為守軍全部陣亡，乘機向城門靠攏。誰知泥土裡突然爬出宋連長，他手持手榴彈，向接近城門的敵人猛擲過去，隨著一聲巨響，這些敵人全作了無聲的凱旋，而倖存的敵兵仍踏著敵屍繼續靠近城門。宋連長此時已手無寸鐵，只得隱蔽在城垣角，他出其不意奪過敵人的槍，向敵射擊，敵人倒在地下，然而，我們的宋連長也壯烈犧牲了。
全長800公里的沅江發源於貴州都勻縣的雲霧山，它緊貼常德城南流過時，水面寬約400米，江心水深約3米。沅江既是守城的天然屏障，又截斷了守軍退卻的道路，餘程萬在部署防守時曾對團長們說：此戰是背水死守。 11月24日清晨，日軍第3師團第6聯隊佔領了位於沅江南岸的南站後，隨即組織強渡沅江，形成了對常德的第四面攻擊。
原171團3營8連5班上等兵，75歲的薑興老人回憶：
“我們連從郊外節節抵抗退到城南江邊，在南門一帶阻擋敵人進犯。日本的砲很厲害，工事被破壞得很嚴重，弟兄們在亂磚碎石中頑強防守，頂了兩天一夜，全連已經不足30人了，許多人是裹傷戰鬥。
“那天上午天陰著，零零星星地下著小雨。敵人又炮轟陣地。3排長姓尚，軍校畢業生。他最先發現敵人又使用毒氣，在迫擊砲彈中夾著毒氣彈，他一邊在陣地上跑一邊喊：'快戴面罩！'
“我在1941年上高會戰光復泗溪戰鬥中過一次毒，毒氣燒傷了肺，一個多月後才恢復。那一次全連有30多人中毒，輕重不一。在上高會戰和另幾次戰鬥中，敵人不到萬不得已不施毒氣，但常德會戰就不是這樣，只要風向順了就放毒！真不知道為什麼這次這般狠毒。
“聽尚排長喊，我趕快把背在身後的防毒罩打開套在頭上，但發現不知什麼時候面罩被彈片打了一個小口子，漏氣。當我摘下防毒罩轉身從死去的弟兄身上取一個時，已經有了呼吸困難、肺里火燒一般的感覺，我知道已經中毒了。
“如果那時候心慌，到處亂跑，那肯定就完了。我沉住氣，屏住呼吸，將那隻漏氣的面罩戴在頭上，用手緊摀住損壞的地方，原地坐著，慢慢試著呼吸。那時憋得我真想寧可不要命了也要痛快地喘幾口氣，心裡恨透了日本鬼子。
“我聽見陣地上槍砲聲響了好一陣子，心想：陣地完了。
“後來才知道是下雨救了我一命，毒氣在雨天失效快。我蜷在一個掩體中憋了兩個多小時，頭昏昏沉沉。等恢復呼吸時，噁心又吐不出東西，不敢深呼吸，頭痛得像要爆開，眼睛也模糊得看不清東西，渾身沒有一點力氣。
“我硬撐起身子看一眼陣地，看見有一些鬼子兵進城門向城裡走。我在一片屍體中躺到天黑，摸著爬出城，沿河向東走，躲躲藏藏，走了4天，才脫離了危險。
“中過毒算不算戰場負傷？我從40歲後肺就不好，60歲以後一直是肺氣腫、氣管炎、肺炎，沒有別的辦法，只好安慰自己：比起死去的弟兄是撿回條命，人活70多也不算少了……”
姜興老人說，犯肺病時就想起日本人的毒氣，兩次中毒，使他今生今世再難同日本人化干戈為玉帛。聽說北京有人進行民間索賠活動，他到處打聽，想在“億人大簽名”中籤上自己的名字——以抗日戰爭中負傷老兵的名義。
自解放後，老人堅決抵制日貨，不用一件日本人生產的東西。直到1989年，當他得知家裡那台使用了8年的名牌國產彩電機芯是日本生產的時，無奈地嘆了口氣：“40多年了，也許那些事情真的是應該過去了。”
沅江北岸。沿岸望去是滿目掩體、戰壕和碉堡的廢墟。 171團直屬特務連手槍排上等兵田景昕隨兩個班士兵保護團長杜鼎指揮反擊戰鬥。他在這裡看到了至今不能忘記的一幕。
從江岸陣地到中山南路、下南門，到處橫陳著中國士兵的屍體，彈坑和炸點附近隨處可見殘肢斷臂。死於槍砲的人鮮血凝結為黑褐色，而亡於毒氣的人則臉色烏青，嘴唇發紫，許多人在死亡前撕碎胸前的軍裝、抓爛胸口的皮膚，表情極痛苦。
田景昕說：“有好多人死了眼睛還大睜著，嘴大張著。他們死不瞑目，還在看，在喊！”
他們在向今天的人喊！
他們在看我們在今天做什麼！
《第六戰區常德會戰戰鬥要報》載：
敵慘無人道，使用毒氣次數之多，為抗戰以來所僅見。
據這份文件統計，日軍在常德作戰中共使用毒氣74次，毒劑種類以“窒息性”、“糜爛性”、“噴嚏性”為主。在常德城區，日軍6次以毒氣作為攻陷守軍陣地的主要手段，我軍中毒者傷亡逾千人。
日軍在常德作戰中不但使用毒氣“為抗戰以來所僅見”，而且還在1941年11月4日用飛機空投大量感染鼠疫的跳蚤，使常德成為日軍侵華戰爭中極少數受細菌武器攻擊的城鎮之一。此事的親歷者和見證人，當時的湖南省衛生處主任技正鄧一韙，以防疫特派員身份率防疫人員前往鑑定疫情，組織防疫。解放後，他撰寫《日寇在常德進行鼠疫細菌戰經過》一文，詳細記述了自己親眼所見的日寇這一滔天罪行及對常德人民造成的嚴重傷害。文章刊於《湖南文史資料選輯》第18輯。在文章中，鄧一韙老人對國民黨政府當時未在報紙上揭露日寇這一罪行和抗戰勝利後未向遠東國際法庭就此提出控訴深感困惑和氣憤。
11月26日，常德戰火由城垣燒向城中。晚7時，57師司令部統計各團、師直屬隊戰鬥實力。統計顯示：全師戰前8315名官兵，至目前尚能戰鬥的，含各級機關、指揮員，只有936人。
師長余程萬下令：“自即刻起，所有排、連、營長，均不得變更位置。”最壞的情況已不再是一種預料，而正在變為現實。
餘程萬將師直屬各單位人員的大部分編入各團，將砲兵團那些打光了砲彈和打壞了火砲的砲兵百餘人編入步兵。他來到城內3個急救站，動員出50餘名尚能拿槍的傷員返回陣地，而陣地上的士兵們已很少有不帶傷的了。
此時，常德城懸在一根比頭髮絲粗不了多少的無線電台天線上。看不見摸不著的無線電波維繫這座孤城，支撐著這支孤軍的心。
六戰區長官孫連仲電：
奉委座面諭，此次保衛常德與蘇聯斯大林格勒之役保衛戰價值相等，實為國家民族之光榮，各有關援軍即到，務必苦撐到勝利為盼。
九戰區長官薛岳電：
岳以大軍援兄，敵必潰退，望傳令將士，堅守成功。
日軍一寸一尺地逼近，守軍整班整排地犧牲，57師上至師長、下至士兵，所有人都想到過人盡城破的終局，但守城任務怎樣完成，如何能讓死去的戰友瞑目？
援軍，援軍啊！此時你們在哪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