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7章 一、別擠了，再擠就要爆炸了
據科學家測算，作為人類賴以生存的地球，存在於浩瀚的宇宙之中已有46億年的歷史。而人類則大致起源於500萬年前，是為“古猿人”，最早的現代人則大概出現在5萬年前。
據估計，在公元前100萬年時，全世界的人口總數不過1～2萬人，人口活動範圍不會超過1400萬平方公里。由於生產力處於極低的水平，加上飢荒、疫病、天災以及戰爭等的頻繁發生，給正常的人口生產和增殖帶來了巨大災難，人口增長相當緩慢。公元開始時全世界人口大約為3億，公元1000年為3.1億，到1650年，世界人口才達到5億。此前的人口年平均增長率僅0.3‰，人的壽命20～30歲左右。
18世紀中葉的工業革命，由於極大地促進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加上死亡率大幅度下降，人口開始“神話般地增長”，《共產黨宣言》中生動地描繪說，資產階級革命“彷彿用法術從地下呼喚出來大量人口”。據聯合國、英國人口學家桑德斯、日本人口學家南亮三郎和中國人口學家的估計，世界人口在以後的180年，即1830年開始達到10億；100年後翻了一番，即1930年增加到20億，人口的年平均增長率達到0.7%；再增加1個10億人口則只花了30年的時間，即1960年達到30億，人口的年平均增長率達到1.4%；增加第3個10億人口只花了15年的時間，到1975年世界人口超過40億，人口的年平均增長率達到1.9%；增加第4個10億人口的時間進一步縮短到12年，1987年，世界人口突破50億大關；1996年5月29日，聯合國人口基金會宣布：世界人口達到58億，而到1998年10月28日，聯合國經濟和社會事務部發表的1998年《世界人口估計及展望報告》宣布，1998年年中總人口為59億，這意味著目前的人口增長大約是1年1個億，估計到1998年底1999年初全世界人口將達到60億，增加第5個10億的時間縮短到了11年。
人類從100多萬人口第一次達到10億人口，其間經歷了8000多年漫長的歲月，從10億到20億也用了100年時間，而以後世界人口每增加10億人口的時間逐步縮短到30年、15年、12年、11年，從中我們可以看出人口增長的壓力之大。
羅馬俱樂部這樣評價世界人口的增長：“人類猶如癌細胞指數繁殖那樣，已經把自己推上了生命法庭的被告席。除蝗蟲以外，類似人類這樣凶狠、盲目繁殖的物種，是罕見的。”言語固然刻薄，但也很形象。 1956年，美國社會學家赫茨勒在其《世界人口危機》一書中，則這樣描述人口的增長：“世界人口就像氫彈爆炸一樣驟然增長了若干引信。”1970年，美國學者保羅·埃利希則在《人口爆炸》一書中，正式提出人口爆炸的概念：“人口暴增的勢頭如果得不到有力的遏制，那麼人類將面臨原子彈、氫彈爆炸那樣可怕的災難。”
馬克思認為：“人口壓迫生產力。”據測算，每增加一名工人，至少需要1萬元固定資產投入。進入20世紀後，隨著人口急劇膨脹的速度加快，世界各國開始有意識地控制人口增長。自1974年在布加勒斯特舉行第一次世界人口大會以來，實行計劃生育的國家從27個增加到100個，避孕率從10%提高到55%。而在控制人口的過程中，發達國家普遍比發展中國家做得好。造成這一差別，除了風俗習慣的差異外，最重要的還是觀念上的不同。在發達國家，隨著技術進步和資本有機構成提高達到一定程度，對勞動者技術、文化等素質的要求提高了，經濟發展由主要依靠勞動者數量轉移到勞動者質量，家庭和父母的生育願望也由追求孩子數量轉變到追求孩子質量，逐漸由多生多育轉變為少生優育，從而引發了一場生育率下降的革命。根據聯合國的資料，北美和西歐人口增長率已從0.86%下降到0.54%；總生育率到本世紀70年代中期降低到2.1，現在降低到1.7，今後還將繼續有所降低。而許多發展中國家仍然崇尚人多勢大的舊觀念，因此人口控制明顯不如發達國家。據統計，發展中國家的人口增長率雖已從2.38%下降到2.015，總生育率1975至1980年平均為4.6，1980至1985年平均為4.2，1990至1995年平均為3.6，也在逐漸下降，但仍比發達國家高出許多。 1996年全世界58.04億人口中，發達國家為11.71億，佔20.18%；發展中國家為46.82%，佔79.82%。未來人口主要取決於發展中國家人口。據估計，到2025年，世界新增人口的95%以上將集中在發展中國家。發展中國家人口劇增加劇經濟困難，使貧富差距繼續拉大。 1960年，世界上最富裕的20%人口占有全球收入的70%，到1989年，他們佔有的份額上升到83%，而最貧窮的20%的人口僅佔全球收入的1.4%。究其原因，沉重的人口包袱使發展中國家在世界經濟競爭中愈加處於不利的地位。
雖然居民是有國界的，但是人口爆炸的衝擊卻是全球性的。人口劇增不僅導致經濟發展滯緩和失衡，而且如果繼續發展，則將超出地球的承載能力，從而影響到世界的安全與穩定。
科學家已經在研究一個命題：地球上最終能容納多少人？有沒有極限？一些生物學家認為，地球是一個有限的體系，能夠支持的人口數量也是有限的。他們警告說，如果到2050年全球人口超過100億，“將使地球上的水和土壤以及其他資源承受的沉重負擔達到極限。”他們認為：“地球是有限的，自然系統正被推向極限！”
國際社會已普遍認識到人口繼續劇增，地球將難以承受。開羅會議通過的《行動綱領》指出：人類正面臨巨大而迫切的挑戰，人類所依賴的基本資源正在枯竭，環境污染正在加劇，導致這一狀況的原因便是人口數量的空前增長，以及普遍和長期的貧窮，社會和經濟的不平衡，以及嚴重的浪費。
雖然科學家對地球到底能養活多少人口說法不一，但意見一致的卻是超過100億便越過了危險線。而現在我們距離這一危險線並不遙遠。開羅會議對人口的前景作了三種預測：第一種情況，如果在今後60年裡，把目前平均每個婦女生3.3個孩子降到2.1個，那麼到21世紀末，人口會穩定在110億左右；第二種情況，如果在21世紀初能達到每個婦女生1.7個，那麼到21世紀中葉人口將達到78億，此後便慢慢下降；第三種情況，如果每個婦女生的孩子仍在2.5個以上，那麼到2100年，世界人口會高達130億，到2150年再上升到280億。從上所述我們可以看出，人口增長的壓力雖然沉重，但未來的命運卻掌握在我們自己的手裡。中國背上了沉重的十字架“望不盡的黃皮膚像黃河的浪，數不盡的黑眼睛比繁星燦爛……”
這是一首歌中的兩句詞，唱起來鏗鏘有力，威武雄壯，但在現實生活中，望著這像黃河波浪的黃皮膚與比繁星燦爛的黑眼睛，卻不是那麼輕鬆。
到1997年底，中國人口達到12.36億。
這是一個什麼概念呢？
12多億人站在赤道上，可以繞地球50多圈；12億多人張開口，一天要吞進78萬噸糧食、3.4萬噸肉和3.6萬噸酒。假如這些東西都用解放牌卡車拉，要20多萬輛，一輛接一輛排下去，能從北京排到南京。
12億多人口，對於一個發展中的國家來說，是一個太沉太沉的負擔。
鄧小平在會見一位外國元首時，也不由深深地感慨道：“我們難就難在人口太多。”
中國，這個自詡為雄視千古四海稱臣的“中央大國”，自從盤古開天地，歷朝歷代的君主總是昭告世人廣土眾民，賢相良佐也總是鼓勵百姓生息旺族，而百姓居家過日子，也總是盼著人丁興旺，子孫滿堂。對中國影響較大的上古時代的思想家、教育家孔子就明確主張人口增殖。他振振有詞地說：“得眾則得國，失眾則失國”。五千年宗法封建傳統文化的浸潤和孕育，形成中國人獨特的生育價值觀念：多子多孫多福。 “地大物博，人口眾多”，也一度成為中國人引以為豪的啟蒙教材。
就是在這樣的思想意識裡，中國的人口迅速膨脹了。
在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的絕大部分時間裡，中國人口發展同世界人口發展一樣，處於高出生、高死亡、低增長階段，因此人口的增長並不顯著。
據有關資料顯示，大約公元前2100年的夏禹時期，我國僅有人口1355萬人；到公元2年的西漢時期，我國的人口也只有6000萬人；直至明末清初十八世紀上半葉，我國人口才達到1億。這也就是說，在我國人口發展史上，從1000多萬到突破1億大關，經歷了至少3800年的漫長歲月。
我國人口發展的第一個鼎盛時期是清代。全國人口總數於1762年、1790年和1834年分別超過2億、3億和4億，其間每增加1億人所需年限分別是21年、28年和44年。這意味著，中國早在18世紀下半葉和19世紀上半葉，就創造了世界20世紀前60年的人口增長速度，比世界人口提前啟動一個半世紀。到1834年突破4億，從而奠定了中國人口眾多的基礎。基數大了以後，即使是較低的增長率，也會像滾雪球一樣，帶來較大的增長量。我們當前的人口問題，就正是陷入這種困擾之中。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則是我國人口發展的第二個鼎盛時期。 1949年我國人口為5.4億，1953年達到6億。此時全世界的人口還不到30億，中國占了世界總人口的1/5。如果這個時候我們能清醒地看到中國龐大的人口基數與較高的人口增長速度(據馬寅初先生推算為22‰)，或許我們不會有今天這樣尷尬的局面出現了，但當時我們不但沒有認識中國的人口危機，反而以“人多力量大”為口號，使人口處於任意膨脹的局面。其中最可笑而又最可悲的是對馬寅初的批判。
馬寅初是北京大學校長、華東行政委員會副主任、著名經濟學家。早在1953年他就開始對中國人口問題進行研究，他通過大量的調查發現，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的人口自然增長率高達22‰。他認為，過幾年，中國的人口淨增長率將達到30‰，以此推算，15年後我國人口將達到9.3億，50年後將達到50億。
1955年7月5日至30日，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在北京召開。在浙江小組會上，馬寅初憂心忡忡地在會上就中國的人口控制問題作了專題發言。然而，當時代表們的反應足以編進現代的笑話大全：“蘇聯是老大哥，老大哥沒談這個問題，我們也不能談！”
愚昧往往是災難的開端。 1957年，就在馬寅初的《新人口論》在《人民日報》發表後僅3個月時間，在康生的親自指揮下，馬寅初受到全面的批判。把當時的批判文章拿到現在來展示，許多人也許會捧腹大笑，認為滑稽之至，但當時卻冠冕堂皇地登在黨中央的機關報上：“現在看來很清楚，他們是有意利用人口問題、節制生育問題來反共、反社會主義的……把人口問題說成社會的根本問題，從來就是麻痺工人階級意識的最有力的武器之一。英國資產階級早在18世紀末，就通過馬爾薩斯這樣做了。”《人民日報》還專門發表了一篇社論，其標題就讓人哭笑不得：《限制生育會滅亡中國》！
“六億神州”口誅筆伐馬寅初。康生還不解恨，進一步指示：“要對他進行徹底的揭發批判，要像當年批帝國主義分子艾奇遜那樣來批馬寅初。”
時隔40多年，我們回頭再來看這段歷史，不得不痛苦地發現，一場愚昧而錯誤的政治運動，讓我們付出了幾十年甚至幾代人的昂貴代價。
1963年，中國的人口增至7億；1968年，超過8億，僅5年時間增加1億；1973年超過9億……從1953年的6億人口到1973年的9億，20年時間淨增3億，這就是愚昧與瘋狂的代價：錯批一人，誤增三億。
馬寅初先生終於在他生前得到徹底平反，但增加的人口卻沒有辦法讓他們消失，相反，隨著這批人口進入婚育年齡，他們又成倍地繁衍，將中國的人口推向一個又一個的高峰：1980年達到10億，1989年4月14日達到11億，1995年2月15日達到12億，1998年底達到12.36億。每增長1億人口所需年限最長為10年，最短的僅5年。建國50年淨增人口7億。
從1973年開始，中國採取了嚴格的計劃生育政策，也確實取得了顯著的成效，人口增長率由最高峰時的30‰下降到了現在10.06‰的低水平。但由於人口基數龐大，較低的增長率仍然能帶來較大的增長量，因此，中國的人口仍在以每年淨增1200萬左右繼續膨脹。相當於我國每年要新增加一個北京市和一個天津市，每月要新增加一個大縣，每週要新增加一個小縣；平均每天淨增44000人，平均每小時淨增1833人，平均每分鐘淨增31人。也就是說，每當你抽完一支香煙時，全國各地的醫院里便有200多個新生命呱呱墜地了。民間還流傳著一種更為通俗的說法，也許更具形象感和立體感：每分鐘淨增一個排，每小時淨增一個團，每天淨增一個軍！
中國，背上了沉重的十字架！
中央電視台的一則公益廣告，使中國千千萬萬的兒童都會唱一句——“別擠了！別擠了！”
但是，這麼多人，不擠行嗎？只要我們走上街頭或者公園、電影院以及任何一個公共場所，到處都是如山似海般的人頭攢動。每天上下班時間，街道上便是如潮水一般湧來的自行車，看不見哪是頭，哪是尾，稍一分神便會人仰車翻——不擠行嗎？一輛公共汽車停下來，立時是一大群人圍上去，稍一遲疑便會被摔在車後——不擠行嗎？火車站廣場上，更是一片黑壓壓的人群，就像當年農村時興的開萬人大會一樣，這麼多人，售票要擠，上車要擠，在車上還要費盡九牛二虎之力擠出一塊立足的地方來……北京城區每平方公里的人口密度已達到2.7萬人，個別區達到3萬人，怎麼會不擠呢？
上海每天的流動人口就超過200萬，相當於一個小國家的人口，怎麼能不擠呢？
中國的人口控制政策已經取得了顯著的成效，人口增長率由70年代的30‰降到了現在的10.06‰，下降了2/3，屬於低增長率範疇。但是，與其他國家相比，中國人口的總量基數遠遠超過其他國家，這意味著，同樣的低增長率，中國有著比其他國家高得多的增長量。例如，同樣是10‰的年增長率，中國人口以12億為基數，年均增加人口為1200萬。而泰國以1994年的5818萬為基數，年均增加人口數僅為64萬，美國以1994年的2.6億為基數，年均增加人口數為286萬。也就是說，同樣的年增長率，中國人口總量增加的幅度是泰國的18.75倍，是美國的4.19倍。
因此，儘管中國採取了有力的計劃生育政策，但由於人口發展的慣性作用，中國的人口還有一個繼續增長的過程，未來的形勢仍然嚴峻。據預測，從現在起，1963至1973年生育高峰出生的婦女自身也相繼進入生育旺盛期，育齡婦女人數，1990年為3億左右，1995年為3.2億，2000年為3.3億。初步估計，即使保持現在的這種低出生率與低增長率，中國的人口仍要到2030至2040年才達到峰值，預計屆時的人口為16億左右，其後才緩慢下降。這就是說，未來的30年裡，中國的人口還將增加4億左右。
這還是非常樂觀的估計，是在繼續執行現行計劃生育政策的前提下作的預測，而只要我們稍一忽視或者放鬆人口控制，人口又將處於失控的狀態，人口出現零增長的時間便將後推，人口峰值則遠不止16億。因此，我們絕不能因為目前人口出生率和增長率都降到了比較理想的水平，而出現鬆懈思想。事實上，現在我國的人口狀況並不樂觀。表現在一些鄉村，人口出生率仍然相當高，多胎現象嚴重。有一項調查表明，鄉村一孩率僅佔46%，多孩率仍然高達20.1%，有的地方調查，30～49歲的已婚育齡婦女有3個以上小孩的竟佔62%。除此之外，中國還存在一個人口難以預測的“隱性王國”，一大批為逃避計劃生育而四處流浪的“超生游擊隊”，在城市的某些偏僻角落或城鄉結合部位生下一個個沒有戶口的“黑孩子”，因沒有登記，因此也沒有進入我國的人口統計數據，容易給我們造成錯覺。
另外，越是貧窮的地方，生育率越高。據田雪原同志1992年主持的一項對10個省市的調查結果顯示，家庭人均月收入在25元以下者平均生育2.64個孩子，月收入26～100元者生育2.37個孩子，月收入101～100元者生育1.93個孩子，月收入301元以上者生育1.79個孩子，婦女生育子女數量同家庭人均月收入成反比。越生越窮，越窮越生，形成惡性循環，使中國的人口形勢更加嚴峻而復雜。
中國的人口形勢還有一個不同於其他國家的特點，那就是分佈不平衡。人口地理學家胡煥庸先生潛心研究數十年，提出著名的璦琿一騰沖人口分佈地理分界線：該線西北佔國土面積的52%，而人口僅佔5%；該線東南佔國土面積的48%，人口卻占到95%。這一基本的分佈格局百年來幾乎沒有大的改變，如今仍大致雷同。
如果稍細一些分析，1995年地處西北部的內蒙古、寧夏、甘肅、青海、新疆、西藏6個省和自治區，面積約508萬平方公里，佔全國960萬平方公里的53%；而其人口只有7617萬，僅佔全國總人口的6.3%，人口密度為每平方公里15人。
瀕臨海洋的東南部地區的北京、天津、河北、遼寧、山東、江蘇、上海、浙江、福建、廣東、廣西、海南12個省、自治區、直轄市，面積133.4萬平方公里，佔全國陸地面積的14%；人口49599萬，佔全國人口的40.9%，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372人。
其餘中部地區13個省面積319萬平方公里，佔全國陸地面積的33.2%；人口63905萬，佔全國人口的52.8%，人口密度為每平方公里200人。以人口密度比較，西北部、中部、東南部呈“三級階梯”式分佈：1：13：25，高低相差十分懸殊。
人口生育率的貧富差距與人口分佈的不平衡，給中國的人口控制帶來更大的難度，也使中國的人口形勢將長期處於相當緊張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