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8章 二、糧食生產面臨的最大挑戰

翻開雨果或狄更斯的名著，裡面不乏這樣的描述——戚容滿面、乳房枯癟的母親，抱著新生的嬰兒哭泣：“我拿什麼來養活你呢？！” 而今天，哭泣的已不只是一個貧婦，而是人類共同的母親——地球！ 不是地球母親的失職，也不是地球母親的無能，而實實在在是我們人類自己的過錯——無限制的人口膨脹使地球不堪重負。 幾十年前，人類還以自己的無知和自負，把大自然當作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寶藏，聲稱以人類自身的智慧和能力，可以讓大自然無限制地增加生產，滿足無限制增長的人口。等到世界人口像滾雪球一樣地越滾越大的時候，我們才發現，大自然的資源是有限的，大自然的產出也是有限的。無論我們怎樣努力，無論科學怎樣發達，有限的耕地註定了有限的產出。

——人類只有一個地球！ ——黃皮膚黑眼睛的中國人也只有腳下的960萬平方公里土地！ 我們的先輩們沒有今天這種寸土寸金的感受。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我們的先輩主要是靠開墾荒地增加耕種面積來養活日益增多的人口。春秋戰國時期到秦漢時期，人口由1000～2000萬人猛增到5000多萬，西漢武帝時曾移民70萬人到黃土高原開墾荒地，使黃土高原由游牧區變成農業區。當人地出現矛盾時，擴大土地利用範圍的主要手段，便是墾荒，即開墾未利用的宜農荒地。 戰國末期，中國祇有0.9億畝耕地，0.85億畝糧田面積，到1949年，我們的糧食播種面積達到16.5億畝，增加了19.4倍。 但是，在耕地增加的同時，我國的人口也迅速增加，由0.2億增加到了5.4億，增長了27倍。

人口的增長可以是無止境的，但耕地的增長卻是有限的。到解放時，中國絕大部分能夠開墾的荒地都被開墾了，能夠利用的土地也基本上利用了，再要增加土地已經非常困難了。雖然解放後為了緩解人口的壓力，採取過一些殺雞取卵的強制辦法，包括圍湖造田、圍海造田等，試圖通過增加耕地面積來養活日益膨脹的人口，但到1957年便達到極限，以後不僅耕地再也沒有增長，相反還逐年下降。與此相應，除1956年、1957年糧食播種面積超過20億畝，1958年超過19億畝以外，其他年份全部在17～18億畝之間徘徊，並且從80年代開始出現逐年下降的趨勢，到1994年，糧食播種面積下降到16.4億畝，又回落到了1949年的水平。而此時的人口已是1949年的兩倍多。此時，中國人終於明白，我們不僅沒有辦法增加土地，連保持現有的土地也非常困難了。

據朱國宏先生在《人地關係論——中國人口與土地關係問題的系統研究》中介紹，中國的人地比率，公元2年為9.15；公元146年達到10.7；961年開始下降，1109年下降到5.5；1776年下降到3.7；1893年下降到3.23，1933年為2.94，1949年為2.7。而現在，人地比率僅1.5，只有建國初期的1/2，也就是說，人口翻番，人地比率卻減少了一半。 這還是從耕地總量上看的，如果認真分析中國耕地的具體分佈，則更令我們感到生存的壓力。中國的土地資源平原面積只佔國土面積的34%，而耕種成本極大、甚至不宜耕種的高山、高原卻占到了25%，其餘的則是中低山和丘陵，雖然可以開發利用，但投入多，產出少。有關專家在綜合了地形、熱量和水分等因素之後，認為我國土地總面積中只有1/4屬於適宜耕種，生產力潛力較大。另外，我國的耕地資源分佈也極不平衡。有約1/3的省份人均耕地不足1畝，半數以上省區人均耕地低於全國平均水平。

有的西方學者認為，按當前發達國家的農業科技水平和現代化程度，一個國家按人口平均的耕地如果達不到6畝，是很難設想能根本解決糧食問題的。而中國目前人均僅1.5畝，只有此標準的1/4。雖然我們通過提高糧食單產解決了中國人的吃飯問題，但卻付出了比耕地充裕的西方國家多幾倍甚至幾十倍的艱辛。 一些科學家和學者從多方面探討，認為中國的耕地資源極為有限，最理想的承載人口數量為6～8億，最大承載人口數量為16億。我們現在的人口水平已遠遠超過最適宜的人口承載量，而如果我們不繼續嚴格控制人口，一旦突破人口承載的最大容量，則人地矛盾將更加突出，中國人不僅將面臨著食物缺乏的尷尬，中華民族的生存與發展也將面臨巨大的危機。

據專家推算，戰國末年，我國的糧食總產為91.35億公斤，1949年增加到1131.8億公斤，在此期間，糧食總產增加了12倍，而同期人口卻增加了27倍，因此，到1949年，我國人均糧食佔有量只有209公斤，還不到戰國末年人均糧食佔有量460.5公斤的一半。解放後，我國大力發展糧食生產，無論是糧食總產還是單產，都大幅度提高。 1949年，中國的糧食平均畝產僅85.5公斤，到1952年也才88公斤，到1988年則上升到238.5公斤，1994年達到271公斤，1997年達到300公斤，淨增215.5公斤，增長了3.5倍；糧食總產則從1949年的1131.8億公斤增加到1997年的4925億公斤，增長了4.35倍。

令我們尷尬的是，在這48年時間裡，我國的人口也由5.4億增加到了現在的12.36億，以這個龐大的分母一除，結果我國人均糧食佔有量仍然只有398公斤。這意味著經過幾千年的努力，我們目前的人均糧食佔有水平還不到春秋戰國那刀耕火種的荒古時代。 從世界的情況來看，同樣是糧食的增長趕不上人口的增長，並且這種趨勢將越來越重。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隨著世界和平局面的出現和農業生產技術的提高，世界糧食產量逐年增加，特別是進入80年代後，由於普遍採用機械化、施用化肥、農藥、改進水的管理、改良動植物品種以及提高農民的專門技術知識等方法，使糧食產量持續增加。但是，糧食產量的增加並不意味著糧食供應的充裕，相反，由於人口的高速增長，使糧食供應出現了極為緊張的局面。世界糧食庫存量從1994年開始逐年遞減。其中小麥庫存已跌至1980到1981年度的最低水平。

一直致力糧食問題研究的布朗認為，目前世界的糧食產量已達到相當高的水平，再要繼續增長，難度很大，甚至還要付出犧牲環境的代價；而人口則基數越大，增殖越快，因此，在未來的歲月裡，世界的糧食產量難有較大的增長，人口卻還會繼續膨脹，由此有可能出現“食物無保障”的局面。布朗對50年代以來世界人口增長、糧食生產、水產品、經濟增長等作出考察和分析，進而作出直到2030年的發展預測，揭示“食物無保障”概貌。 其一，從1950年至1990年，世界人口從25億增加到53億，40年間淨增28億，年平均增加7000萬，增長率高達1.9%，增長異常迅速。而進入90年代以後，即使大幅度降低人口增長率，但由於人口基數過大，仍然會有較大的增長量。布朗以1.3%的增長率推算，預計1990～2030年，世界人口將從53億增加到89億，40年間淨增36億，年平均增加9000萬。這種較低增長率與較高增長量的矛盾使人口數量繼續膨脹，將使人口與糧食失衡加劇，難以扭轉人均糧食產量下降趨勢。

其二，世界糧食產量從1950年至1990年由6.31億噸增加到17.8億噸，年平均增加2900萬噸，年平均增長2.6%，從這裡看超過人口增長率0.7個百分點，故有人均糧食產量的增加。然而詳細分析，進入80年代後，糧食增長是逐年遞減的。 1950年至1984年糧食產量年平均增長2.9%，使世界人均糧食產量提高40%；1984年至1993年糧食產量年平均僅增長0.5%，落後人口增長率許多，致使世界人均糧食產量下降11%。若今後40年仍按這一增長率增長，即年增加糧食1200萬噸，則世界人均糧食產量將由1984年最高時的346公斤，跌落到2030年的248公斤，倒退到40年以前的水平。 其三，40年來糧食增產的基本原因，是肥料尤其是化肥的施用，以及良種的推廣和灌溉面積的擴大。現在，增施化肥帶來的糧食增長量有很大的變動：以每增加1噸化肥帶來的糧食增長量表示的糧食化肥增長比，1950年至1984年為9.1，1984年至1989年下降到1.8。另外，小麥、稻穀、玉米等主要農作物良種的革命也基本告一段落，如果不能開發出具有廣泛推廣價值的新品種，糧食產量的增加便相當有限。雖然寄希望於生物工程有一定道理，但迄今為止，其功效還主要表現在增強作物對病蟲害的抗禦性上。

其四，從農業環境角度考察，1984年以前的化肥大量施用和灌溉的大量增加，加劇著水澇、土壤鹽鹼化、水土流失和污染，如果化肥、灌溉不能保持相應增長態勢，副作用便會日益明顯顯露出來。土地肥力遞減作用，使糧食化肥增長比例急劇下降，而新開墾農田受備耕地資源極其有限的限制，世界耕地面積受到加速工業化佔用的威脅。淡水不足已成為一個世界性的問題，尤其是主要糧食生產國更為嚴重。 布朗的分析與預測顯然過於悲觀，最大的問題是他用靜止的目光，看待未來的發展，尤其忽視了未來農業新技術在糧食增產中的作用。因此，他認為未來的糧食幾乎沒有多大的增長量這一論斷是難以站住腳的。但是，他把人口增長與糧食增產一併起來考慮，卻是非常有道理的。現在的事實，已經基本上證明了未來糧食增產速度將低於人口增長速度的趨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