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6章 六、挺直腰桿當農民

1998年10月12日至14日，中國共產黨十五屆三中全會在北京召開。 無論是在中國的黨史裡還是在中國的改革史裡，三中全會都有著里程碑性質的特殊意義。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共召開了5次黨的三中全會，每一次都使中國的改革與建設出現一次大的飛躍。而用一次黨的全會專門研究農村與農業問題，十五屆三中全會則是第一次。在亞洲金融危機還在衝擊全球經濟的時候，中國卻專門研究農村與農業問題，也許有人不理解，而事實上，這正是中國共產黨的英明之處。 朱鎔基對此解釋說：為什麼我國今天有這麼好的形勢，經濟保持高速增長，幣值穩定，人心穩定，從經濟因素上分析，主要是農業政策的成功，宏觀調控的最大效果也正在這裡。黨的十五屆三中全會也明確指出：“我國改革率先從農村突破，並以磅礴之勢迅速推向全國，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偉大成就。認真總結20年來農村改革積累的豐富經驗，對於全黨自覺堅持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方針政策，進一步推動農村乃至全國的改革和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是的，在這20年的改革裡，農村的變化最大，農村的貢獻也最大，我們現在之所以有這樣穩定的經濟環境，物質充實，物價平穩，中國農民立下了不朽的功勞。改革開放以來，廣大農民為我們提供了豐富多彩的農產品，讓我們的米袋子滿了，菜籃子沉了，餐桌上豐富了。 1997年，我國的糧食產量達到49250萬噸，國家糧食庫存達到歷史最高水平；棉花產量430萬噸，肉類和水產總產量分別為5354萬噸和3561萬噸。走進我們的菜市場，新鮮的豬羊牛肉掛滿了店鋪，水產品林林總總，水果堆積如山。 從國際比較來看，中國農民也令我們自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農業總產值以年均5.9%的速度增長，而同期世界農業增長的平均速度是1.8%，加拿大是1.9%，美國為0.7%，日本是負增長。在世界主要農產品增長總產量中，中國占一半左右。近12年裡世界糧食每增加100斤，中國就佔48.6斤；世界棉花總產量每增加100斤，中國就佔69.8斤。中國已成為世界農產品增長的主要推動力量。

1978年前，中國農產品在世界上佔第一位的僅有菸葉一項，而現在，糧食、棉花、肉類、禽蛋、水產品、水果和油料均躍居世界首位。世界肉類增長的80%、蛋類增長的90%以上都來自於中國；在世界水產品總產量中，有1/4以上是由中國農民生產的！ 20年的改革實踐證明，農業、農村和農民問題是關係我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全局的重大問題。沒有農村的穩定就沒有全國的穩定，沒有農民的小康就沒有全國人民的小康，沒有農業的現代化就沒有整個國民經濟的現代化，只有穩住了農村這個大頭，才有可能把握住全局的主動權。 農村改革雖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我們也應該看到，制約農業長期穩定發展的因素還不少，農村工作中也還存在著許多值得重視的問題，表現在：生產力落後，主要靠手工勞動；市場化程度低，自給半自給經濟佔相當比重；農業人口多，就業壓力大；科技教育文化落後，文盲半文盲數量較大；一些地方黨的農村政策沒有得到很好落實，農民的權益沒有得到很好的維護，挫傷了農民的積極性；不少農產品銷售不暢、價格偏低，使農民收入增長放慢；農民生活水平比較低，還有幾千萬人沒有解決溫飽；城鄉差別大，農村發展也不平衡。

不解決好這些問題，不僅農業和農村不能達到既定的發展目標，而且整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也會受到影響。因此，黨中央下決心，要採取有針對性的措施，著力解決這些矛盾和問題。 早在1998年9月下旬，江澤民總書記在安徽考察時，就指出：農村改革已經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深化農村改革的任務仍然很艱鉅。實現跨世紀發展的目標，難度最大而又非完成不可的一項任務，就是保持農業和農村經濟的持續穩定增長。抓住農村這個大頭，我們就有了把握經濟社會發展全局的主動權。 有鑑於此，在我國改革開放20週年之際，面對亞洲金融危機的衝擊和經濟全球化的挑戰，黨中央決定召開黨的十五屆三中全會，集中研究農業和農村問題，並作出了相應的決定。為了使此次會議精神真正得到落實，12月10日，中共中央、國務院召開全國經濟工作會議，再次把穩定和加強農業擺在首位，要求下大力氣抓好增加農民收入和保持農村穩定這兩個突出問題。 12月30日，中央農村工作會議又具體部署了1999年的農村與農業工作。江澤民總書記在會上強調：近幾年農業連續豐收，農村形勢比較好，但是工作上絲毫不能放鬆。農業面臨自然和市場兩大風險，農業生產上去很難，掉下來容易，必須始終高度重視。

必須始終高度重視，這就是我們對待農業和農村工作的方針和態度！ 黨的十五屆三中全會確定了實現我國農業和農村跨世紀發展目標的十大方針，包括始終把農業放在國民經濟的首位、長期穩定農村基本政策、不放鬆糧食生產、實施科教興農等。這一系列方針的提出，無疑將為中國農業和農村經濟的發展提供更為強勁的推動力。 中共中央《關於農業和農村工作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公佈後，在海內外引起了強烈的反響。通覽全文，人們從中得到了一個重要的信息，就是堅持“三個不動搖”，即堅持黨的農村基本政策不動搖；堅持把發展農村經濟、提高農業生產力水平作為整個農村工作的中心不動搖；堅持黨對農村工作的領導不動搖。 《決定》對進一步推進農業和農村經濟的發展提出了一系列重大的政策措施：——農村出現的產業化經營，是我國農業逐步走向現代化的現實途徑之一；——在積極發展公有製經濟的同時，採取靈活有效的政策措施，鼓勵和引導農村個體、私營等非公有製經濟有更大的發展；——我國是農業大國，要把農業科技作為整個科技工作的一個重點，努力趕上世界先進水平；——千方百計解決好農民增收問題，始終是農業和農村工作的一項重要任務；——要增強全民族的水患意識，動員全社會力量把興修水利這件安民興邦的大事抓緊抓好；——大力發展節水農業，把推廣節水灌溉作為一項革命性措施來抓，大幅度提高水的利用率，努力擴大農田有效灌溉面積；——改善生態環境是關係中華民族生存和發展的長遠大計，也是防禦旱澇災害的根本措施；20年前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中國共產黨系統總結了建國以來農村正反兩方面的經驗，提出了新時期農業和農村工作的指導方針和政策原則，一場波瀾壯闊的農村改革從此在全國興起。

20年後的今天，黨的十五屆三中全會在系統總結20年農村改革的成功經驗、深入分析研究農業和農村發展現狀的基礎上，又作出了關於農業和農村工作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它標誌著全黨對我國農村改革和發展規律的認識更加深刻了，加強農業和農村工作的自覺性更高了。 建國後，中國的農業已有過兩次大的騰飛。第一次是1952年土地改革完成後，農民擁有了自己的土地，農業生產力得到最大的解放；第二次是1979年，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在全國推廣，農民生產積極性提高，農業生產迅速發展；我們有理由相信，十五屆三中全會的召開，必將有力地指導和極大地鼓舞全黨和全國各族人民團結奮鬥，開拓進取，開創我國農業和農村工作的新局面，中國的農業將因此出現第三次騰飛！

河南省孟津縣白鶴鎮鶴南村村民陳金生和村里簽定了土地延包30年的合同，他高興地說：“土地是農民的命根子，這次定下合同，睡覺都感到踏實。今後，我要使足勁打井、施肥，種好田。” 像陳金生一樣，1998年，全國絕大部分農民簽定了土地延包合同。他們無不興高采烈地說，土地延包穩定了土地使用權，給農民吃下了“定心丸”。 從小崗村農民自發分田到戶開始，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在全國推行。最早定的承包期為3年，1984年的中央1號文件決定將3年延長到15年。然而，近年來，一些地方土地調整隨意性大，地塊調整過頻，還有一些地方以“兩田制”為名，把農民手中的承包田收回發包，加大了農民負擔，嚴重影響了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在農村的穩定。隨著各地第一輪15年土地承包臨近到期，一些地方人地矛盾尤為突出。黨中央在廣泛調查了解的基礎上，順應民意，決定將土地承包再延長30年。並明確提出，作為一項基本製度，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長期不變。

為什麼要延長30年不變？十五屆三中全會認為：家庭承包經營既符合生產關係要適應生產力發展要求的規律，又符合農業生產自身的特點，不僅適應傳統農業，也能適應現代農業，必須長期堅持。 穩定土地承包關係，是農村改革和發展的基本前提。只有土地承包關係穩定下來，農民才會有長遠打算，才肯在自己的地裡修渠打井，整地施肥，增加投入，提高產出。只有土地承包關係穩定下來，產權明晰，管理規範，符合市場經濟規律的土地流轉機制才能真正建立起來，促使土地承包權和使用權進一步分離，解決“有地不種”和“沒地可種”的矛盾。 30年不變，不是一句空洞的口號，它是黨和政府對土地承包關係和農村基本經營製度長期穩定的鄭重承諾，是一顆實實在在的長效“定心丸”。

政策穩，民主順，各地普遍成立了延包領導小組，下村組，查民情，因地制宜地推進第二輪土地承包。由於土地延包延長了承包期限，穩定了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使農民敢於向土地投入。河南省平頂山市在第一輪土地承包到期後，從1996年初就開始進行第二輪土地承包，目前已基本完成，近兩年，當地每年新增機井在4500眼以上，是往年的2倍多。 土地第二輪承包不單單是上一輪土地承包的簡單延續，而是一個提高和完善的過程，從而為農業增效、農民增收、農村穩定和以市場為取向的農村經濟的發展奠定了一個堅實的基礎，並將有效地推動農村生產關係得到進一步調整。 土地問題，是農村最敏感的問題之一，因為它涉及千家萬戶農民的切身利益。對我國大部分地區的農民來說，土地仍然是他們基本的生產資料和生活來源。黨的十五屆三中全會宣布繼續穩定農村聯產承包責任制，並將土地承包期再延長30年，農民吃了定心丸，心裡踏實了，方向明確了，種田的積極性也將因此而再一次的高漲。這對農業生產的發展，具有極大的促進作用。

民以食為天，食以糧為源。沒有穩定的糧食生產，也就沒有我們穩定的生活。馬克思告訴我們：“食物的生產是直接生產者的生存和一切生產的首要條件。” 但是，長期以來，我們雖然一再強調農業是國民經濟的基礎，卻有意無意地忽視了農民則是農業的基礎。沒有農民的支持，就沒有農業的發展；沒有農民的積極性，就不會有農業的大豐收。因此，我們要大力發展農業生產，增加糧食產量，關鍵的措施便是提高農業效益，增加農民收入，以此激發農民的生產積極性。正如李鵬委員長強調指出的：“促進主產區發展糧食生產，必須調動地方政府和農民的積極性。核心問題是提高糧食生產的比較效益。”簡單地說，就是要給種糧人實惠！ 無需諱言，我們曾經忽視過農民，甚至虧待過農民，以至改革20年來，中國農民雖然為我國的經濟發展與穩定立下了不朽的功勳，但農民收入的增長速度越來越下降，城鄉差別越來越大，工農業產品剪刀差也越來越顯著，這已在一定程度上嚴重挫傷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成為影響農業尤其是糧食生產的障礙。不改變農產品價格偏低、農民收入不高的狀況，中國的農業生產便很難向前繼續發展。為此，在1997年底召開的黨的十五大會議上，便把增加農民收入提到了突出的位置。在九屆全國人大會議上，中國政府又明確宣布，要在財政、信貸、科技、教育等多方面向農業傾斜，從政策上、資金上、輿論上扶持農業。黨的十五屆三中全會、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中央農村工作會議又先後就著力抓好增加農民收入和保持農村穩定這兩件關係全局的大事進行了強調與部署。

在具體工作裡，黨中央和國務院又制定了一系列有益於增加農民收入的政策與措施。最突出的便是配合糧食流通體制改革，全面落實了按保護價敞開收購農民餘糧的政策，並製定了嚴格的收購紀律，嚴禁壓級壓價和超標準扣水、扣雜等剋扣農民的行為，農民的利益得到了有效的保護。除此之外，國家和地方財政都相應地增加了對農業的投入比例，信貸部門增加了對農業的信貸額度，有關部門也都加強了對農業的支持與扶持。 但是，由於過去欠賬太多，加上農產品流通體制不順的矛盾還沒有完全解決，工農業產品剪刀差還沒有得到有效的遏制，因此，增加農民收入還面臨著相當大的困難。這就要求我們既要有統一的思想認識，把增加農民收入提到“保持我國經濟增長的後勁、增強我們抵禦各種經濟風險的能力”的高度，又要有行之有效的具體措施。綜合各方面的意見，要增加農民的收入，必須“加法”“減法”一齊來。 “加法”就是從多方面入手，提高農民的收入水平；“減法”則是減輕農民的負擔。 黨的十五屆三中全會提出，要在穩定農村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基礎上：“加強和改善國家對糧食這一特殊商品的宏觀調控，保護農民積極性，保證供給和價格基本穩定。”強調“必須穩定發展糧食生產，同時又要調整農村產業結構，實行農林牧副漁並舉，並且把發展多種經營同支持和促進糧食生產結合起來，確保農產品有效供給和農民收入持續增長。” 要增加農民的收入，就必須建立有利於促進增產增收的價格機制。為此，政府要加強對農業的宏觀調控和扶持，制定合理的價格政策，保證農產品價格的提高幅度快於農業生產資料價格的上升幅度。具體地說，一是要建立和完善保護價運行支持系統，使保護價真正起到保護農民利益的作用；二是要逐步縮小糧食定購價與市場價的差距，注意保護農民的經濟效益；三是要注意調節工農業產品比價，抑制通貨膨脹，建立農用生產資料價格申報和監控制度，規定經營部門法定利潤率，把農用生產資料價格的漲幅控制在主要農副產品價格漲幅之下，對已擴大的價格剪刀差，要採取其他措施逐步給予補償；四是要政府調控價格時正確處理多數人與少數人的關係，首先要著眼於9億農民的利益，在這個前提下，考慮城鎮低收入群體的承受能力，採取適當措施給予照顧，不能片面強調部分消費者的情緒和要求而忽視了廣大農業生產者的收入。 增加農民收入是一個複雜而艱鉅的系統工程，不可能就靠一兩項政策或一兩種措施就能完全達到目的，其中農民自身增強市場意識、提高科學種田水平也非常重要。總的來說，我們只有通過多方面、長時期的努力，通過深化農村改革，提高農村效益，才能保持農村的穩定和農民的收入穩步增長。具體如建立健全新型社會化服務體系，以幫助農民排憂解難，組建產供銷或貿工農一體化組織，以拉長農業生產的“鏈條”；支持農民調整產品結構和產業結構；建設小城鎮，發展鄉鎮企業，以促進農村剩餘勞動力的轉移等。政府方面，建立新型宏觀調控機制，為農村經濟的發展創造良好的外部條件，包括制訂政策法規，加強監督管理，以保證農民利益不受侵犯；建立風險保障機制，以分散農業生產經營的風險；建立新型農業發展支持體系，引導社會投資，以保證農村基本設施建設與農業科學研究等。增加農民收入不僅關係到億萬農民切身利益和積極性的發揮、農村小康目標的實現，而且關係到擴大內需、開拓國內市場戰略方針的落實，關係到保持國民經濟持續快速健康發展，是我國農業和農村經濟的出發點和落腳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