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5章 五、農業也要與現代化接軌

減少的耕地難以再增加，而增加的人口又難以再減少，解決未來我國眾多人口吃飯問題的根本出路只能是農業的科技進步。 科技對農業的促進作用已被事實所證明。建國前，我國農業基本上處於刀耕火種的原始狀態，不僅勞動生產率不高，而且土地產出率較低。表現在糧食生產上，則是糧食畝產量較低。 1949年，我國平均糧食畝產僅85.5公斤，糧食總產僅11318萬噸。解放後，特別是改革開放20年來，我國農業生產取得了巨大成績，到1997年，全國糧食總產達到49250萬噸，是1949年的4.35倍；糧食畝產達到300公斤，是1949年的3.5倍。這一切，與一大批重大科學技術的應用有著直接的關係。如雜交水稻栽培、優質稻、水稻拋秧栽培技術等的推廣，使我國水稻單產直線提高。雜交玉米、雜交玉米地膜覆蓋栽培技術的應用，提高了玉米的產出水平，僅雜交玉米地膜覆蓋栽培技術一項，就畝均增產168公斤。有關專家測算，建國以來全國范圍內主要農作物品種已經更新5至7次，每更新一次，增產10%到30%。地膜栽培技術、高效節能日光溫室蔬菜栽培技術等在蔬菜生產上的應用，使全國各地能四季常年生產供應各種新鮮蔬菜，畜禽繁育技術、飼料和防疫技術的應用，使我國肉類總產量從建國初期的220萬噸提高到現在的近5000萬噸，肉、蛋、奶在市場上供應充足。

但是，我們也不能不看到，我國目前的農業科技水平仍然處於相當落後的狀態，新技術、新品種的應用率還相當低，很多地方的農業生產還在繼續沿襲幾千年不變的傳統耕作方法，有的地方甚至還處於刀耕火種的水平，單純靠人力和畜力勉強維持生產。這一切，都嚴重阻礙了中國的農業生產繼續發展。 1997年，我國科技進步對農業的貢獻率比上一年提高了3個百分點，達到42%，雖然與九五期間要達到農業科技50%的貢獻率目標為期不遠，但這並不能消除我們對農業科技未來的憂慮。 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國農業科技進步對農業總產值增長的貢獻份額仍然很低，發達國家基本上都在70%以上，我國剛突破40%，差距還相當大。其原因，一是突破性的科技成果較少，二是農業技術推廣工作還相當薄弱。

對農業和糧食科研給予財政支持，這是許多國家通常採取的政策，如提供經費，發展農業和糧食教育、科研事業；支持研究和推廣高產品種；幫助抵抗自然災害；改良土壤、開發資源；加強技術和情報服務等，但由於中國目前的農業科研與推廣體制不順，制度不全，經費不落實，因而農業科技進步步伐還不快，成效也還不很顯著。儘管我國把科技進步提到興國的高度，把“對農業投入增長幅度應高於國家財政常性收入的增長幅度”、“改善農業科研、推廣、教育人員的工作環境和待遇”等寫入了《農業法》和《農業技術推廣法》，但農業科技並未引起有關領導的足夠重視，對農業科技的投入也並未完全落到實處。由於農業在我國的基礎地位，農業的發展與進步直接關係到社會穩定與國民經濟的持續發展，國家對農業科技投資應居主渠道地位，為滿足社會發展需要，國家應逐年提高對科技投資的力度。據專家測算，對農業科研投資年均實際增長應保持在5%，對農技推廣則應高於5%的增長率。而目前我國無論是農業科研投資還是農技推廣投入，都遠沒有達到這一水平。

從農業科研投資上看，由於經費不足，不僅降低了農業科技成果的產出數量與質量，而且使其無力把成果推向市場。 1985年以來，我國農業科研經費佔農業生產總值的比重不僅未增加，反而逐年下降，1996年降到0.36%，不到發達國家平均數的1/6，且遠低於30個最低收入國家80年代平均科技投資強度(0.65%)，比110個國家的簡單平均數還低了1/2。 我國農業技術推廣費用佔農業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投資強度)從1987年的0.3%下降到1995年的0.23%，也不足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的1/3到1/4，農技推廣人員人均年推廣活動經費由1986年的1167元下降到1995年的894元，年均下降0.6%。

由於人口多，耕地少，注定了中國的農業生產只能走提高單位面積產量的路子，而要提高單位面積的產量，在投入一定的前提下，起決定性作用的便是科學技術的應用。有關專家測算，我國未來農產品的增產潛力，基本上都集中在農業技術上。如：雜交水稻全國還有600萬畝的推廣潛力，按每畝增產75公斤計算，可增產稻穀45億公斤；優質稻平均單產500公斤，如果到2000年發展到2億畝，增產潛力巨大；我國適宜地膜覆蓋栽培技術的農作物面積約3.5億畝，這項技術已推廣面積尚不足1/3，進一步推廣的潛力相當大。全國農作物復種指數如果提高1個百分點，就相當於擴大了150多萬公頃的播種面積。 由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轉變，由粗放經營向集約經營轉變，必然要求農業科技有一個大的發展。黨的十五屆三中全會將此提到“必須進行一次新的農業科技革命”的高度上來，這給農業科技提出許多新的命題，如動植物品種選育、農業資源高效利用、現代集約化種養技術、農業生物災害防治、農產品儲運加工技術等方面要有所突破；糧食作物要提高單產，改善品種，淘汰不適銷品種；經濟作物要提高質量，合理調整區域佈局；大力推廣先進實用技術和旱作節水農業技術等。概括來說，未來的農業發展，很大程度上就依賴農業科技的發展，而中國人能不能養活中國人，起決定性作用的也將是農業科學技術的發展與推廣應用。

目前的中國，要大力提高科學技術對農業生產的貢獻率，除了加強農業科研外，更重要的則是現在農業科研成果的推廣。現在我國農業科技推廣的渠道主要有三條：一是農業行政推廣機構，包括全國農村推廣總系統的推廣體系；二是農業高等院校的推廣渠道；三是農業科研單位的推廣渠道。三者之中，又尤以農業行政推廣機構體系的建設最為關鍵。 首先，要逐步健全以全國農業技術推廣總站為統帥、各省(市)農業技術推廣總站為“龍頭”，縣農技推廣中心為骨幹，鄉(鎮)農業推廣站為基礎，村級服務組織為推廣網點，科技示範戶為榜樣的農業技術推廣網絡，扶持各類民辦專業技術組織的發展，形成國家、集體和各種民辦技術組織相互配合、相互補充的農業技術推廣服務體系。同時，為了積極推進我國的農技推廣工作，要求縣站從自身的情況出發，本著服務縣級經濟，發展糧食生產的原則，在切實加強自身建設的同時，充分利用自己的有利地位，廣泛開展與科研部門、大專院校的業務聯合，及時獲取新的或適用的科技成果，並在其指導下進行試驗、示範、推廣。

其次，強化鄉(鎮)村級技術推廣機構，解決科技斷層問題。鄉(鎮)村科技推廣機構上連縣級站，下接農民群眾。因此，是科技推廣的樞紐。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以來，這級推廣機構受到削弱，形成科技推廣的“斷層”。因此，為了架起縣級站和農民之間的科技之橋，就要求在鄉(鎮)村建立一種能把決策、管理、經營、服務等功能協調在一起的新的管理體制，統攬農村科技工作，組織技術引進、示範和推廣工作，加強科技信息和搞好技術培訓。 第三，壯大農業科技推廣隊伍。農業科技推廣隊伍是加速科技成果轉化為生產力的重要力量。壯大農業科技推廣隊伍，一是要落實現行政策，改善工作與生活條件，幫助他們解決生活中的實際困難。二是要製定基層農技推廣獎勵政策，對貢獻大、成績顯著的農技推廣單位和個人，要給予獎勵和表彰，充分調動他們的積極性。三是要不斷充實國家基層農技推廣機構和技術力量，制定基層農技推廣人員優惠政策，鼓勵科技人員到基層推廣技術，廣泛開展對農民的職業技術培訓，提高農民接受和應用農業新技術的能力，實施“綠色證書”，培養一大批糧食種植能手，使農業科研、教育、推廣相結合，共同為發展糧食生產服務。

現在，黨的十五屆三中全會已經制定了一系列扶持與支持農業發展的政策，農業投入也在逐漸成為政府的重點與社會的熱點，中國的農業是否能再一次騰飛，關鍵就看農業科技的發展與推廣應用了。 如果哪個城裡娃在“我的理想”的作文裡寫上要當農民，十有九會被人當成傻子；而如果是鄉里娃把當農民作為自己的理想，也十有九會被人罵：沒出息！連我們的報刊上與電視裡，經常宣傳的也是某某農民“有出息”，自學成才進城當了乾部；某某農民的兒子“有出息”，考上了大學當了工程師……在這種社會輿論的引導下，連農村孩子也把讀書的目的定在跳出“農門”上。於是，在中國，便出現“有知識的不種田，沒知識的種不好田”的尷尬現象。 我國農業人口的勞動力素質較差，已成為製約農業發展的一大隱患。我國每年有6000多項農業科技成果問世，但轉化為現實生產力的只有30～40%，與國外的70～80%的成果轉化率相去甚遠，且真正形成規模的不到20%。其原因，主要就是農民自身素質較低，對高科技的吸納能力較弱。我國90%左右的農民文化素質偏低，儘管整體上農民素質有較大提高，但受教育較多的年輕人務農的卻在減少，這與不少農業發達國家務農者需要有一定程度的文化相去較遠。

據中央政策研究室調查，在農戶裡，戶主或決策人不識字的佔13.8%，小學程度的佔41.5%；此外，有技術專長的農戶佔11.5%，受過職業教育和培訓的農戶僅佔3.9%，而文盲半文盲佔16%。另據國家統計局統計，目前我國農村農民具有初中文化程度的僅38.6%，具有高中與中專文化的僅9.3%，具有大專以上文化的僅0.2%。 在一些人的心目中，農業生產是最簡單的勞動，因此，如果讀了大學還去當農民，絕大部分人會認為不正常。事實上，現代農業亦如現代工業或現代國防一樣，同樣需要高素質的人才。在許多發達國家，大學畢業後當農民，是非常平常的事情。如美國務農人員具有大學文化程度的就佔了32.2%，日本佔了21.2%，加拿大佔了19.3%，澳大利亞佔了21.2%，甚至連印度也達到2.5%，泰國2.9%，土耳其3.6%。而務農人員中的文盲、半文盲在發達國家幾近消除，美國僅為0.5%，歐洲僅為2.2%。

文化素質不高，加之傳統的產品經濟和計劃經濟的舊體制影響，相當多的農戶在市場經濟面前，思想保守，視野狹窄，不懂得按市場需求安排生產經營活動，同時，不能接受和掌握現代農業科學技術，從而影響農業生產的發展。據經濟學家測算，小學畢業生可以提高勞動生產率43%；中學畢業生可以提高108%，大學畢業生則可以提高300%。 從統計調查中，我們也可以發現，勞動力文化素質與人均純收入水平明顯相關。據有關部門的調查，人均年純收入2000元以上的地區，文盲半文盲率9.6%，而800元以下地區則達29.9%；2000元以上的地區，小學與初中文化程度的農民佔78.9%，高中與中專佔11%，而800元以下的地區，小學與初中文化程度的農民只佔61.5%，高中與中專只佔8.5%。全國人均純收入800元以下的13個中西部省份中，鄉村勞動力文化程度構成是，文盲半文盲達到56%；高中以上文化程度不到10%。現在我們已難以分清，是因為先貧窮而文化素質低，還是因為先文化素質低而貧窮，但我們清楚的卻是，二者可以互為因果，惡性循環。

另外，還有一個值得引起我們注意的動向，那就是大量流入城市的農村勞動力不僅都是農村頂樑柱的青壯年，而且大都是有一定文化知識的農民。這意味著，本來就文化素質不高的務農人員中，又走掉了一批相對而言文化素質高一點的農民，剩下在農村留守種田的，其文化素質結構將更差。 農民文化素質不高的狀況，已引起黨中央的高度重視。黨的十五屆三中全會決定，在加強農村教育事業的同時，要“十分重視農村成人教育”，“緊密結合生產實際，組織農民學習先進實用的種植、養殖和農產品加工技術。通過多種方式，引導農民學習和掌握商品生產、市場營銷和經營管理方面的知識。”其最終目的，便是要培養“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紀律的新型農民”。 沒有現代化的農民，便沒有現代化的農業，同時也就不會有現代化的中國。因此，加強對農民的文化教育與科技培訓，是擺在我們面前的一項艱鉅而迫切的任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