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4章 四、要給農業吃補藥

農業是國民經濟的基礎，這是我們建國之初就確立的方針。總結歷史和現實的經驗教訓，從中央到地方都越來越深切地認識到，實現農業的穩定發展，是經濟穩定、政治穩定的基礎。只有農業穩定了，經濟才能穩定，社會才能穩定，人心才能穩定，國家才能穩定。在推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今天，農業更是改革、發展、穩定大局中最重要的支撐點。就連沿海經濟發達地區的干部群眾也從挫折中悟出了一個道理：有錢可以買到糧食，卻買不來一個紮紮實實的“農業基礎”。越是發展市場經濟，越要加強農業這個基礎，成為全黨全國上下的共識。 但是，如何穩定農業，如何加強農業這個國民經濟的基礎，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它除了需要我們從思想上認識外，更重要的是還要有實實在在的扶持措施與投入機制。很簡單的道理，一雙空手兩條光腿是搞不好農業的。

在這方面，一些國外的經驗是值得我們藉鑑的。 發達國家對農業財政補貼一般都在30%～40%之間，如日本每年為260億美元，佔48%。有的市場經濟發達的國家，在工業化的過程中，也走過一段農業萎縮的彎路，但最後都不得不回過頭來調整政策，主要是運用財政手段給農業以必要的支持。美國農業在國民收入中僅佔4%，而政府卻給予9%的財政補貼。德國農業稅收約佔全部收入的1.7%，而農業投資卻佔國家預算的7%。 不僅發達國家重視對農業的投入，而且與我國國情相似的發展中國家也非常重視農業的基礎地位，採取一系列高補貼政策穩定與刺激農業生產的發展。 韓國自1969年以來一直採取糧食高價收購、化肥低價銷售政策，金融上還推行貼息計劃，鼓勵資金向農業部門流動，盡量保持糧食的基本自給。在烏拉圭回合達成協議以後，韓國也受到國際的壓力。為減少財政和消費者負擔，緩解國際上要求開放的壓力，政府採取措施，鼓勵擴大經營規模和提高農業勞動者的素質，以增加糧食的經營效益。從1994年起政府又設立了“轉讓經營基金”，撥款1600億韓元(合2億美元)，支持把耕地轉讓給務農的子女或賣給50歲以下的農民以解決務農人員老化的問題。同時從1995年開始，改革教育制度，新設一個特別學制，以農業高中畢業生為對象，實施兩三年技術教育，畢業後承認大專學歷、免收學費和免服兵役，作為農民的接班人。

印度是個有9.35億人口的大國，並且也是74%的人口在農村，由於人口不斷增加，對糧食的需求也不斷擴大，在很長的一段時間內，需要從國外大量進口。 70年代以來，在世界銀行的幫助下，實施“綠色革命”，增加對農業投入(佔總投入的24%)，擴大灌溉面積(佔耕地的45.3%)，推廣優良品種(覆蓋率為70%)，增加化學肥料(每公頃折純量74公斤)，使糧食產量大幅度增長。 1980-1988年，糧食總產量由原1.53億噸增加到1.83億噸；每公頃產量由1190公斤增加到1449公斤；人均產量由223公斤增加到230公斤。單位面積產量和人均產量儘管都低於中國水平，但由於印度牛奶消費水平高於中國，糧食直接消費水平卻低於中國，做到了糧食低水平的基本自給，儲備量佔總產量的18.9%。

在亞洲的越南，實行經濟體制改革，使農民獲得了土地生產經營權，同時實行低稅政策，每公頃土地使用稅為50公斤稻穀，只相當於產值的5%至6%。另外，政府增加對農業的投入，改善水利設施，農業基建投資佔國家基建投資的28%；改革了政府強制性低價收購糧食的體制，實行市場自由交易，增加了農民的收入；重視農業科技推廣，政府保證農業科技事業單位的經費，創收部分用於獎勵科技人員，促進了生產的發展。 1989年至1993年每公頃水稻產量達到3.25噸，比1981至1988年提高了22.2%；大米每年平均出口量為158萬噸，而在1981至1988年則每年平均進口32萬噸，即由進口國變為僅次於泰國、美國的第三個大米的出口國。

沙特阿拉伯大多數地區為沙漠，氣候乾旱，發展農業極為困難。但在70年代後期，以巨大的投資，發展海水淡化工程解決了灌溉用水的問題，同時採取高額補貼(包括糧食和農用生產資料)，將適於農耕的土地免費給農民和農業公司使用，使糧食產量大幅度增加，除滿足本國需要外，還出口許多國家。聯合國糧農組織曾授予該國榮譽證書，表彰他們在實現“糧食安全”方面所起的表率作用。 而菲律賓則給我們提供了一個由於放鬆農業的投入而影響到農業生產發展的反面典型。菲律賓過去曾經是大米出口國，但近些年來，由於政策的失誤，用於灌溉的投資，由1980年的8億比索下降為1992年的2億比索，導致了灌溉設施的荒廢，影響了水稻的產量。同時，由於在工業化和城市化過程中種植水稻的耕地急驟減少，面積由1975年的980萬公頃下降到1992年的320萬公頃。 1995年大米產量為610萬噸，比上年減少2.5%，導致了市場糧價上升1倍以上，不得不從國外進口大米33萬噸，1996年增加到50萬噸。為此，拉莫斯總統撤換了糧食廳長和農業部長的職務，使總統的支持率下降到20%。

由以上我們可以看出，世界各國對農業特別是糧食生產的投入都非常重視。沒有農業的高投入，便不會有農業的高產出，這是被許多國家都證明了的事實。靠一雙空手兩條光腿是搞不好農業的，我們要發展農業生產，要提高糧食產量，首要的便是增加對農業的投入。以前我們過於強調人的因素，強調政策的力量，而忽視物的投入，其結果除了在數字上做一些遊戲，實踐中卻很難有大的突破。我們說，農業發展，一靠政策，二靠投入，三靠科技，三者缺一不可。 如果說中國不重視農業生產，顯然是不符合事實的。中國的經濟改革，是從農村開始的，從1982年起連續5年的年初，黨中央發出5個一號文件，突出強調加強農業的基礎地位，以顯示農業的重要性和權威性。

然而，我們也不能不看到，就在全黨大講農業的熱潮中，國家對農業的投入卻在逐年減少，國家對農業的投資從平均年遞增11%下降到遞增3%，農業投入在國家投資總額中所佔的比重，也從17.7%下降到4.8%，其中，最低的1986年竟只有3%，國家對農業的基建投資佔國民經濟總投資的比重，也存在同樣的遞減現象，由1980年的6.5%下降到1996年的0.4%。 1979年中共中央1號文件明確規定，三五年內，國家對農業的投資在整個基本建設投資中所佔的比重要逐步提高到8%，實際情況是，不但沒有按黨中央的要求提高，反而出現逐年遞減態勢。與工業的投入年年擴大形成對照，建國後農業基本建設投資比重一直呈下降趨勢，從五五時期的10.5%下降到七五時期的3.36%，從1984年的6.21%下滑到1994年的1.7%，到1996年僅剩下0.4%。農業支出佔財政總支出的比重由1978年的15.9%下降到1996年的10.8%，1998年也才恢復到12%。

對農業和糧食生產進行成本補貼，是許多國家通行的做法，發達國家不說，世界廣大發展中國家也對化肥和使用良種都實行資金補助。匈牙利規定，建造化肥廠、打井、購買拖拉機等可得到20%的補貼；修水庫、建築購銷和加工牛奶設施，可得到40%的補貼；改良土壤，可得到40%的補貼；購買農業機械，可得到60～70%的補貼。另外，提供短期、中期和長期信貸，也是各國對農業和糧食生產者實行非價格政策的重要形式。如奧地利對種子提供長期信貸；加拿大對農業提供中期和短期的信貸；挪威對購買農業機械提供特別貸款。這些信貸對支持農業和糧食生產都起到了很好的作用。有些國家的政府則對糧食生產投入要素實行價格補貼，以降低農民的生產成本。如印度政府，用於化肥的補貼，由1976年度的6億盧比，增加到1984年的79億盧比；印度尼西亞為了保證各種農作物的優良種子，國家對良種實行育種補貼，凡是用於生產和國家計劃的，每公斤給予176盾的育種補貼；前蘇聯用於農用拖拉機、汽車、聯合收割機和化肥的補貼，平均佔批發價的20.2%，其中每噸化肥的補貼即達到14.43盧布。

而我國對農業的財政補貼，名義上是農業總產值的10%，但在工農產品剪刀差的衝擊下，幾乎為零，甚至還是負數。 1950年至1978年，國家通過價格手段取得的農業國民收入大約為5239億元，農業稅累計819億元，而同期國家通過財政支出返回農民的只有1577億元。 28年間，國家從農業國民收入中徵收了4481億元。國家與農民之間的“取”遠遠大於“給”。改革以後雖稍有改變，但仍未徹底扭轉這種趨勢。據分析，我國從1952年以來，農業生產經歷了十多次波動週期，平均每個週期約為4年時間，在這些波動中，因資本波動對農業的影響達41.4%。 為什麼一邊是黨中央大力強調重視農業，加強農業，一邊卻是農業投入逐年減少，工農業產品剪刀差越來越大呢？借用河北省某縣一位副縣長的話說：“我抓了八九年農業，要說領導不重視，也不是。發展農業，除了要錢不給，什麼都給。過去說'全黨大辦農業'，現在是'全黨大講農業'”，話雖然講得略為尖刻，但也不能說它沒有道理。原農業部長何康也承認：過去喊重視農業，確實說得多，做得少，口頭投入多，實際投入少……這些年實施的國民經濟部門化管理，使農業處於極為不利的地位。現在，與農業有關的部門包括計劃、財政、銀行、化工、商業、糧食、外貿、輕工、工商、稅務、物價、供電等，在國家計劃指導下，都在相當程度上左右著資源的配備。部門、行業利益與其行為缺陷使農業的處境非常尷尬。本來國家和農民都希望各部門、行業能對農業經濟的發展起積極推動作用，但部門行業為了自身利益，往往起著反作用。在農業投入中，有些承擔物資、資金供應任務的部門，不能正確處理本部門利益和農業發展大局的關係，為了自身利益，將物質、資金集中轉向那些見效快、利潤高的行業；有的還參與農資轉手倒賣甚至隨意抬高物價，以劣充優，剋扣農業，從中牟利，使國家對農業的投入計劃不能如數、如期實現。更有甚者，有些職能部門在農產品和農業生產資料市場短缺的情況下，為著所謂“內部”合理的利益，向農民伸手要好處。由於這些行業、部門具有壟斷地位，經營利潤可觀，這就使得農業報酬越來越低。再一方面，國家利益地方化傾向又促使地方政府向非農產業傾斜。地方財政包乾之後，由於財政對地方的壓力，使他們產生了短平快投資和高產值、高速度抓財政收入的動力，農業的發展則主要靠中央投資，從而使“城市偏向”更加突出。地方政府對農業的投入，充其量也只是解決自給自足。他們關心財政收入眼睛向下看，發展農業目光向上看，縣里看省裡，省裡看中央，而中央此時又往往無能為力。於是，加強農業便只是喊在口號裡，寫在文件中，印在報紙上，卻很難落到實處。

農業投入問題，不僅關係到農業生產的發展，更重要的是還影響著整個國民經濟的進程。 “李嘉圖陷阱”便是忽視農業後出現的一種經濟現象。 有專家認為，我國農業須再次防止落入“李嘉圖陷阱”。所謂“李嘉圖陷阱”是農業國工業化過程中的一種特殊經濟現象。是由於資本、勞力、土地等各種經濟要素，由農業部門向工業部門的轉移造成農業萎縮、農產品短缺，進而導致工業化過程的暫時停滯。 建國以來，我國國民經濟已三次落入“李嘉圖陷阱”。分別是1958至1960年、1978年至1980年、1985至1988年。雖然幾次落入的背景不同，但主要原因大致相同。如經濟部門的發展比例失調，工業部門增長速度較快，農業發展太慢甚至徘徊；農業投入比例下降導致農業增長乏力；農產品價格相對下降導致農民減收；農業增長緩慢形成農產品供不應求，農產品短缺。三次落入的後果都造成國民經濟的暫時停滯，一般需要三至五年的時間進行整頓和調整。 1958年工業增長達54.8%，而農業僅為2.4%，比例高達22.8：1，結果隨後出現三年困難時期，被迫進行調整，直到1963年才逐步調整過來。 1988年的通貨膨脹和搶購現像也是在工農業發展失衡的情況下出現的。脆弱的農業基礎是很難長久支撐20%以上工業發展速度的。根據專家研究，工農業發展的合理比例應該是2.5：1。

據研究，現在我國已有再次落入陷阱的徵兆，表現在農業增長速度明顯低於工業增長速度，農業投入全面下降，農民實際收入下降等。在1992年、1993年經濟快速發展中，工業增長速度分別達到20.8%和21.1%，而農業發展速度只有3.7%和4%。江澤民總書記當時就對此敲了警種：如果農業長期得不到應有的發展，工業早晚也要掉下來，最後不得不進行調整。他要求寧可少上幾個項目，放慢一點工業發展速度，也要保證農業發展的需要。 為了克服國民經濟的大起大落造成的不利影響，必須防患於未然，採取有效措施保證農民收入的穩定增長，保證農業投入的一定增長幅度。 農業是一個特殊的產業，一般地說，它的生產規模極小，以一家一戶為生產單元，因而在規模上很不經濟；它的生產週期特別長，通常以年為度量單位，因而具有相當大的市場風險，機會成本也很高；它的產品是生物製品，它的生產過程是生命的繁衍，因而又多了一重來自自然界的風險……而農產品，特別是作為其“大頭”的糧食，是一種特殊商品。它除了具有一般商品滿足人們某種需求的功能升，它還具有社會安全的功能：它可以進入市場自由交易，但它的價格又不能太高太“離譜”，否則因牽涉面太大而使整個社會難以承受，價格過低，又會因“穀賤傷農”而帶來新的社會問題……這就不難理解，為什麼人們會把農業視為“弱質農業”。因此，有人說，農業，即使其產值只占到國民生產總值的1%，也仍然不失為國民經濟的基礎產業。 正因為有了這許多的特殊性，因此目前農業自身的積累能力較差。 60%的農業生產者僅生產20%的國民收入(其中有很大一部分被剪刀差差掉了)，農產品商品率僅二成多，在這種情況下，單純靠農民增加農業投入既是不合情理的，也是不現實的。而農業要投入，除了加強政府的政策扶持與財政補貼外，還應積極引導工業搞農業開發，吸引外資投資農業項目或製定鼓勵農業投入的政策，吸引社會閒散資金投向農業等，形成對農業的多元投資，這才有可能使農業的投入得到落實與加強。 顯而易見，國家對農業的投入是農業投入的大頭。國際通行慣例，國家對農業的投資必須達到固定資產總投資的10%才屬正常。歐洲大部分國家過去糧食依賴進口，1958年成立歐共體後，用預算的2/3作為農業投資，扶持糧食生產，結果糧食不僅自給有餘，還成為國際糧食市場上僅次於美國的第二大糧食賣主。中國目前固然財力有限，期望在短期內對農業投入大量資金顯然是不可能的，但逐漸增加對農業投入的比例，則是非常必要的。黨的十五屆三中全會明確提出：“必須從全局出發，高度重視農業……堅持以農業為基礎，從政策、科技、投入等方面大力支持農業。”九屆全國人大則部署：“各級政府都要增加對農業的投入，落實水利建設基金，鼓勵農民群眾、農村集體組織增加勞動和資金投入。”1998年的中央預算安排支援農業的支出為62.35億元，比1997年增長12%。這是一個令人欣喜的現象。 不過，在中國目前的經濟形勢與財政狀況下，單純依賴國家對農業進行投入是不夠的。由於中國農業範圍廣，底子薄，人口多，無論是政府還是農民都難獨力支撐如此龐大的農業體系，因此，加強農業的多元化投入非常必要。 首先，我們可以考慮利用外資。如果說農村改革為中國改革曾立下過汗馬功勞，那麼，現在農村的對外開放卻大大拖了中國開放的後腿。目前中國在農業方面引入的外資不到總量的1/3，這與中國農業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是極不相稱的。固然，由於農業投入周期長，效益比較低，直接引資投入難度很大，政府可對例行的國際間援助重點向農業傾斜，或採取政策扶持辦法，引導外資向農業投入。這對自身投入能力較弱的中國來說，不能不說是一條捷徑。 農業有著巨大的市場潛力。由於全球性的資源短缺，作為資源性產品的農產品及其關聯產品將越來越成為短缺商品，農業所擁有的市場份額比任何其他產品都要大。隨著人們生活不斷改善，農產品的需求也將日趨多樣化和高檔化，市場前景十分誘人。據農業部透露，目前農業項目庫已儲備了3000多項目，需要資金1600億元。同工業領域已經形成格局，沒有太多的迴旋餘地相比，農業領域在不少方面仍存在市場空白，有著較大的投資發展空間。 尤其令投資者放心的是，投資農業風險小。農業得到國家重點保護，是優先發展的重中之重的產業，在稅收、貸款、資金融通和外匯調劑方面都享受著比較優惠的政策，因而儘管投資週期較長，但投資成本小，收益穩健。 中國農業出現誘人的商機，已開始令海外商人怦然心動，一些精明的商家早已捷足先登。 以生產保健器材起家，由安康美國(國際)、安康德國(製造)和安康中國(集團)三家公司組成的安康集團在內蒙古自治區開發的70萬畝農場，近一年來已投資4600萬元。 廣東信宜市，僅1994年以來，“三資”農業總投資1.42億元，經營土地2.13萬公頃，產品全部由冷藏直接運銷港澳，填補淡季市場。 上海已發展中外、滬港、滬台農業合資項目364家，總投資8.6億美元，協議吸收外資5.93億美元。經營範圍涉及到蔬菜、瓜果、花卉、食用菌、畜牧業、副食品加工等諸多領域，均為與生態環境、營養食品、人體健康密切相關的重要產業。 目前在海南投資農業的台商有200餘家，實際投資額1.5億美元。台商李文源，1996年在瓊海興辦了一個400多畝的養殖基地，飼養石斑魚、紅友魚等海水產品，1997年又在瓊山市三江農場投資1000多萬元人民幣興辦了一個1000畝的淡水養殖基地，飼養了100多萬尾台灣單性羅非魚苗，經濟效益相當可觀。 九屆全國人大確定，今後要逐步引導外資投向農業、基礎工業等領域。可以預見，不久的將來，外資投入農業，將成為中國農業的一大熱點。 與此同時，我國相當多的工業企業和投資者也開始重新審視農業的投資機會，並著手調整經營方向。 1995年12月23日，三九集團、新希望公司、安康集團、中農信飛龍公司、江西遠大、中實集團、如意集團、百富勒集團、內蒙古鹿王公司向海外工商企業發出倡議：工商攜手並肩，振興神州農業。 事實上，在倡議發出之前，工商界的鉅子們已經在古老的田野上播下了希望的種子。 最先進入農業的是原料來自農業、產品用戶是農民的企業。雲南玉溪捲菸廠把菸葉種植作為“第一車間”來抓，把本地區20多萬戶菸農作為編外職工對待，逐步建立了60萬畝烤煙生產基地。他們把工業利潤作為啟動資金，以12種形式向“第一車間”進行利潤返還，11年里共投入30億元，既增加了農民收入，又保證了穩定的原料來源，企業也獲得巨大發展，成為我國第一稅利大戶。四川的希望集團在農業領域摸爬滾打14年，“希望牌”飼料銷遍全國，他們在十幾個省市區建成的50多家企業和上萬個銷售網點，安置了近55萬農村勞動力就業，希望集團也被評為全國民營企業五百強之一，中國飼料工業百強之一。 河南蓮花味精集團以支援農業為己任，對附近農區的玉米，“蓮花”都以高於市場10%的價格全部收購。 1994年拿出2000萬元用於企業所在地的40萬畝農田的水利建設。 十大企業的聯名倡議發出之後，很快得到工商鉅子的回應。 1996年2月9日上午，“希望集團和大寨共同發展現代化農業的合作計劃書”在山西省昔陽縣虎頭山正式簽署。 在合作書上簽字的都是家喻戶曉的人物，一位是中國飼料大王、希望集團董事長劉永行，一位則是當年大寨“鐵姑娘隊”隊長、大寨現任黨支部書記郭鳳蓮。雙方一致商定，希望集團出資2560萬元、大寨以場地、廠房等入股，合資興辦“大寨希望農業有限公司”，公司的飼料項目設計年生產飼料能力為20萬噸，投產後產值可達4億元。同時，公司將帶動大寨村民發展牛羊飼養業，並對畜產品進行深加工。 1995年12月底，深圳南方製藥廠會議室，趙新先簽下了該年度最後一項“神農計劃”項目協議。三九集團出資1244萬元，與吉林省農村經濟明星——泡子村共同組建“三九吉林泡子有限公司”，專事延伸玉米深加工產業鏈。 農業，正醞釀著一次新的機會，一次新的騰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