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1章 一、誰在打農民的主意

當中國的報刊熱熱鬧鬧談“白條”的時候，許多外國記者卻總也弄不明白：什麼是“白條”？ 有人告訴他們：中國的農民風裡來，雨裡去，臉朝黃土背朝天，像侍養自己的孩子一樣侍弄著那一畝多貧瘠的田土，辛辛苦苦種出來的糧食、棉花，送到糧站，送到收購站，卻只能得到一張證明交了糧食、棉花的白紙條，而不能得到現錢。 洋記者很天真：那農民去商店買東西要不要現錢呢？ 也難怪外國人不理解。 “白條”，也許是中國絕無僅有的東西。 是農民富得流油了，連政府、銀行、糧站都來向他們打“欠條”了？恰恰相反，中國農民最短缺的是貨幣，偏偏他們得不到貨幣！ 農民沒有每月按時領的工資，沒有每年往上漲的獎金，沒有人給他們分配住房，沒有人給他們負責治病，而他們就靠著這田裡打的糧食、土裡種的棉花、欄裡餵的肥豬，來換取幾張可憐的鈔票，去購買化肥、農藥、家具，去給子女補交學費，去還歷年欠下的陳債舊賬，最大的期望，不過是過年了縫一套新衣，醃幾斤臘肉……偏偏，他們卻只能得到一張“白條”，一張買不得火柴稱不得鹽的“白條”！

“白條”是誰發明的，現在已難以考證。反正是改革開放後，農業生產剛剛開始發展，農民剛剛解決了溫飽，有人就開始用“白條”來對付農民了。先是糧食打，後是棉花打，以後則什麼東西都可以“秤桿一揚，白條一張”，你要也是白條，不要也是白條，反正沒有現錢給你。 開始還只是局限於一鄉一縣或者一個地區，數量不大，時間也不很長。但進入90年代，“白條”突然氾濫成災，遍及全國農村，數量達到幾十億元之多。 農民臉朝黃土背朝天，一年到頭辛辛苦苦，換回的卻是一張買不得鹽、打不得醬油的白條，沮喪可想而知，傷心可想而知。從天天要、頓頓用的油鹽醬醋，到孩子的課本費、來年的種子錢，沒有哪一樣不指望這汗水換來的農作物給家裡帶來希望，帶來生機，而現在，一張白條，讓這希望破滅了，讓這生機消失了。

固然是國家資金困難，銀行缺錢，收購部門無錢，但是，我們難道僅僅能用“資金困難”四個字就把農民打發了嗎？打白條最嚴重的1992年，我國發行了1158萬元貨幣，比1991年增加了1倍，票子已經印得夠多的了，但卻偏偏沒錢收購農副產品。 1992年國家銀行發放貸款增加了3570億元，比1991年增長了19.8%，但收購農副產品的貸款卻反而減少了160億元，錢呢？炒房地產去了，搞開發區去了，修高爾夫球場、建賽馬場、開夜總會去了！ 也許是我們的農民太老實、太能忍辱負重，許多人總喜歡打農民的主意，幾乎所有難以轉嫁的負擔、包袱，都往農民身上攤。反正農村人多地廣，一人轉嫁幾十元，就能填補幾百億元的窟窿，卸掉幾百億元的包袱。他們可以把上十億上百億的資金拿去炒房地產，搞開發區，卻不肯付給農民幾十幾百元收購資金，欠就欠著，只有農民能欠，你工廠工人遲幾天發工資就會鬧翻天，可農民拿了“白條”卻只能悶在心裡叫苦。一些地方政府、銀行與收購部門把收購資金、專項農用資金拿去挪用，為了得高利息，得回扣，一挪就是幾個月，農民叫苦連天，他們卻充耳不聞。

農民僅僅是剛剛解決了溫飽，比起城鎮居民還相差很遠，他們實在承受不了這種不合理的公開“盤剝”。許多農民無錢購買生產物資，準備棄田拋土；許多農民無錢供養子女上學，退學失學兒童越來越多；許多農民生活陷入困境，被迫背井離鄉……許多農民無奈之中，把“白條”折價賣給先富者，“白條”成為進入流通的“第二貨幣”……1992年底，10餘個省人民銀行、農業銀行的行長們被召集到北京友誼賓館，研究如何解決打“白條”問題。來自會議的一項統計震動了人們：僅據這些省初步統計，“白條”就已近40億元。這個數字還不包括因缺少資金未能收購的部分。 任何一個國家，農業不穩，則經濟大亂。這是歷史已經反复證明了的事實。 國務院的領導人已經發現了問題的嚴重性，我們再也不能這樣不公平地對待農民了！保護農民利益，穩定農業基礎已成為刻不容緩的工作。 1992年底，國務院不容任何討價還價地鄭重宣布：1993年1月15日前一定要兌現農民手中的“白條”，讓農民過上一個歡樂祥和的春節。把“白條”兌現與農民過春節聯繫起來，足以顯示“白條”問題已經突出到何種嚴重的程度。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朱鎔基甚至怒不可遏地說：誰再繼續打“白條”，就要誰的腦袋！

許多農民看了電視、讀了報紙流淚了：共產黨還是愛護農民的，國家還是關心農民的！就衝這一點，我們也得認認真真地把田種好。 全國震動了，兌現農民手中“白條”成為各級政府一件頭等大事。中國人民銀行和中國農業銀行迅速作出反應，宣布立即下放足夠的資金，保證資金按期到位。各省市自治區層層組織人員，一級級督促，一村村檢查，一戶戶兌現。 許多地方開始了倒數計時：20天、19天、18天……老實巴交的農民，這次得到了特別的尊重，他們歡歡喜喜地兌現了手中的“白條”，雖然經過七折八扣，到手的並不多，但他們滿足了：國務院為他們說了話，撐了腰。這年的春節，中國農村的鞭炮放得熱鬧，龍燈也玩得有勁。 但是，這畢竟只是一個非長久之計的臨時措施。今年“白條”兌現了，誰能保證明年不捲土重來呢？再說，你如果還嫌“白條”的話，我乾脆關門拒收，讓你“白條”都沒有一張。

說到做到！ 1993年後不准打“白條”了，糧食不要了，生豬不收了，棉花不管了……1998年的新糧改正是從體制上入手，徹底解決打“白條”的現象。國務院的糧改政策不容置疑的規定：各地糧食收儲企業一定要按保護價敞開收購農民手中的餘糧，並且一定要現金結算，戶交戶結。作為保證的便是糧食部門的敞開收購和收購資金的封閉運行兩大改革措施。 中國的農民終於可以舒心地笑了：如今種田有指望了。 但是，糧食解決了，還有棉花呢？菸葉呢？生豬呢？ 果然就有地方這邊堵了那邊來。 《人民日報》報導，湖北建始縣官店鎮“發明”了兩個新玩藝：“花票”與“煙條”。所謂“花票”與“煙條”就是收購菸葉等農副產品後付給農民的一種名為定活兩便儲蓄單，實際上卻是難以兌現的變相白條。你不要？那你的菸葉、茶葉、藥材就只能放在家裡爛掉了。

有意思的是，這種“白條”還能在一定範圍內流通，但價值要打折扣。比如到商店購物，須打折20%；買化肥，一包得多付5元左右的錢……變著花樣坑農民，虧他們想得出！ 在銀幕熒屏上，農民總是一幅彎腰駝背的形象。有相聲說，這是被負擔壓的。 河北省遷安縣沙河驛鎮有家姓孟的農民，全家4口人，一年收穫糧食800公斤，而他購買化肥、農藥花了200多元，上繳稅、費400多元。 600元錢只換得800公斤糧食，農民的腰怎麼不被壓彎？ 四川省有一個村，人均收入不足400元，人均稅外負擔為154元，佔了上年人均收入的38%，農民負擔有多重？誰都能從這裡掂出分量來。 吉林省長嶺縣一農民寫信向中央“告狀”說：1986年他家扣款200元左右，1991年增至750元，而現在快達到1000元了。

某報登載了浙江澄原縣王莊鄉農民朱孫國的一張結算單。朱孫國一家6人，上交糧食505公斤，應獲金額283元。應扣部分：農業稅81元；鄉村提留每人20元共120元；村級提留每人4元共24元；組級提留每人15元共90元；農田基本建設籌款每人1元共6元。以上合計321元。結果，朱孫國還得倒交現金38元。 一則令人不敢相信的黑色幽默！臉朝黃土背朝天的農民，流了多少汗，出了多少力，結果還得倒交錢。 1996年6月14日，河南新縣週河鄉的農民寫信給《人民日報》說：“照這個樣子，誰還當得起農民？！”他們訴說，這裡除了攤派一個跟一個之外，亂罰款亂收費也層出不窮。農民發生糾紛找鄉政府調解要先交錢，取匯款竟還要再交一次郵寄費，少種一棵樹要交罰款……開封市調查，1978年，中國的農民只要負擔5項稅費，人平為15.58元；到1985年，農民負擔項目增加到27項，人平負擔為24.25元，到1990年高達97項，人平負擔上升到80.19元，佔上年純收入的17%。一年一個“台階”，一年一個“發展”。

培源村是贛東北的一個窮山村，這幾年年年喊減輕農民負擔，可這裡卻越減越重，1998年遭遇洪澇災害，早稻絕收，可負擔非但未減，反強行增加了6萬多元。該村盛流華一家5口人，種了4畝2分地，純收入不到1000元，可要上交的稅費就達750元，辛辛苦苦乾一年，到頭來還得借錢交稅費。那麼他們都交了一些什麼費呢？村民們說：“交什麼錢，交多少，都由村幹部說了算，不交就不行，交了連收據都沒有。”村民李英回憶道：“7月的一天，八九個鄉村幹部闖進我家，要我交400元錢，我問交什麼錢，他們中就有人呵斥：你別問這麼多，交了就是。我說沒錢，他們就把我家的一頭豬牽走了。” 記者一調查，農民糊里糊塗交的都是什麼費呢？村支書家裡要裝一部程控電話，村民集資近萬元拉了一根專線；儘管村民們從來沒有接受過什麼農技指導，卻年年要負擔1000多元的農技指導費；讓村民交的秧盤款更是令村民們莫名其妙：什麼秧盤，我們根本沒有見過！

農民剛吃了兩年飽飯，就有人來打主意了。上上下下那些掌握著權力的部門、單位、地方政府，都把手伸向了農民。修路、建橋、建學校、搞計劃生育、維持治安、訂報紙、入保險……五花八門，名目繁多，但可笑的是，他們還堂而皇之地打著“為農民服務”、“取之於民、用之於民”的招牌。有個縣婦聯搞創收，調進一批飼料添加劑，每戶攤派兩包，美其名日幫助農民發展生豬養殖。有一個鄉居然承擔訂閱了來自8個系統、上10個部門的68種、6000多份報紙，沒有一個農民見過一張報紙，但每人也得交5元多訂報費。有個商業部門月餅長了黴，也通過鄉政府出面，每戶攤兩個。謂之：農商聯盟，農商共建。吉林省四平市的17個農行營業所不認真去搞金融工作，卻插手化肥經營，以每噸高出市場價100多元強行分配給農民，你不要嗎？那你們就別想從我這裡貸款了。湖北省有4個鄉鎮為翻蓋辦公樓、購置小汽車等向農民集資攤派355萬元。還有一些攤派項目，連他們自己也羞於啟齒。在四川某丘陵大縣，地方領導吃喝玩樂的錢是用“特需經費”的名目向農民攤派的。而在湖北江漢平原一帶，這個項目叫“共統費”……一句話，只有剝奪農民，才是他們最理想的“選擇”。農民老實，農民馴服，農民善良！對2億城市居民不能用的辦法，可以對9億農民用；對2億城市居民不敢做的事，對9億農民敢做！

針尖削鐵，燕口奪泥，虧他們下得了手！農民再富，也經不起這樣的盤剝。況且，農民的富裕，只是相對改革開放之前的狀況。事實上，許多地方的農民才剛剛解決溫飽，有的還沒有徹底脫貧。如此把農民當作唐僧肉，都來割一刀，吃一口，傷害的是農民，影響的則是整個農業的發展甚至整個中國經濟的順利進行。 農民已不堪重負！逼急了農民只能把希望寄託在黨中央，在國務院，在帶領他們浴血奮鬥過的共產黨了。 黑龍江省744名農民聯名畫押上書中央，8000餘言飽蘸熱淚的辛酸訴說和密密麻麻的6面黑手印，沉重地昭示：農民已不堪重負，不堪忍受沉重的苛捐雜稅了。 有次，江澤民總書記到江漢平原視察，農民劉克勤當面問總書記：“現在為什麼提留這麼多？攤派這麼多？” 面對農民的呼喚，共和國領導人不得不思考一個問題：減輕農民負擔，文件年年發，領導天天講，負擔為什麼卻越減越重呢？ 農民用現實回答了共和國領導人的疑問：中央文件很好，部門文件好“狠”！ 農民，生活在社會的最底層，哪個部門都可以管農民，哪個單位都可以卡農民，誰都可以向農民要錢，誰都可以向農民攤派。 河南省統計，近幾年全省下發有關農民負擔文件116個，涉及向農民收費的項目182個。湖南省攸縣調查，向農民收費的部門達21個，項目達98項，收費相當於鄉村統籌的5倍。該縣小塘村人均收入449元，而人均負擔112.75元，佔了1/4。什麼審計所、環保所、衛生所、滅鼠站、打狗隊、綠化組、防暴隊、電影隊……數不清，也弄不明，反正都要錢。 “七所八所無所不要，七站八站無站不佔”。 湖南有一個地區，拖拉機從買車到開車，要進八大衙門，辦十個證照，交費近百元。車子一開，收費又來，一台拖拉機每年要交22種費，計1028元。 河北廊房地區農民找有關部門調解糾紛，鄉里要20元，縣里要50元，還要另附招待費。 湖南臨湘市小源村反映，他們快結不起婚生不起孩子了。農村青年領結婚證要交12種費用共461元。其中計劃生育押金250元、計劃生育押金公證費30元(筆者至今不懂其含義)、婚檢費20元、準生證20元、結婚證12元、《新婚指南》2.6元、結婚申請表0.3元、紀念章6元、紅蠟燭2元、預收接生費48元、村計劃生育押金50元、福利有獎募捐20元。湖南省政府早就明文取消準生證費，但許多地方照收不誤，一胎68元，二胎100元。 江蘇省建湖縣岡東鄉村民每畝負擔超過200元，除此之外還要從學生身上再刮一遍。該鄉農民寄給《人民日報》一份“徵費通知單”，上面一次向學生徵收的經費就有：養老金費保險30元；烈士陵園捐款10元；衛生保健費7.5元；《家長導報》征訂費12.5元。真正地想得周到！不但給“祖國的花朵”搞了養老保險，解了後顧之憂，還把學生家長也負責“培養”起來了。 向農民要錢，似乎成了天經地義的事。 《農民日報》一記者在江西採訪一位鄉長。鄉長說，鄉政府100多人，招聘的有60-70人，一年補貼就是7-8萬元。錢從哪裡來？ “跟農民要！”。 遼寧省鐵嶺市有鄉鎮幹部10940人，平均每鄉75人；有村幹部和非生產人員45870人，平均每村30人。他們一年的補貼款就達3971萬元，農民人均負擔15元。 向農民要錢，沒有商量的餘地，沒有討價還價的可能，連名目都不要。你本來已經做了結紮手術，但計劃生育費不能不交；你家本來未餵一頭豬，但屠宰稅不能不負擔；你不看電影，但電影費不能少交……農民嘆日：過去一批二斗，現在一罰二扣。 更有甚者，現在的收費，不管合不合理，應不應該，都要強討強要，甚至動用武力。幹部帶隊，公安押陣，地痞流氓當打手。 1993年5月31日，湖南省湘鄉市新研鄉黨委副書記周祚群、團委書記肖學文來到向韻村潘群英家，逼迫潘群英交100元“計劃生育連環費”(後減半為50元)，269元“建校集資費”。潘群英在1983年就做了結紮手術，故對交連環費想不通。周祚群見此就要動手搬她家的東西，潘群英只好拿出170元，並找人借款50元，共交了220元。兩天后，週、肖兩人再次帶人上門收尾欠款，潘群英實在無錢可交，他們便強行搬她家的電視機和自行車，潘群英爭奪不過，並被掀翻在地，她苦苦哀求了20分鐘無人理睬，絕望之中，當著鄉干部的面，跳塘身亡。 1992年11月9日，河南省平輿縣兩路口村黨支部書記蔡天償帶領鄉村組幹部19人，來到村民蔡玉堂家，以收村集資辦電尾欠款為由，拿走他家芝麻25.5斤，小麥198斤，在有人又要拿另外半袋芝麻時，蔡玉堂與其爭奪，有人嚇唬他：“把他捆起來”，他只好罷手，但心情沉重。他所在的村民小組，人均負擔已達到上年純收入的16.1%，是國家控制標準的3倍多。第二天早晨，上學的學生髮現他已吊死在門口的梨樹上。 1993年元月1日，湖南省祁陽縣潘家埠區派出所準備新建辦公大樓，差資金10多萬元，區委決定抓罰款補足建房資金缺口。鄉長王方解帶20多人，選定太子村女村民彭滿秀為罰款對象，罰她交教育費100元，加罰“登門費”100元。他們將彭滿秀家的一頭肥豬強行趕走。彭滿秀的丈夫高先明悲憤交加，於1月5日，喝農藥死亡。 有被逼死的，還有被打死的。 1998年10月29日，重慶市梁平縣新盛鎮十幾名幹部野蠻摧稅費竟將一名農民活活打死。 農民，我們的衣食父母，現在竟被逼上了絕路。這不僅是農民的悲哀，而且也是共和國的悲哀。現在，一些地方政府，一些基層幹部不但巧立名目收費，而且還用上了國民黨對付過我們的那一套來對付農民。他們成立所謂“徵收工作隊”、“突擊隊”、“行動隊”、“執法隊”，有的甚至帶著手銬、警棍向農民實行高壓，隨意罰款、踢門、砸鎖、搬東西，直至毀房、抓人。有人稱之為“鬼子進村”。一些地方婦女哄孩子，過去是“老虎來了”，現在是“幹部來了”。幹群關係日益激烈，有的成了“油水關係”，有的成了“水火關係”。 我們把農民逼上了絕路，誰還來給我們飯吃？ 中國的農民是最通情達理的。在那糧食短缺的艱難歲月，他們寧願自己餓肚子，也要保證國家徵購糧的上交。他們認為這是“皇糧國稅”，當農民的再困難，也得完成。而現在盤剝農民的，恰恰不是農民該交又願交的稅費，而是各種不合理的攤派、集資、罰款。事實上，正是這種不合理的攤派、集資、罰款，佔了農民負擔的主頭。 農民負擔亮出“紅燈”。許多農民開始棄田拋土，糧棉面積幾次降至警戒線以下，許多地方乾群矛盾激烈，達到一觸即發的地步。任何猶豫和遲疑都有可能使剛剛走上改革大道的中國農業土崩瓦解。 減輕農民負擔，成為中國政府一項艱鉅的工作。 早在1985年，中央中央、國務院就發出過《關於製止向農民亂派款、亂收費的通知》；1990年，國務院下發《關於切實減輕農民負擔的通知》；1991年國務院頒布《農民承擔費用和勞務管理條例》；1993年1月國務院提出“農民負擔十不准”，斷了部門、行業、地方的“財路”；1993年3月19日，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發出緊急通知，除法定負擔外，各種攤派、集資、達標活動和行政事業性收費以及各種基金，一律先停後清。對清理不力者，直至給予黨紀、行政處分。 1993年6月21日，全國減輕農民負擔工作電話會議召開，宣布取消中央國家機關一批涉農負擔項目37個。接著國務院授權農業部宣布，取消43項達標升級活動，並製定審核農民負擔文件和項目的12條原則。沒有法律、法規依據的亂收費、亂攤派、亂集資一律取消。 此次大規模的減負行動雖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風頭一過，負擔又來。為此，中央和國務院不得不幾乎每年都要就減輕農民負擔問題三令五申：1994年，中辦、國辦發出通知，要求各地加大減輕農民負擔的工作力度，防止農民負擔反彈；1996年，中共中央、國務院作出《關於切實做好減輕農民負擔工作的決定》；1997年，黨的十五大強調：“要尊重農民的生產經營自主權，保護農民的合法權益，切實減輕農民負擔”；1998年10月14日，黨的十五屆三中全會通過的《關於農業和農村工作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中再一次嚴肅指出：“減輕農民負擔要標本兼治。合理負擔堅持定項限額，保持相對穩定，一定三年不變；嚴禁亂收費、亂集資、亂罰款和各種攤派，糾正變相增加農民負擔的各種錯誤做法，對違反規定的要嚴肅處理；逐步改革稅費制度，加快農民承擔費用和勞務的立法。” 黨中央、國務院為農民撐腰，法律也為農民撐腰。雖然我國目前還未推出保護農民合法權益的專門法律，但各級政法部門已經在運用《憲法》和《行政訴訟法》、《農業法》，對違反法律法規強行向農民亂收費亂攤派的行為者給予法律的製裁。長期習慣於逆來順受、安分守已的農民開始懂得了運用法律武器保護自己的合法權益。狗急了還知道跳牆，人被逼緊了還不敢告“官”？湖南省新化縣楓林鄉黨委委員曾武松，帶領“工作隊”來到團大村寡婦劉四英家，因劉四英外出，便踢爛劉的兩扇房門，挑走2擔稻穀，2頭小豬，實際價值300餘元，廉價變賣得140元，確定其中55.78元抵上交款，剩下的作為罰款。而後又來到曾青松家，要他交滯納金、執行費、罰款以及工資和晚飯錢共230元，曾小松據理力爭，聯防隊員便要用手銬銬曾小松，曾小松無奈，只得借了100元錢交上。曾小鬆與劉四英向縣人民法院提交訴狀，狀告鄉政府。法院當庭判決鄉政府違法，賠償一切損失。 300多名農民參加旁聽後淚水漣漣：我們現在也有了求一個公正的地方。 安徽省界首市劉窯鎮黨委書記谷清廉強行向農民攤派劣質化肥，要求全鎮農民每戶買6公斤，共18元。遭到農民抵制後，便組織人員到農戶家裡強制收取化肥款，對繼續抵制者帶到鎮政府非法拘禁。其膽大妄為達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忍無可忍的農民終於把這位不可一世的黨委書記送上了法庭。 有法律壯膽，有國務院撐腰，中國農民是否就能掀掉所有不合法的負擔而昂首挺胸了呢？風頭一過，各種負擔是否又捲土重來呢？農民心裡不踏實，基層幹部心裡不踏實。要從根本上減輕農民負擔，就得切斷源頭，立法規範政府部門行為，規範財稅體制，不能隨意向農民伸手要錢，隨意向農民轉嫁負擔。農民現在還很窮，他們需要的是輸血，而不是抽血。最近，有消息透露，有關部門已在著手製定《行政機關收費管理條例》，明確收費的部門、範圍、額度、對像等，凡違反條例的一律按亂收費處理。 國務院總理朱鎔基也設想了一個徹底解決的方案。他在北海、南寧考察時說，農村中的提留、統籌等費用是目前腐敗的原因之一，有些地方以收這些“三提五統”費用為藉口，加收各種名目繁多的費，政府年年喊錢不夠用，農民天天怨負擔重。我的意見就是要把所有合理的收費都納入農業稅的範疇，讓村幹部吃“皇糧”，稍為提高一些稅就可以了，農民也負擔得起。除了農業稅外，其他收費都屬於非法了。除了稅務部門外，其他任何單位、個人都不能向農民收費，誰收誰違法。這樣亂收費的人就找不到收費的藉口了，農民拒絕亂收費也就更加理直氣壯了。在這個問題上，只要中央和地方統一思想、統一認識，是完全可以做好的。這對農民有好處，對國家有好處，對於有效制止亂收費、搞好乾群關係，杜絕腐敗也大有好處。 農民負擔問題，確實到了我們必須認真對待、徹底解決的時候了。 稍有點歷史知識的人就會明白，在中國，誰不重視農民和農村問題，誰就要犯錯誤。倘若農民負擔問題再度惡化，則損害的不只是農民與農業，而且還會影響我國整個改革開放的進程。 就在一些部門把要錢的手伸向農民之際，一些不法商販則把坑農害農的手伸向了農村。 1995年，河北省辛集市木丘鄉幾十戶農民在農忙季節從一家商店買回柴油，誰知這種柴油是劣質品，其中含有蠟、汽油和大量的雜質，遇熱就起火，結果燒毀了運肥、澆地的37台拖拉機、柴油機。農民急得哭天喊地。泊莊村的一個農民還在澆地時被這種劣質柴油燒成重傷。 1997年3月，湖南省安化縣清塘鎮顏家、毛果等10多個村的60餘戶農民從清塘某農技推廣站購進汕優77種子近200公斤，回家浸種一天后，發現種子發芽率僅20%，後經當地消費者委員會檢查，這是某單位1995年未銷完的劣質種子。幸虧農民發現得早，不然一季的收成就要耽誤了。 1997年5月，湖南省衡山縣萱洲鎮田家村彭家祝等13戶農民使用衡南縣某單位出售的“稻樂思”水稻除草劑後，30多畝早稻全部出現枯萎現象，“稻樂思”為何成了“稻枯死”呢？原來這是我國1995年就明令禁止使用的一種不合格的除草劑。 1997年7月，湖南瀏陽市社港鎮辰光村周治輝等數十戶農民，因他們種了某鎮農技站提供的一種早稻雜交種後造成結實率低，嚴重減產，產量最低的僅50～100公斤，給農民造成經濟損失18萬元。 就在偽劣商品在城市遭受圍剿日漸無立身之地之際，一些不法商販把黑手伸向了農村，把坑害的對象瞄準了農民。據中國消費者協會調查，隨著農村聯產承包責任制和農業產業化的發展，製售假冒偽劣農資以坑農害農的現像日益突出。假種子、假化肥、假農機源源不斷地流向農村，給農業生產造成許多不可彌補的損失。邵陽市西瓜種植專業戶孫紹峰從某農資公司購進某種複合肥32噸，施肥一個月後，西瓜苗長勢緩慢，苗子老化，造成大面積減產，損失3萬餘元。 購買了一般的假冒偽劣商品，或許損失的還只是這一種商品的價值，而如果是購買了偽劣農資產品，則損失的就有可能是農民一季、一年甚至幾年的收成。山西黎城縣某種子公司將不合種子要求的玉米種子倒賣給河南、河北兩省的8個市縣區，給農民造成重大經濟損失。河南新鄉縣因使用劣質除草劑，造成兩個村的數百畝棉田隻長葉，不結桃。安徽省的菜農們因播種了200萬畝的劣質油菜籽，不育株率竟高達30%以上，使他們蒙受了4000多萬元的損失。有人將廣東的感光性雜交稻種冒充秈優10號在浙江銷售，造成浙江5000畝雜交晚稻不抽穗，減產170萬公斤，農民損失100多萬元。 人誤地一時，地誤人一年，而這些不法商販竟然置我們的衣食父母於不顧，用假冒偽劣農資來坑害農民，損害農業，實在是於法律不許、天理不容的醜惡行徑。 為了保護農民的合法權益，中國消費者協會確定1998年為“為了農村消費者”主題年，在全國范圍內開展“保護農村消費者合法權益，促進農村經濟健康發展”的活動，嚴厲打擊侵害農村消費者的行為。因銷售假化肥硝酸銨使2萬餘畝農作物受損的四川省犯罪分子王藺剛已被依法槍決，但願刑場的槍聲，能阻止一雙雙伸向農民坑害農民的黑手。 保護農民，中國政府不能不採取特別行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