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0章 四、政令如鐵：不獲全勝不收兵

“米袋子”省長負責制雖然早在幾年之前就制定了，但當時主要側重於糧食生產上。而此次糧改則深化了“米袋子”省長負責制的內涵，把糧食流通納入了“米袋子”省長負責制的內容，並是一項非常重要的內容。國務院在《進一步深化糧食流通體制改革的決定》中明確規定：各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要對本地區糧食生產和流通全面負責，主要任務一是加強對糧食生產的領導，發展糧食生產，增加糧食供給；二是保證糧食市場供應；三是建立和完善省級糧食儲備製度；四是負責調劑本地區糧食餘缺；五是加快糧食市場體系建設；六是製定和落實消化新老糧食財務掛賬的措施。 省長們重新掂量“米袋子”，不由發現明顯的變重了。過去，糧食流通都是由中央負責，地方只管糧食生產。糧食少了，找中央要；糧食多了，請中央調。而現在，省長們不僅要抓糧食生產，而且還要抓糧食流通，負責本地區的糧食平衡。很明顯，這是一項更加艱鉅的任務，但又是必須承擔的任務。

針對這次新糧改對中央及地方糧食權的重新界定，各地政府開始重新確立自己在糧食工作中的角色。 江蘇省建立了“省長負責制下的市縣分級負責體制”，該體制規定，省政府負責全省糧食總量的平衡、省級儲備和市場調控，各市政府對本地糧食生產、流通、儲備和基礎設施建設負責，確保當地糧食供求平衡，同時市對縣(市)也明確責任、分級負責。 江西省政府也與地市縣政府建立了“定定購數量、定糧食銷售量、定費用利息補貼和定消化財務掛賬”的“四定”關係，對各級政府的糧改責任做了進一步的細分。 浙江省省長柴松岳，在全省的的經濟工作會議上，就給農口的干部下達了一個任務：查一查全省的“米缸”，摸一摸浙江糧食的“家底”。他自己則輕車簡從，到著名的糧倉杭嘉湖平原進行仔細的調查摸底。 “米缸”查清了，柴松岳說：浙江省必須把糧食生產總量穩定在150億公斤左右，低於這個數，將來是要負歷史責任的。

湖南省是全國有名的產糧大省，糧改啟動後，該省首先從搞好順價銷售入手，推進糧食流通體制全面改革。省政府先後兩次發出關於順價銷售的緊急通知，要求全省統一行動，按省政府規定的零售價格掛牌銷糧，同時加強糧食市場管理，不准個體私營糧商直接到農村收購糧食，保證順價銷售的順利進行。 河南省政府不再對省內產、銷區下達定購糧對口定額調撥計劃，政府的角色將演變為在必要時通過吞吐省級儲備來實現市場調控，省內在產、銷區的糧食供求將主要由市場調節。 河北省政府則實行分級負責制，層層落實責任與任務。突出的是在糧食收購方面，哪個地方出問題，哪個地方的領導便要受處罰。 1998年底，河南省政府就發出通報，宣布對藁城市梅花鎮糧食加工戶違法收糧和棗強縣部分糧站違反糧改政策問題的處理結果，除直接責任人受到嚴肅處理外，藁城市和棗強縣政府主管糧食工作的領導以及糧食、工商部門負責人也受到了黨紀、政紀處分。石家莊藁城市梅花鎮是鄉村小麵粉廠集中地，有240多家麵粉加工廠。在1998年的夏收中，這些麵粉加工廠違反糧改政策收購糧食的問題突出，有關部門雖多次整頓但總是沒有徹底解決。為此，石家莊政府作出決定，對藁城市主管糧食工作的副市長彭繼昌給予行政記過處分。藁城市政府決定，對藁城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局長孫瑞海、糧食局局長李國坤給予行政記大過處分，撤消梅花鎮糧食市場工商所吳俊喜的所長職務。另外，衡水市棗強縣3個糧站違反糧食收購政策，城關糧站服務態度差，工作時間沒有開門收購；馬均寨糧站不執行敞開收購政策，壓級壓價收糧；流常糧站會計與糧販勾結私開糧食調撥單。為此，衡水市委、市政府決定，給予棗強縣副縣長馬玉來行政記大過處分；給予棗強縣糧食局局長張金雙撤消黨內職務處分；分別給予馬均寨糧站、城關糧站、流常糧站法人代表撤職處分；給予馬均寨糧站糧檢員孟凡一開除公職處分；對流常糧站會計李俊娥開除公職並移交司法機關處理。

因糧食市場沒有管理好而處分地方領導，這在過去是聞所未聞的，可見各級政府對糧食工作的重視程度。也許有人認為這過於苛刻了，但有令不行，有禁不止，什麼事情也乾不好，辦不成。對於糧食流通體制改革這樣一項牽涉面大、影響範圍廣、障礙多的大事情，更是如此。 上述種種，在很大程度上使中央政府擺脫了以往對糧食流通管得過多，調控無效的弊病，加強了地方政府管好糧食問題的責任感和緊迫性，同時也加強了可操作性，使“米袋子”省長負責制得以進一步完善。 以前有人擔心，省長“米袋子”負責制，會使產、銷區“各掃門前雪”，會形成地區間糧食供求的割裂局面。事實上，新的糧食流通體制實施後，產、銷區之間計劃體制下的行政調撥關係演變為新型的市場合同關係。最近，江西、湖北、湖南3個大米產區和廣東、廣西兩個主銷區第一次聯手出台了區域性糧食購銷價格，並對今年的產銷計劃進行了溝通，隨後，東北、內蒙古等四省區也召開了類似的糧食經營協調會，統一出台了國有糧食收儲企業糧食銷售最低價格。這表明，產、銷區開始意識到，靠市場、合同來合理配置糧食這一基礎資源已是大勢所趨。東北、內蒙古四省區是中國最重要的糧食產區，糧食總產佔全國的1/6，特別是玉米庫存佔全國的3/4；而湖北、湖南和江西作為大米主產區，每年提供的大米商品量約為65億公斤，在全國大米市場中舉足輕重。但長期以來，這些地區面臨著共同的困擾：豐收時，銷區不積極調銷，把高額的倉儲保管費用甩給產區；而一旦歉收，往往由中央政府出面，讓產區向銷區平價調糧。這種產、銷區的利益不平衡曾直接影響著主產區的種糧積極性。這次糧食流通體制改革正促使產、銷區重新調整彼此之間的利益關係。

作為糧食流通主體的國有糧食企業自身改革，也在緊鑼密鼓地進行。按糧改方案，國有糧食收儲企業必須在人財物等方面與政府糧食行政管理機構徹底脫鉤，實行政企分開，建立起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新機制，真正成為獨立核算的經濟實體。直接從事糧食收儲業務的人員要逐步減少到現有人員的一半左右。 根據糧改精神，全國各地的國有糧食企業開始了一場針對自身的大改革。 吉林省已在1400多個糧庫中進行了產權制度改革，在重點抓好大中型糧庫的基礎上，將中小型糧辦企業通過兼併、租賃、拍賣、股份等形式推向市場，同時加大清欠力度，目前已清理回各種欠款7000多萬元。據初步測算，全省糧食系統今年將減虧10%。 湖北省通過深化改革，自95年至今分流出10萬名糧食系統職工，僅1998年1至5月，就分流人員上萬名。

河北糧食流通體制改革的成效尤為明顯，全省國有糧食系統全部扭虧為盈，敞開收儲糧食50億公斤，實現順價銷售達11.85億公斤，僅8-10月這3個月時間就盈利1.445億元。河北省是一個農業大省，年產糧食接近3000萬噸，糧食流通體制改革在該省顯得任務尤為艱鉅。在認真整治外部環境的同時，該省重點抓內部體制改革。全省糧食系統把政企分開、減員分流當成糧食流通體制改革的重要一環加以落實，決定將糧食收儲企業從業人員從8.2萬人減少到4萬人，以減少經營開支，實現全系統扭虧。到10月底，全省原有2615個庫站，按照一鄉一站的原則和壟斷收購的需要，有2034個庫站確定為國有糧食收儲企業，有581個庫站整體分離為附營企業。 6至10月，已發放糧油收購獎金8億多元，並全部實現了封閉運行，還做到了歸行率和收貸率兩個100%。全系統從6月份告別虧損，從8月份開始，每月盈利都在4500萬元以上。

上海把深化糧食流通體制改革，作為上海經濟體制改革的重要組成部分，通過改革，推動國有糧食企業轉換經營機制，擔當糧食流通主渠道的重任，進一步保護農民的生產積極性，明確各級政府糧食工作責任制。現在，上海新組建了作為糧食行政管理部門的糧食局，同時組建了以資產為紐帶聯合市屬糧食企業的上海良友(集團)有限公司，徹底完成政企分開的重大改革。上海市有關負責人指出，他們的目標是實現三個“三年”目標，即糧食企業轉制三年基本完成，糧食財務掛賬三年內消化完畢，人員分流三年落實。 作為我國商品糧大省的吉林省，糧改工作進展也相當順利。全省糧食經銷企業6-9月銷售糧食272.9噸，佔1998年銷售糧食的80%，扭轉了糧食經營虧損的局面，並獲純利8100萬元。他們的主要作法便是搞好糧食企業內部的改革，以此推動糧食流通體制的全面改革。具體是“三分”：一是實行政企分開。全省34個糧食外銷縣(市、區)糧食企業都成立了糧食收儲經銷公司。這些公司為獨立法人單位，主要負責糧食的收、儲、銷業務，資財統一購進，收儲統一計劃，人財物統一管理。二是主附營業務分離，把過去糧食收儲企業辦的附營業務與收儲企業在資金、資產、人員等方面徹底脫鉤。目前，已有80%的企業實現了這一分離。三是人員分流，全省糧食企業正式職工共有21.7萬人，附營業務分離去萬人，收儲企業計劃分流職工4.1萬人。通過這些措施，使糧食收儲企業職責更加明確，人員更加精幹，降低了經營成本，提高了競爭力。 6-9月全省糧食收儲企業比上年減少支出9.2億元，其中工資減少1.4億元，管理費用減少1億元。

如果認為文件一發，公告一貼，糧改就一帆風順，市場就會風平浪靜，顯然是幼稚的。由於改革不免要觸及某些人的利益，因而暗中設障礙者有之，公開反對者有之，甚至拿刀子捅肚子者也有之1998年8月9日，安徽省東至縣龍家鎮獅山村的計忠明等人到江西省波陽縣農村收糧，在運往安徽途中被波陽縣侯家崗工商糧食市場執法隊查獲。計忠明等人不聽從工商部門的處理，竟手持菜刀追殺工商幹部。在眾人的抵抗下，雖然未釀成血案，但辦公室已被他們砸得一塌糊塗，一名工商幹部的住宅門也被其用刀劈壞。 山東肥城市糧食稽查隊的兩名隊員卻沒有這樣幸運，他們在查處一起跨省糧食案中，被江蘇省的幾名糧販用菜刀砍傷，釀成令人寒心的流血事件。 1998年11月27日凌晨4點，他們正在巡查過路糧車，發現3輛運送玉米的糧車由西向東駛來，查無合法運糧手續，正要處理，一輛運糧車突然逃跑，他們上前製止，幾名糧販竟舉起菜刀將一名隊員的頭部砍傷，將一名隊員的左臂砍傷，送到醫院分別縫了15針和10針才止住鮮血。

不僅有流血的，而且還有殉職的。 1998年10月30日，四川威遠縣工商所小河工商所會同小河鎮綜合執法隊、小河鎮糧站一道開展糧食執法檢查，晚23時左右，工商所經濟檢查幹部劉明高等人發現從彰加方向駛來一輛農用運輸車，便叫其停下檢查，發現車上裝有4噸違法收購的小麥。為防車子逃跑，他們指揮汽車倒車，並靠右停車。正在這時，另一輛裝有無碘鹽的大貨車從左側超車，將劉明高擠在中間壓傷，在送醫院搶救途中死亡。這天，離他31歲生日只有6天。 流汗流血甚至還要付出生命，這就是糧改的艱鉅性！但我們不能因此卻步，否則我們將前功盡棄。堅冰已經打破，航道已經疏通，任何猶豫、徘徊，都是沒有理由的。不管前面還有多少障礙，多少險阻，多少困難，也不管我們需要付出多少代價，甚至多少犧牲，但我們只有衝破阻力，勇往直前，才能最終實現我們的目標。除此，別無選擇。

流血流汗但不流淚，這就是我們的決心！現在，各地的糧食市場執法隊員還在睜著警惕的眼睛，嚴查細管，不留一個漏洞，不放過一個違法者。 12月2日結束的全國工商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工作會議上，國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宣布把1999年的工作重點仍然放在管住糧食市場上。包括加強糧食收購環節、糧食加工企業、糧食批發市場和集貿市場的管理，切實把打擊不法糧商、維護糧食市場收購秩序的專項鬥爭抓緊抓好。 1998年的糧食市場整頓，與反走私一起，成為中國規模最大、範圍最廣的兩項執法行動。 1998年11月12日，中央電視台《焦點訪談》節目播出了一條驚人的新聞：5月22日，朱鎔基總理到安徽省視察農業和農村工作，在蕪湖市南陵縣峨嶺糧站看到滿倉稻穀。然而，今年10月，記者到峨嶺糧站時，看到的卻是空空如也的倉庫。據當地群眾反映，當時朱鎔基總理看到的糧食是從各個糧站在5天內緊急調運來的，檢查後這些糧食又被退回了各糧站。

據調查，峨嶺糧站5月份共調運糧食1031噸，加上原來6號倉存糧，當時糧站共存糧1883噸。峨嶺糧站為完成此次弄虛作假的調運工作，花費了十幾萬元。 南陵縣糧食局副局長楊某解釋這一做法時說，南陵是全國有名的產糧大縣，上級領導來視察發現沒有糧，臉上“難看”。 那麼，南陵的糧食都到哪裡去了呢？ 據調查，南陵縣按計劃每年至少要收定購糧10噸，1997年只完成定購糧收購任務的50%。糧食部門的解釋是庫容不足，限量收購；而農民的反映是，糧站不收糧或壓價收糧，要賣多少糧站有死規定，結錢又結不到，只好將餘糧賣給私人大米廠。據了解，南陵縣共有個體大米加工廠500家，收購了全縣近1/3的稻穀。 一個基礎糧站，竟敢明目張膽地當面欺騙總理，由此可見糧改的艱難與復雜。我們不敢因此妄測，不知還有多少地方，在弄虛作假，在欺上瞞下，在頂風違紀。 上海浦東糧油總公司也是一個頂風違紀的典型。 1998年4月末佔用農業發展銀行浦東分行糧油收購貸款餘額為9866萬元，實際庫存值僅為1706萬元，其餘8160萬元到哪裡去了呢？建了酒店、修了公寓、搞了房地產，等等。 1997年7月國務院決定對糧食企業超合理庫存糧食給予費用和利息補貼以後，河南省正陽縣糧食局公然指使與縱容所屬基層糧站和有關人員採取開假髮票、篡改財務賬目和統計報表等辦法，虛報糧食財政補貼300多萬元，並據此多佔用農業發展銀行糧食收購貸款4000多萬元。當地農業發展銀行疏於監管，為縣糧食局的違法行為提供了可乘之機。 湖北省老河口市糧食局借改革之機突擊改賬，公然騙取國家財政補貼。 1998年5月，他們將1997年夏、秋兩季以低於保護價收購的議價糧通過篡改報表的方式謊報為按保護價收購的糧食，以謀取價差，騙取國家補貼數百萬元。 在國務院頒發的《糧食收購條例》出台後，仍然有很多地區並未嚴格執行中央政策，有的是出於地方利益，對私商到農村直接收糧“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一些地區的個體私商糧販在公路邊、店門口掛著“收購小麥”的牌子竟然無人過問。也有的地方在農民交糧時只給“單據”，不給現金，或以代扣種子糧的名義將農民交售糧食價款強行扣除，嚴重違反了按保護價敞開收購和“戶交戶結”的政策，引起農民強烈不滿。 江蘇省鎮江市從1996年就開始實行在糧食收購中先由糧食部門代收換種糧，再由種子部門在播種前將種子供應到農戶的做法。全國糧食購銷工作電視電話會議和《糧食收購條例》發布施行後，鎮江市及丹陽市政府沒有按照國家有關規定及時糾正上述作法。丹陽市的一些鄉鎮糧站將農民交售的糧食的1/3至1/2以種子糧的名義強行扣款，農民售糧收入所剩無幾。 朱鎔基總理用“觸目驚心”來形容這些暴露出來的典型案例。這其實只是大量違法行為中很小的一部分。如果我們不對這些頂風違規者嚴肅查處，就無法保證糧食流通體制改革的順利進行。 糧食流通體制改革運行一年來，從總的情況來看，進展比較順利，並取得了一些實質性的突破，如政企分開、收購資金封閉運行、敞開收購農民餘糧等。但是，我們也不能不看到，由於認識不一致，行動不協調，在糧改過程中，還存在著不容忽視的四種傾向。 一是對糧改政策缺乏全面準確理解。有些地方政府出於對本地區局部利益的考慮，對私商流販到農村直接收購糧食的行為採取放任自流的態度，這種做法，不利於國有糧食收儲企業掌握糧源，也使順價銷售失去了基礎。有的地方沒有正確理解順價銷售的政策，要求國有糧食收儲企業對同一糧食品種，分別以定購價和保護價為基礎，搞兩個順價銷售價格。有的把貫徹《糧食收購條例》的重點，放在整頓批發零售環節上，錯誤地制定了獨立核算、自負盈虧的糧食零售企業的最低銷售限價，而對糧食收購市場卻疏於管理，監督檢查不力，執法不嚴。 二是一些地區沒有嚴格執行按保護價敞開收購糧食和“戶交戶結”的政策，農民售糧時，只給“單據”，不結現金，要等全村定購糧任務全部完成後，才以村為單位統一結算。有的地方，村幹部不允許農民領現金，派村會計在糧庫收購現場收取農民售糧單據，然後統一結算，從中扣除統籌、提留款等。這些做法，極大地損害了農民的利益，挫傷了農民的種糧、售糧積極性。 三是糧食收購市場還沒有完全管住。在國務院頒發了《糧食收購條例》以後，一些基層政府和有關部門的行動遲緩，監管力度還不夠，致使多渠道收購糧食的情況依然存在，嚴重擾亂了糧食收購市場。一些地區的個體私商糧販在公路邊、店門口，公然掛著“收購小麥”的牌子，有的個體收糧點收購的糧食數量還相當大。有的個體糧食加工廠採取隱秘的形式，以代存、代加工的名義，直接從農民手中收購糧食，然後進行倒賣盈利。糧食收購市場不管住，多渠道收購糧食的大量存在，國有糧食收儲企業掌握糧源和順價銷售等政策，就無法落到實處。 四是有的基層糧食部門、國有糧食收儲企業仍搞“逆向操作”，低價虧本售糧，有的甚至弄虛作假，套取國家財政補貼。有的縣糧食局長和糧庫負責人，擅自動用中央儲備糧低價賣給私營企業和個體戶，損公肥私，造成國家虧損掛賬，自己從中牟利。有的縣糧食部門違反收購資金封閉運行的規定，從所屬糧食收購企業直接提取現金，多頭開戶，坐支銷貨回籠款，甚至虛報糧食收購和庫存量，套取國家財政補貼。 針對上述問題，當前亟待解決的是要全面準確地把握《國務院關於深化糧食流通體制改革的決定》及有關政策，嚴格執行按保護價敞開收購糧食和“戶交戶結”的政策，只有真正做到了按保護價敞開收購農民餘糧，才能防止農民把糧食賣給個體私商糧販，才能使國有糧食收儲企業掌握主要糧源，主導市場糧價，實現順價銷售，擺脫經營困境。 朱鎔基總理指出，中央關於糧食流通體制改革的方針和政策措施，是完全正確的，黨的十五屆三中全會對此作了充分肯定，並提出了明確要求。糧改成功與否，事關改革、發展大局，事關農業生產的穩定發展，事關社會的穩定，各級政府和各行各業都應當重視、支持糧改工作，在實踐中創造出一個既保證維持一個合理糧價，保護農民種糧積極性，又保證可以順價售出，讓市場、消費者承受得了；同時，使國家不再為糧食購銷而承擔虧損，形成糧食生產者、消費者和國家三方都滿意的那種糧食流通新體制。 現在，糧改進入了一個非常關鍵的時刻，越往前走，難度越大，困難越多。但我們不能有任何的猶豫與松勁。按朱鎔基的話說，就是“只許成功，不許失敗”，因為這關係到國民經濟發展的全局。朱鎔基給我們算了一筆賬，糧改成功後，除了能實現保護農民利益、促進糧食生產的目標外，還可以減少銀行掛賬500億元，減少中央財政補貼300億元，加在一起就是800億元，這還未包括地方財政的補貼。這幾百億資金，無論是對國家財政還是對國民經濟發展都無疑是巨大的支持。 黨中央、國務院一致認為，新一輪的糧食流通體制改革符合中國的國情，經得起歷史的考驗，因此，我們必須堅定不移地進行下去，不能發生任何動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