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章 二、打資本家的板子落在了農民的頭上

前面我們已經談到，糧食統購統銷政策是在糧食供需矛盾尖銳的情況下，為打擊投機資本家擾亂糧食市場而不得已才出台的政策，是對付資本家的一個臨時辦法。實行後確實起到了比較明顯的效果，控制了市場，穩定了糧食局勢。而那些試圖壟斷控制糧食的投機資本家也因此紛紛土崩瓦解，大部分私營糧商則轉業歇業，僅20%左右的繼續從事一些代銷業務，不過很快也就在社會主義工商業改造中，公私合營了。 資本家“消滅”了，但對付資本家的辦法卻繼續保留了下來。因為中國的糧食局勢依然處於緊張狀態，保留這種帶有軍事化的手段，對於控制和穩定糧食市場自然就容易得多了。 結果，打資本家的板子，落在了農民的頭上。 我們很容易看出，統購統銷，關鍵是統購，並且是低價統購，是國家為了掌握糧源，通過行政手段用較低的價格向農民徵購糧食。這在建國初期糧食極度緊缺的情況下不失為一種應急的辦法，也是一些國家在工業化建設初期不得已走過的路。問題是，我們一下子搞了40年，壓抑了農業，壓傷了農民。

建國初期，我們幾乎是在一片空白的基礎上開始工業體系的建設，而當時中國人連吃飯問題都沒有解決。 “一要吃飯，二要建設”，成為中國政府面臨的兩大任務。國家必須掌握足夠的糧源，以保證全國人民的吃飯問題和工業化建設的需要，而在當時的條件下，國家根本沒有足夠的財力通過市場等價交換取得糧食，不得不用政府行政配置的手段，低價從農民手中取得糧食。 中國的農民是最通情達理的，政府這種無可奈何的選擇，得到了廣大農民的支持。當時，農民把上交徵購糧當作一項政治任務來完成，每到收穫之後，總是要把最好的糧食上交國家。即使受災減產，農民寧願自己勒緊褲帶子，卻總要先保證“愛國糧”的上交。由於工業化建設的迅速發展，城市人口大量增加，糧食的社會需求量越來越大，遠遠超過糧食的生產量，在這種情況下，廣大農民幾乎是自己餓肚子來保城里人吃飯。我們不妨看看1960年的糧食消費狀況，淮河以南地區平均每人全年口糧為180公斤原糧，淮河以北地區平均每人全年口糧150公斤原糧，受災地區則在150公斤以下。我們即使按180公斤原糧計算，折合成成品糧僅126公斤，每個月10.5公斤，而城市居民最低檔次的標準也是每人每月12.5公斤，一般工作人員都在14公斤以上。作為直接生產糧食的農民，其體力消耗是一般城市居民的幾倍，但他們的糧食消費卻低於城市居民的最低檔次。這就是說，我們的農民寧願自己挨餓，也要盡量保證城市居民吃飽肚子。省口待客，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在當代中國農民的身上體現得如此淋漓盡致。

我們為這樣偉大的農民舉手加額！ 我們也為這樣善良的農民扼腕嘆息！ 但是，“左”傾的錯誤，反而把農民的偉大和善良當成利用的籌碼。 實行人民公社體制後，許多地方利用人民公社高度集權的性質，不切實際地唱高歌，大肆強徵過頭糧，試圖以緩解糧食供求緊張局勢，結果造成廣大農村缺糧少糧，有的地方甚至超越極限，把農民的口糧都徵走了。尤其是進入70年代，由於基本建設戰線過長，職工人數大幅度增加，僅1970年到1971年兩年就增加了983萬人，工資支出和糧食銷售都失去控制。周恩來在1972年初便指出：全國職工人數突破5000萬人，工資支出突破300億元，糧食銷售突破800億斤。這三個突破，對國民經濟各個方面帶來了一系列的問題，不注意解決，就會犯錯誤。遺憾的是，周恩來對糧食形勢敲起的警鐘未能引起各方面應有的注意。到1972年下半年，糧食銷售越來越失去控制，國內糧食收支相抵，虧空竟達75億公斤。

由於糧食產需矛盾尖銳，供求關係緊張，國家糧食購不足銷，為緩解這種局勢，在安排糧食徵購計劃時，從上到下都偏重國家需要的這一頭，導致部分地區重犯購過頭糧的錯誤，人為地擴大了農村缺糧面。 1971年後的幾年，糧食生產發展緩慢，為了保證糧食銷售逐年增長的需要，超越極限地佈置農村糧食徵購，許多地方把農民的基本口糧都徵走了。那幾年，四川省農民每人全年平均口糧僅150公斤原糧，連半年都吃不到。 1975年，貴州省完成糧食徵購任務550萬公斤後，農業人口平均口糧只有128公斤，剛到年底，就不得不返銷500萬公斤糧食，佔了征購任務的91%。 有一些地方和部門，在江青等人的控制、操縱下，尤其更加過火。凡糧食徵購任務完成不好的，一概歸之於沒有抓好“階級鬥爭”這個綱，沒有大批“資本主義”。有的地方甚至提出“災年不減貢獻”，徵購糧食“只爭朝夕”；並把農民交售糧食的多少，作為“鬥私批修”的一個內容。不切實際盲目強徵過頭糧，不僅嚴重挫傷了農民積極性，影響了糧食生產的正常發展，而且把廣大農民推到了半飢餓狀態，一些地方交了征購糧便沒了口糧，必須靠國家返銷度日，有的地方需要用瓜菜代替半年的口糧。農民生活水平嚴重下降。

今天，我們客觀地評價糧食統購統銷政策，就不難發現，在解放初期的特殊歷史條件下，它是保證我國工業化所需要的資金和糧食供給，也即保證我國社會主義工業化“原始資本積累”的有效途徑，並且保證了我國絕大多數人民的最低生存需求，防止了因財產分配不公而出現的社會動盪。然而，這種為了保證國家對糧食等主要農產品收購而提出的臨時性措施，一實行就是40年，究其原因，在於這種措施的真正作用，是一手壓低了農產品的收購價格，用變相的無償形式把剩餘的農產品收上來，另一手則是用低價農產品的配給保證了工業勞動力的低工資和工業原料的低成本，然後在工業低成本和國家對工業實行壟斷的基礎上，將工業部門獲得的壟斷高利潤通過財政渠道進一步轉化為新的工業化積累資金。也就是說，統購統銷的作用不僅僅保證了糧食的收購，而且還成了我國初期工業化原始資本積累的轉換器。沒有這個轉換器，原始資本積累就可能難以完成，工業化也就難以用很快的速度向前推進。但是，這種作用是以犧牲農民的利益為代價的，其突出的特徵是用嚴重背離價值規律的低價格向農民收購糧食，而後再以福利的形式供應給城市居民。這一個國家的工業化初期或許是無奈的選擇，而隨著工業化體系的建立與發展，我們繼續執行這種壓制農民、壓抑農業的作法，卻是不可取的。從大量的資料分析，我國從50年代末期到70年代末期的20多年時間裡，糧食生產發展緩慢，在一定程度上，也與這種剝奪農民利益、低價統購糧食的政策有一定的關係。因此，我們說，從國家掌握糧源、控制市場的角度上，糧食統購統銷政策的思路是正確的，但在具體操作上，長期實行低價收購農民的糧食，低價供應城市居民的方法，卻是不符合價值規律與市場機制的。

中國的農民自己勒緊褲帶子，保證了城里人吃飯，保證了工業化建設，但我們是怎樣對待農民的呢？ 早在1956年，毛澤東同志就批評過“片面地註重工業，忽視農業和輕工業”的傾向。他明確指出，在處理國家和農民的關係上，不要像蘇聯那樣把農民挖得很苦，不能搞“義務交售制”，要“採取縮小剪刀差，等價交換或者近乎等價交換的政策。” 毛澤東試圖在既要發展工業又要保護農民利益之中尋找一條合適的道路，但最後的發展，使我們走了與前蘇聯同樣的道路：犧牲農業保工業。 早在十月革命勝利之初，列寧根據他設想的共產主義模式，主張取消糧食自由貿易，採取軍事性的餘糧徵集制，實現全社會的計劃生產和計劃分配。 1918年夏，蘇聯全國進入以“餘糧徵集制”為核心的戰時共產主義。這一方面基於列寧的共產主義設想，另一方面，當時因戰亂，國家也確實拿不出足夠的工業品去交換農民的糧食。為此，蘇聯強行實施了集體農莊制度(中國的農業合作社即從此學來)，既把農業看作是出口產品的主要貨源，藉此來引入工業必須的機器設備和技術，又把它看作是加快發展城市工業力量的糧食供應基地。但這種強制性的餘糧徵集制卻嚴重損害了農民利益，造成社會強烈震盪，工農業生產一度出現混亂，甚至造成數百萬農民的死亡。

列寧為此思想上受到很大的震動，他迅速改變了過去比較偏激的觀點，開始恢復農產品糧食有限度的自由貿易，大力發展農業生產。 但是，列寧逝世後，斯大林完全扭轉了社會發展方向。 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斯大林領導進行了“剝奪農業、發展工業”的農業社會主義化，確立國家對農產品的計劃控制和分配。 斯大林這種“剝奪農業、發展工業”的經濟體制，最終導致工農業發展比例失調，由於農業、輕工業的嚴重滯後，使整個國民經濟走入了“高投入、低產出、高消耗、低效率”的死胡同。生產發展速度持續下降，市場供應日趨緊張，通貨膨脹逐漸加劇。 1991年12月25日，曾經顯赫一時的超級大國蘇聯被迫解體。 中國實行的農業集體化道路和糧食統購統銷體制，很大一部分就是從蘇聯“老大哥”那裡學來的。而我們還有與“老大哥”明顯不同的地方。中國在1957年的糧食人均產量僅290公斤，只有蘇聯1928年生產水平566公斤的一半。所以，當蘇聯有可能考慮如何最好地確保國家對歷年都有的農業剩餘產品進行控制時，中國首先要做的事情則是想方設法使農業產品剩餘，並增加這種剩餘，然後才能掌握分配剩餘物資的權力。

事實上，中國的糧食統購統銷，一直是以糧食短缺作為基礎的。國家為了保證糧食的市場供應和調劑全國地區間的平衡，不得不用行政手段向農民取得糧食。它雖有別於蘇聯軍事化的“餘糧徵集制”，但它也因不是市場等價交換，以至把農民擺在了不利的位置。除了數量是硬任務外，價格更是長期處於低水平。 1953年，糧食統購統銷價格出台之初，國家製定的統購價格，大體維持在當時的城市出售價格的基礎上，也就是基本上是自由市場價格。國家不賺不賠，農民容易接受。 1952年，每50公斤糧食平均價為6.04元，1953年為6.76元，基本上是市場等價交換。 但以後幾年，經濟發展了，物價指數普遍提高，糧價卻一直處於偏低的狀態，到1957年每50公斤反而跌了3分，為6.73元。 1958年至1965年，國家先後4次提高了糧食統購價格，共提高35%，1965年達到9.24元。此時，購銷價格基本相平。為了鼓勵農民生產和交售糧食的積極性，解決糧食生產效益偏低的狀況，國家又實行了加價獎勵的辦法，對人均上交超過50公斤以上的部分加價10～12%。與此同時，對社隊交售的糧食獎售工業品。凡生產大隊向國家每出售750公斤糧食，獎售棉布15尺、紙菸3條、膠鞋1雙，有的地方則實行獎勵棉絮、糖的措施，以後又實行過用化肥、木材、棉布換購糧食。但這幾項鼓勵措施，在“左”傾思潮衝擊下，分別在1968年和1970年取消。

1966年糧食平均價又作了一次調整，每50公斤提高到10.82元。但從此以後，到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12年的時間，除個別品種(蕎麥、紅小豆、綠豆)外，稻、小麥、玉米等主要品種居然未提一分錢的價格。 我們的農民自己勒緊褲帶子，將辛辛苦苦種出來的糧食養活了城里人，而我們是怎樣對待農民的呢？ ——穀賤傷農，我們愧對農民額上的皺紋，愧對農民腰上的草繩！ 糧食價格已嚴重偏離了其商品價值。到1976年，每50公斤糧食的平均統購價僅10.75元。農民滿滿的一擔糧食，竟只能換一張10元的人民幣。根據對全國1296個生產隊的6種主要糧食生產成本進行調查，平均每50公斤已達到11.6元，而賣給國家僅10.75元，農民反要倒貼0.85元。

按照國家定購價格，在泰山腳下，農民種一畝小麥，純收入只有0.27元。 這還是運氣好的。山西雁北地區的農民，種一畝小麥要投入108.4元，而產值只有105元，倒虧了3.4元。撒了汗水，收了糧食，農民還要倒貼錢。 “一畝麥子一瓶酒，百斤稻穀換不來一雙鞋。”面朝黃土背朝天的農民，撒下辛勞的汗水，收穫的卻是貧窮之花。 中國的農民怎麼不面黃肌瘦，怎麼不彎腰駝背呢？到1978年，竟有35.37%的農民一年的收入不到100元，還有231個縣人均年收入低於50元，許多地方的農民勞作一天，竟只值8分錢。大部分農民處在貧困、飢餓的狀態。 1978年底統計，全國31.5%的農戶是超支戶，共欠超支款74.7億元，平均每戶超支139元。每個農業人口的商品購買力，1957年是36.94元，1977年仍只有58.57元，剛夠稱點鹽、打點煤油。

中國的農民每年向國家上交了五六千萬噸統購糧，養活一億多城市居民，但他們自己卻還要餓肚子，還要忍受貧困的煎熬，這不能不令我們心酸。我們說，糧食統購統銷，在建國初期為穩定糧食市場、保證糧食供應發揮了較大的作用。而以後的幾十年，雖然保持了糧食市場的基本穩定，但卻是以犧牲農業、犧牲農民作為沈重的代價。糧食價格的嚴重偏低，致使解放30多年後，廣大農民連自己的溫飽問題都沒有解決。 據一些專家計算，從1952年至1986年，我國因壓低農產品價格從農業拿走的資金達5832億元，通過稅收拿走的資金1044億元，兩項合計6868億元，佔了農業所創造價值的18.5%。 1979年後，我國對糧食統購價格偏低的不合理狀況才有所重視。當年，糧食統購價格提高20%，達到12.86元，超購加價幅度由原來按統購價加30%，改為按新統購價加50%。此次加價，全國農民大約增加收入40億元，但分攤到每個農民頭上，僅增加收入5元，可以想見，這還是多麼的微不足道。 1985年，糧食取消統購改合同定購，採取“倒三七”比例計價，即30%按統購價，70%按超購價，綜合起來，每50公斤中等秈稻穀的比例收購價為15.59元。 與1978年相比，糧食提價比例不謂不大，但無需證明，這15.59元的價格，仍是如何的低廉。一條煙、一瓶酒、一段布、一雙鞋……什麼東西都比糧食值錢。 低價收購農產品必然影響農業發展，古代封建皇帝也懂得“穀賤傷農”的道理。我國糧食生產從50年代末到1978年一直徘徊不前的主要原因，也是受農產品收購價格過低的影響。農產品價格過低，表現在生產方面就是農業勞動力佔社會勞動力總數的70%以上，但農業創造的國民收入僅佔全部國民收入的30～40%，農業為國家提供的稅收，僅佔國家的財政收入的10%左右。對這種情況，毛澤東主席早就認為不對頭。他說，“我不相信，中國那麼多的農民僅僅為國家做了那麼少一點貢獻。”在這種人為地壓低農產品價格的影響下，工農業勞動生產率出現較大的差異，據統計，二者之比達到4.8比1的程度。這意味著，近5個農民勞動的價值僅相當於1個工人的水平，難怪毛主席認為也不對頭。在這種勞動生產率的扭曲差異下，農民被淪為社會的最底層，直不起腰，抬不起頭。相應的也導致了城鄉居民生活水平相差2.7倍，許多農村地區，連溫飽都不能維持，不得不靠國家救濟過活。這種農產品的低價政策，極大地抑制了農民生產積極性的發揮，廣大農民除種夠自己的口糧和必須上繳的“皇糧”之外，一般不願再增加糧食生產。直到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這種情形才稍有改變。國家不僅出台了一系列促進發展農業生產的政策，而且大幅度地提高了糧食收購價格，以此保護農民的利益。 1992年，國家出台每50公斤早稻穀22元的保護價，不過，據測算，這個價格仍低於當時的糧食生產成本。此後，1994年，國家對糧食定購價格再次進行了提價。每50公斤糧食48元，比上年提高39%，是解放後提價幅度最大的一年。 1996年，國務院宣布，從1996年新糧上市起，小麥、稻穀、玉米、大豆定購價上調，平均每公斤提高0.3元，同時允許地方再上浮10%。這樣大體上最高提價幅度每公斤達到0.44元。中央希望有條件的地區可以繼續實行價外補貼及糧、棉與化肥掛鉤等辦法，以調動農民的種糧積極性。但事實上，這個價格仍然偏低，農用生產資料價格居高不下，農民經濟負擔較重。 1994年物價上漲21.7%，1995年上漲14.8%，而其中農業生產資料費用上漲達32.2%，主要是化肥價格上漲，遠遠超過了物價平均上漲幅度。 1998年，國務院規定糧食收購價格由各省按上一年的水平自行確定，因此各地的糧食價格不一，大體上與1997年持平，部分地方略有下降。江西，早秈稻定購價為每50公斤57元，保護價為50元；北京的小麥定購價為每50公斤76元，玉米為62元；雲南，早燦稻定購價每50公斤57元，小麥70元……從全國總的情況來看，一般稻穀定購價為每50公斤50～60元，小麥65～75元，玉米60～70元，保護價比定購價低10～15左右。現在的糧食價格水平，雖然不能說已完全達到與價值相符的程度，但已大大接近了農民期望的價值水平。糧食種植已有利可圖，糧食生產成為農民獲取收入的主要來源。價格改革的成功，是這次糧改能夠順利進行的基礎與前提。 高度集權的“大鍋飯”體制和“穀賤傷農”的統購政策，壓抑了中國的糧食生產。從1953年至1978年的26年中，中國的糧食生產一直處在徘徊停滯狀態。由1953年的總產量16683萬噸到1978年的30477萬噸，平均每年僅增加了530萬噸。人均佔有量由284公斤增加到318公斤，每年僅增加了1.3公斤。糧食生產發展緩慢，使中國在這26年時間裡，糧食供求矛盾一直尖銳地存在著，成為困擾中國上至中央領導下至平民百姓的首要難題。據統計，這26年時間裡，國內糧食收支有15年虧空，只有11年稍有結餘。 1979年農村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製後，農業生產力得到一次全面的解放，加上糧食收購價提高，激發了廣大農民的種糧積極性，糧食生產迅速發展，糧食總產量每年以2000萬噸的速度遞增，到1984年達到40731萬噸。 5年時間，增加了10000萬多噸。這是中國糧食生產史上最輝煌的一頁。 俗話說：“手中有糧，心裡不慌”，但中國的農民卻手中無糧心裡慌，手中有糧心裡照樣慌。 這便是中國農業生產的又一大悲劇。 在糧食緊張的艱難歲月裡，廣大農民以一種樸素的愛國之心，自己勒緊褲帶子，把有限的糧食交給了國家，保證了城市居民的供應，保證了國家建設的需要。而他們得到的，僅僅是一句“農民伯伯踴躍交售'愛國糧'”的讚語。 現在，他們糧食豐收了，全國人民都吃飽肚子了，按說，這是天大的好事，這是夢寐以求的目標。 但是，這天大的好事，卻只有吃糧的人高興，種糧的人反而又發愁起來了。 “賣糧難”，一個新名詞誕生了。 1984年仲秋，湖南省某縣一糧站大院裡，裝滿糧食的板車、手扶拖拉機、蘿筐擠得水洩不通，幾百名汗流滿面的農民在圍著幾名糧站工作人員團團轉，求爺爺，拜奶奶，只差下跪了，但工作人員不為所動，堅持每戶只能按計劃分配數收購，多的一粒不要。 新疆某邊境小縣，主要街區有1/4被滿載糧袋的馬、牛、驢車和手扶拖拉機佔據，順著車流的走向，千米外的糧站大院裡，人車蜿蜒，曲曲折折，塞滿糧站的大院子。有人已接連排了十幾個小時的隊，有的已被驗質員打回重新翻曬了三四次，再曬就要曬熟了，但仍“不合格”……“天府之國”的四川某縣農民憤怒了：以前糧食緊張時，我們把自己的口糧都交給了你們，現在糧食多了，你們就“甩派頭”了，你們還要不要我們種糧食？情緒衝動的農民砸了糧站。 孩子等錢上學，子女等錢結婚，房屋等錢翻蓋，更急人的是，冬季生產等錢買種子，來年生產要錢冬儲化肥，我們能怪農民衝動嗎？ 江西、江蘇、吉林、安徽……中國的農民第一次感受到了豐收的憂慮。 欠也憂，豐也憂，農民好傷心。花了成本種了糧食，現在卻只能放在家裡爛，這田還有種頭？ 不是農民的報復，而是必然的結果。第二年全國糧食播種面積由16.9億畝大幅度跌到警戒線以下，僅16.3億畝，成為建國以來最少的一年，糧食大減產，減產總量2820萬噸，減產幅度也居建國後的第一位，超過令人心悸的1960年。糧食一下子又緊張起來，“賣糧維”還喧囂塵上，“買糧難”便接踵而至。 許多人這才惶惶然，這才想起農民老伯伯。於是，組織工作組下鄉，派幹部駐村，挨家挨戶搞動員、做工作：種愛國田無尚光榮，交愛國糧為國分憂……通情達理的農民又一次幫助政府渡過了糧食難關。 第二年，糧食播種面積恢復到16.6億畝，糧食總產量達39151萬噸，1989年再次躍上4000萬噸台階。 肚子飽了，臉就變了。 當農民懷著豐收的喜悅，肩挑車拉，將黃燦燦的糧食送到糧站時，他們才發現站門緊閉，“暫不收糧”的牌子讓他們從頭涼到腳。 “賣糧難”幽靈，又一次籠罩了中國的農民。 這是比1984年範圍更廣、壓力更大的一次賣糧難。全國幾乎大部分產糧地區的農民，都無一例外地受到賣糧難的打擊。據吉林、安徽、湖南等9個產糧大省估計，約有480萬噸糧食不能入庫，黑龍江、湖北、河北等省農民有670萬噸糧食急需尋求出路。村間小道上，鄉鎮大路旁，到處是車拉畜載的糧食，有的農民為出賣幾百公斤糧食竟拉著架子車走遍了方圓幾十里的所有糧站，但都被擋回。江西某地一農婦為賣掉一袋糧給兒子看病，竟跪在地上哀求糧站工作人員。 40000萬噸的糧食總產量，對於當時已有11.4億人口的中國來說，並不多，最多只能算是解決溫飽的水平，為什麼會出現如此大面積的糧食“過剩”現象呢？顯而易見，這便是我國流通體制的弊端。體制不順，流通不暢，國家缺乏調控能力，以至糧食多一點就“賣糧難”，糧食少一點就“買糧難”，於是，糧食生產便在“多了多了少了少了，少了少了多了多了”之間扭秧歌。 弊端在體制，災難卻落在農民身上。這一年，不僅全國產糧區農民70%的餘糧沒有賣出，國家應當收購的合同定購糧，全國也有數百億斤未能兌現，有的勉強由糧食部門收下了，卻無錢可付，給農民的僅是一張不知何時能兌現的白條子。 糧食部門無力收購，一些糧食商販便趁機壓價收購，每50公斤糧食僅值32～34元。根據貨幣貶值率換算，一公斤糧食僅相當於10年前價值的1/3或1/2。 1990年，中國農業史上的一個大豐收年，但由於賣糧難，農民人均純收入扣除物價因素，不僅沒有增加，而且在不少省區還下降了。中國農村的豐收，其結果卻是一場空。四川省農民有近50億公斤糧食賣不出，少收入40～50億元資金。黑龍江省農民也有十幾億公斤糧食未賣出，少收入十幾億元。即使收購了的，許多也僅只是白條一張，買不得鹽，打不得醋。 在此情況下，一些地方領導飄飄然、昏昏然了，他們被糧食“過剩”的假象蒙敝了，認為中國的糧食問題不是少了，而是多了，應該調整種植結構，什麼賺錢種什麼，於是大力縮減糧食種植面積；應該取消糧食定購，讓農民自己消化多餘的糧食，於是糧站掛出了“暫停收購”的牌子；應該放開糧食經營，讓個體集體一齊來搞活糧食經營，於是糧站轉行開商店，個體戶則代替糧食部門行使購銷糧食的職責了……他們全然沒有想到，賣糧難暴露的不是糧食過剩，而是流通體制不順，因而對這次賣糧難沒有引起足夠的認識，致使這次賣糧難愈演愈烈，一直持續了3年多，有40個月之久。結果，就在農民灰心喪氣、全社會都認為糧食過剩之際，全國爆發了1994年的糧食漲價風潮。 與賣糧難相伴隨的自然是糧價的波動，這對於拿糧本本吃平價糧的城市居民來說自然沒有多大的影響，而對要靠這些像侍弄寶貝兒子一樣侍弄出來的糧食維生的農民來說，則意味著新房能不能建，孩子的學費能不能落實，農機具還能不能買。固然，國家的定購糧不會有大的波動，但定購糧款連七稅八費都扣不了，農民真正要弄點錢花，還主要靠定購糧外的部分。因此，糧價的波動對農民有著非常直接的關係，而往往是一豐收就糧價下跌，並且跌價了也沒人要，出現賣糧難。以至連農民也鬧不清是因為賣糧難而糧價跌還是因糧價跌而賣糧難，反正對農民來說是禍不單行，賣糧難與糧價跌一齊來。當然也有糧食走俏的時候，這時雖然糧價會有所上升，但真正得實惠的不是農民，而是中間流通環節。 1984年，糧食市場供過於求，價格下跌；1985年供不應求，價格回升；1986、1988年兩年糧食基本平衡，但由於地區間不平衡，加上農民惜售心理，兩年的秋季都發生了糧食大搶購，價格飛漲；1987年供過於求，價格回落；1989年糧食供求基本平衡，上半年延續1988年的高價位，但是下半年和1990年糧食市場出現疲軟，糧價大幅度下跌。這次維持時間最長，一直到1993年6月，長達40個月，其中小麥均價由每公斤1.02元跌至0.76元，降幅25.5%，大米由均價每公斤1.47元降至0.96元，降幅達34.69%，不少地方糧價降至改革以來的最低點，同時也出現了最嚴重的一次賣糧難。 物極必反，在經歷了長達3年半的價格疲軟後，從1993年下半年開始，原來過剩的秈米價格陡漲，從1993年6月的每公斤0.9元漲至1995年8月的2.4元，漲幅達1.67倍，玉米漲1.4倍，以至國內市場價普遍高於國際購價。按1995年8至10月均價比較，小麥高16.75%，玉米高38.15%，大米高63.5%。 隨著國家採取一系列調控措施，糧價才基本穩定，但隨後賣糧難又在一些地方開始出現，糧價又開始走入一個低迷的狀態。從1995年底開始下滑，上半年平均糧價還是每公斤1.6元，年底便降至1.4元。 1996年，在國家宣布提高定購糧價格後，市場糧價下滑速度並沒有完全遏制，部分地方甚至更加加快，僅優質大米降價就達15.7%，並一直低迷到1998年糧改啟動前。按1996年的情況比較，糧食普遍低於國際市場價，如粳米低35.46%，小麥低33.2%，玉米低27.7%。 不是多了就是少了，不是少了就是多了，糧食流通體制再不改革，我們將永遠在這個怪圈裡打轉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