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章 一、填飽12億人的肚子要多少糧食？

中國有12億多人口，卻只有19.2億畝耕地，人平僅1.55畝。 這是中國獨一無二的國情，也是中國的吃飯問題顯得尤為重要的原因。 人類消費的大部分物質和95%以上的蛋白質取自土地，其中80%以上的熱量和75%以上的蛋白質來自耕地提供的糧食。根據熱量計算，一個人僅維持生命，每年需要125公斤糧食；如果要保持一定的體力，並保持良好的營養狀態，每年必需消費230公斤糧食；如果要保持充足的體力和充分的營養狀態，每年必需消費糧食300公斤；而如果要保持較好的體力和較充分的營養狀態，則每年必需消費糧食400公斤。 中國雖然是一個發展中國家，但由於黨和政府對糧食生產的重視與對人民生活的關心，中國的糧食消費已超過維持充足體力和充分營養狀態的水平，接近與達到世界先進水平。

一個人的糧食消費包括直接和間接兩部分。直接消費是人們直接消耗糧食，包括每天一日三餐吃的米飯、饅頭、窩頭等主食(即口糧)；點心、豆製品、米粉等副食品(即食品工業用糧)；以及飲料酒用糧。間接消費則主要是飼養家畜、家禽消耗的糧食，人們雖未直接消耗糧食，但卻是將糧食以飼料的形式轉化為動物的肉(譬如豬肉、牛肉、羊肉、雞肉等)後食用。隨著生活水平的提高，間接消費逐漸成為主要的消費。 一個國家的糧食消費主要取決於兩個方面，一是糧食生產狀況，二是人們收入狀況，均呈正比關係。我們這裡有一組1986年的人均糧食消費的構成情況：一是口糧大約273公斤；二是食品工業用糧大約11.2公斤；三是飲料酒用糧大約10.1公斤；四是飼料用糧大約69.8公斤，以上四項相加，便是一個中國人一年需要的糧食，大約354公斤。如果加上工業用糧和種籽糧，則一共是391公斤。

1997年尚未見精確的分類統計。據專家分析，1997年的糧食消費，除口糧基本不變或略有下降外，其他幾項均有增加，突出的是飼料用糧明顯增加，因為我們對豬肉等動物肉的消耗大幅度增加。據國家統計局的統計，1997年我國人均佔有肉類50公斤，蛋17公斤，奶6.6公斤，已超過或接近世界平均水平。按此推算，1997年，我國人均消耗糧食約388.3公斤，全國的糧食總消費量是48000萬噸。 從上一章節我們知道，1997年，全國糧食總產量是49250萬噸，與消費量大致適應，供需基本保持平衡，並略有節餘。 48000萬噸，這是一個多麼龐大的數字，一座多麼巍峨的糧山！它佔了全世界糧食總產量的1/5。如此巨大的消費量，是許多國家無法想像的。美國是糧食生產大國，但它一年的總產量也不過30000萬多噸，法國則只有5000萬噸，日本、西德、英國都只有幾百萬噸。中國在糧食問題方面的壓力與風險由此可見。

難怪許多國家驚奇：中國居然養活了12億人，居然滿足了48000萬噸的糧食消費需求。 1949年10月1日，首都30萬群眾齊聚天安門廣場，隆重舉行開國大典。在群眾的歡呼聲中，毛澤東主席在天安門城樓上莊嚴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5億多人民歡欣鼓舞，從此揚眉吐氣。 但是，作為共和國的締造者，毛澤東卻深知，他接手的是一個千瘡百孔的爛攤子。最棘手的便是吃飯問題。由於國民黨政府的腐朽統治，加上戰爭不斷，災害頻發，1949年的糧食總產量僅11318萬噸，比1936年下降了12%，雖然人均有209公斤，但事實上，由於耕地的70%掌握在少數(約10%)的地主、富農手裡，因此，糧食的佔有與消費極不平衡，佔總數90%的貧農、雇農和城市廣大工人、市民陷入貧困狀態，食不果腹，瀕臨無法生存的境地。以至當時饑民遍地，餓殍載道。不少西方人士為此斷言：新中國將由於解決不了自己的吃飯問題而垮台。

毛澤東，作為一個農民的兒子，他深知解決人民的吃飯問題，對於一個新誕生的國家來說，是多麼的重要。因此，他不僅把“以糧為綱”寫進農業發展的總政策，而且還具體制定了“水、肥、土、種、密、保、管、工”的糧食生產“八字方針”。他以一個偉人的氣魄和胸懷，帶領全國億萬人民興水利，造梯田，墾荒地，改造山河，“深挖洞，廣積糧”……作為共和國的第一任領袖，他為解決中國人的吃飯問題立下了不可磨滅的功績。雖然其中有許多曲折，有許多坎坷，但從此以後，除1959年至1962年的三年困難時期出現過一次糧食危機外，中國再也沒有發生過大面積的飢荒了，絕大多數的中國人至少有飯吃了。 從糧食的人均佔有情況看，1952年，全國糧食總產量首次超過1936年的水平，達到16392萬噸，人均佔有糧食275公斤，比1949年增加了66公斤。

這是一次最大的飛躍，是從飢荒向溫飽的一次大的跨越。 遺憾的是，信奉“人多力量大，熱氣高”的共和國領袖卻忽略了人口發展的副作用。以至以後20多年，雖然我國的糧食總產、單產年年增長，但人均糧食佔有量卻一直在300公斤左右徘徊。 1965年為268公斤，1978年為316公斤。 29年中，我國人均糧食佔有量增加107公斤，平均每年僅3.9公斤。 1979年，我國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調動了農民生產積極性，糧食生產又出現了一次較大的飛躍。這一年，人均糧食佔有量達到342公斤，比1978年增加了26公斤。以後幾年有所回落，1984年再創高峰，全國糧食總產突破40000萬砘，人均糧食佔有量達到392公斤，創解放以來的最高記錄。

以後的10年，糧食總產、單產仍然不斷提高，但增長的部分全部被增長的人口抵消了。以至1997年我國糧食總產以49250萬噸成為歷史上第二個豐收年時，人均糧食佔有量卻仍只有398.5公斤，與1994年相比僅增加了6.5公斤。 49年時間，我國在糧食生產方面耗盡了心血，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但雖然糧食總產增長了近4倍，而人均糧食佔有量卻只增長了1.8倍，僅只恢復性地達到清代的水平。據統計，戰國末年，我國人均糧食佔有量為460公斤，唐朝達到628公斤，宋朝579公斤，明朝559公斤，清朝中葉314公斤。當然，在封建統治社會裡，人均糧食佔有量遠遠不能說明中國人的糧食消費。因為封建社會的剝削制度，使大量的耕地掌握在少數地主、富農手裡，相應的絕大部分糧食也被控制在他們手裡，因此，農民、市民、工人真正的糧食佔有量少得可憐，基本處於飢餓狀態。這便是詩人描述的“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而現在，我國實行的是社會主義制度，採取的是按勞分配的分配原則，糧食的佔有與消費全國各地區、各階層、各行業基本平衡。換句話說，目前我國的人均糧食佔有實際上也是“人人佔有”；人均消費基本上也是“人人消費”。這就是我國為什麼人均糧食佔有量不高，但卻基本上解決了溫飽問題的實質原因。

雖然如此，我國目前糧食佔有量遠不能滿足社會發展的要求。近50年裡，我們作了種種努力，我們僅在1996年剛剛突破人均400公斤的水平，而這是一個國家徹底解決溫飽問題的基線。一些發達國家的人均糧食佔有量甚至超過1000公斤，達到“過剩”的狀態。像美國，早在80年代末期就達到1500公斤，加拿大是1997公斤，澳大利亞是1838公斤。 人均糧食佔有量決定了我國的人均糧食消費量。 1949年全國解放時，我國的農業生產由於國民黨政權的腐敗以及戰亂頻仍，受到嚴重的摧殘，相應的糧食消費下降到了一個極低的水平，絕大多數的農民和市民處於飢餓與半飢餓狀態。解放後，我國採取了一系列發展糧食生產的措施，同時加強了糧食市場管理，打擊不法糧商囤糧投機的行為，才基本上緩解了建國之初的飢餓危機。 1952年，我國的人均糧食消費量逐漸增加到197.6公斤。

1953年起，我國開始實行宏偉的第一個五年計劃，隨著生產的發展，國民收入增長了45.2%，職工平均工資增加了42.8%，農民收入增加了27.9%。我國人民的糧食、牛羊肉、食油、糖等基本生活消費品的消費量增長很快。到1957年，我國人民的糧食消費量增加到203公斤，豬肉增加到5.08公斤，牛羊肉達到1.11公斤。這意味著，解放8年後，中國人民終於從飢寒交迫中踏上了溫飽之路。全國絕大多數人的基本生活需要第一次得到了初步的滿足。 “吃得飽了，穿得暖了，生活安定了，心裡踏實了。”正是這一時期人民消費水平和心理狀態的真實寫照。 如果說從1949年到1957年，我國人民的消費水平在第一個8年呈逐年上升趨勢，並於1957年達到高峰的話，從第二個8年開始，這一發展勢頭卻連年受挫，急劇下降，至60年代初跌入低谷。國家統計局曾以可比價格對建國以來的居民消費水平作出統計，如果將1952年消費水平指數定為100，則1957年已上升到122.9%，而到1961年又下降到99.4%，尚不及1952年的水平。與1957年比較，糧食消費減少8.4%，食用植物油消費減少47.8%，豬肉消費減少80.6%。之所以造成這一局面，我們以前已有過詳細論述，那就是天災加人禍。脫離實際的“大躍進”與“浮誇風”，加上嚴重自然災害，致使全國農業生產大幅度滑坡，糧食生產尤其急劇萎縮。剛剛走向溫飽的中國人又一次淪入了飢餓的魔爪，全國許多地方發生了較為嚴重的飢荒。

1961年後，黨和政府開始對國民經濟進行調整，工農業生產逐漸恢復到健康發展的道路，1965年再次達到高峰。消費水平指數由1961年的99.4上升到132.7，超過1957年的水平。不過，由於消費水平指數的統計涉及面較寬，所以，從人們感受比較直接的“吃”的消費看，我國1965年的人均消費與1957年相比，提高並不多，有些方面還有所下降。突出的是糧食，反而由203公斤下降到了183公斤，另外，食用植物油、牛羊肉也都有下降，惟有豬肉略有上升。 1966年後，中國又陷入了一場歷時10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浩劫。政治上的瘋狂，加上人口盲目發展(10年時間增加了2億人口，相當於一個日本和一個法國的人口總數)，工農業生產和人民生活處於基本停滯的狀態。到1976年，我國的年人均消費量，糧食為190公斤，與1965年相比，11年時間僅增長了7公斤，平均每年增長不到1公斤。平均每人每月15.8公斤，這就是當時一般國家公職人員每月分配14.5公斤大米還很難到位，必須用一些紅薯之類的東西抵充的原因。豬肉由1965年的6.29公斤增加到7.38公斤，11年時間僅增加了1.09公斤，平均每年增加不到0.1公斤。其他如食用植物油、牛羊肉不但沒有增加，反而有所下降。當時有一個荒唐透頂的觀點，認為講究吃穿是“資產階級的生活方式”，提倡“越窮越革命”，“補丁越多，思想越好”，以至大部分人是餓著肚子鬧革命，人們的生活消費被壓抑在一個較低的水平，許多地方沒有擺脫飢餓和貧困。

1976年，“四人幫”倒台後，10年動亂終於結束，但當時由於在思想路線上仍然延續“左”的那一套，在經濟領域也繼續執行過去那種壓抑消費的方針，工農業生產和人民消費水平仍處於停滯狀態。直到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中國進入改革開放的新時代，我國的工農業生產和人民消費水平才迅速大幅度提高。 1979年起，我國人均糧食消費開始明顯增長，這一年達到207公斤，1988年達到249公斤，10年時間裡增加了42公斤，平均每年增加4.2公斤，而從1965年到1976年的11年裡，卻只增加了7公斤。人均豬肉消費達到9.66公斤，1988年增加到14.91公斤，10年增加5.25公斤，平均每年增加0.5公斤，而“文革”10年平均每年增加不到0.1公斤。食用植物油、牛羊肉也都普遍增加。 又經過10年，到1997年，中國的消費水平已經達到了相當的高度，無論是糧食還肉類，都超過了世界平均水平，接近或達到了世界先進水平。 1997年，我國人均糧食消費量為388公斤，肉類50公斤，蛋17公斤，奶6.6公斤。我國糧、棉、油、糖的消費量分別比1978年增長0.62倍、1.1倍、3.1倍和2.9倍，豬牛羊肉和奶類產品分別比1978年增長了4.6倍和6.1倍。 糧食消費水平的發展變化受多種社會因素制約，而最主要的是國民收入總額與居民收入水平。國民收入總額高，增長速度快，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必然導致消費水平提高，反映在糧食消費上，就會從量上擴大，從質上提高。我國的歷史實踐已經證明了這一點。另外，糧食消費水平與人口總量也有著明顯的關係。糧食消費水平是由人均佔有量或消費量來衡量的，因此，糧食消費水平與糧食總供給量成正比，與人口總量成反比。在糧食總量一定的條件下，人口總量越大，人均糧食佔有量越少，反之，則人均糧食佔有量越多，這說明人口總量對糧食消費水平的影響是相當大的。 1979年與1949年相比，我國糧食總產量增加了2.96倍，但由於同期人口增加了1.8倍，人均糧食佔有量只增加了1.64倍。如果用1994年的數字與1949年的數字相比，人口總量對糧食人均佔有量的影響更為明顯。 1994年同1949年相比，糧食總產增加了3.97倍，但由於人口增加了2.21倍，人均糧食佔有量卻只增加了1.8倍。 人均糧食佔有量的增長速度低於糧食總產量的增長速度，其原因就是被新增的人口抵消了。從我國與外國的對比中，我們也能證明這一點。 1993年，我國糧食總產量達到45640萬噸，但人均佔有量僅為385公斤，而同期，美國糧食總產量為3億多噸，人均佔有量卻超過1500公斤，按總量我國比美國高出1/3，佔世界第一位，但人均糧食佔有量只有美國的1/4。中國在1990年糧食總產量便達到44625萬噸，人均糧食佔有量達到390.3公斤，此後雖然糧食總產量有所波動，不過總的趨勢是增加的，但人均糧食佔有量卻多數處於下降狀態，最低年份僅374公斤。直到1995年後，人均糧食佔有量在糧食總產大幅度增長的情況下，才擺脫徘徊局面，再次站到390公斤的線上，到1997年，達到398.5公斤，距400公斤的目標僅一步之遙了。 因此，雖然中國的糧食總產穩居世界第一，單產水平也進入了世界先進行列，但由於人口基數過大，人均糧食產量仍處於較低的水平，只相當於美國的35%，加拿大的19%，澳大利亞的17%，匈牙利的28%。 總體來看，我國目前的人均糧食消費量已基本保證我國成為溫飽型的社會。近400公斤的人均糧食消費不僅基本解決了吃飯問題，而且整個生活水平也有所提高。它雖然還只有美國等發達國家人均糧食消費量的1/3至1/2，但已超過世界平均水平，遠遠高於發展中國家，接近發達國家的平均水平。 坎坎坷坷50年，我們終於擺脫了飢餓，擺脫了貧困，走向了溫飽，並正在走向小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