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 四、布朗的話有沒有一點道理？

1994年，一位美國人提出了一個聳人聽聞的觀點：中國將因為糧食的短缺而成為世界的一個負擔。他不無恐怖地預言，下一世紀，將是一個飢餓的世紀，而其中最為嚴重的則是中國。據他計算，“如果僅僅考慮中國人口的增長，中國在2030年的糧食需求將增加到4.79億噸。換句話說，即使中國的經濟發展不會使肉、蛋、啤酒的人均消費水平增加，中國糧食產量屆時預計也會下降20%，只有2.72億噸，從而導致2.07億噸的糧食供應缺乏。這一數字大體上相當於1994年全球的糧食出口總量(2.0億噸)。” 他進一步指出：“但是，中國新富裕起來的千百萬人口當然不會放棄他們對進一步增加畜禽產品消費的需求。如果2030年上升到人均糧食消費量400公斤，那麼中國對糧食的總需求量將達到令人恐懼的地步(6.14億噸)。在這種情況下，中國糧食進口的缺口將達到3.69億噸，幾乎相當於目前世界糧食出口總量的兩倍。”

對於如此大的糧食缺口，他認為沒有一個國家能夠承擔得起，“即使中國買得起，世界也無法供應，無論以怎樣的高價……”由此，他認為中國的糧食短缺必然引起全世界的糧食短缺。 “在國際經濟一體的情況下，中國的糧食價格上漲，將導致世界糧食漲價；中國的耕地不足，將變成世界的耕地不足；中國的水荒，也將影響到整個世界。” 說這番話的是美國世界觀察研究所所長萊斯特·R·布朗。他最早在新澤西南部的一個農場種西紅柿，後來擔任過美國國際農業發展局局長、美國農業部部長顧問。他擁有美國數所名牌大學的學位，包括著名的哈佛大學的經濟學博士學位。 1974年創建了世界觀察研究所並自任所長。鑑於他在推進全球環境運動方面的作用，他先後獲得了“聯合國環境獎”、“藍星球獎”、“麥克阿瑟基金會才華獎”等，美國國會圖書館永久收藏其論文和手稿。

據布朗自稱，他從1988年開始關注中國的糧食前景，1994年開始發表關於《誰來養活中國》之類的論文和書籍。 布朗的預測一時在全世界引起轟動，使許多人把目光投向了剛剛解決了溫飽問題的中國。但是，如果全面而理智地分析，布朗的預測顯然是有失偏頗的，不說中國人，就是他曾經任職的美國農業部也對他的預測持懷疑態度。 1995年7月22日，布朗先生訪問中國時，也承認自己對中國的情況了解不多，有些觀點過於極端，需要修正。 不過，雖然布朗對中國糧食問題總的預測是錯誤的，但他對於中國糧食生產與消費的一些具體分析卻是值得我們認真研究的。 據布朗研究，影響中國糧食供需平衡的主要是五大因素。 一是人口增加。在1982年，中國的人口達到10億，使其人口數量高居世界榜首。到2017年，其人口數量預計將達到15億，這相當於1900年的世界總人口。現在中國人的人口增長率雖在減慢，但人口高峰將出現在2045年，總數達到16.6億。這意味著在未來的40年裡，中國平均每年將給世界增加1200萬人左右。布朗認為，“今天，中國的人口負擔發生在一個與一兩個世紀以前截然不同的時代，已經沒有人煙稀少而且仍然可以居住的地方，也沒有國家或國家群會願意接受每年1200萬中國人。”英國、愛爾蘭、德國、意大利和西班牙這些國家，在早期發展過程中的人口壓力，都通過移民的方式而得到妥善的解決。他們中的許多人到了新大陸，像移居到美國的愛爾蘭人後裔，超過了愛爾蘭本土；同樣，在拉丁美洲的西班牙後裔，超過了西班牙本土。顯然，中國已經沒有這種可能了，而只能靠自己消化自己增長的人口。

二是耕地減少。中國不僅是世界上人均耕地最少的國家之一，而且其耕地面積還正在急劇縮減。從1990年至1994年，糧食播種面積已從9080萬公頃猛跌到8570萬公頃。 4年間，糧食播種面積下降了5.6個百分點，同時，人口總量反而增加了5900萬，提高了4.9個百分點，這一減一增，使人均糧食播種面積迅速減少10.5%。而中國目前正處於工業化的階段，大量的耕地還將不可避免地被新建的廠房、住房和道路佔用。 三是水資源短缺。本世紀中葉，相對於需求而言，中國的水資源仍比較充裕，地表水和地下水都能充分滿足全國5億人口的需要。然而，隨著人口的增長、灌溉的增加、生活的富裕以及工業化的進程，時至今日，用水量已增加了6倍之多，水資源的供需之間失去了平衡。目前中國大部分地區都受到了水資源匱乏的困擾，對水資源的需求已超過了河流和蓄水層所能維持的持續開採量。毫無疑問，中國將繼續保持高速的工業化勢頭，則不僅要面臨大量佔用耕地的問題，而且還面臨著工業和生活用水要擠占灌溉用水的困境。最終，這些問題都會加速中國糧食產量的持續下降。

四是消費增加。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人民的生活水平必然大幅度提高。而生活水平提高的一個重要方面，則是膳食結構的改善，最突出的則是畜禽產品消費的增加。中國人的膳食結構主要以大米之類的澱粉業糧食為主，它們所提供的熱量約佔攝取量的70%以上。現在，中國人的膳食結構已變得更加豐富，其中已經包括有肉(豬肉、雞肉、牛肉、羊肉)、蛋、奶、黃油、奶酪和冰淇淋等。伴隨收入增加所導致的食物花樣改變，這在所有社會都很普遍。顯然，中國將要消費更多的肉食，中國為此必須尋找更多的糧食。這是因為，消費更多的肉，意味著更多的糧食——2公斤或更多的糧食才轉化為1公斤雞肉，4公斤糧食轉化為1公斤豬肉，7公斤糧食轉化為1公斤牛肉。加上酒類的消費，中國的糧食消費必然會大幅度攀升。事實上，一些沿海地區的糧食消費水平已經接近甚至達到世界發達國家的水平。

五是耕地生產率的提高已非常有限。在一個耕地面積不再增加的國家，如中國，未來糧食增產只能靠土地生產率的提高。而這在中國已經很不容易了，因為中國目前的土地生產率已達到了相當高的水平。中國的糧食作物主要是水稻、小麥和玉米三大類。 30年前，中國的水稻平均單產僅為日本的一半，但到了90年代初，中國的水稻平均單產已超過了每公頃4噸，大大地縮短了與日本的差距。從1977年至1984年，糧食總產量由1.99億噸猛增到3.06億噸，僅7年時間產量就增加了一半以上，這一成就是任何其他糧食主要生產國都無法比擬的。而這一成就主要依賴於化肥的大量使用。在改革之前，中國的化肥施用量遠遠低於化肥報酬遞減的臨界點，而現在，化肥的施用水平已達到相當高的水平，很難再期望利用化肥來刺激糧食的增產。中國的小麥也有相似的現象。自1950年至1980年，美國的小麥產量都遠遠高於中國，但在1978年，中國的農業改革提高了小麥產量，並使之超過了美國。而由於缺水，北方小麥產區灌溉量下降，產量的增加逐漸變得困難起來。玉米的單產雖然還只有美國的60%，但很少有哪個國家的玉米產量可以達到美國“玉米帶”的產量水平。美國玉米帶具有深厚的土層，適宜的溫度和日照長度以及幾乎最適宜的降雨量。因此，中國的作物產量在今後的幾十年中肯定會提高，但幅度不可能太大。實際上，某些作物產量的年增長量可能已經不太明顯。

布朗對中國糧食問題分析的結論雖然是錯誤的，但他指出的這些影響中國糧食發展的障礙因素卻是客觀存在的。如果我們不能較好地解決這些障礙因素，中國的糧食生產就難以有大的發展，而由此出現布朗預測的那種局面也未必沒有可能。不過，布朗認為中國是沒有辦法克服這些障礙因素的，而我們將在以後的分析中，會以大量的數據與資料證實，只要我們高度重視農業生產，高度重視糧食問題，中國的吃飯問題完全可以靠自己的努力來解決。因此，我們與其一口否定布朗的預測，不如認真研究布朗的一些有價值的分析。而中國是否會出現布朗預測的那種自己養不活自己的尷尬局面，關鍵還看我們將來在糧食問題上所作的努力與所採取的措施。一句話，決定權在我們自己手裡！

布朗對中國糧食問題關心，很大程度上並不是對中國人的關心，而在於擔心中國人會從他們的碗裡搶飯吃。 他認為，中國將很快成為一個糧食進口國。其進口數量之大，將引發世界糧食價格空前高漲。他認為未來中國糧食缺口將在2.07億噸與3.69億噸之間，而目前全世界糧食出口總量才2億噸。如此大的糧食缺口不僅沒有一個國家能夠供應得起，就是把全世界出口的糧食都給了中國也還少了。因此，他認為中國將成為世界的一大負擔，中國的危機將轉化為世界的危機。他甚至認為：“目前世界真正的矛盾，並不像我們通常所設想的那樣，出現在為貧窮所困擾的索馬里和海地，而是出現在經濟迅速發展的中國。” 由於布朗錯誤地估計了中國的糧食形勢，因此，他不僅毫無根據地誇大了中國的糧食缺口，而且得出了中國危機論的結論。

中國絕不是地球的負擔，中國絕不會引發世界的糧食危機，這將是我們以後討論的內容。對此，布朗也認為他的預測是片面的，極端的。不過，布朗有一句話卻是客觀的，也是值得我們注意的，那就是中國一旦發生大的糧食缺口，任何國家都不能幫忙，誰也養不活一個十幾億人口的大口。 世界食物生產歷經40年的輝煌後，海洋和陸地食物生產的穩定增長勢頭也明顯停滯，尤其是海洋漁業捕獲量，從1950年的2200萬噸上升到1990年的1億噸後，現在基本上再增長無望了。糧食總產量，1950年為6.31億噸，到1990年上升為17.8億噸，增長了11.49億噸，在這一階段的大部分年份中，糧食增長速度高於人口增長速度。但從1990年以後，糧食增長速度明顯減緩。據布朗預測，今後40年中糧食總產僅增加3.69億噸，即每年平均增加900萬噸。事實已經部分證明其預測的準確性。 1990年以來，世界糧食總產量沒有增長，1994年糧食總產量甚至還略低於1990年。與此同時，從1987年到1994年，世界糧食儲備從歷史最高點的4.65億噸減少到2.98億噸，降至20年來的最低點。

布朗進一步分析道，隨著世界人口的增加與環境的惡化，糧食出口量已難以有大的增加，而糧食進口需求量卻在大量增加。 1950年，北美是惟一具有大量糧食出口盈餘的地區，事實上，北美出口的2300萬噸糧食與西歐進口的2200萬噸糧食基本抵消。當時亞洲剛剛開始進口糧食，但與歐洲相比只是一個很小的數字(只有600萬噸)。 隨著歲月的推移，這種格局發生了變化，到1990年，北美仍然是世界上主要的糧食出口地區(出口量為1.1億噸)，但進口糧食主要是亞洲(進口量為8100萬噸)。拉丁美洲從略有剩餘轉變到淨進口1000萬噸糧食，進口國包括墨西哥、巴西、委內瑞拉及其他小國，這正好抵消了阿根廷的出口量。這一時期，東歐和前蘇聯與非洲情形相似，也開始大量進口糧食。到1990年，分別為3500萬噸和2500萬噸。

布朗還逐一分析了澳大利亞、加拿大、阿根廷、泰國甚至美國這些糧食出口國的情況，這些國家大多數都面臨著土地和水資源的限制，而且有的國家還很嚴重。因此，進入90年代以來，這些國家的糧食產量雖由於科學技術的發展在繼續增長，但出口量卻明顯減少。況且，當今世界還有許多比中國更需要糧食的國家，即使這些出口國家的糧食產量翻一番，未來仍然會存在嚴重的糧食短缺問題。 1990年，印度、孟加拉、巴基斯坦等10個國家進口了3200萬噸糧食，大體上是全球總量的1/6，到2030年，假定這些國家的膳食結構沒有提高，在農業生產上沒有改進，其進口量也將達到1.9億噸。這是他們目前進口量的6倍，而且幾乎相當於1994年全球出口量的總和。 顯然，除了中國自己，誰也不能養活中國，這是我們必須非常清醒地認識的一個問題。現在就已經出現糧食短缺的世界糧食市場無法再給中國這樣一個有十幾億人口的大國提供糧食，中國惟有靠自己才能解決自己的吃飯問題。單純把目光投向世界糧食市場，是幼稚而不現實的。歷史經驗和教訓告誡我們，必須立足糧食自給，世界糧食發展的現狀和前景也要求我們必須立足糧食自給。因此，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江澤民反復強調：“12億中國人的吃飯問題只能靠自己來解決，也完全能夠自力更生地解決。”如果我們不立足糧食自給，而一味地依賴世界糧食市場，則必然受其他糧食出口國家的控制，一有風吹草動，我們就有可能受到掣肘，由此而發生餓肚子的現象，這並不是不可能的事情。對此，朱鎔基說得非常明白。在一次對中國農村基地的視察中，朱鎔基強調指出：作為佔世界1/5強的人口大國來說，中國糧食必須立足國內，決不能依賴別人，這關係國家的自立，民族的安危，永遠不能動搖。國際糧食市場控制在少數幾個國家手裡，美國就佔世界出口總量的一半。壟斷就容易形成“戰略武器”。 80年代中期前蘇聯進口量一度達到5000萬噸，美國曾實行禁運，就是一個很好的例證。 因此，從這個角度來看，布朗所說的“沒有一個國家或國家群能養活中國”是有道理的。中國的吃飯問題只能靠自己來解決，誰也幫不了忙。而只要我們採取一系列發展糧食生產的措施，中國的吃飯問題也完全能夠憑自己的努力來解決。 由此，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中國人還會不會餓肚子，關鍵在於我們對待糧食問題的態度與採取的措施。也就是，主動權在我們手裡，決定權也在我們手裡！ 為了我們將來不餓肚子，為了我們的後代不餓肚子，加強糧食生產，改革糧食流通體制，已經成為我們的當務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