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三、我們過早忘記了餓肚子

1993年，中國的糧食總產量創歷史最高記錄，達到45644萬噸，這是連續幾年糧食豐收後的又一次大豐收。 偏偏就在這豐收之年，中國發生了全國性的糧價暴漲，這是有史以來絕無僅有的現象，也是極不正常的一種現象。導致這種現象的原因很多，有農民對糧食收購價提高的預期心理和惜售思想；有少數群眾對稅制改革的誤解。但最關鍵的一點，卻是我們對糧食購銷體制的錯誤理解。 中國從1953年開始實行糧食統購統銷體制，在當時的經濟條件下對保證全國的糧食供應，起了較大的作用，但隨著社會的發展，這種以計劃經濟為框架的僵化體制越來越暴露其弊端，尤其不適應市場經濟的需要。 80年代末期，沿海一些地方首先對這種體制進行改革。 1992年11月1日，全國宣布放開糧食購銷價格和經營，到1993年底，全國95%以上的縣市放開了糧食價格。

遺憾的是，我們錯誤地理解了“放開”的概念，以為放開就是放任自流、撒手不管。否認糧食作為特殊商品的性質，谁愿經營就可以經營，愛怎麼漲價就怎麼漲價。認為國家再採取任何平抑糧價、穩定糧食市場的措施，都不符合市場經濟的原則，都是走回頭路。於是，一些地方放鬆了糧食生產，糧食種植面積大幅度下降；一些地方放鬆了糧食市場管理，個體私營糧商控制與壟斷了糧食市場；一些地方放鬆了糧食的收購工作，大量糧食掌握在個體私營糧商手裡……特別是糧食部門的一些同志，對放開糧食市場和價格後如何調控糧食的生產和購銷，缺乏應變措施和必要的思想準備。全國原有的3.2萬個國有市鎮糧店相當一部分已名存實亡，主要經營的是糧食以外的商品。以前由國家糧食部門承擔的收購農村餘糧以及調劑地區間糧食平衡的工作，在很大程度上落到個體戶及其他社會集體身上。據統計，福建省非國有渠道經營糧食的企業在5000家以上；上海居民用糧50～60%轉向集市，而有的社會集團用糧100%直接來自糧食產區。全國冒出許多個體囤糧大戶，動輒是十噸百噸。

相當一部分糧食控制在個體商販手裡，為哄抬糧價埋下了隱患。 1993年，中國的糧食生產獲得大豐收，僅個別地區出現不平衡狀況，這本是正常現象，但一些不法商販趁機哄抬糧價，製造糧食緊張的假象，使局部地區的糧食問題擴散成為全國性的漲價風潮。四川省有一個城市，35家個體糧店在同一天突然將糧價提高每公斤0.5元，引起全市恐慌，隨之全市大大小小的糧店紛紛攀比效仿，使糧食漲價成為定勢。 由於我們對糧食經營與價格放開後的市場形勢估計不足，對緊急情況準備不夠，以至糧食市場稍一波動，我們便措手不及。 一個錯誤的觀點，便給我們帶來一場災難性的風波。 事實上，世界上沒有一個市場經濟國家會對關係國計民生和社會安定的糧食價格完全放任不管，相反，任何一個國家對糧食都是政府管理，對糧食價格實行干預。糧食價格政策成為各國糧食政策的主要內容。從美國的價格支持政策到日本的管理價格製度、歐共體國家的干預價格和門檻價格等等，無不是對糧食價格的嚴格監控。農業生產較為發達的加拿大和澳大利亞，糧食價格管理更為嚴格，幾乎由小麥局一手製定，統一收購，最後以匯總成本製的方式支付。日本對糧食的管理很細，它的大米市場多年都是不放開的，最近迫於美國的壓力放了一點，但並不放得很開。進口的大米便宜了，照樣還是賣國內高價，用外貿賺的錢補貼本國農業。韓國也是不放開的，前兩年放開了，結果也出了亂子，總理、部長都辭職，以謝國民。

當然，我們對糧食流通體制的管理不是計劃經濟經濟下的那種依靠行政命令“管死”的老辦法，而是要綜合運用行政、經濟、法律手段來加以調控。 首先，要在尊重價值規律作用的基礎上，依照市場供求形成價格的機制，確定合理的糧價，既能調動糧農的生產積極性，又要考慮消費者的承受能力。 其次，我們要掌握一定的糧源。俗話說，手中有糧心中不慌。國務院明文規定糧食部門必須掌握70～80%的商品糧源，才能充分發揮主渠道作用，穩定糧食市場，城鄉農民的吃飯問題才有根本保障。由政府或受政府控制的商業性機構掌握足夠的糧源，是世界許多國家的通行做法。半官方性質的加拿大小麥局壟斷了加拿大西部的全部小麥和大麥的收購和銷售，同時它還壟斷了加拿大小麥的出口配額和國家出口信貸發放權。成立於1939年的澳大利亞小麥局也是一個半官方機構，它幾乎壟斷了澳大利亞的全部小麥流通。按照法律規定，澳大利亞小麥局有權決定小麥的銷售政策和國內購銷價格，同時小麥的出口全部由小麥局控制。作為發展中國家的印度，政府每年的收購量都在1500～2000萬噸左右，1984年至1985年度高達2012萬噸，實現了糧食基本自給。我國有2億多城鎮人口和幾千萬農村貧困缺糧人口，國有糧食部門不掌握足夠的糧源，怎麼去穩定市場，去應付糧食波動，怎麼能保障人們的吃飯問題呢？

但我們偏偏忽視了這一點。一些國有糧店改行去經營百貨、家電去了，糧食送上門來也是愛要不要，個體糧販代替糧食部門去收購、囤積糧食，一遇風吹草動，我們自然措手不及。 一個錯誤的理解，一個片面的認識，讓我們又交了一筆沉重的學費。 幸運的是，這筆學費沒有白交。穩定糧食漲價風潮後，中國開始重新認識糧食的特殊商品性質，重新確認了糧食生產和糧食流通在中國的獨特地位。 1998年中國的糧食流通體制改革也是在汲取此次風波後開始的。 糧食是命根子，這對於餓肚子的人來說，感受比較深刻，而在餐餐飽飯、頓頓佳餚的人看來，也許只是一個多餘的教條。 隨著肚子裡的充實，一些人開始忘記餓肚子，忘記糧食永遠是我們的命根子。

分析1994年的糧食風波，除了糧食價格和經營放開後撒手不管外，糧食生產受到忽視也是一個重要原因。 首先在沿海地區，賺錢的門路廣，發財的機會多，誰還瞧得起費力不討好的種糧食？反正腰包裡有錢，票子一甩，不愁糧食不來。他們瀟灑地宣稱：“不種稻子吃大米，不種小麥吃麥子”。於是，稻田成了開發區，糧農當了歌廳老闆。糧食種植面積年年縮減，本是糧食主產區，糧食產量卻一年比一年減少。票子終究當不得飯吃，大款大亨也不能天天靠“人頭馬”飽肚子，最終只得向鄰近省“討糧”吃，恰巧內地省也不殷實，結果引發一場糧食漲價風潮。 內地一些糧食產區腦筋轉得也不慢，沿海人只賺票子不種稻子，我們為什麼偏要給人家做嫁衣裳？種糧食吃虧，搞農業沒戲，於是產糧省也不願多產糧了。什麼賺錢種什麼，成為一些基層領導向農民灌輸的第一個“市場經濟”觀點。

糧食生產的基礎地位開始動搖。 1993年，全國糧食播種面積為16.51億畝，比1992年減少7200萬畝(其中稻穀播種面積減少2380萬畝)。減少較多的有：湖南675萬畝，廣東570萬畝，浙江495萬畝，江蘇420萬畝，福建240萬畝，新疆195萬畝。 “魚米之鄉”的南國糧倉，糧食產量卻大幅度減產：江蘇減產22.5萬噸，福建減產35萬噸，浙江減產105萬噸，湖南、江西各減產90萬噸，湖北減產66.5萬噸，廣東減產82.5萬噸。幸好我們的北方穩住了，加上風調雨順，1993年全國糧食總產量仍創歷史最高紀錄，達到45644萬噸，比1992年增加1378萬噸，增長3.1%。不過增加的部分，全部是北方的貢獻，北方地區共增產1791萬噸，剛好彌補了南方的減產。

1993年末爆發的糧食漲價風潮，雖使大多數人感到震驚和恐慌，但並未引起有些地方領導的足夠重視，1994年，糧食播種面積繼續減少，並跌入警戒線以下。全國糧食播種面積16.4億畝，比1993年再減了1700萬畝。是近年來糧食播種面積減少較多的一年，因面積減少影響糧食總產量450萬噸。這一年，我們也沒有1993年的運氣了，南北澇，中部旱，東西部還受風災侵襲，全國累計受災面積達到8.6億畝，成災面積4.6億畝，均超過1991年江淮特大水災。年終算賬，全國糧食總產量為44450萬噸，比1993年減產1200萬噸。全國21個省、區、市糧食減產，其中河南、遼寧、廣西、江蘇和四川等省，減產均在100萬噸以上。

這就使我們不難理解，1994年的糧價為何“一路高歌”，扶搖直上。幸好，我國的糧食底子硬，專項儲備糧庫存充裕才使我們順利渡過難關、但這已經足以令我們心悸好一陣子了：命根子忽視不得！ 到1995年，糧食生產終於嚴肅地擺在了各級政府的面前，大部分地方領導開始意識到，再不抓糧食，就有餓肚子的危險了。這自然是一個好現象，但由於慣性作用，全國糧食播種面積僅稍有回升，達到16.44億畝，仍在警戒線以下，比1993年只增加了400萬畝。減少容易增加難，前幾年，我們不知不覺每年減少了1000多萬畝糧食播種面積，而要增加，費了九牛二虎之力，也只有幾百萬畝。到1996年，我國的糧食播種面積才恢復到16.5億畝的全國警戒線水平。與此相適應，全國重新確定了糧食生產的核心和主導地位，並實行“米袋子”省長負責制，各級政府一把手親自抓農業，親自抓糧食。與此同時，國家建立和完善了糧食儲備製度，保證掌握足夠了的糧源，加強了糧食市場管理，維護了正常的糧食流通秩序。

5年過去了，我國的糧食生產又走上了正軌，並連年豐收。繼1996年全國糧食總產達到50450萬噸的歷史最高峰，1997年糧食49250萬噸，成為歷史上的第二個高產年，1998年雖然經受了一次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澇災害，但在各級政府和廣大農民的努力下，糧食產量再創新紀錄，達到49500萬噸。糧食庫存充裕，糧食價格平穩，許多地方在糧價上漲風潮中重新恢復使用的“糧本本”也被絕大多數居民鎖進了抽屜。 但是，1994年的警鐘卻還在我們的耳邊迴盪——什麼時候忽視農業，什麼時候忽視糧食生產，什麼時候就要出問題！ 我們還能掉以輕心嗎？ 筆者聽過一位地方官幫農民轉換腦筋：你們說，是搞一屋票子好還是一屋糧食好呢？他“循循善誘”：當然應該是一屋票子好！

這個命題顯然不妥。貨幣，沒有物資作為基礎，不過是一張廢紙而已，如果我們沒有充足的糧食進行市場流通，你就是有堆成山的票子，又有何用？照樣還得餓肚子！ 但有許多人仗著這幾年肚子裡充實、錢袋子裡殷實，對糧食開始有些不以為然了。 “什麼賺錢搞什麼”，成為轉換腦筋的時髦口號。有人公開撰文，聲稱糧食並不是什麼特殊商品，完全應該由市場調節，我國長期對糧食生產採取的一些特殊政策，是有弊無益。他們不無瀟灑地侃侃而談：“我國土地遼闊，東方不亮西方亮，就是連年遭災，就全國來說，糧食生產也不會出現毀滅性的災難”。他們認為，只要有錢，就不愁沒有飯吃。 還有人思想更解放。他認為不僅城市居民，連農村農民也無須種糧，可以通過交換來解決自己的口糧問題。這叫做“不種稻子吃大米，不種小麥吃麥子”。他建議農民“要轉變單純向生產要糧、向國家要糧的舊觀念，樹立並增加向市場要糧的新觀念。”他認為，這就是市場經濟。 我們不知道，大家都不種糧你拿了票子找誰去買糧食？這幾年，沿海地區忽視種糧不就出現了糧食緊張的局勢嗎？ 國務院總理朱鎔基一針見血地指出：“如果在經濟富裕以後就把農業丟掉，把吃飯問題寄託於到內地高價購糧或進口糧食，無論從我國的耕地資源、糧食總量和外匯平衡來看，都是無法承受的”。 “從國民經濟的全局看，沿海地區發展糧食生產不僅十分必要，而且也大有可為”。 “米袋子”不滿，“錢袋子”也未必能鼓。世界各國經濟發展的經驗表明，沒有農業的強大發展和糧食的穩定增長，國民經濟的高速發展就難以為繼。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在實行工業化初期，也曾出現嚴重削弱糧食生產的普遍現象，但農業的落後很快就嚴重阻礙了工業發展和國民經濟現代化，於是又不得不用更大的力量來加快農業和糧食生產的發展。我國建國近50年來，國民經濟發展也出現過幾次大起大落與大調整，都是因為農業發生問題，糧食生產徘徊或滑坡。 糧食是一種具有戰略意義的特殊商品，這是無庸置疑的事實。尤其在我們這樣一個人多地少的特殊國度裡，“一要吃飯、二要建設”始終是國民經濟發展的根本方針，必須始終把解決人民的吃飯問題作為頭等大事來抓，必須始終把糧食問題放在關係國家經濟發展全局的戰略高度來考慮。 農業專家認為，中國的糧食問題到了非全民重視不可的地步了，首先要防止三種思想傾向：一是防止認為我國糧食問題並不嚴峻，認識不到我國糧食生產基礎脆弱，以及由此帶來的周期性和階段性徘徊的傾向；二是防止認為發展市場經濟就應該什麼賺錢種什麼，看不到糧食這種特殊商品的特殊性的傾向；三是防止認為有錢就可以買到糧食，看不到國際國內糧源偏緊的趨勢的傾向。 不澄清認識，不糾正錯誤思想，中國的糧食生產就有大幅度滑坡的危險，中國人就有再次餓肚子的可能。現在，沿海地區不願種糧，拋荒擱地現象嚴重，不少糧食產區又只求自我平衡，不願多種糧食，造成糧食調出省份減少，餘糧省減少，糧食偏緊，價格上揚。 我們絕不能用簡單的效益原則來對待糧食生產，也不能完全讓市場自發調節糧食生產。我國絕不能成為糧食進口大國，糧食的基本戰略必須立足於國內基本自給。發展糧食生產，是我們的根本出路，穩定面積、穩定產量、穩定庫存和總量平衡、地區平衡，是我們的基本方針。只要我們重視糧食問題，努力發展糧食生產，我們不僅能較好地解決吃飯問題，而且將促進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這就是“米袋子”滿了、“錢袋子”鼓了，人民生活水平好起來了！ 中國人還會不會餓肚子？這取決於中國的“米袋子”是否足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