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三、艾奇遜預言破產了，共產黨能解決吃飯問題

在中國歷史博物館的玻璃櫃裡，有一份皺皺巴巴的合同書。 別看這猶如農村娃兒隨手塗抹的破紙片，它記載著中國歷史轉折關頭一段悲愴的歷史。 共和國經過29年的風風雨雨，進入了1978年。 與共和國誕生前的舊社會比，中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國民經濟得到了迅速的發展，人民生活水平有了顯著提高。 但是，由於“大躍進”的摧殘和“文化大革命”的浩劫，中國的經濟仍然處於相當落後的狀態。尤其是中國的糧食生產發展緩慢。許多人的溫飽問題未得到較好的解決。 到1978年，我國的糧食總產雖達到30477萬噸，但由於人口過快增長，人均佔有糧食僅318公斤，與1956年人均307公斤的水平相比，22年時間，僅增加了11公斤，即使與1949年比也只增加109公斤，每年才增加3.75公斤。農村許多地方尚未解決溫飽問題。據1978年的統計，全國年收入在100元以下的農民竟佔了總人口的35.37%。有231個縣人均年收入還低於50元，長期靠國家調撥大批糧款還難以維持下去，絕大部分農村，生產靠貸款，生產靠救濟，吃糧靠返銷。許多地方的農民勞動一天，競只值8分錢，買鹽不成，買椒不辣。

“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體制，把中國的農業生產，帶進了一個死胡同！ 安徽省鳳陽縣，是個聞名全國的花鼓之鄉。解放前，有成千上萬的鳳陽人，拿根筷子敲著碟子，四處流浪，把一首“說鳳陽，道鳳陽，說起鳳陽淚汪汪。自從出了個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的花鼓小調唱遍了全國。 到了20世紀的70年代，許多鳳陽人居然又重操舊業了。當時，全縣吃糧靠返銷，花錢靠貸款，每人每天分配8兩糧食，吃不飽，只好出去要飯。到1978年，全縣逃荒要飯的就有兩三萬人，幾年內，全縣農村人口驟減了10萬。 這個縣的梨園公社小崗生產隊尤為重要。 1978年打下的糧食只有1955年的1/3。幾年之內，該隊有60人被餓死，其中有6戶死絕，76人離鄉逃荒要飯。

一個令我們現代人無法相信的淒愴事實！ 1978年11月16日晚上，當時這個生產隊的隊長嚴俊昌把窮急了、餓慌了的18戶人家召集在一起，秘密開會。這位38歲的漢子悲愴地對鄉親們說：“俺們得自己救活自己。” 怎樣救呢？ ——“我們把土地分了。”他提出，將土地分開，包乾到戶。 有鄉親們對他說：“俊昌呀，分田單幹是犯法的事，你蹲牢了，你的幾個孩子怎麼辦呀？你家里人怎麼辦呀？” 誠實樸素的鄉親們商量後，最後一致表示：分田單幹，大家都是心甘情願的。如果乾部吃了官司，大家負責把他們的小孩撫養到18歲。空口無憑，立字為據！ 18個長年累月在土裡刨食卻得不到溫飽的莊稼漢，含著眼淚，顫抖著按下了鮮紅的手指印。

“窮則思變”，這是歷史的必然，也是唯物主義的選擇。 就在18名莊稼漢按下手指印的兩天后，1978年12月18日，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三中全會在北京人民大會堂隆重開幕。在關係國家命運和民族前途的嚴峻歷史關頭，中國最高層的政治家和最底層的農民們，共同翻開了歷史新的一頁。 20年後的1998年9月22日，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專程來到小崗村，來到這個揭開中國改革序幕的地方。今日的小崗村，向人們展現出一派欣欣向榮的景象：通往村里的公路兩旁挺立著翠綠的樹木，平坦、寬敞的水泥路橫貫村子中央，一排排農家的磚瓦房錯落有致，頗具現代風格的小學校舍拔地而起，接收電視信號的拋物面天線在陽光的映照下閃閃發光……看著這一切，江總書記高興地笑了：“過去我雖然沒有來過小崗，但我一直很關注小崗，因為鄧小平同志開創和領導的改革開放事業，首先是在農村開花結果的，而小山崗村又是率先進行農村改革的。”他態度鮮明、鏗鏘有力地對小崗村的農民說：“家庭承包經營這一政策，要長期堅持下去，是不會改變的。”

小崗村，是時代的一面鏡子。它折射出這樣一條鮮明的歷史軌跡：從20年前黨的第二代領導核心鄧小平對小崗村的堅決支持，到黨的第三代領導核心江澤民同志對小崗村寄予的殷切厚望，再次說明一個道理：農業和農村問題，永遠是中國共產黨最關心的問題！ 鄧小平說：“只要人民吃飽肚子，一切就好辦了。” 與小崗村搞大包乾差不多的時候，遭遇百年大旱後的安徽省委，在秋種時，派出了大批幹部到生產隊組織農民種“保命麥”。肥西縣山南區委書記楊茂林在黃花大隊蹲點，實行“包產到組、責任到人”的辦法，很快在全縣自發進行了推廣。有人把狀告到了省委，當時的省委書記萬里，這位在後來中國十幾年的改革中起了重要作用的領導者親自去進行了調查。他先來到了小崗村，問嚴俊昌搞大包乾有什麼好處，他回答說：“現在一家一戶種田，起早睡晚，大人小孩都能幹，根本不用隊長喊。以前捆在一起，社員出工不出力，糧食不夠吃，隊長沒法當。”

萬里聽了很高興，說：“如果有人說你們不對，你就問他，你有什麼好辦法？你要有辦法，讓大家吃飽肚子，我就跟你學；如果你沒有好辦法，對不起，我沒有錯。” 實干家的真理，也是最實在的。 1979年春，《人民日報》頭版頭條發表讀者來信，指責包產到戶是複闢倒退。滁州地區一位縣委書記急如星火地找到萬里，萬里堅定地說：“報紙不種田，報紙不打糧，到了秋後農民沒飯吃，可要來找我們哩。別理那一套，我們照樣幹。……” 農民要種田，種田要吃飽飯，這簡單得猶如1+1=2的道理，在1979年初，卻成了舉國上下反复爭論不休的政治問題。餓死人也不要緊，那畢竟是為“社會主義”而餓死的，分田單幹搞資本主義，那才是最大的罪過。

——多麼荒謬可笑的邏輯。 當時，全國各地，都有零零星星自發實行多種形式的“定額包乾”的。農民採取巧妙的方式，加以隱瞞或與領導周旋。但一旦被發現，無不被立令取消，扣上修正主義“三自一包”的帽子，批倒批臭。 中國農民為了吃飽肚子，竟與共產黨的干部周旋開展“地下鬥爭”，這不能不說是一大悲劇。 1979年，第一個搞大包乾的小崗生產隊用事實證明了他們的作法。這個村糧食總產達13.2萬斤，比1978年增長6倍以上，18戶社員人均收入311元，比上年增長6倍多。 1957年以來，這個生產隊第一次向國家交售糧食4萬斤，油料2.4萬斤。當時他們編了幾句順口溜：“大包乾，大包乾，直來直去不拐彎。交足國家的，留足集體的，剩下都是自己的。”

農民的自發行動，終於得到中共高層領導的首肯。 1980年，中央正式肯定，包產到戶是農業生產的一種較好形式。 從此，安徽、四川的包產到戶、包產到組的辦法，以最快的速度在全國傳播並實施，迅速發展成以“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為核心內容的農村經濟改革熱潮。到1984年，全國農村569萬個生產隊實行了各種形式的生產責任制，落實聯產承包的農戶達1.84億戶，佔總農戶的96.6%。與此同時，全國基本上完成了政社分開的工作。從1958年8月開始實行了長達26年的人民公社體制不復存在。 這是中國歷史上農業生產力的又一次大解放，是中國農業生產的一次真正的“躍進”。它以特有的生命力，把長期停滯不前的中國農業經濟推向了一個高峰。

信奉“不管白貓黑貓，捉住老鼠就是好貓”的社會主義改革開放總設計師鄧小平，說了一句意味深長的話：“不管天下發生什麼大事，只要人民吃飽肚子，一切就好辦了。”中國政府有能力讓人民吃飽肚子1992年，中國政府鄭重宣布：中國除極少數貧困地區外，已基本上解決全國的溫飽問題！ 消息發出，舉世震驚：中國政府在這樣短的時間裡，在這樣極少的耕地上，解決了十多億人的吃飯問題，這是世界糧食史上的奇蹟，是中國共產黨的一大壯舉。 我們不會忘記，40多年前，美國國務卿艾奇遜那武斷地預言：沒有一個中國政府能解決中國人的吃飯問題，中國共產黨也解決不了。 經過40多年的風風雨雨，40多年的坎坎坷坷，中國政府終於用鐵的事實證明，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我們完全有能力解決十幾億中國人的吃飯問題。

為了這一目標，我們付出了艱鉅的努力。 解放後，毛澤東制定了“以糧為綱”的農業發展方針，把糧食生產擺在了突出的位置。同時，他組織全國人民大搞水利建設，初步建成了防洪、排澇、灌溉、發電的水利工程系統，為中國的糧食生產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推行，又使中國的糧食生產得到迅速發展。 1979年，中國的糧食總產達到33212萬噸，比1978年增長了2735萬噸；1984年突破4000萬噸，1997年達到49250萬噸，比1949年增長4.4倍。 中國的人均糧食佔有量也同步增長。 1979年達到343公斤，1984年392公斤，1997年達到398公斤。 根據世界糧農組織的統計，無論是中國的糧食人均佔有量還是消費量，現在均已達到世界平均水平，並遠遠超過發展中國家的水平。

除極少數貧困地區人口外，每一個中國人都感受到了吃飽飯的滋味。再也不用吃了上頓想下頓、吃了今天急明天了。農民們是倉裡有谷，缸裡有米，想吃多少吃多少，城里人是捏著票子逛糧店，愛吃什麼買什麼。 中國人的臉上，開始泛起紅潤！ 中國人的心裡，開始感到踏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