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二、共和國領袖的糧食夢

1949年10月2日，《人民日報》的社論公佈，中國的人口總數是4億7500萬。 前一天在天安門城樓上莊嚴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的共和國領袖毛澤東，看了這個數字，也不由感到肩上的壓力：4億7500萬人的吃飯問題，將要由他領導的中國共產黨來解決。 自然，這不是陝甘寧根據地的幾十幾百萬人，而是全國4億7500萬！當時，他們中的大多數的人還處在飢餓之中，正用期待的眼光注視著他們的救星毛澤東。 解決人民的吃飯問題，成為對新誕生的中國政府的第一個考驗。 汲取革命根據地的經驗，1950年開始，中國開始了聲勢浩大的土地改革運動。其中心內容就是：“廢除地主階級封建剝削的土地所有製，實行農民的土地所有製，藉以解放農村生產力，發展農業生產”。經過兩年多的時間，到1953年春，全國除一部分少數民族地區外，土地改革基本完成，全國有3億多無地少地的農民無償地獲得了約7億畝土地和大量生產資料，免除了過去每年向地主交納的約700億斤糧食的苛重地租。在我國延續了幾千年的封建制度的基礎——地主階級的土地所有製，至此徹底消滅了。

這是中國歷史上最偉大的一次土地改革，是實現“耕有其田，人有其食”的最成功的一大壯舉。在世界的歷史上，中國的糧食生產無論是單產還是總產，數千年來一直位居世界前列，但由於土地佔有不平衡，結果使大多數人受到飢餓的折磨。這一次土地改革，使所有的農民都分到了祖祖輩輩夢寐以求的耕地，他們不僅很快就緩解了自己的吃飯問題，而且農業生產力得到最大的一次解決，糧食生產得到迅速的發展，保證了新生的人民政權剿匪除奸、消滅國民黨反對派的殘餘勢力。從1950年開始，全國糧食總產每年以1000萬噸的增產量逐年遞增。 1953年達到16683萬噸，比1949年增加了47%，並超過了1936年15000萬噸的歷史最高紀錄。

解決中國人的吃飯問題，成為毛澤東領導中國的第一個宏偉目標。他認為，搞社會主義，首先就得讓人民吃飽飯。他明確地說：“我們是社會主義麼？我們的農民不該還吃窩窩頭！不應該……” 為達到讓全國人民吃飽飯的宏偉目標，毛澤東同志付出了畢生的精力。在他執政期間，有著名的“兩抓”：一是抓階級鬥爭，他認為這是無產階級政權得以穩固的基礎；第二便是抓糧食，他認為這是中國人生存發展的基礎。當時，“以階級鬥爭為綱”和“以糧為綱”具有同等重要的位置，幾乎刷滿了農村所有的牆壁，成為最響亮的口號。 “糧食是命根子”，“人是鐵，飯是鋼，一頓不吃餓得慌”，這是毛澤東反復向各級幹部講明的道理。他認為，“以糧為綱，綱舉目張”，糧食是首要的問題。糧食未搞上去，什麼事情都辦不好。除了1958年，為了在15年內“趕英超美”，把糧食的“霸主”地位讓給了“鋼鐵元帥”，以後相當長的時間裡，中國都是把糧食生產放在第一位的。毛澤東告誡人們：“不抓糧食很危險。不抓糧食，總有一天要天下大亂。”

毛澤東不僅為中國製定了“以糧為綱，綱舉目張”的糧食生產政策，而且還親自過問具體的糧食生產。他提出的“水、肥、土、種、密、保、管、工”成為糧食生產的“八字憲法”，廣為推廣。 但是，由於受到當時一些條件的限制，加上未有效地控制人口的過速增長，中國的糧食生產發展緩慢，與毛澤東預期的目標存在相當大的一段距離。 1958年全國糧食總產曾達到20000萬噸，但以後又一直下降徘徊，到1976年，毛澤東帶著一種遺憾離開他的人民時，全國糧食總產仍只有28631萬噸，人均僅307公斤。尤其是許多跟著他鬧革命、打江山的農民，居然還未能徹底擺脫貧困和飢餓。 1977年，全國農村人口平均分配的口糧(原糧)為208公斤，比1957年的203公斤僅增加了5公斤。 20年時間，我們的農民平均每年僅增加了半斤的糧食消費。難怪我們的主席一直念叨：“我們的農民不該還吃窩窩頭，不應該……”

1957年，人類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由蘇聯發射到太空，給全世界社會主義者以巨大的鼓舞，而尤其給中國一個刺激。許多人開始狂熱地認為，在社會主義制度下，沒有辦不成的事情，沒有解決不了的問題。 中國要解決的第一個問題，自然是吃飯問題。 1957年10月27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要求“有關農業和農村的各方面的工作在12年內都按照必要和可能，實現一個大的躍進。”大躍進因此而拉開序幕。 也許是我們餓怕了的緣故，也許是我們急切地希望有飽飯吃，無論是中國的高層領導還是千千萬萬的農民，都迫不及待地把提高糧食產量擺在了突出位置。但是，良好的動機，並不見得就能產生良好的效果。在一種虛妄的熱情推動下，糧食生產淪為了一種不切實際的政治運動與政治遊戲。 1957年11月，中央南寧會議確定，1958年糧食產量為19600萬噸，當時這個數字還算是比較實事求是的，但許多人卻對此不滿足，認為這沒有能體現社會主義大躍進的威力。在一些人急於求成的心理推動下，1958年3月的成都會議把這個指標提高到21580萬噸。而到6月中旬中央八大二次會議結束後，農業部竟異想天開地提出42500萬噸的指標。近40年後我們才達到這一數字，在當時的農業條件下簡直是癡人說夢。但這在當時竟然被許多人接受。更可笑的是，到1958年10月，西安九省市農業協作會議上，有人更是提出了一個荒唐得不能再荒唐的數字：1959年全國糧食產量必須達到75000萬噸，並且力爭達到10億噸。也許有的讀者還不能一下子體會到這個數字的荒唐，我們不妨比較一下。到1998年，全世界的糧食總產量大約為18.95億噸，筆者手頭沒有1959年世界糧食總產量的數字，但據聯合國糧農組織統計，從1974年世界糧食會議以來，世界糧食總產量增加了50%，這意味著世界糧食總產量在70年代初期也不過十一二億噸，那麼1959年很可能也就十來億噸，中國的糧食總產量竟然超過世界的總產量，說是荒唐，不如說是瘋狂。我們再與國內的情況比較，中國糧食總產量最高的1996年也只剛突破50000萬噸，為50450萬噸，而1997年又回落到49250萬噸。如果我國在2030年人口達到16億峰值時，糧食總產能達到64000萬噸，我們就可以大聲向世界宣布：中國徹底解決了吃飯問題。在當時的條件下，又怎麼會產出75000萬噸甚至10億噸的天文數字呢？可笑的是，這些連基本的客觀規律都不尊重的激進者還大言不慚地誇口：中國糧食產量再提高，把地球上的人通通集中到中國來也夠用。

此時，正是狂熱急躁、恨不得一步跨入共產主義社會的中國人“完成了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全面進入人民公社化的階段。全國74萬個農業社改組為2.6萬多個人民公社，99%的農戶成為公社社員。 當時普遍認為，人民公社是共產主義的一種過渡形式，在糧食生產方面，自然要顯示出它無以比擬的威力。大放“糧食衛星”，拉開了大躍進的序幕。 1958年1月3日，廣東汕頭報出晚稻畝產3000斤的消息。 2月23日，貴州金沙報出畝產3025斤的紀錄。 飽嚐飢餓之苦的農民，在急切品嚐共產主義幸福生活的理想刺激下，激情脫韁而出，開始用一種虛無縹緲的空頭數據和理想口號來滿足吃飽飯的心理，猶如一種夢囈，一種恍恍惚惚的幻想。從此，世世代代辛勤躬耕的農民，開始在神州大地製造令先祖羞愧的糧食生產神話。

1958年6月12日，河南省遂平縣衛星社用20畝試驗田的麥子移到一起，放出了小麥畝產3530斤的“衛星”。 這一“神話”立刻引起了各路“諸侯”竟折腰。在一切為政治服務的聲浪中，虛報、浮誇成為全國性的浪潮，各地糧食“衛星”競相爭放，越放越高，越放越大，達到駭人聽聞、無法想像的程度。 6月8日，河南道平縣衛星農業社5畝小麥畝產2105斤；6月9日，湖北襄陽報出1500—2000斤的小麥畝產；6月11日，河北魏縣小麥畝產2394斤；6月16日，湖北谷城小麥畝產4353斤；6月21日，河南輝縣小麥畝產4535斤；6月30日，河北省安國縣小麥畝產5103斤……一個月時間，中國的小麥生產竟從1000多斤提高到了5000多斤，吹氣球也沒有這麼容易。但這種數字遊戲還沒有結束。 7月18日，河南西平猛進農業社再放衛星，小麥畝產7201斤；而9月22日，青海蹇什克農場後來居上，報出個小麥畝產8585斤的衛星。

小麥放衛星，水稻更不會落後——6月26日，江西貴溪報出早稻畝產2340斤；7月9日，福建連枝早稻畝產3000斤；8月1日，湖北省孝感縣報出早稻畝產15000斤；8月13日，湖北麻城縣畝產36900斤；8月27日，《人民日報》用通欄標題宣傳“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再次為浮誇、虛報推波助瀾。有人開始像講神話一樣報數字，謂之“人有多大膽，敢報多大產。” 9月18日，廣西環灑縣聲稱，早稻畝產達130434斤。四川郫縣則在同一天宣布，他們的畝產達到824525斤。 畝產稻穀82萬斤，這已不是夢囈，而純粹是一種瘋語了，但在當時，卻赫然登在我們的黨報上，作為“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的例證。

為了顯示其高產具有真實性，平常憨厚的老農也開始帶有幾分的狡黠。他們煞有其事地介紹，高產訣竅是深耕、密植，是殺狗燉狗肉湯澆地，是給山藥注射葡萄糖……連一些科學家，面對這簡直如天文數字般的糧食產量也驚呆了。他們不敢懷疑大躍進的威力，只好從自己的思維方式上找不足，以求得出“科學”的結論，把“群眾創造的極其豐富的大面積高產經驗加以系統總結，進行廣泛的宣傳與提倡。”一位著名科學家就撰文論證，如果植物能夠利用輻射到1畝地光能的30%，稻麥的畝產量就有可能達到4萬斤。西北農學院畜牧系的6個學生組成的“衛星突擊隊”向國慶九週年獻的禮物是豬的快速長膘法。他們聲稱採取割掉豬的甲狀腺、豬耳、豬尾、豬胸腺等“四割法”，能使豬每天長膘19斤。

權威對愚昧的認同，科學與荒誕的結合，是時代最大的悲哀！ 毛澤東，這位最講實事求是原則的馬克思主義者，居然也被這種夢囈般的數字糊弄了。 1958年8月4日16時零5分，毛澤東走下專列，踏上了河北省徐水縣這塊聲稱已進入共產主義的土地。 “這莊稼長得不錯嘛！”毛主席對地里莊稼的長勢很滿意。 “我們計劃全年全縣夏秋兩季要拿12億斤糧食，平均畝產達2000斤。”時任徐水縣委書記的張國忠向毛主席匯報：全縣計劃放畝產20000斤的穀子衛星，計劃畝產100萬斤的山藥衛星。 “我們的山藥秧子都是用飛機運來的。”——為了說明他們“計劃”的可行性，他特地對主席強調說。 毛主席不由也驚訝地睜大了眼睛：“要收那麼多糧食呀！你們縣31萬人口，怎麼能吃得完那麼多糧食呢？糧食多了怎麼辦呢？”

“糧食多了換機器。”張國忠回答說。 “換機器也用不完，又不是光你們糧食多，你換機器，人家不要你的怎麼辦？” 有人說：“我們用山藥造酒精。” 毛主席仍不放心：“每一個縣都造酒精，哪裡用得了那麼多的酒精啊？” 糧食多了怎麼辦？這位吹牛皮縣長似乎還沒考慮這個問題，在場的人也誰都答不上來，只是望著毛主席笑。見此，毛主席樂呵呵地出了個主意說：“也要考慮怎麼吃糧食哩。其實糧食多了還是好，社員們自己多吃嘛！一天吃五頓飯也行。”“再吃不完，以後就少種地，一天干半天活。另半天搞文化，學科學，鬧文化娛樂，辦大學、中學，你們說好嗎？” 人們齊聲說：“好！” 糧食，是毛澤東最大的一塊心病，現在輕而易舉地就解決了，他怎能不興奮萬分。他對來訪的赫魯曉夫說：“……只有這次大躍進，我才完全愉快了！按照這個速度發展下去，中國人民的幸福生活完全有指望了！” 赫魯曉夫也是一個相信政治奇蹟的人。 1957年5月，他在蘇維埃中央的一次會議上號召：“在不久的將來，最近在1961年之前，在肉、黃油和牛奶的人均產量方面追美國。”赫魯曉夫嘲笑那些“謹慎”的蘇聯經濟學家，因為他們對依靠若干集體農莊的這些產品的驚人增加來達到這個目標表示懷疑。他說：“所有這些怎麼能用數字計算呢？這是個政治奇蹟。” 而事實上，任何違背客觀規律的事物都是不可能存在的。人不可能一口吃成胖子，正如滄海不可能一夜之間變成桑田。解決中國的吃飯問題需要相當艱苦的歷程，不可能是喊幾句口號、搞幾次運動就能做到的。口號填不飽肚子，虛報、浮誇的“糧食衛星”也當不了飯吃。僅僅是一年之後，我們就品嚐到了狂熱的苦果。 或許是中國人餓怕了的緣故，在“大躍進”的熱潮裡，他們已不再滿足於用一顆接一顆根本不可能實現的所謂糧食高產衛星來虛幻地撐起飢腸轆轆的肚子，而希望能實實在在地吃飽吃足。社會主義不就是要讓人們吃飽飯嗎？群眾的要求與各級政府的狂熱，使他們步調一致地準備走向一個“有衣同穿，有飯同吃，無處不平等，無處不飽暖”的“共產主義”理想王國。 有衣同穿，有飯同吃，這便是當時人們對共產主義最簡單而又現實的理解。為了達到這一目的，人們發明了“公共食堂”：吃飯不要錢，敞開肚皮吃！ 因此，在農業上大放“衛星”的時候，1958年7月，全國開始出現了公共食堂。 8月，在開展工作最早的河南省公共食堂已達到269462個，參加人數達到3558萬人，佔農村人口的79%。 1958年10月25日，《人民日報》社論肯定了這種“共產主義”的“吃飯形式”。社論指出，工農業全面大躍進，要求有更多的勞動力和更高的勞動生產率，要求組織化和集體化。辦公共食堂正是解放婦女生產力，培養社員集體生活習慣和集體主義、共產主義的思想覺悟的重要場所。並稱“農業社辦食堂促進生產發展和集體主義思想的成長”，“受到群眾的歡迎”。 大躍進年代，什麼都是快節奏的。一時間，這種“共產主義”的“吃飯形式”推廣到全國各地。 1958年10月，據東北、華北地區九省市初步統計，已建立公共食堂107.4萬多個，80%以上的農戶參加了公共食堂，到年底，全國共建立了公共食堂340多萬個。 社員的房子、炊具、桌椅、板凳都被無償徵用，社員飼養的家畜、家禽集中起來無償歸食堂飼養，社員的自留地也不能倖免。 河北省邢台縣孟家莊村社員“自動”拿出大鍋、水缸等用具550多件，有45戶社員把2700斤粗糧和副食品“送”給食堂，過上了男女老少吃食堂的“集體生活”。 公共食堂實行糧食供給制，也是中國最典型的“大鍋飯”。在這裡，“糧食供給食堂化，肚子再大也不怕”，不管勞動力好壞，一樣吃飽喝足，“有福同享”，人們“放開肚子吃飽飯”，什麼時候來，什麼時候吃，食堂“流水席”，保證讓社員來了就吃，吃了就走。在個別地方，開辦食堂之初沒有計劃，允許在一定範圍內吃飯不要錢，結果終日在田頭忙碌而又過慣精打細算小家子生活的老農們也開始有了幾分狡黠。他們不時走親訪友，走到哪吃到哪。為了體現集體食堂的優越性，有的地方還要求食堂半個月不重樣，早晚兩個菜，中午4個菜，吃多少添多少，其浪費程度可想而知。有個食堂統計，平均每人每次吃菜3斤，吃糧食2.5斤。一時間，農村大地，到處是殺豬、殺雞忙個不停。當時許多農民把這種生活編成小調哼唱：“全村吃飯到食堂，花樣多種美味香，七天生活一改善，過年過節宰豬羊。” 夢幻成了人們前進的燈塔，科學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的精髓，被粗俗地圖解成一幅全民齊吃“大鍋飯”的小農理想仙境。 那麼，中國人是否就真的通過公共食堂，一步跨入了共產主義的天堂呢？我們不妨看看號稱中國共產主義試點徐水縣的情況。 毛主席視察徐水縣後，給徐水縣特別大的鼓勵，他們決定再次在全國帶頭，進行共產主義試點。 按照他們對共產主義的理解，就是把集體所有製和個體所有製統統改成全民所有製，一切財產歸集體所有。全縣所有的土房和破舊磚房全部拆掉，讓社員去住居民點，以達到鄉村城市化的目的。老人都住進幸福院，幼兒都進了幼兒園，雞、鴨、豬和樹木都是公家的，甚至連箱箱櫃櫃都歸公有了。砸了鍋煉鐵，戶戶家裡不冒煙，都去吃食堂。 老百姓對共產主義的理解便是：除了一雙筷子、一隻碗是個人的，其餘都是公家的。他們產生了一個簡單而又復雜的推理：共產主義就是共產，就是一切歸公。 我們不知道這是人的愚昧，還是共產主義的悲哀。 為了顯示這種共產主義的優越性，縣委宣布，社員食堂：“從現在開始，吃飯不要錢，敞開肚皮吃飽”，之後，一些對外營業的飯館也不收錢了。錢，就像廢紙一樣不值“錢”了。 但沒有錢，不用錢的日子很快就被吃垮了。 由於吃飯沒有計劃，大家敞開肚皮吃，加上浪費嚴重，很快，食堂的糧食就不夠吃了，但為了體現這種“共產主義”形式的優越性，他們繼續硬撐著，開始是寅吃卯糧，以後則逐漸減少供應量，降低伙食標準。 但徐水仍然名聲在外，仍然作為中國共產主義的試點受到全國廣大農村的膜拜，不僅全國各地紛紛效仿徐水的作法，而且也吸引了許多外國人士前來參觀“取經”。據統計，從1958年3月到10月30日，徐水就接待了40多個國家的930多位外賓。其中既有社會主義國家的，也有資本主義國家的，他們都想看看中國的大躍進和共產主義到底是個什麼樣子。 蘇聯《真理報》駐北京記者參觀了徐水，伸出了毛絨絨的大拇指，並將徐水的“共產主義熱潮”發回了社會主義的老大哥蘇聯國內。 赫魯曉夫知道後，馬上讓塔斯社記者來中國再作一次詳細採訪。 等塔斯社記者來到徐水時，徐水的“共產主義”正處於最艱難的時期，食堂裡已很少有存糧了。因此，等他在徐水吃住了幾天后，他得出了一個令中國人非常不滿的結論：“中國的共產主義是喝大鍋清水湯，還不如蘇聯的土豆燒牛肉。” 毛主席對此大為不滿。許多年後，他寫了一首詞，特地諷刺了一番蘇聯的“土豆燒牛肉”：“不見前年秋月朗，訂了三家條約。還有吃的，土豆燒熟了，再加牛肉。不須放屁，試看天地翻覆。” 曾作為全國農村樣板的大寨，公共食堂的狀況又怎麼樣呢？ 大寨開有兩個食堂，在辦食堂的一年當中，社員們總共只吃過白面餃子8次，蒸饃4次，油果1次，烙餅1次，拉麵一次，大米乾飯4次。其餘絕大部分時間，只能吃窩窩頭、酸飯、稀米粥。據說大寨的公共食堂在當地還算辦得比較出色，曾經作為典型在全縣范圍內推廣。 辦公共食堂真像社論中所說解放生產力，把婦女解放出來嗎？拿大寨人的話說：“辦食堂有四費：浪費糧食、浪費柴炭、浪費勞力、浪費時間”。 很快的時間，全國大多數地方的公共食堂已無以為繼了。一場飢餓迅速蔓延在中國的上空……公共食堂轟轟烈烈的開始，悄無聲息的消失。 40年後我們重提這段往事，就是要告訴人們一個道理：中國人的吃飯問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必須靠腳踏實地才能解決。任何的投機取巧都注定是要失敗的。 現在年過50歲的中國人，如今回首這段往事，不免有些夢一般的感覺，而生活在90年代的年輕人，則會覺得父輩們當年的舉動是多麼的荒唐可笑，簡直不可理喻！ 歷史的長河不可能倒流，但我們循著歷史的發展去追尋當年的軌跡，則會有許多教訓，許多啟迪。 人為製造的“糧食衛星”與公共食堂吃飯不要錢的神話，只不過是一個個拚命吹脹的泡泡糖，終有吹炸的時候。 1958年8月，農業部匯總各省上報的糧食產量為1萬億斤，(我國到1996年才勉強達到這一數字)，而全國各地已開始鬧糧荒，許多地方發生嚴重的糧食短缺。但這並未引起人們的重視，虛報、浮誇仍無收斂。最後確定1958年全國糧食總產為25000萬噸，1959年為25500萬噸，1960年為18500萬噸。 周恩來深知這種摻水數字的危害，督促有關部門一查，實際數差了一大截。 1958年實際為20000萬噸，1959年為19505萬噸，1960年實際僅14350萬噸，比1959年減少了5155萬噸，下降了26.4%，比1951年的14369萬噸還少19萬噸，中國的糧食生產在大躍進的喧囂中竟整整倒退了9年。 “糧食衛星”一個個吹上了天，糧食實際產量卻一個勁地往下滑，中國人開始感覺到肚子裡不殷實了。 1958年底，相當一部分農村地區就出現了缺米問題。 1959年春天，全國出現普遍的缺糧現象。河北省有30多個縣缺糧，情況嚴重的就有10個縣。北京、上海、天津更是頻頻告急。當時這些地區的存糧所夠銷的時間，北京為7天，天津為10天，上海幾乎已無大米庫存，遼寧8至9天。如不及時調入糧食，後果不堪設想。 中央不得不承認：“近兩個月來，北京、天津、上海和遼寧調入的糧食都不夠銷售，庫存已幾乎挖空了，如果不馬上突擊趕運一批糧食接濟，就有脫銷的危險。” 那畝產10萬20萬斤的衛星數字，只能吹在口頭上，登在報紙上，卻無法給人飽肚充飢。中國不得不勒緊褲帶渡難關。農村地區嚴重缺糧，人均口糧標準僅300斤左右，城市居民也減少了供應數量。 1960年，全國人均口糧比1957年還少91公斤，全國居民消費水平比1957年降低13.6%，人均糧食消費量由406.12斤降到327.24斤，下降19.4%。全國大約缺少3000萬人一年的口糧。 1960年5月，應調出糧食的省只調出計劃的一半，而糧食銷售量卻大大增加。 5月28日，中央發出關於調運糧食的緊急指示。 6月6日，中央又發出了《關於為京、津、滬和遼寧調運糧食的緊急指示》，當時，這些地方的庫存糧食能夠銷售的時間，北京為7天，天津為10天，上海幾乎已無大米庫存，遼寧也只有8天左右。為解決全國糧食困難，政府不得不制定一系列非常措施。 7月底，全國糧食和副食品供應緊張，許多地方開始實行飲食業憑糧票供應的辦法。北京放開購糧的辦法也已經不能適應形勢，因此，中央同意北京也採取發放糧票的辦法。 9月7日，中央發出《關於壓低農村和城市口糧標準的指示》，指示指出：1960年，全國發生了較1959年更為嚴重的春旱、洪澇等災害，規定：降低農村口糧標準。淮河以南地區，平均每人全年原糧為365斤，豐收的地方380斤；淮河以北的地區，每人全年300斤左右。降低城市供應標準，除高溫、高空、井下作業和重體力勞動的職工以外，每人每月必須壓低口糧標準2斤左右。 中國人又受到了一次飢餓的磨難。相當一部分職工、學生、居民因營養不良而患了浮腫病。 1960年10至11月，重慶9所大學患浮腫病的人數佔10%以上，太原市14所大學，患浮腫病的人數佔13.5%，山東財政廳的干部中竟占到35%。大學師生與機關幹部尚且如此，農村的情況就可想而知了。 1959年春天，全國農村普遍出現了餓飯、逃荒、浮腫，甚至相當一部分農村地區出現了大量的非正常死亡現象，並且隨著自然災害的頻繁發生，加上蘇聯的突然翻臉，糧食短缺的情況日益加劇，飢餓開始襲擊了大部分的中國人。據當時的資料統計，農村社員的口糧，1959年尚有平均309斤，1960年銳減到189斤，1961年又下降到148斤，低於維持生命最低標準250斤的水平。我們最害怕的餓死人的現象，最終還是發生了。 1960年冬，河南省信陽地委向中央報告，正陽縣死人8萬多，新蔡縣死人近10萬。最早在《人民日報》放出畝產3530斤“糧食衛星”的遂平縣查岈山人民公社一個社就死亡4000人，佔總人口的10%，有的隊竟高達30%。 在中國人的人口統計表上，僅有兩年是減少的，這就是1960年和1961年。 1959年全國人口總數是6.72億人，1960年減為6.62億人，1961年6.58億人，兩年淨減2300萬人，如果加上正常的人口淨增率，1959年至1961年的非正常死亡人數和減少出生人數，在4000萬人左右。 1960年，全國人口死亡率由1959年的14.59‰上升到25.43‰，比1957年的10.8‰增加了14.63個百分點。 “畝產十萬斤，餓死老百姓”。回憶這段歷史，我們不能不感到心酸。不切實際的盲目冒進，加上嚴重的自然災害，把中國人又一次推向了飢餓的魔爪之中。 胸懷坦蕩的毛澤東為此作了自我批評：“凡是中央犯的錯誤，直接的歸我負責，間接的我也有份，因為我是中央主席。”“第一個負責的應該是我”。他承認，在社會主義建設上，我們還有很大的盲目性。 1958年，毛澤東還在為“糧食多了怎麼辦”想主意，到1959年，毛澤東則開始為“糧食少了怎麼過”想辦法。 4月29日，他給省、地、縣(市)、社、隊、小隊各級幹部一封信，專門談到：“節約糧食問題，要十分抓緊。按人定量，忙時多吃，閒時少吃，忙時吃乾，閒時半乾半稀，雜以蕃薯、青菜、蘿蔔、瓜豆、芋頭之類。此事一定要抓緊。每年一定要把收割、保管、吃用三件事(收、管、吃)抓得很緊很緊。……在10年之內，一切大話高調切不可講，講就是十分危險的。” 毛澤東和他的人民一起，勒緊褲帶，終於渡過了難關。 我們為有這樣關心人民的領袖而自豪！ 我們也因有這樣愛護人民的領袖而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