奠基儀式的鞭炮聲猶響於耳，淮安周恩來紀念館史料徵集組隨即成立，與建築工程同步進行。
幾年來，史料徵集組的十幾位同志兵分三路，北上南下，跋山涉水，足跡印在南京、上海、南昌、紹興、天津、瀋陽、北京、西安、呼和浩特、延安等二十多個省市，行程二十餘萬公里，走訪了五十多個單位和一百五十多位知情人，先後徵集到史料照片三百八十四幀，實物及參考品一百五十二件，其中三十多件為周恩來生前使用過的珍貴文物。
那徵集來的每一張照片、每一件實物，幾乎都凝結著一個動人的故事。
一九九一年春天。淮安周恩來紀念館的籌建步伐大大加快。總理生前身邊的工作人員，是文物史料徵集工作的重點。史料徵集組的同志心急火燎，一直把電話打進了中南海，找到了鄧大姐的秘書趙煒同志。
“有關紀念週總理的紀念館全國已有好幾座。他們都先後來徵集過文物，剩下的已經很少很少。你們紀念館建得晚，徵集工作恐怕是很難的……”
話語中透出趙煒同志對淮安周恩來紀念館史料徵集工作的憂慮，更透出她的關心。她從二十三歲就到西花廳工作，跟隨總理十年，跟隨大姐也已二十六年，對總理和大姐有著深厚的感情。待徵集組的同志赴京，她毫不猶豫地獻出了自己珍藏的一身周恩來穿過的全毛花呢中山裝。
那還是一九六三年，週總理要出國訪問了，可他身上的衣服卻很破舊。我們這樣一個大國的總理，怎麼能穿這樣的衣服出國呢？總理的秘書們先做通了鄧大姐的工作，再由鄧大姐說服總理，這才到北京紅都服裝店做了這身衣服。平時，總理總捨不得穿，只有出國訪問和舉行重大國事活動時才穿。週總理穿著這身衣服，先後訪問了二十多個國家。一九七四年，重病纏身的總理也是穿著這身衣服參加了國慶二十五週年招待會。拍攝史詩巨片《周恩來》時，著名演員還曾穿著這身衣服走上銀幕，攝製工作結束還捨不得脫下來呢！
在中南海八十一號中央警衛局的辦公室，徵集組的同志還找到了鄧穎超的少將警衛秘書高振普。高振普同志是總理生前身邊工作人員中唯一還在職的同志。總理辭世，他經歷和參加了為周總理治喪的全過程。給總理撒骨灰只有三四個人，他也參加了。淮安周恩來紀念館奠基，鄧大姐還特意派他做代表。這位微山湖畔出生的漢子，有著山東老區人民的豪爽性格。聽說紀念館徵集文物，立即從櫃櫥裡鄭重地拎出一隻包，清點出六件週總理生前穿用過的衣服。
高振普久久地撫摸著這些衣服，片刻才說，總理去世的前後，“四人幫”正把持著黨和國家的很大一部分權力，他們在全國掀起“批林批孔批周公”的活動，喪心病狂地迫害週總理。總理逝世以後，他們這些在總理身邊工作的人個個憂心忡忡，甚至做好了坐牢和殺頭的準備。當時，他們考慮最多的是如何處理總理的遺物，特別擔心“四人幫”和他們的爪牙把這些珍貴的紀念品毀掉。他們終於想出一個辦法。先將總理的隨身遺物編了號碼，然後悄悄地送往一些同志在農村的親戚家里分散保存。直到“四人幫”粉碎，這些遺物才重歸中南海。誰能相信，一個身居我們黨和國家重要領導崗位的人，一個深受全國人民衷心愛戴的領袖，他留下的遺物竟然還要擔著這麼大的風險！
徵集組的同志走進了北京西黃城根南街的一所宅院。一位年逾花甲、體格健壯的老人接待了他們。老人叫韓福裕，是周總理從西柏坡進駐北京後的貼身衛士。他原籍山東。三十年代，貧窮逼迫著他背井離鄉，跟隨父輩們闖關東，吃盡了千辛萬苦，終於走進了革命隊伍。兩年後，被挑選到週總理身邊，成為第一個陪著鄧大姐走進中南海西花廳的人。
聽徵集組的同志說明來意，老韓轉身拿出兩隻箱子：一隻是黃色的木板箱，一隻是擦得乾乾淨淨的鐵皮箱。木板箱是周恩來在西柏坡時用的。當時，新華廣播電台在極其艱苦的環境下堅持播出。周恩來每天都要收聽新華廣播電台的廣播。收音機都使用乾電池，木箱就是盛乾電池用的。有一次，周恩來收聽廣播時，見播音員態度鮮明，言辭鋒利，情不自禁地笑著說：“這姑娘罵起敵人來好厲害呀！”
鐵皮箱是周恩來轉戰陝北時用的。箱底的英文字母說明，它原來是美國陸軍的餅乾箱。一九四七年春天，我人民解放軍在河南前線與國民黨軍隊作戰時繳獲。後來，胡宗南在蔣介石指揮下，調集十幾萬大軍，“閃擊”中共中央機關所在地延安。毛主席和黨中央高瞻遠矚，不和敵人爭一城一地的得失，主動放棄延安。同時，毛澤東、周恩來、任弼時等領導同志又堅持留在陝北，以穩定全國軍心、民心和拖住胡宗南。在轉戰途中，身為中央軍委副主席兼代總參謀長的周恩來需要一隻箱子盛放文件，於是，這只美國佬援助蔣介石打內戰用的餅乾箱就派上了用場。為了運輸方便，又請木工給鐵箱加製了一個木質圍框。周恩來還用毛筆在箱上寫下他當時的化名“胡必成”，只因鐵皮箱容易生鏽，多次擦拭，這三個字終被擦掉。周恩來使用它，直到搬進中南海西花廳為止。
老韓還告訴徵集組的同志，剛進北京，大家都是單身漢。隨身的只有幾件換身的衣服和學文化的幾本書。為了放置這些簡單的物品，經負責警衛工作的領導同意，他才拿回了這兩隻閒置的箱子。因為是總理用過的箱子，後來條件好了，也一直將它保存在身邊。總理逝世以後，每當看見這兩隻箱子，週總理的音容笑貌便浮現在眼前。 “我太愛周公了。只要是宣傳他的精神、品德和業績，我都將義無反顧地為他奔走、呼號！”
徵集組的同志虔誠地接過了這兩隻箱子，也接過了當年曾經跟隨周恩來的革命老同志的一腔深情和宣傳周恩來的責任。
得悉周恩來紀念館籌建的消息，周恩來的親屬都很興奮。他們為紀念館的文物和史料徵集工作，也掏出了自己的一片赤誠。
北京的初春，寒意未盡，路上的人們行色匆匆。史料徵集組的同志幾經打聽，來到了和平里興化西里的一幢普通的居民樓。
門開了。門內立著一位杖朝之年的老太太，根根銀絲白髮，凝結著幾多歲月的風霜。她是周總理胞弟周同宇的夫人，叫王士琴，滿族旗人，在校園躬耕了大半輩子，曾教授英語、俄語和日語，法語、德語也不錯。屈指數來，現在中央的主要領導人中都有她的學生。她在會客室里拉起了一根繩子，大凡弟子們贈送給她的賀年卡、節日祝福卡都一一掛在繩子上，以至於人們走進她的會客室，猶如來到了掛滿旗幟的聯合國總部門前。
待史料徵集組的同志坐定，王老太太沉默片刻，終於打開了自己記憶深處一個從不輕易開啟的閘門。 “總理在世的時候，他的'家規'很嚴，親屬們都難得和他合個影。即使和你拍了照片，頂多也只給你一張留作紀念，並且再三叮囑：'不要拿給別人看，不許在人面前炫耀。'因此，有關他的東西，無論在他生前、生後，我們都很難得到。他過世的那一年，（鄧）大姐分給每位親屬兩件東西作為紀念。我分得的一件是總理漱口用的搪瓷杯，被孩子們唸書上學時用破了，雖然很可惜，但這樣才最符合總理的意願。現在收著的，還有一個他桌上的文具罐，現在決定獻給你們……”
與王老太太一樣，週總理的親侄女周秉德、周秉宜和周秉建也都獻出了她們當年分得的紀念品。秉建獻出了總理在“文革”時穿的軍用大衣，秉德獻出了一件襯衣和一身灰色法蘭絨中山裝。由於總理穿用太久，“絨子”都已磨平、磨光了。
秉宜一邊整理衣服一邊告訴徵集組的同志，她媽媽王士琴獻出的文具罐，是野檀木的，原先是鬥蟋蟀用的“蛐蛐罐”。五十年代時，她曾在伯伯的辦公桌上見過。秉宜獻出的是一件總理穿得很破舊，已經換了衣領和衣袖，肘部還打上補丁的白襯衣。舒理間，衣服裡抖出一張照片。照片上，週總理拉著一位小女孩，正在觀賞盛開的牡丹。這是一張總理什麼時候的照片呢？照片上的小女孩又是誰呢？秉宜告訴徵集組的同志，那還是一九五二年，我們國家剛剛從廢墟中矗立起來，百廢待興，百業待舉。帝國主義者卻互相勾結，對我們政治上實行孤立，經濟上實行封鎖，還悍然把戰火燒到了鴨綠江邊。在那些緊張的日日夜夜，西花廳的燈光徹夜不滅。工作人員都擔心總理的身體，可是誰也無法勸說他休息。於是，大家設“計”，利用一個星期天，把秉宜請來。秉宜小名叫咪咪，當時只有七歲，剛剛上小學。按照工作人員的“指點”，她走進西花廳，就撲向總理喊道：“伯伯，您好！”正在忙碌的總理見是小侄女，大悟似的說：“哦，今天是星期天，咪咪放假。”“伯伯，我要你帶我去看牡丹！”“不，你看，伯伯正忙呢，你自己去看吧。”總理說著，又去看文件了。 “不嘛，我要伯伯陪我去”，秉宜一邊說一邊裝出要哭的樣子。總理的侄兒侄女雖住北京，平時卻很少到他這兒來，他自然不願讓他們傷心。這才放下手中的工作，挽起秉宜的右手，來到中南海的瀛台，觀賞盛開的牡丹。時間雖然只有短短的十幾分鐘，卻留下了一張珍貴的照片。回憶到這裡，淚水悄悄地從秉宜的眼中流了出來。徵集組的同志聽了，禁不住眼圈也紅了。
作為周恩來的終身伴侶，鄧大姐也以個人名義向紀念館寄贈了五本書。這五本書是：彩色影印本《周恩來手跡選》、畫冊《周恩來的青年時代》、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的《周恩來書信選集》和《不盡的思念》，以及人民日報出版社出版的《紀念與回憶》。大姐原本想在每本書上簽個名、題個字，無奈她年事已高，握筆的手抖個不止，只好遺憾地作罷。
淮安周恩來紀念館的史料徵集工作，還受到了社會各界的廣泛響應和支持。
得悉淮安籌周恩來紀念館的消息，遠在老區的江西省吉安市的一位金融工作者戴仁和心情十分激動，他本是位古今錢幣的收藏愛好者，可是當他發現一份一九三四年五月十七日由周恩來、張愛萍聯合發出的《告少年兒童書》時，當即花錢從那位農民手中買下，毫不猶豫地獻給了周恩來紀念館，這是一份存世五十八年的珍貴原件檔案。
洛陽拖拉機廠送給紀念館一張一九五九年周總理到該廠視察的照片。民族出版社向紀念館贈送了該社出版的所有關於週總理的書籍。童小鵬同志向紀念館贈送了《童小鵬攝影畫冊》。出生於淮安的著名淮劇表演藝術家筱文艷，過去曾多次受到週總理接見，還專程回到故鄉淮安，送來了當年周總理接見她時拍下的照片。
在北京北太平莊中央新聞紀錄電影製片廠，徵集組的同志提出購買一部該廠剛剛拍好的大型文獻紀錄片《周恩來》的拷貝。不巧的是，拷貝剛剛發行完畢。 “還有辦法嗎？”看著史料徵集組的同志滿臉企盼的神色，五十多歲的生產處長說：“既然紀念館需要，哪能讓你們空手而歸？”他當即下達生產任務，破例為一部拷貝開機生產。
徵集組的同志跨進了北京宋慶齡故居管理處。一九二五年，孫中山先生應馮玉祥之邀北上病逝於北京。宋慶齡認為北京是她最傷心的地方，而不願去北京。週總理十分體諒、理解宋慶齡的心情，為邀宋慶齡北上建國，親筆寫了邀請信，還在北京親自選了一塊地方供她居住。周恩來的這封邀請信，宋慶齡故居一直視為珍品。當徵集組的同志說出來意，管理處主任鄭萬興爽快地表示：“周恩來紀念館要的文物，我們一定全力支持！”
在北京中國電影資料館，當徵集組的同志向著名電影評論家陳荒煤徵集了有關總理的資料後，提出還想見一下夏衍公。荒煤老說：“夏公最近身體不好，一般情況下不接見客人。這樣吧，我寫封信給夏公，讓你們帶著。”到了夏公家，徵集組的同志還未掏出怀揣的荒煤老的信，一句“週總理紀念館來的”比什麼都頂用，夏公不僅抱病接待了他們，而且還深情地回憶了和總理交往的許多場面以及細微末節。
在從十幾家單位抽調來的同志組成的史料徵集陳列組，大夥深知肩頭的擔子分量，然而心頭卻都掩不住接受這一光榮任務的喜悅。這個組的組長、中共淮安市委宣傳部副部長尹金鶴在向每一個同志交待任務時都要叮嚀：我們是周恩來紀念館的史料徵集組，一定要以周恩來的精神為榜樣去收集資料。他還身體力行，東奔西走。一幅由已故“草聖”林散之先生親自作詩、親筆書寫的《悼週總理》的書法原件堪稱我國書法瑰寶。尹金鶴同志得悉線索後，冒著暑熱高溫，頂著炎炎驕陽，緊追不捨，終於從揚州徵得了這份很有價值的文物。
中共淮安市黨史工委的青年工作者李軍，在一次臨出發前，他的孩子突然生病發燒，妻子產後身體還未復原。但他想著越來越近的開館日期，希望愛人照顧好孩子，讓他按時出發，妻子含淚點點頭，因為她愛週總理，理解丈夫的工作。李軍低下頭，吻別妻子，放心地登程上路。
周恩來故居管理處的副主任周中玉，抽到史料徵集組工作後，正碰上家中蓋房子，年逾古稀的父親和妻子怎麼也不同意他出發，他反复掂量後，感到徵集資料的工作已刻不容緩，他只好召開家庭會議，一一做通父親、妻子和兩個女兒的工作，並請來親友幫著照應。在那個家庭會上，周中玉說；“週總理為國為民操勞一輩子，現在館快建成了，布展需要資料，我不能拖紀念館工作的後腿，因為徵集工作更需要我。”
一九九一年三月十日晚，已經九點多鐘了，史料徵集組的王旭馗、咸勇兩人再一次摸出住地，登上了北京六十路公共汽車，因為他們要去北京車站退掉一張車票，這已經是第三次前往了。到退票窗口去，退票只是舉手之勞的事，何苦要跑三趟呢？原來他們在訂票、購票的忙亂中多了一張北京——徐州的臥舖票。如果到退票窗口退，那就得收十多塊錢的退票費。他們想到週總理的一貫廉儉作風，想到尹金鶴多次要以總理精神去搞資料徵集的囑告，決定把那張多餘的票舉在手上，讓順道的旅客購買，可一趟、兩趟都沒成功。這一次咸勇動了一個點子，一個人舉票、一個人舉起一張牌子，紙牌上用鋼筆描下了幾個粗粗的藍字：“北京——徐州臥舖票”，這下果然奏效，票被一位旅客全價購買，為建館省下了這十幾塊錢。回到住地之後，已近夜間十一點鐘。待王旭馗同志脫掉鞋襪後，腳上已走出好幾個大水泡。
大雨滂沱的一個晚上，北京一家小旅館，徵集組史桂香和李瀟兩位女同志，正在和女老闆討價要價：把一包文物資料從旅館送到北京南站。會掙錢的女老闆望著門外毫無停歇之意的大雨，又望瞭望兩位身體孱弱的女同志，最後把目光落在了那隻有二三十公斤重的塑料包上，“反正你們報銷，五十塊錢給你們送到車站，給你們正規發票。”“五十塊？您別開玩笑、能不能少一些。”老史和小李試了試沉甸甸的包，那語氣近乎請求了。 “要不是熟人，一分錢也不好減，好吧，四十塊吧，”女老闆推了推架在鼻樑上的眼鏡，又朝門外瞅了瞅，“要不，你們就自己抬到火車站去吧。”說罷，揚長而去，她以為兩位女客人會哀求她幫忙，誰知從她身後傳來的一句話卻是：“想發周恩來紀念館的財，沒門！”待女老闆轉過頭來，老史和小李已抬著那隻大包走進了雨中，很快就在她的視野裡消失了。
一年多的資料徵集、布展，處處精打細算，到開館時，計劃撥給他們的經費整整省下了十六萬多元，全部移作了紀念館的其他建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