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老向我點了一下頭，示意我可以開始了。
我向大姨連珠炮一樣地提問，問題又細又密，包括到孩子是不是母乳喂養，一天吃幾次奶，吃了吐不吐奶，穿幾件衣服，蓋幾層被，睡覺的地方、姿勢，甚至一直延伸到母親生產以及產前檢查的情況，眼看著大姨有點招架不住了，不時跑出去詢問母親後才能作出回答。
但是問著問著，大姨的神態就逐漸緩和下來了，當我問到孩子這幾天玩耍的情況時大姨的眼中竟有了慈愛的笑意，“哈哈，看不出來，你對養孩子還知道蠻多的嗎。”估計當時我的臉肯定是紅了。
何況，大姨哪裡知道，我的問題越是細，越是說明我還沒有找到可能的死亡原因！而且，我問餵養情況是看孩子的健康狀態，穿衣蓋被情況是排除意外窒息，而生產情況是為了排除產傷和先天疾病！我的眉頭越皺越緊。
我找不到明顯的死因。
甚至，一直到解剖結束，我的眉頭還是沒有展開。
但是在我們步出殯儀館的時候，我看見了這樣難以忘懷的一幕：孩子的母親舉著孩子可愛的遺像，和三十多口家屬一起跪在了我們面前，哭喊著，“你看看，你看看我的孩子啊！”我的眼眶又紅了，我的臉又別轉了，我最害怕這一幕。
老百姓的這一跪，承載著太多的天理人情，我是一個小小的法醫，我承受不起，真的。
何況，在無數的天理人情面前，我最終只能選擇對事實負責，如果最終事實對母親不利，我會多少次在凌晨時點燃一支香煙，又會多少次午夜夢迴中看到母親這淒然一跪呢？回家的路上我默默無言。
當晚我看到了市疾病控制中心的調查報告。 事實證明他們在打防疫針方面比我專業得多：這份調查報告不厭其煩地描寫著注射的每一個細節，諸如疫苗的生產廠家、批號、失效期、保存環境的實測溫度，注射器的生產廠家、批號、失效期，甚至是注射人員的學歷、培訓以及詳細得無法再詳細的注射經過。 但是報告最後的結論是：建議馬上組織專家屍檢，查明死因。 我苦笑了。 現在我唯一的希望就在病理切片上，要是病理切片還是什麼也看不出來呢？不行，我得給他們打打防疫針了。 “現在，僅僅從屍表檢查、屍體解剖和器官的大體觀察我們還不能發現明顯的死因。當然，我們還會通過病理組織學檢查，用顯微鏡去觀察更細緻的改變，不過，我必須提醒各位專家：大約有百分之十的案件，我們窮盡一切技術手段，仍然無法發現真正的死因。”我目光掃了一遍在座的各位專家。 縣防疫站的一位年輕幹部的臉馬上哭喪了起來，身體也歪在了桌子上：“我們還寧可就是防疫針打死的，那麼我們就銷毀所有的疫苗，賠償這個家庭，至少，我們還可以向廠家追償啊！要是查不出死因，這麼不死不活地吊著，全省的防疫工作都沒法開展了啊！”“我明白你的苦衷，我會盡力的。”我在心裡說。 “各展所長吧！”鄭老提議，“你們擅長病原體的檢查，我們將提取的血液拿一半送到省疾病控制中心做各種病原體的檢查，如果是陽性，我們會復查後寫進結論。另外，我們需要疫苗的樣品、外包裝、說明書……”鄭老羅列了很長的一張單子。 “也只能這樣了，麻煩你們多費心！”縣衛生局局長做了總結性陳述。
以後的一個禮拜的時間，我把手上所有的案件都放在一邊，一門心思撲在這個案件上，每天不停地上網查閱資料。 我也知道，我暫時推開不管的案件中有不少都是惡性刑事案件，但是，那隻關係到一個人的生命，而這一起案件，關係到的是全省兒童的安危。 深夜，整棟辦公樓只剩下了我一個人，四周環境安靜得我甚至能聽見日光燈管電子鎮流器發出的吱吱的聲音，還有我的手提電腦硬盤軸承的摩擦聲。 今天孩子的病理切片出來了，我需要加班看完。 整個案件毫無頭緒，我取的切片也就特別的多，一共四十多張，就算粗略地看看也要兩個小時，我在心裡盤算著。 突然，我在肺部的切片中發現了有意義的現象，第一次找到可能的死亡原因我感到的並不是欣喜，而是緊張。 我勉強把提到喉嚨的心跳壓下去，接著把所有的切片看了一遍。 沒錯，肺部有炎症。 而且不是一點，為謹慎起見一共五葉肺我取了十張切片，每一張都有大量的炎症細胞。 其他部位則沒有發現任何異常。 我完全可以斷定出孩子的死亡原因了：孩子太小，免疫力太弱，病原體一侵入肌體，便如入無人之境，馬上佔領了整個肺部，這種情況在正常的大人是不可能的，炎症最多侵犯一個兩個肺葉就不得了了。 這也就解釋了為什麼孩子在打針前沒有任何的不適：其實發熱、咳嗽也是肌體的免疫力在和病原體作鬥爭，而孩子幾乎全無免疫力可言。 我沒有一絲的欣喜，反而在盤算著下一步我該怎麼辦。 不顧省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的同志可能已經睡下了，我馬上撥通了長途電話：“你們病原體檢驗結果怎麼樣？”“流感嗜血桿菌是陰性的，怎麼，你們有什麼陽性發現？”雖然剛從睡夢中被我吵醒，省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的同志仍然是極高的職業敏感。 “嗯，我在孩子的肺部發現了炎症細胞，大量的。你們多做幾種病原體吧，我們考慮感染。”我需要陽性的結果，這樣證據鏈才是完美的，我在心里高喊。 我得承認這個世界不存在完美：省疾病預防控制中心檢測了多種病原體，甚至每一種病原體用了好幾種方法來檢測：但是，統統陰性。 我可以解釋這樣的結果：第一，無論我們檢測多少病原體，相對於整個自然界幾乎無窮的病原微生物種類而言，都不過是滄海一粟；第二，如果病原體只存在於肺部，並沒有菌血症、敗血症等因素的存在的話，採血的化驗也會是陰性的。 我可以肯定地說省疾病控制中心是實事求是的，但是這樣一來，壓力全部都在我的身上。 這份報告我應該如何措辭我整整考慮了兩個禮拜。 我得請求我的同事和朋友原諒，原諒那兩個禮拜我的心不在焉，答非所問。 因為這次的鑑定實在是太不一樣了，第一，它關係到的是全省的疾病預防控制工作應該如何再開展的問題，第二，我的報告發出去了，考驗它正確與否的將是一條條無辜的小生命。 萬一我的判斷失誤，面對無辜的父母和孩子，我人該何以自處，情又何以為堪呢？那兩個禮拜我幾乎夜夜是被噩夢驚醒的。 我知道其實我可以有三種方式結束這份報告：第一，我只描述客觀顯微鏡下顯示的情況，不作任何結論，已經很不錯了，國內可以做到顯微鏡水平的法醫也就只有那麼幾家單位。 但是，“不行，你這是在逃避責任，最差勁的法醫才不作任何結論！”我的心裡在激烈地鬥爭著。 第二，我可以寫下孩子的死因：肺炎！夠了，這就是一個法醫應該做的，查找死因。 “不行，法醫學的目的是解決實際問題，你這還是在逃避，你會把問題永遠留在那裡的。”內心的聲音又一次地敲打著我。 第三，我可以解決死因後再排除注射疫苗所致的死亡。 這樣才是最棒的法醫，我有理由這麼判斷，同一批註射的孩子都沒有出現問題，而這個孩子也沒有任何的過敏徵象。 “可是，你瘋了嗎，這樣你的責任是最大的，萬一出現下一個孩子的死亡，你怎麼辦？何況，你有什麼必要承擔這個風險！對你有什麼好處！”內心裡的聲音又不依不饒地說。 我每一天都這樣自己和自己鬥爭著，有時連自己走到哪裡了都不知道。 這次我猛一抬頭，原來自己走到了老師的辦公室。 鄭老慈祥地笑著，取下了他的老花眼鏡，對我說：“我知道你在想什麼。切片我都看過了，你有把握就寫，我的名字簽在第一個，有什麼責任我來承擔。”我的眼眶又紅了，我激動得說不出話來，我能做的只是堅定地點了點頭。 三天后，我們簽發了報告。 截止今天為止，全省沒有孩子因為註射疫苗死亡，但是，我們知道，什麼時候我們都不可以掉以輕心。 因為，我們是法醫。
當晚我看到了市疾病控制中心的調查報告。 事實證明他們在打防疫針方面比我專業得多：這份調查報告不厭其煩地描寫著注射的每一個細節，諸如疫苗的生產廠家、批號、失效期、保存環境的實測溫度，注射器的生產廠家、批號、失效期，甚至是注射人員的學歷、培訓以及詳細得無法再詳細的注射經過。 但是報告最後的結論是：建議馬上組織專家屍檢，查明死因。 我苦笑了。 現在我唯一的希望就在病理切片上，要是病理切片還是什麼也看不出來呢？不行，我得給他們打打防疫針了。 “現在，僅僅從屍表檢查、屍體解剖和器官的大體觀察我們還不能發現明顯的死因。當然，我們還會通過病理組織學檢查，用顯微鏡去觀察更細緻的改變，不過，我必須提醒各位專家：大約有百分之十的案件，我們窮盡一切技術手段，仍然無法發現真正的死因。”我目光掃了一遍在座的各位專家。 縣防疫站的一位年輕幹部的臉馬上哭喪了起來，身體也歪在了桌子上：“我們還寧可就是防疫針打死的，那麼我們就銷毀所有的疫苗，賠償這個家庭，至少，我們還可以向廠家追償啊！要是查不出死因，這麼不死不活地吊著，全省的防疫工作都沒法開展了啊！”“我明白你的苦衷，我會盡力的。”我在心裡說。 “各展所長吧！”鄭老提議，“你們擅長病原體的檢查，我們將提取的血液拿一半送到省疾病控制中心做各種病原體的檢查，如果是陽性，我們會復查後寫進結論。另外，我們需要疫苗的樣品、外包裝、說明書……”鄭老羅列了很長的一張單子。 “也只能這樣了，麻煩你們多費心！”縣衛生局局長做了總結性陳述。
以後的一個禮拜的時間，我把手上所有的案件都放在一邊，一門心思撲在這個案件上，每天不停地上網查閱資料。 我也知道，我暫時推開不管的案件中有不少都是惡性刑事案件，但是，那隻關係到一個人的生命，而這一起案件，關係到的是全省兒童的安危。 深夜，整棟辦公樓只剩下了我一個人，四周環境安靜得我甚至能聽見日光燈管電子鎮流器發出的吱吱的聲音，還有我的手提電腦硬盤軸承的摩擦聲。 今天孩子的病理切片出來了，我需要加班看完。 整個案件毫無頭緒，我取的切片也就特別的多，一共四十多張，就算粗略地看看也要兩個小時，我在心裡盤算著。 突然，我在肺部的切片中發現了有意義的現象，第一次找到可能的死亡原因我感到的並不是欣喜，而是緊張。 我勉強把提到喉嚨的心跳壓下去，接著把所有的切片看了一遍。 沒錯，肺部有炎症。 而且不是一點，為謹慎起見一共五葉肺我取了十張切片，每一張都有大量的炎症細胞。 其他部位則沒有發現任何異常。 我完全可以斷定出孩子的死亡原因了：孩子太小，免疫力太弱，病原體一侵入肌體，便如入無人之境，馬上佔領了整個肺部，這種情況在正常的大人是不可能的，炎症最多侵犯一個兩個肺葉就不得了了。 這也就解釋了為什麼孩子在打針前沒有任何的不適：其實發熱、咳嗽也是肌體的免疫力在和病原體作鬥爭，而孩子幾乎全無免疫力可言。 我沒有一絲的欣喜，反而在盤算著下一步我該怎麼辦。 不顧省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的同志可能已經睡下了，我馬上撥通了長途電話：“你們病原體檢驗結果怎麼樣？”“流感嗜血桿菌是陰性的，怎麼，你們有什麼陽性發現？”雖然剛從睡夢中被我吵醒，省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的同志仍然是極高的職業敏感。 “嗯，我在孩子的肺部發現了炎症細胞，大量的。你們多做幾種病原體吧，我們考慮感染。”我需要陽性的結果，這樣證據鏈才是完美的，我在心里高喊。 我得承認這個世界不存在完美：省疾病預防控制中心檢測了多種病原體，甚至每一種病原體用了好幾種方法來檢測：但是，統統陰性。 我可以解釋這樣的結果：第一，無論我們檢測多少病原體，相對於整個自然界幾乎無窮的病原微生物種類而言，都不過是滄海一粟；第二，如果病原體只存在於肺部，並沒有菌血症、敗血症等因素的存在的話，採血的化驗也會是陰性的。 我可以肯定地說省疾病控制中心是實事求是的，但是這樣一來，壓力全部都在我的身上。 這份報告我應該如何措辭我整整考慮了兩個禮拜。 我得請求我的同事和朋友原諒，原諒那兩個禮拜我的心不在焉，答非所問。 因為這次的鑑定實在是太不一樣了，第一，它關係到的是全省的疾病預防控制工作應該如何再開展的問題，第二，我的報告發出去了，考驗它正確與否的將是一條條無辜的小生命。 萬一我的判斷失誤，面對無辜的父母和孩子，我人該何以自處，情又何以為堪呢？那兩個禮拜我幾乎夜夜是被噩夢驚醒的。 我知道其實我可以有三種方式結束這份報告：第一，我只描述客觀顯微鏡下顯示的情況，不作任何結論，已經很不錯了，國內可以做到顯微鏡水平的法醫也就只有那麼幾家單位。 但是，“不行，你這是在逃避責任，最差勁的法醫才不作任何結論！”我的心裡在激烈地鬥爭著。 第二，我可以寫下孩子的死因：肺炎！夠了，這就是一個法醫應該做的，查找死因。 “不行，法醫學的目的是解決實際問題，你這還是在逃避，你會把問題永遠留在那裡的。”內心的聲音又一次地敲打著我。 第三，我可以解決死因後再排除注射疫苗所致的死亡。 這樣才是最棒的法醫，我有理由這麼判斷，同一批註射的孩子都沒有出現問題，而這個孩子也沒有任何的過敏徵象。 “可是，你瘋了嗎，這樣你的責任是最大的，萬一出現下一個孩子的死亡，你怎麼辦？何況，你有什麼必要承擔這個風險！對你有什麼好處！”內心裡的聲音又不依不饒地說。 我每一天都這樣自己和自己鬥爭著，有時連自己走到哪裡了都不知道。 這次我猛一抬頭，原來自己走到了老師的辦公室。 鄭老慈祥地笑著，取下了他的老花眼鏡，對我說：“我知道你在想什麼。切片我都看過了，你有把握就寫，我的名字簽在第一個，有什麼責任我來承擔。”我的眼眶又紅了，我激動得說不出話來，我能做的只是堅定地點了點頭。 三天后，我們簽發了報告。 截止今天為止，全省沒有孩子因為註射疫苗死亡，但是，我們知道，什麼時候我們都不可以掉以輕心。 因為，我們是法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