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茵一案的正式開庭是三個月之後，寒冬過去，春天悄悄來臨，那次突然而至又悄然離去的災疫已經成了過眼雲煙，連本地人也幾乎淡忘了。但世界沒有忘記這兒，沒有忘記那件詭異的“走私病毒案”。這次審判吸引了全世界的注意，各大媒體都派了精兵強將來採訪。中國官方有意鼓勵國外記者來，總的說仍大力貫徹張主任既定的“透明化報導”的方針，以防別有用心的西方媒體把一壇清水攪混。這些天南陽的高檔賓館人滿為患，高檔出租轎車十分緊俏。庭審是在有一千個座位的大審判廳，因為來人太多，法院決定憑證旁聽，於是旁聽證也成了緊俏商品，一票難求。
第一次開庭，參加旁聽的有新華社、中國中央電視台、俄通社、共同社、美聯社、半島電視台、路透社、安莎社、埃菲社、香港鳳凰、台北中央社共100多名記者。有武漢病毒研究所的代表，這次天花走私及漏洩事件其實和該所沒有任何關係，但畢竟梅茵是他們聘請的外籍專家，不來人說不過去。該所有意低調處理，僅派來兩個低級工作人員，而且只聽不說，對媒體的採訪只是笑著擺手。武漢病毒所的薛愈也來了，他是以個人身份請假來的，梅老師的命運讓他寢食難安，他肯定要來旁聽的。三個月的時間已經讓人們足夠冷靜，沒人再罵他是“漢奸”、“毒蛇”了，說到底，薛癒的“告發”沒有任何私利，沒有任何卑鄙動機，人們已經理解他了。但薛愈仍有些“理虧”，自我封閉著，默默地坐在後排旁聽席上，不與外人搭話，連舅舅也不多說話。他舅舅趙與舟教授也來了，他從網上知道，原來梅茵是一個反科學主義者，反對銷毀天花病毒，反對“科學對自然的強干涉”，不由義憤填膺。他歷來仇恨這些“受科學之惠又中傷科學的人”，希望能親眼看見她被燒死在正義的火刑柱上。反正他已經退休，閒得擰腸掉尾的，就巴巴地坐火車趕來了。孤兒院的劉媽陳媽因為要照顧孩子們，只能輪流來旁聽，梅茵雖然不信教，但她們待梅茵比教中的姊妹們還親，十四年的交情啊。梅茵被捕後，孤兒院失去了經濟來源，後來民政上解決了一部分，其餘由天力公司解決，孤兒院得以維持下去。她們想來告訴梅院長，讓她放心。
另有五個名人的到來讓中國官方和外國媒體都吃了一驚。他們是：美國加洲大學材料專家斯科特·李（十字組織的標誌，包括上面那具無比鋒利的雙刃劍，就是他造的）、WHO日本專家松本義良、英國劍橋大學“科學學”權威R·M·威廉斯、莫斯科理工大學控制論專家阿卡迪·布雷切夫、瑞典數學家奧厄·倫德爾。他們這次都沒驚動中國官方，持旅遊護照悄悄地來到中國。但他們都是世界一流的科學家，即使再低調，還是引起了媒體的注意。媒體猜測，他們這次來，是“十字組織”有意做一個集體亮相。開庭這一天他們仍是悄悄進來，默默地坐在較後一排，脖子上都帶著一枚式樣相同的銀光閃閃的十字標誌。其中松本義良是幾天前才參加十字組織的。他們中間空了兩個座位，那是為梅茵的義父、也是他們的教父沃爾特·狄克森先生預留的。狄克森先生本來要同他們一道來，但臨走那天心髒病再度發作，不得不推遲行期，美國女科學家蘇珊留下，等他病癒後陪他來。
與松本義良同時戴上十字標誌的還有那位西班牙記者拉斯卡薩斯，他也坐在旁聽席上，項間的十字閃閃發光。他是個熱血質的人，上次採訪梅茵後馬上拜伏在她的聖壇下。在他心目中，這是個聖母一樣高貴的女性，為了自己的信仰不惜犧牲自己的一生。雖然他並不贊成她的觀點，但從心底佩服她。等他採訪了梅茵的義父後又往前跨了一步，對梅茵父女所宣揚的觀點也由衷信服。他在美國辦了兩件事，一是參加了十字組織，二是履行了他對梅茵的許諾，為她請來一位華裔律師杜純明先生（英文名字是羅貝爾·杜，是位一流律師，有中國和美國雙重律師資格，精通中英文，在中國工作起來比較方便）。離開美國前，狄克森、杜律師、拉斯卡薩斯，還有另外幾位十字組織的成員，湊在一塊兒開了一次長會，慎重定出了此次出庭辯護的宗旨和策略：既要藉機向大眾公開宣傳十字組織的觀點，又要聰明地保護梅茵不被定罪。杜律師想出了一個巧妙的策略，估計會成功的。
兩位被告人和各自的辯護律師先後走進法庭，坐在兩個被告人席上。中國法律規定，兩名被告人雖然同案也必須延請不同的律師，所以孫景栓另外請了一位年輕的李岩律師。梅茵夫婦都帶著孝，孫奶奶腦溢血後搶救無效，已經於兩個月前去世。梅茵在坐下前，先與另一個被告席上的丈夫互相致意。夫婦兩人進了看守所之後，雖然近在咫尺（隔牆），但三個月來沒見過一面。看守所裡沒有集體放風，那兒的囚室都各帶半間露天囚室，放風是單獨進行的，主要是為了避免犯人們在審判前串供。丈夫眉間鎖著悲傖，面容慘淡。他最親的奶奶去世了，這對他是一個極為沈重的打擊。他是個至孝的人，至今陷於深深的負罪感中——其實梅茵自己的負罪感也很重啊，為了馬醫生、孫奶奶和梅小雪。
梅茵對庭內環視一番，看見劉媽、薛愈、五個項帶十字的外國人、拉斯卡薩斯，微笑著向他們點頭示意。五個外國人中間空著兩個座位，她知道那是為義父預留的。她曾通過杜律師勸阻義父不要來了，但義父說，他怎麼可能不來呢，只要身體許可，他一定馬上趕來。她忽然在人群中看到了趙與舟，稍稍一愣，不知道這位老先生怎麼在這兒出現。不過她很快看懂了趙與舟隱含得意的目光，知道他此來是為了滿足正義的複仇欲——而且肯定又是自費來的，不知道他這次是否會把他的“自費”向別人宣揚？她仍對他微笑著點頭，趙先生冷眼相看，沒有回應。
書記員宣布了法庭紀律，三名審判官魚貫而入，全庭起立。審判長落棰宣布：
“梅茵和孫景栓涉嫌擴散傳染病病毒案，現在開庭。”
南陽市人民檢察院的仝光武檢查官宣讀了起訴書。檢察院非常重視這個案件。兩個月前，北京一位領導特意來南陽，把公檢法三家召集起來，搞了一次非正式的座談。領導說他不想影響司法的獨立性，實際上這次他來就是為了強調這一點。在這次天花事件中，雖然中國政府是完全清白的，而且實施了非常透明化的報導，但仍有個別外國媒體咬定說：這個姓梅的美籍華人是中國政府的秘密僱員，是中國研究開發生物戰劑的首席科學家。這個領導說：
“賊咬一口入骨三分，鑑於生物戰的極端秘密性，本身就難以取證，所以這件事弄不好，會硬生生把一潭清水攪混，最後弄成'查無實據'但'事出有因'。弄得像以色列的核武器一樣，人人都認為它有核彈，只是抓不住真實把柄而已。如果咱們弄出這麼個不清不白的結果，那就是我們的失敗，是反華勢力的勝利！”領導非常鄭重地說，“在這兒我可以負責任地告訴大家，中國確實沒有發展生物戰劑，梅茵從俄羅斯走私天花病毒純屬個人行為，與政府毫無關係。對梅茵的審判一定要嚴肅，要窮追到底，把真正的隱情大白於天下！”
這位“不想影響司法獨立”的領導實際上是對檢察院下達了“只許贏不許輸”的死命令——必須實現對梅茵嚴厲的求刑，以彰示中國的清白。仝光武心中有不小的壓力。這個事件按說脈絡分明，“天力公司實驗室秘密保存天花病毒”這一點證據確鑿，無可懷疑；麻煩的是，案件的前半段，即梅茵從俄羅斯走私天花病毒的罪行，卻沒有任何過硬的證據。梅茵曾在上次記者會上公開承認過，但那沒用的，她完全可以翻供。再說——梅茵的辯護律師可不是好對付的主兒，此前杜律師曾代理過幾起有國際影響的的大案，沒有一次失敗。杜律師尤其擅長那些與高科技有關的案件，因為據他私下說，法律是一件僵硬的幾丁質外殼，而科學每時每刻都在膨脹，注定會在法律之殼上崩出裂口，可以藉此來個金蟬脫殼的，只看律師有沒有本事來發現這些裂口了。
杜律師曾經經手過一樁澳大利亞的財產案，它就屬於“科技超前於法律”的典型範例。一對沒有生育能力的富翁夫婦，用社會捐贈的精卵子，在試管中交配，又找了一個代孕母親。但孩子出生前，富翁夫婦因飛機失事雙雙身亡，沒來得及辦理收養手續。孩子同富翁夫婦沒有血緣關係，現行法律不承認這個遺腹子的繼承權。這是個很困難的案子，但神通廣大的羅貝爾·杜硬是把它打贏了，為那個可憐的兒子（當然實際得益者是那位貧窮的代孕母親）爭到了巨額資產。至於律師得到的酬金，自然也是天文數字。
杜純明身材頎長，戴金絲眼鏡，文質彬彬，臉上總是浮著溫和的的笑容。但他藏在眼鏡片後的眼睛偶爾一閃時，會透出非常犀利的目光，能看透人的五臟六腑。他在法庭裡環視著，撞上公訴人的目光後，友好地點頭微笑。
仝光武也向他微笑示意，心中想：且看你這次如何翻雲覆雨吧。
他念完起訴書的結論：
“本院認為，被告人梅茵，其行為觸犯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三百三十一條之規定，應當以傳染病病毒、菌種擴散罪追究其刑事責任。被告人孫景栓，其行為觸犯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條之規定，應當以玩忽職守罪追究其刑事責任。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三十六條之規定，特對兩被告提出公訴，請依法判決。”
旁聽席上的薛愈心中越來越緊。他這些天詳細閱讀了刑法，按起訴書指控梅茵的罪名，大致為十年以上徒刑，甚至是無期徒刑或死刑。看來檢察院是決心從重求刑，以彰示她與中國官方沒有秘密關係了。至於對孫景栓則明顯網開一面，將來最多是判一緩一。
以下是審判長對被告的質詢。梅茵的陳述非常簡單：
“公訴人指控我從國外非法運輸天花病毒，我不承認這項罪名。”
下邊起了一陣輕輕的騷動。三個月前，當著很多中外記者的面，梅茵曾親口承認她從俄國威克特研究中心取得了天花樣品，現在卻全盤推翻她過去的供述。這個斷茬未免太陡峭了，它預示著這場審判會波譎雲詭。且看公訴方和被告方各顯神通吧。
另一名被告孫景栓則爽快承認了自己的玩忽職守罪。下邊開始法庭調查。公訴人先向法官提供了日內瓦的WHO、美國CDC和中科院微生物研究所提供的鑑定報告。具體內容因專業性太強沒有宣讀，只宣讀了三家機構的結論：
“所提供的實驗室樣本為天花病毒，含西亞、非洲和歐洲三個品系。與從中國南陽疫區區天花病人身上提取的病毒有高度一致性。”
審判長質詢被告方對此證據有無疑義，杜律師微微一笑：
“這三家都是世界上鑑定病毒最權威的機構，我們當然不會懷疑。不過，在承認這三個鑑定報告的同時，我們將在適當時機做出補充說明。現在請繼續。”
公訴人提供的第二份證據是俄羅斯新西伯利亞洲克拉索諾市警察局提供的證言。證言很謹慎，隻羅列了一些事實，沒有做出明確的結論。證言說，美籍華人梅茵女士在1997年9月20號至9月25號經哈薩克斯坦進入俄國，在克拉索諾逗留了三天，與威克特病毒學及生物工藝學國家研究中心科學家斯捷布甚金有過密切接觸。警方在斯氏家中提取了梅茵的多處指紋，在床上發現了黑色長發並做了DNA鑑定（公訴人補充，已經與梅茵的DNA作了比照，有高度一致性）。斯捷布甚金在她離開後的當天自殺。
後兩條雖然沒有說破，但不言而喻是指證了梅茵與斯氏有性關係。旁聽者騷動起來，不約而同地把目光集中到梅茵的丈夫身上，尤其是中國聽眾，中國人對男女之事的反應更強烈一些，何況當事人的丈夫也在當場！但孫景栓和梅茵都非常平靜。杜律師溫和地說：
“我的當事人不否認她曾有一個俄國情人，從某種意義上說，這是她的第一個丈夫。她確實在1997年去俄國見過他。不過請記住，這條證言裡並未包括交接病毒的內容。”
下面是法庭質證。傳喚的第一個證人是中俄邊境的貿易商張軍。
“請問你的名字和職業。”
“我叫張軍，哈爾濱人，現在是烏魯木齊安誠邊貿集團公司總經理。”
工作人員按慣例檢查證人的身份證。 15年過去，張軍已經發福了，生意也做得很大，說話仍不改東北人的豪爽。他盯著被告席上的梅茵上下打量，心裡恨得癢癢的。這麼一個又漂亮又有親和力的女人，咋會是條毒蛇呢。竟然騙自己替她夾帶病毒到中國，她是存的啥狼心狗肺？想在中國殺死一百萬人？小日本的731部隊幹過這種喪天良的事，可那是日本法西斯呀，她可是中國血統！真真白披一張人皮，看，這會兒她還有臉向自己笑著打招唿哩！他橫了梅茵一眼，對審判長說：
“1997年9月26號，這個梅茵讓我夾帶一個小盒子，經新疆阿拉山口口岸過境，據她說，這是從土庫曼斯坦弄來的汗血馬的冷配精液。俺們都信啦，心想能讓汗血馬重新回到中國是件大好事，就幫她走私了，沒收她一分錢的好處費。要是知道盒裡裝著天花病毒，能害死成千上萬的人，說啥我也不會幫她！缺德掛冒煙的東西！”
杜律師立即說：“異議！你只能證明幫她夾帶過境了一個盒子，並不能斷言那裡面是天花病毒，你這樣說會誤導法庭。”
審判長接受了他的異議：“證人張軍，請你只講你知道的東西。”
公訴人接著問：“請證人描述盒子的形狀。”
“盒子不大，比拳頭大不了多少，外殼是不銹鋼做的。梅茵當時說過那是冷藏盒，裡面裝有液氮，我接過來時，感覺到盒子涼冰冰的。”
“被告確實說過那是冷藏盒嗎？”
“對，我肯定沒記錯。”
“好，我沒問題了。”
審判長問：“被告人和辯護人有沒有問題？”
杜律師笑著說：“沒有。我和公訴人一樣相信那是個冷藏盒。既然特意用冷藏盒，肯定是用來裝某種生物製品的，比如病毒、病菌、冷配精液，或其它東西。”他著重念出最後四個字。
接著傳喚的證人是天力公司那個實驗室的輔助人員，是一個四五十歲的婦女，看穿戴風度屬於藍領階層，文化水平不高。面對法庭顯得很窘迫，不大敢抬頭，有時她向被告溜一眼，馬上又低下目光，好像對今天來作證很愧疚似的。顯然她過去很敬畏梅茵，即使到了今天也走不出舊日的慣性。
“姓名和職業。”
“俺叫胡翠花，在天力公司老總實驗室當勤雜工。”她解釋道，“那個實驗室只有梅董和孫總用，俺們私下里都叫它老總實驗室。”
“有幾個勤雜工？”
“五個。”
“你們在實驗室都乾些什麼日常工作？”
“俺們幹的都是力氣活，搬搬運運，打掃衛生，也從別的車間往這兒運動物細胞，一般都是桶裝，要加到生物反應器裡。”
“你們見過生物反應器的製成品嗎？”
“沒有。那些事都是梅博士自己幹的，梅董不在時孫總幹。”
“你知道生物反應器和液氮冷藏箱裡裝的是什麼嗎？”
胡翠花膽怯地看看梅茵，有點勉強地說：“不知道。直到孤兒院出了天花，警察來實驗室取樣本，才聽說裡面是天花病毒。別人說那很危險的，得著就死。”
旁聽席上又起了一陣騷動。梅茵把兩個無知工人放到這麼危險的地方，一直對她們隱瞞病毒的真相，實在太殘忍。公訴人滿意地說：
“好，我沒問題了。”
杜律師聰明地感受到下邊的情緒（不滿，甚至是厭惡），但奇怪的是，他不但不躲避，反而有意把這件事描黑。他問：
“請問，梅茵博士對你們採取什麼防護措施了嗎？比如防護服、密封面罩、進出實驗室的消毒？”
“沒有，啥也沒有啊。俺們都奇怪呢，別人一碰上就得病，俺五個整天在裡面，連口罩都沒帶過，咋也沒得病？”
“梅博士，還有偶爾去的孫總，是否穿防護服？”
胡翠花老老實實地說：“不，他們也從沒穿過。別人說梅董壞話時，我就拿這事為她辯解，我說梅董在實驗室裡待的時間比俺們還長，工人下班後，她一個人老是在裡面熬到深夜。她就不怕傳染？”
“好，我沒問題了。”
法庭傳喚下一個證人。
“姓名和職業。”
“我叫薛愈，是武漢病毒研究所的工作人員，曾經是被告梅茵的博士生。”
“在疫情發生前，被告曾告訴你，這個實驗室裡存有變異的、有可能產生致病能力的白痘病毒，對不對？”
“對。”
“疫情發生前，被告曾帶你參觀過實驗室？”
“對。她是想勸我到這兒工作，接手這項研究，我沒有立即答應。”
“能否告訴法庭，你為什麼沒有答應？”
“這項研究並非沒有必要，但人工誘導病毒產生致病性，有相當的危險性，應該經過充分的公開的安全論證，不應是私人性質的研究。當然後來我知道，梅茵老師當時並沒有告訴我真相。她所說的可能有致病性的病毒並不是變異白痘，而是天花。”
“那天她打開液氮冷藏箱或生物反應器了嗎？”
薛愈猶豫一會兒回答：“那天我在實驗室停的時間很短，印像不深了，好像她打開過。”
“我沒有問題了。”
審判長問被告方，杜律師很乾脆地說：“沒有問題。”
法庭質證又進行了一會兒，這個案件的脈絡已經相當清楚了。雙方做法庭辯論和總結性陳述。公訴人說：
“被告在一個開放式實驗室裡秘密保存最危險的四級病毒，因管理不善造成漏洩，從而導致這次疫情。這些犯罪事實證據確鑿。至於被告從俄羅斯非法運送天花病毒入境的犯罪事實，由於證人斯捷布甚金已於15年前死亡，無法得到確鑿的證言。但我們認為，俄國克拉索諾警方、張軍、胡翠花等人的證言，包括實驗室確實存在天花病毒的事實，已經構成了明確完整的證據鏈，可以對其偷運天花入境的犯罪事實做出合理的推論。”
他對審判的進展很滿意，公訴陳述清晰有力，已經在三位審判員和聽眾中形成了深刻的印象。他看看杜律師，截止目前為止，被告方律師一直採取守勢，卻一直擺著一副處變不驚、胸有成竹的樣子。庭審已經到了關鍵時刻，他還會能使出什麼驚人的招數不成？
輪到被告方做總結性陳述，旁聽席上忽然有輕微的騷動。一個白人老者被一個白人中年女子攙扶著，步履蹣跚地走進法庭。他滿頭銀髮，白須飄飄，面容枯稿，目光明亮，項上帶一枚十字架，像宗教畫中描繪的一個戒齋苦修的先知。五個帶同樣十字架的外國旁聽者看見了，連忙離席迎接，把他倆安頓到中間的空位上。被告席上的梅茵看到義父抱病前來，眼睛濕潤了。她擔心義父的身體，遠遠地用目光詢問。老人向她擺擺手，又點點頭，示意她放心。
旁聽席安靜下來，但在眾人們的感覺中，會場中已經出現一個無形的、但人人能感覺到的變化。狄克森的到來吸引了很多記者和其它人的目光，在他周圍形成了一個視力的漩渦，一個無形的磁力場，一個有強大質量的黑洞。這個不可見的中心似乎能在冥冥中影響別人的心態，改變庭審的走向。
公訴人警惕地盯著他。老狄克森是在病況稍好後匆匆抱病趕來的，但在公訴人的眼裡，他是有意選擇在最關鍵的時刻走進法庭，因為從他進來後，杜律師的神態就不一樣了，他目光炯炯，開始了被告方的反擊。杜律師說：
“對公訴人所陳述的事件的脈絡，我的當事人沒有太大的異議，除了關鍵的一點——她從俄羅斯夾帶入境的冷藏箱裡裝的並非天花病毒。至於究竟是什麼，我現在就要加以解釋。”
並非天花？此前聽眾們都已經從心理上接受了這個事實，這會兒豎起耳朵聽他的話。杜律師不急不緩地說：
“為了說明事實，我要多少介紹一下梅茵的義父、美國的狄克森先生，和他創建的十字組織。我的當事人已經公開說過，她去俄羅斯是受義父的委派。我很奇怪，公訴方對她這項檢舉怎麼一直置若罔聞？懲罰犯罪的執行者是應該的，總不能讓幕後的教唆犯逍遙法外吧，即使那人並非中國國籍。我這會兒就來幫法庭做這份工作，對我來說屬於份外的工作。”他笑著說，旁聽席上有壓低的笑聲，公訴人和審判員們都覺得尷尬，他們不想節外生枝，所以一直避免追究這個美國人的罪行，但這麼明顯的寬縱，在法理上確實說不通。 “下面，請法庭容許我佔用兩分鐘時間，介紹十字組織的一些信仰，因為這些觀點將與我即將陳述的事實有很大關係。”
審判長說：“請只講與案情有關的東西。”
“好的。我會注意。十字組織是一批志同道合的科學家所建立的鬆散組織，今天有九個成員在場。他們在以下觀點上有共識。”
他照著一張紙念下去：
“地球生物圈中所有生物都是生物圈中合法的成員，有繼續生存下去的權利。不能以人類的好惡來肆意宣判某個物種的死罪，不管它是害獸、寄生蟲還是病原體；人類在用科學這個利器來變革自然的同時，也應保持對自然的敬畏。應盡量保持自然的原有平衡態，不要過於粗暴地干涉，因為人類常常迷戀於短淺的利益，以一碗紅豆湯而賤賣長子繼承權；科學界有遠見的人不能再沉默或僅僅坐而論道，應以實際行動中止人類對自然的強姦。
“具體到天花病毒這個對像上，他們認為：目前全殲天花病毒的決策值得商榷。雖然它使人類免除了天花上千年的蹂躪，這當然是巨大的進步；但它造就了非常危險的天花真空，這種真空可以用極小的代價輕易打破，從而把人類永遠置於達摩克利斯之劍的威脅下，此前美國的恐怖襲擊就是明證。何況天花本身也有益處，比如它對艾滋病可能有抑製作用。最好的辦法是適當減弱天花的毒性，讓其在自然界中繼續存在下去。”
他文謅謅地宣讀了這些觀點，又恢復他嬉笑怒罵的風格：
“觀點的宣講就到此為止吧，下邊轉到審判員們關心的犯罪事實。正因為十字組織有上述觀點，或者說是信仰也未嘗不可，其中一位俄羅斯成員、優秀的病毒學家斯捷布甚金，就借工作之便，在威克特中心對天花病毒進行人工誘導，培養弱毒天花。後來，梅茵受義父委派，接過他的工作，進行進一步的減毒培養。沒錯，我的當事人後來不慎造成弱毒天花漏洩，但你們想過沒有，為什麼它所引起的疫情如此輕微？為什麼實驗室的工作人員長期接觸也不受傳染？只有一個原因，我的當事人私運入境並長期保存研究的東西，並不是天花病毒，而是——”他一字一頓地宣布，“天花的減毒活疫苗！”
會場一下子變得非常安靜。人們在努力消化他提出的這個新說法。公訴人仝光武像挨了一悶棍，心想這場官司怕是要輸，達不到“嚴懲梅茵”的目的了。把事件前前後聯繫起來看，梅茵十幾年來秘密進行的工作，應該確實是減毒培養。這次她無意漏洩的極有可能不是強毒天花，而是減毒活疫苗。仝光武不是醫學專家，不知道二者在細胞結構上能否區分，恐怕沒有明顯的分界線。但名稱的不同，對梅茵的量罪就大大不同了。他不甘心認輸，反駁道：
“被告律師似乎忘了三家權威機構提供的鑑定報告？被告方對上面的結論並無疑義。”
杜律師從容地說：“我至今仍不表示疑義——減毒的天花活疫苗從廣義上說仍屬於天花病毒，而不是白痘或水痘。活疫苗和原生病毒在細胞結構上有細微區別，但主要區別是致病性。你們提供樣本要求鑑定時，是要求分辨它是天花還是白痘，三家機構給出了正確的結論。但如果你們要求分辨是天花還是減毒天花，他們肯定需要做另外的鑑定。我謹告知法庭，我們已經申請第二次鑑定，結果可能在兩天后拿到。”他解釋道，“病毒與其減毒後變成的活疫苗，在DNA結構上是可以區分的，可以通過PCR，即聚合酶鍊式反應，擴增之後測序。而在產生毒性的蛋白質層次上，做抗體實驗可以區分，通常是western印記實驗。此外，對蛋白質做酶活性檢驗，或把製成晶體之後做X射線衍射實驗，都行。”
他看公訴人顯然還沒有從這記悶棍中醒過來，便好整以暇地說，“我不妨班門弄斧，多少介紹一點活疫苗的常識吧。早在1885年，巴斯德就用久置乾燥的辦法對狂犬病毒減毒，發明了狂犬病毒的減毒活疫苗。還有，今天世界上廣泛使用的卡介苗是肺結核菌的減毒活疫苗，小兒口服的嵴髓灰質炎糖丸也是活疫苗，一共有三種亞型。過去對天花的治療不使用活疫苗，這是由於自然界存在一種巧合——牛痘病毒與天花結構相近，既不使人致病又能激發對天花的免疫力，所以對天花活疫苗的研究基本被忽略。但斯捷布甚金和梅茵在這方面另闢蹊徑，研究成功了天花活疫苗。也是三種亞型，含天花的西亞型、非洲型和歐洲型。”
公訴人冷笑道：“但你說的活疫苗卻讓一千人傳染上了天花，死了一人，數人被毀容。”
杜律師心平氣和地說：“其實受感染的遠不只一千人，我的當事人估計有十萬人以上，但大部分人症狀很輕，沒有進入統計數據——但他們已經悄悄獲得了天花的免疫力。你以為種牛痘就沒有犧牲者嗎？我可以給你一個統計數據，在美國全國種牛痘的期間，美國每年因種痘死亡7萬5千人，大約有幾十萬分之一的接種者會發生壞疽痘、過敏性紫癜及痘後腦炎等嚴重並發症。沒辦法，上帝就是這樣居心叵測。疫苗既要能激發免疫力，就必然具有相當的毒性，這是一個解拆不開的死結。我的當事人對這種減毒天花活疫苗的研究還沒最後完成，毒力還稍強，造成了一例死亡和幾例毀容，我的當事人對此深感負疚。但我也想再給一個數據：即使按官方統計數據，這次漏洩也至少為一千人提供了終身免疫力。而天花的死亡率曾高達80%。這次美國的疫情，雖然有世界上最完善的醫療手段，也有143人死亡，數万人被毀容。你們可以計算一下，我的當事人避免了多少人的潛在死亡。”
公訴人有點難以招架了。看來，被告的確對天花病毒進行過減毒，這些減毒過的病毒究竟算是天花，還是活疫苗——這只是個語義學上的問題，沒有嚴格界限，恐怕很難做嚴格的界定。但只要有這點空子，那個姓杜的傢伙就足以把水攪混，讓被告脫去主要罪名，最多剩下點瀆職罪。至於天花從俄國偷運入境時是否已經減過毒，只有天知道。依情理分析，那個冷藏箱裡的菌種應該是原始狀態的天花。但斯捷布甚金已經死了15年，死無對證。
法庭上的一千雙眼睛都在看著公訴人，匆忙中他來不及仔細推敲，說：
“被告律師辯稱，被告從俄國偷運入境的不是天花，而是減毒活疫苗，請提供確鑿的證據。”
杜律師會心地笑了，覺得已經勝券在握——公訴人已經默認實驗室裡的是活疫苗，現在把矛頭轉到“過境時的天花”了，但這樣的提法恰恰是公訴人的最大敗筆。杜律師輕鬆地笑著：
“啊，我不知道。那個冷藏箱裡究竟是天花、是活疫苗、還是那位俄國情人身上的精子——沒准我的當事人想用人工授精的辦法為他生育兒女呢——我完全不能確認。既然公訴人指控我的當事人有'非法運輸傳染病病原體'的犯罪行為，就請公訴人舉證吧。”
公訴人臉紅過耳，知道在慌急中自己犯了大錯——這個舉證責任確實應該屬於起訴方。但這個舉證很難。關於走私天花的證據本來就薄弱，是從“實驗室有天花”反推過去才形成證據鏈。現在，實驗室的證據一旦坍塌，那個證據鏈也就崩斷了。他同助手緊張地商量著，一時無法回答。
聽眾席上的金明誠聽到這兒，不禁暗自搖頭。他一直關注著梅茵案的審理，但作為副市長，又不想太招搖，所以審判開始後他才悄悄進來，坐到後排。這會兒他暗暗惱火，檢察院怎麼派了這麼個沒有機變的傢伙來上陣。上邊要“嚴懲梅茵”，一是惱火她太膽大妄為，因為私人的行為差點把國家都裝進去；二是想以此來對世界彰示中國的清白，並非一定要和梅茵本人過不去。現在，如果能從根本上否定“從俄國盜取天花”這個事實，公訴人滿可以就腿搓繩，既達到原定目的，又放梅茵一馬，何樂而不為。畢竟梅茵從私德上講是個難得的好人，不，是聖人。不管她的觀點是否有偏激怪誕之處，但她有宗教般的虔誠，為了信念而搭上了自己的一生，這種人在今天的世上已經極少見了。
公訴人還沒有想出說辭來反辯，金明誠替他們尷尬，便轉過臉，打量著聽眾席上的人。最惹眼的當然是一溜坐著的七個外國人，尤其是中間那個老人，面貌枯稿，嵴背挺直，銀髮銀鬚，像一個宗教先知。七個人一直默不作聲，之間也不交談，但僅僅他們的存在就是一種無形的威勢。金明誠與梅茵交往多年，非常清楚梅茵對義父的敬重，甚至是敬仰，這讓老狄克森在他心裡有一種神秘感。他從沒見過老人的照片，今天這個人才從神秘中走出來了。
被告席上的梅茵其實沒怎麼注意法庭辯論，一直遠遠地註視著義父。義父筆挺地坐在後排，有如雕像，讓她回想起34年前。那年她15歲，義父53歲。義父領自己到非洲旅遊，正好趕上紮伊爾的埃博拉疫情。處理完疫情的一天，義父就這樣筆挺地坐在非洲的荒野上，整整思考了一夜。這一夜相當於釋迦在菩提樹下的49天，釋迦就是在這49天中夜睹明星，開悟成佛，從那之後，義父就創建了十字組織，而梅茵是早期成員之一。這些年，她燃盡了自己的青春、精力、金錢甚至愛情，一直在悄悄推行著義父的信仰——杜律師剛才的宣講其實尚未接觸到這種信仰的核心——她對此從不後悔。
金明誠也注意到那對父女之間無聲的交流。交流持續了很長時間，忽然梅茵的神情有些變化，悄聲同律師說了兩句，律師迅速向下邊瞥了一眼，匆匆寫了個紙條交給審判長。審判長也匆匆向台下瞥一眼，喚來一名法警，附耳低言幾句。法警匆匆走到旁聽席的後排，對七個外國人中坐在外邊的那位說了兩句。那個外國人非常震驚地跳起來，向坐在中間的狄克森俯身過去，喊他，用手推他，狄克森一動也不動。六個人都慌了，用英語說：
“快，救護車！”
陪老人來的蘇珊摸了摸老人的手，試試鼻息，又翻開眼皮看看他的瞳孔，搖搖頭說：
“沒用了。”
金明誠的英語不行，聽不懂他們的交談，但這種場合其實用不著語言。狄克森先生已經過世了，坐化了。從他身體的僵硬看，他去世肯定已經有相當的時間，但他一直保持著筆直的坐姿，所以連近在身邊的同伴都沒有覺察。遠處的梅茵是如何覺察的？她同義父之間有心靈感應嗎？
梅茵看到那邊的忙亂，知道自己的擔心已經應驗了。她想過來，詢問地看看審判長。審判長猶豫片刻，側身同兩個審判員商量一下，站起來宣布：
“因法庭中出現意外情況，今天的審理中止，現在休庭。”
他向被告點點頭：“你可以去了。”梅茵和律師匆匆走下被告席，向旁聽席走去。這時，大部分旁聽者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法庭內亂了，法警們努力維持秩序，敦促和引導旁聽者包括記者們盡快離去。被趕走的人們不時扭過身，踮著腳往這邊看，有記者把像機高高舉過頭頂，對著這邊搶拍。
現在大廳裡只剩下十幾個人，除了六個外國人外，還有梅茵夫婦及律師、兩人身後緊緊跟隨的兩名法警、金市長、拉斯卡薩斯和薛愈。老狄克森仍端坐在那兒，表情安詳，眼睛也沒完全閉上，似乎是半瞇著眼在看世界。身體還沒完全僵硬，但手足已經冰涼了。梅茵傷感地看著義父的遺容，眼眶紅紅的，但努力忍著，沒有讓淚水流下來。孫景栓走近，把妻子摟在懷裡。身後的法警想干涉，猶豫一下，最後沒有動。
救護車和殯儀車同時到了，兩撥人都拉著擔架車跑過來。他們看到這個架勢，不知道該如何辦，詢問地看著病人（死者）的家屬。梅茵嘆息一聲，說：
“送火葬場吧。”回身對六名外國人說，“有勞你們操辦他的後事，骨灰隨便灑在什麼地方都行，我父親心中沒有國籍、地域的概念。小金，也有勞你了。”
金明誠簡短地說：“交給我好了。等葬禮時你們兩位也參加，看守所那邊我去交涉。”
“謝謝。”
她看了看薛愈，但沒有說話。薛愈知道她是想催問尋找小雪的事，自那天小雪突然失踪，至今已經三個月。他盡力找了，還讓警方發了通告，但沒有一點線索。他知道這是梅老師最掛心的事，內疚地說：
“梅老師，尋找小雪的事我仍在盡力辦，無論如何我要找到她，你放心吧。”
“謝謝。”
老狄克森被平放到擔架上，小心地送進殯儀車，後車門咣地關上，把他同人世永遠隔開。白色的殯儀車開走了。梅茵同其它人告別，上了警車。
看守所對梅茵夫婦很優待，兩人都住著單人囚室。不過，雖說是單人間，但屋中設備同集體囚房是一樣的，屋裡只有一張大通舖，能睡十七八個人，用角鋼焊成，木板嵌死在上面（防止犯人用來做武器）。屋裡除了大床就只有一人寬的通道，集體囚室中，犯人們如果不睡覺，就整整齊齊蹲在這個通道裡。天花板很高，吊著一隻昏暗的燈泡，像一個眼神混濁的獨眼老人，晚上一直默默地盯著你。住室外面連著半間露天房，是對犯人放風用的，上方焊著結實的鋼筋網，牆角處有個水池、水龍頭和便盆，是犯人洗臉和小便的地方。其它則一無所有，沒有桌子、椅子、檯燈等任何東西。
這兒條件雖然簡陋，梅茵倒不在乎。她從小就習慣了吃苦，即使跟義父到美國後也是如此，義父作為流行病專家，經常去世界上最貧窮的地方，在那些地方，能有這樣一張大通舖已經是奢侈了。義父想培養女兒也當病毒學家，所以一直用艱苦磨礪她。
看守所對她的優待還有一條：住室和放風室之間的二道門不鎖閉，可以隨意出入。這天晚上她輾轉反側睡不著覺，就披上衣服來到露天室，盤腿坐在冰涼的水泥地上，仰望著鋼筋網之外的星空。記得那次在非洲，義父“悟道”的那天，他也是這樣，盤膝坐在帳篷外面，透過稀疏的金合歡樹的葉子，久久仰望非洲深邃的天穹。他曾笑著說：坐在非洲的天空下，感覺離上帝更近。
當然他說的上帝不是耶和華，而是大自然。的確，處在燈火輝煌、車水馬龍的美國，和處在天地洪荒的非洲，心靈上的感受大不一樣。前者讓你感受到科技的威力，覺得科技已經充斥天地間，把大自然變成百依百順的妾奴；後者讓你想到，人類不過是地球舞台上登台才數百萬年的晚到者，甚至只是一個匆匆的過客，人類在地球上扮演主角的時間能否像其它低等物種（比如繁盛上億年的恐龍）那樣長久，還很難說呢。
真的很難說，如果人類仍像現在這樣狂妄強橫、不知敬畏自然的話。
去非洲那年她15歲，對義父的好些話並沒有很深的感悟。感悟隨年齡而加深，也許直到義父在她面前坐化這一刻，她的感悟才到了火中涅磐的地步。依今天法庭辯論的情況，她很可能脫罪。但她現在的想法有變化——不，她不想拖延下去了，她要藉此機會把義父的主張和盤托出，把它合法化，變成社會意識的主流。至於那是否會加重自己的刑期，真的不是她關心的事。
似乎聽到隔牆囚室裡有腳步聲，那是丈夫的囚室，莫非今晚他也失眠了？三個月來兩人雖然隔牆而居，卻如遠隔銀漢，半點兒消息也不能互通。她走到牆邊，想叩擊牆壁引起丈夫的注意，但看看屋角的監視鏡頭，微微一笑，打消了這個魯莽的主意。看守所對她已經很優待了，她不能濫用這種優待。景栓愛她極深，但兩人的婚姻能否維持下去也是疑問。要推行義父（教父）的主張，首先得把心淬硬，因為你必然得面對那“不可豁免的痛苦和死亡”，包括馬醫生的不幸、小雪的毀容、甚至包括孫奶奶和義父的死。但孫景栓心太軟，尤其是奶奶的死幾乎把他壓垮了，近來他一直陷於深重的負罪感中。她不忍丈夫這樣受煎熬。
那就勸他走吧，離開自己，卸下這副擔子。
門上的監視孔被打開，是晚上的例行查房。女看守發現她獨坐在露天室裡，知道她才失去親人，肯定很悲傷，就柔聲勸道：
“這麼晚了，還是休息吧。請節哀順變。”
她平靜地說：“謝謝，我這就回去睡。”
她回到那張大通舖上，仍睡不著，思緒轉到小雪身上。小雪這會兒在哪兒？梅茵自己也是在孤兒院長大的，十歲時義父才把她接走，接到美國，在一個孤兒面前展開了一個全新的世界。所以她非常理解小雪對家庭、父母的渴望心情。現在她的願望突然破滅，容貌又被毀，這些打擊太大了，梅茵很擔心她能否抗過去。
但願薛愈很快找到她，但願吧。
梅茵十歲那年，義父在中國終於辦妥繁瑣的手續，把孤兒梅茵帶到了美國，在她面前展開了一個全新的五彩斑斕的世界。十五歲那年，義父帶她到非洲旅遊，在她面前又展開了另一個新世界，蠻荒、美麗、入骨的貧窮、慘烈的疫情、強悍的生命洪流這一切最終匯成她在人生觀上的昇華。
1979年暑假，義父帶她到非洲塞倫蓋蒂國家公園去看野生動物，沒想到先碰上一場疫情。兩人乘飛機到肯尼亞內羅畢的威爾遜機場，一走出通道口，就有一個四十歲的官員迎過來：
“你是亞特蘭大CDC的狄克森博士嗎？我是美國駐肯尼亞大使館的史密斯。”
義父笑著說：“對，我是狄克森。我來這兒是一次私人性質的旅遊，可沒奢望受到大使館的歡迎。”
史密斯苦笑道：“恐怕你的旅遊要延期了。CDC有一封電報，委託我務必盡快轉給你。”
電報上說蘇丹南部的延比奧地區又發現了疫情，非常致命，那個地區已經“毀滅”了。美國CDC 和日內瓦的WHO馬上會派人去，但知道狄克森博士此刻正好已經在非洲，請他先去那兒取得病毒樣本。所需設備沒有問題，兩年前非洲第一次爆發埃博拉，狄克森也參加了醫療組，那次任務完成後設備沒有帶走，像針、注射器、玻片、抽樣瓶、手搖離心機等，都存在附近一所比利時教會中，甚至在教會的冰箱中（那是一台以煤油作能源的冰箱，非洲的電力供應太不可靠）還存有一些埃博拉痊癒者的康復血漿。那時醫療組估計可能還會用上的，他們不幸而言中了。狄克森手中沒有去蘇丹的簽證，問題也不大。在非洲，疫區常常橫跨幾個國家，因為病毒的越境是不需要護照的。醫療組常常需要臨時轉赴另外的國家，簽證往往來不及辦，他們早就有了對付這種情況的辦法，有時拿一張WHO的疫菌注射黃卡就能通過海關。狄克森看完電報稍稍沉吟一會兒，對於流行病學家來說，這個工作責無旁貸，他只是在想如何安置女兒。史密斯說：
“你女兒可以留到大使館，我負責照顧她。她是不是來看野生動物？我可以找人帶她去，不會耽誤她的行程。”
梅茵立即說：“爸爸，我跟你一塊兒去疫區。”
狄克森還沒有說話，史密斯大吃一驚：“到疫區去？黑頭髮的小姑娘，你大概不知道那是什麼地方，那兒是地獄，連航空公司都很難往那兒發航班，因為沒有駕駛員願意去。”
梅茵沒回答，看著義父。她來到美國五年，差不多已經變成了一個美國少女，不過有些中國印記是去不掉的。比如，美國的小孩可以直唿父母的名字，這點她就學不來。再比如，她忘不了中國的生身父母，雖然父母死時她才兩歲多。生身父母是死於鼠疫，所以她立志要做一個像義父那樣有名的流行病學家。狄克森知道她的志向，沉吟一會兒說：
“好的，你隨我去吧。”他對吃驚的史密斯說，“我女兒的志願是當流行病學家，這對她是一次難得的實踐機會，正好我也需要一個助手。安全問題你儘管放心，其實在專家眼裡，所謂的四級病毒雖然可怕，並非不可預防。”
史密斯大大地搖頭，努力勸了一會兒，勸不動，只好認可。史密斯為他們辦妥了機票，他們待在候機室裡等下一班飛往喀土穆的航班。史密斯問狄克森，這次可能是什麼疫情，是拉沙熱、綠猴病、黃熱病、克里米亞剛果熱，還是76年新發現的埃博拉？
狄克森搖搖頭：“這正是我要去幹的事。不過聽你剛才介紹的病情，似乎更像埃博拉。”
梅茵知道，史密斯說的幾種病都是非常致命的，尤其是埃博拉，依靠空氣和接觸傳染，在1976年扎伊爾的疫情中，死亡率高達90%。至今尚未研究出疫苗，沒有任何治療辦法。史密斯困惑地問：
“狄克森先生，你是專家，能否告訴我，病魔為什麼特別鍾愛非洲這塊地方？凡是歐亞有的疫病，這兒基本都有，像麻風、天花、結核、狂犬病等。更有不少新病毒是這兒獨有的，像拉沙熱、、克里米亞剛果熱、埃博拉、昏睡病等，都是一些特別兇殘的病毒。新大陸的情況恰恰相反。發現美洲和澳洲時，土人傳給移民者的病只有梅毒，是一種相對溫和的病；而移民者帶去的天花和流感，卻對土人絕對致命，”
他舉的例子都很正確，甚至少說了一條：更為凶殘的艾滋病。艾滋病是1981年在美國發現的，已經確認它源於非洲。實際上，1976年在扎伊爾揚比庫埃博拉疫區，醫療組保存了病癒者的600份血液樣本，其中就有艾滋病毒，是在十年後復檢時才檢查出來的，狄克森差一點為此送命，不過此刻狄克森尚不知情。他的問題讓狄克森思索了一會兒，說：
“我不知道。我猜測，可能因為這兒是'舊大陸'吧。這兒是人類的發祥地，很可能也是病原體的發祥地。長期的進化使病原體變得多樣化。”
“這就不對了！我知道醫學界有一種說法：病原體與人類的關係總體上是趨於溫和化的。一方面人類會慢慢產生特異免疫力，另一方面從病原體本身來說，如果毒力過於烈性，讓寄主與它們同歸於盡，也沒什麼好處，所以在進化中，溫和病原體更容易占優勢。從歐亞美澳各洲天花和流感的歷史變遷來看，這種說法沒錯。但為什麼這個理論在非洲就行不通？你看，在非洲這個人類發源地，病毒反而更烈性。”
狄克森沉默了很久，老實承認：“我不知道。在這個問題上，專家知道的不比門外漢多。我考慮一下，看能不能給你個說得過去的答案。”
去喀土穆的乘客要進場了，史密斯最後勸了一次，說去疫區太危險，最好讓梅茵留在大使館裡。梅茵只是笑著搖頭，狄克森也說：“謝謝你的關心，不過還是讓她去吧。”史密斯嘆息一聲，拍拍梅茵的肩膀：
“好吧，祝你一種順風，勇敢的小姑娘。我真佩服你的勇氣。”
他們到了喀土穆，需要轉乘飛機到恩扎拉。果然如史密斯所說，沒有去那裡的航班。狄克森在這方面已經有豐富的經驗，找到美國駐蘇丹大使館，通過他們聯繫到一架警用飛機，專程把他們送過去。去坐飛機時，狄克森悄悄對梅茵說：
“不要在駕駛員面前提疫區的事。”
梅茵看看義父，輕聲問：“他們不知道是飛往疫區嗎？”
“聽他們的口氣，大概還不知道，至少不知道疫情那麼厲害。如果他們知道，可能就——”他聳聳肩，沒有說下去。
梅茵覺得這件事做得似乎不夠地道——欺騙不知情的駕駛員前往疫區。但義父說話時表情很平靜，他覺得為了挽救疫區的千萬瀕死者，即使不得不說幾句謊話，上帝也會原諒的。著陸時已經是黃昏。恩扎拉機場只是一段凹凸不平的柏油路，機場大廳則是馬口鐵皮作屋頂的簡陋棚子。駕駛員同機場人員交談幾句，馬上知道了疫情的慘烈，臉色變得陰沉。但這架飛機沒有自動導航，只能靠肉眼飛行，所以駕駛員們必須在這兒停留一夜，這讓他們格外膽戰心驚。狄克森倒是暗自慶幸，這樣他就可以連夜提取血液樣本，粗檢之後在第二天讓返程飛機把樣品送到美國喀土穆大使館，再轉送到CDC作鑑定。在1979年，對埃博拉等病毒還沒有更靈敏的檢測手段，只能用間接免疫熒光檢測驗明特定的抗體，從培養的組織或細胞中分辨出某種病毒來需要時間和專業的設備。早完成一天，就可能挽救幾百條人命。
駕駛員在當地的政府招待所住下，父女倆連夜趕往延比奧的醫院。雖然梅茵在貧窮的中國長到十歲，但這兒入骨的貧窮仍讓她瞠目。醫院是一排泥土牆的茅屋，小煤油燈閃爍不定的燈光照耀著二十多個瀕死的病人，都躺在泥土地面的草蓆上，身體僵硬，喉嚨裡唿嚕唿嚕地響著。這兒只有一個叫埃迪的醫生，別的醫護全部棄職逃命了。有些病人有家屬陪著，更多是獨自躺在草蓆上等死。狄克森已經看慣了疫情的慘烈，這次也感到震驚，非洲土人非常看重血緣關係，病人都能受到很好的照料，常常有一大群親戚來醫院照料病人，病人死亡後要按風俗清洗死者內臟和身體，全族人都為病人守靈，嚎啕大哭，用灰燼塗在臉上，一般要持續十幾天。這種風俗常常造成疫病的大傳播，過去，醫療組為了阻止親戚們來醫院，可沒少費唇舌。像現在這樣撂下病人孤零零地等死的情況是絕對沒有的。看來，兇暴的疫病已經衝潰了非洲傳統社會的基石。
埃迪是個好心場的醫生，黑色捲髮，愛喝棕櫚酒，生性樂觀，不拘小節，能說幾句簡單的英語。雖然這兒的局勢幾乎無望，他仍然勁頭十足地在各個病房裡巡行著。狄克森從他這兒找到了疫情的起因——疫情是幾個吃黑猩猩肉的土人引發的，但正是這所醫院才造成了疫情的大傳播。這兒醫療條件很差，醫護們不具備起碼的知識，一個針頭要用好多次。直到他們來後，埃迪仍在這樣幹。狄克森感慨地想，現代技術如果落在愚昧的人手裡，反倒是疫病最得力的幫兇。就像十九世紀的歐洲，婦產醫院成了產褥熱的發源地。一位奧地利醫生塞麥爾維斯發現並指出了這一點，結果反而遭到醫療界的群起攻擊，丟掉工作，在激憤中精神失常。狄克森沒時間埋怨埃迪，畢竟他是唯一自願留在這個地獄裡的醫生。狄克森只是鄭重告誡：以後千萬不能這樣乾了！即使沒有多餘的針頭，用過的針頭在重新使用前也必須用煮沸法消毒。
他為梅茵穿上了白色塑料膜製成的防護服，戴上防毒面具。狄克森本人沒穿，這種防護服太笨重，又不透風，在非洲的盛夏熱得難以忍受，工作起來十分不便。雖然埃博拉十分可怕，但依多年經驗看，只要戴好口罩，通過空氣傳染的機率很小，關鍵是防止針頭刺傷等意外。不過為保險起見，他還是讓女兒穿著防護服工作。
狄克森跪在地上檢查病人，梅茵端著煤油燈為他照明，兩眼圓圓地看著義父是如何工作。依病情看，很可能是埃博拉，是這種病在人類中的第二次爆發。狄克森一邊檢查，一邊對梅茵講如何臨床診斷埃博拉。輕微出血是埃博拉的典型早期症狀，但在黑皮膚的非洲人身上，又是在昏暗的煤油燈光下，想要找出皮膚出血形成的微小瘀斑非常困難。狄克森扒開病人的眼皮尋找眼白出血。或讓病人張開嘴，在上齶尋找疹子，觀察喉頭是否腫脹發紅。檢查完二十一個病人後，他確認至少有七人患的是埃博拉，其餘的為疑似。他讓埃迪告訴病人家屬，把這七個人集中到一個房間裡隔離，然後對他們抽取血液。這些工作得趕快進行，因為抽血後還得把血清同紅血球分離。這兒沒有電，只能用手搖離心機，至少要搖上一個半小時才能把這些血液樣品分離完。
埃迪已經連續值了五天班，初步檢查完病人後，狄克森強迫他回家休息。現在要對病人抽取血樣，狄克森操作，梅茵幫忙按著病人的胳膊，因為很多病人陷於昏迷，無法配合醫生。先對七個確診病人抽血，抽完已經是深夜兩點。狄克森父女經歷了二十多個小時的旅程，緊接著又是醫院的操勞，乏得睜不開眼。狄克森讓女兒先去休息，梅茵使勁搖搖頭，趕走乏意，在面具後瓮聲瓮氣地說：
“不，我幫你把血抽完，我不困。”
狄克森心疼地看看女兒，抽血時也確實需要一個助手，就點點頭說：“好吧，抽完這幾個樣本你就去睡。”
現在要抽幾個疑似病人的血。其中一個是老婦，皮膚鬆弛，瘦骨嶙峋。非洲人不大好判斷年齡，她可能是60歲，也可能是75歲。她發著高燒，嘴裡說著胡話。在她身上沒有發現出血症狀，但她是從確認有埃博拉的地區來的，狄克森高度懷疑她也是埃博拉患者。梅茵按著她的胳膊，狄克森把針頭插進她的靜脈，開始回抽。兩人都沒想到，她在這時突然翻身，力氣大得異常。梅茵可能太疲乏了，沒按住，針頭滑了出來，剌穿了狄克森左手的手套。
狄克森立即脫下手套，在姆指甲根部發現一滴鮮血，肯定是他的血。這麼說，帶有埃博拉病毒的針頭可能已經將病毒帶到他體內。
那一會兒，狄克森的大腦是一片空白。他完全知道這個小意外的後果，1976年第一次埃博拉疫情之後，在倫敦實驗室裡，一位同事普拉特里做動物試驗時也被針頭剌傷過。儘管普拉特馬上用消毒劑徹底清洗了傷口，後來仍大病一場，幾乎送命。好在事發時他是在英國而不是在非洲，能享受最高級的醫療護理。他病癒後，英國衛生部門專意為這樁意外召開一次質詢會，會上一位英國官員問，他那時為什麼不當機立斷，把受傷的姆指剁掉？這可不是玩笑，相比染上埃博拉的後果，剁掉一個姆指是相當小的犧牲。這會兒狄克森沒按這個辦法去做，多半不是心疼一個姆指，而是怕把女兒嚇著。
梅茵的臉色變得慘白，因為自己的疏忽，義父很可能會送命！她的淚珠撲塔撲塔掉下來，在面具上流出兩條河。狄克森忙安慰她：
“別怕，別怕。我現在立即消毒，沒問題的。”
他把姆指徹底消毒。埃博拉無藥可治，唯一辦法是用埃博拉患者痊癒後的康復血漿來注射，痊癒者血中有相應的抗體，按理說應該起作用的。他手邊就有上次疫情中收集到的血清，雖然不新鮮了，但至少經過仔細的過濾，除淨了其中的綠色雜質，用它來注射，至少在心理上是個安慰吧。他用乾淨針頭吸進有抗體的血清，讓梅茵為他進行注射。
現在只有等待了。除了祈禱抗體起作用，也祈禱這個老年婦女患的不是埃博拉。雖然心情陰鬱，極度疲累，他不能休息，還得完成離心血清的工作。梅茵擦擦淚水，說：
“爸爸你休息吧，我來做分離。”
狄克森知道這會兒沒法勸女兒睡覺，當然他也不放心女兒獨自操作，就坐一邊指導著她，把十幾管樣品血做完分離，用從喀土穆帶來的干冰冷凍起來。手搖離心機搖起來很累人，但梅茵堅持不讓父親換她。她是以此來多少彌補內心的負罪感。這些工作做完後，已經是清晨了，深藍的天空中殘星閃爍，非洲的曠野蒙在霧氣中。狄克森硬逼著女兒去休息，他自己不能睡，還要對病人的血清作熒光抗體試驗，以初步確定這次的疫情。今天做這個試驗格外重要——那位老年女患者是不是埃博拉病人，對狄克森可是生命攸關的。
梅茵畢竟是個孩子，確實堅持不住了，躺在父親身邊的草蓆上，不一會兒就睡熟。這邊狄克森把含病毒的一份血清吸進小瓶裡，用來檢測病毒的玻璃片已經備好，上面有固定好受埃博拉感染的細胞。把血清滴到玻璃片上，加上熒光標記，然後在顯微鏡下觀察，如果它閃閃發亮，那就是陽性。
狄克森把那位老婦人的試驗放到最後去做——把命運的揭曉盡量推遲吧。前面所做的試驗有七例是埃博拉，閃閃發亮的熒光實際上宣判了那七個病人的死刑，絕對沒救的。等狄克森做最後一例試驗時，禁不住嗓子髮乾，手也微微顫抖。他鎮靜了自己，慢慢調整著顯微鏡，玻璃片上，細胞顯露出它們的輪廓和細胞核，都呈灰色、綠色和黑色，附著熒光的斑點，但它們沒有閃閃發光。是陰性！
狄克森長長地鬆了一口氣。這次的陰性結果並不能確切排除埃博拉的可能，也許病人尚在發病初期，沒有產生抗體。但至少說，他的死刑被緩期了。他真想把這個好消息立即告訴女兒，但梅茵睡得正熟，不忍心喚醒她。就在這個時候，彷彿與他有心靈感應，梅茵抬起頭，迷迷煳煳地問：
“爸爸，熒光試驗做完了嗎？是不是陰性？”
她在睡夢裡還在掛念著試驗的結果呢。狄克森想吻吻她，不過及時止住了這個念頭——他的病情還沒最終排除呢。他輕鬆地說：
“對，是陰性。”
梅茵的睡意一下子沒了，跳起來，抱著爸爸的脖子歡唿，眸子裡閃閃發光。狄克森趕緊用手擋住梅茵的嘴唇，不讓狂喜的女兒吻到自己。
早上，狄克森和梅茵趕到恩扎拉機場，飛機駕駛員已經準備起飛，他們一分鐘也不願在疫區多停。狄克森把包裝好的血清和組織樣本交給機長，請他務必盡快轉到美國大使館。機長對醫學一竅不通，沒想到這個包包內裝的，恰恰是他們急於逃脫的埃博拉病毒。機長只是隨口問一句：
“什麼東西這樣關緊？”
狄克森面不改色地說：“是我的證件，快過期了，要趕快送大使館重新簽證。”
能夠馬上離開這兒，機長的情緒好多了，笑著說：“放心，我一定盡快轉交。”
那架破舊的警用飛機在凹凸不平的柏油路上顛簸著前進，讓旁觀者非常擔心它能不能起飛。不過最終它飛起來了，消失在北方的天空。梅茵偷偷看著父親的表情，父親顯得很平靜，沒有為剛才的謊話而內疚。當然，那些樣本經過仔細的包裝，一般來說，機長沒有受到傳染的可能——如果他過於好奇而私自打開，或者飛機失事，那又另當別論。義父的行事方式對梅茵上了第二課，很重要的一課：
當你全力去實現一個高尚的目的時，可以使用一些不大高尚的手段。
十幾年後，梅茵用色相引誘斯捷布甚金，或者在孤兒院中偷偷撒播病毒時，都是遵循著這樣的道德準則。
對這幾個病人的抗體熒光試驗連續做了幾天，最後確診老婦人不是埃博拉，狄克森徹底得救了。那時WHO派來的後續部隊已經趕到，為首的是海倫，一個身材高大的女人，曾經當過比利時傘兵，是一位雷厲風行又頗具同情心的人。海倫接手後就催促狄克森走：
“走吧走吧，快點帶女兒去看野生動物。你們的義務已經完成了，剩下的苦難該由我們來承擔。”
父女倆同埃迪醫生告別，臨走時又去看望了那位老婦人。她已經徹底痊癒了，坐在床上，用手指梳著銹成一團的頭髮，用他們聽不懂的語言同鄰床友好的交談。她當然不知道為她抽血時發生的那一幕，不知道自己的痊癒意味著另一人也被死神赦免。梅茵和父親相視而笑，心中說不出的輕快。
直到十年後的1986年，那時艾滋病已經發現5年了。狄克森忽然想起那批1976年從扎伊爾抽取的600份血樣。那些血樣全部做過埃博拉病毒檢查，但裡面會不會也混雜有艾滋病毒？梅茵那時已經在北卡羅米納大學畢業，在CDC的艾滋病新實驗室工作。狄克森提出建議，並經CDC同意，從冷藏箱裡取出這批舊血樣，讓女兒做了認真的細胞培養。因為血樣太陳舊，做起來很難。不過梅茵最後成功了，得出了確實的結果——在這批血樣中有0.8%的艾滋病人。
梅茵提取的這些病毒成了艾滋病的原型菌株，對此後研究艾滋病毒的衍變立了大功。此後CDC在中部非洲幾個國家做了大規模的檢查，結果證明，且不管艾滋病是否來自於密林中的黑猩猩，但至少它已經在中部非洲農村穩定存在了相當長時期，發病率大致在0.8%-0.9%左右，是一種比較溫和的傳染病。此後，至遲截止到八十年代末期，它在非洲農村仍保持著這個傳染比率。只是在城市中，由於人群生活方式的急劇改變（主要是性方式的改變，出現了大批此地所謂的“自由婦女”，即妓女），它才突然變成一場世紀性災疫。
在600份舊血清中確認艾滋病毒的那一刻，狄克森與女兒相對苦笑，止不住後怕！幸虧十年前他給自己注射的那管血清不在0.8%之列，否則他就會成為美國第一個艾滋病病人了。回想當年，狄克森看到蘇丹延比奧醫院用未經消毒的針頭重複注射，對埃博拉疫情推波助瀾，那時他曾感慨：現代技術一旦被愚昧的醫生濫用，就會比原始社會的無醫無藥還可怕。現在呢，他發現自己其實也是埃迪醫生那樣愚昧的人，不過層面不同而已。而且以後的科學家們會不會犯類似的錯誤，誰也不敢斷言。今人笑古人，後人復笑今人，問題是誰都不願把自己擺在小丑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