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幹部拉開寫字台抽屜，從裡面拿出一個牛皮紙檔案袋，繞開封口線，抽出一張裱糊過的泛黃紙張，向犯人示意：“你看看這是什麼？”
124號犯人睜大眼睛看了一會兒：“是陣亡通知書。”
“誰的？”趙幹部厲聲道。
“我、我看不清……”女犯人低聲說。
“這就是你口中所說的陳大哥，第一個死掉的國民黨飛行員的陣亡通知書！”趙幹部吼了一聲，將那張紙丟到我面前。我藉著60瓦燈泡的亮度仔細看著。紙上打著油墨格子，格子裡用工整的小楷寫著：
“是……陳大哥的陣亡通知書……”女犯人順從地說道。
“這樣的通知書我還有很多。”趙幹部拍拍那個牛皮紙檔案袋，顯得有些許得意，“那麼這段事實基本上清楚了，張老師，你也聽清楚了吧，這一個段落應該沒有什麼疑問。”
我猶豫道：“是的，這段歷史是真實的，但我不明白……”
“那就行，下面講講1964年8月份發生的事情吧。”趙幹部沒有給我發問的機會，擺擺手示意犯人繼續。時間跨度一下子從41年跳到64年，我的腦子完全沒轉過彎來，心中的疑惑已經升高到了頂點。但現在可不是問問題的好時機。我從衣兜里摸出半根捲菸——系主任老嚴發給我的煙只抽了半根就被我掐滅收了起來，此刻正好派上用場——從煙灰缸裡拿起火柴盒，徵詢地看了趙幹部一眼。黑臉男人不置可否地掏出鋁箔紙菸盒，拿過火柴盒給自己點了一根過濾嘴香煙。我一看，也坦然點上了香煙。我們兩人吞雲吐霧，不一會兒就弄得審訊室裡煙氣繚繞，連燈光都顯得昏暗了。
女犯人皺了皺眉頭，像是對煙氣有點不滿，但她還是開口了：“1964年8月，我正在……”
“不許說出工作場所和工作內容！”趙幹部及時喝止了她的陳述。
“知道了。”女犯人考慮了一會兒，似乎在斟酌措辭，“1964年8月10號或者11號，我記得那天應該是個星期天，我正在家中一邊聽廣播，一邊縫補丈夫的長褲，突然接到……上級的通知，要我去一趟……工作單位。”
“8月9日，星期日。”趙幹部糾正道。
“是的，8月9日星期日。我乘坐公共汽車到達了工作單位，在會客室中見到了那個日本人。他的名字可以說嗎？”
“說吧。”趙幹部吸了一口煙，把煙頭掐滅在煙灰缸裡，重新拿起鋼筆。
“我見到了來自日本大通株式會社的社長五十州關男先生，和我國有關部門的陪同人員。他是跟隨到北京參加友誼賽的日本乒乓球代表隊一起來到中國的，他的公司是日本乒乓球隊的主要贊助商，因此得到了特批。實際上在1962年廖承志同志與日本方面簽署民間貿易備忘錄的時候，五十州先生就曾申請赴華開展商業活動，不過當時沒有得到允許，直至64年才來到中國。”犯人說道。
趙幹部突然沖我一笑，這意義不明的笑容讓我覺得有點毛骨悚然：“聽好，張老師，她要說到關鍵的部分了。”
“五十州關男先生說對我們企業生產的某種產品很感興趣，希望能詳細了解一下情況。由於我對該產品比較了解——當然，並非直接負責——並且五十州先生指定由一位女性為他講解，所以在參觀工作單位之後第二天，我帶著樣品到達他位於北京飯店的套房進行商務洽談。沒想到，在那裡他並沒有談商品進出口事宜，而是說起了抗日戰爭時期的往事。他說他認識我，對我非常熟悉，此生能夠再見到我一面，簡直是奇蹟之中的奇蹟。”女犯人平靜地敘述道。
趙幹部突然從檔案袋裡抽出一張黑白相片，高高舉起來：“是不是他？”
“是他。”犯人立刻承認道。
相片是一個頭髮斑白的亞洲人的半身照，大約五十歲左右年紀，動作拘謹，臉上帶著日本人特有的謙遜笑容。 “你瞧吧，張老師。”趙幹部將相片丟在我面前，正好與二十五年前陳桂民的陣亡通知書擺在一處。我左右一瞧，立刻就發現了他的用意，通知書中對陣亡者的描述是“方臉，頸部有胎記，左側犬齒”，而相片中的日本人雖然略有發福，但國字臉、犬牙和脖頸上的青色胎記清晰可辨。
“你是說……這個日本人，是已經陣亡二十五年的國民黨飛行員？”我震驚道。
“嘖，你瞧瞧。”趙幹部攤開手，顯得有點得意洋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