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最終到達了昆明。父母親在研究機關與聯合大學謀到了職位，我們的生活逐漸安定下來。很快，我們同八位航校學員再次見面。這些人都來自浙江、江蘇、福建地區，家鄉大多已經淪陷，山高水遠，獨居異鄉，訓練枯燥無味，生活寂寞。'德國教官會拿鞭子抽人的。'他們說。他們每週休息時都會到我們家做客，三五成群地過來聚會，那是他們最歡愉的時光。那時我父母在昆明市郊龍頭村借來一塊地皮，請人修築了三間土坯小屋，這座屋成了他們的'避難所'，談笑間能暫時忘卻思鄉之苦與亡國之痛。
“我猶記得那座屋左近是鄰村'瓦窯村'。這村以燒陶器聞名，一條水渠蜿蜒綿長，長堤上種著鬱鬱蔥蔥的桉樹。週末的黃昏，我會在長堤上等待結束作訓的大哥哥們結伴走來。他們穿著筆挺制服的樣子令人著迷。不光在我眼裡，在聯合大學女學生的眼裡，他們也是最時髦的一群青年。”
女犯人的故事似乎有點不著重點，但趙幹部很耐心地聽著，打斷的次數也逐漸變少。這裡沒有需要我驗證的地方。 1938年的昆明基本上是安全的，直到10月份日軍攻陷武漢，才開始利用武漢機場起飛飛機轟炸昆明市區。
“那時昆明航校的設備非常落後，只有幾架東拼西湊的破爛道格拉斯教練機，學員因飛機失事而死亡的概率很高，幾乎每週都有事故發生。到1938年底，八名青年終於以第七期學員的身份從航校畢業。他們的父母、家人都在淪陷區，於是邀請我爸爸和媽媽作為名譽家長出席畢業典禮。爸爸在典禮上自豪地致辭。我們一齊觀看了教練機的飛行表演。那時，每個人都很快樂，他們興奮於終於成為合格的空軍軍官，可以為抗日事業出力了；我們的快樂在於多了一群活潑健康的親人。在那時的中國，還有什麼比親人團聚更快樂的事情呢？……但很快，日本人對昆明的空襲開始了，他們被編入飛行大隊，開始駕著老舊的道格拉斯飛機和霍克飛機對抗日本人的新型戰鬥機。”女犯人說到這裡，神情顯得有點黯然。
“空襲的話……”趙幹部聽到這裡做了個暫停的手勢，轉向我尋求解釋。
“是的，1938年末昆明開始遭到日軍空襲，中方……不，國民黨反動派的戰鬥機又少又老舊，根本無法與日本鬼子對抗。”我立刻說出早準備好的回答。
女犯人點點頭，繼續說道：“沒過多久，一封陣亡通知書就寄到了我的家中。那是一位姓陳的大哥。他是一個愛講故事、愛開玩笑的廣東人，總是喜歡講與日本人在空中纏鬥的離奇經歷，沒想到他真的在與日本戰機的對戰中墜地身亡。原來八位青年都將自己的通信地址留為我家的地址，把我的爸爸和媽媽當成了親生爹娘。沒等我們從悲痛中走出來，第二封陣亡通知書就到達了。那是一位姓葉的大哥，個子瘦長，不善言談。他曾兩次在教練機的墜機事故中生還，摔掉了南洋華僑與各界同胞集資購買的飛機，他的心情非常沉痛，發誓絕不再跳傘逃生。後來在一次警戒飛行中他的飛機發生嚴重故障，機長命令他跳傘，但他沒有服從，還想挽救那架珍貴的戰鬥機，硬是同飛機一起墜地，機毀人亡。
“後來，1940年冬天，我們舉家從昆明遷往四川宜賓李莊，但青年軍官們的陣亡通知書還是一封接一封寄來。當年在旅館中拉著動聽小提琴的黃姓大哥同樣犧牲在日本人的槍口下，他擊落了一架敵機，在追擊另一架敵機時被敵人擊中，遺體與飛機一起摔得粉碎，以至於無法妥善收斂。終於，最後一封陣亡通知書出現在郵遞員手中，爸爸與媽媽的悲痛無以復加，他們一遍遍翻看這些青年人的照片、日記和信件，為消逝在天空中的英魂暗自垂淚。
“八封陣亡通知書，八份遺物，八條青年抗日誌士的生命……”女犯人垂下眼簾，聲音變得微弱下去。
“別說這些！說重點！”趙幹部吼道，“繼續說！”
124號犯人語聲幽幽：“1941年，剛剛從航校第十期畢業的三舅，我媽媽的三弟，與八名青年一樣犧牲在碧空。我媽媽悲痛欲絕，寫下這首詩悼念三舅，也同時悼念那些親愛的青年軍官，詩句是這樣的：
我聽著樸實而動人的詩句，一時間覺得有點恍惚。但那些為抗日而犧牲的青年，面目卻似乎漸漸清晰……
這時趙幹部突然“呼”地站了起來，帶著一陣風大踏步走到犯人身前。 “啪！”響亮的耳光聲將我驚呆了。女犯人腦袋歪在一邊，頭髮散亂地貼在額頭，臉上慢慢浮現一個血紅的掌印：“讓你說重點！聽不懂我說的話是嗎？”
“是，能聽懂……”女犯人嘴角溢出血沫，帶著屈辱低聲回答道。
趙幹部大踏步走回寫字台後坐了下來，猶自呼哧呼哧喘著氣，黑臉上漾起憤怒的紅暈。他突然扭頭沖我說：“別被她的話所迷惑！她的身份不像你想像的那樣簡單——實際上，她與日本人有著密切的關係！”
“什麼？”我禁不住上下打量那個被銬在椅子上的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