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是說，這名叫做陳桂民的空軍飛行員並沒有死於墜機事故，而是秘密潛逃至日本，當了一所大企業的經理，然後再回國來找這位……”我的話說了半截，發現不知該用哪個詞來代指眼前的女人，叫“同志”顯然不妥，叫“小姐”是萬萬不能，直呼“犯人”又顯得不尊敬，不由一時語塞。
幸虧趙幹部拾起了話茬：“對！這也是我們的猜測。陳桂民死於1939年6月，當時是24歲，他活到今天的話應當是50歲，與照片上的日本人吻合。我找當時負責接待外賓的幾位同志談過話了，他說五十州關男無意中曾說過幾句中國話——準確地說，是廣東話。這個日本人很警覺地立即否認自己會說粵語，但再狡猾的狐狸也鬥不過好獵人，他的一舉一動都被記錄了下來。研究廣東話的同志分析錄音帶後指出，此人說的是粵語的一個分支：陽江話。”
我低頭再次觀察照片，事實上很難分辨這樣一位老人的年紀，說五十歲可以，說六七十歲也沒問題。 “為何能斷定是陽江話呢？僅憑只言片語，沒準只是巧合呢？比如一位朋友告訴我，用上海話說'葡萄'這個詞的時候，發音和日語中的'葡萄'（ぶどう）一模一樣。”我想了想，開口問道。
趙幹部嚴肅地扭頭望著我：“問得很好，我們不能草率地得出結論，那不是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指導下的唯物辯證主義工作方法。事實上，語言專家舉了幾個例子，比如有一天北京下起大雨，五十州關男無意中說出了'落水'這個詞。普通話說'下雨'，廣州話說'落雨'，唯有陽江話會說成'落水'，這是確鑿無疑的證據。”
我們對話的過程中，女犯人一直低著頭沒有說話，也沒有針對日本人的身份做出辯解。這時趙幹部突然一拍桌子：“事實還不夠清楚嗎？早在抗日戰爭時期你就與國民黨反動派過從密切，這些人無恥地出賣了國家和民族，偽裝飛機失事製造死亡的假象，投敵賣國取得了日本人的身份，如今利用你們不可告人的關係重新取得聯繫，想利用你的職務之便向外傳遞機密情報！我們已經完全掌握到你勾結外國的犯罪事實，不要再負隅頑抗了，交代全部犯罪內容，不要在錯誤的路線上越走越遠，梁犯！”
趙幹部一不留神又叫出了犯人的名字，但我旁聽到現在都沒搞明白她究竟是做什麼工作的。姓趙的傢伙是個大嗓門，聲音嗡嗡地在空蕩蕩的審訊室裡迴盪，小李推開門看了一眼，確認我們都安然無恙後又將門帶上。
“我沒有犯罪。”女犯人終於開口了，聲音相當平靜，“我無數次重申過這一點，但你們只用無理取鬧的方式一次次逼供，誘導我寫下子虛烏有的證言。我沒有賣國，我沒有背叛祖國和人民，我沒有洩露任何機密情報，我無愧于我的崗位，也無愧于黨和國家的信任！如果你們只是想將一個無辜的女人長久地關在監牢中，那恭喜，你們的目的已經達到了；但若有萬分之一的機會讓你們嚴重匱乏的良心偶然發現，肯聽我說出事實的真相，那麼我已經做好再次陳述事實的準備——就像之前我多次做過的那樣。”
趙幹部“砰”地一拍桌子，但這次他將憤怒壓抑住了，緊緊閉著嘴巴，額頭的一條青筋忽隱忽現。 “張老師，”他突然扭頭盯著我，陰沉沉的眼光看得我很不舒服，“接下來就需要你來協助我了。”
“當然，當然。”我咽了口唾液，無意識地在紙上畫了幾條波浪線。
“每次審訊進行到這裡，124號犯人都會用一套準備好的說辭來混淆事實。她嘴裡的話非常離奇，就連最下作的小說家也編不出來，居然以為我們會相信！”趙幹部用腳從桌子底下勾出痰盂，“咳——噗！”狠狠一口濃痰吐了進去，“我們使用了公安部最新研製的高精尖設備：微電子測謊儀對她進行了探測，也找來醫院的精神科專家對她進行過評估，得出的結論是精神完全正常，也並沒有說謊。等一下你就會覺得好笑了，張老師……她竟然真的相信那一套亂七八糟的玩意兒！”
我謹慎地點點頭，說：“那麼，要我做的是找出她話裡的漏洞，證明她即將說出的事情全部是謊言，對嗎？”
“那不是最終目的，不過你可以這樣理解。”趙幹部扭動身體擺出一個舒適的坐姿，雙手不安定地敲著桌子，冷冷開口道：“開始吧。”
女犯人抬頭望著燈泡裡明亮的鎢絲，表情寧靜地開始陳述。我拿著鋼筆在信紙上寫下一個“1964年”。事實上，我也不知道為什麼要這麼做，或許只是想裝作記錄什麼，以緩解屋裡緊張而神秘的氣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