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易斯·克羅南伯格所說的愛出風頭的時代也許可以說是從20年代爬坐旗桿頂和弗羅依德·柯林斯所經受的折磨開始。科林斯這個倒霉的青年，在肯塔基州因礦井塌方陷在裡面最後死去，於是成了1925年頭版新聞達兩星期之久。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隨著一些愛表現自己的人的出現，大吹大擂的宣傳活動愈加突出了。這些人有的在狂歡節的旋轉木馬上舉行婚禮，有的在百貨商店的櫥窗裡度蜜月，有的在弧光燈下生孩子，更有的租禮堂慶賀離婚。克羅南伯格在1954年寫道：“我們美國人的毛病，不是生活的詩意變成了散文，而是變成了廣告稿。”他指出，繼馬克思和弗洛伊德之後，對美國生活影響最大的思想家，乃是菲尼亞斯·泰洛·巴納姆1810～1891年，美國著名馬戲團創辦人。 ——譯者。
隨著美國影響在國外的傳播，巴納姆精神也傳播到了國外。海外最離奇的一些表演、最後使作案人成為1972年頭版新聞人物的事情有：有人打電話，威脅要炸毀豪華的“伊麗莎白二世女王”號郵船；澳大利亞一個地質學家手持12磅大錘，砸壞了聖彼得教堂大殿內米開朗琪羅的聖母哭耶穌的畫像，他這樣做出於一種反常的出風頭的慾望，他堅信自己是上帝的兒子。這些人全是荒唐達於極點，但至少他們沒有殺人，而許多國外愛出風頭的人可大都不能這麼說。 1972年可以稱為是死神喧囂之年。國外為了出風頭而作案的謀殺事件有：土耳其左翼分子處死北約組織的三名電子專家，一夥日本恐怖分子在特拉維夫的利達機場殺害了26位旅客，“黑九月”團體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在慕尼黑舉行的奧林匹克運動會上，幹掉了11名以色列運動員，還有北愛爾蘭的新教徒和天主教徒互相殘殺，死了469人。此外，1968年度諾貝爾文學獎金獲得者日本的川端康成，效法三島由紀夫自殺身亡。三島由紀夫是他的一位年輕同行，為了抗議西方對日本的影響，按照古老的切腹儀式自殺，取出內臟，並由一位密友割下他的首級。
對於海外這種不光彩事件的日益增長，美國人並沒有理由感到欣慰。達拉斯的李·哈維·奧斯瓦德在60年代便首先向他的同胞們表明，像他那樣膽大包天的殺人犯，才是引人注目的。在美國，步其後塵的人中，有洛杉磯的錫爾汗·錫爾汗、奧斯汀鐘樓的查爾斯·惠特曼，以及在亞利桑那州梅薩美容學校殺人肢解的羅伯特·本傑明·史密斯。 1972年，另一些懷有類似動機的人也加入了他們的行列。暴徒“瘋狂的喬”·蓋洛，在紐約的小意大利被人槍殺。他的妹妹告訴記者說：“他改變了他的形象，這便是發生這件事的原因。”喬治·傑克遜在索爾代德監獄的兩個同伴，在一名看守死亡的案件中被宣判無罪，安吉拉·戴維斯也設法將此事搞成宣傳上的一次勝利；她說：“這件事妙極了。”12月29日，《生活》雜誌停刊，關閉了一條巨大的宣傳渠道，這在某些政客看來簡直是如喪考妣。四星空軍上將約翰·拉維爾，因擅自下令轟炸北越而受到申斥，並受到降級處分，因而他的名字曾累見於報紙上，而現在他的名字卻開始出現在參考書上了。最令人難忘的是阿瑟·赫爾曼·布雷默，他於總統預選前夕，在馬里蘭州勞雷爾的市場中心槍擊喬治·華萊士。在押往監獄的途中，布雷默竟問警官：“我要寫出回憶錄來，你看能撈多少錢·”
當這類犯罪行為已變得平淡無奇時，一些美國人在那一年又另闢了聳人聽聞的新途徑。有兩起有關治安的案件很值得注意，因為它們與索爾代德、蓋洛和華萊士案件不同，顯示出作案人或起訴人均具有非凡的想像力。一件是一夥強盜在空中劫持了南方航空公司的DC9噴氣機，他們採取了極其不同尋常的勒索辦法，威脅說，若不滿足他們的要求，便將讓飛機直撞進橡樹嶺核研究工廠裡去。雖然飛機的輪胎已被聯邦調查局的特務開槍打癟了，空中強盜在查塔努加機場還是把200萬元拿到手，最後降落在哈瓦那。一到那裡，他們便同他們的許多先輩一樣，大失所望地發現他們被古巴人逮捕，全部贓款都被沒收了。另一事件是埃德加·胡佛引起的，他控告和平人士正在策劃綁架亨利·基辛格和炸毀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地下給首都所有聯邦建築物供暖的熱氣管道。六名天主教徒和一名穆斯林被控密謀肇事而受審訊。政府最後敗訴，九個月後，兩名被告，神父菲利普·貝里根和修女伊麗莎白·麥卡利斯特結婚，而使他們各自所屬的聖約瑟夫協會和聖瑪利聖心會的教友們大為震驚。
在傳統的教會工作者看來，這真是不可思議的事，但在虔敬行為方面表現得更荒唐的，是“耶穌的子民”，也被稱做“耶穌迷”或“馬路基督徒”。實際上，他們代表著青年運動的最新階段，這一運動經過垮掉的一代演化到了嬉皮士，現在又在追求新的刺激了。 “耶穌，我可曾為耶穌沉醉!”是他們用作號召的口號之一。三年前，西奧多·羅斯扎克在《一種反文化的形成》一書中，稱青年運動已經明顯地表現出一種宗教傾向。他指的是禪宗和一些更加古怪的教派；那時，基督教被認為是不可救藥地墨守成規和擁護既有權力體制的宗教。可是，現在這些信徒們都掛著基督受難像，穿著基督受難式的短袖圓領汗衫——模仿百事可樂廣告上的打油詩，他們有一個口號是：“耶穌的恩情沒有底，你自會越活越有趣。”他們建立了一些名叫“上帝之愛”、“天國旅店”和“靈魂旅店”的群居村，參加耶穌搖滾舞音樂會和基督徒夜總會，致使有些父母甚至懷念過去孩子沉溺於老式大麻的時代。
由於各大學在1972年幾乎繼續保持平靜的局面，和平戰士談到宣傳方面的失敗，而州立大學的行政管理人員則頗為欣慰；納稅人以一邊倒的票數否決了發行學校公債。尼克松總統的新聞辦公室宣布，總統用色彩鮮明的詞句“贏得了”選民的支持。他曾說，他計劃在戴維營多待一些時候，因為“我覺得在這裡的高山頂上，能使我更易於高屋建瓴地工作”。 11月14日，紐約證券交易所在引人注目方面取得了新的突破，道·瓊斯工業股票指數在收盤時達到1006.6，這是歷史上第一次超過一千(雖然當時沒有一個人懂得，這正是拋出的好時機)。紐約聯邦法官宣判一個名叫羅納德·加勒拉的自由職業攝影師“不擇手段侵犯了”奧納西斯太太的私生活，杰奎琳·肯尼迪·奧納西斯在公眾中的形象更加輝煌了，而打擾她的這個人的形象卻更加暗淡了。法院裁決，加勒拉今後必得同她保持50碼的距離，同她的孩子保持75碼以及同她家族的住宅和學校保持100碼的距離。
愛出風頭時代的這些離奇的事件，儘管不同尋常，然而卻由於這個時代的兩位巨人的成就而黯然失色。這兩個都是美國人，都狂熱地一心想使自己大出風頭，並且都於1972年在國際上得到了承認。一個是亡命之徒，一個僅僅是易動肝火。
性情暴躁的那個，名叫羅伯特·詹姆斯·費希爾，是下國際象棋的。在凡是提到此人的報導中，除了侮辱他的對手，不按規定的比賽時間到場，得罪給他捧場的人，貪婪，食言，動不動給人下最後通牒，大發脾氣，在關鍵時刻忽然不知去向，以及後來，在冰島雷克雅未克同俄國的鮑里斯·斯帕斯基進行了一場第一流的比賽，贏得國際象棋世界冠軍外，就沒有別的了。他的同胞一致認為，決不可能有比他更壞的人能得到冠軍了。他怒沖沖地點著創紀錄的15.6萬元的獎金，傲然地闊步離去。
那個亡命之徒名叫克利福德·歐文。
1971年聖誕節將臨之際，麥格勞-希爾出版公司向紐約各大報主編、新聞評論員和通訊社辦事處發了一份特別令人感興趣的550字的新聞特寫。美國隱身埋名的億萬富翁霍華德·休斯，14年來一直拒絕報界人員的採訪和攝影，甚至連面也不肯一露，如今顯然在一名合作者的襄助下，完成了他的23萬字的一本傳記。這書的布面精裝版將在1972年3月27日發行，《生活》雜誌將連載三期，每期從中選登1萬字。這預告援引休斯的話說：“你可以把這書叫做自傳。也可以叫做我的回憶錄。不論叫它什麼都行。這是用我自己的話講述的我的生平。”預告中對他這項工作的助手克利福德·歐文講了不少恭維話，也說是出自休斯之口。據稱這位億萬富翁曾說，之所以選中歐文，是因為“他有同情心，有眼力，謹慎，而且，據我所知，他為人正直”。
休斯的回憶錄好像是錄了音的：“本書裡的話——除那些引起我說這些話的問題外——都是出自我自己之口的話。”一開始編輯們以為，他是在他去年隱居的巴哈馬飯店錄的音，但後來看來實際情況似乎要比這曲折得多；他們兩人“在遍及西半球的各種各樣的汽車旅店和汽車裡”會晤了一百多次。
這都是出版者的預告中所說的。公眾相信這種說法只有一個月，又過了一個月，這份預告就得撤銷了。但在當時，這成了出版業史上最聳人聽聞的一個故事。它一度把總統遊覽中國長城的新聞都從小報的頭版上擠掉了。採訪休斯和歐文的新聞記者比採訪越南戰爭的還要多——單是《洛杉磯時報》就派出了9名記者。 30名郵政檢查員在郵件中尋找線索。派拉蒙公司重新發行了《外來政客》，故事內容一眼就能看出是編造出來的休斯的生平。一部名叫《赫爾加與霍華德》的X類影片正在曼哈頓上演，休斯式的短袖圓領汗衫銷路很暢，兩元一件，人們還佩戴徽章，上面刻有“這是一枚真正的霍華德·休斯徽章”。
在12月的新聞預告發布之後不久便有人首先對自傳的真偽問題提出懷疑。休斯器械公司的一位代言人否認“有休斯的自傳存在”。但是，這位隱身埋名的富翁，甚至對他的最親密的合作者，也以行動詭秘著稱；那些最了解他的人們認為，不承認有這部自傳，完全符合他的性格，事實上這也是該書的編輯們意料中的事。 《生活》雜誌編輯主任拉爾夫·格雷夫斯拿出休斯同意連載該書的親筆信給他的工作人員看，其中有一個人問他：“我們怎能判定這封信不是偽造的呢·”格雷夫斯回答說：“這是真跡，沒錯。我們請一位專家鑑定過了。
”麥格勞-希爾出版公司一名副總經理艾伯特·利文撒爾對《紐約時報》說：“我們費了很大的勁，確定這確實是休斯的自傳。 ”《生活》雜誌的副總經理唐納德·威爾遜也告訴另一位新聞記者：“喔，我們是絕對有把握的。請注意，我們是同麥格勞-希爾這樣的人打交道，而且你也知道，我們並不是一家電影雜誌!別忘了這是時代公司和麥格勞-希爾出版公司。我們已經查過。我們有證據。 ”
威爾遜對另一個提出疑問的人說：“我們從來沒有直接與休斯器械公司打過交道。他們對此事一無所知，並不使我們感到詫異，因為休斯先生對這項計劃是完全保密的。”威爾遜他們與之打交道的人是歐文，12年來，他一直是麥格勞-希爾出版公司的作者。他寫過四本不成功的小說，前不久又寫了一本《贗品》，寫的是埃爾米·德·霍里的生活，此人系歐文在西班牙伊維薩島上的鄰居，專門從事藝術品的偽造。如今回想起來，出版商似乎應當仔細考慮一下這位作者專門注意騙術的偏好，以及他自稱休斯不願同別人只願同他交談的說法。事實上，這本書純屬捏造。歐文從來沒有見到過休斯，更談不上給他錄音了，而休斯對這個自稱是他的代筆的人，更是毫無所知。乍看之下，麥格勞-希爾出版公司和《生活》雜誌彷彿過於輕信，令人不可原諒。不過說實在的，這個騙子手法相當狡猾，而且也相當走運。
這個騙局的策劃，始於一年前《新聞周刊》影印一張休斯手書的11行字的便箋的時候。一個月以後，《生活》雜誌又將此件彩色套印刊登。歐文是一個漫畫家的兒子，得其父遺傳，雙手極為靈巧，他發現，稍事練習，便能寫出整頁整頁酷似休斯的筆蹟的文字來。那時節，報紙上正有許多關於這位企業界巨頭的報導，特別談了許多關於他行動詭秘的消息。一些作者提出，他甚至可能已經死了，而外界的人無從知道。這便使歐文想到，搞一本自稱得到休斯許可出版的回憶錄或許不會被休斯戳穿，特別是他可能已經入土了。他說服了住在鄰近馬略爾卡島上同樣以賣文為生的理查德·薩斯坎德同他合作。後來，這兩人的姓名變得家喻戶曉，他們的相片登在全世界報刊的頭版上——歐文，身材高大、健壯漂亮；薩斯坎德，如一友人所說，“是個腦袋長得奇形怪狀的大肉堆”。他們的模樣終於成為文字騙術達到登峰造極的象徵。可是，開初他們兩人在麥格勞-希爾出版公司編輯們的眼裡，一個是雖無才華卻可信賴的作者，另一個是他的勤奮的研究人員。編輯們無從知道歐文已說好同他的合作者分贓，75%歸他本人，25%歸薩斯坎德。第三個參與密謀的人，是歐文的妻子伊迪絲，她是一個漂亮的瑞士畫家，是歐文的兩個孩子的母親。
歐文對麥格勞-希爾出版公司耍了一個極為巧妙的花招，先轉給他們幾封看來像霍華德·休斯手蹟的親筆信，在信中這位億萬富翁表示對合作寫書的興趣越來越大。後來，到了適當的時候，更寄去了一份有休斯簽名的合同，其中第22款規定：“出版者同意，在他接受符合要求的全書手稿後30天內，對該書不做廣告、不推銷、不出售。”以25萬元的代價取得最先連載權的《生活》雜誌，也同意不聲張此事。出版者為小心起見也採取了看來很合理的措施，他把那所謂休斯手蹟的一部分交給一位專家鑑定，專家拿它和真蹟的樣品比較後，寫出鑑定報告說：“此種手跡由旁人模擬欲達近似的可能性不及百萬分之一。”後來，另一家分析公司也表示同意，並斷言“根據我們在鑑定可疑手跡和簽名方面的多年經驗”，歐文交來的材料，除霍華德·休斯外，“不可能”出自任何其他人之手。
歐文最妙的一招，是告訴他的出版者，那位古怪的工業界巨頭堅持在開給他的支票上只填縮寫姓名：“H·R·休斯”。歐文取到這些支票後，便轉交給他的妻子伊迪絲，她戴上假髮，帶一張改寫過的護照和一張偷來的身份證，飛到蘇黎世，在瑞士信貸銀行用“赫爾加·R·休斯”的名義開立賬戶。在這個賬號320496的戶頭里，她最後共存進麥格勞-希爾出版公司的將近一百萬美元，隨後她又將這筆款子提出，存放到馬路對面的瑞士銀行去。這期間，她的丈夫和薩斯坎德也在旅行，到紐約公共圖書館、國會圖書館、加利福尼亞的棕櫚泉、《休斯敦紀事報》和《休斯敦郵報》資料室以及《時代-生活》檔案室(這一著是最不客氣的)去調查休斯的生平。他們最有價值的收穫，是休斯已經退休的主要助手未發表的回憶錄手稿。歐文從此人的一個合夥者手裡借來拍了照。他和薩斯坎德一邊把材料集中，一邊輪流假充“休斯”在錄音機上彼此採訪。錄音隨後抄出，歐文還在這長一千頁的稿子上，用那位億萬富翁的筆跡寫下邊注。搞出的這成果看來十分逼真，竟然把若干年前曾和休斯很接近的人也愚弄了。
騙局開始敗露的時間是1972年1月7日下午，那天休斯在巴哈馬飯店用電話開了一個記者招待會，同七名於他隱身埋名前對他進行過採訪的記者談了兩個半小時。他申斥歐文的書純是騙局，並且趁此機會否認以前那些說他的指甲長達六英寸，說他已憔悴不堪，說他的頭髮長達腰部等類的報導。聽他講話的七名記者，一致斷定是休斯的聲音。歐文卻說這是一個騙局，但是他已快完了。整個密謀在伊迪絲那一頭也開始敗露。休斯的一名律師要求他的雇主填寫一張問題單，蓋上手印以示確鑿可靠。其中一個問題是：“您最後一次，不論出於何種原因，在支票上背簽是在什麼時候·”休斯的親筆答復是：“十多年以前。”這些騙子以為，瑞士銀行賬號戶頭在任何情況下都是不可侵犯的。其實並非如此。在有犯罪嫌疑的情況下，銀行方面可以將一切細節都透露出來的，並且，當瑞士方面了解到開給霍華德·R·休斯的支票，被一個自稱赫爾加·R·休斯的講德語的女人兌成了現款，他們知道在蘇黎世有人作案了。於是開始在世界範圍內搜索這個神秘的赫爾加。
1月20日，星期四，有關此事新發展的動人消息傳到了紐約的那一天，歐文參加了麥格勞-希爾出版公司和《生活》雜誌負責人的一次會議。他鎮靜自若，對這件消息提出了三種可能的解釋：一、他給一個裝扮成休斯的騙子錄了音；二、休斯派了一個“忠實的僕人”去存支票；三、他歐文，是個江湖騙子。他盯著在座的每一個人的眼睛，用一種無比誠懇的聲音說：“最後一個可能性，我打算排除掉，我希望在座諸位也是這樣。”他表演得十分高超，在座的都點頭表示同意。會後，他飛回伊維薩島——這引起《生活》雜誌編輯們的憤慨，他們本以為他會一直待在紐約等待危機解決。有記者指出，伊迪絲同瑞士方面形容的那個赫爾加很相像時，歐文回答說：“你們真認為，我會讓我家的人捲進像這樣的一種活動嗎·”在曼哈頓，歐文的律師還未對他產生任何懷疑，他向記者透露，他認為自己的主顧上了一夥騙子的當，其中兩個是專門模仿簽字的老手，第三個是身高六英尺三英寸、很像霍華德·休斯的瘦高個兒。
這是這一陰謀的關鍵時刻，要了解克利福德·歐文後來的結局，必須抓住這一時機。他已將大部分存款兌換成了現款，他仍然自由自在，他本來是有可能既保住錢財又保住自由之身的。在伊維薩和馬略卡島上逍遙自在的有的是其他逃犯。他同伊迪絲以及薩斯坎德可以留在他們原來住的島上，也可以逃到某一南美國家中去，因為有好幾個南美國家對他們這種罪犯是不會引渡的。錢是完全不成問題的：幾乎沒有他們買不起的東西。另一條路是極其可怕的，徹底暴露已迫在眼前了。歐文到底為什麼在這個時候飛回紐約，自投羅網呢·根據接近他的人的意見，原因是他無法抗拒大出風頭的誘惑。此人一輩子就一心想出風頭。他寫了幾本書，全沒引起人注意，但是，這一鬼招卻使他如願以償，在他知道有一批記者在肯尼迪機場眼巴巴地等候著他的時候，他便彷彿著了魔似的非去不行了。這完全像飛蛾抵不住火的誘惑一樣。他下飛機時，他竟不能回答記者們的問題——這對他整個故事是一個可悲的嘲弄。他患了喉頭炎，他啞著嗓子對記者說：“先生們，這真難受。”至少這一次，人們都相信了他。
另一次命運的嘲弄接踵而至。有兩名記者以為，歐文曾同休斯從前的一個助手——約翰·邁耶(Meier)——接觸過。他們要求在歐文的律師的辦事處見他，並對律師說：“請告訴克利夫，邁耶的情況我們全都了解。”歐文從未聽說過邁耶這個人，但是，當信息傳給他時，他可慌了手腳。他以為他們說的是另一個拼法不同的邁耶(Meyer)，因為這兩個姓聽起來完全相同。把休斯已退休的助手未發表的回憶錄偷偷給他的人，名叫斯坦利·邁耶。如果記者們打聽到了斯坦利·邁耶的這段情節，他們的陰謀就徹底暴露了，歐文還不如照實坦白好。他跑到地方檢察官辦公室，作了部分的交待，隨後回去見那兩位等候著他的記者。他說：“伙計們，我有些事要告訴你們，不過不供發表，行嗎·”在當時的情況下，要吐露秘密而不供發表，是不可能的，但是，記者卻點頭表示同意。歐文深深地吸了一口氣說：“好吧，你們也可能已經猜到了，也可能沒有猜到。赫爾加·休斯就是伊迪絲，伊迪絲就是赫爾加。”
這場騙局該到此結束了，卻又不然。他臨時又編了一套，說他的妻子一直是按休斯的指示辦事的，而由於那部書稿(以及鑑定筆蹟的專家的意見)是如此令人深信不疑，這騙局竟又苟延了一些日子。接著兩次新的打擊，使它徹底垮台了。休斯已退休的那個助手的未發表的回憶錄問了世，歐文在各種離奇的場合給休斯錄音的謊言就此戳穿。他確實也曾去過這些地方，一路上還給麥格勞-希爾出版公司寄去風景明信片，可是，他不該一邊辦事，一邊還尋歡作樂。他的遊伴之一是個使用水下呼吸器潛水的教練，一位苗條的金發女郎，她陪同歐文到維爾京群島的聖·克羅伊克斯去玩。她告訴《芝加哥論壇報》說，她愈來愈鍾情於歐文，她以為，他同他的妻子已分居了，但他們兩個誰也沒有和休斯見過面。這個騙子的第二個遊伴更要他的命，她是一個漂亮的貴族出身的丹麥演員，名叫妮娜·萬·帕蘭特。歐文對麥格勞-希爾出版公司的一個編輯吹噓過關於妮娜的事，還透露了她的姓名，這件事幹得實在失策。通過郵政人員查到了妮娜的地址，她承認自己曾同歐文一起旅行，並說，他們實際上在墨西哥是一路同居的。她說，由於克利夫和她寸步不離，所以他根本不可能同休斯會過面。
這一來，歐文就完了。但對妮娜來說卻不然，這對她來說還不過僅僅是一個開始。這麼說，對於出風頭——出不論什麼風頭——的好處也只是略舉一端而已。多年來她一直是個極不得意的無名的民歌手。現在，頓時間，她成了到處被邀請的紅人。她兩次在“戴維·弗羅斯特節目”中出現，兩次在“邁克·道格拉斯節目”中出現，兩次在“迪克·卡維特節目”中出現，一次在“今日節目”中出現，一次在“約翰尼·卡森節目”中出現，還有一次為她安排了特別電視節目。曼哈頓的聖·里吉斯飯店邀她出場表演三個星期，她還簽下合同要去邁阿密、達拉斯、聖胡安和舊金山演唱。她的經理人說，歐文事件“的價值，相當於五張暢銷唱片和一次金像獎”。毫無疑問，她是1972年最出名的情婦。
霍華德·休斯卻不那麼走運。事情愈鬧愈大，巴哈馬政府開始調查他的工作人員是否沒有工作許可證和移民證的問題，因此，休斯便避到尼加拉瓜去，他隨身帶著六架電視、幾箱波蘭礦泉水、一台文件銷毀器、血漿、一個冰箱、一張病床、一些褥墊、辦公用具、瓶瓶罐罐、幾箱影片、幾百碼電線、一個老式電爐、一個加熱器，以及一張廉價的乙烯基睡椅。
《生活》雜誌由麥格勞-希爾出版公司退款，因為該公司已從歐文夫婦和薩斯坎德那裡取回了它付出的大部分的款子，歐文等三人都暫時進了監獄。但是，麥格勞-希爾出版公司那一年倒霉的事並沒有到此結束。這家出版公司的運氣連續不好。歐文被送進監獄之後，那家出版公司剛剛靠一本關於印第安人的書《紅狐酋長回憶錄》取得成功，稍微挽回了他們的一些聲譽。不料又出現了一件令人難堪的事：《紅狐酋長回憶錄》是從1940年出版的一部書裡剽竊抄襲而來的。接著，歐文一書的編輯被控有失職業道德：他向另外兩個作者藉錢，數目達到他們從出版公司預支款項的10%。最後還有一件事，使這家出版公司的可悲處境成了那一年紐約出版界的笑柄。在那次騙局發生以前，坐落在美洲大道新建的麥格勞-希爾大廈的一樓已言定租給一家銀行開分行。那時，銀行的人正往裡搬。出版公司經理人員看到櫥窗大玻璃上在塗金字招牌，那招牌是：歐文信託公司。因為租約早已生效並已備案，自己全然束手無策，簡直氣得發瘋。
1972年2月21日寒冷的早晨，尼克松稱為“76年精神”號的總統座機的銀、藍、白三色的機身，掠過混濁的揚子江，向北飛去，到了北京上空，準備滑翔下降。 1/4世紀前採訪過中國的美國記者，對地面上景物的變化深感驚訝：柏油路面的道路、灌溉渠道、龐大的集體農莊以及公路兩側整齊的樹木(“中國居然有樹木!”白修德這麼寫道)。在這歷史性的一天，紅色中國的主人們將又一次友好地緊握住美國領導人的手。美國將停止再以反對共產主義作為它的外交政策的基調了。這是一個吉祥的時刻，因為在美國是喬治·華盛頓誕辰的前夕，在北京，是鼠年第七天，中國農曆上的吉利的日子。
總統的噴氣機於11時30分著陸。所有的人立即感到驚愕萬狀。除去美國記者和電視技術人員外，機場上幾乎空無一人。那裡也有一些大標語，不過同尼克松無關——“中國共產黨萬歲”，“全世界人民大團結萬歲”。在場的有不足四百人的軍隊，他們在唱著30年代的一首紅軍歌曲《三大紀律，八項注意》。這位好周遊列國的美國第37屆總統過去見過羅馬尼亞、巴基斯坦、南斯拉夫、西班牙、加拿大、巴西、澳大利亞、日本、印度、愛爾蘭、意大利、德國、比利時、法國、英國、奧地利以及梵蒂岡的統治者，所到之處，總有大群人在場。這裡卻闃無一人。驚慌失措的助手們想到如果總統給弄得下不來台，他們真不知該怎麼辦好了。他們能夠原機飛回家去對大家說這是一場誤會嗎·直到最後一刻，大家才明白不可思議的中國人到底是怎麼回事。周恩來總理率領著為數不多的官員出現了。尼克松伸出他的手，此時，數以百萬計的美國人在電視上看到，週握住了他的手。
中國人民可沒有在看電視，這些客人來訪的消息根本沒讓他們知道。總統的軍隊駛過寂靜的街道進入城市。所有的居民彷彿都到別處去了。但是五個小時以後，尼克松剛在一所黃磚砌的二層樓賓館里安頓下來，卻出乎意料地被請到新中國的傳奇式的人物、78歲高齡的毛澤東的書房去。總統和主席交談了整整一小時，在座作陪的只有周恩來和亨利·基辛格。會談的內容至今仍嚴格保密，但顯然是很融洽的。有一次，“頭號國際匪徒”隔著茶几伸過手去，溫柔地握了“頭號帝國主義走狗”的手，次日早晨，一張主要人物都在微笑的會見照片，出現在《人民日報》第一版上。這個信息是很清楚的：這次訪問得到了主席的讚許。如今街道上的人群開始有反應了。尼克鬆一露面，人們就鼓掌——當然是合著一個拍子，不過，這裡的規矩都是這樣的。毛指定他的第四個妻子——革命煽動者江青，作為接待總統的官方女主人。
接連五天，尼克松和周恩來每天對坐在一張鋪著綠桌布的長桌兩邊，談判四個鐘頭。從最後公佈的含混的公報可以看出，雙方意見沒有完全取得一致；公報主要談的是中美兩國人民需要有更多的友誼，總統所做出的惟一真正的讓步是答應從台灣撤出美軍。不過，會談真正的重要意義在於終於舉行了這些會談。總統和第一夫人打定主意要表示友好。他們這樣做了，並且得到了讚賞。每天晚上，他們在人民大會堂參加歷時三小時的隆重宴會，硬著頭皮用象牙筷子把八道菜饌對付下去，用茅台酒干杯，一邊聽著中國樂隊演奏《小伙子比雷》和《她將繞過山邊來》之類的曲子。他們觀看乒乓球、羽毛球和體操表演。一天晚上，江青陪他們去觀看芭蕾舞《紅色娘子軍》，內容主要是講殘忍凶狠的地主的。儘管尼克松正打算在美國削減地主應交的稅款，他還是極其熱情地鼓掌稱頌。次日清晨，他的夫人興致勃勃地繼續參觀了一些幼兒園、飯店廚房、農業公社和針灸診所，雖然她看見針就害怕。
尼克松夫婦參觀了北京的紫禁城，攀登了具有2200年曆史的中國長城之後，把“76年精神”號留在北京，自己和周恩來同乘一架白色的伊柳辛客機飛往杭州。在那個700年前馬可·波羅稱之為世界最偉大的城市裡，總統與總理遊覽園林，泛舟於歷史悠久的西子湖上。然後總統一行從杭州飛抵上海，到達他們最後的一站，在那裡發表了公報，然後回國向美國人民報告。
總的來說，尼克鬆的同胞對他的表演評價很高，雖然有些人認為，他有時過於卑躬屈膝。他在北京的幾次講話中，曾提出中美兩國“一起開始長征”，並且多次引用毛主席的話，說“多少事，從來急”，還向他的聽眾提議，要“只爭朝夕”。他也說了一些陳詞濫調的話。看到明朝歷代皇帝從太和殿到紫禁城大紅門時乘坐的精雕細刻的轎子，總統議論說：“老坐轎子，就得不到太多的鍛煉。”他在說到長城時說：“能夠建造這樣一道城牆的人民，肯定有一個值得驕傲的偉大的過去；有這樣的過去的人民，也必定有偉大的未來。”隨後又說：“我們看著這道城牆，不禁想到我們決不要任何這類城牆存在於各國人民之間。”
在這道城牆那一邊的人，就有俄國人，他們對這次訪問所可能有的含意是感到不安的。自從19年前斯大林逝世以來，莫斯科與北京之間的緊張關係不斷加劇。上一年秋天，中國共產黨副主席、指定的毛澤東的接班人林彪乘一架軍用飛機企圖逃奔蘇聯，這架飛機掉下來了。這時，緊張關係達到頂點。現在，蘇聯人又疑心中國人和美國人沒安好心。莫斯科電台用普通話對毛澤東的國民廣播，說再沒有比上海公報“更無恥、更虛偽”的東西了。莫斯科的評論員說，中國正在“同美國的統治集團搞危險的陰謀”。
這與其說是反美的標誌，不如說是共產主義世界內部矛盾加劇的表現。俄國人妒忌萬分——這是沒有道理的，因為三個月後，尼克松夫婦就要到他們那裡去訪問。這次最高級會議的前景反過來又使河內電台按捺不住了，它稱這次會議是“卑鄙齷齪的”。不過，情況也有所不同。河內同北京和莫斯科不一樣，它對緩和不感興趣。相反，北越人準備破壞華盛頓同越南北邊兩個共產黨首都之間的友好關係。他們沒有成功，但是，他們仍盡力要這樣幹，有一陣子他們似乎幾乎快要成功了。
北京會談的消息，通過當時南越軍隊都有的日本造小型半導體收音機，傳到了駐紮在非軍事區以南的南越第三師。當時那個地區比較平靜，在美國人同共產黨人坐在一起談判的時候，阮文紹的部隊卻放鬆了警惕。使他們松勁自滿的，另外還有一個原因。由於尼克松向北越人提出了八點和平新計劃，似乎和平真的有點苗頭了。因此，報告傳來，說17度線北面越南(北方)民主共和國部隊正在集結時，第三師並不以為受到了威脅。 3月間，冬季東北季風刮來的陰雲開始消散時，北邊打來的砲火有可觀的增加，可是南越人並未感到吃驚。他們照舊待在鋼筋水泥掩體裡，只派出少數的巡邏隊。如果是較好的部隊，本來是會更加警惕的，但第三師可不是精銳部隊，正因為如此，北越的武元甲將軍才把他們當做一次新攻勢，也是四年前的春節攻勢以來規模最大的一次強大攻勢的第一個目標。
武元甲的第304師的步兵，在坦克掩護下，於3月30日越過非軍事區發動了殘酷的猛攻，這一次同春節攻勢截然相反，是一次炫耀武力的表現，一場閃電戰，旨在用蘇聯的尖端武器，加上巨大的優勢兵力，壓倒西貢部隊。突擊部隊迅速攻占了15個邊界前哨基地。五週之內，他們在激烈戰鬥中推進了22英里，奪取了美國海軍陸戰隊浴血奮戰成功地守衛過的地盤。第三師幾乎全殲，省會廣治也告失陷。國防部長萊爾德說的不錯，這是一次“大規模入侵”，而這只不過是北越人插入南越領土的四次進攻中的一次而已。
4月6日，復活節後四天，北越一支坦克縱隊從柬埔寨出擊，把南越部隊趕出了祿寧。不到一周的時間，進攻部隊包圍了西貢以北60英里的省會安祿，南越第五師全部陷入重圍，這個師是保衛阮文紹的首都的關鍵部隊之一。 4月18日，紅色攻勢擊潰了濱海的平定省的守軍，南越已面臨被從狹窄的腰部截成兩段的危險。末了，4月22日，北越四個師突然攻入中部高地，佔領達多，實際上已使省會昆嵩陷於包圍中。
尼克松做出反應，派B-52猛炸北方的河內和海防，這是三年多來第一次空襲這兩個城市。反戰的參議員立刻反對；緬因州的馬斯基提出一個議案，要求當即結束美國在北越的任何軍事活動。萊爾德不予理會，警告河內說，B-52出擊要繼續到北越部隊從南越撤出為止。他說，政府認為，這次攻勢“公然”違犯了1954年日內瓦協議，華盛頓決心不遺餘力把入侵者趕回去。事實上，白宮當時的心情是既憤怒，又同樣難堪。三年來，總統一再宣稱越南化已獲得成功，而從西貢傳來的報告卻有力地表明，那一政策已完全失敗了。
由於害怕可能丟臉出醜，使尼克松變成了一個危險的對手。 5月8日，他採取了他稱之為“攔回行動”的一個極其驚險的步驟。為了削弱北越軍隊的作戰能力，他下令實行大規模海空封鎖，由美國海軍在海防和北越其他港口的水域布雷，美國空軍出擊，轟炸通往中國南部的鐵路。此舉使他面臨同北京和莫斯科發生對抗的危險，而他與基辛格那時又正是在向北京和莫斯科求愛，他不隱諱同俄國人的衝突。他在電視講話中說：“今天晚上我要專門對蘇聯講幾句話。我們尊重蘇聯這個大國，我們承認蘇聯在他們的利益受到威脅時有保衛自己的利益的權利。蘇聯反過來也必須承認我們有保衛我們的利益的權利……讓我們，讓所有的大國都來幫助我們的盟友進行防禦，不要幫牠們侵犯自己的鄰國。”
總統對武元甲攻勢做出的有力反應，使反戰運動得到了新生命，而爭取總統連任委員會則花費了許多的錢製造實際並不存在的對總統這一反應的支持。大批偽造的電報源源送來，使白宮可以問心無愧地宣布，支持這次行動的人和反對的相比是五對一。此外，《紐約時報》抨擊此事的一篇社論，卻受到一篇題為《人民對紐約時報》的假廣告的駁斥，而這所謂的“人民”，不過是查爾斯·科爾森和他的幾個助手而已。這是非法的，最後事實證明，也是不必要的。到該月底，北越的攻勢開始受到挫折了。平定省75%的地方受到蹂躪，成為廢墟，但北越軍隊卻又銷聲匿跡了。安祿和昆嵩守住了，武元甲大肆宣揚要佔領順化的打算始終未實現。河內的威脅似乎突然減弱。除了在訓練中的兩個師外，共產黨投入了全部兵力來發動這次進攻，結果損失了10萬人，從戰略意義上講，收效甚微。他們孤注一擲的賭博，終歸失敗了。北越政治局委員、河內的首席談判代表黎德壽傳話給基辛格，說他已經準備好在巴黎重開談判。他仍然堅持停火要以撤換阮文紹為條件，但是，看來他們真正求和的時刻已經臨近了。
這事和莫斯科有關。 5月初，封鎖的行動似乎使尼克松—勃列日涅夫最高會談暫時已無可能，但是俄國人決心不讓緩和的事業中斷。這一點在蘇聯外貿部長尼古拉·帕托利切夫訪問白宮就世界貿易問題交換意見時便已顯而易見了。被請進橢圓形辦公室的記者不勝驚訝，萬萬想不到尼克松、帕托利切夫和阿納托利·多勃雷寧大使談笑風生，在談“友誼”一詞在英俄兩種語言中如何講法。一位記者問外貿部長，總統5月22日訪問莫斯科是否還在日程上。帕托利切夫回答說：“這個，我們從來沒有懷疑過。我不知道你為什麼問這個問題。”同時，俄國人力勸河內停止敵對行動，還把克里姆林宮裡一處原屬沙皇的寓所佈置就緒，準備供總統下榻。武元甲的陣亡士兵屍骨未寒，蘇美領導人便將大擺魚子醬和香檳酒的筵席，這樣的前景不免使北越人義憤填膺，但是世界上兩個佔支配地位的大國搞交易是沒有什麼力量能加以阻止的——蘇聯人要使人明白的就有這一點。
凡是了解既往20年曆史的人似乎認為這是不可能的，但是“76年精神”號從奧地利起飛，越過克里姆林大教堂閃閃發光的圓頂降落下來，滑行到迎候的蘇維埃主席、部長會議主席和外交部長等人近旁停下的時候，只看到無數美國國旗在錘子鐮刀旗的旁邊招展。勃列日涅夫沒有在場，同毛澤東一樣，他等總統安頓下來以後再同尼克松會見。當天晚上，美國人是在大克里姆林宮舉行的歡迎宴會上的貴賓。次日晨，第一夫人出外參觀蘇聯的學校，紅場，著名的莫斯科地下鐵道，國營百貨商店。她丈夫的照片登在《真理報》頭版上；在一周的會談期間，天天如此。尼克鬆在“藍色屏幕”(俄國人對電視的叫法)上露面，他一上來就用俄語“多勃雷維切爾”(晚安)向觀眾致意，結束時又說了聲“斯帕西巴〓衣多斯維達尼亞”(謝謝，再見)。中間，由旁人翻譯他的熱誠的演說，演說中大量用了俄國人所喜歡聽的樸實的格言。
與北京之行不同，這次最高級會談不只是像徵性的。宴會、祝酒、芭蕾舞演出都極其豐盛豪華，但是，這次訪問的真正意義，只是在於克里姆林宮聖·弗拉季米爾大廳巨大的鍍金枝形吊燈下舉行的幾次會談中才顯露出來。白宮形容會談是“坦率和實事求是的”；整個那一星期都顯得坦率、熱誠的勃列日涅夫稱會談是“實事求是和講究現實的”。後來慢慢形成了一套固定的程序。兩國領導人最後不是達成一項協議，就是就某個可能已經談判過幾個月，甚至幾年的問題，達成俄美間的諒解。細節問題則由基辛格和外交部長安德烈·葛羅米柯去解決。然後禮賓人員則拿著藍色和紅色的皮面文件夾出場，由尼克松和勃列日涅夫在文件上簽字。他們同意在星際探索方面進行合作，預定於1975年實現兩國載人宇宙飛行器在外層空間對接。同意兩國共同研究公共衛生、癌症、心髒病和污染等問題。雙方都同意停止騷擾對方在公海上的船隻。雙方承認需要在中歐削減兵力，有必要召開一次歐洲安全會議。最重要的是他們一致同意控制導彈。兩國將限制反彈道導彈的部署，在五年內把進攻性導彈凍結在目前的水平上。
也有一些令人失望的事。在有關中東的問題上彼此分歧較大。尼克松要求俄國人勸說河內停火，俄國人不肯。勃列日涅夫熱切希望搞一個貿易協定，這個問題不得不提交給一個委員會進一步討論。蘇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根據租借法案借的108億元的債務未得解決；他們提出還3億，尼克松要求8億，一切妥協的嘗試均告失敗。另一方面，會談結果的收穫是，產生了一項確立大國外交準則的12點原則宣言，這是國際法方面的一次突破。基辛格說，“我們設計出了一份路線圖。我們是否將按這條路線走下去·我不知道，這不是絕對的。”但只要不是所有的苗頭都不對，這宣言對於未來的意義是巨大的。兩大政府制度之間的分歧，現在有可能在條約中加以表現，而不必形成意識形態的聖戰。通過即將舉行的歐洲安全會議，俄國將會更接近歐洲大陸而離開亞洲。貿易和技術會繼續使兩個超級大國更加接近，它們之間的諒解，而不是許多人預言過的一個多極世界的分裂局面，將在未來一段相當長的時間內成為世界最主要的政治現實。冷戰已經過去，而這在很大程度上應歸功於一位美國總統的努力，儘管這位總統，曾是最堅決的一位冷戰專家。
這一切發生在一個選舉年里當然使尼克松更增添了不少吸引力。為了今後能在白宮再多待上四年，他先後在北京和克里姆林宮採取了兩大步驟。現在看來，每過一天，都使他和11月的勝利更接近一步了。給他的歷史地位造成不幸的，是他身邊的一些人對此還感到不滿足。他們要求有絕對把握，結果造成尼克鬆的悲劇的是，他們盡力為確保尼克鬆的二次連任準備什麼都乾。這些人的態度可以用他們中間的一個人查爾斯·科爾森的話來概括。此人在自己家裡的酒櫃上貼了一條標語：“你只要抓住了他們的睾丸也就抓住了他們的感情和思想。”還說：“為了總統，必要時，連我奶奶我都可以踩在腳下。”對於他們在追逐自己的目的時的不擇手段，還可以用一個詞來表達：犯罪。這個詞快要有一個同義詞了，那就是：水門。
1972年的競選在1月已開始醞釀，當時一次哈里斯民意測驗表明，愛德華·馬斯基在得到公眾支持方面同總統並駕齊驅——42%支持他，42%支持尼克松，11%支持喬治·華萊士。這位緬因州參議員顯然是最強大的民主黨候選人；同月，蓋洛普報導說，在一次自由表態的民意測驗中，32%支持馬斯基，27%支持愛德華·肯尼迪，17%支持漢弗萊，3%支持麥戈文。不管他們的對手是誰，共和黨人準備大張旗鼓地搞。霍爾德曼在“今日節目”中露面，他說，對戰爭進行指責的人都是“有意識地在幫助敵人”。同時，白宮迅速採取行動，利用郊區居民對聯邦法官小羅伯特·梅里奇在1月間的決定產生的憤怒情緒，因為他下令安排汽車接送弗吉尼亞州里士滿郊區兩個縣的白人學童到城裡上學，使城里黑人學生佔70%的學校達到種族平衡。梅里奇法官的此項命令到6月就會撤銷了，不過到那時，馬斯基的潛在敵手對他支持使用汽車一事已會充分加以利用了。
在佛羅里達州，共和黨的狂熱分子正在給一封偽造的致新罕布什爾州《曼徹斯特聯合導報》的信作最後的潤色，指責馬斯基在南方競選時，極為失禮地把法裔加拿大人叫做“加納克人”；這將使他在新罕布什爾州的預選中便無取勝希望。尼克鬆手下的另一些人，則採取類似的步驟來破壞這位參議員的競選運動，或者由霍華德·亨特夜間去盜竊拉斯韋加斯報紙一個編輯的保險櫃，因為據說那裡有許多不利於馬斯基的黑材料。在華盛頓賓夕法尼亞大道1701號，爭取總統連任委員會正在擴充班底。約翰·米切爾將在一個月內辭去司法部長的職務，去擔任他實際上早已承擔著的爭取總統連任委員會主席的職務。
與此同時，共和黨的競選經費正迅速得到充實，而民主黨卻仍然負債600萬元。民主黨一向指責共和黨是大企業的黨，這話當然不是完全沒有道理的。這一年則更是肯定無疑了。 4月10日要通過一項法律，規定必須公佈兩黨主要捐款人姓名。共和黨的兩個主要的資金籌集人，商務部長莫里斯·斯坦斯和總統私人律師赫伯特·卡姆巴克正在國內四處奔走，在最後期限來臨之前向有錢人徵募捐款，取得了很大成功。尼克鬆的人越乾越起勁，最後不免有失檢點，有時甚至完全出了格。總共11.4萬元的贈款都存在邁阿密銀行伯納德·巴克的戶頭里，那人是亨特那次派去盜取文件時的主要竊犯。雖然從各公司募集競選捐款即使根據過去的法律也是非法的，資金籌集人卻公然仍去征募並且募到不少——阿希蘭石油公司10萬元，海灣石油公司10萬元，菲利普斯石油公司10萬元，美國航空公司5.5萬元，固特異公司4萬元，明尼蘇達採礦機械製造公司3萬元。最後，數目在10萬美元以下的捐款，他們乾脆不要，因為幾萬塊錢值不得麻煩一趟。在白宮，總統秘書羅斯·瑪麗·伍茲的辦公桌裡保存著一份2000名秘密捐款人的名單，白宮的人把它叫做“羅斯·瑪麗的小乖乖”。
募集的款項達到幾千萬元，於是，怎樣使用這筆捐款，使許多人煞費苦心。最大膽的主意，都是戈登·利迪頭腦中的產物，他於1972年1月27日下午4時，在司法部部長辦公室裡說出了他的種種設想。當時聽他講話的有米切爾、馬格魯德和總統特別顧問約翰·迪安。利迪擺出許多標著“靶子”和“寶石”一類代號的彩色圖表，花了半個小時講了他的開支100萬元的行動計劃，其中包括竊聽民主黨的電話，威脅反尼克鬆的示威者，綁架反戰領袖，打算在共和黨於聖地亞哥召開全國代表大會期間把這些人關進墨西哥兵營去。這個計劃中一個比較想入非非的項目，是要在民主黨在邁阿密海灘召開代表大會期間，在那裡租一艘遊艇，僱用一些妓女(利迪保證這些姑娘都將是“這個行當中最出色的”)從貪色的民主黨人那裡騙取重要情報，勾引他們去幹淫穢勾當，隨即用隱藏的照相機把他們拍攝下來。
所有這些對聽到利迪建議的那些頭面人物究竟產生了什麼效果，我們無法知道。利迪本人後來寧可蹲監牢，也不願向聯邦檢察官交代此事。米切爾後來對國會調查人員說，這項建議“出了範圍”；馬格魯德說，他聽了“大驚失色”；迪安則稱之為“莫名其妙”。可以肯定的只是，第二週內又請利迪回去另搞一套辦法。 2月4日下午，他提出一項花費較少，約需50萬元的新計劃，重點是偷偷拍照和竊聽。他拿出一張長十英寸寬八英寸的圖表給大家傳閱，提出了潛入邁阿密海灘楓丹白露飯店、華盛頓西南一號街麥戈文競選辦公室和水門大樓民主黨全國委員會華盛頓總部的行動方案。據馬格魯德說，司法部長對這些計劃也“感到不安”，他要利迪再搞一個方案試試。
冬天一天天過去，尼克松飛往中國又回來，而利迪卻一直沒有得到批准他的計劃的綠燈。 3月初，他和亨特去找科爾森，求他向共和黨最高當局說說這件事。科爾森打電話給馬格魯德說：“戈登·利迪很不安。他很想開始搞情報活動，但他似乎誰也見不著。”他敦促馬格魯德“高抬貴手，批准利迪計劃的預算”。現在，這計劃的預算是25萬元。毆打、綁架或僱用妓女等項都取消了，但對潛入民主黨和麥戈文總部和安裝竊聽器的項目仍舊保留著。 3月30日，米切爾正在比斯坎島的陽光下度假，馬格魯德乘飛機趕到那裡把這最後的方案交給了他。當時在場的有三個人——馬格魯德、米切爾和南方的共和黨戰略家弗雷德·拉魯，而後來各人對當時發生的事的記憶卻全不一樣。不管話到底是怎麼說的，反正這項計劃是被接受了，而當時只有米切爾有權這樣做。利迪獲得了放行的綠燈。
在緊接著的一周內，馬格魯德批准爭取總統連任委員會司庫小休·斯隆付給利迪8.3萬元。其中6.5萬元於4月12日轉交給了麥科德，他把這錢大部分在紐約花在電子監聽設備上了。 5月1日，麥科德和一個名叫艾爾弗雷德·鮑德溫三世的人接觸，把他拉進正在拼湊中的水門班底，這個人是麥科德在聯邦調查局退職特工協會會員名冊中發現的。對所有新招募來的人員都說是要他們充當馬莎·米切爾的臨時保鏢——鮑德溫後來發現，沒有額外的收入，不過他獲得保證，如果他幹得好，他可能“通過這一工作獲得一個固定職業”。馬莎卻認為她的新保鏢不怎麼樣。後來她說，他故意領她到敵對的示威人群中去，還告訴她所有的朋友說他是個民主黨，並“在紐約大庭廣眾之下光著腳到處溜達”。她說，他是“我所見過的最不善交際的人”。但是麥科德卻喜歡鮑德溫。他提拔他，讓他搬到華盛頓的霍華德·約翰遜汽車旅館裡隔著弗吉尼亞大街正對著水門大樓的419號房間去住，並且告訴他，在那裡他得對首都的激進分子進行一些暗中監視。 5月26日星期五下午，這位前聯邦調查局特工人員回到那個房間時出乎意外地發現麥科德已在屋裡撥弄著一架精製的無線電接收機的度盤。 “我們準備今天晚上到那邊去按裝一點設備，”麥科德邊說邊用手指著大街對面，“由你來監聽了。”為了給他看看竊聽器如何使用，他把那旅館房間裡的電話拆開，接上一個裝置，然後撥號接個本地的電話把要說的話錄下音來，以試驗竊聽器的功能。他對鮑德溫說，如果他能把這件工作做好，他們將在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時，給他安排一個類似的差事。
四天前，一批古巴流亡者在巴克的帶領下從邁阿密飛來華盛頓，在另一家旅館化名住下。現在，他們搬進了水門飯店。鮑德溫的汽車旅館房間的優點，是能看到水門大樓六層樓上的民主黨總部，而古巴人新搬的房間則靠近這個目標。更為靠近的是水門飯店的大陸廳，那天晚上，亨特、利迪和那些古巴人在那個大廳裡揭開了後來成為一出典型的錯中錯喜劇的第一幕。反正有富有的共和黨競選經費捐款人付賬，他們要了236元的酒菜——差不多一人合30元。餐後，除亨特和維吉利奧·岡薩雷斯(巴克的鎖匠)外，一個個都離開大陸廳走了。這兩個人藏在旁邊一個房間裡，等到侍者們把門鎖上的時候，岡薩雷斯便出來想打開大廳那一頭的一扇門，從那裡他們便可到通往六層樓和民主黨全國委員會辦公室的樓梯。但是，那個門鎖很緊，岡薩雷斯打不開。使他們驚愕的是，餐廳另一頭他們要脫身的那扇門的鎖也很緊。他們沒有辦法，只好坐下來度過一個不愉快的漫漫長夜，讓自己的胃液把宴會上吃下的酒菜慢慢消化掉。
其餘的人並沒有閒著，不過也同樣只是空忙一場。在利迪帶領下，他們離開弗吉尼亞大道，前往一號街和麥戈文的總部。入口處被鄰近的一盞街燈照得通明。利迪打開一個公文包，掏出一支裹在毛巾裡的高效能的珠彈手槍。他指著那盞明亮的街燈問道：“要我把它揍滅嗎·”他有這種本領；幾天前，他在白宮對面，隔著拉斐德廣場的老派的海—亞當斯飯店廁所裡曾打滅過一盞燈。這一回，麥科德阻止了他。這次任務反正完成不了了。一個醉漢在樓前入口處閒逛。他老也不離開，到5點天亮時，他們只好作罷，回到弗吉尼亞大道睡覺去了。
第二天傍晚，亨特乘電梯到民主黨全國委員會總部，又從樓梯上走下來，一路把門鎖都打開，用膠布粘住，這一來，麥科德和那些古巴人就可以從水門大樓底層的車庫上樓，到他們的目的地。那伙人，戴著橡皮手套，攜帶著步話機、照相機和閃光燈，於午夜1點半到達指定地點。兩小時以後，麥科德在勞倫斯·奧布賴恩的秘書和民主黨官員斯潘塞·奧利弗的電話機上裝上了竊聽器。巴克當時以為他們是在尋找卡斯特羅資助民主黨的證據，但他沒有找到。事實上，這一夜同前一夜一樣，毫無所獲。他們又不能破門進入麥戈文的辦公室。竊聽器也都令人非常失望。一個完全失靈，而另一部電話，鮑德溫發現，都是些女祕書用來和已婚的政客安排幽會的。據馬格魯德講，米切爾檢查了鮑德溫所監聽的大約兩百次談話以後說，那些情報“毫無價值”，錢都白白浪費了，但他要求他們再試試看。
這齣喜劇的第二幕和最後一幕，是在6月17日星期六夜間演出的。開幕的戲是古巴人住進水門飯店214號和314號房間，又坐下來大吃一頓。麥科德打開車庫的門鎖，用膠布粘住，然後穿過大街到霍華德·約翰遜汽車旅館鮑德溫的房間，在那裡檢查了他白天買下的新設備——焊接用鐵器、電池、電線和螺旋鑽。夜裡12點45分，一名重要的新演員登場了。他名叫弗蘭克·威爾斯，是水門大樓守夜的黑人。他發現了卡住鎖簧的膠布，以為是維修工留下的，他就把它扯掉，然後穿過大街到霍華德·約翰遜汽車旅館喝咖啡去。大約在同一時候，麥科德從鮑德溫房間的窗戶往外瞧，看到民主黨全國委員會辦公室的電燈熄滅了。他打電話給正同利迪一起待在水門214號房間的亨特，告訴他，可以下手了。麥科德拍了拍無線電接收機對鮑德溫說：“你見到街對面有什麼動靜，馬上就用這機子告訴我們。”接著，他就到車庫去和那幾個古巴人——巴克、岡薩雷斯、弗蘭克·斯特吉斯，以及歐亨尼奧·馬丁內斯——會合。當他們發現門又鎖上時，都吃驚不小，只得再求助於岡薩雷斯，這一回，這個鎖匠倒是把門鎖打開了。他們議論了一下，再繼續幹下去是否風險太大。他們最後仍打定主意幹下去，從樓梯上爬上六層樓，一路把撞鎖都打開粘住了。夜裡1點50分，守夜的威爾斯喝完咖啡回來，發現車庫的門鎖再一次被人打開粘上了。他給警察局打電話，1點52分，他的電話轉到727號警車上去。這是一輛沒有標記的巡邏車。車裡是三名身穿短袖汗衫、皮夾克和廉價褲的巡邏隊便衣。
這時已是2點，一個歷史性的時刻。巡邏隊停下汽車進入水門大樓，鮑德溫全看在眼裡，他那時站在霍華德·約翰遜汽車旅館房間的小陽台上，用他後來的話說，正在欣賞“美麗的夜色”。由於這三名警察身穿便服，未引起他的警惕，但是，當街對面的燈都亮起來時，他馬上用無線電叫話：“基地總部，一號基地，聽到我的話了嗎·”在水門飯店214號房間裡的亨特回話說：“聽到了，說吧，有什麼動靜·”鮑德溫說：“整個八樓上的燈都亮了。”亨特說：“這我們知道，那是2點鐘的警衛檢查。要是有別的什麼事，就馬上告訴我們。”此時，在聽他們對話的巴克，為了省電卻把步話機關掉了。幾分鐘以後，六層樓上的燈開始這裡滅了那裡又亮了，鮑德溫看見有兩個便衣在那裡。其中之一拿著手槍。鮑德溫叫話說：“一號基地，一號分隊，我們的人穿著整套衣服還是穿著隨便·”亨特回話說：“我們的人都穿著整套衣服。怎麼啦·”鮑德溫說：“事情不太妙，那邊有幾個人，穿著隨便，已經掏出了手槍。”亨特——據鮑德溫講，“頗有點發慌地”——想警告那伙闖入的人注意，嚷道：“聽見了嗎·你們聽見了嗎·”但因為那個巴克過於節約，他們那邊沒有任何回答。反正為時大概已經太晚了。麥科德正在拆卸奧布賴恩的電話機的時候，警官中有一個看見了一條胳膊。他喊道：“住手!站住!出來!”鮑德溫和亨特聽到步話機開關打開了，一個嘶啞的嗓子低聲說：“他們把我們逮住了。”接著，警官們看見五雙戴橡皮手套的手舉了起來。麥科德問：“諸位是市警局的長官嗎·”便衣人員給了肯定的答复，於是“水門五犯”便被拘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