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8日，星期三，傑克遜遠在國家的另一頭被殺害18天以後，阿提卡監獄的一名警衛在犯人運動場上製止一場毆鬥中被一個犯人打了一拳。當晚，兩名鬥毆的犯人被關進了“包廂”。其他犯人說，他兩人被拖走時受到了侮辱。一名波多黎各犯人朝一名看守砸去一隻玻璃杯，劃破了看守的臉。次日早晨爆發了騷亂。確切地說，究竟是什麼引起騷亂，已弄不清楚。一種說法是，一夥幹活的人拒絕聽看守的棍棒指揮，不肯排隊。另一種說法把責任歸之於看守，說他們為了對頭一天的事報復，武斷地取消了犯人的體操時間。第三種說法則是，“理查德兄弟”帶了五名去吃早飯的犯人一路橫衝直撞，放出了正在金工車間幹活的布萊登。
不管事情是怎麼鬧起來的，其後果實在驚人。值勤看守不到一百人，寡不敵眾，許多人被捉住。監獄學校、禮拜堂和機器廠，被縱火焚燒。這些房屋化為灰燼的時候，犯人的襲擊隊就衝出了四個長方形囚室區中的B、C和D三個區的走廊、大門和狹窄的過道。據懷俄明縣副執法官說，犯人們拿著管子當武器，這些東西是他們藏在食堂托盤裡的麵包下面的。這種說法不一定可信。不等騷亂結束，阿提卡監獄當局早已威信掃地。但是，即使犯人在開始時沒有武器，他們還是很快武裝了自己。他們有些人使用從車間搶來的砂輪，有些犯人馬上用剪刀刃和掃帚把做成了投槍。另一些犯人做了棍棒和刀子，在監獄看守救火時，他們就用來扎破消防水龍。看守使用催淚彈，重新控制了C區和B區的一部分，但是犯人們堅守著其餘部分，把門全鎖上，甚至用工廠的設備把一些門給焊死。
暴動發生後四小時，各條戰線便穩定下來，在以後的四天中基本上沒有變化。 D區離管理大樓最遠，離車間最近，是布萊登和克拉克指揮暴動的主要據點。他們共有1280人，頭戴橄欖球員的防護帽或裹著穆斯林纏頭巾，分散在D區院裡臨時搭起的許多帳篷裡。院子的一端有一張粗糙的工作台，就是暴動的中心。暴動書記處——人民中央委員會，一直在這裡開會，確定各種工作安排，決定防禦措施，甚至把不聽指揮的犯人關進“人民監獄”。犯人和紐約州當局，就在那工作台處或是在A區的走廊裡稱做非軍事區的無人地帶進行聯繫，開會談判。特別引人注目的是，監獄的地理中心“時報廣場”，這裡是通往四個囚室區的各條通道的匯合點。暴動者控制著這個地點。他們是從一個28歲的看守手里奪過來的，此人名叫威廉·奎恩，他用警棍同暴動分子搏鬥，直到頭骨兩處被打得破碎才被制服。後來有些看守發誓說親眼看見奎恩被從一條高處的過道上給野蠻地扔下來。無疑他是傷得很重的。克拉克看到這個失去知覺的看守耳朵裡淌血，就命令把他通過非軍事區，送給管理當局。奎恩的情況雙方都十分關注，他要是死了，每個參加暴亂的囚犯都有可能因謀殺罪受審。
正午前後，州警察局亨利·威廉斯上尉集合了250名帶有防暴裝備的警察，告訴他們說，“如果對方有人被打死，那也是不得不如此；你們誰的廢話也別聽。不要丟掉武器，也不要丟掉夥伴。”這番話很強硬，但一個事實卻使它大失分量，那就是輕率的行動可能會使他們損失39名夥伴——那些看守已被暴動分子抓住當做人質。這些被俘的看守給穿上了囚衣，蒙著眼睛，捆綁在D區。一個犯人用話筒警告說，如果警察發起進攻，首先遭殃的將是人質。任何一個負責人，甚至監獄長曼庫西，都不大願意說那是嚇唬人的話。
對處理這個局勢負有法律責任的人，是奧斯瓦德專員，下午2點乘飛機來到。他不顧曼庫西的勸告，決定和赫爾曼·施瓦茨一起進入D區和暴動分子當面談判，施瓦茨是暴動分子的領袖所信任的一位布法羅大學的法律教授。他打算告訴暴動分子，在釋放人質以前，他不能同他們討論他們的要求，這是司法當局不能違背的規定。他也的確提出了釋放人質的要求，但是也傾聽了布萊登口述了15項要求。暴動分子的要求包括“在不受威脅的情況下”舉行政治集會；容許穆斯林的“宗教自由”；停止郵件檢查；同任何人通信的權利；要有正規的控訴手續；增加娛樂，減少待在牢房裡的時間；增設體育活動場所；要有專職醫生；學校要辦得好一些；多給水果，少給豬肉；撤換獄長沃登·曼庫西；成立一個局外人委員會，以“監察”在造反期間監獄當局的作為；由聯邦法院發布禁令，禁止對犯人在造反期間的行為進行“肉體上和精神上的報復”。最後布萊登又補充說，至少有一部分犯人堅持把他們“迅速而安全地由監獄轉送到一個非帝國主義國家裡去”。他說：“我們是人，不是畜生，我們不打算任人鞭打或驅使。這裡發生的事情，只不過是被壓迫的人們的憤怒的先聲而已。”
奧斯瓦德進入D區的勇氣實在不小。就在他和暴動領袖的書記處對坐時，某些暴動領袖就建議把他也留作人質。站在牆頭的紐約州警察狙擊手，雖然逐個瞄準了奧斯瓦德周圍的犯人，但要是真動起手來，他能逃生的機會也是很小的。他此行是否明智則又當別論。既然聽完了他們的意見，並且承認其中有許多是合理的，自然也就幾乎無法抗拒他們要舉行談判的壓力。他向壓力讓了步。為了表明他的誠意，他同意任命一個監察委員會，並派施瓦茨去找正在參加佛蒙特州司法會議的聯邦法官約翰·柯廷，請求他發出那份禁令。奧斯瓦德還乾了一件使曼庫西和他的部下極為惱火的事，他簽署了“不對參與1971年9月9日行動的犯人進行行政上報復”的保證。暴動分子把這理解為寬大處理的保證。州長辦公室迅速指出，免罪是根本不可能的，專員無此權力。但誤解的種子已經種下，肯定會結出仇恨之果。
當天晚上，奧斯瓦德回到了被探照燈光照得通明，而又為犯人的營火照得更亮的監獄大院。他帶來了一批記者——這也是對暴動者要求的讓步。大部分時間花在監察委員會的人選上。犯人們提出的人選有威廉·孔斯特勒、休伊·牛頓、博比·西爾、州參議員約翰·鄧恩、寫過對喬治·傑克遜同情報導的《紐約時報》記者湯姆·威克、第一個當選國會議員的波多黎各人赫爾曼·巴迪洛和發行曼哈頓《阿姆斯特丹新聞》的黑人克拉倫斯·瓊斯。後來，洛克菲勒又增加了一些他自己挑選的人：他的秘書、一位學監、一位退休將軍和幾位立法委員和刑罰學家。一時監察委員達到30人。人數過多，無法執行任務；思想不一致，更削弱了這個委員會。
施瓦茨帶回了柯廷法官簽署的禁令，這是一名殺害警察的白人犯人、布魯克林的杰羅姆·羅森堡起草的。但是暴動者這時認為它不充分，拒絕接受。監察工作一開始就吵吵嚷嚷很不順利。威克、瓊斯和全國法律協助和辯護者協會的朱利安·泰珀三人去同懷俄明縣地方檢察官劉易斯·詹姆斯共進早餐，但從他那裡他們僅僅只能弄到一份不對犯人進行“不加區別的集體起訴”的書面保證，這種保證看來是不大可能消除那個焦急不安的犯人書記處的恐懼心理的。另一項不牢靠的協議於星期六凌晨4點鐘，暴動的第二個24小時接近結束時，也被撕毀了，當時記者團被阻於監獄門外。警察對記者越來越敵視，這是一個不祥徵兆，往往預示著警察將要採取不讓局外人看到的行動。
然而，那天早晨奧斯瓦德還是樂觀的。犯人的要求增加到了30項，但他已同意了28項，其餘兩項，一是完全赦免問題，他說這是“不能談判的”，一是撤換曼庫西。就在他表示有信心能夠解決這些問題時，新的發展使和平解決暴動的希望大為縮小。奎恩死了，於是排除了對暴動領袖實行寬大的任何可能。接著，博比·西爾來到。他進入監獄以前，對站在牆外向他歡呼的50名激進派的示威者說：“如果那些看守出了什麼事，紐約州及其州長就應被控謀殺。”接著，他的隨從散發了一份黑豹黨中央委員會的聲明，聲明說：“被叫做'人質'的監獄看守，實際上是由1280名犯人逮捕的，他們由於慣常遭受折磨人的、殘忍和非人的待遇，完全有理由這樣來為自己申訴……為了開始談判犯人……的要求，保證赦免是必要的第一步。根據黑豹黨的分析，這是被拘留的看守能夠得到保釋的惟一辦法。”
西爾對解決這場危機顯然不感興趣。他在監獄裡對犯人說，他們同奧斯瓦德打交道一定要自己拿主意。犯人們激動地表示信任他，請求他提供建議。西爾回答說，在未得到休伊·牛頓的同意前，他不能提任何意見。他參加了一會兒監察委員會的會議以後，就離開了，告訴記者說，他們的問題和武裝的州警使他很不愉快。孔斯特勒火上加油，採取了一個極不負責的行動，他對暴動書記處說：“第三世界國家的代表就在街對面等著你們。”他指的可能是那50名示威者，但他沒有解釋，弄得那些犯人以為可望取得徹底勝利，因而無意再同奧斯瓦德討價還價。
星期日雙方都進行了動員。整個下午，成卡車地運來國民警衛隊，粗大的消防水龍、成箱的瓦斯罐和防毒面罩。監察委員會發表聲明警告說，他們“現在深信有可能在這座監獄裡發生一場對犯人和看守的大屠殺”。威克、瓊斯、巴迪洛、鄧恩等人給洛克菲勒打了半個多小時的電話，請求他到阿提卡監獄來一趟，但是洛克菲勒州長發表一項聲明說：“鑑於關鍵問題是全面赦免……我感到我親臨現場去也無助於和平解決。”他和奧斯瓦德已經同意，如果犯人領袖對最後通牒不予理睬，那他們就不得不使用武力。他們並不樂觀。顯然犯人的情緒正變得越來越壞了。鐵門正在通上電流加熱，水溝裡倒滿了汽油，泥炭和油脂做成的餌雷按上了定時引信。粗糙的火箭發射器也都安裝起來，長矛打磨得更加鋒利。從A區通往“時報廣場”的主要通道，進攻警察的必由之路安置了用鐵案子堆成的路障。那天下午，暴動者為報舊仇，刺死了兩名白人犯人。
星期一早晨，局勢已經無可挽回。 7點鐘，一隊隊警察被分派了具體任務：或狙擊、或救護、或炸除路障、或作為後備力量。兩架直升機在上空盤旋，向地面報告犯人力量的部署和人質的情況。 8點35分，奧斯瓦德和理查德·克拉克在非軍事區會面。 “理查德兄弟”堅持，必須保證對犯人進行“安全、徹底、不折不扣的赦免”，並且把“曼庫西那傢伙”撤職。他說他需要半小時同書記處其他成員會商。奧斯瓦德同意給他時間。 9點零5分，一名犯人用話筒喊話說，如果暴動陣地受到進攻，囚犯“行刑隊”就要把人質全部殺死。奧斯瓦德的一名助手回話說：“現在釋放俘虜，然後專員就同你們會談。”那犯人叫嚷說：“不。”那實際上就成了商談中的最後一句話。剩下的只有蠻乾了。
幾分鐘後，一架直升機用無線電報告說：“'時報廣場'的四角各有一個人質，各有刀子對著他們的喉嚨。”那景象令人毛骨悚然，每個人質的頭被人拽著頭髮往後拉著，讓脖子彎出來，用手緊握著的尖刀已在慢慢刺進肉裡去。實際上，外表比真情顯得更加可怕。官員們不知道，他們所目睹的乃是好戰的誇大手法的典型實例。那些人質並不會死在暴動分子手裡。像要求定居在“非帝國主義國家”(奧斯瓦德第一次一皺眉頭，這個要求便被撤回了)一樣，這種用土造的匕首做出的可怕的姿態不過是一種誇張手法，目的在於聳人聽聞，也許還為了給犯人自己壯膽的。總有人不惜為虛張聲勢的行為而死去，其中有些人就要在此時此地倒下，還打算拉幾個身不由己的犧牲者同歸於盡。
奧斯瓦德這時已肯定，人質的處境非常危險，他們可能總不免遭到屠殺。事情已非常急迫，刻不容緩。他於是對助手們說：“現在沒有疑問了，我們必須打進去。”這時五百多名地方法警和穿黃制服的州警，都在各通道的門邊潛伏著，一架CH-34型直升機“賭盤二號”突然在“時報廣場”降落，放了一通催淚瓦斯、胡椒瓦斯和芥子瓦斯。無線電廣播員哇裡哇啦地叫著：“往裡衝!往裡衝!空降已成功!指揮所通知各個崗位——往裡衝。發起進攻!”
警察炸開了鐵門，摧毀了路障，站在灰牆上的狙擊手開始瞄準犯人開槍。清除過道的障礙用了90分鐘，然後主攻力量向前挺進。 “時報廣場”和D區，瓦斯煙霧瀰漫，很難看清情況，人質都穿著囚衣，更難辨別。後來警察堅持說，強烈的抵抗持續了大約兩分半鐘。一個警察說：“他們揮舞著刀子和長矛，像日本敢死隊沖鋒一樣向我們攻過來。對這些人，我們不得不開槍。”另一警察說：“進行抵抗的人，向我們投擲長矛和自製燃燒瓶，都給幹掉了。我們擊中一些揮臂正要投擲武器的人。凡是進行抵抗的，都給打死了。”
然而，有些人並沒有抵抗，也被殺死了。零星的射擊持續了將近一個小時。紐約州阿提卡問題特別委員會(麥凱委員會)後來查明，警察的進攻“具有過分的缺點”，包括“大量不必要的射擊”。某些不必要的暴行是出於輕率，甚至可能出於忽視人命。洛克菲勒特令禁止監獄看守參與進攻，但是他們還是參加了，並且至少對兩起兇殺負有罪責。特別委員會調查發現，有些警察使用獵槍和“”號鉛彈掃射，其散射範圍超過30碼，打中了一些“無意攻擊的目標”，因而“給不抵抗的犯人和人質造成嚴重的傷亡威脅”。當時在場的一位醫生——布法羅的萊昂內爾·西豐泰斯大夫事後報告說：“許多暴動領袖是看守存心挑出而開槍打死的，有些是已經舉手錶示要投降的，有些已經躺倒在地上。”
120多人受傷，或已氣息奄奄。算上奎恩和在暴動中被罪犯殺害的另一些犯人，阿提卡監獄事件的死亡人數是：32名犯人、11名看守或管理人員，總共43人。關於人質究竟是怎麼死的，報導極不准確，使得重新奪回監獄後幾小時內的實際情況，更為混亂不清。奧斯瓦德的一個助手說，有一個看守被閹割了，他的生殖器被塞在他的嘴裡。另一個助手對記者說：“有幾個人質的咽喉被割斷。沾有血污的蒙眼布落在脖子上，從這一事實來看，被俘的看守是被看管他們的人殺害的說法是可信的。事實上，三名生還的看守的喉部確有傷痕。但是，次日上午法醫發表報告說，他沒有發現死者遭到閹割和被截肢的情況。所有的死者都是被槍彈打死的，而當時只有警察有槍。”
洛克菲勒州長說，人質“是在交火中打死的”。奧斯瓦德自己也不大相信地暗示，他們“很可能是被推在前面當盾牌使用”。得救的人質強烈支持警察的進攻。在華盛頓，尼克松總統說，進攻阿提卡監獄的“可悲和痛苦的”決定，是政府當局惟一“可行的”做法。對於事件的不同意見爭論，很快變成了意識形態上的爭論。那些不相信自由派人士、刑律改革、“悲天憫人”和“行善”的人，反對一切對警察的批評。他們怪罪犯人——《亞特蘭大憲法報》在一篇措詞激烈的社論中，譴責“阿提卡的畜生”企圖對人質“強行非法審判”；還有不少人怪罪監督人員。筋疲力盡的威克離開阿提卡時，門口有個看守噓他說：“以後在任何情況下，永遠不會再讓你們這些人進這個地方了。”
另一方面的反應同樣激烈。紐瓦克市長肯尼思·吉布森說這次粉碎監獄暴動是，“據認為屬於文明社會從未採取過的一次最殘暴、最明目張膽的鎮壓行動”。威克後來指出，雖然有60名犯人被控犯了共1300條之多的罪狀，卻沒有一個法警受到控告，儘管“有證據證明，官方人員玩忽職守、殘暴凶狠、違反紀律、任意妄為——甚至公然謀殺”。這次暴動鎮壓下去以後，麥凱委員會查明，“打人、刺人、踢人的現像很普遍”。犯人們被剝光衣服，被迫在兩排看守亂棒打擊中間走過。受傷的看守迅速得到治療，並立即通知了他們的家屬。受傷的犯人則四個小時得不到治療，身上拴著“囚1、囚2、囚3”字樣的小牌牌。四天以後，某些犯人的家屬還在急得發瘋似地打聽他們丈夫、兒子的死活。阿提卡監獄往往連這情況都不告訴他們。得到消息的人則只是接到一份也是粗率簡略的電報：“遺憾地通知你，你的丈夫雷蒙德·里維拉，編號29533，已經死亡，屍體停放在本監獄內。”
約翰·多斯帕索斯曾在寫到大蕭條時期美國富人同饑民間鴻溝時氣憤地說：“一點不錯，我們是兩個國家!”現在這種裂痕沿著不同的方向發展，但是一樣地深邃。三年前白宮的新主人發誓要“把咱們聯合在一起”。他沒有做到這一點。人民的分裂一如既往，在正義與寬恕、戰爭與和平、是與非這些最根本的問題上，也不能取得一致意見。在離新總統選舉還有一年的時候，美國人開始通過民意測驗重新估價理查德·尼克鬆的地位。從這裡是可以看出變化的。遲至8月初，民意測驗組織人阿伯特·辛德林格發現，只有27%的選民希望看到尼克松重新當選。但是沒出8月，尼克鬆的群眾威望曲線不再下降，而漸趨平穩，接著又緩慢回升。決定性的因素是政府在國內外採取了果斷的行動。
第31屆世界乒乓球錦標賽於同年4月在日本名古屋舉行。美國乒乓球隊的組成，表明這個體育項目的廣泛吸引力。一個克萊斯勒汽車公司的人事負責人、杜邦公司的一位化學家、一名《體育畫報》編輯、一名大學教授、一名黑人聯邦工作人員、一名國際商業機器公司的程序編制員、一名多米尼加共和國的移民、一名華爾街銀行職員、兩名十幾歲的少女、兩名家庭婦女和兩名大學生。聖·莫尼卡大學的格倫·科恩，是美國球隊最出風頭的隊員。他穿一條紫色印花的喇叭褲和印著和平象徵的襯衫，打球時用頭帶紮住齊肩的長發。也許由於科恩的頭帶的顏色是紅的，也許由於他機靈、性格外向，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運動員選中他來提出一項具有歷史意義的建議：他和他的隊友願意去紅色中國做一次免費旅行嗎·
隊友們都很樂意——科恩同隊友們商量後說：“用毛主席的話說，我好像點燃了燎原的星星之火。”——中國乒乓球代表團秘書長宋中很快送來正式請柬。華盛頓沒有反對。僅在幾星期前，國務院才剛對要去人民中國旅行的美國人取消了一切限制。一切有關人士，包括乒乓球員在內，都知道這兩件事的關係並非偶合。一般認為，這是走向緩和的起步，反映了北京的新的自信，被稱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三年激烈的權力鬥爭，兩年前已經以毛澤東和周恩來總理獲得最後勝利而結束。當七名西方記者獲准進入中國報導球隊此行時，世界顯然已經到達一個歷史性的轉折點。顯然中國人像俄國人以往的做法一樣，是在把體育用於外交目的。一夜之間，乒乓球獲得了新的地位。連尼克松也告訴部下說：“我在法學院唸書時，就是個相當不錯的乒乓球運動員。可以說，我打得相當好。”莫斯科悶悶不樂，克里姆林宮說北京對美國的建議“沒有原則”。
4月10日，美國乒乓球隊從香港穿過一座短的鋼架橋到達邊境的羅湖車站，接著再通過一座上覆鉛鐵皮頂的橋，到達中國城鎮深圳。面帶笑容的中國官員，把他們領上了一列乳白色和藍色相間的火車。他們的第一個終點是廣州。 21年前，華盛頓和北京斷絕關係後，這地名的英文名稱已由Canton改為Kwangchow。在這23英里的途中，可以看到香蕉林、荔枝樹和稻田，在重要的地方，還有掛著毛主席肖像的巨大的宣傳牌。在廣州新機場，他們登上一架蘇制伊柳辛-18型客機，擴音器裡播放著軍樂和毛主席語錄。停機坪前懸掛煽動性標語：呼籲“全世界人民團結起來，打敗美國侵略者及其走狗”。這並不是故意對來訪者的污辱。其時，毛的政府把美國人民及其政府作了明確的區別。它需要美國人民的友誼，但對美國政府北京廣播電台則不斷責罵為“嗜血成性的強盜”的陰謀集團。
北京的4月天氣，仍有冬天的寒意，但除此以外，首都對美國乒乓球隊的接待是極盡地主之誼的。他們下榻在華貴的新僑飯店，他們受到多次設宴招待，遊覽了19世紀滿洲皇帝的頤和園，並參觀了人民大會堂。他們觀看了革命芭蕾舞劇《紅色娘子軍》和表明共產主義戰勝資本主義的京劇《智取威虎山》。他們到北京體育館同中國球隊進行表演賽時，受到1.8萬名球迷興高采烈的歡迎，巨大的橫幅上寫著“歡迎美國乒乓球隊”。樂隊奏起了激昂的歌曲“大海航行靠舵手，幹革命靠的是毛澤東思想”。科恩跳了搖滾舞。
在乒乓球比賽中，中國人依然使用原來的策略。他們不讓能夠徹底打敗美國隊的一流球隊出場，只派二流運動員參加比賽，男隊和女隊分別以5∶3，5∶4獲勝。東道主把比賽叫做“友誼賽”。不過，這還不是最動人的友好之舉。第二天，周恩來在人民大會堂鋪著紅地毯的客廳裡會見了中國的這些乒乓球客人。美國隊並不是那個星期惟一來訪的乒乓球隊，按照中國儀禮，會見嚴格按照字母順序進行，所以周恩來會見美國運動員之前，先會見了加拿大、哥倫比亞、英格蘭和尼日利亞的運動員。但是周恩來用大部分時間——1小時45分鐘——會見美國運動員，他告訴他們：“我們翻開了中國和美國人民關係方面的新的一頁。”他對美國記者說，現在美國記者可以“分批來”。
在美國球隊離京去香港的當天，尼克松總統宣布放寬已有20年之久的美國對華貿易禁運，北京則恢復同華盛頓和倫敦的電話聯繫。可談的事實在不少；又過了不到兩星期，以亨利·卡伯特·洛奇為首的一個總統專門委員會建議，如果能夠找到保留國民黨席位的辦法，就可以接納人民共和國進入聯合國。國家安全顧問亨利·基辛格秘密訪問北京的計劃已在著手製定，訪問時，會談的主要問題是總統本人前往進行國事訪問。
7月初，基辛格飛往亞洲，官方宣布是前往西貢、泰國、印度、巴基斯坦等地舉行會談。基辛格同巴基斯坦總統葉海亞·汗進行了90分鐘會談後，宣布改變日程，說他要到拉瓦爾品第以北38英里的山區休養地納蒂亞加利去度幾天工作假日。基辛格此行並沒有特殊的報導價值，因此，葉海亞政府宣布基辛格因稍感不適將在休養地多住一天時，對此事進行採訪的記者也沒有產生什麼好奇心。基辛格被認為得了亞洲痢疾——“德里肚子疼”——美國大使館為了鼓勵這種說法，還放出空氣說，已經派了醫生去給他診治。一個記者提出，總統顧問住在拉瓦爾品第有空調設備的旅館裡豈不更舒適一些。大使館發言人回答說，基辛格不願由於自己生病去麻煩首都的什麼人。
實際上，基辛格和三名助手已驅車到拉瓦爾品第機場，登上一架巴基斯坦國際航空公司的飛機，飛往北京去了。 7月9日中午，他們在中國首都郊外一個荒涼的機場上著陸。他們由汽車送到靠近湖邊的一座賓館，在那裡吃了午飯，到下午三四點鐘，周恩來便來會面。星期五夜、星期六晚和星期天早上，他和基辛格進行了會談。由於中國人殷勤招待，這位總統顧問體重增加了五磅，之後，在他仍然被認為因腸胃病臥床時，他又飛回巴基斯坦，在別去兩天半後，重新和代表團其他人匯合。再也聽不到北京廣播電台咒罵美國官員是強盜和走狗了。基辛格的中國之行五天以後，尼克松總統乘直升機從聖克利門蒂飛到洛杉磯郊外的伯班克電視台，發表了震驚世界的四分鐘講話。他宣布，他已被邀訪問紅色中國，而且愉快地接受了這一邀請。他說：“我之所以採取這一行動，是因為我深信在美國同中華人民共和國之間減少緊張局勢、改善關係，對所有國家都有好處。”至於國民黨，總統說，同北京“爭取新的關係”，不會“犧牲我們的老朋友”。
這是他無法實踐的諾言。他想讓“兩個中國”同時參加聯合國的計劃，是注定要失敗的。聯合國一年比一年更接近於驅逐台灣代表團，就這一點就足以使它最後做出斷然處置。 10月25日，聯合國大會投票通過接納北京，驅逐了蔣介石的代表。美國保守人士當天從電視上看到的丟臉情景，這在艾奇遜、杜勒斯掌握美國外交政策的時代，簡直是不可思議的。阿爾及利亞人和阿爾巴尼亞人互相擁抱，坦桑尼亞人在會場通道裡跳起舞來。華盛頓反應強烈，惱怒萬分。巴里·戈德華特要求美國退出聯合國，把聯合國大會送到“莫斯科或北京之類的地方”。賓夕法尼亞州的休·斯科特輕蔑地談到像坦桑尼亞那樣的“趕時髦熱褲的小國”。總統新聞秘書羅納德·齊格勒，譴責了“某些代表在投票後令人震驚的表演和不加掩飾的狂歡勁頭”。但這些不過是政治上的儀式而已。事實是，蔣介石一直以“大國”自居的地位，從中國人在名古屋對格倫·科恩做出和解姿態時起，就已註定完蛋了。
在尼克松通過電視廣播，宣布他要訪問北京正好一個月之後，他又在廣播中宣布了有關另一重大措施的消息，這一回是拯救美國經濟。的確需要想想辦法了。美國已開始陷入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的貨幣危機。那時，由於胡佛總統頑固地相信亞當·斯密和約翰·司圖亞特·穆勒的經濟學說，使得已經步履蹣跚的美國金融更加寸步難行。尼克鬆對這兩個人的學說也口頭上表示贊同，但在實踐中他卻絕非不肯靈活。 《時代》周刊的休·賽迪評論說：“直到最後關頭，總統總是墨守陳規。而當具體情況使他不知所措，或他自己改變了主意時，他便決定採取行動，那時什麼東西也不用想長期阻礙住他。他會拋棄自己的哲學、諾言、說教、朋友和顧問。他走出一種生活進入新的世界，不作任何解釋，連頭也不回。”這種做法有時使人很為難，但是在1971年的8月，美元搖晃在災難的邊緣，卻是使人為之振奮的。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美國成了文明史上最富的國家，當時世界上400多億美元的貨幣黃金，美國就握有350億。戰後金融結構，在大戰結束的前一年已經在新罕布什爾州的布雷頓森林會議上確立下來，規定黃金和美元將作為共產黨集團以外的一切主要國家貨幣的儲備。由於沒有充足的黃金支持預期的外貿流量，世界上最堅挺的貨幣——美元——就成了黃金的等價物。各國之間支付債務兩者均可使用。美國保證以35美元兌換一盎司黃金的比率回收現有的全部美元，其他國家也以美元表示自己貨幣的價值。當時這是行得通的。貿易繁榮起來。任何一個國家能夠使自己同美國的貿易變成出超——向美國出口的貨物超過從美國的進口——這個國家的剩余美元就可以用作儲備，再發行新的貨幣。
由於美國富，世界其他國家都比較窮，於是大量美元就流往海外，幫助匱乏的國家。這沒有關係，因為美元有的是。接著，發生了朝鮮戰爭和歐洲商業的複興。到1961年，共同市場成立後的第一年的年終，美國的黃金儲備已下降到170億美元；1962年，降到160億；到1963年，更降到150億。到70年代初期，黃金儲備一直停留在110億美元——幾乎到了最低限度，因為美國法律要求每四個流通中的美元必須在諾克斯堡保存價值一美元的黃金，美國的企業則需要400億美元的紙幣和銀元。此時，貿易差額越來越對美國不利。 1960年，美國進口價值150億美元的貨物，出口達200億美元，有50億美元順差。到1970年，這個差額下降到20億美元；1971年5月，便完全消失。美國的貿易出現了赤字，由於五角大樓仍然在越南消耗大量財富，迅速扭轉這種局面的希望是沒有的。商務部長莫里斯·斯坦斯警告說，美國自1893年以來第一次出現貿易赤字。
1971年5月，經濟學家們從德國收到令人擔心的信號。經濟奇蹟已經把聯邦共和國變成大量出口的國家。過去十年裡，德國馬克兩次增值，改變了同美元的比價，使囤積馬克的投機家發了財。現在要求再次增值的壓力又在增加。波恩作為在布雷頓森林會議上建立起來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成員國，有義務維持美元和馬克的關係，在馬克增值時收買美元，出售馬克。因為美國存在貿易逆差，投機者握有大量美元——即“歐洲美元”，這是一般對外國擁有的美元的稱呼——可供投資。 1971年頭四個月，歐洲的歐洲美元儲存額驚人地躍升，從50億上升到五六百億，德國中央銀行出現了美元氾濫。
德國中央銀行不停地收購，收購，直到波恩看出了通貨膨脹的初期跡象，於是在5月9日通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不管有無布雷頓森林會議的規定，它不再繼續收購美元了。作為代替辦法，德國人提出，讓他們的貨幣按照供求規律決定自己的價值。用經濟學家的行話來說，他們要讓馬克“浮動”。馬克從25美分“浮動”到27美分，就停在那兒不動，減輕了對德國中央銀行的壓力，附帶改善了美國同聯邦共和國的貿易平衡關係，因為這時在德國的美國貨比較便宜了。然而喘息的時間是很短的。由於美聯社記者拉里·斯頓茨聽說的“歐洲美元的巨大水塘正在歐洲氾濫”——總數相當於美國流通的全部貨幣，投機者必然得轉向別的地方。他們準備開始對法國法郎加熱，但是一直注視著德國的苦惱的巴黎，迅速擺脫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限制了美元交易。投機者接著向瑞士法郎打主意。伯爾尼也效法巴黎。要想脫手美元越來越困難了，布雷頓森林會議正趨向於不起作用。 《巴倫》周刊預測，秋季會出現世界範圍的恐慌。 8月初，又出現權威性預測說：美國第二季度的貿易逆差會超過70億美元。緊接著國會兩院聯合經濟委員會發表報告說，美元比價過高，其他貨幣應當增值，如果做不到這一點，美國應當停止購買黃金。於是股票行情猛跌，道·瓊斯工業指數從4月份的高峰下降了100點。這時歐洲美元幾乎已沒有市場。美國在歐洲旅遊的人發現，一度堅挺的美元，成了沒有人肯接受的貨幣。世界貿易停頓下來；商人們再也不知道他們手中的貨幣在下星期，甚至在明天能夠買到些什麼了。
美國人也不斷得到國內經濟方面的壞消息。尼克松斷言，1971年是個好年頭，1972年是個壞年頭，他的預算是以預計國民生產總值為10650億元作為基礎的。國民生產總值結果達到10500億元，而其增長的半數來自通貨膨脹。生產下降，失業率達6%，接近衰退時期的水平。 6月底，財政年度結束時，政府的赤字驚人，達到232億元，比約翰遜政府1968年創紀錄的虧空僅少20億元，收入竟比尼克鬆的預計令人難以相信地少了245億元。總統在講話中使用了“充分就業平衡”一詞，使得他的保守的支持者大為吃驚。這是凱恩斯的一種概念，主張只要支出總額不超過在人人都有工作的條件下的稅收總額，預算就是“平衡”的。但是，即使用這個尺度衡量，政府也還有80億元的赤字。前景也是陰暗的。新的勞工合同保證鐵路工人42個月裡增加工資42%，鋼鐵工人三年內增加工資30%。這必然會引起相應的通貨膨脹。
國會曾經批准1970年的經濟穩定法案，授權總統“發布他認為有利於穩定物價、租金、工資和薪金的命令”。尼克松過去反對過這個法案，但是現在不得不簽署了，因為這法案不把國防所需要的資源包括在內，但他發誓決不使用這個法案。他的計劃是排除任何控制。他甚至不相信自覺遵守的指導方針或說服辦法，即利用總統威信說服勞資雙方放棄提高工資或物價的要求。
尼克松和他的經濟顧問在戴維營度了一個短暫的周末後，一切都改變了。經濟顧問們接到必須於24小時內到達的通知，共同起草了一份經濟咨文，使用了尼克松曾拒絕使用的權力。 8月15日，星期天，尼克松便帶上它在電視中出現。他把咨文中的方案叫做他的新經濟政策。在他提出或者請求國會採取的措施中，有一項是關閉“黃金窗口”——美國不再讓用美元兌換黃金。大多數進口貨物必須付10%的附加稅，目的在於使美國貨在國內市場上比外國貨有更大的競爭能力；而且在某些情況下，美國人如果購買美國貨，還可以受到減稅待遇。工業的新投資可以得到納稅貸款。汽車的7%出廠稅也將廢除，這樣每輛汽車平均可節省200美元。除極少數例外，美國的物價、工資、租金、紅利，都要在當前的水平上凍結90天。以財政部長約翰·康納利為首的生活費用委員會，將主管凍結工作。
尼克松已使美元浮動，其效果和貶值一樣。開頭兩週，在貨幣市場上，美元貶值2%。外國銀行家是同情的，他們表明，如果美國取消附加稅，他們準備重新讓他們的貨幣調價。同時，外國也沒有採取報復性措施。丹麥人的確規定了自己的附加稅，法國人也嘟囔著要徵收，但是，並沒有出現多少要抵制突然變得便宜的美國貨的關稅壁壘威脅。康納利在外交界威望有限，他堅持美國在國際收支中迅速增收130億元的提法，引起一片抗議，說這樣迅速的逆轉會毀滅共同市場。但是，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9月份會議上，最富的“十國集團”的財界人士，仍對美國立場表示同情。康納利也暗示，美國有可能重開“黃金窗口”，提高黃金價格，即直接貶值。隨後在羅馬會議上達成了由華盛頓史密森學會公佈的協議，美國取消附加稅，其他貨幣增值，黃金價格暫時上漲到每盎司38元。
在尼克松宣布實行凍結——或者如人們所說的“第一階段”——的第二天，華爾街的道·瓊斯工業指數在其歷史上最繁忙的一天中，從32.93躍升到888.95；共有3172萬股股票成交。 9月，第一階段的第一個整月，美國生活費用的上漲保持為2.4%，批發價格指數記錄了五年來最大幅度的下跌。在工資和物價的最高限額方面，也出現了一些例外，在某些工業部門不可避免地出現大量的混亂現象，但就絕大部分情況來說，那辦法是有效的。遺憾的是，按照定義，這只是第一步，到11月13日就將滿期。在此之前，政府必須在糾正陷於凍結中的一些不公正現象的同時，找出有希望保持相對穩定的指導方針。
10月8日，尼克松再次向全國發表講話，這次是建立起第二階段的機構。這次，反對的意見較為強烈。新階段的主要設計人經濟學家赫伯特·斯坦，在尼克鬆發表第一次講話時已料到將遇到的困難。他說：“我當時就想到，問題不在於凍結，而在於取消凍結，或解凍。”第二個計劃的目標，是把通貨膨脹控制在每年2%～3%之內。控制工作由7人組成的物價委員會和15人組成的工資委員會來掌握。總統說，對利潤沒有限制，計劃的成敗取決於“美國人民的自願合作”。
由於擔心勞資雙方都可能從監督機構撤出代表，使得把通貨膨脹保持在3%以下的希望成了泡影。米尼在邁阿密海灘告訴勞聯-產聯大會的代表們說：“如果總統不願按照我們的條件讓我們參加工資委員會，那他知道他該怎麼做。”尼克松大膽地飛到代表大會的會議大廳，回答說：“我確實知道我該怎麼做，而且馬上就準備要做。”儘管如此，工資委員會在第一階段的最後一周，還是接受了米尼的條件，宣布完全承認延期未加的工資增長，確定每年增加工資的標準為5.5%。即使這條界線也沒有維持住，工資委員會在第二階段的第一個決定中，便同意煤礦工人增加工資15%。物價委員會也同樣不起作用。一開始它就批准兩家鋼鐵公司生產的白鐵皮提價7%。不到三星期，全國1500家最大的公司中有1/3申請批准提價，他們的要求被批准和被否決的比例竟達20∶1。
12月，股票市場再次猛跌。工資委員會對勞工繼續採取和解姿態，但是三個月後，米尼和其他兩名工會最高領導人仍然退出，指責多數委員都懷有偏見。第二天，聯合汽車工人工會的羅納德·伍德科克也退出了。這樣工資委員會裡只剩下一名勞工委員，運輸工會主席弗蘭克·費茲蒙斯。自從尼克鬆在聖誕週赦免吉米·霍法以來，運輸工會一直聽從尼克松擺佈。那一寬大措施普遍認為出於政治考慮，但是很少有人責備尼克松。儘管夏季他在民意測驗中的低落地位已經有所改善，一般人都相信，他要想重新當選，非設法得到他所能夠得到的一切幫助不可。
美國人物畫像拉爾夫·納德〓〓拉爾夫·納德的父親是黎巴嫩移民，住在康涅狄格州的製造業中心文斯特德，是人們所熟悉的美國式的地方平民主義者。納德拉·納德的高原甜食店是一家飯館兼麵包點心店，顧客們抱怨說，店老闆從來不讓他們安靜地吃飯。納德經常給他們演講現制度的弊端及其不平等和不公正的情況。和許多移民一樣，他比土生的美國人更是個熱誠的民主黨人。他沒完沒了地責罵財團的罪行，老是威脅著要控告他們。到最後，他差不多和誰也談不到一塊，只有一個人例外，那就是他的幼子拉爾夫。
1938年，拉爾夫·納德年僅四歲，當律師們在地方法院向著陪審團發表長篇辯詞時，他就是個小小的聽眾。 14歲時，他就天天閱讀《國會記錄》。他獲得普林斯頓大學的獎學金，在該大學，他拒絕和其他學生一樣穿麂皮馬褲或其他相應的服裝像徵；校園的樹木噴射滴滴涕，他也提出抗議。學校圖書館閉館後，他經常被鎖在館裡，結果管理人給了他一把鑰匙；而他的反應倒符合他的性格，反而指責學校當局不應對其他學生的合法權利漠不關心。 1955年，他被選為大學優秀生聯誼會會員，畢業時成績優異，進入哈佛法學院學習，而他卻把這個學院稱為培育權勢僕役的“高價的工具工廠”。
他的清教徒名聲傳播開來。他發誓不看小說，認為那是浪費時間。看電影也是一樣，他限制自己一年只看兩部。他藐視戲劇、煙、酒、女人、晚會等等。在哈佛大學，他也不開汽車了，但在這個問題上他卻另有動機。他開始研究汽車事故。他到附近的馬薩諸塞州理工學院研究了一陣汽車技術之後，給《哈佛法學記錄》寫了一篇文章，題為《美國汽車：為死亡而設計》。
這個問題一直使他煩惱。他的整個生涯都是同人身保護工作相聯繫的——從不安全的天然煤氣管道、食品的附加劑、變質肉類、污染問題、礦井健康條件、除草劑、不衛生的家禽、條件不足的私人醫院，一直到彩色電視的輻射問題，但是汽車威脅的問題是最基本的。他在哈特福德開設了一家私人法律事務所(很快成了為窮人免費提供法律諮詢的地方)，繼續敦促各地方政府制定更加嚴格的汽車安全條例。 1964年初，他把這一運動帶到華盛頓，勞工部部長助理丹尼爾·帕特里克·莫伊尼漢聘用他為勞工部日薪50元的顧問。
在康涅狄格州參議員亞伯拉罕·裡比科夫的合作下，納德搞了一份200頁厚的呼籲書，呼籲制定強制性汽車安全法令。通用汽車公司的一位工程師向他指出，雪佛萊廠的科維爾牌汽車容易翻車，因而成了他在工業界內第一個秘密聯繫人。 1965年11月，納德的第一部著作《任何速度都不安全：美國汽車設計中包含的危險》，其中把科維爾牌汽車叫做“最難駕駛的汽車之一”，並且指責汽車工業在“這種型號已經用了四年，共生產了1124076輛科維爾之後，才決定採取措施”。
《任何速度都不安全：美國汽車設計中包含的危險》一書的精裝本和平裝本共出售45萬冊，終使作者以證實汽車危害的專家身份於1966年2月10日出席了裡比科夫委員會。三星期後，納德指控通用汽車公司利用私人偵探跟他找麻煩，打電話對他進行謾罵，以及企圖用女人勾引他來敗壞他的名譽，於是使他成了全國知名人物。一個通用汽車公司的工作人員在宣誓下承認，他的上司曾指示他：“不論在什麼地方設法抓住這傢伙的一點把柄……使他不敢再跟他們搗蛋……封住他的嘴。”納德提出控告，要求賠償2600萬元，結果得到了28萬元。這錢和他寫書的版稅一樣，都用在他的事業上。那年夏天，“全國交通和機動車安全法”獲得通過時，《華盛頓郵報》宣稱：“這項重要立法所以成為可能，大部分功勞應該屬於一個人——拉爾夫·納德……這個為公眾利益進行活動的單人院外說客，戰勝了全國力量最強大的工業。”
納德自己承擔起全國交通安全署監督人的責任後，又插手過問肉類包裝業，其結果是使得1967年肉類衛生法得以通過。他的攻擊範圍原來還限於消費者的剝削者，後來更擴大到包括食品和藥物管理局、聯合碳化物公司的煙囪、智囊機構、不安全的卡車、紙漿和造紙工廠、財產稅、官僚主義者、消費信貸、銀行和超級市場。一個評論家說：“納德並不是維護消費者利益的人，他只是一味反對消費。”
納德不同於林肯·斯特芬斯時代那些揭發醜事的人，他得到保守選民的支持。在充滿無政府主義和混亂的時代，他仍然相信能在這個制度內部進行改革。他是個直線式的思想家，提倡守法和工業秩序。股票經紀人讚助他的事業，波特女士的學校給他派去志願工作者。現在，他已有一些助手——一個記者稱他們是“納德襲擊者”，這些人大多數是畢業於上流學校的上層中產階級的白人，他們的姓名頗像普爾門臥車車廂的名稱：羅維爾·道奇、威廉·哈里遜·韋爾福德、魯本·羅伯遜三世、霍華德·塔夫脫四世等。其中有個叫愛德華·考克斯的，後來成了尼克鬆的女婿。
納德把他的助手們安置在全國報業大樓的幾間狹小的辦公室裡，舊桌椅是從殘缺物品拍賣會上買來的，裝檔案用的是蘋果箱，書架是用木板和磚頭搭的。他讓這些人一周工作100小時，工資之低接近貧窮標準。他們編寫的書籍所得版稅，全部用於運動。但是他們沒有怨言。納德本人一年掙20萬元，自己只用5000元。
他住的帶家具的房間，靠近杜邦大廈，每月租金80元，辦公室租金每月97元，也不用個秘書。別人送給他的公文包，他都用來做檔案袋，自己旅行時卻把文件裝在一紮紮牛皮紙大封套裡。他的黑皮鞋已經磨損，鞋帶斷了又接起來。他穿一套滿是皺褶的灰衣服，白襯衫起了毛邊，繫著過時多年的窄領帶。他身高六英尺四英寸，一頭波浪式的黑髮，一副年輕人的面孔，《新聞周刊》把他比做“弗蘭克·卡普拉影片裡的吉米·斯蒂華式的英雄人物”。他的惟一特殊開支是電話費。這筆費用很大。工業界的志願偵探給他打電話的費用，都由他付。
納德的大部分收入來自講演費。他每週接到50份請他講演的邀請，他一年只接受150次，每次收費多達2000元。繼沃爾特·魯瑟之後，他成為最擅長長篇大論的演說家，一次上台演說，時間很少在1小時45分鐘以下。演說結束時，從來不加上點兒什麼華麗辭藻。他說完停下來，轉身就走。大學的聽眾對他報以狂熱的歡呼，但他從不回身表示謝意。如果有人請他簽名留念，他會粗率地回答：“不簽。”一位朋友說：“納德怕被當成電影明星，把他的私生活浪漫化，所以他乾脆拋棄了私生活。”
他是個無法對付的顧客。在飯館點菜叫飯時，他會對女服務員說：“三明治裡的火腿是單切的嗎·這乳酪是真正的，還是人造的·你吃糖嗎·你吃·那你聽我告訴你——那東西絕無用處，毫無食用價值。”他對班機上的女服務員說：“在整個飛機上，你可以感到自豪地供應的惟一東西就是那小包花生。而且你還應當去掉它上邊的鹽。”阿勒根尼航空公司竟敢把他預訂的座位讓給別人，使他沒有坐上飛機，他於是提出控訴，判得損失賠償費5萬元，這筆錢一半給他本人，一半付給由於他誤了飛機而未能聽到他演說的消費者集體。
羅伯特·肯尼迪問他為什麼“幹這一套”，他回答說：“如果我從事防止虐待動物的活動，就沒有人會問我這個問題。”他說：他的最終目的“不亞於為工業革命進行質量改革”，任何誘惑也不能使他偏離這個目標。尼古拉斯·馮·霍夫曼和戈爾·維達爾提議他競選總統。他說：“我對公職不感興趣。國內最偉大的事，是公民活動。政治也要居於其後。”
儘管他散佈福音，致力於公益事業，過著修道士的生活，他對社會的影響還是成問題的。這一點他有時似乎也知道。有一次他說：“我們總是失敗。”“整個問題就是如何限制失敗的程度。”聽眾似乎把他看成是個演員。他們給他鼓掌好像是讚揚演出一樣。很少人感到自己必須參與其事，必須仿效他的榜樣，或聽從他的建議。他們照舊駕駛底特律的大型汽車，買加過工的食品吃，臉上抹一層昂貴的化妝品，抽著有毒的香煙。
他有一次沉思時想到：“兩千年前在雅典，一個人可以一早起床，在城裡閒逛，調查和他個人以及本市同鄉福利攸關的事。沒有人會問他：'你和誰一夥·'”70年代的美國人不需探問關於他的情況，他們知道他是乾什麼的。但他們對他的活動並不表示支持。使他感到極為痛苦的是，不管他們對他喝彩聲多麼強烈，不管他們多麼經常說他們贊成他，但在這物質至上的黃金盛世，他們並非真正同他是一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