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冬季，懷往憶舊成了一大生意經。雪茄煙店門前擺設的大雕印第安人像每個賣價達4000元之多，1938年發行的《超人》連環畫報則售價400元。一位意大利設計師重新推廣了麗塔·海沃思的服裝式樣，讓他的模特兒穿著這種上身是襯衫下身是張開的裙子的服裝，合著管樂演奏的搖滾樂的節奏漫步。大學女生甚至倒退得更遠，穿上了1900年前後的長及踝骨的大衣，戴上了老奶奶戴的鋼架眼鏡。箭牌襯衫展出了1906年的設計式樣，赫茲廣告公司的廣告採用了古銅色的油墨和早已過時的維多利亞式字模。嬉皮士們戴上了米老鼠牌手錶。 300多家電台重播了奧森·韋爾斯的《星球大戰》，來慶祝萬靈節的前夕。百老匯演出的一個最吸引人的——也是最賺錢的——劇目，是把20年代的歌舞劇《不，不，南尼特》重新搬上舞台。演出的第一個星期，收入達3.5萬元；票價高到每張25元；該劇主題歌《我要過得愉快》又流行起來。舞蹈由巴斯比·伯克利設計。主角是60歲的魯比·基勒。當她和著“二人茶會”的曲調跳起踢舞時，觀看首場演出的觀眾全都跳起來，向她歡呼。
1971年重新印行了西爾斯·羅巴克公司1897年的商品目錄第104期，並由佩雷爾曼和理查德·羅維爾另寫了一篇再版序言，這也是以舊取勝的一個極為突出的例子。出版者原想只有圖書館會購買來充實參考書架，但結果出乎意料之外，以每冊14.95元的價格，竟售出20萬冊之多。很快，一家“懷舊讀書會”也到處開設分會，提供各種舊電影廣告合訂本、黃色雜誌故事彙編以及迪克·特雷西、小孤兒安妮和巴克·羅傑斯的傳奇小說。南希·德魯和哈迪·博伊斯的偵探小說也暢銷一時。郎金交響樂唱片社出售題為“想起那無線電廣播的黃金時代”、“大樂隊時代的偉大歌手”、“承蒙記憶”、“難忘的歲月”、“記憶中的歲月”和“大樂隊時代的主題歌”等30年代歌曲和廣播劇目唱片集，獲利數百萬美元。在這方面，最為野心勃勃的計劃是時代-生活公司發行的一大批唱片集，以立體聲重錄了許多搖滾舞名樂隊的演奏，其中包括格倫·米勒、哈里·詹姆斯、阿蒂·肖、湯米·多爾西、萊斯·布朗、伍迪·赫爾曼、查利·巴尼特、吉米·倫斯福特、克勞德、索恩希爾、萊昂內爾·漢普頓等，當然還有本尼·古德曼。
這種時代的心聲是很明確的：美國人由於厭惡現時而嚮往過去。儘管1971年發生了很多大事，但是這些事件的性質並未能使1971年的情況比1970年有所改善。後來的通貨膨脹使得1971年的通貨膨脹似乎微不足道，但是，在當時人們卻感到簡直難以想像。 2月份批發價格急劇上升的情況為17年來所未有。總的來說，生活費用在五年內增長了25%。同時，聯邦調查局的數字表明，重大犯罪活動在60年代增加了176%。在前一年中，美國共發生犯罪案件550萬起；在1960年，1/3的犯罪活動能夠破案，現在的破案率卻只有1/5。性病的傳播達到了驚人的地步。淋病變成了全國范圍的流行病，但卻沒有預防感染的疫苗。
各種變化繼續以驚人的步調改變著美國的面貌。現在可以得到的新的人口調查數字，除說明其他許多問題外，還表明由於60年代農場主大量外遷，農業人口再次下降了40%。無固定住址的人再一次增加，現在有600萬美國人居住在汽車拖車裡。改變城市生活模式的一項有效措施，是發展居民區商場。第一個這樣的商場1959年在緬因州波特蘭市外建成，在其後的十年裡，市中心的零售營業額下降了71%。截至尼克松政府的第二年，全國已有1.3萬多個居民區商場，對美國鬧市區商店造成更加毀滅性的打擊。另一些含有不祥徵兆的數字——尼克松政府是並不以為然的——已預示能源危機。自1945年以來，美國的汽油消費量已增加了四倍，用電量則增加了六倍。
那年對傳統而言真是個凶年。勞斯萊斯汽車公司宣告破產。陸軍部宣布，此後，已婚的陸軍婦女服務隊隊員和護士可以在生孩子後，繼續服役。氣象員派的一顆炸彈在一間男廁所爆炸，廁所就在參議院會議室的下邊，使得整個國會山為之震動。羅馬天主教教會宣布，過去五年中，有一千四百所教會學校關閉。 《展望》以停刊來紀念全國雜誌週。以製作高級羹湯聞名的美食公司，由於被新澤西州衛生當局發現其商品引起食物中毒，而宣告倒閉，一百二十多萬罐奶油土豆湯不得不全部銷毀。在伯克利市參議會，激進派獲得了四個空缺中的三個席位。聯邦最高法院裁決，不能因為被告付不起罰款而加以監禁，此後，“繳付罰款30元或坐監30天”的判決就再也聽不到了。
1971年，高等院校的校園比較平靜。肯特州立大學的影響明顯可見。 《花花公子》雜誌對學生的意見進行的一次調查表明，只有36%的學生講“我現在是要抗議的”，不過即使這些人也還要加上一句“但不使用暴力”。 《加利福尼亞日報》的一位投稿人寫道：“伯克利市的生活墮落了，吸毒者的絕望感瀰漫了大半個社會。我們坐在一起不是吸毒，便是喝酒，或冥想著新型的立體音樂……而太多的人只是在期待生活，卻不是過著自己的生活。”密執安大學社會工作教授約翰·厄利奇說：“許多學生都悲觀失望，離心離德。”然而，厄利奇也說：“更多的學生則仍準備獻身於社會變革。”和過去相比，主要的差別是，積極分子不再在校園裡進行示威了。狂熱分子(他們仍然為數不少)現在愈來愈集中到華盛頓去。使他們發出最響亮的呼聲的原因——戰爭——仍然一成未變。如果說1970年是印度支那的柬埔寨年，那麼，1971年便是老撾年。此外，這一年還打消了任何認為阮文紹總統統治下的南越正在走向民主的殘存幻想。
1971年南越總統競選出現具有吉爾伯特—沙利文滑稽歌劇式的情況可以一直追溯到1967年的選舉。那一次，阮文紹—阮高其這一搭檔取得了勝利，但是，由於有11個候選人參加競選，他們只獲得35%的選票。阮文紹不喜歡那個結局。他對此一直耿耿於懷，覺得丟了面子。這次可不能再那樣了。於是在他的指示下，越南國民議會要求以後希望提名的候選人必須先徵得40名國民議會議員或100名省、市議員表示支持的簽名(如選擇後者，每個地方議會議員的簽名還必須由本省省長連署)。
阮文紹有兩個需要認真對付的對手：一個是阮高其，一個是有人望的楊文明將軍。阮高其和楊文明有個君子協定：彼此互不妨礙。楊文明還說，如果察覺選舉有舞弊情況，他就退出選舉。舞弊的事果然出現：阮文紹的最高法院利用技術細節，取消了阮高其的候選人資格。楊文明一怒之下，帶著證明阮文紹總統操縱選舉的其他有關措施的證據，訪問了美國大使館，這些材料中有阮文紹通知各省省長收買選票，調動“那些不友好公務人員的工作”，以及投假選票的書面指示。楊文明於是退出了總統競選，並且解釋說，他不能“容忍這齣令人作嘔的滑稽劇，其結果會剝奪全體人民實現民主政權的希望並阻礙整個越南民族的重新和解”。
這樣一來，阮文紹就沒有競選對手了，這局面使他高興，卻使華盛頓感到驚慌。在美國大使埃爾斯沃思·邦克提出抗議之後，越南最高法院順從地推翻了自己的裁決，承認阮高其的提名有效，他的名字可列入候選人名單。但是阮高其也有自尊心。此外，他還懷疑阮文紹給各省省長的命令，實際上已使競選成了定局。因此，他也退出了競選，把總統稱為“滑稽劇的主角”。選舉如期舉行，這位滑稽劇主角獲得94.3%的選票，其餘為廢票。阮文紹宣稱，人民對他的領導表示如此“令人震驚的”信任，使他深感滿意。但是，現在取得這種代價極高的勝利實在並不是時候。到了年底，美國駐南越部隊的數目將下降到15.8萬人，而阮文紹軍隊獨立作戰的能力卻大可懷疑。
最可笑的是南越在老撾的一次軍事行動更加深了這種懷疑，因為南越原想藉此來大振軍威的。為了證明越南化做法切實可行，1.6萬名越南共和國部隊奉命越過非軍事化地區，沿九號公路進入老撾，切斷了胡志明小道。這條神話般的像蜘蛛網一樣的供應通道，那時在某些地段已寬達50英里。在軍事史上，策劃行動的人還很少有如此不知保守機密的。在這次軍事行動前的幾個星期中，自負的駐西貢美國軍官就對新聞界說明敵人只有兩種選擇餘地：北越人要么必須放棄在老撾的基地，要么堅持戰鬥，而如果戰鬥，就會被消滅。為了宣揚這次行動只有本地人參加，在離老撾邊界200碼的九號公路上豎起“美國人員到此止步”的牌子。當記者指出這次行動的代號“杜威峽谷Ⅱ”是個美國名字時，這個代號很快換成了“蘭山719”。
一直伴隨著大張旗鼓的宣傳，“蘭山719”號行動於1971年2月8日發動。第一批報導宣稱取得勝利。軍事記者只知道部隊在緩慢前進，沒有遇到明顯抵抗。一支裝甲部隊在兩週內只前進了11英里。接著就災難臨頭。敵人用坦克、重型火箭、密集的大砲和北越四個最精銳的師發起了攻擊。在西貢，美國副司令官弗雷德里克·韋蘭德少將承認，南越的損失“比春節攻勢時還要大”。阮文紹的所謂王牌軍第一師的營指揮官們由於無法前進，請求撤退，但是遭到了拒絕，因為如弗朗西斯·菲茨杰拉德在《湖中之火》一書裡所說的：“美國司令部和白宮曾經宣稱，越南共和國軍在5月份旱季結束以前將留在老撾並佔據胡志明小道，越南共和國軍的高級軍官不敢違背美國人的話。”
第一師的步兵驚慌失措，他們放棄了陣地，炸毀了自己的大砲，奮不顧身地披荊斬棘穿過叢林跑到美國直升機能夠營救他們的林中空地。那一周，美國人在晚間電視新聞節目裡，都看到越南共和國驚慌的士兵緊緊抓著直升機的滑橇。只是美國空中力量進行干預才避免了全軍覆滅的災難。這場為時45天的戰役結束時，南越部隊的傷亡超過了半數——3800人陣亡，5200人受傷。有八個營失去了戰鬥力。而胡志明小道的運輸量實際上更增加了。尼克松於4月上旬，對全國公眾說：“今晚我可以向各位報告，越南化成功了。”批評他的人，指責他侮辱了全國人民的智力。
美國的反戰運動，不可避免地要對此做出反應。 4月18日，越南戰爭退伍軍人反戰協會於國會山下紮營，並且在最高法院前設置了糾察線。總統顧問查爾斯·科爾森慌忙組織了退伍軍人爭取公正和平協會；卡爾·麥金太爾牧師又組織了另一個對立麵團體——爭取勝利愛國者協會——要求尼克松拋棄他那畏首畏尾的越南政策，“按上帝的意志使用刀劍”。政府官員們責備新聞評論員沒有為退伍軍人爭取公正和平協會和爭取勝利愛國者協會進行大力宣傳，因而暴露了他們的左傾情緒，但是，局勢發展得實在太快，弄得政府和新聞界全都跟不上。 4月24日，約有二十萬名抗議者在華盛頓舉行和平遊行。下一周中，一個“人民院外活動集團”雲集國會山和徵兵司令部，拉住國會議員和兵役當局講述他們的意見。到月底，由於“五一民眾”組織的來臨而使首都的示威行動達到了高潮。這個組織，為了實現其公開宣稱的目標——“阻止政府行動”，動用了國際公認的遇險信號。
“五一民眾”究竟打算使用暴力到何種程度，後來說法不一。該組織的領導人指出，甘地的形象就是他們的理想像徵。甘地肖像印在他們的小冊子、標語、徽章和戰術手冊的封面上，這戰術手冊闡述了進行有組織的和平對抗原則。但是，他們的一些做法比甘地要粗暴些。他們使用的手段包括在馬路上扔破爛，在交通要道棄置汽車，或躺在汽車前面等等。一向以最為寬和在全國聞名的華盛頓警察，決定採用以溫和的態度使抗議者反而為難，然而這種策略沒有得到實現的機會。總統從聖克利門蒂發出新的指示，要求政府做出更富於進攻性的反應。
尼克松選擇司法部長米切爾作為他維護法律的戰術協調人。在1969年11月示威運動風起雲湧的日子裡，米切爾曾對他的妻子馬莎說過，和平進軍分子使他想起了俄國革命黨人。後來，他在一次律師集會上，又爭辯說，政府保護自身的權利必須高於人民保護個人秘密的權利。他當時選擇的例子是說，他認為，政府在必要時得以不經法院的命令竊聽私人電話。 “五一民眾”的騷亂，提供了在發生政治分歧的情況下米切爾如何執行法律的又一個例子。根據正常程序，警察要捕人必須先填寫一個表格，寫明被告的姓名、罪行、執行逮捕的警官姓名，以及被控罪行發生的時間和地點等。面對1.2萬～1.5萬名青年人的闖入首都，其中許多人存心要中斷華盛頓的交通，米切爾決定省去他認為煩瑣的公事程序。
5月1日晚上，“五一民眾”的前鋒正在靠近林肯紀念堂的西波托馬克公園聽搖滾舞音樂會，忽然750名警官，頭戴鋼盔，揮舞警棒，將他們攆到大街上。兩天后，開始了大搏鬥。執法官員接到一項壓倒一切的任務：保持交通暢通無阻。警察、國民警衛隊和正規陸軍部隊用催淚彈和警棍驅散大規模集聚的示威群眾。突擊隊乘軍用直升機在頭頂上盤旋，隨時準備襲擊。第一天的大搜捕，有7200人被捕，其中有許多人是和平的糾察隊員和旁觀者。這是創紀錄的。四天當中，總共有12614人被拘留。監獄裡容納不下，關不下的人就被置於羅伯特·肯尼迪紀念體育場中用柵欄圍起的露天牢營裡。
被拘留的人用嘲笑的調子，按著披頭士樂隊《黃色的潛艇》的曲調高唱“上帝保佑美國”，以及“我們都住在集——中——營裡”。僅穿著一件薄雨衣，冷得發抖的斯波克醫師也和他們在一起。阿比·霍夫曼在紐約被捕，罪名是“五一群眾”的同謀者。他說：“我和華盛頓示威活動的關係，和我同國會爆炸或洛杉磯地震的關係差不多，對這些事我大概也會受到控告。”他在一陣扭打之後，才被抓了起來，鼻子受了傷，貼著膠布。他說：“伙計，簡直玷污了國家紀念場所。”
國會的鴿派被示威嚇破了膽。加利福尼亞州的滕尼對記者說：“愚蠢，無用的'騷亂'非常可能已使真正的和平擁護者幾個月的艱苦勞動付諸東流。”結果，法院批駁了這次逮捕，認為明顯侵犯了被拘留人的公民權。美國公民自由聯盟曾預料到這種結果，但當時也全然不敢肯定。政府認為執法官員十分出色地履行了職責。尼克松從加利福尼亞返回首都後，對共和黨的領袖們說，他認為華盛頓的警察局長干了“一件出色的工作”。他說：“約翰·米切爾和司法部工作也乾得很漂亮。我希望在你們離開這里之前，全同意這個看法。”米切爾說：“我為華盛頓市的警察感到自豪。我所以感到自豪，是因為他們阻止住了一群蠻不講理的暴徒，不容他們剝奪掉別人的權利。”接著，他把那些和平示威者比做希特勒的納粹褐衫黨徒。
大規模逮捕“五一民眾”之後六個星期，6月13日星期日版《紐約時報》的頭版上出現了一條不很醒目的標題：《越南問題檔案：五角大樓研究報告回顧美國三十年來不斷加深的捲入》。報導內容佔內頁六版的篇幅，一欄一欄的密排小字重新印出了美國的公報、建議、闡述立場的文件、電報、總統命令，全都涉及美國在印度支那的活動。這大概是各國政府有史以來最突出的洩露機密文件事件，而這還僅僅是個開頭。編輯們表示，以後連續發表的部分還將透露更多的東西。
《紐約時報》得到的東西，原來是羅伯特·麥克納馬拉辭去國防部長不久前，由他委託進行的一次大規模研究的文件副本。報紙稱之為“五角大樓文件”的這些檔案，是由35位學者編纂的，這些學者中包括蘭德公司智囊班子裡的分析家，編纂工作就是在麥克納馬拉辦公室的隔壁完成的。文件共有47卷打字稿——4000頁記錄，3000頁說明，總共250萬字。內容全屬機密，但不是軍事性的，因此不致危害現仍待在越南的美國部隊；也不包括尼克松執政時期的材料。麥克納馬拉的初意是想弄清楚美國是怎樣陷入越南的沼澤的。文件也的確回答了這個問題。有些文件還回溯到杜魯門執政的年代。這些文件顯出很多官員極為無能、愚蠢，甚或更糟糕。據文件揭露，在所謂東京灣事件發生的幾個月前，林登·約翰遜就下令起草了關於東京灣問題的決議。更糟的是，就在1965年約翰遜決定在越南投入美國步兵的那一天，他曾在一次記者招待會上說，據他所知，“沒有人提出或公佈什麼具有長遠影響的戰略”。
接替麥克納馬拉擔任國防部長的克拉克·克利福德一直還沒有時間閱讀過這份研究報告。亨利·基辛格曾參加這一研究工作，但他沒有看到全面的研究項目。在《紐約時報》開始發表這份研究報告的那個要命的星期日早上以前，尼克松總統甚至不知道有這份材料存在。儘管這並不影響尼克松本人和他對這場戰爭的指導，但他十分惱火。他覺得政府能否保守機密是關係重大的。他認為，這次沒有涉及他自己的機密，並不是問題的關鍵所在，下一次就難說了。況且，在他和基辛格正小心翼翼地制定自己的越南政策時，這些文件卻揭開了舊的瘡疤，再度提出了令人難堪的政府信用問題。
6月14日，星期一，《紐約時報》發表了這批文件的第二部分。米切爾打電話給白宮，建議政府通過法院對付《紐約時報》。尼克松同意。米切爾給報社打電報，“客氣地”建議不要再刊載了。他警告說，如果編輯們繼續幹下去，法院可以根據間諜法判他們的罪，罰款1萬元，並判處十年監禁。而政府是要提出公訴的；因為這一泄密事件“對美國國防的利益”正在造成“不可彌補的損失”。 《紐約時報》在頭版刊登了有關司法部長進行威脅的報導，還並排連續刊登了這批文件的第三部分。
接連兩星期，報紙的本地新聞編輯部和法庭都忙亂不堪。一批政府律師在助理司法部長羅伯特·馬迪安的領導下，於星期二來到紐約聯邦法院，要求對報社編輯發出禁令。一位上任剛好五天的法官，安排於星期五進行審訊，並發布了一項臨時限制命令。 《紐約時報》順從地停止刊登，但星期五《華盛頓郵報》卻開始刊登該報關於文件的報導。很清楚，《華盛頓郵報》編輯們也有同一的消息來源。四天后，《波士頓環球報》也開始刊登這些文件。同時，美聯社開始往世界各地播發《華盛頓郵報》所發表的文件。刊登該項文件的報紙也有《紐約時報》。
馬迪安到法院去對《華盛頓郵報》起訴，但是，華盛頓聯邦法院的法官連個臨時性命令也不肯發布。他認為，政府不能“事先限制發表本質上屬於歷史性的資料”。美國上訴法院以二比一的多數通過對《華盛頓郵報》發出禁令。紐約市法院法官拒絕對《紐約時報》發出永久性禁令，但決定把臨時禁令延長以等待上訴法院做出判決。最後，在下一個星期五，1873號和1875號兩案交到了美國最高法院，該院以六比三的票數做出有利於報界的裁決。接著，九位法官提出多至六種的不同意見。尼克松提名的伯格和哈利·布萊克門，同約翰·哈倫一起，構成少數。
馬迪安的主張是，司法部不過是為了國家安全的需要，試圖收回被盜文件。可疑的盜竊者是誰，當時沒有指明，但聯邦調查局是知道的。此人就是丹尼爾·埃爾斯伯格，哈佛大學的優等畢業生，寫過一篇論決策過程的博士論文，曾在蘭德公司工作，後成為麥克納馬拉的親信，協助編纂過“五角大樓文件”。他最初屬於鷹派，後來由於事態的變化，和其他許多鷹派一樣，變成了鴿派。因為他成了使公司難堪的人物，便辭去蘭德公司的工作，在馬薩諸塞州理工學院任研究員。對於是否公佈這批文件，他長期猶豫不決。美國入侵柬埔寨終於使他下定了決心。
6月23日，還在躲藏著的埃爾斯伯格，在一個沒有宣布的地點出現在電視屏幕上，他自認就是提供這批文件的人。他宣稱，美國應為越南悲劇受到譴責，“在印度支那，沒有美國的錢，哪一年也發生不了戰爭。”他說：“作為一個美國公民，一個負責任的公民，我感到再也不能參與對美國人民隱瞞這種情況了。我是自己決定採取這個行動的，我準備承擔由此引起的一切後果。”6月28日，他向波士頓當局自首，並以5萬元的保釋金獲釋。而就在當天，他在洛杉磯被控犯了盜竊政府財產和違反間諜法的罪行。六個月之後，又對他提出12項刑事控告，其中包括謀叛。他以前在蘭德公司的一位同事，小安東尼·拉索也遭到控告，此外還有一位從事廣告工作的洛杉磯婦女和前南越駐美國大使。埃爾斯伯格說：“我什麼也沒有偷，也沒有犯間諜罪。我沒有犯法，也從沒想危害我的國家。”
一批倫敦《星期日泰晤士報》記者，於1973年觀察調查水門事件之後，得出結論說：“這批五角大樓的文件，是使尼克松政府倒台的最後一擊。”白宮特別調查小組——管子工——羅致了兩名紐約前警察，這兩個人是傑克·考爾菲爾德和托尼·烏拉塞維奇，一對倫尼揚倫尼揚(DamonRunyon1884～1946年)，美國短篇小說家和新聞記者，擅長寫有關紐約市社會底層人物的生活的幽默小說。 ——譯者筆下的人物。他們兩年前曾在約翰·埃利希曼的僱用下進行過政治調查；他們的任務，先是由埃利希曼分派，後來由約翰·迪安安排，包括調查查帕奎迪克愛德華·肯尼迪車禍案，批評南越美萊屠殺案的人的情況，反尼克鬆的參議員的飲酒習慣，華盛頓一位專欄作家的私生活，一位著名民主黨人的兄弟是否搞同性關係等等。在五角大樓文件案件發生後，他們第一次接受了“管子工”的任務。
那時候，任何曾和埃爾斯伯格在一起工作過的人都得對許多問題做出交代，在任何人的心目中都認為最可能的同謀者是莫頓·霍爾珀林，因為他曾指導過五角大樓文件的編纂工作。霍爾珀林曾是埃爾斯伯格的朋友，後來做了基辛格的助手。他離開政府後，便到了華盛頓自由主義派的智囊班子佈魯金斯學會。查爾斯·科爾森認為，霍爾珀林是洩密的一個根源，他那裡也許還存有機密材料。如果真是這樣，這批材料可能就存放在他在布魯金斯學會的辦公室裡。科爾森於是派烏拉塞維奇承擔這項偵察任務：這個前警察回來報告說，根本沒有辦法闖入布魯金斯學會。根據約翰·迪安後來的交代，科爾森這個不肯輕易罷休的人，曾對考爾菲爾德說：“必要的話，他應該在那座樓內放上一枚燃燒彈，趁著火起混亂的時候，把那批文件取回。”
這在那兩個紐約前警察看來，未免太過分。他們感到，應該有人對科爾森的感情用事進行約制。他們把情況反映給迪安，他馬上就趕乘下一班飛機到了聖克利門蒂。迪安把這一情況告訴了埃利希曼，埃利希曼打電話給華盛頓，關於燃燒彈的事，就未再提起。但是，對考爾菲爾德和烏拉塞維奇來說，這勝利的代價卻是很大的。白宮對他們兩人的能耐突然不感興趣了。過去一般都會分派給他們的工作，現在卻交給管子工裡兩個新升起的明星——霍華德·亨特和戈登·利迪。考爾菲爾德被冷落了三個月之後，決定制定一項進行政治偵查的高超計劃，並希望把這計劃賣給爭取總統連任委員會。這計劃的代號是“沙地楔子活動”。 11月24日，迪安安排他去見米切爾。但是面談並不成功。考爾菲爾德預感到會找別人去搞這項工作，而在他離開時，他知道，他沒有估計錯——坐在司法部長外間辦公室裡的就有戈登·利迪。
1971年春夏，理查德·尼克松正秘密地在他的白宮各辦公室里安裝竊聽裝置時，民意測驗表明他的聲望在繼續下降。總統的助理們由於越南戰爭無法控制深感苦惱，而這仍然是美國面臨的最重大問題；他們彼此爭論著如何最有效地扭轉前一年秋季中期選舉表現出的那種令人沮喪的選民政治情緒。有一點是他們全都非常清楚的：他們需要大筆的錢。幸而他們的情況要比債務累累的民主黨好得很多。總統私人律師赫伯特·卡姆巴克掌管著1968年未曾用掉的競選經費近二百萬美元。 1971年1月，卡姆巴克在美洲銀行加利福尼亞州紐波特灘支行存入1972年第一筆競選資金50萬元。有趣的是，這筆款是以銀行本票存入的，而這本票是他用現金在街對面的太平洋保證國民銀行支行買來的。即使在當時，他已在採取措施，使人不容易搞清楚捐款的來源，因為即使在當時，他就知道在未來競選運動中使用的款項，許多都將是來路可疑的。
在接下去的幾個月裡，有一些款項的來路相繼出現了。最早在3月份出現的是奶製品工業。 3月初，農業部長克利福德·哈丁宣布，“加工牛奶”——用來製作乳酪和黃油的牛奶——價格補貼和前一年一樣，100磅仍為4.66元。奶製品工廠主採取措施要改變這一決定。 3月22日，他們組織了一個名為農業政治發展金庫的向共和黨行賄的運動費，並投入1萬美元。第二天，奶製品合作機構的16名領導人被邀請到橢圓形辦公室去與尼克松和哈丁相見。他們對總統和哈丁部長講，他們要求聯邦政府給予更高的價格補貼。第二天，他們又為尼克松撥了2.5萬元的競選資金。第三天，哈丁就改變主意，把奶製品價格補貼改為4.93元。於是在共和黨的銀行賬目上，這些奶製品工業的領導人總共添進了52.75萬元。
幾星期後，又開闢了一個財源。自從尼克松政府上台初期，國際電話電報公司總經理哈羅德·吉寧一直在設法阻撓司法部一個特別工作組，該組的任務是阻止國際電話電報公司和哈特福德火災保險公司實行合併。司法部的專職律師決心要證實一個原則問題：企業競爭被國際電話電報公司這樣的一些任意擴張的巨型集團非法地破壞了。負責指導政府這一行動的是司法部反托拉斯司司長理查德·麥克拉倫。麥克拉倫則向司法部副部長克蘭丁斯特負責；一般認為米切爾對這一案件完全不予過問，因為他在紐約的法律事務所曾為國際電話電報公司所僱用。 1971年4月19日，麥克拉倫和克蘭丁斯特經過商討，同意向最高法院上訴。克蘭丁斯特打電話給國際電話電報公司的律師，把這一決定告訴了他。
當天，克蘭丁斯特接到約翰·埃利希曼的電話，告訴他尼克松總統“指示”他完全撤銷國際電話電報公司這個案件。這位司法部副部長說，那是不可能的，因為他和麥克拉倫和檢察長歐文·格里斯沃爾德都已過問此事。 “哦·”埃利希曼不高興地回答說，“我們再考慮考慮吧。”幾分鐘後，克蘭丁斯特的電話鈴又響了。這次是尼克松，他一開始就說：“你這狗雜種，難道你不懂英語嗎·”他命令克蘭丁斯特不要上訴。這位副部長感到惱火，他告訴米切爾說，他寧願辭職不干，也不屈服；他還認為麥克拉倫和格里斯沃爾德也會跟他一起辭職的。過了不久，米切爾告訴他的副手，說他已和尼克松談過了，“他說，在反托拉斯案件上，你想怎麼乾就怎麼幹吧。”
總統和司法部長對克蘭丁斯特的態度是不夠老實的。科爾森後來在給霍爾德曼的一份備忘錄中說，他正竭力要切斷白宮同國際電話電報公司的一切函件往還，因為那將“會使總統和這個案件牽連在一起”。而米切爾雖然嘴上說已把整個事情交給他的副手辦理，卻在過去一年中一直和吉寧定期會晤。早在1970年9月，埃利希曼就曾寫信給米切爾，批評麥克拉倫的態度，並提到和吉寧的“諒解”。
在克蘭丁斯特和麥克拉倫認為他們已使政府對最高法院一樁訴訟案表態之後的下一個月，肯塔基州長在肯塔基賽馬會中舉行了一次午宴，在午宴上，政府和那個企業集團看來已經成交。居中調停的就是米切爾和迪塔·比爾德——國際電話電報公司駐華盛頓的老練說客。國際電話電報公司同意付出40萬元，政府則同意不再提那樁反托拉斯訴訟。在一份寫於1971年6月25日的罪嫌嚴重的備忘錄中，比爾德夫人告訴她的頂頭上司，共和黨人中知道“這40萬元來自何處的”只有尼克松、米切爾、霍爾德曼和加利福尼亞州副州長。她說：“我深信我們這項高尚的許諾對於我們有關合併的談判，最後能夠按照哈爾(吉寧)的願望辦理，起了很大的作用。總統肯定已經告訴過米切爾，要他保證公平地解決問題。我們現在不得不忍受的，仍不過是麥克拉倫的小動作……米切爾肯定在幫助我們，但是不能讓人知道。”
她在備忘錄的末尾寫道：“請把這銷毀，好嗎·”但是，備忘錄並沒有銷毀，次年2月29日當它在傑克·安德森的專欄裡出現時，國際電話電報公司的反應是銷毀掉同合併案有關的一切其他文件，並且聲稱此件純屬偽造。然而迪塔·比爾德夫人的備忘錄並非一份孤立材料。埃利希曼的信件提供了旁證，其中有5月5日給米切爾的一信，談到總統和司法部長在一次談話中，如何就國際電話電報公司一案達到“一致的目的”。當時，發生的某些事件也表明確有其事。 5月15日，吉寧向共和黨保證提供40萬元，7月底，司法部和政府沒有通過最高法院，便解決了他們的分歧。允許國際電話電報公司吞併掉哈特福德火災保險公司。 “很清楚，”《財富》雜誌評論說，“哈羅德·吉寧取得了某種勝利。”
在政府和試圖解決法律問題的人之間還有第三樁交易，其中心人物是羅伯特·維斯科——一個同尼克松家庭有著各種關係而又遭人非議的金融家。維斯科通過總統的兄弟唐納德·尼克松，為1968年共和黨的競選運動提供了5萬元。他同總統的另一個兄弟愛德華的關係也很密切，並於1971年夏季開始僱用總統的侄子小唐納德做他的私人助手。小唐納德在有一次談到維斯科時說：“他是從未對我說過謊話的惟一的一個人。”一個有著如此高貴本家的青年人竟會說這種話未免奇怪，大多數人是不會這麼說的。再過不到兩年，維斯科便將成為逃脫美國法網的一名逃犯，住到哥斯達黎加，以逃避證券交易所管理委員會對他的控告。他被指控侵吞海外投資公司資金達2.24億元。
1971年夏初，維斯科便已經出了問題，根據控告材料，他當時便設法讓米切爾和尼克鬆的商務部長莫里斯·斯坦斯幫忙，買通證券交易所管理委員會撤銷對他的控告。他們的諒解是維斯科付給斯坦斯25萬元的現金，而米切爾，按照控訴的說法，則“為了維斯科，對證券交易委員會施加影響”。後來愛德華·尼克松扮演了代送賄款的角色，他用棕色公文包給斯坦斯送去了20萬元(第二次又送去其餘的5萬元)。米切爾安排維斯科、證券交易所管理委員會主席和委員會總顧問進行了會談。但不知怎的，證券交易所管理委員會還是繼續起訴。
1971年，當共和黨的競選資金正開始源源而來的時候，白宮也在忙於1971年的各種輔助性的政治活動，其中絕大部分都是為了來年的總統選舉。比如，他們編集了一份政敵名單，這份名單在科爾森的指導下，編成一本厚達四英寸的檔案材料。傑克·安德森、詹姆斯·賴斯頓、簡·方達、巴布拉·斯特賴桑、保羅·紐曼、格里戈里·佩克、卡羅爾·錢寧等人都在名單之內。奧蒂斯電梯公司的總經理也包括在內——看來是因為尼克松聖克利門蒂住宅的電梯不好使——此外還有底特律黑人議員約翰·科尼爾斯。在科尼爾斯的名字後寫著這麼一句批語：“以具有喜愛白種女人的弱點聞名。”1971年9月9日，科爾森選出20個人作為“打擊目標”，然而，總統的工作人員中誰也想不出有效的攻擊辦法。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的丹尼爾·肖爾(科爾森稱他是“宣傳上的一個真正敵人”)，在這年夏季受到聯邦調查局的審查，但結果只是使白宮感到難堪。羅納德·齊格勒解釋說，肖爾受到審查是由於正在考慮給他安排一項政府工作。
尼克鬆的幾個助手——休斯敦、迪安、考爾菲爾德——想說動國內收入署給他們挑出的納稅人製造麻煩，但都沒有成功。署長倫道夫·思羅爾辭職，至於辭職理由，據他當時說，“是我和總統之間的事。”白宮竟荒唐到給國內收入署寫了一些匿名信，暗示科爾森名單上的人有逃稅行為。也許正是這種惡毒的蠢事，最後不可避免地致使搞陰謀的人到一定時候就會斷定某個人在對他們搞陰謀。他們心目中的那個人就是埃德加·胡佛，他辦公室的保險櫃裡存有他按白宮的命令取得的電話竊聽記錄。羅伯特·馬迪安說服胡佛的一名助理偷來了這些記錄，把它們鎖到埃利希曼的保險箱裡。胡佛在1971年7月發現丟了這些記錄，十分憤怒。
敢於對聯邦調查局局長行竊的人，當然感到對於民主黨總統候選人粗暴一點根本就算不了什麼；也正是在這幾個月裡，後來眾所周知的共和黨“卑劣伎倆”便已開始露頭。攻擊特德·肯尼迪的郵件是裝在偽造的馬斯基信封裡發出的。一個冒充馬斯基助手的人，給美聯社波士頓分社打電話，指責肯尼迪是一種“分裂勢力”；羅蘭·埃文斯和羅伯特·諾瓦克受騙發表了偽造的馬斯基備忘錄，其中似乎暗示他正在進行一些可疑的活動。 1972年12月1日，唐納德·西格雷梯付給坦巴青年共和黨員俱樂部主席50元，說明是要讓他用這筆錢在佛羅里達州預選中破壞馬斯基和傑克森兩位參議員的聲譽。這是計劃中的第一筆付款，後來由於這個計劃的暴露，西格雷梯被取消律師資格，並被判罪入獄。
有些手段是很複雜的。由於設想華萊士以第三黨資格參加競選，對尼克鬆的危害將會超過任何民主黨候選人，因此，採取了許多辦法去破壞華萊士的美國獨立黨。其中最荒唐的辦法之一是米切爾和傑布·馬格魯德策劃的，要求付給美國納粹黨1萬元，用以勸說加利福尼亞州的美國獨立黨的選民改變黨籍登記。這樣做的理論根據是，如果有足夠的選民轉變立場，那麼華萊士就會因登記黨員人數的不足而失去候選人資格。這一著沒有成功，美國獨立黨在這一時期內實際上增加了六千五百名黨員。
另一個陰謀是針對特德·肯尼迪的，在可能和尼克松總統爭奪選票的人中，他是一個最強大的對手。在這個問題上的設想是，既然這位年輕的肯尼迪的威望是約翰·肯尼迪的非凡才能的反映，只要貶低那位故總統，就能打擊特德·肯尼迪。在1971年9月16日的一次記者招待會上，記者詢問尼克鬆對亨利·傑克遜參議員最近聲明的看法，聲明的大意是說，如果西貢政權更民主一些，那它的地位就會鞏固一些。尼克松回答說：“如果這位參議員的意思是，美國現在應當利用自己的影響去推翻阮文紹，那我將提醒各方有關人士：我們原來進入越南的辦法就是推翻吳庭艷政權，並與人合謀殺害了吳庭艷，但是，美國要從越南戰爭脫身，按我的意見，卻不能靠推翻阮文紹。”這是政府中的人第一次指責肯尼迪政府暗中縱容了對吳庭豔的殺害，霍華德·亨特於是從中有所領悟。
亨特一直在仔細地研究五角大樓文件。他對科爾森講，肯尼迪政府在謀殺吳庭艷一案中的作用，也許可以從當時國務院的電報中“推論”出來。據亨特說，科爾森當時建議他，“對電報加以修改”——篡改電報。亨特用刮臉刀片和照相複印機，偽造了兩份電報。一份電報的日期是吳庭艷遇刺的前三天，開頭就說，在今天的最高級會議上，不得已做出決定，萬一吳庭艷或吳庭儒要求政治避難，你或哈金斯都不要進行有利於他們的干預。科爾森讓《生活》雜誌的一名記者去找亨特，談到尼克鬆的譴責，說“這裡面大有文章”。但是，這位記者懷疑其中有鬼，沒有上鉤。
這一陰謀的失敗使亨特在這個月內第二次感到失望。另一次更苦惱的失望起因於前一年的4月份。在豬灣事件十週年那一天，亨特飛往邁阿密去同伯納德·巴克共進午餐。巴克是個美籍古巴人，十年前曾是亨特的主要助手，現在佛羅里達州經營不動產，生意興隆。這是一連串具有歷史意義的事件中最早的一個環節。接下去就是埃爾斯伯格大量洩露五角大樓文件。第三個環節是四個人——尼克松、基辛格、霍爾德曼和埃利希曼——由洛杉磯乘直升機到聖克利門蒂的途中開始的。這四個領導人對洩密大發雷霆，尼克松認為同阿爾杰·希斯案件相類似，他們商議如何撇開聯邦調查局，採取秘密行動，進一步調查。最後決定把戴維·揚從基辛格的國家安全委員會的班子裡調出來，讓他全部時間同“管子工”一起工作。揚後來把埃爾斯伯格這個球踢給了亨特，亨特又把它踢給了巴克。
但並沒有馬上就那麼做。剛開始，“管子工”在當時看來是不會有問題的地方進行了探索。接近7月底時，他們從聯邦調查局按常規傳送到他們辦公室的一份報告中發現埃爾斯伯格由貝弗利山的劉易斯·菲爾丁大夫給他作過精神分析已達兩年之久。胡佛手下的兩名工作人員打算盤問這位精神病大夫，但大夫不同意，提出醫生和病人的關係是神聖不可侵犯的。亨特想起來，中央情報局有個精神病科，專門編寫那些性格使政府特別感興趣的人物分析材料。根據國會給中央情報局的任務，工作對像是外國人——做得最成功的是，在肯尼迪總統去維也納同尼基塔·赫魯曉夫舉行最高級會晤之前，關於赫魯曉夫的分析——但也曾有過一個例外：就是關於“普韋布洛”號船長勞埃德·布克的材料。揚要求中央情報局局長理查德·赫爾姆斯把埃爾斯伯格作為第二個例外人物。赫爾姆斯同意了。 8月初，關於埃爾斯伯格介紹寫好，送到了中央情報局。
中央情報局誰也對它不滿意，它完全不符合“管子工”的想法。中央情報局的精神病專家們似乎對埃爾斯伯格十分敬慕。 (“無從發現，此人感到自己行動中有任何叛國性質。相反，他倒似乎是在按照自己認為是更高級的愛國主義要求行事!”)8月11日，揚和埃吉爾·克羅給埃利希曼送去一份關於這材料的意見，說它“相當淺薄”，毫無用處，強調他們相信中央情報局可以寫出更好的材料。他們寫道：“我們明天同首席精神病專家伯納德·馬洛伊大夫見面，將設法讓他明白我們期望的細節和深度。”隨後，他們就越過了界限，考慮到進行犯罪活動。他們接著說：“在這方面，我們準備建議採取秘密行動，檢查埃爾斯伯格的精神病大夫仍然保存的對他進行精神分析治療兩年的全部病歷。”意見書最下邊寫著“同意——反對——”字樣。在同意一詞後面，埃利曼草簽了自己的姓名字母，還附了一句話：“如果你們保證此事將來不致被追查出來的話。”
正是由於這一條件，限制“管子工”必須使用同白宮沒有任何联系的秘密工作人員，才促使亨特吸收了巴克，又通過他吸收了另外兩個古巴人——費利佩·德迪戈和歐亨尼奧·馬丁內斯。亨特對巴克只是講，需要他幫著查清一件“關係國家安全的事”，授權的官員“地位在中央情報局和聯邦調查局兩者之上”。他說，這項任務涉及一個向蘇聯使館遞送情報的叛國分子。除了俄國人訂閱《紐約時報》外，這種說法是完全不真實的。後來，巴克在獄中發覺這種欺騙，認為是不能寬恕的。撇開道德問題不談(這裡邊的主要人物當時似乎誰也沒有考慮到有什麼道德問題)，亨特的粗心大意也實在驚人。他沒有告訴巴克不要隨身攜帶亨特的電話號碼和縮寫地址(“W·H”與“W·House”)，從而使他自己同亨特聯繫起來。他甚至也沒有確實查清巴克的人是否同政府毫無牽連。其實，他們當中的馬丁內斯就是在中央情報局領薪金的古巴密探。
同時，亨特和他在這次奇怪冒險中的伙伴利迪都是由中央情報局裝備的——這又是違犯該局規章中不得在國內進行活動的條款的。埃利希曼打電話給赫爾姆斯的副手海軍陸戰隊羅伯特·庫什曼將軍要他全力幫助亨特，但他只說這人“是個忠實可靠的僱員，是有關安全問題的一個顧問”。至於這項任務的性質，埃利希曼也沒有具體說明。在他們後來會面時，亨特對庫什曼說：“白宮責令他執行一項非常敏感的任務，要他訪問一個我們對其思想傾向不甚有把握的人，並從他那裡取得情報。”還說，他需要“臨時的假名證件”，“某種隨身雜物”和“從事一次特種活動用的某種程度的化裝”。
在赫爾姆斯批准後，中央情報局技術處向亨特提供了一張社會保險卡和駕駛執照，名字卻寫成“愛德華·約瑟夫·沃倫”。利迪證件上的名字是“喬治·倫納德”。還發給亨特一副紅棕色的假髮和一個類似假牙的裝置，以便在打電話時改變原來的嗓音。此外，利迪還得到一架裝在菸絲袋裡的微型照相機。 1971年8月25日，這兩個“管子工”飛往加利福尼亞，執行初步偵察任務。這次成就不大。亨特在貝弗利山的北貝德福大道450號菲爾丁大夫的辦公室外面為利迪拍了一張全身照片，然後就走進辦公室，告訴一位女清潔工說，他是醫生，並且給那間房間拍了照。他們兩人測定了從那裡開車到菲爾丁大夫家，計算了所需的時間，然後就飛回華盛頓。在那裡，中央情報局派人趕到機場，把亨特的膠捲取去沖洗。到了白宮，這兩名“管子工”說服他們的上司，闖入那位精神病大夫的辦公室去行竊是可行的。揚把最新情況報告給埃利希曼，並在一份新的書面意見中建議，說服國會的某個委員會去調查五角大樓的洩密問題。他寫道：“我們已經著手在報上宣傳埃爾斯伯格的消極形象。如果利迪和亨利的計劃進行順利，十分需要有一個全面的行動計劃，用來配合國會的調查。”
闖入貝弗利山住所的預定日期是1971年9月3日，行動的時間是晚上9點。整個行動計劃在細節上都是經過精心籌劃的，完全和亨特參加豬灣事件時的做法一樣，其成果也大致差不多。動手前不久，這幾個古巴人用假名登記住進貝弗利希爾頓旅館。他們中兩人穿上送貨人的服裝，把一個大型衣箱送到北貝德福大道，衣箱上面貼著幾條標籤都寫著“急送菲爾丁大夫”。那位女清潔工讓他們進去，他們把箱子搬進去，出門時把門鎖打開。利迪在房子外面周圍開車打轉，注視著愛多疑的警察。亨特帶著一架步話機在菲爾丁家周圍守望，如果精神病大夫出現而且前往辦公室，他便立即發出警報。
午夜前後，古巴人再到醫生辦公室去，卻發現——這對以後出現在民主黨全國委員會水門大樓辦公室的情況顯然是個惡兆——那位女清潔工還是把門又鎖上了。他們撬門進去，從送去的箱子裡拿出一架照相機和一台聚光燈。他們的計劃是要拍下埃爾斯伯格的病歷，很不幸，他們找不到它。他們把菲爾丁大夫的文件攤在地板上，但沒有發現所需要的東西。他們找到的惟一的東西只是一本寫有埃爾斯伯格姓名的通訊地址簿。他們把這個地址簿和扔散了的文件都拍了照，證明他們已盡了最大的努力。白白地折騰了四個小時之後，這幾個人返回旅館。利迪馬上從那裡打電話給華盛頓，告訴克羅說，幹得“乾淨利索”——菲爾丁大夫肯定不同意這種說法，但利迪的意思只是說，他們沒有被抓住，盡可能說得體面些。回到首都後，亨特不得不告訴白宮，他們的任務已完全失敗。根據埃利希曼後來的證詞，他當時不打算讓他們再試一次。埃利希曼還有一個對亨特不利的消息，庫什曼將軍根據赫爾姆斯的指示，已經打電話來說，雖然中央情報局很願意幫忙，但再乾一次是不能考慮的。 “管子工”現在完全得靠自己乾了，而乾出點什麼名堂以表明他們並非白拿錢的壓力卻越來越大。
白宮策劃的第一次行竊行動以後的那個星期，一個悲劇性的插曲強調說明了尼克松執政時期使美國人陷入深刻分裂的一個問題。爭執中的一方，持有一套價值觀念，認為批評他們的人不開明，不近人情，另一方是批評他們的人，嘲笑開明人士是“縱容主義者”。這個悲劇性事件便是美國歷史上流血最多的一次監獄暴動。它發生在紐約州西部的懷俄明縣，四周都是裝有白護牆板的住宅，紅色的穀倉和銀白色的高大的青飼料貯存塔的這樣一個意想不到的地方。那裡有一座佔地55英畝，四周圍以30英尺高帶崗樓的灰色混凝土牆的監獄。監獄四周都是茂密的玉米和黃花菜地。反省院以附近的城鎮命名，使用了古代雅典平原的古典名字——阿提卡。
紐約州把阿提卡叫做“改造機構”，但是並沒有做出多少改造工作。在院長文森特·曼庫西的嚴厲管理下，院裡沒有什麼職業訓練，對犯人更少惻隱之心。稍微違反規章就給關進單身囚室——“包廂”。去囚室的途中在電梯里便會遭到刻意的毒打。一個月只發給他們一塊肥皂，一卷手紙。如果他們在一百度高溫，他們通常叫做“加爾各答黑洞指加爾各答的一所擁擠的監獄，據說1956年由於暴動，監獄裡的英國囚犯一夜之間有123人被殺死。——譯者”的金工車間幹活，一天也只給25美分的報酬。最醜惡的莫過於監獄當局的赤裸裸的種族主義。 2254名犯人當中，75%是黑人或波多黎各人，而383名獄卒則全是白人。看守人員公開偏袒白人犯人，嘲弄黑人，把自己的警棍叫做“黑鬼棒”。
監獄長曼庫西對鼓吹民權的人士的回答是，他管理的是一所對安全至關重要的機構，阿提卡監獄的犯人中，有一些是全國最冥頑不化的。這是事實。另一個事實，並且是個凶兆，則是其中有不少屬於一種新的犯人品種，即認為自己是帝國主義社會受害者的好鬥的黑人。事實上，其他監獄的獄長常常把鬧事的自稱革命者的犯人送到阿提卡監獄來。他們來時，就偷偷帶進了喬治·傑克遜和埃爾德里奇·克利弗的著作，利用進行體育活動或做禮拜的時間，舉行秘密集會，散發自己在牢房裡寫出的煽動性小冊子。一個名叫“楞哥兒”查理斯·克勞利的犯人寫道：“如果我們不能像人一樣活著，至少也得像男子漢那樣死去。”有一首暗中傳觀的詩是這樣開頭的：
如果我們非死不可——也別死得像豬玀，
我們被追捕並關在恥辱的籠牢，
發瘋的餓狗在四周狂吠，
拿我們的不幸命運開玩笑。
1971年7月，一個自稱阿提卡解放派的好鬥的犯人組織，給紐約州教養專員拉塞爾·奧斯瓦德遞送了一份要求改革的聲明。這是一個明智的行動。奧斯瓦德曾徹底改革威斯康星州的監獄制度，贏得了刑罰學家的廣泛稱讚，洛克菲勒因此任命他出任現職。他任職才只六個月，已和曼庫西在幾乎每個管理問題上都有爭執。勞工節美國及加拿大法定的勞工節日，時間是每年9月的第一個星期一。 ——譯者過後，奧斯瓦德給犯人放了講話錄音，要求給他時間，以便進行深刻改革。除其他問題外，他保證採用“有意義的通過職業訓練恢復就業資格的辦法，辦職業教育夜校，和提供更完備的法律書刊”。
奧斯瓦德的表示也許失之過遲。暴動發生後獄警發現牢房的日曆上9月9日這個日子全劃上了大圈。 7月，好鬥的犯人已告訴奧斯瓦德，他們認為，“沒有必要把我們的要求加以戲劇化”，但是過了一個月他們改變了主意。起決定性作用的似乎是8月21日喬治·傑克遜死在聖昆廷。 8月22日清晨吃早飯時，阿提卡監獄的黑人絕食表示抗議。 “那情景不可思議已極，”一個看守事後說，“沒有人拿起飯盤或調羹，沒有人吃東西。他們只是一個個列隊走過，走到自己的座位坐下來。他們凝視著前方，一聲不吭……我們還注意到，幾乎每個人身上都戴了點什麼黑色的東西……這使我們驚恐異常，因為像這樣的事情，要做許多組織工作，要有很強的團結力量，我們沒有想到他們組織得這樣好。”
兩個革命者(後來查明為主要領導人)赫伯特·布萊登和“理查德兄弟”克拉克傳播福音式的講話，變得愈加刺耳了。他們都是紐約人，都是黑人穆斯林，都被判有武裝搶劫罪。布萊登和喬治·傑克遜一樣，是自修的，學的是歷史和哲學，由於在曼哈頓的“墳場”拘留所領導了一次暴動，被送來阿提卡。克拉克是從一所中等嚴格的監獄轉送到阿提卡來的。那裡看守說他曾鼓吹“用暴力打翻這所牢獄”。他的家人注意到，到阿提卡後他仇恨情緒越來越大。有一次，他的妻子來看他，他說：“餵畜生，餵畜生，這裡就是把我們當成畜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