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忍無可忍，他對法警說：“把這被告帶到那邊屋裡去，按規矩教訓他一番。”暫停片刻，重新開庭時，這位黑豹黨人嘴被塞住，手銬連在一把金屬折疊椅上被抬了進來。這樣也沒有能夠使他不說話。他用腳鐐撞擊椅子，用聽不太清的聲音喊道：“這表示我抗議。”他被移到一隻木椅子上，嘴被塞得更緊了。在再次開庭時，他不知怎麼吐出了嘴裡的東西，對法官大聲罵道：“你這法西斯狗，你這臭婊子養的!”阿比·霍夫曼和魯賓跳起來喊叫著，孔斯特勒向法官問道：“閣下，我們什麼時候才停止這種中世紀的酷刑呢·這是對法律的一件骯髒的恥辱……此時此刻，我作為一個美國律師感到極端羞愧。”霍夫曼法官一再說他認為孔斯特勒和魏因格拉斯的雇主的錯誤舉動都是他們兩人造成的，這時他怒沖沖地打斷了他說：“你才是該感到羞愧的。”下一個星期他命令去掉了塞在西爾嘴裡的東西，而當西爾仍一再不斷打岔時，他以藐視法庭罪被判了四年徒刑。這樣一來，那些剩下來的便稱做芝加哥七被告了。
他們也沒有被馴服。戴維斯在證人席上的時候指責法官睡著了——法官大人警告他，他的無禮態度“在未來某一時候要予以適當的處理”。阿比·霍夫曼以雙手代腳倒走著進入法庭，同時把霍夫曼法官叫做“暴君”，“納粹分子”，“猶太人的恥辱”，鬧得法庭一片混亂。
最尖刻的交鋒是在法庭和被告首席律師之間進行的。法官明確地指示孔斯特勒不要在陪審團在場的情況下要求把戴利市長——他曾不顧司法部的疑慮，堅持要舉行審訊——宣佈為懷敵意的證人。這位律師還是照舊做了。而且他直截了當指著戴利，問他在黨代表大會上是否用下流的髒話罵了參議員亞伯拉罕·裡比科夫，弄得法官差一點沒中風了。有一次，阿比·霍夫曼掀開了自己的襯衫。法官說：“讓記錄記下來，這人在法庭上公然露出自己的身體。”孔斯特勒說：“閣下，我記得約翰遜總統曾在電視上把自己肚子上的傷痕露出來給全國人看過。”“這也許正是他為什麼不再是總統的原因。”法官大人回答說。當這位律師笑了幾聲因而又受到訓斥時，他說：“得啦，閣下，笑笑有什麼大不了的·有時候我們忍不住要笑。”法官說：“噢，對啦，我看你是忍不住。”
到了審訊的後期，法庭對被告方面的敵對態度變得非常露骨。有兩天，霍夫曼不讓他們使用大廳裡的廁所，他說監獄裡的公共廁所對他們來說已經很不錯了。有一天他說，第二天開庭要提早半個小時。孔斯特勒問他為什麼，他得到的回答是：“因為明天要在9點半開庭。”那律師評論說：“這完全像小孩說話，'因為，因為。'”法官說：“讓記錄記下，當著陪審團的面，孔斯特勒先生把我比做小孩兒。”這律師在法庭上感情非常激動，常常大笑大鬧，或滿面流淚。有時他緊緊擁抱別人，他還吻了魏因格拉斯和一位證人拉爾夫·艾伯納西教士。每一次霍夫曼法官都尖刻地說：“記錄下來，孔斯特勒先生吻了那個人。”後來審訊的結果表明，他要求把這些插曲都寫進記錄並非毫無意義的。
被告的證人包括皮特·西格、維廉·斯蒂倫、朱迪·柯林斯、諾曼·梅勒、朱利安·邦德、傑西·傑克遜教士、特里·薩瑟恩和金斯伯格這裡有些人，如諾曼·梅勒、金斯伯格等都是美國頗有名氣的作家。 ——譯者，在檢察官福倫的堅持下，金斯伯格朗讀了他作的一些關於同性愛和手淫的詩，顯然是由於福倫認為這樣會觸怒十位女陪審員。孔斯特勒和魏因格拉斯辯論說，民主黨代表大會的暴力行動是由戴利和芝加哥的警察挑起的。
對“七被告”控訴的證據，大部分來自告密者，他們混在林肯公園和格蘭特公園的反戰遊行示威中，把聽到的一切都按字面加以理解。一個便衣女警察作證說，阿比·霍夫曼曾大喊：“我們需要很多武器。弄些石塊、磚頭、石頭來。把磚頭一塊打成兩塊——這樣比較容易隱藏，婦女們也能拿得動。”一個便衣警察說，被告們蓄意製造暴力事件以作為“革命的第一步”。一個芝加哥的官員告訴法庭，阿比曾對他說：“市政當局如果機靈的話，應該拿出10萬塊錢來資助我們這次節日。更好的辦法是，給我10萬塊錢，我就離開本市。”這位官員把這一番話理解為企圖敲詐。
經過了差不多五個月的作證和辯論之後，陪審團退庭；法官顯然頗感快意地開始一個一個宣判藐視法庭罪。這件事共費了他兩天時間，其中不少時間由被告方面的大喊大叫佔去。當孔斯特勒聽到他的主僱和他的合作律師被帶走的時候——魏因格拉斯被判了兩個月徒刑——他搖搖晃晃地在法庭裡來回走著，最後無力地坐下，嗚咽地說：“法官啊，我這一生就葬送在你的手下了。說我的問題吧。說我的問題吧。馬上就判我罪吧，我實在不要再在這裡待下去了。”法官到最後才判他。他說：“從來還沒有哪一位律師對我說過你在這次審訊中對我說的那些話。”他判了孔斯特勒4年零13天的監禁。
陪審團否定了所有被告的陰謀罪，但宣判戴維斯、德林杰、海登、霍夫曼和魯賓都犯了越過州境煽動暴亂的罪行。法官判決他們每人五年徒刑，每人罰款5000元，並要他們交付訴訟費用——額外的5萬元。但是這些判決沒有完全生效。在不到三年的時間裡，一所美國上訴法院推翻了原判。上訴法院以二比一的表決結果承認有爭議的反暴亂法——所謂的拉普·布朗法案——符合憲法，但仍然撤銷了原判，理由是霍夫曼法官表現了“敵對性”行為，因為“從一開始的記錄就明顯看出”他對被告方面持“反對”態度。
芝加哥七被告案結果遠遠沒有能夠證明起訴有理，而它卻成了對政府說來空前的一系列司法方面的災難的先導。緊接在這個案件之後，便出現了哈里斯堡七被告、坎登十七被告、西雅圖七被告、堪薩斯城四被告、埃文斯頓四被告、五角大樓洩密案，以及蓋恩斯維爾八被告的審判。所有這些案件中的被告，從既成秩序的眼光來看都是異端分子，而這每一個案件中的被告最後又都由一個陪審團、一個法官或是一個上訴法院宣判無罪。對告密者的敵視和司法方面的偏見，是貫串各個案件的共同的兩條線。此外，如馬丁·阿諾德在《紐約時報》上所指出：“儘管一切證據都證明相反，人們一般都相信政府是有能力的，而當政府把理由不足，並且常常是措詞無力的案子送進法院時，人們就對它生氣了。”
歸罪於七被告的暴亂活動之所以發生的真正根源，是由於越南戰爭，它在1970年繼續分裂和挫傷著整個國家。在這一年的開始階段曾經有過情況好轉的希望。頭四個月西貢來的消息多少有一點令人鼓舞。艾布拉姆斯將軍指揮下的美國部隊避免同越共和北越人進行大規模的戰鬥。尼克松正在把美國駐軍從54.3萬人減到34萬人，並且向全國保證到5月1日之前將再撤走另一批6萬怨氣兵。但是戰事的結束看來仍舊遙遙無期。在巴黎，共產黨人擯斥了尼克鬆的五點和平建議，並說：“我們的拒絕是堅決的、徹底的、絕對的。”美國首席談判代表戴維·布魯斯拒絕了共產黨人的一個方案，稱它是：“新瓶裝舊酒。”
美國陣亡人數在兩年前芝加哥抗議示威期間還只2.5萬人，這時已經超過4.4萬大關。阻礙談判突破的，是華盛頓公開宣布有20萬美國軍隊還得多年留駐越南。在美國，在南越人中，在戰鬥部隊裡，厭戰情緒已越來越明顯。美國第四師的怨氣兵除非走投無路的軍官們進行威逼，拒絕投入戰鬥；另一個師的士兵辱罵尼克松，只要發現一位戰地記者，他們就大喊大叫，用髒話咒罵尼克松；士兵們把要求和平的徽章和身份識別牌戴在一塊兒；據估計美國軍人中吸大麻葉的人數高達80%，而過量使用猛烈毒品致死的人數幾乎增加了兩倍。使這一切顯得更糟的是美國軍方最高階層所表現出來的無能。美國傘兵對離河內23英里的山西地方一所戰俘營——據信有70～100個美國空軍飛行員關押在這裡——進行了一次大膽的襲擊。這次襲擊本來應該是成功的，但是情報工做出了毛病——所有的戰俘都先被撤走了。在這同一個星期裡，美國空軍飛機對北越進行了24小時的猛烈轟炸。五角大樓起先說這些出擊是一項“防護性反應”行動的一部分，是為了保護沒有武裝的美國飛機。後來卻又改口承認是對一些供應基地進行攻擊。實際上，大吃一驚的全國人民後來得知，轟炸員的轟炸目標，是包括醫院在內的。
白宮宣稱，拋棄西貢政府是根本談不上的，因為據說共產黨人有一份三百萬越南人的名單，要用“血浴”加以“處理”。是否存在著這樣一份名單，是大可懷疑的，越來越多的美國人已準備拋棄阮文紹將軍的政權了。南越人對他們的美國盟友似乎也並不欣賞，甚至懷有敵意。西貢的鬧事者燒掉了一具尼克鬆的模擬像，高喊“打倒美國人”，並指責美國在拖延戰爭。一個不祥之兆是，一些佛教徒像在吳庭艷被推翻之前一些和尚所做的那樣，使用煤油和火柴進行自焚。一位南越政治家的兒子戴維·張，在美國巡迴演說，他告訴聽眾，美國怨氣兵同與他們並肩作戰的南越兵之間，只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互相憎恨。
與此同時，美國人進行戰爭是為了保衛亞洲的一個民主國家的說法，已越來越站不住腳了。戴維的父親與阮文紹作對而被捕入獄，成了南越政府的八萬多名政治犯之一。戰場上的美國人報導了私刑法庭對政府的批評者所用的酷刑和所定的罪名；儘管西貢最高法院宣判這些私刑法庭違反憲法，它們仍然繼續開庭。而且阮文紹對美國財富的要求似乎永無止境。在華盛頓對西貢慷慨的支持幾達十年之後，他仍不斷地說他需要更多的美國裝備，需要更長的時間訓練他的軍隊，還需要更多更多的錢。他說如果他不能夠得到這一切，一切後果他將全不能負責。
這一年美國人最不願意發生的事情，莫過於再在另外一個東南亞國家發生戰爭，但是南越政府偏偏讓這件事發生了。實際上美國空軍對柬埔寨東部的共產黨基地進行轟炸已經一年多了，不過很少有人知道此事。根據白宮來的命令，B-52型飛機對那裡的叢林庇護所進行了3630次轟炸。參謀長聯席會議很久以前就想把陸軍派進去。尼克松卻感到猶豫，他知道柬埔寨元首西哈努克親王會抗議對他的國家的中立地位的破壞。借助於搞兩本賬和嚴格保密，B-52飛機出擊的消息完全可加以封鎖。如果美國部隊一旦跨過了邊界，保密可就難了。
可是3月18日這一天，柬埔寨的局勢由於發生了一次政變而起了戲劇性的變化。西哈努克意識到他的政府受到威脅，這時正在蘇聯要求蘇聯協助他設法使4萬名越共和北越軍隊撤出他的國家，而柬埔寨朗諾將軍就在此時接管了政權。朗諾是一個右派，他決不會譴責美國和南越聯合進軍去趕走進入柬埔寨的共產黨的。政變之後六個星期，尼克鬆在電視上向美國人說，這一行動已經在進行中了。這種行動的目的是要破壞西貢西北面“鸚鵡嘴”上的越南的神經中樞、兵營基地和地下兵工廠。 “五年以來，”總統說，“美國和南越都沒有對這些庇護所進行攻擊，因為我們不願意侵犯一個中立國家的領土。”他沒有提到，到那時為止，對柬埔寨已經私下里進行了14個月之久的轟炸。
入侵柬埔寨的軍事價值是有爭議的。當入侵仍在進行中時，尼克松把它叫做“一項巨大的成就——遠遠超過了預期的效果”。五角大樓聲稱越共將需要六個月至九個月的時間恢復這次所傷的元氣，有人就此事問阮文紹，他卻說：“我說他們永遠也無法恢復了。柬埔寨從1964～1969年一直是第二個北越，是一片巨大的後方。”西貢的美國駐越軍事援助司令部宣稱這次共繳獲1500萬發槍彈、7250萬噸食物和2.5萬支槍；敵方士兵死亡11285人，被俘2156人。同盟軍方面死傷人數是，1138人死亡，4911人受傷。
但是現在柬埔寨被拖入了戰爭。原來潛伏在鸚鵡嘴的共產黨軍隊對這次進攻做出反應，向西追趕朗諾的軍隊，佔領了半個柬埔寨，威脅著首都金邊，並在湄公河流域建立了一個新的安全供應路線。這樣一來，華盛頓是和另外一個比阮文紹政權更無防禦能力的政權糾纏在一起了。這次征伐中柬埔寨的一些目標所以沒有實現，完全是由於這些目標的不現實。弗朗西斯·菲茨杰拉德在《湖中之火》裡寫道：“美國官員們談論著為南越佔領敵方指揮司令部的計劃，彷彿在那叢林中也存在著一個反面的五角大樓，其中海軍陸戰隊警衛人員、大小將軍、綠呢檯面會議桌等一應俱全。”這樣的一個指揮所沒有找到，因為，當然，從來就沒有這樣一個指揮所。
對柬埔寨進行的冒險行動造成的最大損害，是對美國國內的影響。公眾反對這次新的捲入的抗議聲是如此強烈，以致參議院最後吵嚷著只有國會才有宣戰權，通過一項議案，要美國部隊在7月之前撤出柬埔寨，並在同時停止對那裡的空中支援。大學校園裡反應之強烈，超過了過去所有的抗議行動。到了5月底，共有415所大專院校停過課。這是美國歷史上第一次全國學生總罷課，並且完全是自發的。到學期終了還有286所學校仍然處於癱瘓狀態，而43個州的另外129所學校雖然宣稱復課了，但有很多教室都空無一人。
5月9日至10日的周末，有十萬多學生直搗華盛頓。白宮變成了一個武裝兵營，前面是由市區公共汽車一輛挨一輛並排起來的屏障。總統最初的反應是傲慢的，在和五角大樓一些部長們的閒談中，他把抗議者叫做“遊民”。後來他決定擺出和解的姿態。那個星期的星期五晚上，他帶了他的貼身僕從和一批秘密特工人員來到林肯紀念堂，要想同睡在那裡的學生們談話。 “我對此事的感覺同你們一樣深切。”他對他們說。為了能談到一塊兒，他大談美國的足球活動，並問其中一個學生(一個加利福尼亞州人)他是否喜愛衝浪運動。倫敦《星期日泰晤士報》的一個記者小組寫道：“兩個美國會晤了，但馬上便在一種互不理解的狀態中彼此越離越遠了。”
使總統同樣迷惑不解的，是內政部長沃爾特·希克爾給他寫的一封信。希克爾曾經是一位保守的企業家，但他又是一位有六個兒子的父親。他抗議政府在疏遠青年。他對副總統阿格紐對青年的攻擊特別感到憤怒。尼克鬆的公開反應是表示安撫，他向這位部長保證政府官員將不再用那種激烈口氣講話。但是希克爾犯了一個極大的錯誤。他的信在到達橢圓形辦公室之前，已由各報發表了。感恩節的前夕，尼克松把他叫到了白宮，以缺乏“相互信任”的理由將他撤職。幾個小時之內，霍爾德曼的一位助手，帶著一份應予清洗的人的名單來到內政部。六位高級官員被告知：“我們要你們辭職，我們要你們在5點鐘之前離開這座大樓。”
如果這樣算是粗暴，有些校園裡的行動卻更為粗暴。一個革命者的炸彈把威斯康星大學的陸軍數學研究中心的邊牆炸開了，炸死了一位物理學家，炸傷了四人，造成了600萬元的損失1973年11月，27歲的卡爾頓·劉易斯·阿姆斯特朗被宣判為這次爆炸案的罪犯，判徒刑23年。他的辯護律師是威廉·孔斯特勒。 。在學生主要是黑人的密西西比州立杰克遜大學裡，學生同警察在一座宿舍樓前進行對抗，最後警察人員開火，使用大量鉛彈槍、機關槍、步槍和穿甲槍，造成打死兩個學生、傷九人的悲慘結果。由前賓夕法尼亞州長威廉·斯克蘭頓負責的一個總統委員會，把這28秒鐘的連續射擊叫做“一次超出常情的、無理的過火反應”，但是當地的一個大陪審團卻責備學生，聲稱“有人要去……參加社會騷擾和暴亂活動，當執法官員奉命前來恢復秩序時，他們就應該準備受傷或被打死”。
在多事的那一年，美國人中也不僅密西西比人認為學生活該受到攻擊，而且受害的也並非僅是黑人。這年5月，扛著旗的曼哈頓硬帽建築工人直接衝進一群反戰示威遊行者中，成了極得人心的事；白宮對他們加以表揚，也被認為是一種漂亮的策略行動。對青年的敵視具有很深的根源。年紀較大的美國人對年輕的亞文化群的幾乎各個方面都看不慣：他們那長頭髮、印染的工裝褲、喧噪的音樂，他們的語言、他們的姿態，以及那些搖滾舞集會的名稱本身，什麼“奶油”、“石頭”、“驚恐萬狀鐵路”等等。其中最令人反感的是烈性毒品。大學生(十幾歲的青少年也盲目地模仿他們)張貼出滲開的彩色和變形的圖像的使人憎厭的幻境畫；他們若無其事地談說麻醉劑如何使他們超脫、受到激發、感到諧調、上勁、過癮、心驚、思想異常和憂鬱；他們以舉辦搖滾舞音樂會的名義使剛成年的青少年離開他們的父母，這種集會表面上是跳舞，有時實際完全是進行罪惡活動。
伍德斯托克成了搖滾舞狂歡會的最高水準。據《滾石》周刊助理編輯約翰·莫思蘭報導，預告下一年度要舉行的48個主要大型音樂節，只有18個舉辦了。 “主要的原因，”莫思蘭說，“是政治性的。每當宣布要在某地舉辦一次音樂節的第二天，該地的市參議會和警察局就設法搞出個什麼緊急法令，使舉行大會成為不可能。”行政當局所以採取這種步驟是得到居民的讚許的——常常由於他們的懇求；有些地方的居民對於這一亞文化群的表現聽到和見到的已經夠多了，他們肯定不希望這種慶祝會在自己的後院內舉行。他們認為這樣做是有道理的，有些人是因為聽到了關於1970年臭名昭著的搖滾舞音樂會——康涅狄格州米德爾菲爾德市粉末嶺音樂節——的一些情況。
實際上，粉末嶺音樂會遠非一次盛會，它沒有按照原計劃進行。發起者簽約邀請了25個樂隊來參加在這個300英畝的滑雪地區的表演。但開幕日之前四天，一個市民委員會說服了一位法官，說他們這小小的居民點沒有必要忍受那喧鬧聲、大麻煙卷、裸著身子的青少年，以及越共的旗子。法官頒發了禁令。這樣樂隊演員是給打發走了，但是已經來不及阻止前來參加的聽眾；這次集會的廣告遠至洛杉磯的許多地下報刊都登了出來，大批人群已經在旅途上，到8月第一個週末的星期五，便已有3.5萬人到達。沒有表演會等待他們，也沒有飲食，沒有足夠的衛生設備。粉末嶺成了一場等待發生的災難，而這災難也終於發生了。
天熱得使人發昏，青少年們搭好了他們顏色豐富的帳篷之後，都把衣服脫光了。他們第一天在滑雪的休息棚屋附近的一個小池塘里裸著身子游泳，但是有太多的人在裡面大小便，以至於到了星期日，這個池塘被宣佈為有害健康區。自願前來服務的長著鬍鬚的禿頂的威廉·阿布魯齊醫生，對環境衛生十分關心，但這還不是他最擔心的事；他最關心的事是麻醉劑。毒品販在人群中走來走去，兜售大麻煙卷、可卡因、海洛因(“只要花一塊五毛就可以享受不可思議的魔力”)、巴比土酸鹽、“來得快”、LSD幻覺劑(“誰要買·先講貨色，後揚牌子”)。州警逮捕了70個離開人群的毒品販子，其中有一個人口袋裡裝著1.3萬元，但是他們大多數還是逃掉了。因小販要價甚高，自己買不起的少年可以免費喝大桶裡裝的“電水”，那裡面什麼都有，任何人走過這裡總有人求他把不論什麼毒品扔些在裡面。阿布魯齊把他診治的上千的服麻醉劑發生的事故都歸咎於這種混賬雜燴，這種服毒品人數比伍德斯托克還多，而那裡參加的總人數卻是這裡的十倍以上。每一個米德爾菲德的居民都能講出一些服麻醉劑的年輕人胡鬧的故事。
顯然，粉末嶺同反戰的抗議運動是毫不相干的，但是批評此事的人卻認為，青年亞文化群是一個不可分的整體，它的任何一個方面都使人想到它的另一些方面。尼克松宣布入侵柬埔寨後不久，大學強烈反應中最令人難忘的強烈象徵，是州立肯特大學慘案，而這事一開始並不是為了表示抗議。從各方面來看，那裡的騷亂的最初幾個階段，不管怎樣都是會發生的。同哥倫比亞大學和加利福尼亞大學不一樣，俄亥俄州立肯特大學一向沒有鬧事的傳統。足球賽在肯特大學仍然是大事；每當獲得一次球賽勝利時，學生們會在校內廣場上鳴勝利之鐘。學校有同學舞會，市鎮上有閒聊喝啤酒的小酒店。說實在的，那個悶熱的星期五夜晚的動亂就是由一場狂飲啤酒的活動發端的。
學生從一家酒吧間湧了出來，他們要在街道上跳舞。一個發怒的駕駛汽車的人開大油門，似乎是要向他們衝去。幾個喝醉了的學生爬上汽車，打碎了汽車的玻璃，放火燒了一些垃圾桶，並且敲碎了一些商店櫥窗玻璃。肯特的警察根據勒魯瓦·薩特朗市長的命令，把鬧事的學生從小酒館裡趕了出來。在把學生向校園趕去時，他們用催淚彈轟走一群死硬分子。第二天，州立肯特大學少數政治上的激進分子得到校方同意晚上舉行一次群眾會。在註冊入學的將近兩萬名學生中，約有八百名來參加了大會。他們對教職員和校警喊著：“一二三四，我們不要你們那個屌戰爭!”群眾把大會轉變成為一場示威。他們的行動失去了控制，沖散了一個舞會，又把點著的鐵路照明用火把從窗口投進廣場對面單層的後備軍官訓練隊的房屋。消防隊來到現場時，示威學生用石塊砸他們，又用大砍刀把水龍軟管剁斷。那房屋竟被完全燒光。
薩特朗市長沒有通知學校當局，就向國民警衛隊求救。詹姆斯·羅茲州長立即派出了一支配備M-1型步槍、科爾特左輪手槍和催淚彈的500人的隊伍。學生用汽油噴到樹上燃起大火來阻止他們，但是到星期日午夜，火滅了，一切都似乎被控制住了。這時，羅茲州長來到了校園。俄亥俄州的共和黨於星期二將要對參議員候選人進行初選，而羅茲是候選人之一。他可能得到的票顯然大大落後——最後他仍失敗了——但他仍在做最後的努力企圖扭轉局勢。肯特大學的形勢看來可以利用一下。他召集了一次記者招待會，宣布處於緊急狀態；關於學生他說：“我們將採用執行法律的一切手段把他們從肯特大學趕出去……他們比褐衫黨、共產黨、夜間騎士和自衛團褐衫黨指德國納粹黨；夜間騎士(見前)和自衛團為美國民間反動組織。——譯者都更壞。他們是我們在美國包庇的最壞的一類人。”
為羅茲州長說一句公道話，應當指出國民警衛隊聽到的恣意攻擊學生的話也並非僅僅來自羅茲。司法部長米切爾攻擊校園裡的好鬥分子，把他們叫做匪幫；尼克松總統和阿格紐副總統也是如此，阿格紐的被廣泛引用的一句話是：“年輕的一代中的鬧事者只是一夥流氓，他們不配享有美國青年的稱號。”薩特朗市長在肯特大學發表了不少刺激性的講話，而國民警衛隊的羅伯特·坎特伯里準將則簡直就是有意煽動暴亂。既然種下惡根，他們在星期一中午就不免難逃惡果。這一天已恢復上課，校園裡起初看來似乎是很平靜。有幾個學生於正午時敲打勝利之鐘，大約一千名學生聚集到校內廣場上舉行和平示威，另外有大約兩千人在旁觀看。這時來了兩輛吉普車，車裡的國民警衛隊員用擴音器喊叫：“撤出廣場區。你們無權集會。”學生們做出侮辱性的手勢，向他們扔石頭，並大聲叫喊：“豬滾出校園去!我們不要你們的戰爭。”坎特伯里準將對記者說：“得讓這些學生認識認識法律和秩序是怎麼回事。”國民警衛隊的西爾威斯特·德爾科爾索少將在他的部隊的眾目睽睽之下，撿起了幾塊石頭，向學生們砸去。
這時大約是12點15分。國民警衛隊的兩個戰鬥班對密集的學生放催淚彈，有幾個學生把催淚彈扔了回去，但都達不到目標。另外一部分學生開始逃跑，一支一百人左右的隊伍在兩座樓之間追趕他們。這些國民警衛隊員忽然發現他們在這裡已被包圍了，前面有一排柵欄擋住，兩邊全是向他們扔石塊的學生。他們的處境其實並不真是很嚴重；石塊砸不到他們，許多旁觀者還在哈哈大笑。這時候警衛隊的催淚彈用完了，他們開始向一個小山坡上撤退，不安地回頭望著。這情況是很可怕的。國民警衛隊是什麼都乾得出來的——上週週末他們就曾用刺刀刺了三個學生——他們的M-1型步槍裡都裝著實彈。據以賓夕法尼亞前州長威廉·斯克蘭頓為首的一個總統委員會後來所說：“警衛隊只差用拇指撥一下保險栓和用食指扳一下扳機了。”
後來有人提出，有一批警衛隊員有心要對觸犯他們的人開火。一些照片顯示，有十來個警衛隊員擠在一起，形成證人所說的“一團”。另有一件奇怪的證據，是當場錄音的一份錄音帶。從上面可以聽出在那可悲的13秒鐘的亂射之前，曾有一聲單響。這一槍是特倫斯·諾曼放的，可能是一個訊號，也可能是出於驚恐。諾曼是一個掛名的“自由攝影師”，實際上是受中央情報局僱用的告密者(此外他還很可能是受僱於該大學，該大學也擁有秘密特工人員)。諾曼攜帶著一把手槍，有些旁觀者說看到他拔出手槍並放了一槍，時間不是在關鍵時刻之前，就是在那關鍵時刻之後。可以肯定的情況是，警衛隊於下午12點24分到達小山坡頂上時便跪下來用槍瞄準學生——學生離開他們好幾百英尺，不可能有辦法傷害他們——好像是接到命令開槍的(同警衛隊在一起的坎特伯里準將卻正把頭轉向另一面)。射擊之後是一片可怕的寂靜。一個姑娘在這寂靜中尖聲叫出：“我的上帝啊，他們要打死我們!”
13個學生被槍打中，其中四個——沒有一個是好鬥分子，而有一個還是後備軍官訓練隊的學員——被打死。一股鮮血從一個青年的頭部湧出，浸透了他攜帶的課本；另一個男青年用一塊布堵著一個朋友的肚子，徒勞無益地設法堵住流血。警衛隊沒有做任何事來幫助被他們打傷的人。
事件以後，警衛隊裡沒有一個人為這場殺人事件而被檢舉。雖然司法部長米切爾宣稱美國教育正經歷著有史以來“最悲痛的一個學期”，他說：“社會騷亂的最顯著的標誌莫過於大學校園裡的槍聲。”雖然由三百名聯邦調查局人員進行調查研究得出的結論是，警衛隊當時並無任何被傷害的危險，事後警衛隊只是共同策劃把事件歸罪於一群根本不存在的威脅性的暴徒，司法部卻公然拒絕組成聯邦大陪審團。就這樣一直拖了很久，直到1974年3月才發出了八份起訴書。
當時，俄亥俄州的一個大陪審團宣布警衛隊無罪，反而對另外25個人起訴，其中包括學生會的主席。最後雖然沒有一個人被宣判有罪，但是造成一種廣泛的看法，認為這些受害者罪有應得。由於尼克松總統暗示，暴力的抗議結果引起了暴力，因而更加強了這種看法；這次事件，他說：“應當再一次提醒我們，當不滿發展成為暴力時，就會引起悲劇。”斯克蘭頓委員會說：“警衛隊開的61槍肯定不能說是有道理的。”阿格紐副總統把他們的報告稱之為“縱容的精神食糧”，又說事件發生的責任在於“大學行政大樓台階上和教師休息室門前”的學生。任何其他的解釋，他說，將是“最不負責任地拿別人來做替罪羊”。
因尼克松宣布對柬埔寨的軍事冒險而引起的校園騷動，是接連發生的一連串事件的主要環節，這些事件終於在兩年之後，產生了對華盛頓水門大樓民主黨全國委員會辦公樓進行竊聽的問題。第一個環節是刊載於1969年5月19日《紐約時報》上的一篇由威廉·比徹署名的報導，他是該報負責國防部的採訪記者。這篇報導是這樣開始的：“根據尼克松政府方面的消息，美國B-52型轟炸機近幾個星期以來，首次轟炸了設在柬埔寨的越共和北越的供應庫，但是柬埔寨沒有提出任何抗議。”
尼克松很驚慌。他感到他最擔憂的東部權勢集團報刊的不負責任的行徑現已得到證實了，而當《紐約時報》刊載出在同俄國進行限制戰略武器會談中美方進行準備的技術細節時，他感到他的擔憂再度得到了證實。按照憲法，對比徹和他代表的報紙，他不能有多少辦法，但是他至少可以設法從他自己的政府中清查出是誰把這保密資料透露給新聞界的。他同基辛格進行磋商，基辛格草擬了一個13人的名單，其中包括他自己的國家安全委員會的五名助手，因為他們也知道秘密轟炸柬埔寨的內幕。遵照總統的命令，聯邦調查局對他們的電話進行竊聽；四個發表了洩密材料的新聞記者的電話也給安上了竊聽設備，這四人是：比徹、《紐約時報》派駐國務院的赫德里克·史密斯、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的馬文·卡爾布和倫敦《星期日泰晤士報》的亨利·布蘭登。這是白宮首次進入可疑活動的半明不暗地區，但結果毫無所得，比徹的消息來源始終沒有被發現。
總統對胡佛的聯邦調查局和里查德·赫爾姆斯的中央情報局的工作效率開始有懷疑。在1970年5月發生的一些事件之後，他的懷疑更加深了。尼克松堅信大學風潮是外國煽動者策劃的，很可能是古巴人、埃及人和東歐人。他要中央情報局把他們查出來。經過廣泛的調查研究之後，該局報告說，所有的煽動者都是美國本國人。總統把同樣的任務交給聯邦調查局，該局所得結果仍完全相同。橢圓形辦公室仍然不滿，於是命令增加更多的電話竊聽裝置，並且採取新招儿，闖入可疑的辦公室和住宅進行搜查。這些活動由一個新的國內安全小組來指揮，這小組包括全國最高級的情報人員：胡佛、赫爾姆斯、國防情報署和國家安全局的兩位領導人。他們的行動命令要由29歲的印第安納州律師、總統演說撰稿人湯姆·查爾斯·休斯敦來草擬。
四位情報單位的領導人於1970年6月5日在總統辦公室裡集會，同總統一起照了相。總統告訴他們，他要他們組成一個委員會監督國家安全，由胡佛擔任主席。他們得在8月1日開始行動。這期間，休斯敦當與聯邦調查局局長草擬行動計劃。在他們兩人開頭的一次會晤中，胡佛向休斯敦解釋客觀情報工作的歷史發展情況，企圖使這位年輕律師別那麼熱心於非法的計謀。休斯敦不耐煩地回答說：“我們談的不是已死亡的過去，而是活生生的現在。”除了電子偵察和秘密入戶搜查之外，他的計劃還包括要拆查信件、在各校園裡吸收更多的人充當聯邦調查局的告密者，要求中央情報局對居住國外的學生和其他美國人進行偵察。
作為一個律師，這個印第安納人完全知道，入戶搜查以及他稱之為“郵件採訪”等行為都是嚴重罪行，但他不管怎樣還是要照樣幹。他曾寫道：“這些技術的使用顯然是非法的，等於是盜竊行為。這種做法也是非常冒險的，如果被揭露出來，將會弄得非常難堪。不過，這也是最有成效的辦法，這樣就能夠獲得以任何其他方式所不能獲得的情報。”他辯論說，這樣它帶來的好處的價值，“便超過了所冒的風險”。胡佛對此不同意。在休斯敦的報告上，這位局長批註說，他不願意擔任小組的主席，甚至也不願充當小組的成員。休斯敦感到難堪。他於7月初給霍爾德曼送去一份備忘錄，對聯邦調查局長的批註加以評論說：“他的反對意見一般是前後矛盾和毫無意義的——大多不過是表示擔心事情被公眾知道後使情報界(也就是胡佛)感到難堪。”尼克松於7月23日在這個年輕律師起草的一份“決策備忘錄”上簽字，批准了他的計劃，但是胡彿看到以後，向米切爾提出抗議，米切爾於是同總統進行了討論，總統就把整個這件事擱置下來。休斯敦十分不滿，於這年秋季辭職回家，到印第安納波利斯去操律師業。他的情報工作任務委派給了白宮的一位新手，總統顧問約翰·韋斯利·迪安三世。
下一年春季，《紐約時報》開始刊載新洩露的五角大樓的消息，尼克松斷定他的政府已守不住秘密，決定採取措施，並決定越過胡佛。於是，總統設立了一個特別調查小組，小組的任務——照他自己後來的解釋——是“在有關安全的洩密問題上堵塞漏洞和對其他有關國家安全的敏感事件進行調查”。
日後將使總統佈置的潛入竊聽事件成為本世紀以來美國最大的一件醜聞的一批人，原來還互不相識，這時已開始脫離政府的工作，可以接受新的任務了。霍華德·亨特由於美國駐馬德里大使認為他是一個陰謀家，不同意任命他擔任那裡的副站長，他在中央情報局的官運已在走下坡路，到州立肯特大學慘案發生的時候，他已經辭職了。四個月之後，小詹姆斯·麥科德辭掉了他在中央情報局的職務，而在這之後八個月，財政部辭退了戈登·利迪，理由是他在全國步槍協會一次大會上未經批准發表了一篇讚揚私人擁有槍支的演說。
來自基辛格班子的一位32歲的律師戴維·揚，在總統辦公大樓地下室16號房間成立了特別調查組總部。 《紐約時報》刊載了一段簡明新聞，報導揚同他的一位同事小埃吉爾·克羅在從事泄密的堵漏工作。揚的一位親戚看了報紙後對他說：“你為白宮搞堵漏工作，你祖父在世一定會為你感到驕傲的。他就是一個專門堵漏的管子工。”戴維於是在他的新辦公室門上釘了一塊牌子：“揚先生——管子工。”
共和黨領導1970年進行的中期選舉是在按照理查德·尼克松第一次競選運動的總顧問默里·喬蒂納定下的原則進行的。這個原則很簡單，那就是，美國人投票只是為了反對某個候選人，而不是擁護哪個候選人。有心追求總統職位的人，按照喬蒂納的教導，對自己的競選綱領滿可以不必認真考慮，而對他的競選對手的經歷、觀點、作風和私生活中的最見不得人的方面，要盡量予以猛烈抨擊。如果他找不出對手有什麼事情，那就捏造一些。對總統持批評態度的人在談到“那個老兄尼克松”時，就是指的這種策略。這年秋季，共和黨的策略是要把所有黨提名的競選人，都變成“那個老兄尼克松”。這將是第一次花費1億美元競選費的國會選舉，而共和黨主要的急先鋒將由總統顧問布賴斯·哈洛稱之為“充滿了電的阿格紐”的副總統來擔任。
的確共和黨需要擁有某種推動力才行。上一年11月，蓋洛普民意測驗贊成尼克鬆的人數達到68%，但是自從那時以來，由於通貨膨脹日益惡化、柬埔寨問題、卡利案件和失業人數繼續增長，贊成他的人數已不斷下降。年初時候，尼克鬆就告訴共和黨的領導人，如果失業率達到5.5%，那他們在11月的選舉中就將失敗。失業率後來上升到5.8%，年底之前達到了6%。限制戰略武器會談進行得不錯，3月裡簽訂了禁止核擴散條約，然而，這些成就和政府關於歲入的分享計劃，都沒有在選民中引起多大興趣。政府的福利改革計劃也缺乏吸引力。尼克松保證要保留學童就近上學不開汽車接送，在南部深受歡迎，但是卻激怒了北部的黑人，而隨著黑人中產階級的出現，黑人選票已越來越舉足輕重了。到11月，美國將有13位黑人國會議員、81位黑人市長和鎮長、198位黑人州議員和1567位黑人地方政府官員。
白宮認為讓副總統按照喬蒂納教導進行競選可再適合不過了。他剛到華盛頓的頭一年，在講壇上特別活躍，一共發表了77次重要演講，他的聽眾人數很多而且對他的講話表示欣賞。 1970年一次蓋洛普民意測驗，在最受人敬重的美國人中他被排在第三位，僅次於總統和比利·格雷厄姆。固然，明尼蘇達大學11位教師曾向他呼籲，不要“把溫和主義者趕到極端主義者一邊去”。參議員喬治·麥戈文曾經把他叫做“製造分裂的有害影響”，共和黨的弗朗西斯·薩金特州長曾公開宣布他為馬薩諸塞州所不歡迎的人。但是大學教授和麥戈文都已被認為是政府的天然仇敵，而居民中有三十萬大學生的薩金特的那個州，一向被看成是聯邦中最自由主義的一個州。不論怎樣，總統在就職演說中呼籲美國人“停止互相大聲對罵”，政府成員中很早就有人不理會這呼籲，其中就有阿格紐。 (“我打算在一片喧鬧聲中讓人聽到我的講話，”這位副總統曾說，“即使我必須提高嗓門也行。”)而中產階級的美國人對阿格紐式的裝腔作勢，有意譁眾取寵的腔調卻大為欣賞：
有些報紙清除垃圾的方法，是把它印出來。
要求參議員富布賴特提出關於外交政策的意見，等於要求“波士頓掐脖子暗殺犯”為你按摩一下脖子。
如果說表示異議就會使美國人民兩極分化，那我說，現在正該是來一個積極的兩極分化的時刻了。
暴力行動得逞，就會滋長進一步的暴力行動，而永久不停的暴力行動，最終將產生極殘酷的對抗。
我們這個時代的弊病，在於一種矯揉造作和自我虐待狂的複雜的思想狀況——認為我們的社會準則是虛假的而模糊地感到心神不安，認為愛國、誠實、美德、勤勉等似乎都出了點什麼問題。
阿格紐於1970年秋季到32個州去遊歷演說，行程共3.2萬英里。他於9月13日在加利福尼亞州棕櫚泉舉行的記者招待會上，號召選民們把民主黨人作為“激進的自由派”加以抵制，從而為自己的競選運動定下調子。後來，他把“激進的自由派”一詞壓縮成為“激自派”，並解釋說他所指的這種政治家可以肯定“幾乎每次投票都會違反法律和秩序以及代議制社會的利益、都會反對美國的外交政策”。他對自己本黨內躍躍欲試的人並不都表贊同——“我不得不把爭取獲選的一位共和黨人歸入上述的一類，那就是紐約州的參議員古德爾”；對反對黨提名的人則一概加以譴責：“民主黨的候選人是一批縱容一切的候選人，他們傾向於遷就混亂局面，討好不法分子。”他那滿篇長字的無聊議論，還由總統的兩位演說撰稿人——威廉·薩菲爾和帕特·布坎南——加以潤色。依靠這兩位的生花妙筆，他把參院的鴿派斥為“搞叛賣的議員”和“被嬌慣的奇才”。民主黨提名的全部候選人被統統稱之為“否定一切的吹毛求疵的頭兒腦兒”、“卑怯的騎牆派”、“動搖的代理人”、“遁世的左派”和迎合“以知識分子相標榜的愚蠢時尚”的“絕望的、歇斯底里的歷史多疑病患者”。說到他那浮誇的詞句，他說自己喜愛用隱喻和押頭韻，“但是我並不需要什麼花招來使我的話為人所理解。我只是簡單說明美國當前的問題是什麼事”。
總統同他是一致的，在歷時23天、先後到過22個州的17240英里的巡迴競選演說中，唱的是差不多完全相同的調子。每次演說，他都採取攻勢。同阿格紐一樣，總統不為自己的政績辯護，不談任何目標，不提出任何理想，那都是違背喬蒂納規定的原則的。他只是一味攻擊學生、麻醉毒品、爭取民主社會大學生協會、暴亂者、逃避兵役的人、燒國旗者、搞同性關係者、罪犯、男女亂交和淫書淫畫等，而把所有這些，都同民主黨人聯繫在一起。投票的前夕，共和黨把總統最刺耳的演說之一在電視上重播出來而使情況達到了高潮。前一個星期四晚上，在加利福尼亞的聖何塞，示威者曾用雞蛋和石塊打他的轎車，企圖砸碎窗玻璃，還敲打汽車車門。 “你不能不看到他們的面容，”當時跟隨他的一個助手後來說，“看到他們臉上的仇恨——他也不能不感覺到這一點了。”《時代》雜誌特別提到這次事件受到了“一切負責和半負責方面人士的譴責”。然而事過之後，總統在菲尼克斯的講話中，似乎把這個事件歸罪於所有批評他的人。他發誓，“任何一夥暴力惡棍都不能阻止我出去同美國人民談話”——言外之意是，民主黨人正設法要阻止他——而關於持異議者，他說：“他們不是什麼浪漫派的革命者。他們同樣是一些一向為害善良人民的惡棍和土匪。”他最後說：“我們的處理方法，新的處理方法是，要求制定新的強硬的法律，使和平勢力能有新的力量以對付美國的罪惡勢力。”
選舉前夕重播的這篇演說的質量，同演說的基本思想一樣，是雜亂粗糙的，有時簡直是語無倫次。這次重播歷時15分鐘。接著的一刻鐘由緬因州參議員埃德蒙·馬斯基自己付費使用，他的講話是為另一黨所作答辯。馬斯基態度平靜，說話極有分寸——也具有毀滅性力量。談到尼克松和阿格紐惡意誹謗民主黨，指責該黨不忠於國家，他說：“這是撒謊，美國人民也知道這是撒謊……競選政綱只有兩種……恐懼性的政綱和表示信任的政綱。一種政綱說：你們已被種種可怕的危險包圍著……另一種說：世界是一個令人困惑和變化莫測的地方，但是我們可以按照人的意願來對它加以塑造……因此，明天你們投民主黨的票，就是為表示信任而投票……表示信任你們的同胞……尤其是表示對你們自己的信任。”
馬斯基指出，人人都是相信法律和秩序的；民主黨對政府提出的控制犯罪的議案在表決時完全贊成。但是，關於種族間的緊張關係、環境污染和經濟問題怎麼樣·關於全國的團結又怎樣呢·他說：“有些人設法利用我們共同的不幸，來為黨派利益服務，但他們不是靠提出更好的解決辦法，而是靠使用空洞的恫嚇和惡意的造謠中傷。”他號召選民們拒絕支持他們。
選民們真這樣做了。民主黨人在眾議院裡增加了12個席位，把他們與共和黨的差數擴大到253對180。共和黨失去了11個州長職位。他們原來在州政權方面是以32對18領先；現在削減到29比21。和1968年相比，民主黨候選人的平均票數增加了3%。共和黨於選舉運動初期，原希望多贏得參議院8個席位，以便重新獲得參議院的控制權。那時看起來，這似乎是可能的，因為民主黨在參議院裡拿不准的席位兩倍於此數。等情況澄清以後，大家看到共和黨不過只得到其中兩席，有一席有無價值還十分可疑；在康涅狄格州，一位保守的民主黨人托馬斯·多德被一位開明的共和黨人小洛厄爾·韋克取代了。
為了給選舉的結果盡可能的塗脂抹粉，尼克松聲稱獲得了“思想上的勝利”，他指出艾伯特·戈爾在田納西州、約瑟夫·泰丁斯在馬里蘭州和查爾斯·古德爾在紐約州的失敗；在紐約州，保守黨候選人詹姆斯·巴克利已經以僅僅39%的選票，獲得了一次具有三重意義的勝利。但是所有這些由於艾德萊·史蒂文森三世在伊利諾伊州和約翰·滕尼在加利福尼亞州的勝利，以及政府大力支持的喬治·布什在得克薩斯州的失敗全部抵消了。最使白宮感到沮喪的，是已出現對1972年大選不利的惡兆。除在田納西州外，著名的共和黨的南部策略結果一無所成。在南部以外共和黨也失去了一些關鍵性的州議院。尼克松—阿格紐的特殊努力在新澤西州、威斯康星州、北達科他州、佛羅里達州、內華達州和新墨西哥州都遭到失敗，在對下一屆總統競選可能起決定性作用的幾個大州——加利福尼亞州、賓夕法尼亞州、俄亥俄州和密執安州——也都搞得很糟。
開明的共和黨裡彭協會的主席，把這次結果總結為共和黨“自1964年以來最糟糕的一次表演”，而且對於尼克松所作的解釋，他說：“尼克松愈是聲明說他現在擁有了一個起作用的思想方面的多數，他就愈不可能在1972年拿國會做替罪羊了。”選舉之後，共和黨的州長們在愛達荷州太陽谷集會時常說的一個笑話是，他們其實是應當在死谷集會的。兩年之前曾經使總統獲得大量超額票數的印第安納州的州長說，連他在該州的處境也很不妙了。新墨西哥州長警告他的共和黨同志，共和黨“在選舉中之所以失敗了，是因為它的策略完全是消極的。”專欄作家羅蘭·埃文斯和羅伯特·諾瓦克寫道：“理查德·尼克鬆的總統的威望，於1970年秋季……降低到了最低點。”事實上後來還繼續下降了。這年冬季，蓋洛普民意測驗說明美國人讚成總統的比例，從56%降到51%，又降到50%，又降到49%。在哈里斯民意測驗中，馬斯基趕過尼克松，領先了3%；隨後的幾個月裡，這個差數擴大到5%，繼而又擴大到8%——47%比39%。 《新聞周刊》提出了尼克松可能只能做一任總統說法。
正是在這種背景之下，尼克松同他的一些主要顧問們聚集到比斯坎島來進行一次事後檢查——其中一位反映出主人對體育運動行話的愛好，把這次聚會叫做“對比賽計劃的審查”。感到特別憂慮的米切爾說，總統的行徑讓人覺得他好像是在“競選縣執法官”。大家都同意兩年之後，決不能再重複這次的表演。從現在起，尼克松必須顯得是超然於黨派鬥爭之上，作為總統進行他的工作。共和黨全國委員會的新主席將由來自堪薩斯州的參議員羅伯特·多爾擔任，他是共和黨的一位鐵桿干將。
但這還不是這次聚會所做出的最重要的決定。如一位參加會議的人事後所說：“我們知道自己是處於一場非常激烈的戰鬥中，所以我們決不能把這項任務委託給委員會裡的那批小心翼翼的老油子們去幹。”稍後，另一位又說：“所作的決定是把黨派政治從他媽的白宮裡清掃出來弄到街對面去搞”——街對面就是離白宮150碼的賓夕法尼亞大道1701號的一座鋼鐵和玻璃結構的高樓。在那裡，獨立的“總統競選連任公民委員會”於1971年3月在這座高樓的二層樓上開設了備有全新家具、時髦室內裝飾和深橙色絲絨地毯的辦事處。在約翰·米切爾辭掉司法部長來接管這個辦事處之前，它一直由霍爾德曼的親信傑布·斯圖爾德·馬格魯德負責。馬格魯德的保衛科長將是小詹姆斯·麥科德。他的顧問是戈登·利迪。這個委員會後來所有的共和黨人和民主黨人都叫它“克里普”原文CREEP，本為“總統競選連任公民委員會”的英文名稱的縮寫。但creep本身作為一詞又有“爬行”或“令人厭惡的人”等意。 ——譯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