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美國進入70年代的時候，搖滾爵士樂的一代已經是五十多歲或即將上五十歲的人了。這種年齡是人們開始發現他們所愛的世界正在崩潰的年齡。這一年這種印象特別強烈，因為似乎有非常多的理由使人感到受了虧待，其中包括通貨膨脹、環境污染、犯罪、戰爭、證券市場、老少兩代之間的隔閡、道德敗壞、暴亂、有副作用的藥物、交通擁擠、汽車上的侮辱性張貼和圖案、對社會不利的罷工、種族主義以及新興的飛機劫持。過去的一切現在都不行了。 “不但上帝沒有了，”伍迪·艾倫說，“你要想在周末找一個水暖工也沒處去找。”
進入1970年還不到三個星期，一艘美國海軍軍艦就為今後要發生的情況開了張。這艘軍艦在大風中脫了錨，竟把切薩皮克灣大橋沖開了一個375英尺的大口子。對於迷信的人來說，新的70年代似乎是一開始就不吉利。
大自然在別處看來似乎也是抱著故意與人作對的情緒。加利福尼亞州南部連續200天大旱之後，遭到了有史以來最嚴重的森林火災。這些火災顯然由於自燃，燒光了50萬英畝以上的土地——這面積幾乎等於羅得島一州。在明尼阿波利斯有一座85年曆史的公寓樓房，一場不知起因的火災燒死了11個人。全世界到處發生天災：威尼斯一次旋風有四個人死亡，東巴基斯坦一次海嘯有20萬人死亡，還有秘魯、土耳其、伊朗的地震使數以萬計的人死亡。上帝也許是由於像伍迪·艾倫這樣的人不信神而發怒，或是由於像一些傲慢的大學生那樣對他不敬而生氣，他們戴的徽章上竟寫著：“上帝沒有死——他只是不願管閒事。”
宗教肯定已經不再是原來那樣安穩的磐石。不把上帝看成老頑固的那些基督教徒，對摩門教會新會長的話感到震驚，他說：“為什麼有人生來是黑的並有種種不利條件，而另外有人生來是白的並有種種很大的有利條件，這是有道理的。黑人顯然是受到了他們應得的賞罰。”主教派教會教友對放棄已使用了三個半世紀的英王詹姆斯版《聖經》，改用《新英語聖經》感到不安。從上帝的角度看來，還有更糟糕的是反基督教勢力的增長——有人崇拜奇怪的圖騰，甚至崇拜撒旦本身。
根據可靠的資料，美國人供養著1萬個專職的和17.5萬個兼職的占星術家。電子計算機被用來製作十美元一張的天宮圖，紐約一家理髮館老闆僱用了一個占星術家為職員，一家百貨商店開辦一年取費50元的電話算命服務，還有總發行量達三千萬份的三百家報紙闢有長期固定的占星術專欄。讀書會發給會員算命圖片作為贈品。南卡羅來納州大學有250名學生報名學習巫術課程。雜誌上的廣告問道：“你是否因為自己對巫術是門外漢感到厭煩了·那你就自己參加巫術的活動吧。參加我們頒發文憑的巫術學習班，學習這古老的秘密，包括招魂術、入定法、預知未來術、生子術和秘傳儀式。”休斯敦一位女巫西比爾·利克夫人，肩上棲息著一隻名叫“急如火”傑克遜的寒鴉，她能用它去迷人，據她估計“全世界大約有八百萬正式女巫。我指的是真正的女巫，而不是說好萊塢的那種開無遮大會的女人。我本人知道在美國大約有四百個正式的女巫小組。非正式的恐怕有千千萬萬”。
如果說天府已得不到應有的尊重，那地上的官方也同樣如此。在一次伯克利的人民公園暴亂中，有一個人被殺死，105人受了傷，而聯邦起訴書控告的卻不是暴徒，而是縣執法官的十名助手和兩個前助手，他們被控侵犯了示威者的人權。 (縣執法官大發脾氣說：“任何一級政府從來沒有遇到過這樣令人懊喪的事。”)黑豹黨人簡直就是殺了人而可以不受處分。舊金山、紐黑文和紐約的陪審團或上訴法院拒絕受理對於他們犯有殺人罪的控告；另外，芝加哥的一個聯邦特別大陪審團反批評警方在進行一次搜捕中造成了兩個黑豹黨人弗雷德·漢普頓和馬克·克拉克的死亡。甚至自立國以來一直處於社會最低層的美國印第安人也在躍躍欲試了。參議院沒有把整個國家歸還給他們，但是的確通過了一項法案，把新墨西哥州的藍湖及其周圍4.8萬英畝土地交還給了普韋布洛人部落。
對於美國將軍們，這一時期也是極不好過的，這不僅指在越南的而言。俄國人以侵犯蘇聯領空的罪名逮捕了兩名美國將軍。指揮歐洲輪換制度的一名將軍因下屬行為不檢被剝奪了軍銜，還有以陸軍中將銜——黑人中軍銜最高的——退休的小本傑明·戴維斯，辭去了克利夫蘭社會安全局局長的職務，因為據他說，該市的黑人市長“支持和鼓勵了執法機構的敵人”。任何一個著軍裝的人都有可能受到反權威的人的責罵，然而尼克松總統卻給他的白宮警衛人員一種特別礙事的裝束。他對羅馬尼亞警衛人員花哨的製服印像很深，於是委託華盛頓一個裁縫吉米·馬斯卡羅為行政大樓的警衛人員設計一套新的華麗制服。結果這場笑話白白浪費了1.6萬元——雙排鈕扣的金邊白色上衣，嵌有總統徽璽的銅鈕扣，加上魯裡坦尼亞式輕歌劇中虛構的一個歐洲小王國。 ——譯者的黑色塑料帽子。有一個警衛人員嘀咕說，如果他必須穿上這樣的製服，他就需要配上一隻銅鼓。一位設計師說：“現在不是白宮搞吉爾伯特和沙利文十九世紀末英國寫作輕歌劇的兩位合作者。——譯者那一套的時候。”馬斯卡洛說：“要使人人都滿意是做不到的。”可是他沒有使任何一個人滿意，連總統也不滿意；上衣是用上了，但是帽子卻悄悄地束之高閣了。
紐約掘墓工人在1月裡舉行了罷工。航空交通控制員於4月裡舉行了罷工。乘客因飛機停飛而抱怨，但他們可能因此得了福；重於空氣的航空運輸在1970年可不是最可靠的。空中劫持仍然沒有停止。一個名字叫巴克利的亞利桑那人出了一個新招。他帶了一支手槍、一把剃刀和一罐汽油，登上了一架環球航空公司飛機的機艙，宣布要求給他1億元。經過了一場槍鬥之後，此人被捕了，但駕駛員肚子受了傷。波音公司的2100萬元的龐大的747型噴氣式飛機一開始就未能按時起飛，比原定時間竟晚了六個小時。甚至向月球飛行的阿波羅13號在離地球20萬英里的時候也發生了故障，機中的三位宇宙航行員也不得不折回。
可笑的是，1970年最成功的航行之一卻是遠渡3200英里海洋的紙莎草製的太陽神2號船。這艘船是挪威探險家索爾·海耶爾達爾製造並駕駛的，他要證明古代埃及人可能曾經航海越過大西洋。太陽神2號至少已達到了目的地巴巴多斯，至於說它沒有賺到錢，許多營利性的運輸行業也都沒有賺到錢，其中包括最突出的、美國最大的鐵路運輸線。賓夕法尼亞中央鐵路公司因負債26億元而走上破產法庭，是許多收支無法平衡的美國企業之一。情況相同的，還有電影企業；好萊塢五家主要的電影製片公司負債累累，總數達1億美元以上。 60年代的大繁榮，看來隨著這十年的終了也已經終止了，最好的證據在華爾街，那裡的道·瓊斯工業股票平均價格指數，在1968年12月幾乎達到1000大關，到了5月27日卻跌到了631。
股票行情看漲的約翰遜年代，紐約證券交易所的遊廊裡曾經擠滿了熱心的觀望者。 1970年5月的長期大暴跌之後，那裡變得冷冷清清了。紐約這個現在被該市尖酸的市民稱之為“歡樂市”的城市，已經不那麼受到遊客歡迎了。街道上常出現犯罪活動，同時還有其他種種危險。該市於6月1日把違法停車的牽引費從25元提高到50元。這一天一個來自馬薩諸塞州斯普林菲爾德的母親帶著兒女到紐約來看一場電影。當她從電影院出來，汽車不見了，她欠下了市政當局50元和一筆罰款。他們看的電影叫《鄉下人》，內容是有關到曼哈頓來做客的種種風險。
1970年當加利福尼亞州大多數電影製片廠氣息奄奄的時候，一個名叫拉斯·邁耶的導演在這一年完成了他連續獲得成功的第21部影片。他一開始就知道這部片子的票房價值必然很高。它前面的那些影片沒有一部虧本，也沒有一部賺的錢不達到六位數字的。他的影片之一《狐狸精》，攝製費用7.2萬元，但是賺了600多萬元。邁耶說：“我對觀眾是不耍花招的。我的影片在15秒鐘之內——一開始的15秒鐘之內——你就知道你將看到什麼了。”你在片中將看到的是電影業所說的“性愛片”，或一般人所說的色情片。販賣色情在美國已成了一項大企業，每年獲利5億多元，而這市場似乎是永無止境的。
色情商品有各式各樣的包裝。市內大街的電影院裡放映Ｘ級關於影片分級參看本書第32章。 ——譯者的影片；1970年最轟動的電影包括《丹麥的性自由》、《調皮姑娘》(“使得《好奇嫉妒》都顯得暗淡失色”——《紐約每日新聞》)，還有艾倫·芬特的《面對一位裸體的太太你會說什麼呢·》(“你能說什麼呢·”廣告問道。“我們說'喔唷'”)，這部影片在舊金山一家電影院中整天整夜連續放映，每週為該電影院淨賺七千元。曼哈頓有二百家“成人書店”，那些坐落在第七和第八號大道之間的一天24小時開放的“成人書店”，像超級市場陳列商品那樣，貨架上面都掛著分門別類的廣告牌——異性交、同性交(男)、人獸交、狂交、女同性交、亂倫交、口交和舌交。路旁的放映機放映二角五一看的黃色影片。 《八種美妙姿態》的圖片兩元一份。有九個裸體女演員的影片《一笑置之》，被美聯社劇評家威廉·格洛佛叫做“在這藝術上日益容忍的時代前所未見的最為直率和滿不在乎的同性愛實錄”的《樂隊男兒》，以及表現一個鄉下人專喜歡和一頭母豬性交情景的《佛茲》等影片曾在紐約引起普遍憤怒。但百老匯之外還存在著無比廣闊的市場。鄉間的一個單身漢可以買回黃色密紋唱片來聊以解除寂寞之苦。正像南卡羅來納大學莫爾斯·佩卡姆教授所說，在街角雜貨店裡，顧客現在可以“用極少的代價買到不久之前多少錢都買不到的淫穢作品”。
這種變化在年齡在三十以上的美國人中引起了思想混亂。在他們童年時代，有異性在場時，是不許說“屁股”的。搖滾樂的一代人還記得當海斯電影檢查處允許克拉克·加布爾在影片中說“坦率地說，親愛的，我他媽的才不在乎呢”竟引起軒然大波的情景。現在的傑克·瓦倫蒂卻把使用“馬糞球兒”和“沖你一泡尿”一類語言的電影定為可供全家人觀看的一級。電影製片公司現在所以如此放任，部分原因可以追溯到最高法院1957年對羅思與美國訴訟案件所做的裁決，居然認為所謂淫穢作品必須具有挑逗作用，違反社會一般準則，並“全然無有社會教化價值”。社會風氣放肆的另一部分原因則是由於有了新的避孕藥物，大加放寬的墮胎法，因而使婦女不必再怕懷胎了。威廉·格洛弗曾說過，這很大一部分是這個時代造成的，紮根於這個性生活革命和女人褲衩越來越短、上無邊、下無底的時代氣息之中。對性的好奇似乎是永不會滿足的。 “行為失檢”這個詞用於性關係方面的意義現在幾乎從語言中消失了，因為幾乎不再有人在性活動方面是很檢點的了。賓夕法尼亞一位反對墮胎法的州議員被揭露是一個偽善者，因為有一個年輕婦女出面告訴新聞記者這個州議員曾經是她的情夫，她墮胎的費用就是他支付的。過去曾經有一個時期，像這樣的事，女方是會秘而不宣的。
所有這些事對兒童是為害極大的，他們接觸到這一切，他們男女約會的年歲比他們的父母更早了，達到成熟的年齡也比他們的父母早。最常提出的補救辦法是在學校裡進行性教育。蓋洛普民意測驗發現同意這種辦法的佔國民的71%，有55%贊成設立講解節育的課程。贊同教學性知識的團體有美國醫師協會、全國教育學會、性教育協會、美國性知識與性教育委員會等。美國性知識與性教育委員會的執行主席瑪麗·考爾德倫醫生說，性知識“不應當做為人的行為而是應當做為人的本能來講解”。
美國性知識與性教育委員會不印發任何材料，它只給學校提供行家意見。這一點卻被能表達自己意見的少數人完全給攪混了，他們一聽說男女生殖問題將可以在教室裡進行討論便怒火沖天。在極右派對性教育發動進攻中開第一炮的比利·詹姆斯·哈吉斯的基督教改革運動問道：“學校是講解性交知識的適當場所嗎·”比利牧師把美國性知識與性教育委員會叫做“開明教育的一個淫穢助手”。俄克拉荷馬、加利福尼亞、猶他三州的教育廳，對一些健康的影片，由於曾得到美國性知識與性教育委員會的批准，也拒絕放映。
反性教育聯盟的組織中還有伯奇協會領導下的恢復正派生活運動、爭取負責任的教育的父母聯合會、爭取道德穩定的母親組織、正性會、反對性教育父母會，以及反對違憲性教育的父母組織。 “我懷疑在一年前一千個父母中曾有一人聽到過性教育這個詞，”伯奇協會的一位幹事說，“現在他們聽到了，他們對聽到的很不高興。”有一個組織指責學校計劃“對兒童揭示性交與手淫的全部細節”；新澤西州帕西帕尼地方的一所學校被叫做“學府式妓院”；反對違憲性教育的父母組織的一位領導人指控學校“破壞了應該在家庭裡進行教導的事”。一個八年級數學教師因散發淫穢材料而被判入獄；加利福尼亞州一所學校的負責人被解雇了。威斯康星州雷辛城的極右派指控性教育是共產黨人損害學童品行的一項陰謀，最後也獲得了勝利。比較荒唐的戰鬥之一是在舊金山，圍繞一本叫《一位醫生同五至八歲兒童的談話》的無害的書引起的。該地的極右派在印發的傳單中，複製了書中一隻癩蛤蟆趴在另一隻背上的插圖。書中原說明是，一隻母蛤蟆背著自己的小蛤蟆。但是傳單把它改成了“交尾的癩蛤蟆”，因此使性教育失去了很多支持者。
在爭論達到最高潮的時候，性教育在27個州都引起了爭吵。 1970年年終時候，理智佔了上風，學校裡增設了性教育課程，但學童們全弄得莫名其妙，他們不知道原來鬧得那麼兇究竟是為了什麼。接著，在學校負責人和校董會正以為他們可以把他們的注意力轉到其他事務上去時，他們的性教育課程卻受到從完全不同的方面——婦女解放運動——發起的攻擊。解放了的婦女認為她們的信條之一就是：除了肉體方面的差異之外，男女之間的其他一切差異全都是教出來的，不是天生的。她們相信婦女願做媽媽和願培養家政技能全是訓練出來的，並認為公立中小學校是主要的訓練場所。她們要求對教科書進行修改，並改變教師的態度，於是同她們的對手開始交戰。這場將成為70年代一個主要問題的鬥爭是肯定要曠日持久的。
當羅賓·摩根——此前人們僅知她是“我記得媽媽”節目中的電視劇女演員——提著一長串引人注目的胸罩步入1968年“美國小姐”美女競賽會時，千千萬萬美國人才了解到有一種新的女權運動。她告訴驚訝的記者們說，她是以國際婦女地獄陰謀恐怖分子組織(女巫此一組織名稱各字的第一字母相連，即成“女巫”(WITCH)一詞。——譯者)創辦人的身份而來的。 1970年8月26日，憲法第19項修正案規定婦女具有選舉權的憲法修正案。 ——譯者通過的50週年紀念日，女權運動者全到各大城市商店區去舉行遊行。整個這一年，獲得解放的婦女錶明她們同其他抗議運動的成員一樣熟悉宣傳的作用。她們中有一個人對一個建築工人喊道：“去掉它!”當有人問她是否是指工人的硬保護帽，她說：“不是，是指他的下體護身。”一個名叫瓊·康蘭的婦女為了當一名挖溝渠的散工，在法庭裡打了十年官司，終於獲勝。馬琳·狄克森寫道：“在一切階段和集團中，各種組織機構及其製度都或多或少地起著壓迫婦女的作用；不同階級婦女的團結取決於我們對共同受到的壓迫的了解。”艾比·奧爾德里奇·洛克菲勒——約翰·D即美孚石油帝國的“創業人”，老洛克菲勒。 ——譯者的曾孫女——把男女之間的浪漫主義的愛情斥之為“反革命的”。
對民主黨的政治活動非常積極的一位醫生埃德加·伯曼說：“關於婦女解放運動我算受夠了。”來自夏威夷的民主黨國會女議員帕齊·明克立即指控伯曼是一個婦女歧視主義者，具有“對婦女的最卑鄙的偏見”。隨著這一年時間的消逝，講話的火氣越來越大。瑪格麗特·米德說：“婦女解放運動必須特別警惕引起男人殺女人的危險。你們已實際把他們逼瘋了。”婦女在紐約遊行時，一個旁觀的男人對她們大聲叫嚷：“你們這些豬都是搞不到男人的!”而這時他身旁卻站著一個戴著胸罩的男人，一聲不響。休·赫夫納在他給自己的屬員的一件備忘錄裡說：“這些娘兒們是我們的天然的敵人。是該同她們進行戰鬥的時候了。她們對《花花公子》雜誌所提倡的那種浪漫主義的青年男女社會是決心反對到底的。”
有些婦女的話聽起來同休·赫夫納的一樣無聊。她們用了很大的精力辯論自己該被稱呼為夫人、小姐還是Ms，要求把chairman(主席)改為chairperson因chairman後半man為“男人”，故主張改為person，無性別之分的“人”。 ——譯者，並攻擊全國航空公司的廣告讓漂亮的女服務員說：“我叫多麗絲，請坐我的飛機我們一同飛吧。”但是她們提出的較深刻的問題卻絕不是微不足道的。有二千三百萬個美國婦女這時全日工作；另外還有八百萬婦女從事臨時工。每十個已婚婦女中有四個已被雇用，她們中有一千二百萬人家裡都有18歲以下的孩子。從表面上看，這似乎是對以男人為主的職業市場的挑戰，但是工作職位的性質和工資的多少，仍然反映出一個由男人而不是由女人來養家糊口的社會。男人仍然佔據著工資最高的職業，帶回家的錢仍然更多。美國30萬醫生中只有7.6%，外科醫生中只有1%是婦女，而電話接線員和速記員的90%都是女性。同樣的工作，男人可掙五元的，女人一般只能掙到三元。 《生活》雜誌發現，一個婦女需要有大學學士的學位才能同一個到八年級就退學的男人掙得一樣多。典型的男推銷員的工資是8549元，典型的女推銷員是3460元。
到1970年，婦女解放運動爭取就業和教育平等的論點得到了許多男人的支持。關於免費墮胎和兒童免費日託的要求則爭論較多。男性人口中對擬議保證婦女在法律面前完全平等的第27憲法修正案——平等權利修正案——看來贊成與反對的各佔一半。而僅在兩年之內，參議院就將通過平等權利修正案並分送到各州的立法機構去。根據這項修正案，婦女結婚後不需再改變自己的姓氏；對於應在什麼地方住家的問題她們有同等的發言權；如果丈夫的工作使他不得不轉到別處去，而他妻子在原地留下，他不能因此控告妻子遺棄了他。另一方面，如果婚姻破裂，妻方有可能須付贍養費。保護婦女在工作上不受危險和過於勞累，以及保護她們不受某些性方面的凌辱的(強姦例外)一些法律就都將無效了。此外，婦女也可能被徵召入伍並且被命令投入戰鬥。 《耶魯法律雜誌》的一位擁護平等權利修正案的撰稿人論證說：
……現代軍人的有效作用有賴於裝備和訓練多過依靠個人氣力。婦女在體力方面同男人一樣能夠擔任許多被稱為戰鬥的任務，例如駕駛飛機和參加海軍作戰……沒有理由假定在危急的情況下婦女不能夠像男人一樣嚴肅認真和訓練有素的。
不敢說會有許多家庭婦女想要當機槍手或白朗寧自動步槍手，或是願意讓人把她們同1970年6月成為美國第一個女將軍的陸軍婦女隊隊長伊麗莎白·霍伊辛頓一樣看待。儘管如此，以百萬計的美國婦女——特別是年輕婦女——確由於運動的影響而有所改變。她們身上有了一種新的勇武的氣質，一種對那些為私利而擺佈她們的人的大膽對抗，這情況從《婦女服裝日報》讀者稱為“過膝裙”和全國其他人稱做半長裙的新式樣所遭到的災難中便可看出。差不多1/4個世紀之前，獨立自主的婦女就曾企圖領導一場對“新式樣”長裙的反抗運動，她們搞宣言簽名，組織“剛過膝”俱樂部，並且示威反對時髦女服商店見前第421～423頁。 ——譯者。當時她們是完全失敗了。現在女子時裝家又在製造較長的裙子。詹姆斯·加蘭諾斯說：“加長是方向。”阿黛爾·辛普森說：“再會吧，大腿。”利奧·納杜奇說：“婦女現在已肯定準備改換時樣了。”他們都深信婦女群一定會為之傾倒，爭著購買他們供應的服裝的。
最早發出的反抗聲來自洛杉磯，那裡有一個叫做朱莉·亨特納的什麼“維護婦女女性氣質和財權組織”的主席對一位記者說：“我們決不能讓他們既蒙住我們的眼睛又遮住我們的腿了。我知道有一些女人只要加蘭諾斯一說是時髦的，她們連鐵皮盒子都肯穿的。我認為這是一種病態，我們要求的只是可以有所選擇。”反長裙少女會的成員遊行時扛的標語牌上寫著“市場必須連續供應超短裙”和“大腿!大腿!大腿”!她們中有些人認為，半長裙是反對婦女解放運動的一個陰謀，服裝設計師企圖用恢復女性氣質的辦法來孤立女權運動者；另一些人則指責那些大腿已失去性感的年長婦女不該想要把二八少女的腿也遮掩起來。社會歷史學家吉爾曼·奧斯特蘭德爾把半長裙歸因於證券行市的下跌，說它肯定還將流行下去：“喜歡長裙的中年人，在蕭條和衰退時期，決定社會的各種標準。而喜歡短裙的年輕人在繁榮時期決定各種標準。”
到這年冬天，證券行市回升了，時裝工業對半長裙的熱情也急劇下降了。 《紐約時報》進行的一次調查發現，雖然有少數店家氣勢豪邁地對略長式樣表示有信心(“現在該它行時了!大家都歡迎它、愛它、買它!”)，但大多數人承認這種式樣已遭到了慘敗：“去年秋天說自己購進大批半長裙的商店，現在則說它們實際並沒有那樣做。它們買進的一些貨根本銷不出去。婦女的膝蓋還沒有過時。”誠然，剛過膝的裙子是多了一些。但是時裝設計家曾為半長裙規定了具體的長度，從肩部量到裙邊是44～45英寸，這對大多數婦女來說，裙邊將長到小腿肚。 《紐約時報》發現這種尺寸只佔售出的裙子的20%，而到了年底穿這種裙子的婦女則僅只5%了。另外那些不是拿回去改短了，就是留在衣櫃裡了。
倒霉的零售商說這種式樣“大大失敗”或“完全失敗”了。有一位說它“確實損害了時裝業，根本沒有受到任何人歡迎”；還有一位告訴一個女記者，“我們的顧客不要這種式樣……我們從來就無法把它推銷出去。”然而，大規模推行長到小腿肚式樣的企圖，倒是引起了一種未曾預料的時裝上的轉變。 “半長裙，”《紐約時報》說，“實際上消滅了女式整套衣裙……一轉眼就出現了各式各樣的褲子，褲子、褲子、褲子。”年齡較大的婦女購買整套衣褲，她們的女兒則穿起特別短的短褲，照樣把膝蓋露出來。伯格多夫·古德曼把這種短褲叫做“涼褲”。 《婦女服裝日報》對於新女性的心情更為了解，稱這種短褲為“熱褲”，這名字就流行開來。
使約翰遜政府受到折磨的暴力風氣，在尼克松政府下仍然繼續著，如果有什麼變化的話，那就是變得更險惡了。大都市的少數民族居住區保持著相對的安靜，但是在小城市的黑人區仍有暗中殺人放火的活動。在佐治亞州奧古斯塔有六名黑人被槍殺。在俄克拉何馬城的一次種族事件中，有一個男少年被戳死。密西西比州卡西奇的一個教堂因曾用來開人權運動的會，被人投炸彈。而東洛杉磯、邁阿密、休斯敦、密執安州高原公園、印第安納州密執安城、馬薩諸塞州新貝德福、新澤西州阿斯伯里公園、佛羅里達州南墨爾本、賓夕法尼亞州阿里奎帕、北卡羅來納州奧克斯福德、阿肯色州溫泉城、密執安州魯茲河城、伊利諾伊州凱羅，以及佐治亞州佩里、梅肯、阿森斯三個小市鎮，都發生了暴動。
在紐約，爆炸的恐嚇每個月達到一千次。在為時15個月的期間，該城實際有368處發生了爆炸，其中一次是在警察局二樓男廁所裡爆炸的。警察局長霍華德·利裡對參院一個小組委員會說，他不能保證到他屬下派出所來的人的安全。有些時候看來簡直像已宣佈到了打獵季節，林區開放一樣，可以對美國警察公開放槍。聯邦調查局報告說，1970年對警察的襲擊有35202起——幾乎是1960年的四倍——這一年的九個月之內有15名警察被打死，其中大多數都是被伏擊者打死的。
小石城警察局長說，對警察的襲擊成了“實際是無日不有的事……好像從入學年齡起的每個人都在襲擊警察”。費拉德爾菲亞警察局長弗蘭克·里佐說：“我們對付的是一群神經病——一群精神變態者。”奧馬哈的社會治安領導人認為，“全國警察部門遭遇的問題完全表明存在著一種陰謀活動，時間的選擇也是一項跡象。我們正在把所有的情報集中起來研究，希望證明確有陰謀存在。”他沒有能夠做到這一點，而大多數執法官認為這不大可能——“我們認為這些襲擊是互不相關和單獨發生的事。”利裡說。但是一般都同意當政權受到廣泛攻擊時，警察就不可避免地成了襲擊目標。照國際警察局長協會的奎因·塔姆的說法：“由於激進集團鼓勵它們的成員'打死那些豬'，對警察的襲擊也就越來越厲害……那套藍制服使穿它的人成了現存權力體制的最顯眼的代表。”
對現存秩序的敵視是這些爆炸事件發生的原因。在某些案件中，進行爆炸的人公然誇耀自己的行為。當爆炸損壞了曼哈頓的國際商用機器公司、通用電話電子器材公司和飛馬牌石油公司的時候，一個自稱為九號革命勢力的團體承認炸藥是他們所放，並指責那些公司正在靠越南戰爭大發其財。還有些爆炸案，由於恐怖分子技術不熟，結果連自己一起炸掉了。在國際商用機器公司、通用電話公司和飛馬牌石油公司被炸後一個月之內，在紐約下東區一座公寓樓裡私設的炸彈製造廠爆炸了，一個革命者喪了命，另一個受了重傷。在巴爾的摩，拉普·布朗的追隨者，兩個黑人鬥士，由於一枚炸彈在他們的汽車裡過早爆炸而死掉。 3月6日這一天，格林威治村被1970年最轟動的一次爆炸災禍所震動，死了三個年輕的虛無主義者，並且牽涉到幾個富有的家族的姓名。
凱思琳·普拉特·威爾克森是斯沃思莫爾女子大學新近的畢業生，黛安娜·奧頓和凱西·博丁是布林·莫爾女子大學的校友，三人都是氣象員派的女成員。黛安娜是一位極端保守主義的、非常有體面的伊利諾伊州數百萬家財的大富豪的女兒，在一個世紀之前，當時還只是威爾士親王的英王愛德華七世曾駕臨過這個不尋常的家族的宅第。凱西是I·F·斯通的外甥女。她父親倫納德·博丁是一位有名的律師，他的主顧中包括保羅·羅伯遜、朱迪思·科普朗和朱利安·邦德一類人物；他後來還擔任過丹尼爾·埃爾斯伯格的辯護律師。凱思琳的父親擁有一連串的廣播電台。這個月他和他第二個妻子正在加勒比海地區度假。他不在家的時候，凱思琳在威爾克森家在曼哈頓西11街18號一座價值10萬元的講究的市內住宅里款待黛安娜和凱西，另外還有一個哥倫比亞爭取民主社會大學生協會分會中的活躍分子特德·戈爾德和另一個年輕男子——他的姓名和身份一直是一個謎。
在那個不幸的一天的中午，紐約天朗氣清，陽光明媚，空氣中微有一點即將來臨的春意。隔壁屬於演員達斯廷·霍夫曼的房子裡沒有人。 18號看來靜悄悄，但是屋裡年輕的革命者卻忙碌著。當時氣象員派的兩個流行口號是，“如果你不相信槍支和暴力，你就不是革命者”和“把戰爭移到本國來打”。星期一，年輕男子之一打扮成一個教士，曾開車去新罕布什爾州買了兩箱炸藥。現在地下室裡的臨時車間到處放置著57只梯恩梯棒，另外還有摩擦帶、屋頂用釘、定時裝置、門鈴金屬線、30條爆炸引線，以及準備裝炸藥用的一節節鉛管。
可能永遠不會有人能夠確切知道事情是怎麼發生的，肯定有某一個人闖了禍，引起了全部的爆炸。這人可能是黛安娜；她的肢體全部四分五裂了——她的頭、雙手和一隻腳都被炸掉了，她的軀幹被屋頂用釘扎得盡是窟窿。戈爾德和那個身份未查明的青年也死了。第一次爆炸衝穿了霍夫曼房屋起居室的牆，把對街的許多玻璃窗都震碎了，並使相隔16座門的一個廚房都受到震動。接著，煤氣總管著火了，又引起兩次爆炸，樓板開始坍塌。
房子裡剩下驚呆了和流著血的凱思琳和凱西，一個全裸著，一個還穿著一點衣服。兩名警察和一個退休的消防隊員(約翰·尼亞里在《生活》雜誌上挖苦地寫道：“這兩個姑娘原會叫他們'豬'的。”)前來救出了她們，一個鄰居讓她們使用了她家的淋浴設備，並藉給她們衣服穿。然後她們就不知去向了。最初消防隊認為煤氣漏氣是這次災害的起因。後來他們發現了炸藥和爆炸雷管，以及成堆的爭取民主社會大學生協會的宣傳小冊子。這一來，他們就急於要訊問那兩個倖存者。紐約當局得知凱西和凱思琳於去年10月裡在芝加哥參加“氣象員狂怒日”活動已受到控告，後來是被保釋出來的。 3月16日她們沒有出庭接受審判，於是聯邦調查局也參加了對她們的搜捕。她們家里人說兩個姑娘曾捎信回來說她們還活著，但沒有談任何其他情況。
在美國的另一邊，加利福尼亞州自曼森屠殺案以來所發生的最厲害的大規模兇殺案，被歸咎於激進派政治與巫術的離奇的結合。縣執法官的助手們在一次例行的巡邏中，看見蒙特雷灣上眼外科醫生維克托·奧塔的價值25萬元的房屋冒著火焰。他們叫來了消防隊，消防隊員到奧塔的游泳池去找水，卻在那裡發現了外科醫生、他的妻子、他們的兩個兒子和醫生的秘書的屍體。他們都被用艷麗的圍巾捆著，用槍從腦後射殺。警察在這位外科醫生的汽車擋風玻璃的刮水器下發現了一張草草書寫的字條：“自本日起，不論何人……凡是濫用自然環境或加以破壞的人，均將受到處死的懲罰……我和我的同志們，自本日起將戰鬥至死或至不再有不維護這個星球上的自然生物的任何事物和任何人時為止。物質至上主義必須死亡，不然人類就將滅絕。”簽名是塔羅特算命紙牌上的詞兒：“持杖騎士、持杯騎士、持符騎士、持劍騎士。”簽名者被發現是居住在半英里外的一個破棚子裡的一個留著鬍子的青年約翰·弗雷澤。弗雷澤的律師說，他的當事人在一次汽車事故中撞傷了頭，那以後就“完全變了”。
這一年在加利福尼亞州最出名的革命行動鼓吹者是一位黝黑的26歲的黑人美女安吉拉·戴維斯。安吉拉是黑人中產階段家庭的女兒，她曾經是伯明翰的一個女童子軍，一直到1963年9月該地一教堂被炸以致她的四個黑人女友都被炸死以前，她看來對社會並無不滿。在布蘭代斯大學她被選進了大學優秀生聯誼會，熱心鑽研馬克思和赫伯特·馬爾庫塞的作品，接著在巴黎大學和德國當研究生，後來到加利福尼亞大學圣迭戈分校成了馬爾庫塞的門徒。在這裡她參加了黑豹黨和共產黨。在一次演講中她對大學班的學生說：“政府必須推翻。”在另一次演說中她又說：“革命現在必須全力處理具體問題，不能空喊革命口號，而是要解決真正的根本性問題。”她參加了衝進圣迭戈校園一座大樓的行動，並因拒絕離開一個警察局而被捕。
她在加利福尼亞大學洛杉磯分校任助教教哲學的時候，裡根州長的校董會按照校董會禁止共產黨員擔任教職員的決議，於1970年4月議決將她解僱。但因加利福尼亞州和美國聯邦最高法院都認為不能僅以共產黨員為理由解僱教授，不容在州立大學教學，校董會於是把辭退她的理由改為不能勝任。學生和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教職員大多數都站在安吉拉一邊。她的教授同事們做出決議，對她的解職表示了“我們的震驚，我們的沮喪，我們的憤慨”。他們決定抗拒校董會，仍把她留在教職員中，這一問題一直尚未解決，而另一個新問題的出現卻使她的問題完全改變性質了。
作為一個參加戰鬥的黑人，安吉拉也曾參加要求釋放“索爾達德兄弟”的鼓動活動——這三個黑人囚犯實際彼此並沒有任何親屬關係，他們被控於1月16日在索爾達德監獄殺害了一個白人看守。三人中最有趣的是27歲的喬治·傑克遜，他因1961年一件加油站的搶劫案而正在服五年至無期的徒刑。作為《索爾達德兄弟》(傑克遜的獄中書信集)一書的作者，這年秋天他將成為全國最有名的囚犯。書中最動人的信件的一部分是寫給安吉拉的，她是這年5月在薩利納斯法庭上一次審訊中首次見到他的。在她自己給傑克遜的信中以及在一本日記中，她表明她“不由自主地”愛上了傑克遜。她自稱她是傑克遜的“終身的妻子”，並說將把自己一生獻給營救他的事業。她還說，她將不惜採取一切可能採取的辦法。這段話後來引起了人們很大的興趣。
8月的第一個星期裡，人們常看到安吉拉同喬納森·傑克遜——喬治的17歲的弟弟——在一起。屬於她所有的三支槍到了喬納森手中，另外還有她於8月5日買下的一支12號鋸短的獵槍。那一天是星期三。星期四她同喬納森開著他前一天租來的一輛嫩黃色的小型密閉式福特牌有擋板的運貨汽車到處活動。星期五這輛貨車停在距舊金山西北13英里的聖拉斐爾法院外面的停車處。幾分鐘之後，身材細長、精神緊張的喬納森，穿著一件雨衣，手提著一隻小包，走進了一間審判室。
當時在證人席上的是魯切爾·馬吉，一個監禁在聖昆廷監獄的囚犯，他是在為被控刺殺一個看守的同獄囚犯詹姆斯·麥克萊恩的案子作證。另一個黑人同獄犯人，威廉·克里斯馬斯，正等待傳喚。馬吉、麥克萊因、克里斯馬斯都是體格強壯的年輕人，其中坐在辯護律師桌旁的麥克萊因是在聖昆廷誰都知道的一個善於鬧事和煽動的黑豹黨人。高級法院的哈羅德·哈利法官主持審判。代理地方檢察官是加里·托馬斯，他的妻子是法官的侄女。法院裡有一個陪審團，但年輕的傑克遜是惟一的旁聽者。這案件很單調乏味。
當喬納森拉開提包上的拉鍊，取出安吉拉的一支左輪手槍，並從雨衣下亮出一支30毫米口徑的卡賓槍時，法庭上馬上變得活躍起來了。 “你們瞧瞧!”他喊叫著。 “我手裡是自動武器。誰也不許動!”他命令沒有帶武器的法警解開麥克萊恩、馬吉、克里斯馬斯的手銬，他又分給三個解脫了手銬的犯人每人一支槍。他把獵槍給了麥克萊恩，麥克萊恩把槍帶套在法官的脖子上，所以槍口離哈利的下巴只有幾英寸。其他的犯人把托巴斯和三個女陪審員用鋼琴弦捆綁在一起。麥克萊恩命令法官打電話給執法官辦公室，指示他讓同獄犯安全退出。 “我現在在審判室裡，”哈利對著法官席上的電話機裡說，“這裡有幾個帶槍的犯人。”麥克萊恩把電話機搶過來，對著裡面大聲喊叫：“你得把你們那些豬調開去，我們要離開這裡，把他們全叫走!”
黑人趕著那群人質往前走，到離大廳約五十英尺的記者室前停了下來，但是門是鎖著的。當他們沿著走廊走下去時，麥克萊恩叫道：“我們要索爾達德兄弟在今天12點30分之前得到釋放!”在停車處他們把五個人質推進福特運貨汽車。麥克萊恩斜身坐到駕駛盤前去，喬納森把鑰匙交給他，馬吉接過了看守法官的任務，然後他們向約二百碼外的美國第101號公路駛去。瞧著他們的是躲在別的車輛和房屋後面的數百名司法人員。忽然，一個聖昆廷看守飛快衝到有擋板的運貨汽車前面，大聲叫道：“停下來!”
緊接著是一片瘋狂景象，車內外子彈橫飛。這當中，貨車後部發出了獵槍的轟鳴聲。法官也就立即了結了，他的下顎和一部分面孔被炸掉了。托馬斯脊骨上中了一槍，此後從腰部以下將終身癱瘓。一個陪審團員的臂膀受了傷。馬吉胸部中了槍，但是仍然活著。麥克萊恩、克里斯馬斯和喬納森·傑克遜都死了。
三小時之後，安吉拉·戴維斯在舊金山航空站購買了一張飛機票，就此銷聲匿跡。
根據加利福尼亞州的法律，在兇殺案之前，任何人給殺人者以支持的，同樣犯殺人罪，於是對她發出了逮捕狀。黑豹黨領袖休伊·牛頓說，他相信法庭射擊事件是安吉拉籌劃的，為她感到驕傲，並且希望其他的人學習她的“英勇榜樣”。一個為黑豹黨人辯護的白人律師查爾斯·加里大聲喊叫：“願安吉拉·戴維斯發揮更大的力量!願她平安長壽。”實際上安吉拉逍遙法外只兩個多月。聯邦調查局的特工人員於10月13日在曼哈頓逮捕了她，那時她同一個有錢的黑人小戴維·魯道夫·波恩德克斯特一起登記住在一所霍華德·約翰遜汽車旅館裡。波因德克斯特被控藏匿逃犯，安吉拉被引渡關進了聖拉斐爾的一所監獄，距離喬治·傑克遜在聖昆廷監獄的牢房不到五英里。
差不多一年之後，於1971年一個酷熱的8月，傑克遜見了他的律師斯蒂芬·米切爾·賓厄姆。賓厄姆是白人，耶魯大學畢業，是曾經擔任過康涅狄格州州長和美國參議員的海勒姆·賓厄姆的孫子。監獄裡的官員後來確信，一直熱心於少數民族事業的年輕的賓厄姆這一天負有私運違禁品進監獄的任務。他帶著未經看守檢查的兩隻小包：一個裝得很滿的牛皮紙信封和一隻小型手提式錄音機。在他同傑克遜進行了一小時會談離去之後，一個看守注意到這個在押犯的非洲型的發式有點異樣。當他問到此事時，這個黑人拉下假髮，從中取出了一支小型自動手槍。
接著是一片恐怖和死亡的場面。按照傑克遜的命令，27個囚犯，包括正在逐漸恢復健康的魯切爾·馬吉，被釋放了。然後三個白人看守和兩個受優待的白人犯人被殺死，其中兩人是在腦後開槍打死的，其他幾個人被一把鈍剃刀割斷了喉嚨。死屍像血染的地毯堆放在傑克遜單人牢房的一個牆角里。這時聖昆廷監獄的警報器已經在刺耳地尖叫著。傑克遜一手仍然握著手槍，他突然奪門而出，全速奔跑過一片空曠的場院約75英尺，才被瞭望塔上的射手開槍打死。
斯蒂芬·賓厄姆被控謀殺看守和受優待的罪犯——縣里的檢察官說：“除了利用與賓厄姆會見的機會外，傑克遜是無法弄到那把殺人的手槍的。”但是他毫未留下踪跡，就此不見了。第二年，當局說他可能已經死了；可能那些好鬥的黑人在利用過他之後，就把他弄死了。司法人員對於8月21日的兇殺事件感到憤恨。黑人活動分子也義憤填膺，傑克遜在他們心目中成了一位烈士。他的遺體給穿上了黑豹黨人的製服——黑皮夾克、黑貝雷帽、黑襯衫——埋葬在喬納森的墓旁。朱利安·邦德談到他被“暗殺”，談到“他不斷進攻一個在精神或肉體上都無法戰勝他的那一邪惡制度使他終於遭到了這個意料之中的結果”。加利福尼亞州議會眾議員威利·布朗說：“一般人都認為這是對他執行死刑，認為說傑克遜頭髮裡藏著槍是荒謬可笑的。”安吉拉·戴維斯則在文章中說到“失去了不可彌補的愛情”。
1972年暮春對安吉拉的審判是國際上一項大事。她那優美的側面形態、高顴骨和非洲式髮型——她在逃亡時曾經剪掉頭髮，但是後來又已長出來——曾出現在世界各處的招貼畫上。戰鬥性的標語把她叫做“政治犯”，要求“釋放安吉拉”!檢察當局聲稱，該案與政治和種族問題全然無關，純屬刑事案件，並拿出了201件物證和95個證人的證詞。有三個人證明她在那次企圖逃跑事件發生的前一天曾伴同喬納森到過法院對過的加油站，還有其他一些人證明前三天每天都有人看到她同他在一起。
被告辯護律師提出12個證人的證詞(安吉拉自己決定不作證)，並且嘲笑那種認為“一位出色的大學教授”會捲入這種輕率的陰謀的想法。她的律師們說，她與喬納森在一起的時間並不像某些人說的那麼經常。他們不否認安吉拉是把獵槍交給了他，但他只能用這槍來保衛索爾達德兄弟辯護委員會的總部。其他的槍安吉拉都放在她家裡的槍架上，是備格瓦拉-盧蒙巴俱樂部的成員練習打靶用的。喬納森在法院慘案發生之前六天曾到她家看她，可能是那時他把槍偷走了。
被告方面作總結髮言的律師說，現在要定她的罪的僅有的證據只是“安吉拉同喬納森·傑克遜關係密切，使用的是她的槍支，她曾表示要求釋放索爾達德兄弟，她曾表示過自己對喬治·傑克遜的愛情，以及她於8月7日沒有讓當局找到她”。這位律師斷言，在座的陪審員，如果他是黑人，如果他發現自己所有的四支槍曾被用於法院的企圖逃跑事件，那他們也是會逃亡的。 “我對你們說，如果你們通過一個黑人的眼睛來看這形勢，你們就不會奇怪她為什麼逃掉了。你們只會奇怪她為什麼會讓自己被人抓住。”
陪審團經過了13個小時的審議之後，裁決她無罪。安吉拉對陪審團背過臉去，她離開審判室，到外面去向她的崇拜者講話。一個記者問她是否認為她受到了公平的審判。她說沒有。 “宣判無罪本身，”她說，“就說明不曾有公平審判，因為如真公平就根本不應當有什麼審判。”在她出發進行勝利的全國旅行的時候，她告訴她的擁護者，“從今以後，我們必須盡一切努力解放我國和全世界的每一個政治犯和每一個受壓迫的人。”
索爾達德屠殺案引起了一連串連鎖反應，最後以安吉拉的大出風頭而告終，在此四個星期之後，芝加哥的另一件異乎尋常的審判也宣告結束了。這次審判開庭時有八個被告：他們是易皮士傑里·魯賓和阿比·霍夫曼；把反戰運動示威者帶到芝加哥來的全國運動委員會的三位領導人：倫尼·戴維斯、戴維·德林杰和爭取民主社會大學生協會的托姆·海登；黑豹黨人博比·西爾；還有李·韋納和約翰·弗羅因斯。在他們被捕之前，這些被告有些人彼此並不認識，並且事實上控訴他們的主要罪狀不是搞陰謀，而是指控他們各自進入伊利諾伊州來煽動暴亂——“懷著某種思想跨過了州界。”首席辯護律師維廉·孔斯特勒說。他們的另一位律師倫納德·魏因格拉斯把法院援用的法令——作為1968年公民權利法案的附加條款而通過的——叫做“政府可以對沒有明顯犯法行為的人進行處分的惟一的聯邦法律”。他們是第一批以這條法律為據遭到控告的被告，雖然這個事實和其他許多事實在訴訟程序越來越胡鬧的情況中早被人忘掉了。
孔斯特勒由於認為朱利葉斯·霍夫曼法官向陪審團宣讀控告書的口氣不當而提議宣告審訊無效，這樣他就在審訊的第一天為這次審訊定下了調子。這位律師說：“閣下讓人聽起來好像奧森·韋爾斯在朗誦《獨立宣言》。”
“還從來沒有人拿我同奧森·韋爾斯這位偉大的演員相比過，”法官說，“但是我拒絕接受你的提議。”
總共說來，被告律師前後提出了二十多次審訊無效的動議，而這次審訊所以如此騷亂，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以孔斯特勒、魏因格拉斯和他們的主僱為一方，同霍夫曼法官和州律師等為另一方之間的巨大分歧引起的。美聯社芝加哥分社的理查德·西科恩寫道：“這次審訊，表現了兩代人之間、不同的意識形態之間和不同的生活方式之間的衝突。”霍夫曼法官穿了一件坎肩；阿比·霍夫曼掛著博愛珠項圈，穿著麂皮衣褲，而在一次群起哄笑的審訊中，他和魯賓兩人又都穿上了法官的長袍出庭。魯賓和霍夫曼都留著鬍鬚。被告們和他們的幾位律師都留著長發，對此，頭髮理得十分整潔的兩位檢察官托馬斯·福倫和理查德·舒爾茨還特別挖苦地提到了這一點。
在艾倫·金斯伯格為被告方面作證時，有一次他表演了他於1968年如何用長達十秒鐘的一聲“啊—喔姆!”使反戰的芝加哥示威者靜下來的情況。孔斯特勒抗議法官不應發笑，法官閣下又對此否認。他說：“我只是不懂他叫的是什麼語言。”金斯伯格解釋說：“這是梵語。”法官說：“這是一種我不懂的語言。”記錄說明法庭方面不懂的事很多，但是霍夫曼對於在他的法庭內應當遵守禮儀可是一點不含糊的。自從他於74年前在芝加哥一個卑賤的居民區出生以來，他已習慣於要到他面前來的人尊敬他，但現在這芝加哥八被告和他們的辯護律師都沒有給予他這種尊敬。在一次開庭前的預審中就出現了最初徵兆，預告將會發生什麼情況。孔斯特勒和魏因格拉斯要求詢問陪審團候選人對抗議示威、美國貧民窟和越南戰爭的看法如何。霍夫曼法官拒絕了他們的要求，他說他們甚至也不能詢問未來的陪審團員對嬉皮士和易皮士有什麼看法。被告方面緊接著的另一個要求是，推遲審訊，等到西爾的律師查爾斯·加里手術後康復再舉行。這項要求霍夫曼也拒絕了，他接著拒絕西爾要求自己對法庭講話的權利，但告訴西爾，他將允許孔斯特勒代表他講話，這樣一來，法庭上的一片混亂就開始了。
西爾說：“我只能認為這位法官是一個鐵桿種族主義者。”矮個子的法官跳了起來。 “你聽到他說的話嗎·”他難以置信地問一個辦事員。這個黑豹黨領導人當時和以後一而再地受到警告，擾亂審訊的行為將“在未來某一時候要予以適當的處理”。西爾回嘴說：“你能對我使出三百年來你們沒有對黑人使用過的什麼新招儿呢·”審訊進行到第八週時，法官對西爾的許多帶火氣的話進行反擊：“注意，年輕人，你如果繼續如此——”西爾回答：“注意，老頭子，你如果一再剝奪我的憲法權利，你就將被暴露在全世界面前——”霍夫曼說：“西爾先生，你是願意住口呢，還是要我叫法警——”西爾說：“我要對此事進行爭辯，好讓你對事實有所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