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發生的事情的全部實況弄不太清楚。如果這裡的警察像老密西校園裡的法警一樣勇敢和遵守紀律，那他們的行為本來是無可非議的。同時，應該公平地指出，他們當中有些人確實是弄得有點忍無可忍。後來，他們展示了從被捕人身上搜出來的一百多件武器，其中有大折刀、帶釘子的高爾夫球、嵌有釘子的短棍、頭上裝有刀片的球棒、混凝土塊和普通石頭。
事情是8月3日也就是在大會開幕前的那個星期四開始發生的，地點就在主要候選人住的旅館的窗子下面。這一天，青年國際黨(易皮士)到達芝加哥，他們帶來一頭取名比加瑟少年的重125磅的豬，說這就是他們打算提名的總統候選人。這些易皮士和嬉皮士戴著念珠，穿著便鞋，留著鬍子，招搖得很，他們在芝加哥北城的佔地1185英畝的林肯公園安頓下來。整個週末，他們彈奏吉他，朗誦詩歌，發表演說。在星期六晚上11時宵禁的時候，有12人被捕，都沒有反抗。星期天，他們的人數已達兩千。下午5時，他們要求警察允許他們開一部卡車到公園裡，作音樂台使用，警察拒不同意。接著，警察把易皮士首領傑里·魯賓抓了起來。群眾給激怒了，他們高喊：“混蛋，不，我們決不走!”他們學豬叫，又一齊喊“胡——胡——胡志明”。新左派的湯姆·海登向警官們解釋，說這後一句沒有任何意思，不過是學生們從德國開始的一種國際性的念誦罷了。警官們沒有理睬他。到宵禁時候，警官們揮舞著警棍衝過公園。星期一夜裡，他們又衝過一回，不過這次更兇猛一些。被趕出公園的示威者從北邊的馬路上跑掉了。
星期二，有70個教士和牧師豎起一個十英尺高的十字架。示威者高唱《我們將戰勝》和《共和國戰鬥讚歌》等歌曲。這天晚上，有三百名警察向他們施放催淚瓦斯。那些呼吸困難的年輕人扔石頭，扔瓶子，大喊：“用槍打吧，豬玀!”“打死我吧，豬玀!”星期三達到了高潮。示威的領導人曾宣布，他們的遊行隊伍將從格蘭特公園的音樂台出發，開往圓形劇場，以表示他們是團結一致反對戰爭的。 “這是非暴力遊行，”德林杰告訴八千名聽眾說，“如果你覺得自己難以做出非暴力的反應，就請離開我們。”許多人離去了。儘管這樣，仍有一位芝加哥官員宣稱：“今天不允許遊行。”
遊行也的確沒有舉行。出現的卻是後來一個調查委員會稱之為“警察暴動的事件”。警察通過手提擴音器喊道：“這是最後的警告，現在就撤走。”人群果真撤走了，他們撤到康拉德·希爾頓飯店對面，隔著密執安大道相望的格蘭特公園裡的一個狹長地帶。他們一邊後撤，一邊學豬叫，學著德國法西斯腔調喊“歡呼勝利”，念誦其他粗魯話來嘲笑警察。在密執安大道和巴爾博亞大道的交叉路口，排成雙列的警察隊伍在等候著他們。由於卡車上的和那三位候選人的總部康拉德·希爾頓飯店的屋簷上電視燈光，現場照得很明亮。人群擠在一起，隨後又時而後退，時而前擁，逗弄警察，問他們敢不敢動手，這時候，警察排成兩個楔形隊伍，揮舞著警棍向他們猛撲過去，把單個的示威者拖向候在一旁的囚車。好幾百個女孩子在擁擠的人群中尖聲呼叫。這種故意傷人的行為瘋狂地持續了18分鐘。真正說來，這一切只不過是中產階級上層和下層之間的一場戰鬥罷了。有一位記者說，“街上的那些人是我們的孩子，而警察卻在襲擊他們。”可是，警察當然也是有父母的。
除去這些大衝突之外，整個一周裡，在警察和示威者之間一直不斷發生小衝突，在警察和非示威者之間也曾發生過。單是在星期一晚上，就有21個記者受傷。在不同的時刻，旁觀者、教士以及至少一個跛子，都挨了棍子。 《花花公子》的發行人休·赫夫納遭到痛打，英國工黨黨員安妮·克爾夫人在康拉德·希爾頓飯店外面受到毒氣的噴射，並被關進了牢房。飯店門廊裡的旅客也挨了打和被捕。飯店的空調通風管道裡吸進了催淚性毒氣，吹送到2525A號那套房間裡，休伯特·漢弗萊正在那裡從電視上觀看自己被提名的情況。星期五，警察說有人從樓上窗口扔東西打他們，有沙丁魚、鯡魚、啤酒罐頭、煙灰缸、雞尾酒杯、冰塊等。他們認為——但也說不准——這都是從15樓拐角上1505A和1506A號那套房間(麥卡錫的指揮所)扔下來的。他們沒有任何命令或逮捕狀，公然衝進飯店，登上電梯，把待在那套房間的人揍了一頓。
示威群眾提出要住在林肯公園的草地上和峽谷裡，戴利市長要是應許下來，那麼芝加哥的流血事件就有可能避免。那樣，警察只需守衛在公園周圍，等示威群眾慢慢厭煩，自己離去也就完事了。但事實上，由於強制實行宵禁，市長就造成了必不可免的對抗，而且使之在最不堪設想的情況下發生。 “整個世界都在看著!”那些青年在密執安大道和巴爾博亞大道路口曾齊聲叫過。雖然不是整個世界，但也是全國大多數人(估計有八千九百萬)都在看著，其中就有在比斯坎島的得意揚揚的理查德·尼克松。
在芝加哥，白修德星期三晚上8時55分在筆記本上寫道：“民主黨完了。”看起來確乎如此，而當漢弗萊的競選一開始就顯得是令人討厭的蹣跚而行時，他的支持者都大為失望。他碰到的主要困難是民主黨人疏遠開去，他們的心已歸向麥卡錫，這時戴上了無字白牌的競選紀念章；另外就是，他沒有錢，組織機構缺乏效率，而他自己無法掙脫林登·約翰遜的羅網。約翰遜也不給他幫助，對他持輕蔑態度，似乎看他是不足掛齒的。有人問約翰遜對漢弗萊有什麼看法，他漫不經心地說：“他叫喊得太多了。”
在初秋的那幾個星期，漢弗萊確有他值得叫喊的事。在沒有充分準備情況下，他巡迴旅行新澤西州、特拉華州、密執安州、路易斯安那州、得克薩斯州、賓夕法尼亞州、科羅拉多州以及加利福尼亞州，一天發表演說有時竟達九次之多。這雖表明他精力充沛，但同時也反映出他的工作人員缺乏判斷。先遣人員為他做的準備工作很差，聽眾不多，情緒半冷不熱。在費城，陪伴漢弗萊的當地的一個少年喬埃·畢曉普倒比漢弗萊還更受人歡迎。幾乎在每一站都有人提出詰問，在波士頓，有一群反戰的人把漢弗萊和愛德華·肯尼迪轟下了講壇。漢弗萊的一個工作人員說他“到芝加哥去時帶著一個信天翁信天翁，一種海上水鳥，按美國迷信傳說，傷之不祥。——譯者”，指的是林登·約翰遜；“而從那裡離開時就帶上了兩個”，指約翰遜以外，又加上了戴利。
他的財源差不多已經枯竭。他的口才，有時也頗高明，這時卻盡夾雜著陳腔濫調。有一次，他竟然說：“民有、民治和民享的政府像蘋果排一樣帶有美國風味。”約翰遜像是在拆他的台。 9月間漢弗萊說，美軍可以在年底開始撤退，而總統卻說，“誰都不能預言”撤退在什麼時候開始。不算華萊士的票數，根據8月間蓋洛普民意測驗，尼克松以16分領先，哈里斯的測驗是尼克松40對31領先。這時連漢弗萊自己也喪氣了。他說：“我過去曾追求無法實現的夢想，現在或許我又在這麼幹。”
尼克松參加競選則完全是另一種情形。他有的是錢，情緒十分樂觀。他的日程表同電視網新聞節目的最後時限配合得很協調，甚至使他們能有充分時間去沖洗影片。他避開辯論的挑戰，同時共和黨參議員們阻撓通過在沒有華萊士參加的情況下利用公用電視進行辯論的一項措施。尼克松求助於“被遺忘的美國人”，這種人照章納稅，不搗亂，不犯法，按時做禮拜，把自己的孩子撫育成為“合格的美國人”，使他們能自豪地穿上本國軍服，充當“世界各地自由牆上的守衛者”。
喬·麥金尼斯在《1968年總統的叫賣》一書中敘述了尼克松工作人員使用的廣告術。有一個作者評論說，對尼克松說來，政治就是“按照折扣和市場狀況向大眾推銷的……產品——今天是這種貨色，明天是那種貨色”。尼克鬆的一個助手小弗蘭克·謝克斯皮爾看到俄國鎮壓捷克斯洛伐克而極為興奮。 “運氣真好!”麥金尼斯引述他的話說，“這個捷克事件真是再好沒有了!使得主張溫和路線的人陷進鬼也不如的困境!”
尼克松說他有結束戰爭的計劃，但現在不便公佈，因為公佈有可能妨礙在巴黎進行的和平談判。他答應任命新的司法部長，以恢復法律和秩序，同時攻擊最高法院，說它根據法律上的細節而釋放被告是“明目張膽地犯罪”。他贊成批准禁止核擴散條約，但現在不行，因為蘇聯不應那樣對待捷克人。他說，工商業會改善，因為他會對企業家減輕賦稅和給予其他鼓勵，從而能夠提供更多就業機會並減少依靠救濟的人數。他說，美國之所以偉大，“不是因為政府為人民做了什麼，而是因為人民為他們自己所做的事。”
10月裡，漢弗萊的競選開始有了轉機。
他把芝加哥丟到一邊，他忘掉了，他的聽眾也都忘掉了。他把嘲笑他的人說成是“該死的傻瓜”，不加理會，而把小丑埃米特·凱利說成是“尼克鬆的經濟顧問”，還指摘尼克松迴避問題。他支持最高法院和禁止核擴散條約。他提醒工會聽眾不要忘記民主黨歷屆政府曾經為他們做出的努力。尼克松是“膽小如鼠的理查德”；華萊士和他的競選夥伴柯蒂斯·李梅將軍是“一對炮筒子”。漢弗萊在演講中創造出一種手法，就是一一列舉民主黨總統競選得勝者的姓名：羅斯福、杜魯門、史蒂文森、肯尼迪，而當聽眾鼓掌剛開始熱烈的時候，就順便塞進林登·約翰遜的名字。同時，他的競選夥伴則猛攻阿格紐。馬斯基會先說：“阿格紐先生說，我們缺乏幽默感。”然後再挖苦地加上一句：“我想他是在盡力恢復幽默感的。”
鹽湖城是一個關鍵地點。漢弗萊在這裡宣布，他要停止在越南的轟炸，作為“為了和平可以接受的冒險”；於是形勢開始發生變化。根據10月21日蓋洛普民意測驗報告，漢弗萊已經把尼克鬆的領先地位削弱了一半。這一來是因為對芝加哥事件逐漸淡忘，另外也因為30年來人們已習慣於投民主黨人的票。那年6月間蓋洛普曾經發現，46%的人認為自己屬民主黨，27%的人是無黨派，另外27%的人屬共和黨。 (1940年的比例是42%，20%和38%；1950年是45%，22%和33%)眷戀羅伯特·肯尼迪和麥卡錫的自由派突然意識到事實上是在漢弗萊和20年來他們視為怪物的尼克松之間進行選擇。一直不開心地待在里維埃拉的麥卡錫本人，在選舉前五天宣布，他支持民主黨候選人名單。最後還有一點，兩個候選人在舉止上也很不一樣：漢弗萊正處在最好的競技狀態；而尼克松則開始像托馬斯·杜威一樣聽起來不可思議了。
在選舉前一天的下午，蓋洛普民意測驗表明，擁護尼克鬆的人佔42%，漢弗萊40%，華萊士14%，剩下的4%未定。 9月以來，在華萊士逐漸失勢的情況下，漢弗萊多得了12%，尼克松則只多得了1%。在那同一個星期一，哈里斯民意測驗的結果是，漢弗萊以43%領先，尼克松是40%，華萊士是14%，其餘4%未定。
星期二夜晚真是緊張萬分。尼克松要求選民“授予管理之權”。他得到的卻是漢弗萊票數的激增，這在許多分析家看來，如果競選再持續一兩天，漢弗萊就會取勝的，民主黨人懊喪地想到林登·約翰遜生日的那一周，原是可以多出一兩天來的。從電視網電子記分牌上閃耀的數字可以看出，領先地位幾次易手。有時看起來，正如美聯社所說，這兩位領袖是在“一個州一個州地進行較量”。剛過午夜，漢弗萊以3.3萬票領先。黎明時，看上去漢弗萊雖然不能在選舉人團上取勝，但有可能獲得民選票的多數，那樣他就顯然可能在選舉人票上阻撓尼克松取得多數，而把選舉移到民主黨佔多數的眾議院去進行。
選舉人最後投票的結果是，尼克松301票，漢弗萊191，華萊士45。選民投票的結果是，尼克松得票31770222張(佔43.4%)，漢弗萊31267744張(佔42.7%)，華萊士9897141張(佔13.5%)。尼克松和漢弗萊的票數相差還不到0.7%。而且，民主黨仍然控制著國會。這樣，尼克鬆就將成為120年來在開始執政時國會山兩院卻都歸反對黨把持的第一個總統。
在俄亥俄州競選時，尼克松看到一個13歲的女學生舉著一個標語牌，上面寫著“讓我們團結起來吧”。他在取得勝利的時刻說，那是“使我最受感動的”。他真是這樣想嗎·對他這樣一個難以捉摸的人，誰也不能肯定。尚未上任的新司法部長約翰·米切爾對30名南部黑人領袖說：“不要聽我們說些什麼，要看我們怎麼做!”後來在水門醜聞發展過程中，詹姆斯·賴斯頓是這樣描寫尼克鬆的：“簡直沒有哪一條美國憲法的崇高原則是他沒有在理論上加以維護而在實踐中加以違反的。”不過，在他當選後尚未就任的時期，他的聲望很高。大部分美國人都想信任他，都想說服自己相信他是知道如何脫離60年代的泥沼爬到高地上去的。他曾應許從越南撤出軍隊。 1961年以來，陣亡的美國人已達24291名，因而知道死亡很快會停止，是叫人深感寬慰的。國家需要喘息一下，黨派政治現在可以擱置一下了。
當選總統站在曼哈頓皮埃爾飯店第39層樓的窗子前遠望，可以越過中央公園長滿樹木的平原，看到在遠處閃閃發光的美國。自走出大蕭條的深淵以來，美國還從沒有像現在這樣分裂過。一些人的口號是“熱愛它否則就離開”，另一些人的口號則是“不改變就會失掉它”，這兩種人之間存在著在目前怎樣也無法彌合的鴻溝；要找出共同的基礎，只能等到那些突出的問題獲得解決之後，而其中的頭一個就是戰爭問題。在社會問題方面，連埃里克·塞瓦賴德這樣的自由派評論家也發覺自己不由自主地向右靠。他看到黑豹黨人被判犯有的長長的罪名單子，不覺心驚膽寒。他從電視上看到有七個私生子的巴爾的摩姑娘狂怒地咒罵社會使她走投無路，不由得搖頭嘆息。他看到黑人婦女急急忙忙要在日落前趕回家去，情不自禁地說：“除對少數人外，我真不相信'法律和秩序'是什麼法律準則的字眼。這個問題就在於生存本身。”
對於站在分水嶺左邊那些覺醒起來的年輕理想家說來，世上似乎根本不存在什麼神聖的東西，美國國旗、上帝、母性、知識、榮譽、謙虛、貞潔以及誠實等，全都說不上。據說，1968年保險統計員發現，社會上欠債不還最多的人是那些欠學費貸款的年輕大學生。有一次，一位學院院長給剛畢業的一個欠債者寫信，得到的答复竟是這位校友裸體待在山洞裡的一張相片。人們幾乎可以相信，對於某些中產階級的青年說來，他們父輩過去背誦過的童子軍誓言已經完全顛倒過來，他們現在極力要做到的是不可信賴、不忠誠、不助人、與人為敵、不講禮貌、不寬厚、不服從、不開朗、不節約、怯懦、卑鄙和傲慢。
某些有悠久歷史的學府的校園往往變成討厭乃至危險的地方。康涅狄格州的威斯萊安本來是一所小的名牌學院，這裡徹夜都得用泛光燈照明，夜裡走過校園是不安全的，行凶搶劫曾猖獗一時。大學都面臨著新的紀律問題，即如何妥善處理那些依靠販賣麻醉品給吸毒成癮的同學而維持上大學的本科學生。在某些特殊地方犯罪已是習以為常的事。新英格蘭地區有一個很體面的醫生，他對邀來晚餐的客人大講：他和他的妻子從做孩子時候開始，一直在商店行竊，現在也還這麼做，事實上那餐桌中央的花飾就是三天以前才偷到手的。有一位學院院長助理詳細說明他曾對一個剛剛應徵去坦克部隊的學生講述如何最巧妙地破壞坦克。 1967年7月號的《紐約圖書評論》在頭版上刊登了很大一幅繪圖，教給讀者製造燃燒瓶的辦法：用一塊浸透汽油的破布做塞子，一段曬衣繩子做導火線，燃料則是把2/3的汽油和1/3的肥皂粉與塵土混合起來就成了。
理查德·尼克松之所以當選總統就是對這一切的反應，而且是一種健康的反應。國家目前已不再需要什麼空想家，需要的是一個真正的保守的政府，另一個艾森豪威爾時代。這個政府將會抵制削減賦稅的誘惑，盡可能設法平衡預算，保證美元穩定，制止通貨膨脹。印度支那的敵對行動要盡快地結束，一切對外政策都將只根據美國國家的利益來評價。在國內，聯邦政府的作用將受到明確的限制，國會的特權則將恢復，兩代人之間、種族之間、富人與窮人之間、不同地區之間以及各種宗教之間的相互聯繫將得到加強。
1968年美國精疲力竭的情況在黑人區表現得最明顯不過，這些居民區在這一年裡比任何人所預言的都要平靜得多。林登·約翰遜在春天說過：“我們將有一個不好過的夏天，我們在消除缺陷之前將會有好幾個不好過的夏天。”尼克松預言會有“街頭戰爭”。司法部在處理市中心區騷動問題上已經變得如此老練，以致制定了什麼叫大騷亂的標準。那就是必須有暴力行動，參加人數必須在三百名以上，至少得持續12個小時或更長的時間，還一定得出現開槍、槍劫、放火和破壞公共財產等情況(150人參加、持續時間是三個小時的只能叫做“嚴重擾亂”)。陸軍已經訓練了共有1.5萬人的七支特種部隊來對付市民的騷亂，黑人領袖們預言，它們到春天就能用得上，因為空前的大爆發就在眼前。
這些領袖的確做出了樣子。他們講授關於游擊戰和逐屋作戰的課程。爭取種族平等大會以向左轉的戰鬥姿態參加了大學生非暴力協調委員會和馬丁·路德·金的南部基督教領導人大會，主張強制性的種族分離。埃爾德里奇·克利弗的《冰上人》是1968年的一部暢銷書，書中把克利弗描寫為“美國爭取黑人解放鬥爭的一位職業革命家”。詹姆斯·鮑德溫把美國稱做“第四帝國”，馬爾科姆·艾克斯的信徒在紀念他逝世三週年時，採取了絕非他所主張的一種毫不克制的態度。就連知名黑人也都採取了強硬路線。黑人短跑運動員湯米·史密斯和約翰·卡洛斯在墨西哥城奧林匹克運動會上，當為祝賀他們的勝利演奏美國國歌時，兩人都低下頭去，並且舉起戴著黑色手套的緊握的拳頭表示對抗，而使美國勝利的榮光大為減色。當7月間克利夫蘭出事的時候，普通的反應是“又來啦”。有一輛因交通事故被派去的牽引車遭到狙擊手射擊。被調到現場的警察變成了槍手的靶子。不到30分鐘，就死掉3個警官、4個黑人，另有8個警察受傷。國民警衛隊出動了，結果因搶劫和縱火造成了約達150萬元的損失。在其他黑人區的狹巷裡，警察加倍警惕著看來無法避免的騷亂。
騷亂並沒有發生。實際發生的騷亂不及人們預料的一半，其他大城市都沒有出現過去三年中發現過的破壞事件。美聯社報導：“就種族鬥爭來說，這是五年來最冷清的夏天。”只有19人死亡，按照瓦茲事件前的標準來看固然驚人，但和頭一年的87人死亡相比就算不了什麼。其原因之一，是那些煽動的鬧事者都不在街頭了。他們有的坐了牢，有的逃亡他地。拉普·布朗被關了起來。克利弗11月下旬在他的假釋撤銷時不見了踪跡。休伊·牛頓因為殺死一個警察在奧克蘭受審，由一個黑人領頭的陪審團裁定他犯了罪。 “如果休伊回不來，就鬧到天邊!”休伊的黑衫黨黨徒叫嚷著，威脅著要對所有的白人採取恐怖行動，但是當他因殺人罪被判處2～15年徒刑而被送走的時候，並沒有發生任何事情。
所以產生這種比較平靜狀態的另一個原因，是黑人看清正是他們自己成了騷亂的主要受害者。他們的商店被搶劫，他們的汽車被毀壞，他們的住房被焚燒，他們的子女遭遇危險。瓦茲的一位精神病醫生希亞瓦塔·哈里斯說：“我們在自己的區域燒毀商店的那種暴動階段已經過去。整個運動已轉到另一個方向，就是運用黑人的權力，謀求我們作為一個民族的尊嚴。”按照教育程度、工資和擔任公職情況來看，也就是如白修德所說，“按照每一種傳統的進步標誌來看”，美國黑人已經在前進了。從小處可以看到明顯的變化。電視屏幕就是一例。取消種族隔離在電視中已成為現實。如今幾乎每一套連播戲劇節目中都有一個黑人演員。 “巴頓地方”裡的神經外科醫生就是一個黑人，而且黑人“朱莉婭”是女主角之一。
一種新的更有效的抗議辦法由一個黑人牧師傑西·傑克遜在芝加哥提倡起來，他通過號召自己的會眾聯合抵制某些白人商人的產品的辦法，來迫使這些商人僱用黑人。大西洋—太平洋聯合茶葉公司就使970個黑人有了工作，朱厄爾茶葉公司僱用了661人。傑克遜所謂的“麵包籃行動”還說服商人們在兩家黑人銀行開立了賬戶，使他們所收存款由500萬元增加到2200萬元。黑人現在有了經濟實力了。人口調查局後來了解到，每年存錢在1萬元以上的黑人家庭在60年代已從11%上升到28%。他們終於開始步入中產階級了。 第五部尼克松終於上台(1969～1972年)
自從19年前斯大林逝世以來，莫斯科與北京之間的緊張關係不斷加劇。上一年秋天，中國共產黨副主席、指定的毛澤東的接班人林彪乘一架軍用飛機企圖逃奔蘇聯，這架飛機掉下來了。這時，緊張關係達到頂點。現在，蘇聯人又疑心中國人和美國人沒安好心。莫斯科電台用普通話對毛澤東的國民廣播，說再沒有比上海公報“更無恥、更虛偽”的東西了。莫斯科的評論員說，中國正在“同美國的統治集團搞危險的陰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