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築業的工作很糟，一項工程如果超期半年完成，就算你走運。班機不按時起飛。因為班機不能準時到達你的目的地，你必須等待，在目的地上空盤旋，而一旦著陸後，你又發現自己的行李被送往別的航空站去了。由於這種情形屢見不鮮，經常出門的旅客都購置可以放在座位下面的特製皮箱。公共汽車和火車時刻表都完全靠不住。幾乎每個人都不定什麼時候會有人來向他催討已經償清了的賬款。看來什麼事都越出了常軌。從裝水管道到電視機到F-111折翼噴氣式飛機，全都亂了套。有一個紐約婦女得到通知，要她交付她從來未打過的越大西洋通話的電話費，她拿起話筒要抗議，卻聽到電話裡有小提琴演奏的聲音，原來一家唱片公司的電線和她家的串線了。作家雷克斯·里德想要使用信用卡，竟遭逮捕，理由是雷克斯·里德此人已經去世。據《時代》周刊報導，有一個人對著一架自動售貨機開槍，把手槍裡的子彈都打光了。
修理工人和售貨員也很壞，甚至更糟。差錯責任難以確定，然而卻無處不有。人們對於事物是否還能正常進行下去似乎已不在意。把一個社會聯繫在一起的紀律不斷在削弱，在某些方面甚至根本就不存在了。約翰·肯尼思·加爾布雷思認為，這一概是繁榮造成的。理查德·尼克松把這種種都歸咎於過於寬容。
讓-雅克·塞爾旺-施賴貝爾把示威的學生比做越南的武元甲將軍，認為他們都是同一現象的不同反映。戰爭顯然有一定的關係。出身於美國上層社會的年輕人逃避徵兵不算犯罪，他們得到自己父母的支持，往往還備有醫生謊報健康狀況的證明信(醫生這樣做也不算犯罪)。許多逃避徵兵的人和逃兵到多倫多和斯德哥爾摩去建立新生活，受到千百萬人的同情。因為頭四個到達瑞典的人是乘“無畏”號飛機突然逃離美國的，所以大家都叫他們“無畏四勇士”。那裡的人誰都清楚地知道這個稱號的含義。這些僑居國外的人中有一個19歲的南卡羅來納人曾經說過：“我們這些人分成兩類。一類相信美國將會炸掉整個世界，另一類認為在這個災難發生之前，美國是可以得救的。”
戰爭只是部分原因。自從禁酒法頒布以來，還從沒有這麼多的人認為有些法律毫無意義，就開始加以違抗。大麻葉就是一個例子。它不同於其他麻醉品，並不會成癮；又不同於菸草，對吸者無害；也不同於酒，不致危及社會。年輕人往往認為吸大麻煙是一種社會身份問題，大家都知道出身於較上層家庭的青年是吸大麻煙的，1969年有一段時間，警察局曾經專門設法“拘捕”(“busting”又是一個新字眼)名門子女。
參加夏天騷亂的搶劫者沒有被逮捕，你在電視新聞節目裡可以看到他們自由攫取，警察眼瞧他們，卻不採取任何措施。黑人心理學家肯尼思·克拉克說：“在我看來，好像已做出一項重大決策，要拿貨物和設備去換取人命。”的確，看起來逮捕什麼人，不僅看其行為，還要看他是誰，和在什麼地方犯罪。 5月中旬，馬丁·路德·金的繼任人拉爾夫·艾伯納西按照金原先的計劃，在林肯紀念堂和華盛頓紀念塔之間的聖地上建立了一個“復活城”，他率領一千個窮人進駐那地方。政府非但沒有拘捕他們任何人，反而向他們提供了可移動的廁所、公用電話亭、電力線路、淋浴設備，乃至投遞郵件的地區代號：20013。6月下旬，這個臨時營地的治安負責人阿爾文·約翰遜忿怒地辭了職，他說：“這里天天都發生強姦、搶劫、兇殺等案件，而我們完全無能為力。”維護首都國家公園的警察局照舊是不聞不問。
在上一代，卡爾文·柯立芝由於粉碎了1919年波士頓的警察罷工，在全國贏得了威信，最後並被選為總統。他曾說：“無論任何人在何時何地都無權不顧公安而舉行罷工。”1937年富蘭克林·羅斯福曾把公務人員的罷工稱為“不可思議和無法容忍的”。自那以後，這種原則已寫進了塔夫脫-哈特利法，在有些州還寫進了像紐約的康登-沃德林法一類的法律。儘管如此，邁克爾·奎爾在1966年元月1日還是領導運輸工人工會舉行罷工，使該市165英里的地下鐵路和530英里的公共汽車線路失去作用，使曼哈頓商業區陷於癱瘓狀態。當他接到法院命令要他把罷工者帶回去上工的時候，他竟在電視攝影機前當眾把命令撕毀。紐約市終於不得不接受調停，對他妥協。
在1968年有損公共利益的罷工事件中也包括孟菲斯的清潔工人的罷工在內。這次罷工是馬丁·路德·金在他臨死前不久曾經支持過的。同一年，紐約還發生一起垃圾工人的罷工，結果10萬噸發臭的垃圾遍布街道，洛克菲勒州長到底只得屈服，同意給垃圾工人增加原來林賽市長拒絕的425元的工資。接著，紐約的警察設糾察線包圍了市政府，高呼“警察權力”!他們隨便以假想的疾病請“病”假，懶洋洋地看著駕車人把車子停在公共汽車站或其他不准停車的地方。消防隊員工會的首領為了討價還價，通知工人不再乾檢查樓房和消防龍頭等日常工作。 1968年秋，紐約市的5.8萬名教員中的大部分曾前後三次分別舉行罷課。還有空中交通調度員，他們對於頭頂上待降落的飛機堆雖然感到不安，卻串通一氣故意減慢降落速度。
到60年代末，這種不顧社會服務工作的風氣發展到了頂點。全國75萬郵遞員中有20多萬人決定停止遞送郵件，原因是年工資由6176元開頭，經過21年才達到8442元。儘管他們的領導人勸告說，按照聯邦法律，他們會被罰款1000元，監禁一年，失掉養老金，還會被列入黑名單，再不可能受僱於其他政府部門，但是屬於美國勞聯-產聯的全國郵遞員聯合會所屬哈頓-布朗克斯地方分會的6700人還是投票決定罷工。很快大紐約市的其他郵遞員也紛紛響應。這次罷工後來蔓延到阿克倫、布法羅、克利夫蘭、芝加哥、丹佛、聖保羅和舊金山等地。
這次罷工在美國郵政史上是破天荒頭一遭，而且破壞性很大。紐約郵局平日每天收發的信件和包裹共約2500萬件，全國的平均數是2.7億件。許多企業被迫中斷業務。紐約各家銀行不能收到每天平均達3億元的存款，40萬領取救濟金的人收不到支票，證券交易公司不得不僱用裝甲卡車在華爾街上來回送證券。到第六天，國民警衛隊出來處理紐約的郵件，到第八天，郵遞員才恢復了各自指定路線的投遞工作。這些郵遞員像其他罷工的公務員一樣，也從非法罷工中得到好處。國會決定給他們增加8%的工資，從前一個月開始補發，並且建立了獨立的美國郵政總局，其作用，除其他工作外，也包括進一步照顧郵遞員的苦處。
遴選最高法院新的首席法官一事也是1968年許多紕漏中的一個。厄爾·沃倫依然精力充沛，但因年齡關係決定退休。到3月19日，他已年滿77。6月19日早晨，他打電話給約翰遜總統，說明了自己的決定。這是具有歷史意義的時刻。以前還從來未有過哪屆最高法院在決定時代發展方向上起過更大的作用。在沃倫領導下，最高法院已經為取消學校的種族隔離、學校祈禱方式、共產黨人的權利、色情文學、被告的逮捕與定罪，以及關於重新分配立法權的“一人一票”決議等引了路。沃倫曾主持過15次最高法院開庭期。而現在，想要行使總統一切職責的林登·約翰遜也有機會遴選一位新的首席法官。他任命法官阿貝·福塔斯為首席法官，同時挑選得克薩斯州會議員霍默·索恩伯里接替福塔斯的職務。
這兩位都是總統的老友。福塔斯同總統十分接近，三年前才由總統安插在最高法院。約翰遜畢竟是約翰遜，他非得把這兩項新任命搞得複雜化不可。他要等參議院認可他對福塔斯的提名，然後才接受沃倫辭職；於是在福塔斯牢靠地就任後，索恩伯里也就可以去接替福塔斯原來的位置。但是，相信會在11月裡佔有白宮的共和黨人卻很執拗。他們把福塔斯和索恩伯里稱做“落選官員”的提名，並且故意嘲笑福塔斯是總統的“老友”。
密執安州參議員羅伯特·格里芬是17個持反對意見的共和黨人的首領。一開始，看來他們是不能成事的。參議院少數黨領袖、伊利諾伊州的埃弗雷特·德克森把“任人唯親”和“落選官員”的說法中叫做“輕率之談”。 他說：“你決不會偏偏去找來一個敵人，把他安插在最高法院裡。”他還談到林肯、杜魯門、肯尼迪等總統，都曾任命過各自的朋友。為駁斥格里芬，德克森說：“現在我們該是對自己使用的語言多加點小心的時候了。”正是在參院司法委員會決定舉行意見聽取會時(為首席法官職位的提名而舉行聽取會在以前是沒有過的)，福塔斯看來還是拿得穩的。第一個證人，司法部長拉姆齊·克拉克指出，在福塔斯的任命被確認以前，總統讓沃倫繼續留任，這種情況是有不少先例的，有許多較低的聯邦法官都是在他們的前任仍在工作的情況下被任命的。
現在問題在於福塔斯本人。他被嚴加盤問了四整天，真不是滋味。根據憲法，他處在證人地位，不能討論有關個人的決定，否則就會公然破壞分權的原則。可是，反對派參議員卻把大部分時間用來朗讀福塔斯曾經參與做出的那些自由派的決定。接著，他們還就他作為法官時的某些行為方面提出了若干問題。這也屬分權的問題，但他在這方面卻被刺痛了，作為最高法院的成員之一，他不應該干預行政部門的工作，然而他沒有做到。他承認自己曾經參加過白宮有關戰爭和黑人區暴亂問題的會議，還曾給哥倫布百貨商店巨頭拉爾夫·拉扎勒斯打過電話，對他進行申斥，因為拉扎勒斯說過越南戰爭有損經濟的話。福塔斯申辯說，法官對總統提建議的事是有許多先例可循的，可是像通常涉及約翰遜的問題那樣，這裡有著一種令人討厭的感覺，總感到其中有點見不得人的事在進行著。現在只需再加一根稻草就會壓斷駱駝的脊梁骨了，而這根稻草居然有了。該委員會了解到，福塔斯曾經因在一系列暑期班講課得到了1.5萬元的酬金，這筆錢是估計自己即將因某些案件到最高法院受審的商人提供的。
司法委員會以17票對6票通過了任命，但是共和黨和南方參議員卻開始來阻撓議事進程。參議院要有2/3的人投票才能停止阻撓議事，這時候，德克森不再幫福塔斯的忙了。他不肯支持停止阻撓議事的行動，甚至說他也還不一定投票贊成任命，因為最高法院推翻了芝加哥殺害警察罪犯的死刑的裁決激怒了他。關於結束辯論表決結果，是45票贊成，43票反對，遠遠不到所需要的2/3的票數。福塔斯請約翰遜撤銷提名。總統“十分遺憾地”同意，並說他根本不打算再提名了。接著5月份的《生活》雜誌揭露，福塔斯還從路易斯·沃爾夫森的家族基金會中獲得過2萬元酬金，而沃爾夫森操縱股票的罪行曾經送交最高法院審理過。雖然福塔斯後來把這筆錢退了回去，華盛頓還是感到震驚；眼看還會有其他的揭發提出，他便辭了職。福塔斯和戈德堡離去，一位共和黨人住進了白宮，未來的最高法院顯然不會再那麼開明了。
美國人美化和崇拜英雄人物自有一套做法，先對他們捧得過高，然後又一腳踢開。 1968年秋天，輪到了一位女英雄：杰奎琳·布維爾·肯尼迪。她實在既不要過去的崇敬，也不要現在的輕蔑，所要的只是不受干擾的獨處。她是一個美麗可愛的女人。在美國歷史上的那個可怕的周末，國家需要的正是一位具有這些天賦外加表演才能的總統遺孀。埃莉諾·羅斯福是一位更偉大的第一夫人，但她做不到這一點。傑基·肯尼迪曾經使舉國的悲戚分外莊嚴崇高，沒有哪個婦女能做得比她更為出色。但是後來她需要安靜的生活，而只要她還是個寡婦，這似乎就不可能。在華盛頓，旅遊家汽車不時在她家的外面停靠；搬到紐約後，汽車司機都認識她，一見她就撳喇叭。
為了避免閒話，她只和婚姻美滿的知名男子一道外出。小阿瑟·施萊辛格、羅伯特·麥克納馬拉和倫納德·伯恩斯坦經常陪伴她。哈萊克勳爵，在肯尼迪執政時期尚未授勳，曾以其原名戴維·奧姆斯比-戈爾的身份擔任英國駐美大使，這時是個鰥夫。新聞界暗示，他可能成為傑基的新丈夫。電影雜誌則提出一個上了年紀的希臘船舶大王，影迷們一笑置之。
1968年10月17日，他們不再發笑了。傑基的母親那一天宣布：“我的女兒約翰·肯尼迪夫人打算嫁給亞里斯多德·奧納西斯先生”——就是那位上了年紀的船舶大王。奧納西斯是一個士麥拿煙草商的兒子，他積累起來的財產估計有5億美元，其中有100艘船、奧林匹克航空公司、幾家公司、一艘長325英尺的遊艇“克里斯蒂娜”號，以及希臘的斯科皮奧斯島。那些相信這個消息的人(他們並不認為是新娘的母親發了瘋，也不認為她所宣布的實際是個荒謬的笑話而已)紛紛議論送什麼東西給這對新人。紐約證券交易所、泰姬陵、“伊麗莎白女王二世”號和德·比爾斯鑽石礦等都在建議之內。
“傑基，你怎麼能這樣呢·”《斯德哥爾摩快報》的標題這樣問道。奧納西斯比她矮兩英寸，比她大23歲或29歲(看你相信一般所說他的兩個生日中的哪一個了)，完全可以當她的父親。此人離過婚，這就是說傑基不能指望得到教堂的祝福。尤其糟糕的是，這位新郎完全缺乏社會善惡感，而這恰恰是肯尼迪信念的核心。他有一次講過，他關於完美家庭的想法就是生活在一個沒有稅收的國家裡。他的確在包括美國在內的幾個不同類型的國家裡都欠稅。 “她是寧為醜惡財東而拋棄如意情郎了。”一位肯尼迪任命的官員評論說。鮑勃·霍普說：“尼克鬆有一位希臘籍競選夥伴，於是人人都想要找一位。”人們普通都說，要是鮑勃還活著，她是不會這麼幹的。
婚禮是10月20日在斯科皮奧斯島上一個名叫小貞女的小教堂裡舉行的。鬱金香花是由這位巨頭的私人噴氣式飛機從荷蘭運去的。新娘穿的是真正法國瓦郎西安刺繡。她的兩個孩子充當小伴童。新郎的子女們則是證婚人。希臘東正教婚禮儀式進行了45分鐘，接著新人從一隻聖餐杯中取用了聖餐，戴上了象徵多子與純潔的檸檬花花環。吻過《新約全書》後，他們按照宗教儀式圍繞聖壇舞蹈一圈。隨後，在那艘白色遊艇上舉行了宴會。希臘海軍和奧納西斯自己的巡邏艇把守住島嶼，不讓記者上岸。新郎送給新娘的禮物是一隻鑲著大紅寶石、周圍襯著一些大顆鑽石的戒指，以及配套耳環，價值120萬元。
這只是剛剛開始。據老資格的記者弗雷德·斯帕克斯說，這對夫婦頭一年一起花掉約兩千萬元，隨後他們每週的開支仍然保持在38.4萬元上下。單是奧納西斯送給新娘的珠寶就值五百萬元。因為他一年賺的錢約達五千萬元，所以並沒有動他的老本。至於避開新聞界，可不那麼容易。當時這位肯尼迪夫人曾經同意在結婚前夕舉行一次記者招待會，在招待會上說：“我們希望在斯科皮奧斯島柏樹林中的小教堂里安安靜靜地舉行婚禮，參加的只是家里人和孩子們。大家都明白，即使是有名的人，在出生、結婚、死亡這些人生最重要的時刻，他們內心的感情也和普通人沒有什麼兩樣。”
但是，記者們還是悄悄地追踪他們。他們是新聞，必須報導。攝影記者就更糟糕，有位意大利攝影師竟設法利用望遠鏡頭照了她一張日光浴時的裸體像。但是，她受到的最大打擊還不是來自世俗的新聞界，而是來自梵蒂岡的《主日觀察家》周刊。這家雜誌說她是“社會罪人”，並報導說將要禁止她參加教堂禮拜。在波士頓，樞機主教庫欣提出不同意見，說“只有上帝才知道”誰有罪，誰沒有罪，他為“愛情、相互景仰和尊重”辯護。但是，梵蒂岡的教堂法學家卻堅持自己的主張。他們裁定，美國的第一個天主教總統的妻子同奧納西斯同床，這在上帝看來是褻瀆行為。
理查德·尼克鬆的第二次總統競選運動是2月間的新罕布什爾州納休阿開始的，當時他化名本傑旺·查普曼住在霍華德·約翰遜汽車旅店。隨後不久，他的相片重又登上報紙頭版，假名不能再用；而當他在新罕布什爾州預選中獲得79%的票數時，他更成了共和黨競選的領先人物。此後，他競選接連取勝。喬治·羅姆尼說他自己是“硬被說服”去支持越南戰爭的，因而早就被擊敗。納爾遜·洛克菲勒先退出了競選，然而在約翰遜宣布不參加競選後，他又回來了，但他這種反反复复的做法卻得罪了早先支持他的馬里蘭州州長斯波羅·阿格紐。
在尼克松選定阿格紐和他一道參加競選之前，阿格紐在他的本州外並不為人所知。他自己承認，他的名字“不是家喻戶曉的”。在他的名字被提到代表大會上以後幾小時，有個記者在亞特蘭大商業區把過往行人叫住，對他們說：“我要對諸位說出兩個詞，請你們告訴我是什麼意思。這兩個詞就是斯皮羅·阿格紐。”一個亞特蘭大人回答說：“那是一種病的名稱。”另一位說：“那是一種什麼蛋。”第三個人的回答有一點沾邊：“他是擁有那家造船廠的希臘人。”
《時代》周刊說阿格紐的鑑定書“不足以服人”，可是，尼克松卻對此留下深刻印象。尼克松需要一個甘居人下的競選夥伴，去起到他自己對艾森豪威爾所起的那種作用。阿格紐在競選中的對手，結果不是民主黨提名的副總統埃德蒙·馬斯基(緬因州參議員)，而是一個第三黨候選人亞拉巴馬州州長喬治·華萊士，因而很難估計他對選民產生的影響。阿格紐痛斥“那些不懂得我們所說勤奮工作和愛國主義是什麼意思的冒牌知識分子”；華萊士則攻擊“削尖腦袋的”新聞記者、“下流的無政府主義者”以及“假知識分子”。華萊士說，如果警察“能夠把這個國家管上兩年左右，他們是能整頓好的”。與此同時，阿格紐在底特律大講：“如果你見過一個黑人居民區，那麼你就見到了所有的。”阿格紐把一個美籍日本記者叫做“笨日本鬼子”，把波蘭人叫做“波蘭佬”。他的態度如此無禮，以致有個示威的人舉著這樣的標語牌來歡迎他：“現在就道歉吧，斯皮羅，免得以後麻煩。”有些示威的人拿來歡迎華萊士的標語是：“如果你曾喜歡希特勒，你就會愛上華萊士，華萊士是羅斯瑪麗的小寶貝。”
競選失敗的人在運動開始的幾個星期所以那麼引人注目，原因之一是先行召開的共和黨代表大會氣氛十分沉悶。美聯社評論說：“理查德·尼克鬆在邁阿密海灘的冗長乏味的儀式中取得了勝利。”白修德寫道：“濃厚的厭煩情緒籠罩著整個代表大會。”合唱隊在歌唱，樂隊在演奏。約翰·韋恩興致勃勃地朗讀了“我為什麼因做一個美國人而自豪”。支持尼克鬆的其他名人，阿爾特·林克萊特、康尼·弗朗西斯、帕特·布恩、勞倫斯·韋爾麥等，也都同樣打不起精神。那些政客的枯燥講話似乎沒有個完。惟一有意義的事情是在會外發生的。參議員愛德華·布魯克據說因是黑人受阻不能參加一次招待會。邁阿密的黑人騷動起來，電視廣播員說，有70名攜帶機槍的警察開進了騷動地點，後來有消息說打死了四個黑人。尼克鬆在黃色的便箋上潦草地寫成一篇不久他便將使之聞名全國的演講，其中號召恢復到美國過去那種“為夢想所鼓舞的上進精神”。
根據美聯社報導，共和黨人採取的安全預防措施“在參加大會者的記憶中是最嚴密的”。第二個肯尼迪遭到暗殺嚇壞了特工處，因為約翰遜當時曾經指示要該處負責一切重要候選人的安全。有的特工人員乘坐直升機在代表大會所在的城市上空飛來飛去。還有的帶著步槍和望遠鏡從屋頂上監視著熙來攘往的人群。由30人組成的一支防暴小隊在隨時待命。 1333名代表每次進入會場時，他們所攜紙袋和錢包都要受到檢查。有些民主黨人認為這做得太過分了。兩週後，他們自己的代表大會在芝加哥召開。
後來在芝加哥發生的暴力行為並不是不可避免的，不過那裡確實存在著形成暴力行為的各種因素。結束越南戰爭委員會前來嘲弄芝加哥警察，這個在戴維·德林杰領導下的龐大的組織負責協調八十多個和平團體的活動。嬉皮士、易皮士原文Yippie頭三個字母是YouthInternationalParty(青年國際黨)的詞頭字母，後面的pie是襲用Hippies(嬉皮士)一詞的後面部分。易皮士是1968年開始的美國青少年中的一部分人的鬆散組織，也可以說是持較激進觀點的嬉皮士。 ——譯者、和平哨兵、麥卡錫的工作人員、幻想破滅的自由派，各色人等無不齊備，他們自己預言其總數將達到10萬人，要在代表大會會址國際圓形劇場外舉行示威遊行。市長理查德·戴利認真予以對待。他把整個芝加哥變成了兵營。圓形劇場周圍的下水道入口處都用瀝青封閉。會場四周樹起了七英尺高、頂端裝有刺鐵絲網的活動鐵柵欄。全市1.15萬名警察分兩班值勤，每班12小時，5500名國民警衛隊士兵整裝待發，按照白宮命令由得克薩斯州的胡德堡空運來的7500名美國陸軍部隊嚴陣以待。事先的估計和準備是過分了，結果前來同他們對峙的示威者只有大約1萬～1.2萬人。
在代表大會上(所有這一切全都為此)，漢弗萊在第一次投票時就得到提名：麥卡錫和南達科他州的喬治·麥戈文遠遠落後於他。惟一真正的爭論僅僅是如何在黨的政綱里處理和平問題。兩者中，代表政府觀點的、有鷹派味道的政綱以15643/4票對10411/4票勝過帶鴿派味道的另一政綱。從這些數目字不難看出在戰爭問題上黨內意見分歧之深刻。四年前，林登在一片歡呼聲中被提名，並且以壓倒優勢獲勝。這次芝加哥大會原是安排在他的60歲誕辰的那一周召開的(他的生日在星期二)，而現在他連去都去不成了。特工處告訴他，那太危險。
“停止戰爭!”頂層樓座上的年輕人高聲喊叫。 (第二天，發生了可笑的變化，市政府的僱員們佔據了全部座位，他們揮動著寫有“我們熱愛戴利”的旗子。)不過，這一周最精彩的一幕，還是會議大廳內對於外面發生的事情的反應。代表們正從電視屏幕上觀看鬧市區發生的事，參議員阿貝·裡比科夫從主席台上看著下面離他15英尺遠的伊利諾伊州代表團，責備說：“在芝加哥街頭出現了蓋世太保的做法。”戴利和他的助手們一齊站起來，揮動著拳頭，對他破口大罵(看電視的人從他們的口形能看出他們罵的什麼話)，裡比科夫冷靜地說：“承認事實真不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