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他犯了一個無法挽回的錯誤。他在孟菲斯公寓裡留下了指紋。中央情報局在司法部里花費半個月時間，調查了5.3萬個被通緝人的指紋之後，終於查出此人名叫詹姆斯·厄爾·雷。他是個慣犯，多次因偽造證件、偷竊汽車和持槍搶劫等罪判刑。 1967年4月，他從密西西比州州監獄越獄。現在，加拿大皇家騎警隊從中央情報局那裡了解到此人的行踪，於是通知歐洲各地海關注意斯奈德這個人。 6月8日，他在倫敦希思羅機場被捕。戴著手銬引渡時，給他穿上了防彈背心，套上防護褲子，飛回美國，因為誰也不想再重演奧斯瓦德故事。他被裝在一輛六噸半的卡車裡，送往孟菲斯監獄。他的牢房窗子擋上了厚鋼板。他伏罪，被判處99年徒刑。但他的錢是從哪兒來的，始終沒有弄清楚。
馬丁·路德·金被刺幾乎整整兩個月後，也就是在雷被捕的那個星期裡，發生了另一起愚蠢的暴行，幹掉了爭取民主黨總統提名的一個最重要人物。 “暗殺從不曾改變過歷史的進程，”羅伯特·肯尼迪在他哥哥死於達拉斯後曾經說過，但這話並不確實。他哥哥的死，以及他本人的死，都改變了歷史的進程。他在印第安納州預選中擊敗了尤金·麥卡錫，得票比數是42%對27%；在內布拉斯加州比數則是51%對31%。在1968年6月4日(星期二)他死的那天，他在漢弗萊的故鄉南達科他州擊敗了漢弗萊，並在最大的加利福尼亞州預選中擊敗了麥卡錫。
那一天，肯尼迪同他十個孩子中的六個和妻子艾塞爾(正懷著第11個孩子)一起在洛杉磯附近的海灘上消磨了一個早晨。隨後在城里大使飯店的第512號套房，收聽選舉消息。夜半時候，他乘電梯下到他自己設在飯店使館廳裡的總部去，同歡欣鼓舞的自動前來幫忙的人談了一會兒話。末了，他說：“我謝謝諸位，下一步是到芝加哥去，咱們在那裡取勝吧。”朋友和他最接近的隨從們都學著他的腔調說：“下一步是到'工廠'去。”這是一家熱鬧的夜總會，他們打算和他一起去歡慶胜利的地方。但是，他還得先到記者室去說幾句話。從講台到使館廳大門人擠得水洩不通，因此有個參加晚會的人建議他們從後面通道出去。肯尼迪的保鏢、前聯邦調查局特工人員比爾·巴里表示反對，他不贊成這個主意。但是，參議員說：“沒有關係。”於是他們邁步走進一條悶熱的、有氣味的走廊。肯尼迪停下來同一位17歲的餐廳小服務員傑塞斯·佩雷握手，回答了一個有關漢弗萊的問題：“這要追溯到那次鬥爭，因為……”
他再不能說完這句話。帕薩迪納地方的一個記者看到有一隻手臂和一支手槍從一群旁觀者中間伸了出來。刺客是把右手肘部支在櫃檯上，向肯尼迪開槍的，距離只有四英尺遠。他把裝在塌鼻子艾弗-約翰遜式左輪槍裡的八顆子彈全射出來以後，肯尼迪的朋友、奧林匹克冠軍雷夫·約翰遜才把他手裡的槍打掉。有六個人躺在大廳的地板上，流著血，五人輕傷，第六個是肯尼迪，他的傷勢是致命的。他中彈兩發，一發關係不太大，另一發打穿頭蓋骨，進入腦部。艾塞爾跪在他身旁。鮑勃要喝水，他隨後問道：“大家都平安嗎·”那個服務員給了他一個十字架，鮑勃用手指捏住念珠，艾塞爾禱告。這時，體重300磅的洛杉磯橄欖球公羊隊前鋒羅斯福·格里爾抱住了那個瘦小的、黑髮的刺客。
“你為什麼幹這個·”有個人對他吼道。刺客尖叫著：“我有理由，讓我說明理由!”加利福尼亞州民主黨領袖傑西·昂魯高聲問他：“為什麼殺他·為什麼殺他·”行刺的歹徒回答說：“我是為了我的國家才這樣幹的。”這話聽起來很荒謬，但接著慢慢弄清了真相。從他那精神不正常的想法看來，他確實相信自己是出於愛國心。對洛杉磯所有其他的人說來，這一天是加利福尼亞州預選的日子，而在暗殺肯尼迪的兇手看來，它是以色列和阿拉伯六天戰爭的周年紀念日。這個人的名字是錫爾汗·比沙拉·錫爾汗，出生在約旦，他痛恨肯尼迪所喜歡的以色列。從表面看，這似乎就是那黑瘦的阿拉伯人殺死肯尼迪的惟一動機。
奄奄一息的肯尼迪先被送往中央收容醫院，跟著轉到規模較大的慈善醫院。依靠注射腎上腺素和進行心臟按摩維持生命，同時急速給他動了手術。然而已無法挽救。經過幾次掙扎，他終於在1時44分死去。林登·約翰遜痛斥國內槍支的“瘋狂買賣”，隨後派出總統的一架噴氣式飛機把肯尼迪的屍體運回家鄉。肯尼迪家族及其朋友再一次伴送一口棺材搭乘波音707飛返東部。聯合國下半旗誌哀。對於一位從未當過國家元首的人如此表示敬意，這是前所未有的。飛機抵達紐約時，已有一萬人在聖帕特里克大教堂外面排成行列等候向遺體告別。在靈臺的每個角上都點著蠟燭，朋友們輪流守靈。肯尼迪兄弟中僅存的特德·肯尼迪作為男性家長，用顫抖的聲音發表了挽詞。
儀式由理查德·庫欣樞機主教主持，安迪·威廉斯唱《共和國戰鬥讚歌》，聖詩班合唱《上帝讚美歌》。然後，汽車隊駛往賓夕法尼亞車站，這裡一列由兩輛黑色機車牽引的專列在等候著，目的地是華盛頓。可是，因為鐵路沿線兩側站立的人群太密，這一行程竟用了八個小時。到達首都時，夜已深了。在只有路燈照明的情況下，車隊繞過市內巨大、黑暗的政府辦公樓群，越過波托馬克河，來到阿靈頓。這裡已準備好鮑勃的墳墓，木蓮樹下的一塊黑色孤石，離他哥哥的墓碑只有幾英尺遠。在這裡舉行了簡短的葬儀，然後把覆蓋的國旗疊成三角形獻給艾塞爾。這時，樂隊演奏：
美國啊，美國!
上帝賜福予你!
還為你的善良冠以兄弟情誼，
從海洋到光輝的海洋!
在1968年，從元月1日到6月15日，共發生221起大規模的遊行示威，遍及101所美國大學校園，參加的學生近3.9萬人。建築物被炸毀，校長和院長受到粗暴對待，猥褻話被塗在牆壁上，或用以責罵警察，有時竟是幽靜雅緻的貴族化七姊妹女子學院里高尚家庭出身的有教養的女孩子乾的。這幾個月裡，遭受學生暴行破壞的高等院校計有：費拉德爾菲亞的坦普爾大學、布法羅紐約州立大學、奧伯林學院、普林斯頓大學、杜克大學、芝加哥的羅斯福大學、南伊利諾伊大學、波士頓大學、馬凱特大學、塔夫茨大學、斯坦福大學、科爾蓋特大學、霍華德大學、俄勒岡大學、西北大學、俄亥俄州立大學、巴納德學院、米爾斯學院、康涅狄格大學、三一學院、特斯基吉學院、芝加哥大學、馬里蘭的布伊州立學院、洛杉磯的加利福尼亞大學、邁阿密大學等——
當然，還有哥倫比亞大學。
在馬丁·路德·金被暗殺後的第三個星期，有關莫寧賽德高地校園的報導中最引人注意的事件，是它改變了頭一年做出的決定，不再接受工業化學家羅伯特·斯特里克曼的一項饋贈——他所發明的一種香煙過濾紙的專利權租用金。那事傳出曾很受社會上的非議，可是1968年4月哥倫比亞暴動的社會影響就更糟糕得多。這是四年前伯克利學潮以來最大的一次大學反抗行動，而且從一個方面說是更加富有意義的，因為它標誌著爭取民主社會大學生協會的出現。在此之前，該會在公眾心目中也不過是又一個政治性的學生組織罷了。八年後，該會會員發展到5500人，在200個學院設有分會，並表現了學生厭惡集中製的特點。然而到60年代中期，該會已經表現出好鬥的精神，它的領袖公開宣稱，要與該會曾明確提出的壓迫、種族主義和帝國主義為敵。它認為，美國大學已為這三者所敗壞，哥倫比亞大學的情況則尤其惡劣。
在平日歡快的日子裡，莫寧賽德高地校園的學生中間流行著這樣一首大學生進行曲：
誰是紐約的主人·
誰是紐約的主人·
嗨，我們是紐約的主人!
嗨，我們是紐約的主人!
誰呀·
哥—倫—比—亞!
爭取民主社會大學生協會提醒同學們說，哥倫比亞大學確實擁有價值2.3億元的曼哈頓不動產(包括洛克菲勒中心佔用的土地在內)，附近每況愈下的哈菜姆公寓樓群佔了大部分，因而實際上哥倫比亞大學成了貧民窟的大房東。六年前，哥倫比亞大學又從紐約市租得靠近莫寧賽德高地公園的30英畝土地中的2.1英畝，因而無意中為未來發生的爆炸性事件提供了燃料。學校原打算在這塊土地上建造一所價值1160萬元的宏偉體育館。住在鄰近的遍地都是酒瓶的哈萊姆貧民區的黑人可以免費使用底層的體育場和游泳池，大學體育系則使用上面的幾層。大學董事會的董事們設想，既然附近居民區當前充滿了娼妓和吸毒的癮君子，成為全市犯罪率最高的區域之一，那麼凡是有一點公民自尊心的居民都會歡迎這個計劃。但是他們錯了。
持反對意見的房客們把這個計劃叫做“土地掠奪”，並說是對“公園的玷污”。這時候，大學行政當局又犯了一個錯誤。他們把一位建築師關於體育館的構圖公佈出來，其中體育館面向學校的大門，是精心設計、造價昂貴的，另一面朝著哈萊姆區開的門，則小而簡陋。於是，居民區組織的領袖們便痛斥這是“隔離的不平等的”安排。哈萊姆爭取種族平等大會主席憤怒地指責說：“本居民區受到劫奪。”於是150個示威者向體育館工地進軍，高喊“種族歧視的體育館必須拆除”!並拆毀了一段柵欄。參加示威的白人當中有哥倫比亞大學爭取民主社會大學生協會主席馬克·拉德，以及他所盡力召集來的追隨者。
拉德這人正是埃德加·胡佛想像的那類新左派分子。前此不久，胡佛剛談到過爭取民主社會大學生協會是“一個得到共產黨支持的好鬥的青年組織，而它反過來又支持共產黨的鬥爭目標和策略”。哥倫比亞大學的學生則諷刺說：“共產黨人不能把爭取民主社會大學生協會接管過去，因為他們找不到它。”該會在哥倫比亞的確也只有很少的會員，但由於他們喜歡講蠻話，自己又喜歡蠻幹，因而按當時的說法，他們就顯得很了不起。拉德尤其吵嚷得兇。在莫寧賽德高地上空升起氣球的那一天，他剛好對卡斯特羅的古巴進行了三周訪問後回到學校。好像特意要證實胡佛的看法似的，他滿口稱頌古巴是一個“特別人道主義的社會”。
拉德的對立面是哥倫比亞大學校長格雷森·柯克，他68歲，超脫冷漠，行政工作能力不強。後來，以阿奇博爾德·考克斯為首的一個委員會得出結論，認為在柯克領導下的行政當局“獨裁專斷，招致不信任”。 4月間，爭取民主社會大學生協會曾徵集1500人在一份請願書上簽名，要求哥倫比亞大學退出防務分析研究所(有12個大學研究人員參加的為五角大樓工作的機構)，柯克當時對此未予置理。該學生會指摘防務分析研究所的研究項目“目的在於壓迫越南人民”，而且包括“防暴設備，為了(在美國)對黑人進行大規模種族滅絕”。
星期二把那個體育館工地上一段柵欄推倒之後，拉德率領他的一夥人遊行到常春藤盤繞的漢密爾頓大樓(哥倫比亞大學領導機構所在地)進行示威。他們在這裡出乎意料，見到了持和解態度的代理教務長，他說，雖然他“在當前這樣的形勢下無意滿足他們的要求”，但是體育館和防務分析研究所成員資格都是可以商量的問題。爭取民主社會大學生協會現在對這些已不感興趣。造反者嚐到了勝利的甜頭，便乘勢把代理教務長和另外兩個職員拘留了26個小時。圍攻哥倫比亞的行動於是開始了。
頭一天夜裡，白人學生還發現另一種情況：黑人的力量。他們中間的60名黑人學生，要求白人學生離開。他們說，爭取民主社會大學生協會在他們看來戰鬥性不太足。有一種說法是，黑人當時都帶著槍，打算要同警察乾一場。他們的白人兄弟並不認為修體育館的事值得動槍。有的白人學生感到痛心。其中有人說：“為什麼要他們管這事·國家的分裂和兩極分化已經夠嗆了。”不管怎樣，第二天(4月24日，星期三)早上6時，拉德宣布漢密爾頓大樓已不需要白人學生。他們把大樓交給黑人，自己接管了洛樓圖書館，貼出通告說：“解放區，可以自由參加進來。”柯克校長的辦公室就在這座樓裡。他們破門而入，進行了搜查，把有些信函和文件照了相，有的給亂扔一氣；他們吸了柯克的雪茄煙，把他的雪利酒也給喝了。而這才不過是個開始。他們對記者說，他們認為破壞學校的行為是對的。他們援引在紐倫堡審判納粹戰犯時所確立的一些原則。他們聲稱，柯克領導下的哥倫比亞大學當局和納粹一樣壞。
現在，他們已增加到七百人。星期四，有一百人奪取了費耶韋瑟社會科學大樓；另一百人接管了建築設計中心艾弗里大樓。星期五，第五棟大樓也被佔領。他們在這座樓的陽台上掛出一條橫幅：“拉德大樓，第五解放區。”他們建立了指揮所，並且油印了各種聲明。其中之一是要求赦免他們全體，柯克不同意，說如不採取懲戒行動，就會“毀掉大學集體的整個結構”。另一批學生(運動員們)一度看來有可能把造反者趕走。 (一個摔跤運動員說：“如果這是野蠻社會，那就是適者生存——而我們正是適者。”)可是柯克不願再出現暴力，所以對他們進行了約束。他還作了讓步：暫停體育館的修建。示威者在那些樓里大喊大叫，這不夠!他們要求退出防務分析研究所，同時提出他們剛剛才想到的許多其他要求。跑腿的給他們運來食品、毛毯和成瓶的凡士林。所以要凡士林，是因為他們聽說可以用它來防禦催淚瓦斯。他們估計警察可能使用催淚瓦斯。
他們沒有想錯，警察果然來了。當第一隊警察開到莫寧賽德高地時，有30名哥倫比亞大學的年輕教職員把住洛樓的大門不讓進入。事情陷入僵局。但是跟著大學董事議決“堅決指示”柯克“對學生的行為實行果斷的紀律措施”。這樣，他便做出他自己後來所說的畢生“最痛苦的”決定，必要時用武力奪回那些大樓——動用了組成快速楔形隊伍的一千名警察。首先解決的是漢密爾頓大樓。黑人學生都很聽話，黑人律師出場為他們辯護，黑人警官監督他們撤出。黑人學生安靜地離去以後，經過察看，大樓各處整潔如常。
白人學生佔據的大樓的情形則大不相同。在這裡只要看到學生有任何反抗表現就動用棍子，拳打腳踢，把他們從混凝土樓梯上推下去。圍觀者有幾千人，警察告訴他們，只要他們站在警察組成的人牆後面，就可以安然無事，可是後來看出，他們都是站在學生一邊的，於是警察同樣向他們衝打過去。總共逮捕了698人。拉德和另外72名學生被勒令停學一年。考克斯應邀對這些騷亂進行調查。經過21天對79名目擊者進行查證之後，考克斯和四位同事公佈了一份222頁的報告，對大學當局和警方都有不少批評之辭。報告雖然沒有為帶頭鬧事的學生辯護，但認為學生的行動“同(警察的)殘暴程度並不相稱，警察的殘暴造成令人痛心的暴行。”調查人發現柯克和他的部下“一貫把學生放在”他們輕重緩急考慮的“最後位置”。其結論是：體育館和防務分析研究所問題其實只是表面現象，根源在於學生們對越南戰爭和美國的種族歧視深為不滿。
根據《紐約時報》的調查，哥倫比亞大學和其他學校學潮中好鬥的白人有著共同的特點，他們大多出身郊區的富有家庭，父母在政治上開明，他們都是學文科而不是學理科的，成績都很突出，而且以猶太人居多。 21歲的特德·戈爾德就是典型，他和拉德都是哥倫比亞風潮中的頭頭和爭取民主社會大學生協會的一名分會主席。戈爾德對記者說：“我們鬥爭的目標，不僅要爭取一個革命化的哥倫比亞大學，而且還要爭取一個革命化的美國。”
在60年代的某個時候，一個從來不違反停車信號的人也開始違反了。他是小心翼翼的，沒有發生什麼事情，於是他推而認為那種法規是愚蠢的，只有機器人才會服從它。他又違反了一次，在一個月以後，他就心安理得地不斷幹下去了。而又過了一個月，只要他到達十字路口，即使紅燈亮了，他也直闖過去。雖然他不理會這些交通聯繫手段，他還是感到生氣，因為在他喜愛的加油站，他要是不提出要求，服務員就不再像過去那樣替他檢查機油和擦淨擋風玻璃。他改到別的加油站去，情況也都一樣。大約就在這同時，他的新汽車的一扇門發出了討厭的響聲，拆開來一瞧，原來不知是底特律裝配線上的哪位工人在門裡面留下了一隻可口可樂瓶子。
這都是些小事，但還有別的。比如一天早上，你在自己的牛奶箱裡發現一張通告條，說不再送奶了；公司已經停止送貨，你得到商店去買。郵政也不像話，誰都有關於郵政方面的可怕經歷可談。在飯館裡，女招待把別人點的菜端到你的面前來。出租汽車的司機找不到你要去的地點。你訂的晚報沒有送到。藥劑師把藥給拿錯了。新買的洗衣烘乾機是次品。送貨人把車停在與人行道平行停靠的車子外面，還不肯挪。約翰遜任期的最後階段出現了全國性的大笑話。人們到處掛出小牌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