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特向霍華德·約翰遜旅館叫話：“你還在街對面嗎·”鮑德溫答道：“我還在。”亨特便對他說：“好，我們就過來。”鮑德溫從陽台上俯視，看到亨特和利迪出來。不一會兒，亨特闖進了他的房間。他急急問道：“出了什麼事，出了什麼事·”鮑德溫說：“你過來瞧吧!”下面大街上滿是穿制服的巡警、摩托車和警察局的巡邏車；他們正把麥科德、巴克、岡薩雷斯、斯特吉斯及馬丁內斯銬上帶走。亨特唉聲嘆氣說：“我得去一下廁所。”他跑進去用了廁所後又跑了出來，給一個律師打電話，還向鮑德溫打聽麥科德的住址。他們環顧一下那些亂七八糟的電子設備。原來截聽到的談話記錄扔了一地；麥科德的錢包和鑰匙也扔在床上。 “把這些東西全都給弄走，連你自己一塊兒離開這裡!”亨特說。 “我們回頭再聯繫，我們會通知你下一步怎麼做的。”他向門口衝去時，鮑德溫在後面叫著問道：“這是不是說，我就不必去邁阿密了·”
《華盛頓郵報》關於闖入事件的報導，刊登在該報星期日版的頭版上，但是很少幾家報紙給它那樣突出的地位。 《紐約時報》在裡頁上登了佔版面13英寸的一篇報導，題為《五人被控夜間潛入民主黨總部》，大多數其他報紙編輯甚至對此事更未加以重視。然而，對美國政府和共和黨的某些高級官員來說，這是報紙上所發表的使他們最為關懷的事，在這些官員中有霍爾德曼、約翰·埃利希曼、約翰·米切爾、莫里斯·斯坦斯、查爾斯·科爾森、戈登·斯特羅恩、約翰·迪安、傑布·馬格魯德和弗雷德·拉魯，而且大概還有合眾國總統。
一年以後，在由北卡羅來納州參議員薩姆·歐文主持的參議院總統競選活動特別調查委員會的聽證會期間，有人問馬格魯德，這夥違法的頭面人物是什麼時候決定要掩蓋他們的罪行的，他有點感到莫名其妙地回答說：“我認為我們從來沒有討論過掩蓋不掩蓋的問題。”這就無意中露了餡，掩蓋活動是於6月18日那天早晨在洛杉磯開始的。那時他們之中的幾個人在那裡開會討論競選策略。他們在貝弗利山飯店吃早飯，大約上午8點半，馬格魯德在餐室接到利迪打來的電話。利迪問：“你能找一個保險的電話通話嗎·”馬格魯德說找不到，並問他出了什麼紕漏。利迪說：“出問題了。”馬格魯德問：“什麼樣的問題·”利迪告訴他：“我們搞完全工作的頭頭在水門被抓了。”“你是說吉姆·麥科德·”“是的。”馬格魯德一邊掛斷電話，一邊咕噥著對拉魯說，“你也知道，昨天夜裡是他們要到民主黨總部去的日子。”拉魯告訴了米切爾，米切爾說：“這簡直不可信。”
他們做出的第一個反應是設法保護麥科德，在那五個在押的人中，他們只認識麥科德。據馬格魯德說，米切爾提出，由利迪去同新任司法部長理查德·克蘭丁斯特聯繫，要求他准許把麥科德保釋出來。米切爾否認有此事，然而有人於加利福尼亞時間上午9點——在華盛頓是正午——在貝弗利山飯店打電話給利迪，叫他去幹的正是這件事。利迪在火樹鄉下俱樂部找到了克蘭丁斯特，在更衣室裡向他提出此事。克蘭丁斯特不僅當即加以拒絕，還下逐客令，要利迪立即離開俱樂部，並隨即打電話給司法部刑事司司長亨利·彼得森，指示他對水門五犯絕不可徇情。
聯邦調查局已經介入了這樁案件，案情也越來越離奇了。在巴克的口袋裡找到了牽連到亨特的文件。犯人身上帶著票面100元的鈔票13張，在水門飯店古巴人住的房間裡又發現100元的鈔票32張。利迪企圖銷毀牽連到他的全部證據，在爭取總統連任委員會總部用文件銷毀機處理掉了他手頭所有的全部材料，包括他的票面100元的一些鈔票。斯特羅恩根據霍爾德曼的指示，清查了他在白宮的檔案，抽走了他和那潛入案有關的一切材料。馬格魯德打電話給他的一名助手，指示他把一份關於“寶石”計劃的捲宗拿回家去，他說，原因是他怕民主黨人進行報復也到他的辦公室進行竊盜。另外，霍華德·亨特已逃跑了。
迪安、科爾森和埃利希曼匆促地舉行了一次作戰會議，討論他們應該給亨特出些什麼點子。據迪安說，埃利希曼提出，應該叫亨特出國去。迪安打了電話，隨後又擔心起來。他問另外兩人，由白宮發出這樣的命令，是否得策·“為什麼不得策·”埃利希曼答道，“他又不是逃犯。”但是科爾森同意迪安的意見，又打個電話，撤銷那個指示。不過亨特反正已決定要逃跑。他把自己的辦公桌收拾一空，只留下一個空酒瓶和幾片利眠寧，然後飛往加利福尼亞，躲在他的一個朋友家裡，一直到他再也頂不住壓力出來投案為止。聯邦調查局一直在追踪他。他們已經找到了利迪，他因拒絕同他們談話而引起懷疑。米切爾也就因此把他解雇了，他這樣做好像是耍兩面派，但是利迪心里當然明白；他對馬格魯德和迪安講過，他“闖了大禍”，並說：“我是個好兵，永遠不會招供的。”還說：“如果有人要在街上槍殺我，我是有思想準備的。”
同時，總統的一些部下卻傷透了腦筋，他們要洗刷亨特與自己的關係幾乎是不可能的事，因為亨特一直還列在白宮僱員名單上。迪安安排人把行政辦公大樓552號房間裡亨特的保險櫃給清出來。一名助手把櫃裡的東西交給他：一個黑色公事包和一個紙箱子，紙箱內除別的東西外，還有四個步話機，一個催淚性毒氣罐，四副手槍帶，偽造的國務院1963年發到越南的電報(這是他試圖說服《生活》雜誌使它相信這些偽造電文的證據)，一個裝著五角大樓文件的公文夾，中央情報局搞的埃爾斯伯格簡介，以及亨特關於查帕奎迪克島的報告。
迪安看了一眼這堆離奇古怪的東西，倒抽了一口冷氣說：“真是一堆破垃圾!”
同時，米切爾在加利福尼亞州匆匆發表了一項聲明，想把麥科德的事解釋過去，他說麥科德：
……是一家私營搞保衛工作的機構的老闆，幾個月前受我們委員會的僱用，協助裝置我們的安全系統。據我們了解，他同不少主顧有來往，其中的關係我們並不了解。我們需要著重講明的是，此人以及其他那幾個人的活動既不是為我們幹的，也不是經我們同意的。那些報導使我感到震驚。在我們的競選運動和選舉過程中，是沒有這類活動的地位的，我們決不會容許或縱容這類活動。
知道這是說謊的人中，有米切爾的妻子。米切爾星期一回華盛頓時，勸說他的妻子待在洛杉磯，在那裡，她後來說，她受到接替鮑德溫做她保鏢的人的監視，活像一名“政治犯”。據她說，她有一次給合眾國際社的記者通電話，說“他們不讓我講話”時，這個保鏢把電話線從牆上拉斷了，還將她按倒，讓另一人個在她屁股上打了一針鎮靜劑。儘管如此，他們仍無法使馬莎·米切爾保持沉默。三天以後，她再次給記者打電話說：“我不能容忍這一切卑鄙事情。”馬莎的話可以寫條很精彩的消息，但是大多數美國人都不信她的，倒是接受了官方的說法，那就是說，政府對這些卑鄙事情是一無所知的。星期二上午，前廣告商、現任理查德·尼克鬆的新聞秘書羅納德·齊格勒就提出了官方的說法。他滿臉輕蔑的神態，甚至拒絕對米切爾的聲明再作任何補充。齊格勒說：“我不打算代表白宮就一件三等竊案發表評論。這不是什麼屬於政治範圍內的事。”可是，《華盛頓郵報》少數幾個記者一個勁兒地抓住這件事，齊格勒卻又終於代表白宮發表評論了。他說：“我瞧不起《華盛頓郵報》搞的那種新聞報導，那種下等的新聞報導。”米切爾在提到這家報紙的發行人時，對該報的一名記者說：“卡蒂·格雷厄姆看來會讓人把她的奶頭塞進擠奶器裡去的。”
從某種意義上說，接下去的競選運動中，尼克松越來越穩操勝券。初期的預測曾表明勝負不分。後來，到了夏末，總統一路領先，最後所有的民意測驗都表明他將得到60%左右的選票。從那以後，便誰也遠遠追不上他了。爭取總統連任委員會經費充足的有利條件——它有6000萬元，而民主黨只有2500萬——對選舉結果實際並未起什麼作用。水門竊聽更無關緊要。四年前，他在抗議越南戰爭的浪潮高漲時當選。此後他便似乎全力去結束戰爭，而在他這樣做時，那裡已有大約1.7萬個美國人喪了命，但是到1972年初，他已將投入越南的美軍從54.95萬人裁減到13.9萬人；五角大樓的每週傷亡人數表，在他進入白宮時，一般在三百名左右，到1972年9月21日，表上的數字便將是零，而且一直維持在近於零的數字上。尼克松是個政治動物，他自會抓緊時機利用這一點以及出現的其他機會。例如，在佛羅里達州民主黨預選中，喬治·華萊士提出這個口號來競選，“給他們捎個信”，如果佛羅里達州人投他的票，“尼克松總統在30天之內就會想辦法制止使用公共汽車接送兒童”。華萊士深知尼克松其人。這位總統沒有等30天。那邊的選舉結果報告剛送來兩天，他就要求暫停使用公共汽車。
尼克鬆的全部本領就是由一位不管過去的經歷如何、現在以主張和平與緩和為標榜的被提名的候選人來領導一個統一的黨。在共和黨內和他爭取提名的只有兩個對手，比他偏左的加利福尼亞州的保羅·麥克洛斯基和比他更右的俄亥俄州的約翰·阿什布魯克。他們的作用僅僅是突出了總統獨占著共和黨內中間派的地位。由於迪塔·比爾德和國際電報電話公司已使共和黨全國代表大會無法在聖地亞哥召開，它便遷到邁阿密海灘來，這時麥克洛斯基帶著他僅有的一票來到了。這一票按照新墨西哥州預選法是只能歸他的。他希望會在代表大會上得到提名，這樣就使一些對尼克鬆的種族政策和軍事政策進行抨擊的人有機會在會上發言，但是規章委員會規定，候選人至少得控制三個州的代表才能被提名。第一次投票的最後結果是：尼克松1347票，麥克洛斯基1票。這位孑然一身的新墨西哥人向大會表示抱歉。
這件事的舞台效果令人肅然起敬。總統宣布打算仍把阿格紐的名字保留在候選人名單上，這樣就打消了一切猶豫顧慮。黨內人人都似乎願意聽從他的吩咐。羅納德·裡根主持大會，納爾遜·洛克菲勒提名尼克松。大會工作人員知道總統喜歡一切秩序井然，便有意把擁護他的示威的時間限定為整整20分鐘，為了駁斥民主黨代表年輕的美國的論調，把3000名衣著規矩的青年用租來的大轎車載到了邁阿密海灘。這些青年頭髮都剪得很短，看來完全屬於另一個時代——要使人明白的當然就是這一點。
當然，到那裡去的美國青年並不僅是他們這些人。 5000多名衣著隨便的反戰戰士也在該城火鳥公園安營扎寨。在民主黨開會的那一周內，他們比較安靜，但是，共和黨人一到，他們就大發作了，1200人因刺破車輪、阻塞交通、砸商店櫥窗、在大街上點篝火、阻撓代表參加會議而被捕。共和黨人大為高興。他們好像是在對那些反對他們有條不紊地進行會議的人講，如果你允許在競選活動中任意亂來，其結果就必然如此。在其後的競選運動期間(尼克松本人很少參與，他把大多數的競選活動交給他的代理人去辦，並且從不提及他的對手的名字)，共和黨發言人自豪地談到他們的團結一致，反復強調對方是混亂不堪。
他們的話是有道理的。民主黨於四年前在芝加哥分裂以來，一直陷於殘酷內爭。這次總統角逐，不僅喚起他們之間所有的舊怨，而且也造成了無數新仇。在初選的數月內，一會兒這個，一會兒那個想爭得該黨的提名，他們是馬斯基、麥戈文、漢弗萊、喬治·華萊士、尤金·麥卡錫、俄克拉何馬州的弗雷德·哈里斯、印第安納州的萬斯·哈特基、華盛頓州的亨利·傑克遜、紐約市的約翰·林賽、洛杉磯市的薩姆·約蒂、阿肯色州的威爾伯·米爾斯、紐約州的雪莉·奇澤姆，還有康涅狄格州的一個年輕的社會工作者愛德華·科爾。這人在一場電視辯論中，拿一隻橡皮耗子在一位民主黨全國委員會的女委員面前晃著，把她給嚇得靈魂出竅。這次奪魁之爭成了一場混戰，哈里·杜魯門曾把預選叫做是“全然瞎胡鬧”，他倒是完全說對了。像1964年共和黨的鬥爭一樣，民主黨的這一場混戰把有前途的候選人全都搞垮了，剩下來獲得提名的人完全缺乏競爭能力，在大選中無法獲勝。事實上，在這場他贏得提名的鬥爭過程中，已充分錶明了他的弱點。
巴里·戈德華特在參加那次時運不濟的競選活動的那一年年初，曾在新罕布什爾州發表演講，由於他實際上等於提倡要結束社會保險，而使自己失去了獲勝的希望。八年以後，幾乎是同一天，在1972年的1月13日，喬治·麥戈文對艾奧瓦州艾姆斯的一所大學的聽眾講，他贊成從國庫裡拿出錢來，給每個美國人1000元，並且把遺產繼承權限制在每人不得超過50萬元。這次演講在當時並未引起多大注意，因為麥戈文那時還是個次要人物；在數月前一次民意測驗中，支持他的僅不過2%。但是後來，那次講話卻一再使他後悔莫及，因為不論是那些認為政府已經過於慷慨大方的人或者夢想有朝一日能中頭彩或者發一筆大財的人，都對他不滿，而那兩種人為數甚多，何止成千上萬。
麥戈文所以有實力，一部分原因在於他的組織巧妙地利用他的默默無聞這一點。在新罕布什爾州預選時，他們成功地宣傳了這樣一種看法：既然馬斯基是領頭的候選人，而又是從鄰州來的，他所得票數只要低於50%，這就意味著他的失敗和麥戈文的勝利。這就使得馬斯基這位緬因州參議員感到極大的壓力，那偽造的所謂“加納克”的字以及《曼徹斯特聯合導報》說他的夫人喜歡講黃色笑話的無聊的攻擊，本來已使人受到很大打擊。在這家報紙的辦公室外舉行的一次電視講話中，馬斯基稱該報發行人威廉·洛布是一個“沒骨氣的膽小鬼”，又說“他很幸運沒有在這個講台上站在我身邊，”並且哭了——這也許是一位政界人物流出的代價最高的眼淚了。雖然如此，3月7日，馬斯基仍贏得46.4%的選票，而麥戈文僅只37%。這樣的差距雖不能說是壓倒的勝利，也算是極大的優勢了，然而這位南達科他州參議員的助手們卻無比巧妙地把他描繪成一頭冷門黑馬，使他處於人們注意的中心。
預選之爭的下一個回合在佛羅里達州進行，參加角逐者共11名。麥戈文明智地說，在這個州他不存“有多大成功的希望”，結果也很不理想，僅得到6.1%的選票。華萊士大獲全勝，人人都感到驚訝，包括他本人在內——他吹噓道：“我們打敗了民主黨的頭面人物。”拋在他後面的是漢弗萊、傑克遜和馬斯基。在隨後一周內，馬斯基在伊利諾伊州獲勝，他以63%對37%挫敗麥卡錫。接下去是威斯康星州，麥戈文的隊伍在那裡組織得極好，在12名候選人中，他以30%的票數領先，拋在他後面的是華萊士、漢弗萊和馬斯基。麥戈文在自由派的馬薩諸塞州獲勝；漢弗萊在俄亥俄州和印第安納州領先；在內布拉斯加州，麥戈文以多得6%的選票擊敗漢弗萊；在西弗吉尼亞州，漢弗萊以67%比33%，擊潰了華萊士，而華萊士又在北卡羅來納州獲勝。
5月中旬，馬斯基退出戰場，這場馬拉松競賽最後成為華萊士、漢弗萊與麥戈文三方面的角逐。普遍認為，對這位亞拉巴馬州人華萊士的支持是一種抗議性投票。他說，他將利用這種支持去爭取全國代表大會的讓步。接著便是馬里蘭州的5月15日。華萊士接連在弗雷德里克挨了一塊石頭，在黑格斯敦挨了臭雞蛋，在索爾茲伯里挨了冰棍砸，最後在勞雷爾挨了六顆槍子。次日，他贏得了馬里蘭州和密執安州的預選勝利，但是由於他受傷並已癱瘓，一切也就全完了。實際上，全部民主黨候選人也就此完結了。再沒有華萊士的偏右的第三黨吸走選票的威脅，尼克鬆的勝利已肯定無疑了。但是當時認識到這一點的人並不多，因而6月6日決戰性質的加利福尼亞州的預選，成了剩下的兩名民主黨候選人之間的一場惡戰。選舉結果，麥戈文得票1527392張，佔47.1%；漢弗萊得票1352379張，佔41.7%。打這以後，這位南達科他州人便一天比一天走運，他來到邁阿密海灘時，已有149275個代表將投他的票——實際上，提名已穩操勝券了。
當時誰也沒有註意到加利福尼亞州的競選影響了麥戈文的名望。在那以前，還沒有一個人苛刻地剖析過他的競選綱領。他在人們眼裡是一個英俊的、正派的、直言不諱的、被越南戰爭所激怒的人。但在三次電視辯論中，漢弗萊毀掉了他的這種形象，指出在以色列、國防開支、福利、勞工法、失業救濟、稅收等問題，甚至初期對越南戰爭的態度上，麥戈文有時出爾反爾，或往往是採取堂·吉訶德式的態度。民意調查人羅伯特·蒂特事後說：“搞垮麥戈文的是休伯特·漢弗萊，民主黨內任何其他的人都不可能做到像休伯特那樣。不僅如此，而且這也是麥戈文第一次受到敵對的待遇。”
第二次是在邁阿密海灘，當時全國都看到了民主黨內發生的情況。四年以前，在1968年8月27日那個悶熱的夜裡，芝加哥代表大會用口頭表決通過了代表證書審查委員會的一項決議，要求改革挑選大會代表的程序。改革委員會在喬治·麥戈文的主持下，以十對九票通過了一項決議，規定了一定數額的黑人代表，接著，又規定了——委員會一個成員提議說：“我們的全國代表大會沒有理由不應有50%的婦女，和10%～15%的年輕人”——一定數額的婦女和青年代表。委員會的多數人認為這樣做很有道理，但其實不然。這種限額分配的規定，等於全盤否定了代表制的原則。更糟的是，其實際效果是使對所有未獲得分配定額的其他類別的人——例如，民主黨實力的三個傳統的來源：中年以上的人、種族集團和有組織的勞工——的歧視合法化了。
佛羅里達州州長魯賓·艾斯丘在他的基調發言中說：“看到這群人，你不可能不感到見到了美國的面貌。”他眼裡看到的那群人當然是那些進入政界的新手。每十名代表中有八名是初次參加代表大會的；15%的代表是黑人，36%是婦女，22%是30歲以下的青年人。一位總統候選人說，“對要求搭便車的人可一個也別拒絕，他們可能是大會代表。”代表中有搭便車來的，也還有另外一些人。加利福尼亞代表團，由於急切地要保證窮人獲得代表資格，代表中竟有89名是靠福利救濟生活的。麥戈文打定主意不得罪一個少數派，因此他對在電視節目中高唱“二、四、六、八，我們不搞人口過剩”和“三、五、七、九，搞同性戀的女人頂呱呱”，對“歡樂解放運動者”搞同性關係的男人的別稱。 ——譯者也百般殷勤相待。同時，數目驚人的被選出的民主黨人被拒之於大會之外：其中有該黨255名國會議員中的225名，以及費城、底特律、波士頓、舊金山、洛杉磯和芝加哥等地的民主黨市長。
這些業餘政客必然會犯下職業政客們知道避免的種種錯誤。少數還能參加大會的職業政客痛心地覺察到了這些錯誤。在伊利諾伊州選出的代表團被麥戈文的狂熱擁護者逐出會場時，弗蘭克·曼凱維奇悶悶不樂地說：“我看今晚我們可能就已失去了伊利諾伊州的選票。”在政綱委員會上，本·沃頓伯格嘆一口氣說：“他們搞的那汽車接送學童一條，今天就把密執安州斷送給共和黨了。似乎沒有人注意到，去年秋天，馬科姆縣的一次公民投票，以14票對1票反對汽車接送學童。”休·斯科特斥責麥戈文是提倡“吸毒、大赦和流產”的“頭號”鼓吹者。這種責備是不公正的，不過在有些場合，有些麥戈文的支持者確實為這三件事說過好話，儘管像戴維·里斯曼一類的觀察家不安地指出，在全國性的政治代表大會上是不宜於討論流產這類敏感的問題的。所有這一切究竟對全國電視觀眾產生何種影響現在很難確定，但是後來發生的事情表明，由於要求在種族、性別和年齡等方面“合理地”反映選民比例而被爭取到的黑人、婦女及青年的數目，遠遠不及因看到邁阿密海灘的場面而不高興的選民群眾。這三方面的人中，只有黑人在11月間還支持麥戈文，而他們是本來早就支持他的。
到麥戈文最後贏得總統候選人提名時，或許已不存在多大意義了。凌晨3點，絕大多數選民猶在夢鄉，麥戈文發表了他的接受提名的演說，這就進一步降低了此事的意義。此後不到12個小時，他在楓丹白露飯店的楓丹廳會晤了民主黨全國委員會成員，一系列災難中的第一樁於是便發生了。麥戈文一上來就宣布勞倫斯·奧布賴恩已經“決定不願繼續擔任黨的主席了”。這並不確實，奧布賴恩是願意繼續留任的，在場的許多人都知道這一點。瓊·韋斯特伍德夫人被挑選出來當新主席。麥戈文提名皮埃爾·塞林格任副主席。查爾斯·埃弗斯站起身來說：“既然我們要按麥戈文規定辦事，我要……強烈主張，我們既有婦女擔任主席，那我願意提名一位黑人來擔任聯合主席或者副主席。”他於是就提名一個不知名的黑人——麥戈文接著說他對此並不反對，這樣就當眾把塞林格給否定了。
倒霉的皮埃爾隨後又被耍了一回。同一天的晚些時候，麥戈文要他充任自己的代表，去巴黎同北越人會談。塞林格便飛往法國，不料此事泄漏出去讓合眾國際社知道了，於是麥戈文向報界發表聲明說：“皮埃爾·塞林格並沒有得到我的任何指示。他告訴我，他要去巴黎，他還說，他在那裡的時候，可能對談判情況做出一些判斷。但是，我壓根兒就沒有給過他什麼指示。”吃過這虧的人不止一個，其中之一便是充當過麥戈文與河內之間的聯絡員的戴維·德林杰。指責尼克松不誠實的候選人，自己也在迅速地喪失掉自己的信譽。
接著，伊格爾頓事件爆發了。麥戈文正開始在黑山飯店度競選前的假期時，記者們獲悉他的競選夥伴，密蘇里州參議員托馬斯·伊格爾頓因精神病曾兩度住院治療，並用電休克療法。到那時為止，誰也還不能說要這位候選人對這一不幸事件負責。他在挑選伊格爾頓做競選夥伴時，並不知道此人有這種病史，而且，曼凱維奇曾經問過伊格爾頓有無不可外揚的醜事，答復是沒有。這位密蘇里州人這一點是不對的。美國人對精神健康狀況非常無知，一個從政的人只要有輕微的憂鬱症病史，就被剝奪競選全國性公職的資格，而一個要接受電休克療法的人，他的病情是不會輕的。解決辦法顯然只有讓伊格爾頓體面地自己退出競選。麥戈文卻沒有這麼辦。
相反，他發表了一項聲明，說他“百分之一千支持湯姆·伊格爾頓”，並且“無意讓他退出競選”。黑山飯店的油印機餘溫未散，國內最開明的報紙：《紐約郵報》、《華盛頓郵報》及《紐約時報》都表示伊格爾頓非下台不可。一位知名的紐約民主黨人馬修·特羅伊，本來是一貫堅決支持麥戈文的，現在報上引用他的話說：“我有九個孩子，我不願見到他們，因為有個精神狀態靠不住的人有可能當總統而被毀掉。”民主黨總部，信件、電報、電話紛至沓來，要求副總統候選人退出競選，這時總統候選人決定不再百分之一千地支持他，同意讓韋斯特伍德夫人在“會見報界”節目上說，如果這位密蘇里州人退出競選，實屬“高尚之舉”。但是麥戈文在見到伊格爾頓時卻又對他說：“湯姆，相信我，她當時要去講些什麼，我可完全不知道。”他的競選夥伴回答說：“別糊弄我了，喬治。”據伊格爾頓說：“喬治假笑了一下。不是暗自心喜的微笑。不是稍感惱怒而皺眉頭，就是假笑，就是那麼一個表情。”7月31日，伊格爾頓的名字從選票上劃去。後來在包括馬斯基在內的五位民主黨人都拒絕出來頂替他後，薩金特·施賴弗終於答應下來。這一插曲在總統競選史上可說是具有災難性的事件之一。麥戈文再也無法挽回此事所造成的影響了。
民主黨的競選運動從此開始江河日下。總統候選人這時才極力討好林登·約翰遜、戴利市長、有組織的勞工和猶太人，希望得到他們的選票。但為時已晚，他們都會極為冷淡。他設在華盛頓的總部已四分五裂，重要信件無人回复，演講約會一一取消。有名望的民主黨人前來幫忙，卻遭到粗魯的青年志願人員的侮辱，全被打發走。曾經有一度(在5月)，在民意測驗中麥戈文與尼克松相差不出5%。到了7月，民主黨舉行代表大會的那個月，麥戈文落後了20%。伊格爾頓事件發生後，他更落在後面了。 10月間，他在全國來回奔忙，飛行航程6.5萬英里，稍有進展。但也不過曇花一現。大選前夜，蓋洛普和哈里斯兩家的民意測驗，預言尼克松將得61%的選票，麥戈文39%。實際結果是60.7%比37.5%，其他候選人的零星選票占1.8%。
尼克松贏得了49個州；僅馬薩諸塞州和哥倫比亞特區倒向麥戈文。但這還不是全部情況。參加投票的選民是24年來人數最低的。在全國登記的選民中，只有55%投了票；其餘的人，大概對這兩位候選人都表示反對。總統雖然得到了一次歷史性的選舉勝利，可是他的黨卻幹得不好。民主黨國會候選人在眾議院中比共和黨多12個席位——不是他們為控制眾議院所需要的41個席位——在參議院中增加2個席位，兩黨相比成為57對47，同時另外多得了1個州議會的領導權。
麥戈文說，他並不洩氣。他的中心問題一直是越南戰爭，他相信他為結束這場戰爭已做了不少工作。他在承認失敗的同時，對他的工作人員說：“我希望諸位人人都記住，如果我們把和平的日子哪怕只推近了一天，那麼，在這次競選中花費的每一分鐘、每一小時和所作每一個艱苦的努力，對於我們所作的全部努力都是有價值的。”這是在盡可能地為自己的失敗貼金。當然並非人人都同意這種看法。馬奎斯·蔡爾茲說，這是“美國歷史上最令人不快的選舉運動之一”。不難理解，尼克松是不會這樣看的。他在華盛頓的肖爾哈姆飯店會見他的支持者時說：“我還從來沒有在一次全國性選舉後這麼早上床睡覺。”當他轉身離去就寢時，他們發出了震耳欲聾的歡呼，齊聲高叫“再來四年”!在場的全是共和黨內第一流的人物，修飾入時、衣著講究。電視觀眾當時無從知道這些頭面人物中有一些實際是重罪犯人。
在一次談及水門事件時，麥戈文曾稱尼克松政府為“歷史上最腐敗的”，但是蓋洛普民意測驗在10月報導說，僅有半數選民聽到過潛入水門事件。在這些人中，五個里有四個人並不認為因此就應投民主黨的票。蒂特的測驗發現僅有6%的人認為總統曾參與其事。其他人則傾向於責備爭取總統連任委員會——由此可見共和黨領導在白宮以外建立一個爭取總統連任總部是何等明智。這是一種錯覺，重大的競選決策都是在賓夕法尼亞大道1600號做出的。尼克松周圍的人繼續更深地捲入水門事件的掩蓋活動，根據後來在歐文委員會上所作的證詞，這一活動的過程如下：
約翰·迪安在見過亨特保險櫃裡存放的東西後，他的迫在眉睫的問題，是如何把這些東西處理掉。他同埃利希曼商量此事，後者建議他“銷毀文件和沈掉公文包”。埃利希曼說：“你夜裡開車回家時不是要過河嗎·你過橋的時候把公文包扔進河去好了。”迪安指出，這可不是那麼簡單的事；白宮僱員中，看到過保險櫃裡一部分東西的人實在太多，其中也有他自己的助手。埃利希曼的解決辦法是，把帕特里克·格雷叫到他的辦公室來。從埃德加·胡佛5月去世以來，格雷便是聯邦調查局代局長。 6月28日，水門竊案發生後11天，迪安便在他辦公室把這些碰不得的材料交給了他，他稱它為“政治炸藥”，“永遠別讓它再見天日了”。格雷一直把它保存到年底——可能有意留著等萬一總統不推薦他正式任局長，就可用來對白宮訛詐，後來同聖誕節掃除去的廢物一起燒掉了，這就注定他最後只能落得個不光彩辭職的下場。
白宮在同一周內力圖用“國家安全”這件外衣掩蓋水門事件的部分情節。總統本人也參與了這一活動；後來為了表明他有理由應過問其事，他說：“我得知，中央情報局有可能也以某種方式參與了這件事。”他擔心的還有，亨特在“管子工”裡扮演的角色有可能暴露，這樣另外一些微妙的“國家安全問題”，很可能包括夜間潛入埃爾斯伯格的精神病醫生的辦公室一事在內，會全給揭露出來了。中央情報局局長理查德·赫爾姆斯及其新任副手弗農·沃爾特斯將軍被叫到白宮去，在那裡，霍爾德曼對他們講，民主黨總部的闖入事件，使尼克松感到為難。他說，“總統的意思”希望沃爾特斯向格雷建議，拘捕五名闖入者就“足夠了”，沒有必要再作任何進一步的調查，“尤其是在墨西哥”——這指的是競選捐款在存入巴克在銀行里的戶頭時所經過的路線。
在6月26日和6月28日的會上，迪安向沃爾特斯提議，要中央情報局給五個在押者出保釋金和付工資。將軍說，他認為這不是個好主意，這樣做會有損於該局“超政治”的聲譽。沃爾特斯去找了格雷，但是沒有照白宮的建議辦；相反他警告格雷，總統的助手們為了某種可疑的目的想同時利用中央情報局和聯邦調查局。格雷已經知道此事。除了親身經歷以外，他並開始覺察到從下面來的壓力，聯邦調查局裡下屬人員都在對他說，已有掩蓋活動在進行之中，要求他去警告總統。 7月6日，格雷打電話給總統，請他注意：“您的部下在利用中央情報局和聯邦調查局，並且把中央情報局對聯邦調查局想要調查的人有無關係問題攪亂，這會對您造成致命的傷害。”在沉默片刻以後，總統說：“帕特，你繼續放手進行你的徹底的調查吧。”便將電話掛斷了。
水門捕人至今已將近三星期了，掩蓋闖入事件的遺留痕蹟的活動正在全力進行。格雷放了一炮但並未看到什麼結果，竟讓自己受了迪安的騙。這位總統的助理竟得到允許在聯邦調查局調查八名白宮助手時參加進去，聯邦調查局關於水門事件的報告大約有八十來種都給過他一份。此外，他還勸說彼特森，不要叫白宮班子裡的五個成員——科爾森、揚、克羅、斯特羅恩和德懷特·蔡平——出席正在調查水門事件的聯邦大陪審團的審訊。他們可以另外在一間屋子裡提出證詞，這樣陪審團就不能問他們問題了。也正是在這個時候，彼特森的上司克蘭丁斯特向公眾保證說，司法部對闖入事件真情的追查，是“自肯尼迪總統被刺案以來所進行的一次最廣泛、最徹底、最全面的調查”。
8月29日，尼克鬆自己也提出了一些保證。他告訴全國人民，除了給予聯邦調查局所需要的一切協助外，他自己也在進行調查：“在我們自己的班子內部，在我的指導下，總統顧問迪安先生已在對一切線索進行全面調查，看看任何白宮的成員或任何政府官員有無捲入的可能。我可以明白無誤地說，他的調查表明，白宮班子中，本屆政府中沒有一個現在受僱用的人捲入這一荒唐事件。”迪安在廣播中聽到這話，大為震驚。他只不過執行霍爾德曼和埃利希曼的指示。他根本沒有進行什麼調查，沒寫過任何報告，甚至也沒有見過總統(一年以後，白宮承認此事，說尼克松是由於得到了埃利希曼的“保證”才有這樣的信心的)。
總統在上述那份聲明中說：“在這類事中，真正令人痛心的，不在於發生了這類事，因為在競選中一些過於熱心的人總會做些錯事的。如果你企圖把這類事掩蓋起來，那才是令人痛心的。”當然，這恰恰是他們正在幹的事情。約翰·米切爾正在主持會議討論如何掩蓋的戰略，開會地點先是在他的辦公室裡，7月1日以後，他在馬莎的要求之下辭去爭取總統連任委員會的職務，便改在他的水門公寓的套間裡。在與會的人中間，有拉魯，司法部助理部長馬迪安和傑布·馬格魯德。有一次，馬格魯德自願替他們所有的人承擔罪責。大家對此事作了認真的考慮，但是最後認為，由於他無權批准利迪所花的大筆款項，他的自稱有罪只會把米切爾牽連進去從而危及尼克松重新當選。
因而他們決定，把利迪以後的線索掐斷。這個人雖然脾氣很古怪，卻很可靠；他不會隨便講話，他們可以圍繞他編出一套能自圓其說的遁辭來，交給他的正當用途的款項的數目加以誇大，說他自作主張把這筆錢用於搞潛竊活動。馬格魯德的一名助手，巴特·波特同意出面作偽證。他將說明，他曾交給利迪10萬元，用於打入反戰激進分子的組織。但有一件事不好辦。爭取總統連任委員會司庫休·斯隆是個誠實人。 4月間，他曾問過斯坦斯關於利迪的大筆預算的用途。 (斯坦斯回答說：“我不想知道，你也不必過問。”)現在，馬格魯德告訴他，他們要改動錢數，說利迪只拿過7.5萬或8萬元，這時，斯隆回答說：“我可不打算作偽證。”馬格魯德說：“你可能非做不可。”
斯隆以為在爭取總統連任運動的領導人中，做事謹嚴認真的人不止他一個，因此多次試圖警告總統的幾位助手說，在賓夕法尼亞大道1701號有些事情非常不對頭。他先去找蔡平，蔡平勸他去休假，並說：“重要的是必須保護總統。”接著，斯隆去見埃利希曼，建議讓一個局外人來調查這個委員會。同斯坦斯一樣，埃利希曼說：“別把詳情告訴我，我不想知道。”末了，在聯邦調查局人員已守候在他的辦公室裡要詢問他時，他跑去求米切爾給他出主意。這位前司法部長說：“事情難弄的時候，難弄的人得走。”斯隆得走，他沒有選擇的餘地。斯坦斯對聯邦調查局人員說，他已經辭職了。
9月15日，大陪審團對亨特、利迪以及在民主黨總部被逮住的五個人起訴，此外再無別人。追查就到他們為止，因此，總統大大地鬆了一口氣。那天下午稍晚一些時候，迪安被召到橢圓形辦公室，尼克松和霍爾德曼對他頗為熱情。迪安後來在歐文委員會前作證說，尼克松說，他希望在選舉前不會進行審訊，並且要求迪安搞出一份找政府麻煩的人的名單，因為他打算在選舉後讓他們日子不好過。主要的眼中釘依舊是《華盛頓郵報》，該報於10月10日報導說，水門竊案是“在白宮官員和爭取總統連任委員會指揮下進行的……一次大規模的政治偵探和破壞活動”的一部分。爭取總統連任委員會總部迅速而憤怒地做出了反應。米切爾的繼任者克拉克·麥格雷戈說這篇報導“惡意可鄙”。另一位委員會發言人稱它為“集荒謬之大成”。斯坦斯認為，那是“一堆毫無意義的謊話”；羅納德·齊格勒則說，這是“最荒謬的新聞報導”。普遍認為，他們表示憤慨是理所當然的。在尼克松任總統期間，公眾對第四等級指新聞界。 ——譯者的尊重一落千丈。具有像徵意義的是，那年夏天最高法院以五票對四票——多數票中四個人是這屆政府委任的——做出裁決，法官和大陪審團可以要求新聞記者講出他們的消息的秘密來源。美國公民自由聯盟宣稱：“在相當短的時間內，美國的新聞界從許多人認為是極為安全的地位轉移到了極為軟弱的地位。”造成這種情況的人們，現在受到了有力的報導的威脅。他們的反應是煽動他們自己在公眾思想中造成的對“輿論界”的懷疑。他們所得到的是暫時的勝利，最後卻丟盡臉面。
一件意外事使他們更接近於徹底敗露了：在12月8日那個多霧的下午，2點27分，美國航空公司的553次班機抵達芝加哥米德韋機場，它在離跑道一英里半的地方墜毀，45位乘客中有30人死亡。死者中恰好有霍華德·亨特太太，事故調查人員在她的手提包裡發現了1萬元的現款。她的家人說，她攜帶現款專程去買下一家假日旅店的營業權的。當局感到奇怪的是，她這錢是從哪裡來的·亨特家一向很拮据。亨特自己曾經非常想要買下華盛頓一家廣告公司的合夥權，始終未能湊足所需的2000元的現款。現在在他妻子屍體上卻發現了不算太小的一筆財富，全是100元一張的鈔票——正好同水門事件那五個人的一樣。
這筆錢是買人緘口的錢，而且不止這一筆。水門捕人事件後11天，米切爾主持對策會議，決定籌一筆經費，用迪安的話說：“以換取在獄的那幾個人的緘默。”赫伯特·卡姆巴克是第一個被分派這項任務的人，雖然並沒有把全部事實真相告訴給他。他從洛杉磯乘夜航機於第二天一早到達華盛頓，在拉斐特公園裡一個接頭地點，聽迪安簡要地向他交代了一番之後，他便打電話給斯坦斯，讓他送來從競選基金中提出的7.51萬元，全都是現在到處發現的百元鈔票。在此後的兩個月內，卡姆巴克共拿到21～23萬元，其中15.4萬元給了多蘿西·亨特。這位加利福尼亞人對這種做法是否正當感到不安，便於7月26日去找埃利希曼。他一上來就說：“約翰，我要看看你說的是不是實話。”他說，他想知道，迪安是否有權給他作那些指示，以及這樣做到底對不對。據他講，埃利希曼的回答是：“赫布，約翰·迪安有這個權力，這樣做是正當的，你幹下去吧。”
8月底，卡姆巴克無論如何也不干了，拉魯成了新的財神爺。付給水門事件被告的錢總共在42.3～54.8萬元之間，其中的大部分都是通過亨特太太的手轉交的。實際送款，或者照他自己的說法，送“該洗的衣服”的人，托尼·烏拉塞維奇說他已肯定感到“這裡有些事是不干不淨的”。說句老實話，爭取總統連任委員會正在被人敲詐勒索。亨特在出事後不久，給迪安送去過一封黑信：“作者有一部劇本的手稿要出售。”後來，據麥科德講，亨特說，除非他妻子的要求得到了滿足，他就要“讓白宮全部暴露出去”，提出“可以使總統遭到彈劾的材料”。他不但要錢，而且還堅持要得到總統給以特赦的保證。科爾森通過亨特的律師對他作了“一般保證”。作為交換，亨特同意伏罪，並向報界宣布，他不知道“更上面”有任何人捲入此事。
掩蓋策略看來似乎已奏效。而實際上卻已快拆穿了。即將拆穿的關鍵是麥科德，他感到應繼續忠於他的老機構——中央情報局，或者如他和其他內部的人所稱的——“公司”。 6月30日，在總統的助手開始試圖使中央情報局陷入掩蓋策略的羅網的那一周內，麥科德寄給赫爾姆斯一封未署名的信，答應隨時跟他通消息，在信的收尾處寫道：“我將不時告訴你會感興趣的情況。”這是他寄給這位局長的七封匿名信中的第一封。緊跟著他於12月22日又寫了一封，警告中央情報局保安處一位老朋友說：“有很大的壓力企圖將全部活動的責任推給公司。”他又於同一周內寫信給約翰·考爾菲爾德：
親愛的傑克：
很抱歉，我不得不告訴你，白宮已決意要讓中央情報局承擔水門事件的罪責。如果他們繼續這樣幹下去的話，怕不免火燒城門殃及池魚的。整個事情現已面臨千鈞一發之際。告訴他們，如果要把事情搞糟的話，他們現在這樣幹倒是對的。很抱歉，你也會遭殃的。
信上沒有署名，但署名是不必要的。考爾菲爾德到處散佈說，麥科德打算把真情全都供認出來，但有人作了瘋狂的努力要讓他改變主意——保證給他的家庭經濟上的幫助，總統特赦，出獄後為他恢復名譽，給他安排工作等，甚至使麥科德認為是受到考爾菲爾德的生命威脅：“你明白，如果政府被逼入絕境的話，它是要採取自衛措施的。”麥科德回答說：“各種風險我都已經想過了，到時候，我準備冒一切風險。我這一輩子已經活夠了，我的遺囑都已經寫好了。”考爾菲爾德說：“除你以外，誰都非常聽話。你沒有按計劃行事。你保持緘默吧。”但是這個老特務不想再管它什麼計劃不計劃了。他主意已定。他在法院審訊結束時寫給約翰·賽里卡法官的一封信(這封信在該案審訊即將結束時曾在法庭上宣讀)說，“審訊期間並沒有指明其他捲入水門行動的人”，“審訊期間，有人作偽證”，“有人使用政治壓力迫使被告服罪並保持緘默”。此事轟動一時，是美國司法史上最重大的時刻之一。尼克鬆的總統職位隨之開始崩潰。
總統爭取連任的競選運動在最後幾天內由於從亨利·基辛格那里傳來振奮人心的消息而取得了很大的進展：他同河內的首席談判代表黎德壽在巴黎會談中已取得了突破。 10月8日，北越人不再堅持罷免阮文紹和在西貢設立聯合政府了。 18天以後，基辛格在一次電視記者招待會上說，再開一次會，便能達成最後的協議。他說：“和平在望了。”
但事實並非如此。 10月23日，白宮宣布，停戰協定的簽字要延期，因需要舉行新的會議，以“澄清”某些問題。發生困難的原因看來至少一部分來自西貢方面，南越外交部長陳文林抨擊即將達成的協定是“不能接受的”。阮文紹說，這等於“讓南越人民向共產黨投降”。阮文紹發誓說，如果有必要，他的國家將單獨繼續作戰。
當基辛格試圖重新談判某些敏感問題時，河內譴責華盛頓言而無信，要求按原來談妥的條款簽署協議。美國人拒絕了這一要求，於是黎德壽盛怒之下開始就諸如國際停戰監督小組的規模和——對於美國來說至為重要的——遣返美國戰俘等問題提出反建議。基辛格宣稱，對方是有意“一個接一個提出瑣碎的問題”，河內派出的小組試圖“在改動文字的掩飾下”做出實質性的改動。
據報導，總統對越南兩方都很惱火；怨西貢執拗頑固，認為河內說過的話不算話。 12月14日，基辛格絕望之下離開巴黎，尼克松給北越總理範文同發電報，警告他除非在72小時內恢復認真的談判，他將重新在海防港外布雷，並使用包括B-52、FO4鬼怪式和海軍戰鬥轟炸機在內的美國空軍威力。柯蒂斯·李梅將軍曾經建議把越南炸回到石器時代去，而總統顯然也有類似的想法。這可不是沒分量的威脅。總統的空軍將領們向他保證，在兩星期內他們可以對敵方本土進行飽和轟炸，投擲炸彈的總噸數要比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幾乎全部大規模空襲中的投彈噸數還多。此外，在其規模上這將是前所未聞的最大的恐怖轟炸。 B-52就能確保這一點。這種飛機根本不可能進行定點轟炸。每一架B-52機腹內載有40噸炸彈。飛行時以三架為一“小組”，每一小組向一個一英里半長、半英里寬的“方格”內投擲它的炸彈。到目前為止，這種飛機還沒有用來襲擊過城市。如果它們在河內上空投彈的話，使平民遭受大量傷亡將是不可避免的。
72個小時過去了。範文同沒有答复，尼克松向關島和泰國的美國空軍基地和東京灣里的美國航空母艦發布命令：開始閃電攻擊。結果是美國捲入越南的漫長歷史上的最殘酷的一章。河內遭到了各種類型的美國飛機在各種氣候條件下進行的晝夜不停的連續轟炸。美國飛行員使用了100架巨大的綠、棕兩色的B-52，僅在第一周內就出動了1400架次以上。美國人全驚呆了。僅在幾天之前——實際上直到12月中旬——他們還一直在盼望著美國完全擺脫印度支那，期待著美國戰俘(其中有些人已經被俘將近十年了)能夠回家過聖誕節。現在他們見到的卻是這種令人目瞪口呆的180度轉變。總統也沒有對他們進行解釋。過去，尼克松同他的前任約翰遜一樣，總是出現在電視上，宣布他在越南採取的新的行動。現在他根本無意為自己的行為申述理由了。惟一出來表明態度的白宮官員是齊格勒。他對記者說，轟炸“將繼續到達成解決辦法的時候”。
五角大樓提出許多軍事目標：停車場、交通塔、發電廠、倉庫、橋樑、鐵路、船塢、工廠、公路、兵營、供給站、飛機著陸場以及高射砲和地對空導彈陣地。但是大部分目標都是北越城市中人口稠密的地區。例如河內熱電廠就在距市中心僅僅一千碼的地方。駐河內的外交官和外國記者發出報告，詳細描述了這個遭浩劫的城市。城裡沒有電，並經常缺水。周圍一大片地區佈滿了大大小小的彈坑。學校變成了冒著煙的大坑。瓦礫堆裡到處是炸碎的練習本。父母拼命地在碎裂的水泥板間尋找他們的子女。
在河內郊區太原，幾乎有一千平民死傷，棺材堆置在街角上。白太肺結核醫院被夷為平地。白梅醫院也是如此，醫生從廢墟里把病人背出來。一家藥房被炸毀。一個炸彈落在一所戰俘營裡——此事激怒了尼克松，據報導說，他責罵北越人不該把戰俘安置在導彈會落下來的地方。波蘭貨船約瑟夫·康拉德號被炸沉在河內港口內，炸死水手三人；還炸壞了一艘俄國船和一艘中國船。為這些違法行為道歉的國務院人員都非常生氣。一位美國外交官憂鬱地說：“照這樣幹下去，到聖誕節前夜我們該去炸河內的天主教堂了。”
實際上，尼克松宣布聖誕節前後停戰36小時，但是這段時間一過，死神又光臨了。牆上依舊有北越人用白堊寫的：“我們要替被美國人屠殺的同胞報仇”和“尼克松，你必須償還這筆血債”。這只是一種無可奈何的表示而已。白宮遠在7000英里外，最後一批美國地面部隊不久便將撤離印度支那了。北越惟一可以用來抵制暴行的人質是被他們抓住的美國飛行員。在這次閃電轟炸之前七年內，B-52出動過10萬架次，被敵人炮火擊落的僅一架。而現在河內已擁有世界最強大的高射砲防空能力，僅在1972年的最後這兩個星期內，他們的憤怒的砲火便擊落了16架這種空中無畏戰艦，一架就值1500萬元。更重要的是，98名飛行員被俘。美國在東京灣地區上空的猛烈轟炸，增加了在巴黎的賭注。無論基辛格還是黎德壽，他們身上的壓力都更大了。
另外還出現了一些和平的因素。尼克松(這還不是最後一次)錯誤地判斷了公眾在道義上憤慨的限度。詹姆斯·賴斯頓把大規模轟炸稱做“抽風的戰爭”。俄亥俄州共和黨參議員威廉·薩克斯比原曾支持尼克鬆的越南政策，現在也出來反對，說他“作為一個美國人”感到不安，並且認為他的同胞都會有“同感”。在歐洲，反應更為尖銳。倫敦的《每日鏡報》說：“美國恢復轟炸北越，引起全世界的反感。”在巴黎，《世界報》把這次空中進攻比做納粹在西班牙內戰時夷平格爾尼卡的罪行。瑞典首相奧洛夫·帕爾梅更不留情，把它與德國滅絕猶太人的行為相比。這激怒了美國政府，它把瑞典大使召來提抗議，但是所有西方國家的政府，反應都幾乎同樣強烈。
如果說華盛頓低估了盟國的不滿情緒的話，河內則是高估了共產黨世界的憤怒程度。莫斯科和北京的評論都是敷衍了事的。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在蘇聯50週年國慶的講話中，對於B-52的轟炸的態度真是再溫和不過了，他還很顯眼地派他的孩子們參加美國大使館的招待會，去與特里西婭·尼克松·考克斯和她的丈夫相見。俄國人與中國人都力勸北越人同美國人取得諒解。美國已失去了反對“解放戰爭”的熱情，蘇聯和中國對這些戰爭的支持也不如從前熱心了。與其說是轟炸，也許反倒不如說是這一原因，使河內發出了要求重新會談的緊急信號。 12月30日，白宮宣布暫停轟炸，再度安排基辛格和黎德壽在1月8日會談。阮文紹派了兩名外交官到華盛頓，揚言要反對任何不符合他的要求的條約，此時，尼克鬆的反應是派出亞歷山大·黑格將軍帶了一封致阮文紹的信前去西貢，內容實際是要他免開尊口，這一點已足以表明美國謀求解決問題的決心了。
基辛格隨即挾著裝有新建議的公事包奔波於巴黎和比斯開灣之間。 1月底，當兩個談判者在42個月中舉行第24輪會談時，他們終於取得了突破。大家原估計將還需兩天的討價還價，但是最後的諒解僅在四小時內便達成了。在巴黎古老的美琪飯店牆上掛著絲絨的大會議廳裡，宣告了戰爭的正式結束；華盛頓、河內和西貢同時廣播了這一消息(基辛格說，光是完成那一套程序，“便使我們大家都老了幾歲”)。尼克松總統帶領全國做禱告，大力讚揚“在各國歷史上最無私的事業之一中”在越南服役的250萬美國人。他宣稱，他取得了“光榮的和平”。
但光榮二字實在無從說起。基辛格很明白這一點。在向報界發表的經過深思的簡單談話中，他說：“到現在，看來已很清楚，在這場戰爭中，誰也不能說只有他痛苦，或者說只有他最有遠見。”他根本沒提什麼光榮，或英勇，或榮譽或任何其他與這場衝突毫不相干的有關武功的辭藻。他說：“在醫治印度支那的創傷的同時，我們可以著手醫治美國的創傷。”這話說到點子上了，因為那正是當時美國的問題。美國在陣亡大約4.6萬人、受傷30萬人和花費了1100億元之後，作為戰爭的直接結果，他們面臨著一個嚴重的國內問題，一種精神上的沈痾。在麥克盧漢式的全球村加拿大作家，由於電視的發達，他稱世界是個小村莊。 ——譯者裡，要使一個遙遠的國度成為廢墟，而又不使美國遭受嚴重創傷，那是不可能的事。除去人力物力的損失以外，受傷的還有：美國公眾對總統職位的尊重，因為它使美國進入了這場戰爭；美國公眾對國會的尊重，因為它曾繼續不斷為這場戰爭撥出巨額款項；美國公眾對法院的尊重，因為它沒有裁決這場戰爭為不合憲法；美國公眾對民主制度本身的尊重，因為，事實證明在影響決策者方面，它實際不起作用，因而已經墮落成街頭的混亂了。賴斯頓就停火一事寫道：“由於這場戰爭的影響，美國人對權威的尊重已是一落千丈了，這不僅包括對政府行政權威的尊重，而且包括對學校、大學、報界、教會，甚至家庭的權威的尊重……美國生活已經發生了某種變化——這些變化現在還沒有為人所理解，或沒有形成一致的看法，這變化是前所未有的，重要的，也或許將永遠持續下去。”
在停戰的一周內，麥迪遜廣場花園發生了一場丟人的爭吵，爭吵的問題是在體育比賽前是否演奏樂曲《星條旗歌》。同一時候，教師罷教像新發生的流行病傳遍全國，使教學活動全部停頓。這在上一次美國精神大考驗的大蕭條期間，都是不能想像的。當時，星條旗飄揚在一個比現在要窮得多的國土上空，當時的美國存在著許多物質上的苦難。教師在那場經濟危機中屬於受害最深的一部分人。付給他們的報酬往往是不值錢的臨時通貨，或甚至分文不給，有些人只能同挨餓的孩子分食極少的一點食物。但是在那個紀律嚴格的社會裡，教師罷教，猶如不尊重國歌一樣，是不能想像的。這並不是說那時的美國是一個比較好的國家，顯然不是這樣。這只表明，當時的美國是另一個國家，住著與今天不同的另一些人民，他們所面臨的挑戰是與70年代的挑戰全然不一樣的。
或許這正是亨利·亞當斯在本世紀初所寫的一段話的意思，他認為20世紀的美國人要經受的考驗，將是他們的適應能力。變化是美國歷史上的一個永恆的主題。美國是世界上惟一的一個國家，為變化本身而崇拜變化，把變化和進步看做是同一回事。林登·約翰遜在1965年曾說：“我們需要變化。我們需要進步。這是我們的目標。”
但是，如果說這是美國民族性格的一個方面，它也還有另一個方面，與此完全針鋒相對的一面，這一方面在越南戰爭結束時又重新抬頭了。那就是渴望拋棄現在，恢復那尚未完成的過去。約翰·布魯克斯曾說：“美國有一個古老的習慣，喜歡留戀剛剛失去的好夢，決意下一次要把它追回來。”這是在美國文學中常見的主題。最容易想到的是威拉·卡瑟的迷失的小姐和羅伯特·弗羅斯特的《沒走的一條路》。托馬斯·沃爾夫寫道：“我們一言不發地回憶著，一邊尋求已被遺忘的偉大的語言，已迷失的通往天堂的路口，一塊石頭、一片樹葉、一個未找到的門。在什麼地方·什麼時候·呵，迷失的，因風而悲傷的幽靈，回來吧。”因此，在干預了國外衝突1/3世紀之後，美國人民再次把注意力轉到國內來了，他們要在與世隔絕中尋求安慰，在孤立中尋求復興。斯科特·菲茨杰拉德在他最優秀的小說的結尾中寫道：“所以我們掉轉船頭，逆時代潮流而行，不間歇地向過去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