肯尼迪總統在他的就職演說中集中談外交問題，而約翰遜總統的四千字的就職演說(他在發表這篇演說時講得那樣緩慢和字斟句酌，以致一位觀察家說聽起來好像這位總統是在向一個石匠進行口授)，卻幾乎完全沒有提到國外的事情。他的第二份國情咨文也是如此，越南問題一共只用了131個字。想到即將出現的情勢，他那樣強調經濟問題是很奇怪的(“去年我們消除聯邦政府的浪費，節約了將近35億美元。〔鼓掌〕今年我打算還要節約得更多一些。〔熱烈鼓掌〕”)。約翰遜說他希望將來人們會永遠記得，他是一個“熱心教育的總統和關心健康的總統”。他打算要完成“新政”和“公平施政”的未竟事業。
他也打算忠於肯尼迪的事業。他從“新邊疆”繼承下來了四大法案：民權法案、減稅建議、醫療補貼和聯邦政府對教育事業的補貼。前兩項得到優先的處理，但在他的誘導下，全部法案都在國會獲得通過。醫療補貼之戰是作為議會老手的總統和美國醫師協會在國會的神通廣大的遊說集團之間的一次引人注目的交鋒。 1945年，杜魯門總統曾經親自出席了一次國會聯席會議，要求制定一項全面的醫療保險計劃，美醫協狠狠地打敗了他，使他耿耿於懷。此刻，在五屆總統和16屆國會之後，美醫協的醫生們提出了由私營保險業來主辦的所謂“更好醫療”的自願參加的計劃，而這是杯水車薪，無濟於事，因為從杜魯門年代以來，65歲以上的美國人的數目已增加了一倍多。
為了與約翰遜戰鬥，美醫協僱用了23名專職在國會進行遊說活動的人員，每天花費五千美元作為活動經費。總統則以親自打電話和邀請到白宮做客的方式來回擊。他威脅利誘，軟硬兼施。就在約翰遜要求制訂醫療補貼計劃後的204天，1965年7月30日，他在杜魯門故鄉獨立城簽署了這個法案，簽署時，81歲高齡的哈里·杜魯門佇立在側，喜形於色。 1966年7月1日，美國16萬名在醫院就診的年老病人得到了醫療補貼的資格。一位名叫尤金·施奈德的新澤西州65歲的刺繡工人，在那個星期五的12點零1分到紐約醫院治眼病，費用便是由社會保險署支付的，他和伊利諾伊州內皮爾維爾的羅伯特·艾弗里太太，成為第一批享受醫療補貼計劃的病人。美聯社的一項調查表明，該計劃使到醫院的住院病人增加了3%——一個星期大約有十萬新病人。
在他要求批准醫療補貼計劃五天之後，約翰遜向國會致送了另一有歷史意義的咨文：“實觀充分受教育機會”，要求為公立和教區學校撥款10億美元。為天主教教育事業提供聯邦款項是徹底改變舊傳統的做法，在眾議院必然要引起一場激烈的辯論。但是約翰遜深知，四千萬美國學童，有大約六百萬是在擁擠不堪的教區學校中就讀的；如果教會把它們推開不管，那就非得依靠公共經費來維持不可。再者，排斥它們已經開罪國會中的天主教徒議員，他們為了報復，已投票反對用聯邦經費資助公立學校。因此約翰遜決定一視同仁，而且他讓人們知道，他拒絕任何修正案，連一個逗點也不能改動。在第89屆國會，他要怎麼辦就能夠怎麼辦——戈德華特已開始把它叫做“靜電複印國會”——關於教育的這個議案於87天內在國會兩院均獲通過。總統把它叫做“我所簽署的最重要的法案”，簽字儀式是在他童年就讀過的得克薩斯州一所只有一間教室的校舍中舉行的，他的年已72歲的退休老師站在他身旁。
下一個是選舉權法案，這是對越來越高漲的民權運動的回答。 8月6日議案已準備就緒，只等他簽字了。到這時候，“偉大社會”的立法正接二連三地在國會通過——單是教育方面就已通過了四十多件法案，包括以24億美元補助高等學校，這比截至當時美國歷史上製定的全部教育立法還多。約翰遜提出的計劃還有：與心髒病、中風、癌症、水源污染、空氣污染、公路廣告牌、廢棄汽車場作鬥爭。國會建立了住房和城市發展事務部、國家藝術和人文基金組織和老年事務局等機構。高速地面運輸法為研究大規模交通問題打開了道路，移民局做了改革，大額削減貨物稅(達47億元)已經獲得批准。農業立法和市政工程與經濟發展法，使聯邦政府從30年代以來，第一次能夠在改變大地面貌的工作中發揮強有力的作用。
撥出九億多美元用於美國歷史最久的農村貧民窟阿帕拉契亞山區。新的經濟機會局在曾任和平隊首任負責人的薩金特·施賴弗的大力領導下，向貧窮宣戰。經濟機會局的一些計劃包括：“企業部門就業機會”，這個計劃是給長期失業者在謀職方面提供特別幫助的；“善始”計劃，是以貧窮家庭學齡前兒童為對象的，在實施這個計劃的第一年，就使其中的130萬名兒童的前途有了光明；“為美國服務志願隊”，這事實上就是國內和平隊；“街道青年隊”，給十幾歲的青少年提供了50萬個半天工作的職位；“跳班”，招收還未到上大學年齡的青年到大學上課；“地方行動計劃”，協調地方上的保健、住房和就業計劃，並為窮人免費提供法律上的諮詢；“撫育孤兒”計劃，收養無家可歸的兒童；以及設立安置印第安人、農業移民工、季節工等的機構等。
經濟機會局在華盛頓租賃了七層的辦公大樓，不滿的人稱為“貧窮宮”。共和黨明尼蘇達州眾議員艾伯特·奎伊說，經濟機會局幹的事情“可能不僅會成為一種國恥，而且會成為國禍。”理查德·尼克松說：“向貧窮宣戰可說是許願第一，政治第一，新聞報導第一，但成績最末。”甚至連施賴弗也只得承認經濟機會局計劃中搞得最成功的“善始”計劃，在一個州(密西西比)裡已被開後門、公私不分、濫用政府汽車和把補助款給甚至不在本州的人等等弄糟了。
但是時間對經濟機會局將是有利的，就像過去對羅斯福的工程興辦署那樣。在五年之內，向貧窮宣戰計劃就會起關鍵作用，使1300萬人民脫出貧困的境遇。另外，約翰遜任內的經濟繁榮也起了一定的作用。 “偉大社會”看來是快要來到了，美國人也似乎都表示領情；約翰遜在職的第二年末，民意調查的報告說，在他們三十年來的民意測驗中，還沒有一個總統在全國各處得到過如此堅強有力的支持。
他壓倒戈德華特的勝利，會誘使別的總統對國會採取粗暴的態度。約翰遜卻不是這樣的。他還清楚地記得，羅斯福在1936年獲得巨大勝利後，由於改組最高法院的計劃遭到失敗，使他的威信大損。約翰遜在1964年選舉之後說：“我里里外外，從小到大，觀察國會已有四十多年了，還沒有見過一屆國會最後沒有掂了當時與之打交道的總統的斤兩的。”他不要追求轟動一時的“一百天”，他說他寧願在議員們已有思想準備時才把每個法案送到國會去。他解釋說：“那就像一瓶威士忌酒。如果你一次只喝一杯，那很舒服。可是如果你在一個晚上把整瓶一飲而盡，那你就有麻煩了。我計劃一次斟一口，好好享受一番。”
最後結果極其驚人。當第89屆國會第一次會期在10月23日休會時，它已通過了政府提出的89件重要法案，只否決了2案：改哥倫比亞特區為自治區和取消塔夫脫-哈特萊法第14條第2款，此款規定各州有權禁止訂限期入工會制的合同主要指工會限製廠方僱用非工會會員的合同，廠方如僱用非工會會員則必須在規定的時間內讓他加入工會。 ——譯者——而這是因為國會方面根本沒有搞清楚總統是否真希望改變塔夫脫-哈特萊法。他滿可以為已有的這些成就沾沾自喜，但是他卻不然，永遠不以為滿足，他不停地想方設法要獨占新聞界的注意，使非議他的人轉變態度。
最令人莫名其妙的一件事是同蘇聯總理阿列克謝·柯西金在霍利布什舉行的一次最高級會議，霍利布什是新澤西州格拉斯博羅州立大學校長的石砌塔樓式住宅。所以選擇格拉斯博羅這個地方，是因為它恰好在華盛頓和紐約聯合國總部(柯西金那時正在這裡)的半道上。兩個領導人誰也不打算登門求教，那小小的校園就代表著一種妥協。兩位領導人沒有會談議程——實在也沒有什麼特別要商談的事情。事後，約翰遜說：“它有助於我們彼此採取說理的辦法。這就是我們去霍利布什的原因。彼此講道理就是霍利布什精神。”這種“交換意見只是再一次暴露出美國與蘇聯之間的深刻分歧”，此外也無甚可談。儘管如此，總統的威望仍有增無已。就憑這兩位擁有可由他們支配的核武器庫的領導人曾坐在一起談話這一事實，似乎就可以使人民感到放心。
但是也還有許多人感到不放心，這些人則以奚落的，甚至常常是蔑視的態度看待著約翰遜。在大城市的富有創造性的各界中和大學的教學人員中，憎惡約翰遜的人比比皆是。英國新聞記者亨利·費爾利在1965年訪問美國後寫道：“美國知識分子以辱罵約翰遜總統為樂事，使我感到不勝怪異和厭惡。”費爾利指出那些苛責是“人身方面的”，反映出一種“對這個人的過分挑剔的輕蔑……有一個人對我說，他是一個大飯桶……別的人說的也差不多，至多是沒這麼乾脆。”
他們中的一位最刻薄的批評者德懷特·麥克唐納，用“低級、粗野”來描述林登·約翰遜，而且造出“中庸崇拜”這個詞來嘲笑總統的淺薄趣味。麥克唐納和像他那樣的另外一些人還因為約翰遜夫人喜歡看電視節目《槍煙》而嘲笑她。他們還看不起約翰遜的許多方面：愛看新克里斯蒂演唱團表演一個名叫埃德溫·克里斯蒂的人在1842年成立第一個模仿黑人的演唱團，此後這類表演就沿用克里斯蒂之名。 ——譯者；要攝影師“照我的左側面”；不喜歡彼得·赫德給他畫的肖像；有一位把自己的名字露西改為露喜的女兒；把嚴肅的藝術家的作品稱之為“藝術化的”等等。他們的不滿蔓延到了為數要多得多的美國人中，後者原來只是模模糊糊地討厭約翰遜的江湖氣。另外有成百萬的人產生這種情緒是由於他們愛戴約翰·肯尼迪，至今還悼念他，毫無道理地認為約翰遜是一個篡位者。最後，除這些人之外，還要加上美國的廣大群眾，他們則是為大城市中黑人貧民區中日益升級的暴力行為和大學校園中日益增長的騷亂感到不安，甚或是感到受威脅。約翰遜堅持要包攬一切，自必使他成為眾矢之的，因此他們才集中火力轟他。
在1965年裡他在國會獲得空前的一連串立法勝利告一結束時，他住進貝塞斯達海軍醫院，做了一次膽囊結石手術。在恢復期中，他琢磨那些一直在折磨他的報紙和奚落他的人，“在那裡的那些人，”在惱怒中他脫口問道，“他們要什麼——他們到底要什麼·我給他們帶來了好光景，我給他們的好立法比誰都多，而他們在幹些什麼呢——攻擊和嘲笑!羅斯福能幹得更好嗎·還有人能幹得更好嗎·他們要什麼·”
參議員尤金·麥卡錫後來在使約翰遜得不到國會一致支持方面將起決定性的作用，他當時認為約翰遜是一位有點弄錯時代的總統，給一個國家開出了“新政”的藥方——社會福利立法，可是這個國家的困難卻不在此，他提出的這種看法，對上述這個謎提出了一半答案。但這種看法是值得商榷的，比如，說什麼60年代國內最大的挑戰不是貧困而是富裕。麥卡錫說約翰遜對自由派知識分子的情緒作了完全錯誤的估計：“他老對他們談他已獲通過多少多少法案——一篇流水賬，卻不知道他們對此已不再有多大興趣。”
約翰遜大為冒火，“他們知不知道只能得到我這樣的一個總統·”有時他還加上一句，“他們知不知道現在還在打仗·”
他們知道。這就是那個謎的另一半答案。
在東京灣事件之後，美國在越南的軍事活動暫停了一個時期，直到1964年11月1日西貢以北20英里的邊和機場遭到越共的一次厲害的砲轟為止。在這次攻擊中，美國軍事顧問5人死亡，76人受傷。在聖誕節前夕，游擊隊再度襲擊，在西貢布林克飯店放置了一枚炸彈，在那里美國人死2人，傷58人。林登·約翰遜的愛國本能一下子被激發起來。他在白宮跨著大步走著說，決不讓他們殺害我們在那裡的小伙子們，他說他們是對著美國國旗開火，他要讓他們知道他不是個“拿著雨傘的張伯倫式的人物”。顯然，北越人犯有侵略罪行。 (“侵略就是一國不讓另一國安靜。當此種情況發生時每個人都能識別。”)但是指望聯合國採取行動將是一個錯誤。 (“如果盡是些馬後砲的決議，頂個屁用。”)他不想被當做丟失越南的總統載入史冊。美國有力量教訓這些小瘦雞般的、衣著襤褸的共產黨人。關於東京灣事件的決議給了他使用力量的權力，假使越共不退回去，他就要那麼辦了。
困難在於決定究竟應怎麼辦。對這個不同一般的新的敵人，不能採取一般的軍事解決辦法。威力巨大的美國軍事建制，對他們那種打了就跑的戰術是根本用不上的。肯尼迪總統派了一支擁有四百人的特種部隊到越南去，這些人都是反游擊戰專家，但是參謀長聯席會議對於這些精選出來的彪形大漢沒有多大熱情。有一個時期，美國駐越軍事援助司令部裡有美國將軍百名以上，其中就沒有一個人曾在北卡羅來納州的布雷格堡受過反叛亂訓練。而所有這些將軍，誰也比不上駐越軍援司令部新司令威廉·蔡爾茲·威斯特摩蘭更是一個傳統軍人。
三軍參謀長要求的是猛烈轟炸北越。他們對白宮說，這樣會使敵人屈服，而且還會迫使他們走到談判桌邊來。顯然，約翰遜政府是極其主張轟炸的。為什麼會如此，那可不太清楚。兩個有影響的民主黨人喬治·鮑爾和約翰·肯尼思·加爾布雷思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曾參加過美國戰略轟炸效果調查組。這次調查發現盟國的轟炸不僅未能削弱德國的戰爭生產，反而加強了德國人民的同仇敵愾心。德國是一個高度工業化的國家。如果空軍在那裡沒有達到目的，那麼，用以對付一個落後的亞洲國家的經濟，其成功機會最起碼也是十分可疑的。
約翰遜的顧問們也並不都那麼相信轟炸。鮑爾和加爾布雷思就不相信，也遠不是只有他們幾個人。早在1964年，國務院政策計劃委員會關於轟炸問題進行了一次詳盡調查。結論是：轟炸北越不會有效果，甚至起不到給南越打氣的作用。繼約翰·理查森任中央情報局西貢站站長的皮爾·德席爾瓦認為炸彈是無濟於事的，威斯特摩蘭也是這種看法。這兩位西點軍校出身的人都知道，你如果派進飛機，你就需要派軍隊保護機場，因此決定轟炸就會使美國全面介入。早在1965年，西貢的中央情報局分析人員就這一問題又寫了兩份長篇報告。報告的中心思想是，放出轟炸機，結果將會不僅是枉費心機，它極可能引起北越軍隊經胡志明小道大規模滲透從而使我們自食惡果。
這總該促使白宮再斟酌一番吧。至少，總統也應該認真地聽聽勸他謹慎從事的意見。但是在反對戰爭升級的一些人的鴿派稱號開始傳開以後，他們卻發生了神秘的變化。在權力中心的會議廳裡，他們的人越來越少了。 1964年10月間喬治·鮑爾在國務院提出他的第一份反對美國進一步捲入越南戰爭的備忘錄時，他有很多同夥。後來，他的同盟者一個一個地被從關鍵性職位上調走或解職。到約翰遜就職時，羅傑·希爾斯曼、艾夫里爾·哈里曼、邁克爾·福雷斯特爾、保羅·卡頓伯格、威廉·特魯哈特都已離去。鮑爾孑然一身。曾經同意過鮑爾關於轟炸觀點的馬克斯威爾·泰勒仍在領導核心中，但是他已改變觀點。他現在也希望給空軍開綠燈。他認為在越南的美軍人數可以控制得住，而且不需要超過10萬人。
現在主要的白宮特別助理中只有一位仍然沒有表態。他是總統的國家安全顧問麥喬治·邦迪。 1965年1月27日，邦迪提議讓他作為總統的耳目去訪問一次越南。麥克納馬拉表示同意，約翰遜的安全事務助理在2月份的第一個星期裡飛往亞洲。這是一次關係重大的旅行。邦迪才華橫溢，閱歷豐富，但是他從未經歷戎馬生活。他對戰爭的了解是來自文件、報告和電影。污穢不堪、惡臭難忍的沙場生活，他是完全陌生的，而當他一接觸到這些，他就感到噁心。更重要的是，他見不得流血場面，而這是有決定意義的。
2月5日傍晚，當邦迪正在西貢參加洗塵宴會時，特種部隊第五分隊的傑西·派爾(加利福尼亞州馬里納人)正在波來古一個美國據點外的散兵坑中放哨，波來古是越南中部高原上的一個山城。到凌晨2時他還沒下班，那時，他卻看到穿黑衣服的黑影穿過矮樹叢朝著他在移動。派爾開槍射擊，越共游擊隊立即扔出了大批手榴彈，附近兵營中的美國人驚醒過來，也參加了戰鬥。波來古之戰激烈地進行了15分鐘。結果，游擊隊擊毀擊傷直升機16架、飛機6架。包括派爾在內的8名美國兵被打死，另外126人受傷。
關於波來古戰況的第一份報導於華盛頓時間下午2點38分送達總統。在舉行了四小時的國家安全委員會會議後，他命令三艘航空母艦上的海軍噴氣式戰鬥轟炸機攻擊17度線以北40英里的越共補給轉運基地洞海。他宣稱，美國在戰鬥中起的作用是否會升級，應由“北越侵略者來做出”決定。麥克納馬拉說：“我認為十分顯然這是對意志的一次考驗。”但是波來古之戰最出乎意料的結果是它對在那裡的總統國家安全顧問所發生的影響，他在探視傷員後臨走時感情非常激動。到他飛回國時已是一個鷹派了。總統對他說：“咳，他們使你相信了，是不是這樣·一點點炮火就能做到。”
鮑爾仍然反對轟炸。副總統休伯特·漢弗萊也極力反對，而且他力陳自己的觀點，使得約翰遜現在把這種懷疑看做是怯懦，把他排斥在國家安全委員會會議之外。美國已進入要做出決定的關鍵時刻。麥克納馬拉後來承認美國在越南犯的錯誤不少，他指出，這種錯誤都是在1965年春末犯下的；在那時以後，美國便已再無法脫身了。在華盛頓，人們似乎認為越共一心要挑逗美國進行大規模干涉。波來古戰鬥後不到三天，穿黑衣服的游擊隊又炸了安南港口歸仁的一個美國兵營越剛飯店，炸死美國兵23人，炸傷21人。約翰遜因此火冒三丈，命令對北越的軍事補給基地正和與執禮進行三小時的轟炸。
2月11日，越共再度襲擊歸仁。這一次，約翰遜48小時沒有動手。但是，他一動起手來，那就是在戰爭升級道路上跨一大步。自那以後，美國的空中報復就不僅限於一對一、你來我往了。約翰遜命令對北越進行持續的轟炸，不管對方有沒有什麼挑釁行為。這一行動的代號叫做“滾雷行動”。在64頁的白皮書《來自北方的侵略》中，提出採取這一行動的理由。國務院說，這個白皮書已經證實“毫無疑問，是北越在進行一場精心策劃的對南越的侵略”。為了保衛順化東南50英里的峴港空軍基地(“滾雷行動”將從此地發動)，威斯特摩蘭將軍要求海軍陸戰隊派出兩個營。這3500名海軍陸戰隊是美國投入越南戰爭的第一批地面部隊。 3月8日，他們在陰暗的天色下，在距峴港三英里的南窩灘涉水登陸。十個手持鮮花面帶笑容的越南姑娘在恭候他們光臨。
這次登陸在世界各地引起了軒然大波。在莫斯科，兩千名示威者向美國大使館扔磚塊和石頭，兩個西方記者在那裡挨了痛打。在美國，各大學到處舉行宣講會，在華盛頓更達到了高潮，因為邦迪同意在向一百多個大學播送的一個廣播節目中同他的批評者們進行辯論(在最後一分鐘他不得不退出辯論，因為總統要他去處理在多米尼加共和國發生的另一場國外危機事件)。政府當局派出一個“事實宣講團”到各大學訪問，並回答鴿派教員的指責。迪安·臘斯克挖苦地對美國國際法學會說：“我有時不免為我們的有文化的人的輕信和一些人的昧於明顯事實的冥頑態度感到驚異，而這些人卻被認為是應該幫助我們的青年人學習——特別是學習如何思考的。”
但是戰爭的批評者聽到的關於南越盟友的事越多，他們就越發強烈地持保留意見。他們聽說，美國援助的一半流入了西貢黑市。有錢人家庭的青年人靠花錢就能逃避兵役。南越軍隊開小差的比率達15%。西貢的政客們似乎有一種專幹不合時宜之事的天賦才能。看起來，每到一個戰鬥的關鍵時刻，不管當權的是什麼樣的政府都將被一個新政權所推翻。約翰遜大為震怒，對他手下的人說，他“再也不要這種烏七八糟的政變了”，但是他得到的還是同樣的東西。 1965年，2月21日，阮慶中將被攆走，由一位醫生潘輝括繼任(潘輝括的後台人物是這個班子的秘書長阮文紹少將，從此以後，他成了一個值得注意的人物)。潘輝括政府存在了整整111天，它被推翻(自吳庭艷被暗殺以來，政府的第九次更迭)後，新總理是一舉一動常常引人注目的南越空軍司令阮高其，阮文紹任副總理。
西貢每次新的動盪都增加了鴿派陣容，他們很快取代共和黨人，變成為林登·約翰遜最有力的政治上的反對派。前陸軍部長賽勒斯·萬斯說關於戰爭的疑慮不安，“已使美國遭到分崩離析的威脅”，參議員中的最早的鴿派人物之一，愛達荷州參議員弗蘭克·丘奇警告說：“在幫助任何政府制服共產黨暴亂方面，我們所能做的是有限度的。如果人民本身不支持當政的政府，我們是無法挽救它的……西貢政府所以在戰爭中失敗，不是由於缺乏裝備，而是由於缺乏任何內部的黏合力量。”
然而這還不是普遍持有的立場。當約翰遜要求戰爭升級所需的7000億原文如此，疑有誤。 ——譯者元的補充撥款時，眾議院在24小時內以408票對7票通過；參議院在另外的24小時內以88票對3票批准。在流行的報刊中對不贊成美國參戰是頗有微詞的。多數黨領袖邁克·曼斯菲爾德對參議院憂心忡忡地說，戰爭可能要“進行四年、五年，或者十年”，美聯社的一位撰稿者稱之為“極端的看法”(結果是打了八年)。通常以公正著稱的美聯社在它的回顧該年重大新聞的年度專稿中，也認為反戰是給美國的敵人以幫助和安慰。富布賴特參議員4月間主持越南問題聽證會，給批評政府政策的著名人物如喬治·凱南和詹姆斯·加文將軍提供講壇，全國廣播公司的24個電視台拒絕在它們的電視聯播中加以報導，哥倫比亞廣播公司對之進行全部封鎖。
戰爭對在越南的美國人來說是越來越激烈了。 3月30日一個越南司機開了一輛黑色雪鐵龍牌汽車停在西貢美國大使館前面，隨即跳到他的同夥開的摩托車上逃走。汽車裡裝的是250磅炸藥，在上午10點55分爆炸，把大使館大樓一側炸了一個洞，炸死17名大使館僱員。次日，美國飛機轟炸了6處北越雷達設施。這是波來古事件以來美國飛機第15次越過兩個越南的分界線進行空襲。越共則以更多的爆炸還擊。一天傍晚．一輛自行車載著硝化甘油爆炸物停在西貢河岸邊一家外國人常去的水上飯店美景旁邊。當它爆炸時，44人被炸死，其中有12名美國人。美國軍隊仍不停地增強力量。那年年初在越南的美國軍人為2.5萬人，至當年春末，人數已三倍於此。
白宮在6月9日聲明已授權威斯特摩蘭將軍“在沒有其他有效手段可資利用，以及根據他的判斷為總的軍事形勢所急需時”，可以派遣美國士兵和海軍陸戰隊參加戰鬥。四天之後，威斯特摩蘭認為，由於在西貢以北60英里的一個縣城同帥出現的情況，美國進行干預是完全有理由的。在一場夜戰之後，美國第173空降旅的1200名傘兵隨著1600名越南人和澳大利亞人一起對游擊隊進行窮追。威斯特摩蘭把這叫做一次“搜索和摧毀”的任務，這個詞兒在這以後，便一直被用來描述在那幾個月中逐漸形成的搜索和殲滅越共的戰略。這種戰略代價頗大而且常常遇到挫折。同帥的混戰頗能說明越南戰爭的特色，戰場上的硝煙消散之後，說不出哪一方是勝利者。 173旅旅長所能確定下來的就是他喪失了19個人。死傷名單迅速地加長，因為越共已進入他們的春季攻勢的第二個月的戰鬥了。很久以後威斯特摩蘭方始承認這場攻勢開始時，敵人已贏得這場戰爭了。但這一點在當時是誰也不知道的。同一月，威斯特摩蘭要求華盛頓增派44個營並授權他在他認為適當時使用他們，而且即使得到了這些，他也不能保證就能完成任務。
也正是在這個時期，林登·約翰遜的狡黠詭譎的作風開始使公眾對他的信任減退。 《紐約先驅論壇報》的一位編輯在5月23日點到這一點，他在該報白宮記者戴維·懷斯寫的一篇報導作的標題中用了“信用差距”這句話。後來《華盛頓郵報》的默里·馬德在一篇分析當時華盛頓普遍感到總統有時閉眼不看事實的文章中寫道：“這個問題可以稱之為信用差距。”人們憶及約翰遜在1964年競選中譁眾取寵，大許和平願，並拿它來同他當前的好戰態度相對照。馬德還著重指出：“在華盛頓政府發表的公告已日益引起人們的懷疑和諷刺。”新聞記者對此更特別敏感。因為總統現在奉行的正是他譴責過的參議員戈德華特建議奉行的那些政策、新聞界對白宮伸出新橄欖枝是抱懷疑態度的。
4月7日，總統在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演講中宣稱，美國準備進行“無條件的商談”以求導致和平談判。這篇演講由美國新聞署傳播全世界，而且它的一些細節聽起來是新的和使人鼓舞的。他提議包括北越的東南亞國家參加進一個應急的馬歇爾計劃中，他還說：“就我們這方面來說，一俟這個計劃付諸實施，我就要向國會要求10億美元作為美國參加此項努力的投資。”美國剩餘農產品將送給飢餓的亞洲人。他將在“短期內任命一些傑出的、富有愛國心的美國知名人士組成一個特別班子”來指導美國所有這方面的工作。結束越南戰爭當然是爭取這個計劃的“最後勝利所必需的。但是我們不能，也決不等待和平到來才開始此項工作”。這一切說得都合情合理，它使人覺得亞洲簡直聽起來同得克薩斯州中部一樣親切。
戴維·懷斯表示懷疑的那篇文章是在約翰遜這次演說後寫的，總統提出的計劃中的許多缺陷已變得顯而易見。他的關於商談停戰的提議畢竟還是附有一個條件的，他排除越共參加，而這一點必然會受到河內的反對。至於美國承擔10億美元或是提供美國的剩餘農產品云云，再也沒有聽到下文，美國知名人士的特別小組也從未見選派。在一個月的時間內曾經看起來像是一個解決東南亞問題的富有創見的做法，已變成了一個宣傳噱頭。總統不僅沒有貫徹這個計劃的任何一部分，而且他表明他的真正的亞洲政策是更為積極地加速使越南戰爭成為美國打的戰爭。
“滾雷行動”的頭六個星期遭到徹底失敗。轟炸沒有使敵人屈服，沒有迫使他到談判桌旁來，甚或也沒有如約翰遜政府所設想的那樣使其醒悟過來，越共對美國國旗的不尊敬依然如故。總統決定再次增加賭注。在4月份的第三個星期，他飛往檀香山同阮高其和阮文紹舉行一次為期兩天的會議。會後麥克納馬拉宣稱美國1965年對西貢的援助，將從2.07億元躍增到3.3億元。另外4萬名美國兵——他們開始自稱為“怨氣兵”——將被派往越南。參議員格里寧問約翰遜要多長時間能打贏這一仗，總統回答說六個月。他說，河內支持不了比六個月更長的轟炸，越共也會在聖誕節前向美國駐越司令部乞和。
喬治·鮑爾深感不安。他知道，根據情報只能得出完全不同的結論。約翰·麥科恩報告說，中央情報局斷定轟炸既未使河內癱瘓，也未使它害怕。相反，空襲加強了那裡的強硬路線派的力量。已判明有一個北越團在南越，第二個團已在分界線上進行裝備。麥科恩對國家安全委員會說，增加美國軍隊，會招致北越的規模更大的滲透；運送美國軍隊去西貢的運輸機所起的作用甚至在那些士兵被運到以前就已被抵消了。五角大樓回答說，空軍已經準備拿原設計用以攜帶核武器的八引擎的B-52來對付，沒有人能夠經受得起B-52、鬼怪式和F-111式飛機的打擊。
但是空中戰爭對在越南的美國人來說，不再是惟一的大事，甚至不是主要值得關心的事情了。在那里美國的軍事作用正在發生微妙的變化，現在美國軍隊的目標已不僅限於保護機場。怨氣兵將用來恐嚇游擊隊，讓他們懂得山姆大叔不是鬧著玩的。在國內的美國人沒有察覺這個轉變。後來，詹姆斯·賴斯頓評論說，總統偷偷摸摸地把戰爭升了級。戴維·哈伯斯塔姆好幾年後寫道，在約翰遜的領導下，華盛頓的決策者們“已慢慢地越過了有去無回的界線，還不肯承認”，而他們的發布新聞的官員們的任務變成了“向公眾謊報而不是實報”。
7月，華盛頓決定使駐越南軍援司令部所承擔的義務再次迅速升格。麥克納馬拉從他的第六次赴越實地調查回來後，報告說局勢“惡化”，建議做出提供更多的人和錢的保證。 7月17日，約翰遜召集他的將領們和顧問們到戴維營去度週末，以取得一致意見，雖然他所用的一致意見這個詞已經失卻它的原義，因為對他來說，這個詞的意思是走走形式，讓大家全同意他已經做出的決定——把駐越南的美國軍隊增加到5萬人。參謀長聯席會勉強地予以同意。他們原來希望的要多得多，他們最害怕的是捲入局部性戰爭。在戴維營，有一些人表示礙難從命。克拉克·克利福德預言式地說到共產黨的反應，“不管我們採取什麼措施，他們一定也會跟上。”邁克·曼斯菲爾德也表示反對，他對總統說他認為越南戰爭會使美國分裂，因此他反對再派遣軍隊去。其他的人同意總統的判斷，多米諾骨牌論、共同安全、遏制以及慕尼黑的教訓等等仍然超過他們對戰爭的疑慮不安。
在他的這一決定已被確定下來以後，約翰遜變得詭秘起來。他不願再讓人進行辯論。麥克納馬拉提議徵召預備役23.5萬人。總統提出的代替辦法是用行政命令把徵兵的人數增加一倍，每月從1.7萬人增至3.5萬人，理由是這個辦法比一次徵召更不顯眼。他還決定不再向國會開口要更多的錢，新的費用可以隱藏在國防部龐大的預算中。他說他不願讓任何人擔心受怕，因而有一個時候他曾考慮不全部公佈新增加的駐越美軍人數。 《先驅論壇報》的道格拉斯·凱克問他傳說關於增加駐越美軍的消息。約翰遜向他保證，那是謠言，純屬謠言；他只不過是補充少數幾個單位的缺額而已，而且駐越美軍將窮追越共的報導也是不確實的。 7月28日，他忽然改變主意，宣布了全部數字，以及駐越軍援司令部擔任的擁有巨大權力的新使命，這一來就得罪了凱克，擴大了信用差距。總統在中午播放的電視節目中對估計達兩千八百萬的觀眾說：“我們並不想當把守大門的警衛，但是又沒有別的人幹這種差事。”
不信任是他在那年夏天播下的一顆不幸的種子，另一顆則是在他迫使一致同意的那些人中終於產生的誤解。參謀長聯席會以為他所以把數字保持得很低，是為了讓他等到有機會說服老百姓，說明他必須增加更多的兵員；他們指望最終將達到100萬人。威斯特摩蘭看到河內以誰都夢想不到的速度向南方增援，把這情況向華盛頓作了匯報，根據他的計劃最終他手下的美國軍隊將達到60～64.8萬人之間，他確信一旦需要，他就會及時得到這些兵力。他的參謀人員有一項應急計劃，使駐越軍援司令部指揮的兵力可以達到75萬人，並認為這個數字是切合實際、無可非議的。但是最不可思議的卻是國防部長的設想。事情過去了好幾年，仍只有了解麥克納馬拉的十分有條理的頭腦、了解他認為能使無條理的客觀事物適應他的有條理的頭腦的人，才能理解他的想法。麥克納馬拉在1965年毫無根據地斷定，戰爭將在1967年6月30日，那一財政年度終了時結束。這對他來說是個很合適的日期，可以使他的預算獲得平衡，甚至在威斯特摩蘭已對他說不可能之後，他還是堅持這一點。
但是，從一個方面來說，麥克納馬拉和五角大樓比白宮還更為現實一些。參謀長聯席會敦促總統增稅，他們所持的理由和經濟學理論無關。他們希望國家處於總體戰狀態，對於公眾的冷漠態度，按照他們從課本上學來的解決辦法就是增加賦稅。實際上，政府中的經濟學家都衷心地表示同意。約翰遜的經濟顧問委員會的領導人，密執安大學教授加德納·阿克利對總統說，如果不採取增稅辦法，就做不到下面三件事：把戰爭進行下去，繼續執行他的“偉大社會”計劃，以及製止通貨膨脹。
但這正是約翰遜提交國會通過大量社會立法的時期。他擔心，如果戰爭的真正耗費為人所知，立法程序就會令人寒心地停止下來。他對他周圍的人說：“我不懂得經濟學，但是我深知國會。”他們有些入後來認為這個自白應該銘刻在他的墓碑上。 “我現在能把'偉大社會'計劃付諸實行——這是一個最好的時機。我們掌握著一個聽話的國會，我又是個有心的總統，我能做到這一點。如果我談戰爭的花費問題，那'偉大社會'計劃就搞不下去，增稅法案也通過不了。老威爾伯·米爾斯民主黨國會議員，從1958年起曾任國會籌款委員會主席多年。——譯者將穩坐在那裡，向我熱烈致謝，退還我的'偉大社會'計劃，然後，他會對我說，他們將樂於開銷我們為戰爭所需的任何費用。”
在這一點上，他終於鑄成大錯。他欺騙了他自己。他盤算如果能廉價買得勝利，就會萬事如意。或許會天從人願，或許河內和越共游擊隊會土崩瓦解。如果真是那樣，五角大樓的估計就將是過高了。這種主觀願望立即變成了他的思想的基礎，因而當阿克利及其同事堅持需要增稅3%～4%時，總統以玩弄一套特別的猜字謎遊戲為答。他把重要的國會議員和企業界領袖請到白宮，徵詢他們對增稅的意見。他們反過來詢問戰爭費用。他告訴他們假的數字。一聽這個數字，他們就反對增稅的主張。約翰遜然後對經濟顧問委員會說，增稅是不可能的，他無法使國會通過。後來，《紐約時報》經濟記者小埃德溫·戴爾說，他在華盛頓採訪15年，還從未見過一個總統採取如此不負責任的行動。
約翰遜1966年初做出的反對增稅的決定，是對財政穩定的一個沉重打擊。那一年的聯邦赤字達98億元。更大的赤字擺在前頭，因為到那時每月的戰費將高達20億～30億元之巨。白宮估計的每月戰費是8億元，當企業委員會的拉爾夫·拉扎勒斯認為政府估計的數字太低時，他接到阿貝·福塔斯打來一個激憤的電話，說他的計算是錯誤的，使得總統心煩意亂。實際上拉扎勒斯是說中了。那年的戰費達270億元，赤字高達230億元。約翰遜耍的花招招致了無法控制的通貨膨脹的開始。
從這次戰爭的各個方面來看，最令人莫名其妙的也許是缺乏真正的計劃。戴維·哈伯斯塔姆後來發現，“不管是作戰任務還是軍隊人數，主要官員都沒有做出明確的規定。回顧起來似乎是不可思議的，但確係事實。戰略究應如何，從來也沒有一個精確的數字和明確的表示。”1965年惟一顯而易見的一件事是軍隊人數越來越多。 8月，美軍如潮水般湧進越南；到9月軍隊人數顯然已快突破20萬大關了。
為了核實西貢附近的一次戰鬥的報導，美聯社記者彼得·阿內特驅車出首都看到了三種顏色煙塵，這是南越軍隊在作戰，但是對面並沒有敵人。有人對他說，士兵們是在為美國新聞處拍一部彩色電影，“以便說明此間真相”。那裡的真相究竟如何，各方包括國內，爭論得不可開交。林登·約翰遜有時候說起話來好像他在回答胡志明個人的挑戰，好像他同胡志明是像電影“正午”中場面那樣怒目對峙。西貢接近事實真相的情況，倒似乎是一起起的炸彈恐怖事件，這類暴行事件還正有增無減。 12月4日拂曉，發生了另一起卡車裝載的250磅炸藥爆炸事件，這一次是發生在供美軍使用的大都會飯店外面，死7人，傷137人。
威斯特摩蘭的發言人常常只發表每日“屍體計數”，這是用來描述越共傷亡的麻木不仁的用語。在隨軍記者尼爾·希恩看來，越南戰爭的特點是不分青紅皂白狂轟濫炸造成無辜平民大量傷亡。希恩問威斯特摩蘭，這種情況是否使他感到煩惱，這位將軍回答說：“是有點，可是那也減少了敵人的人口，是不是·”
在1965年，美國人的反戰示威在全國大部分地方看來還是比較怪異的事。只有少數人願意被認為是讚成美軍立即無條件地從印度支那撤走的。甚至國內最具有鴿派觀點的集團之一的大學教員，遲至1967年在這個問題上還分裂成了勢均力敵的兩派。儘管如此，和平運動的氣勢已不同一般了。在10月15～16日的周末，估計有1.4萬人的一支群眾隊伍在曼哈頓第五號大道舉行了遊行。同時，另外還有1萬人向奧克蘭陸軍基地進軍——他們在市區的邊界線上被警察攔回來了——在伯克利有2000人遊行示威。在各地舉行的這次被宣佈為“週末抗議”期間，威斯康星大學的50名學生打算把特勞克斯空軍基地的司令官當做“戰爭罪犯”拘捕起來，抗議者們在安阿伯的徵兵局辦事處舉行了一次“靜臥”。
第五號大道爭取越南和平遊行示威委員會宣稱：
我們要求不再把美國青年送到一場對他們、對越南人民都沒有好處的戰爭中去打仗。我們已從納粹德國吸取了教訓，決不同意任何政府的侵略性的好戰政策，即使這個政府是我們自己的政府，我們也是這樣。
這話合情合理，但是許多地方的示威者所使用的語言，像戰爭本身一樣，越來越充滿仇恨。就在華盛頓感恩節後的星期六，2萬名示威者首次喊出：“餵!餵!約翰遜!你今天殺死了多少青年·”以1964年5月2日他們首次上街抗議美國捲入戰爭的日子命名的“五二運動”的成員們，帶著越共旗幟在白宮周圍遊行，為了給北越士兵收集血液而大張旗鼓地搞“輸血”活動，在伯克利，言論自由運動已為越南日委員會所接替，它曾兩度以佔據車輛和坐軌的方式企圖使運送部隊的車輛無法開過。
1965年10月15日，示威運動又出現了一個新的方式，這是由22歲的戴維·米勒開始的，他是義務救濟工作者，他在紐約爬上一輛宣傳車，宣布說：“我原準備講話，現在我打算讓行動本身來說話了”——他劃著一根火柴燒掉了征兵卡。幾週後，米勒被捕，儘管在8月31日國會把燒毀徵兵證定為可罰金1萬元和監禁五年的觸犯聯邦刑律的罪行，但仍風靡一時。自我犧牲的行動繼續是一種最後抗議的形式，一名教友派教徒在五角大樓外面、一名信奉天主教的救濟工作者在聯合國外面舉火自焚。
進行反示威的美國納粹黨人則帶著汽油罐，舉著“為乞求和平的小爬蟲們免費供應汽油”的標語牌。照例是沒有人讚成他們。大多數針對著抗議運動舉行的反抗議的調門都比較溫和。在紐約有一個大姑娘拿著一個標語牌，上面寫道，“我希望我有一張兵役卡”。一些認真的示威是由“青年美國人爭取自由組織”、“美國退伍軍人團”和“對外戰爭退伍軍人會”等團體組織的。他們的標語反映出的最好戰的情緒是“轟炸河內”。在佛羅里達州舉行的一次有代表性的遊行中有這樣一些標語：“我們愛美國”，“愛我們的國家”，“美國是我的祖國——對也罷，錯也罷”，“我們能讓他們把美國埋葬掉嗎”·以及“沒有比美國國旗更光榮的旗幟”等等。鮑勃·霍普對一批聽眾說：“如果我們讓共產黨獲勝，我們就有需要冒終生進行戰鬥和犧牲一百萬青年的大危險。”這是一個誇張其辭的說法，但是這和譴責總統殺害青年的說法可是完全不屬於一類的。
那些贊成這次戰爭的人對反戰的一方提出的最嚴厲的指控，是說他們不忠。西弗吉尼亞州查爾斯頓的警察局長說：“我們決不像這些叛徒所做的那樣，拿著蠟燭在黑暗中匍匐爬行，我們要在光天化日之下進軍，讓自由的人民立即參加進來，在我們的後面齊步前進。”一些報紙在關於1965年和平運動各種活動的報導中，普遍傾向於暗示有共產黨參與其事。聯邦調查局，也像鮑勃·霍普那樣，已逐步拋棄了它的超黨派的名聲，實際上認為所有這些反戰抗議都是克里姆林宮指揮的。政府的一份報告說：“反對越戰運動的控制權，顯然已經從可能一度控制著運動的溫和分子手中轉到了共產黨和極端分子手中，他們公開同情越共，公開敵視美國。”
事實上，實際情況恰好相反。儘管個別的反戰戰士使用了煽動性語言和表現出挑釁性的舉止，但是那些示威遊行一次比一次更無可非議。政治上保守的中產階級主婦，甚至穿著軍服的軍人也參加了運動。參加的著名人士也越來越多，他們被吸引到和鮑勃·霍普相反的方向去。 11月27日在晴空如洗的華盛頓舉行的要求停止轟炸的遊行隊伍中，除諾曼·托馬斯和詹姆斯·法默之外，還有一些從不參加政治活動的人物，如本傑明·斯波克醫生、漫畫家朱爾斯·菲弗、小說家索爾·貝洛、雕刻家亞歷山大·考爾德和作家邁克爾·哈林頓。
那年秋天，來自越南的消息報導，美國的一些著名的部隊已在越南戰場被打得落花流水。其中有9月份在安溪慘敗的第101空降旅，10月份在波來梅慘敗的綠色貝雷帽特種部隊，11月份在德浪河谷慘敗的第一騎兵師。在華盛頓舉行的要求停炸遊行前一周發生的德浪遭遇戰，有著特別的意義。像越共前次的春季攻勢和1968年初的新年攻勢一樣，德浪之戰是越南戰爭中的一個轉折點。第一騎兵師的空降兵在波來梅交戰後窮追敵人的小股部隊，在德浪河谷遭到頑強抵抗，此處靠近朱邦山，距柬埔寨邊境七英里，位於西貢以北200英里的越南中部高原。這次美國人面對的不是越共游擊隊，而是北越第66團。
北越的精銳部隊66團，面臨著一次嚴峻考驗。從軍事史上說，第一騎兵師可算是一種新部隊，它是一個用美國最優越的火力裝備起來的直升機空降師。共產黨軍隊，對有發明才能的美國人所研製的在戰場上使用的武器都頗為熟悉，他們現在的戰術則要求士兵們在近距離和那些怨氣兵交鋒，如果可能的話就打肉搏戰，但至多不超過34碼的距離，這樣就可以使美國的砲兵和戰術空中支援全部失去作用。
德浪之戰的含義肯定是極大的。在7月舉行戴維營會議之際，在南方還只有兩個北越團。現在駐越軍援司令部已經查明有六個來自北方的團，此外大概還有兩個團，可能甚至三個團。還有一些正在南來途中。胡志明的司令官武元甲將軍一直在把他的營分散成連和排，以比美國運入軍隊快得多的速度經小道源源而來。
雙方都把援兵投入河谷，儘管第一騎兵師投入的一個營遭到伏擊損失慘重，德浪之戰結束後，威斯特摩蘭和他的副手威廉·德普伊將軍卻聲稱獲得一次勝利。數字似乎支持了他們的說法，敵軍像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日本人那樣採取波浪式的攻擊，用英語大叫：“殺死美國兵!”他們被打死1200人，而美國人僅死200。但是另外一些觀察家，其中包括以文職人員身份回到越南的約翰·保羅·范恩，則做出了迥然不同的結論。共產黨已準備好無限期地接受這樣的損耗。 (一個越共士兵在他的日記中寫道：“為祖國犧牲自己的生命是我們這一代人的天職。”)而美國在德浪之戰中的傷亡，儘管小得多，仍是威斯特摩蘭部隊的一個新紀錄，它使美國在越南戰爭中的傷亡達到了死1335人，傷6131人。美國駐越軍援司令部卻認為威斯特摩蘭已找到獲勝的戰略秘訣，迫不及待地在籌劃更多的德浪戰役，而武元甲卻完全同意范恩的觀點。這位北越將軍確信(後來的事實完全證明他是對的)，美國人民不會接受這樣重大的傷亡，容許美國承擔沒有盡頭的義務。武元甲認為這場戰爭的新階段是他的人力與威斯特摩蘭的技術裝備之間的抗爭，充當評判員的是美國公眾輿論。
12月間，麥克納馬拉勸請約翰遜暫停轟炸。臘斯克表示反對，現在他已經是最強硬的鷹派人物之一了。但是總統停止了B-52的出動，並向世界一些重要的首都派出外交人員，散佈華盛頓準備謀和的消息。兩位意大利教授抵達河內試探胡志明的態度。一開頭，談判似乎是有可能的，但是在共產黨準備採取和解態度的話剛傳到臘斯克那裡的時候，河內卻忽然譴責一切都是“徹頭徹尾毫無根據的捏造”。美國人吃了一驚。在德浪之戰以後，美國人認為胡志明應該清楚他面臨著失敗。海軍陸戰隊的士兵們想起了他們的一個老笑話的結尾的一句話：“總有哪個狗娘養的沒有得到信兒。”
林登·約翰遜向國會兩院聯席會議要求制定1965年選舉權法時，他在演說結尾處的一句話，由於新的一代美國黑人為社會正義流出的血和淚，而有了光輝的意義。他說他們的事業“只能也是我們的事業。因為不僅黑人，而實際上是我們所有的人都必須克服祖輩傳下來的偏執和不公正的缺陷。我們也一定會克服掉的”。
這是自由派說得很漂亮的空話，但是在那一年中這句話有時似乎不過是很可懷疑的預言。最高法院關於布朗對教育局一案的裁決，在5月17日剛度過它的11週年，而種族主義現象卻似乎比過去更甚了。耶魯大學的斯蒂林講座歷史學教授范恩·伍德沃德說：“在學校裡，現在黑人與白人比他們上一代更少接觸。”從1964年年中到1965年年中，三K黨獲得了空前眾多的黨徒，即使在南北戰爭後的南部重建時期，也沒有這麼多過。 1965年10月，據報導，伯明翰的一個黑人由於一個白人救護車司機拒絕送他上醫院而流血致死。一個亞拉巴馬州的商人在談到民權運動時，信口對一個《紐約時報》的記者說：“等這股風過去了，這些黑鬼在這裡不用想過好日子”。在北部城市中，種族方面的氣候也好不了多少。馬丁·路德·金在芝加哥湖南區的馬克特公園發表演講說：“我在密西西比和亞拉巴馬都沒有看到過像在芝加哥看到的這樣深刻的仇恨。”達拉斯縣警長小詹姆斯·克拉克在塞爾馬事件時佩戴的一個小徽章似乎象徵著千百萬白人的態度，那上面就簡單兩個字：“決不”。意思是，不論在北部或南部，像克拉克這樣的人，決不會承認黑人的平等地位。
面對著這種不公正的境遇，黑人的態度繼續發生變化。他們不斷分裂成許多小派別，相互十分敵視。馬爾科姆·艾克斯正在他快要掌握領導權力之際，於1965年2月21日在上曼哈頓區的奧杜邦舞廳被他的黑人同胞刺殺，這反映了在黑人好鬥分子之間的深刻分歧。黑人絕望心情的一個標誌就是一些團體提倡“返回故里”——“回到非洲故鄉去”。在黑人地帶大約五十個居民區中組織起了“防衛執事團”與三K黨戰鬥。其他的人則相信李·羅伊·瓊斯的話，他告訴他們“美國白人大多數是壞蛋”；或相信詹姆斯·福爾曼的話，他發表一個“黑人宣言”，要求白人教堂和猶太教堂(有諷刺意味的是，這些恰恰都是極為熱情地支持民權運動的)付給黑人5億元的“賠償費”。
鼓吹分離主義的集團中最著名的是穆斯林，1966年在奧克蘭出現了第一小批黑豹黨人。 1965年11月，丹尼爾·帕特里克·莫伊尼漢提出了莫伊尼漢報告，這是一個說理嚴謹的文件，它論證說，解決黑人社會內部的問題的最現實的做法是首先消滅奴隸制度留下的最壞的遺產：黑人依賴福利救濟過活，離婚率比白人高40%，以及駭人聽聞的私生子數量，每四個黑人嬰兒中就有一個是非婚生的。莫伊尼漢報告談到的事實是無可爭辯的，但是那一年正是黑人痛苦已極的一年，許多事都對黑人的自尊心產生破壞性的影響，以致他們不能正視這些事實。黑人領袖因此給這個報告扣上種族主義宣傳的帽子，並且指責報告的作者是一個“法西斯分子”。
范恩·伍德沃德在1965年寫道，“就聯邦法律有能力處理”種族隔離和不公正現象而言，“國會剛剛能完成它的任務”。這類立法的最主要的一項是該年的選舉法。馬丁·路德·金在1月份舉行了一次記者招待會，指出南部500萬黑人適齡選民中有300萬人沒有進行選民登記，他宣布要發動一次全面登記選民的活動。這一活動將在亞拉巴馬州的塞爾馬開始，在這裡，1.5萬名可以登記的黑人選民中，只有325人登記了，而1.4萬名可以登記的白人選民，登記的卻達到9300人。金博士照例帶領第一批黑人要住進塞爾馬過去只供白人使用的艾伯特旅社，當他在旅社辦理登記手續時他照例被一個白人種族主義分子拳打腳踢打了一頓。毆打他的那個人被課以100元罰款和60天監禁，在金看來這是尊重法律的一個良好開端，可是選民登記運動很快就停頓了。一個最簡單不過的道理是，塞爾馬的大多數黑人對選舉權不感興趣。需要某種劇烈的行動才能使他們覺醒起來。這類行動果然——這是富有典型意義的——出現了：在附近的佩里縣，一個準備進行選民登記的黑人被一夥白人殺害了。當地的民權運動領袖們指望利用這件事，利用縣警長吉姆·克拉克的暴躁脾氣，利用華萊士州長炫耀權勢的作風，來使他們的運動得到復興。
他們宣布要在3月7日舉行一次抗議遊行。黑人和白人同情者將從塞爾馬到54英里外的蒙哥馬利市，沿杰弗遜-戴維斯公路系統第80號公路中段往南走。華萊士立即以威脅商業和公安為理由禁止此次遊行示威，並派遣100名州警察增援克拉克警長；後者為了表示他忠於過去的傳統，還糾集了一批騎馬的自警團。 3月7日(這一天將作為“黑色的星期日”載人亞拉巴馬州的歷史和成為民間傳說)，600名黑人和一些同情他們事業的白人不顧禁令，從非洲人衛理公會主教派布朗教堂出發走到了橫跨亞拉巴馬河的埃德蒙-皮特斯橋。在這裡，他們與克拉克的騎馬的自警團和戴有防毒面具的州警相遇了。由於他們不理睬限兩分鐘內散開的警告，自警團於是揮動警棍和濕皮鞭猛烈攻擊他們。催淚瓦斯的黃煙從州警的隊伍中噴射出來。被轟散的黑人狼狽退回教堂。伴隨著他們的是電視攝影記者，他們拍攝的影片將保證塞爾馬在一夜之間變成鎮壓的象徵。
在“黑色的星期日”這一天，金博士正在亞特蘭大佈道。他放下手頭的一切事務飛赴塞爾馬，宣布他要在星期二領導第二次進軍，並號召黑人和白人的教士都來參加。三百多白人神甫、牧師和猶太教教士都同意參加。在北部各大城市都舉行了同情示威遊行。黑人運動活動家在司法部和白宮舉行了靜坐抗議，約翰遜總統發表一項聲明譴責亞拉巴馬的官員“對待一些黑人公民的粗暴行徑”。他派遣約翰·多爾和佛羅里達前州長勒魯瓦·柯林斯去塞爾馬，他們成功地安排了一次象徵性的進軍，在那橋上走一個來回。克拉克警長和金博士雖然極不樂意，都勉強同意了。從金這方面來說，他不樂意是有道理的。 “大學生非暴力協調委員會”的好鬥的黑人青年，指責他是“湯姆大叔”主義者。在離開那座橋時，他們唱著民權運動的歌曲嘲弄他：“我們不能隨便讓人使我們回頭。”
在同一天晚上，塞爾馬危機中發生的三起謀殺事件中的第一起，便使金不得不暫時回頭了，這三起謀殺案的受害者都是同情民權運動的白人。波士頓惟一神教派牧師詹姆斯·里布，在他離開一家黑人飯館時，遭到一群農村惡棍的猛烈攻擊而被打死。 “大學生非暴力協調委員會”的詹姆斯·福爾曼和他的500名追隨者威嚇說，如果金博士不採取更大膽的方針，他們就要造反。 1500名憤怒的黑人在蒙哥馬利市以色列浸禮會教堂舉行群眾大會。金有令人鼓舞的消息要向他們報告。蒙哥馬利市聯邦法官小弗蘭克·約翰遜同意允許舉行從塞爾馬到蒙哥馬利市的遊行，雖然這樣的遊行“已達到了為憲法所允許的極限”，但是他裁決說，對待示威者的做法顯然也已超越了“憲法所允許的極限”。
華萊士州長在由電視轉播的亞拉巴馬州兩院聯席會議上，譴責即將舉行的進軍，可比之為共產黨的“街頭戰”，就是這種戰爭“把古巴毀掉，把越南的吳庭艷斷送，把中國強佔——它把這個世界的文明和既有的製度撕成了血淋淋的碎片”。他說該州當局不能向所有這些外來的煽動者提供保護，他打電報給白宮，要聯邦政府派人來執行聯邦法官的決定。而這正中林登·約翰遜的下懷。總統現在有了華萊士提出的保護示威者的正式請求，他於是派遣了1863名撥歸聯邦統轄的國民警衛隊，250名聯邦法院法警和聯邦調查局特工人員，兩營正規陸軍軍事警察，一些爆破專家，檢查遊行隊伍前方的道路和橋樑，直升機在頭頂上空盤旋巡視。此外，還為遊行隊伍提供過夜休憩用的巨大帳篷、一輛600加侖的飲水車、一些廁所車、救護車、垃圾車和事先安排宿營地用的先行車。約翰遜其實也做得太過一點了。
進軍本身是一次勝利。民權運動的老手已能很巧妙地為電視攝影記者提供豐富多彩的鏡頭。走在進軍隊伍前列的是金博士、拉爾夫·本奇、一個漂亮的女大學生、一個穿工裝褲的佃農、一個猶太教教士、一個基督教牧師、一個修女和一個架著拐杖的一條腿的人(沿路站著的亞拉巴馬白人，他們完全不知道為自己留點臉面，竟衝著修女做出淫猥的動作；在進軍者唱歌時，哄笑著給一條腿的那個人叫拍子，“左，左，左”)。儘管亞拉巴馬州的立法當局義憤填膺地——而且一致地——譴責“有證據在進軍者宿營地發生大量私通行為”，但是大家一路上態度和平，秩序良好，考慮到參加的人是如此之多，應該說這是一次了不起的成就。 3月21日從塞爾馬整隊出發時是3200人，四天后到達蒙哥馬利市時已增加到2.5萬人。金博士在州首府廣場上向群眾發表演說，一百年以前，這個地方是南北戰爭時“南部同盟”的首都所在。他在演說結束時連呼四次“光榮歸於上帝!”隊伍解散後，大批汽車在80號公路上把他們拉回塞爾馬。一夥滿臉不高興的三K黨徒盯著他們離去。汽車的洪流稀薄下來，這夥三K黨徒要動手進行第二件謀殺了。
受害者是一位紅頭髮的底特律人，一個有五個孩子的家庭婦女維奧拉·格雷格·柳佐。她的丈夫是卡車司機工會的代表，柳佐太太曾對他說：“我一定得參加這一次的活動。”在州議會大樓外面草地上舉行的集會勝利結束後，她自願運送亞拉巴馬的進軍者回家。最後一趟，她的乘客只有一個19歲的黑人理髮師，他們倆正一起唱著“我們將一定勝利”時，在公路的一段寂靜的地段，一輛滿載三K黨徒的汽車逼近並行。這群白人暴徒中的一個汽車機工，用三八口徑手槍對準她的頭部開了一槍。她立時歪倒，鮮血從太陽穴噴湧而出，汽車也栽進道旁溝中。嚇壞了的青年理髮師搭乘便車到塞爾馬報警。
第三件兇殺案是一個從新罕布什爾來的主教派教會神學院學生，在一間雜貨店中被槍殺。兇手是一個兼職的副警長，他申辯開槍是為了自衛，可是在這個神學院學生身上並未發現武器，證人們也說他沒有任何武器，儘管如此，由12名亞拉巴馬州白人組成的陪審團還是宣判兇手無罪。在里布牧師被毆致死後幾個小時，有三人被控。他們也被宣判無罪，陪審團對他們的審議只用了95分鐘。對謀殺柳佐太太的兇手們的審判，是三個案件中最有意思的。在行凶的汽車上的三K黨徒中，有一人實際上是聯邦調查局的密探，他指認了他的每一個同夥，他們用的武器，以及他們說了些什麼，乾了些什麼。在第一審中，由一個祖傳三代的三K黨徒小馬特·墨菲替他們辯護。墨菲在法庭上的總結髮言是地地道道種族主義的：“白人一經同黑人搞在一起，他們也就變成了白色的黑雜種……上帝是不想要我們同黑種人混在一起的，我不管林登·貝恩斯·約翰遜怎麼說。”墨菲說那個聯邦調查局人員，違背了他加入三K黨的誓詞，“像一條響尾蛇一樣奸詐……他真是枉稱自己是個白人，而實際上比一個白色的黑雜種還壞。”陪審團還未能做出判決(以10票對2票認為被告犯有誤殺罪)，而墨菲卻離開了舞台：在第二審前死於車禍。主持審判的是一個偏心的法官，以宣判無罪了結，但是這時聯邦政府插手進來，以侵犯柳佐太太的民權的罪名審判那些三K黨徒。這條奇特的法律曾經使密西西比州三K黨殺人者在“自由之夏”活動中落入法網，也使在佐治亞殺害一名黑人陸軍軍官的殺人犯受到製裁，這次也居然再度發揮作用，在另一個由12個南部人組成的陪審團的陪審下，法官判處被告以十年最高刑期。
塞爾馬事件激勵了選舉權法的製定——約翰遜在3月15日向國會要求通過此法時就這麼說——全國都把這件事歸功於金博士。事實證明這是他的盛譽的頂峰。前幾年在密西西比州發生的事件，開始引起了對非暴力行動的嚴重懷疑，亞拉巴馬的殺人犯使新一代黑人積極分子的疑慮得到了證實。這些持懷疑論者離開塞爾馬時，確信從金那裡已經得不到什麼教益了。廣大黑人群眾卻並不這樣看。在哥倫比亞廣播公司隨後舉行的一次不記名民意測驗表明，只有4%的人表示他們願意積極支持斯托克利·卡邁克爾，2%支持更好鬥的拉普·布朗，支持三人中最為好鬥的羅恩·卡倫加的則只有1%，而40%的人卻支持金博士的觀點。儘管如此，那些積極活動分子卻也正確地看出了那種情緒的變化。大多數人渴望和平——大多數人總是要和平的，但是整個國家進入了一個新的時期，其最顯著的特點之一就是對暴力的嚮往。現在回想起來，肯尼迪總統之死和暗殺他的兇手的被謀殺，看來就是前兆。在宇宙的某個地方又另換了一次排擋。 1965年同期在越南出現的追而殲之的方針，是新露頭的那一情緒的一個表現，塞爾馬的謀殺事件等是另一個表現。在今後的歲月裡，由於黑人被壓抑了一百年的憤怒和失望現在已迸發出來，類似的表現必將接踵而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