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8月11日(星期三)，那種新的城市情緒在洛杉磯的一個破破爛爛的黑人區冒出頭來了，這個黑人區地處洛杉磯國際機場進口處的南面，房屋矮小，灰泥剝落，使人聯想起波多黎各的一些貧民窟。垃圾似乎從來無人管，到處是一堆堆破爛東西——碎玻璃、銹罐頭盒、腐爛的雞骨頭、空酒瓶等等，而由於這裡還有許多在當地被叫做“那傢伙”的具有代表性的白人警察，他們隨便可以拉住一個黑人公民，對他說：“我要檢查你的身份證，”而使得那裡的生活更加令人難以忍受。
8月的那天傍晚，加利福尼亞公路巡邏隊的一名警官李·米尼庫斯，要檢查一個名叫馬克特·弗賴伊的年輕黑人的身份證，他打算以酒醉開車的嫌疑拘留他。一群人圍住他們，向米尼庫斯和他的嫌疑犯起哄。這看來似乎關係不大，無關緊要，卻不料在表面的平靜下面醞釀著緊張情緒。洛杉磯正連續第四天處於酷暑熱浪中。人們都在戶外乘涼，很容易聚集起來看熱鬧。弗賴伊被抓起來的地方在阿瓦隆大道和特級公路的拐角處，此處是洛杉磯的一個繁忙的交通要道，白人司機駕駛的豪華的小汽車如流水般不斷通過這裡。最不祥的是這一帶居民的情況。 98%是黑人，人口密度每英畝達27.3人(整個洛杉磯縣則是7.4人)。從40年代初開始，黑人移民大批來到此地，那時每月平均有2000人投入戰爭工業中工作。現在這個城市的273.1萬居民中，黑人有42萬。可是這個黑人居住區的205名警察中，卻只有5名黑人。 1965年每月仍有1000名黑人湧進這個密集擁擠的地區尋求已不再有的工作。毒品和酒精的誘惑在等待著他們的孩子，只要他們的孩子偶一失足，“那傢伙”就會來把他們抓走。在這個本地人叫做瓦茲的地區，真正的罪犯不是這裡的居民，而是這些引人跌入的陷阱。
在那個星期三的下午7點45分，加利福尼亞公路警官米尼庫斯把弗賴伊這個小伙子抓了起來。他幾乎馬上就遭到了麻煩。他的警車上的一閃一閃的紅燈招來了很多人，其中就有被捕者的母親。開頭她訓斥她的兒子，接著她指責那位警官。由於她的情緒變得很激動，旁觀的人嘰嘰喳喳，也表示出不滿，米尼庫斯一時神經緊張，通過無線電要求增援。接著他又犯了兩個錯誤。他企圖強使弗賴伊進到他的警車中去，並且轉過臉去不理睬弗賴伊的母親。她於是朝他背上撲過去。另外一些警官趕到，才把她拉開，而這時人群越發表現出憤憤不平，這些警官靠手槍使他們不敢動手。米尼庫斯同他抓起來的人終於走了，但是這代價實在太高了。由於使用武力，大家在敘述事情經過時就不免歪曲，添枝加葉的結果，就越來越走樣。有兩個說法傳播很廣。一說是一個警察用警棍猛擊一個孕婦的肚子。另一說是，一個警察把一個婦女朝著巡邏車猛推，而且想掐死她。這一來，群情激憤，於是拿石塊和玻璃瓶向警察砸去。到晚上10點，看熱鬧的人群已變成一夥暴徒，他們攻擊過路的人，推倒汽車，打破商店櫥窗。人們所熟悉的暴亂升級的各個階段現在已一一出現。警察在晚上11點封鎖了附近的八個街區。兩小時以後，約兩千暴亂者衝破封鎖線，在瓦茲橫衝直撞，攻打外來的人，砸爛一切能砸爛的東西，搶劫商店。
凌晨3時，暴亂程度略有下降，那些鬧事的人也該睡覺了；警察的巡邏使這個黑人居民區從外表上看來恢復了秩序。清晨，商店老闆們把保險公司的人叫了來，伙計們動手打掃，那些對暴亂活動毫無經驗的人認為這次事件已經過去了。那個星期四的晚上7點45分，也就是年輕的弗賴伊被捕後24小時，這些人的幻想破滅了。開始還只是重複星期三晚上的一切活動：青年們襲擊過路車輛，扔磚頭打警察，打破窗戶。到清晨4點情況發生了變化。先一天到4點鐘的時候，因為大家太累，這個居民區倒安靜下來了，現在卻是另一批鬧事的人湧上了街頭。這些人年齡比較大，也更兇惡，他們還都有武器。迪克·格雷戈里帶著話筒到瓦茲來到處叫喊著，要大家遵守秩序，結果在腿上挨了一槍。暴力行為已幾乎接近一場叛亂的程度，但是有關當局還沒有認識到這一點，一隊擔任快速突擊行動的警察從瓦茲的黑暗的街道上把人驅散，他們就宣布已控制住局勢了。
上午10點，發生了第一起白日暴行事件，兩個白人推銷員受到了攻擊，這時他們才明白是怎麼回事了。上午11點，一個警察打傷了一個黑人搶劫者。埃德蒙·布朗州長原在希臘度假，讀到秩序日益混亂的報告後，急忙趕了回來。他的副州長已同意了洛杉磯警察局長調遣國民警衛隊的請求。星期五下午第一批國民警衛隊抵達瓦茲。那個居民區勢態發展很快，當他們集合在一所小學裡聽情況介紹時，聽到的已都是些過時的情況了。在包括150個街區的一個地區內，有五千多暴徒來回衝撞，用自製燃燒瓶放火燒屋，伏擊聞警前來救火的消防隊。晚上9點40分，瓦茲發生了第一起傷亡事件，一名縣副警長腹部受傷致死。很快又死了三人。國民警衛隊士兵手持上了刺刀的步槍進入這個居民區，他們在到處的大火中清清楚楚地看到搶劫者拿著槍支、各種家庭用具、酒、珠寶等一切值錢的東西從商店出來。有一些商店外面塗寫著粗大的字跡：“黑人兄弟”、“親兄弟”、“黑人所有”、“一位兄弟所有”，可是其中有些仍不免遭劫。有一夥人打算焚燒橡樹公園公共醫院，那裡實際擠滿了騷亂中受傷的黑人。 《洛杉磯時報》的一個黑人記者羅伯特·理查森寫道：“那些鬧事的人現在是在焚燒他們自己的城市，就像有時瘋人會自己斷肢一樣。”
星期六，在屋頂上的狙擊手開始把目標對準士兵和警察。消防隊員領到了防彈背心。國民警衛隊先增加到1萬人，後又增至1.4萬人。星期六在40平方英里的地區實行戒嚴，星期日則擴大到46平方英里。一直到8月18日，星期三凌晨還斷斷續續有人出擊，那時在一所黑色穆斯林清真寺經過一場槍戰後，抓住了35個黑人，這才算使這一事件告一結束。在一場為時達六天的瘋狂行動中，死34人，傷898人，4000多人被捕，損失達4500萬元。
瓦茲的破壞被認為是1943年底特律事件以來最糟糕的一次種族騷亂，但實際上這次事件應該說是自成一類。死亡人數一樣，可是底特律事件的損失不到100萬元，這一次到處都出了問題。和瓦茲同時，8月12日，芝加哥湖西區因一輛救火車馳往西加菲爾德公園去救火，路上卻撞死了一個黑人婦女。黑人於是同警察和兩千名國民警衛隊員激戰了兩夜，發生搶劫活動，並用瓶子扔打白人。結果100人被捕，67人受傷。在馬薩諸塞州的斯普林菲爾德(這不是在大城市中的黑人居民區)，由於在一家夜總會外面逮捕了18名黑人，於是群起指責7個警察行為殘暴；白人商店遭到黑人自製燃燒瓶的攻擊，引起了大規模的逮捕，因而再次徵召國民警衛隊。四千名斯普林菲爾德的黑人舉行了抗議遊行，最後聚集在市政廳前，在那裡爭取種族平等大會的全國大會副理事長喬治·威利對他們說，“北部的民權鬥爭”將比在南部進行過的鬥爭“更長期，更血腥，更劇烈”。
每次發生暴行事件之後即繼之以指派一個委員會對事件進行調查研究，這是60年代的特點。布朗州長遴選了以約翰·麥科恩為首的由知名人士組成的一個專門小組來調查瓦茲事件。他們發表了題為《城市暴亂活動：是結束還是開始》的調查報告。從這以後人人都知道瓦茲事件只不過是開始，但是尋求解決辦法的方式卻是多種多樣的。麥科恩報告大談建立法律和秩序的必要。黑人好鬥分子則抗議說，反對鎮壓黑人的法律正是瓦茲事件的導因。貝阿德·拉斯廷稱瓦茲事件是“黑人對他們本身逆來順受的習性進行的第一次重大的反叛行為。”白修德認為電視和廣播的報導應負一定責任。白修德指責它已“越出報導的範圍，而且本身成了一個因素”，他問道，“為了國內安寧的最高利益，能不能對這種利用電子傳播的報導加以限制呢·”馬丁·路德·金巡視瀰漫著劫後硝煙的瓦茲時，並沒有受到一律歡迎。這情況他也逐漸習慣了。鬥爭的火炬已傳給了新一代的黑人領袖，而且它已經成為一個名副其實的火炬了。
1965年夏天種族騷亂熾烈而短暫。在8月份的第二週爆發瓦茲事件之前，那年國內本來還有希望不致發生重大騷亂事件的。可是第二年就不是那麼回事了。洛杉磯又一次響起警鐘，這次是在3月間，一夥黑人學生向一個白人教員的汽車扔石頭，攻擊其他白人，後來發展成搶劫。洛杉磯的警察從去年發生的事件中已得到不少經驗了，一夜之間就把這場新的威脅鎮壓下去，只有兩人死亡。但是，洛杉磯雖以微小的創傷為代價得免遭浩劫，全國其他地方就沒有這樣走運了，似乎美國的每個黑人區都在造社會的反。在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黑人在4月份開始行動。到5月，加利福尼亞州的三個城市已進入戰爭狀態。克利夫蘭在6月下旬開始暴亂，兩週後繼之以奧馬哈、得梅因和芝加哥。接下去是克利夫蘭，然後緊跟著布魯克林、巴爾的摩、珀思安博伊、普羅維登斯、明尼阿波利斯、密爾沃基、底特律、戴頓、亞特蘭大、舊金山、聖路易，佛羅里達州的龐帕諾灘、佐治亞州的科迪爾、伊利諾伊州的錫塞羅和密執安州的蘭辛、馬斯克岡、本頓港和傑克遜。截至夏末，七人死亡，四百多人受傷，大約三千人被捕，因破壞、搶劫和縱火而招致的損失達五百萬美元以上。到1966年底，美國在這年蒙受了43次種族騷亂的創傷。
在錫塞羅，一次為要求住房不受歧視而舉行的黑人遊行，與充滿敵意的白人的反遊行相遇，這夥白人一再企圖衝過警察去傷害黑人。 12人受傷；6名警官被投擲物擊中，32名白人被捕。錫塞羅事件之所以引起人們的特殊興趣，是因為它表明警察遠不是去惹是生非，而常是努力維持脆弱的和平的。黑人之所以老是以他們為目標，是因為警察代表著政府當局，而且往往是視野中僅有的白人。在工人階級集中區中，白人的憤懣往往同黑人的憤憤不平不相上下，甚或過之。雙方都感到種族間的緊張關係。在1966年，這種衝突情緒充分錶現出來了。
最初要求住房開放的示威是由馬丁·路德·金領導，在錫塞羅的馬克特公園舉行的。當他被一塊石頭擊中，打得他屈膝跪下時，他宣布取消這次集會。爭取種族平等大會芝加哥分會主席羅伯特·盧卡斯挑戰性地發起新的遊行，理由是“爭取種族平等大會需要保持住壓力”。盧卡斯是新的好鬥分子的一員，1966年正是這些人逐漸當令的一年。弗洛伊德·麥基西克取代比較溫和的詹姆斯·法默成為爭取種族平等大會的頭頭，斯托克利·卡邁克爾繼約翰·劉易斯任大學生非暴力協調委員會主席。運動的發展並不像他們所預想的那樣順利。卡邁克爾上任剛一個月，發生了一件民權運動領導者們不以為意的一件事，而這件事卻顯示出了領導層中的嚴重分歧。
詹姆斯·梅雷迪思在6月5日宣布，他要離開孟菲斯徒步225英里到密西西比州設在傑克遜市的州議會去。他的動機是要證明，美國的黑人是無所畏懼的。但麥基西克和卡邁克爾一類的人卻認為他這種主意不切實際，純屬空想——一位運動領導人說：“這是我聽到過的最愚蠢的主意。”——他們決定不理睬梅雷迪思。梅雷迪思並不氣餒。他依然受著“神聖責任”的思想支配(這是他在《在密西西比的三年》一書中的說法，這本書敘述了他在密西西比大學校園中經受過的嚴峻考驗)，他相信命運正在他出生的那個州等待著他，而他的想法是正確的，代表著命運的是密西西比州的一個中年的失業白人，名叫奧布里·詹姆斯·諾維爾。在這次旅行的第二天下午4時15分，梅雷迪思在聯邦調查局的一名特工人員的護送下沿著密西西比州埃爾南多正南的美國第51號公路大步行進的時候，諾維爾從路邊的灌木叢中站了出來。 “詹姆斯·梅雷迪思!”他高聲地叫喊著。 “詹姆斯·梅雷迪思!我只要梅雷迪思!”他連續對他開了三槍。在孟菲斯的一家醫院裡，醫生們發現梅雷迪思滿身都是鳥槍彈砂。
所有的傷都不嚴重。諾維爾所起的真正的作用，是徹底推翻了那種認為無須認真對待梅雷迪思徒步旅行的說法。這一陣槍擊立即形成一場運動，為民權運動奔走的每一個人全都參加進來。迪克·格雷戈里飛赴孟菲斯沿著和梅雷迪思相反的方向前進，麥基西克、卡邁克爾和馬丁·路德·金則從梅雷迪思被擊倒的地方向南方步行前進。金博士借了2000元投入他所說的“爭取自由的梅雷迪思進軍”，並命令他的南方基督教領導人大會為另一個塞爾馬運動動員各種力量。
這在當時是不可能的。塞爾馬的成就是使黑人領導人在非暴力問題上團結起來。現在，批評金的一些人，特別是大學生非暴力協調委員會中的那些人都已公開站了出來。在諾維爾狙擊事件後的第二天，卡邁克爾對孟菲斯的一個群眾大會說：“現在黑人要從白人手中奪過他們應該佔有的一切。”金對這樣煽動暴亂的行徑表示痛心，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的羅伊·惠特尼和城市同盟的小惠特尼·揚卻表示同意。而這些年輕的好鬥分子的言論變得更加激烈好鬥了。在密西西比州的費城，在1964年舉行“自由之夏”時，運動的成員曾有三人死亡——其中兩人為白人——一名密西西比州的白人在黑夜裡被獵槍擊傷，而大學生非暴力協調委員會的拉爾夫·費瑟斯通對於這一事件絲毫不以為憾，他反而高興地認為黑人已不再那麼好欺負了，並說“他們的反應是以槍對槍”。卡邁克爾講的完全是黑豹黨的語言。在亞佐市，年輕的黑人們歡唱著：“哎嗨!哎嗨!你知道!白人必須走開——必須走開!”而且，那天夜裡，在亞佐市的遊樂場，大學生非暴力協調委員會的23歲的成員威利·里克(由於他的福音派的風格被稱為“教士”)登上一輛平闆卡車發表了一番使老一代黑人領袖為之發抖的宣講仇恨的說教。他講到白人流血的情況，並且反復用兩個爆炸性字眼：“黑人權力!”來說明他的目標。
在離亞佐市45英里的格林伍德，卡邁克爾在被拘留七個小時後出獄。在某種程度上，他的困境是由於他的好鬥態度所造成。對這種態度感到灰心的自由派白人，已遠不如塞爾馬事件時期那樣慷慨捐助了。吃和住都是一個問題，卡邁克爾原來是在一所黑人學校的操場搭建帳篷的時候被逮捕的。在他爬上另一輛平闆卡車要去對格林伍德的群眾發表演說時，他聽到了關於里克發表演說的情況。卡邁克爾使用民權運動領袖們從黑人佈道者那裡卓有成效地學來的一再重複和問答的方法，提醒他的聽眾們：他那次是在一所黑人學校的校園裡被警察逮捕的。 “除了我們自己之外，每一個人都可以在我們的街坊住所為所欲為……現在，我們將要奪取某種東西，我們要奪得某種代表性的東西。不管它是不是屬於白人的——也許是黑人的。不要妄自菲薄。我們——要求——黑人——權力!”
人們喊叫起來：“說得對!”他也就抓住了這個主題：“我們——要求——黑人權力!我們——要求——黑人——權力!我們要求黑人權力!我們要求黑人權力!對——這就是我們的要求……現在，從今以後，當他們問你們要求什麼時，你們就知道該怎樣回答他們了。你們要求什麼·”
“黑人權力!”
“你們要求什麼·”
“黑人權力!”
“你們要求什麼·再說一遍!”
“黑人權力!”
這話是什麼意思呢·羅伊·威爾金斯是毫不懷疑的。 “'黑人權力'意思就是反對白人權力……那必然也就是自己單獨幹。必然也就是分離主義。而這和我們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的主張是完全格格不入的。”威爾金斯把它叫做：“仇恨之父，暴力之母。”馬丁·路德·金最初對這一件事也講了類似的話，雖然後來他看到各民權團體之間的聯合由於這個問題的爭執而走向分裂，他就採取了模棱兩可的態度，把它解釋成為“對於種族自尊心的呼籲，對於黑人不以身為黑人為恥的呼籲，意在變黑人的無權地位為握有積極的建設性的權力”。麥基西克認為這是呼籲採取聯合行動：“除非我們能夠設法把黑人的力量聯合起來，否則我們就會處在一蹶不振的狀態。”但是已殉身的梅德加·埃弗斯的兄弟查爾斯·埃弗斯這個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在密西西比州的領袖人物發出警告說：“如果我們沿著這些道路向黑人至上的目標進發，我們注定是要失敗的。”菲利普·倫道夫哀嘆這種好戰的叫喊乃是“種族和平與繁榮的威脅”。他說：“為民權而戰的每一個黑人，都不可能擁護黑人權力之說，因為它是與民權和取消種族隔離運動相對立的。”
《紐約時報》在一份全國性調查報告中說，密西西比州民權運動領導人之間的不和使公眾對這一運動的支持減少了。一次民意測驗發現，77%的白人感到黑人權力的信條正在損害黑人的事業。詹姆斯·梅雷迪思也同意這種觀點。當時他正在紐約療養，他說：“在那裡似乎正在搞譁眾取寵。”他在完全康復之後，重新參加了進軍活動，並且受到金和其他人的擁抱。不過，他的疑慮仍未消除，他說：“我認為有些事情不對頭。”他還講到“某些胡鬧的舉動還在繼續，我是不喜歡這種搞法的。”
在新老兩代領導人之間的公開決裂是不可避免的。事情發生在6月23日，地點是靠近梅雷迪思進軍終點的地方——坎頓。在這裡，警察不同意他們在一所學校的操場上搭建帳篷。 2500名黑人拒不散開，堅守著他們的陣地。卡邁克爾喊叫起來：“我們不再逃來逃去了。”但情況並非真正如此，當警察用警棍和催淚瓦斯彈進行襲擊的時候，人們逃散了。但是，當金拒絕了他們無論如何也要搭起帳篷的提議時，大學生非暴力協調委員會的領導人拋棄了他。其中一人說：“從今以後我們自己幹自己的。”接著，他們提議，由於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不積極支持這次進軍，應當將其排除在傑克遜市舉行的盛大群眾集會之外。金和在進軍途中提供了醫護服務的一個醫護人員志願組織反對這個決議，但是大學生非暴力協調委員會、爭取種族平等大會和代表年輕黑人的另外兩個組織形成了多數，決議獲得通過。查爾斯·埃弗斯說：“這很好。等他們全都走了，我仍在這裡”。他挖苦地說，進軍完全沒有註意登記黑人選民的工作。當隊伍到達設在傑克遜市的州議會庭院時，樂隊演奏著：“當聖徒們開始進軍的時候”，這時參加其他民權運動示威活動的老戰士們都注意到，以往多年曾與金共同進軍的許多白人，現在都沒有來。
這當然並不表示自由派從此不再關心黑人的正義事業。這也不可能從此終止已在實施中的爭取黑人進步的種種計劃。在那同一個月，在密西西比州費耶特進行了六個月的抵制白人商業的運動，以費耶特的各商店僱用黑人職工而勝利結束，同時還關閉了專供有色人種使用的加油站廁所，並錄用了一批黑人警察和副警長。在12個月里三次被選入佐治亞州議會的朱利安·邦德，根據美國最高法院的命令，終於就職了。在塞爾馬，吉姆·克拉克縣警長由於他的職務需要經過選舉，悄悄收起了他的刻著“決不”字樣的小圓徽章。但這也無補於事，當根據他反對過的選舉法令登記的黑人選民參加投票時，他落選了。
過去，幾個黑人得志，全體黑人都感到心滿意足。整個種族會因為這少數人的成就而自豪。現在可不是這樣了，卡邁克爾引用的一位黑人婦女那年9月講的—句話，是頗有代表性的：“拉爾夫·本奇吃的飯，飽不了我的肚子。”開電梯的工人和日掙三元的棉花採摘工也要求得到他們應得的一份。這是人之常情，也是理所當然的。但是，這些激進分子進行鬥爭的方法，是絕對不現實的。黑人只占美國總人口的11%。侈談黑人革命——1966年已經談得不少了——是愚蠢的，而大學生非暴力協調委員會提出要求黑人抵制取消種族隔離，則更屬荒謬。
菲利普·倫道夫，震驚於貧民窟的黑人和警察之間的暴力對抗，在9月竟說：“街頭的進軍和示威活動已成強弩之末，現在應該結束了。”他提出一個新的辦法：“從街頭轉到會議桌上去。”10月，他本人、威金斯、揚、拉斯廷和從事民權鬥爭的三名其他的老一輩領導人簽署了一項聲明，批判了暴力、暴亂和譁眾取寵，並做出結論說：“我們不僅歡迎，而且我們要求美國白人的充分合作。”馬丁·路德·金一方面在原則上表示贊同，同時又不肯簽字，因為他不想給人們造成一種印象，似乎他認為，那些爭取黑人權力的發言人，是“肯定地和不可挽回地犯了錯誤”。
卡邁克爾一度採取調和的路線，把黑人權力重新解釋為：“黑人團結起來形成一支政治力量，來選出自己的代表，或迫使他們的代表說出他們的要求……對他們說：'瞧，伙計，除非你向我們提供多少學校、醫院、操場和職業，我們就不會投你的票。'”但他並沒有堅持下去。不久，他就不停地告訴他的聽眾，“如果我們得不到公正的待遇，我們就要把這個國家搞得稀巴爛。”他還號召黑人“用任何必要的武器為解放而戰。”在亞拉巴馬州的普拉特維爾，他說：“我們來到這裡要把這個城鎮搞個稀巴爛，我們一定要把它搞個稀巴爛。”他把約翰遜總統叫做“蠻子”、“小丑”、“說謊的人”。他愈益強烈地表明，他和黑豹黨人是完全一致的，黑豹黨的口號——“權力屬於人民”意味著權力屬於黑人，而不是屬於別的任何人。接著，就像丹東被羅伯斯庇爾接替了職務一樣，卡邁克爾的大學生非暴力協調委員會主席的職務被一名更加激烈的種族主義分子拉普·布朗所代替。當辛辛那提的大部分商業區在恐怖的五天五夜裡，被自製燃燒瓶搞得烈焰四起的時候，布朗對記者說，“在這些野蠻的白狗子警察滾開之前”，這裡決不會出現和平的局面。接著他說：“大學生非暴力協調委員會已經宣了戰。”
在1966年的選舉中，起著強烈的反作用的投票是對於要求黑人權力的一個反應。另一個反應是諸如參議員埃弗雷特·德克森之流敏感的政客轉變立場。德克森在1964年和1965年，曾經把民權立法作為“合乎時宜的主張”加以支持，但是，他卻以1966年法案包含有第四條(“住房不受歧視”條款)，而嘲笑它是“一包禍害”，因此使它未能通過。令人奇怪的是，對這些新的好鬥分子採取極力批判態度的，卻是一家英國的期刊——倫敦的《經濟學家》。 《經濟學家》說：“這些'領袖'中的大部分人都是可怕的法西斯式的人物。”這家期刊嘲笑“自由派知識分子”，說這些人“令人感到侮辱地互相轉告，美國黑人中間普遍存在的反對白人的情緒，與1943年法國人反對德國人的情緒是相似的。”並說：“搶劫和侮辱白人婦女在過去一直被某些積極分子視為一種'黑人革命的近乎高尚的行為'。”這雜誌還預言說：“美國人民對於這種放肆的暴行所採取的暫時的很不平常的容忍態度，幾乎必然要變成白人嚴厲的不容忍態度。”
與此同時，黑人種族主義分子越來越耀武揚威。黑豹黨人在富裕的城市自由派人士中，越來越獲得湯姆·沃爾夫尖刻地稱之為“激進時髦”的聲譽，而那些劣跡昭著的罪犯過去只在警方的案卷中出現，現在卻被當做對人類困境具有新見解的觀察家加以認真研討。他們全都是貧民區的產物，而某些人的發跡還可以追溯到近來的暴動事件。羅恩·卡倫加出身於瓦茲地區的下層社會，雖然他否認他的黑人民族主義的組織曾從事暴亂活動，該組織有四個成員已受到此項控告。卡倫加所以名聲大噪也是瓦茲的騷亂造成的。關於那次騷動的損失，現在越來越清楚，是無法計算的。某些重大損失幾年內也不會看到。這次暴亂的遺產之一是獅鼻似的55—SA型八發22口徑艾弗-約翰遜牌的左輪手槍。這支手槍原是一個害怕的洛杉磯人在騷亂發生之後於1965年8月末用31.95元買來自衛的。後來，他把槍給了他的女兒，她又把它給了帕薩迪納地方的鄰居，這位鄰居又把它賣給納什百貨商店的一個叫穆尼爾·“喬”·錫爾汗的僱員。最後，喬把它轉給他的小弟弟錫爾汗——比沙拉·“索爾”·錫爾汗。在瓦茲騷亂之後的第三年，錫爾汗就是用這支手槍在洛杉磯殺害了羅伯特·肯尼迪。
在12年一輪的越南曆法中，蛇年(1965)讓位給馬年(1966)，隨即又進入羊年(1967年)。馬年被認為是幸福之年，僅次於大吉大利的龍年，但是，美國在越南的死亡人數，幾近一半——2559人——是在1966年的頭十周里喪生的，他們就在那十週之內死於共產黨人的砲火和炸彈之下，而且情況表明，這還只不過是開始。那一年美國兵陣亡總數達4800人。到第二年的5月，美國死亡總數超過了1萬人，而且隨著戰爭的延長，死傷數也越來越大。在羊年中，每周平均傷亡人數，較之馬年增多33%。 1967年死亡人數，則比戰爭開始以來的任何一年為多。在這同一時期，有5.3萬名平民死亡，這是使國內的戰爭的批評者日益為之憂慮的事。
重大傷亡並沒有阻止五角大樓提出變本加厲的政策。參謀長聯席會議一直對麥克納馬拉施加壓力，要他敦促總統下令轟炸北越的燃油和潤滑油供應設施(這被稱之為油源襲擊)。美國太平洋艦隊司令格蘭特·夏普海軍上將預言說，此舉將“使敵人走到談判桌邊來，或使叛亂平息”。麥克納馬拉終於在1966年3月表示同意，雖然中央情報局預先打招呼說，油源襲擊並不會使兵員和物資的滲透停止下來。中央情報局是正確的，儘管在戰鬥中傷亡慘重，沿長達1000英里的胡志明小道南下的北越士兵的人數，從每月1500人增為3500人，接著又增為4000人。到這一年的年底，武元甲平均每月向南方派去8800人。不久，年度兵員補充率已高達10萬人。
國防部的各研究小組向麥克納馬拉匯報說，雖然不斷進行轟炸，游擊隊流入南方的情況“有增無減”，而且各種襲擊對於河內在北緯十七度線以南作戰的能力“沒有顯著的直接影響”。這位國防部長親自飛往前線視察，這是他第八次親臨現場視察。他返國之後，對總統說：“和解的前景，如說有什麼變化，那就是比過去更渺茫了。”他還說：“空襲既沒有顯著影響滲透活動，也沒有粉碎河內的士氣。”他勸告總統重新估計轟炸行動。參謀長聯席會議極力反對任何減少空襲的建議。他們在致總統的一份備忘錄中爭論說，軍事局勢“在過去的一年裡已有了實質性的改善”，並把轟炸稱為“一張王牌”。威斯特摩蘭將軍飛返美國向國會兩院聯席會議講話時說：“在我駐留越南的四年間，從來也沒有像現在這樣受到鼓舞……我們已經到了即將看到盡頭的重要時刻了。”
麥克納馬拉卻並不感到鼓舞。到那時為止，一閃即逝的樂觀估計他已經看得太多了。在西貢，他曾同駐在那裡的一名部下度過一段使人灰心喪氣的日子，這個人告訴他說，官方的充滿愉快的調子是騙人的，前途是一個無盡頭的黑胡同，根本無光明可言。提供這一情報的人，是丹尼爾·埃爾斯伯格。實際上，威斯特摩蘭來到華盛頓並不是要報告勝利，而是要求派更多的軍隊。 1966年終了時他已擁有37.5萬人。到1967年的4月，他已擁有48萬人，超過了朝鮮戰爭的頂峰時期。他要求到1968年6月增為68萬人，或至少增為56.5萬人。他對約翰遜說，有68萬人，他能夠在兩年內結束戰爭；如只擁有後一個較小的數字，就需要用三年的時間了。這位總統不高興地指出，在南方的共產黨軍隊的力量已達到最高紀錄。他質問這位將軍說：“我們增兵，難道敵人就不能增兵嗎·這樣下去，到哪兒才算盡頭呢·”威斯特摩蘭說，如果武元甲的滲透率再提高，他的供應將發生困難。無論如何，美國在南越的怨氣兵殺死北越人的速度總比他們能補充的速度快。約翰遜問他，如果武元甲要求中國派遣志願軍，情況會怎麼樣。這位將軍回答說：“那倒是一個大問題。”
美國人捲入越南戰爭的時間已經大大超過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和朝鮮戰爭。這場衝突看來已完全成了一場白人與亞洲人之間的鬥爭。駐越南軍事援助司令部給這裡的大小戰役取了許多有聲有色的名字，它們使人想起叢林中的苦難生活和美國國內日益分裂的人民中的與日俱增的痛苦。其中有阿托巴羅行動、陸戰隊廣場行動，以及馬希爾行動、雙鷹行動和白翼行動。然後還有達多行動、881高地北坡行動、祿寧行動、瘋馬行動、霍索恩行動和從德浪河戰役之後代價最高的一次行動——黑斯廷斯行動。接著是881高地南坡行動、溪山行動、昆天的三個紅色高地行動，以及阿速坡行動。在西貢河和西貢以北20英里的13號公路之間，由已放棄的橡膠種植園和熱帶多雨森林組成的一個三角形地區——鐵三角，作為共產黨人的據點已達20年之久。 1967年1月以3萬名怨氣兵對鐵三角發動的攻擊，即所謂的雪松瀑布行動，是美國參加越南戰爭以來發動的最大的一次攻擊。但是，在一個月之後發動的江克欣城行動規模就更大了。參加這一行動的4.5萬名美國軍隊挺進到接近柬埔寨邊境的C區內，掃蕩越共的一處根據地。他們如願以償，但以後又不得不讓敵人重新收復它，因為越南共和國的軍隊甚至連充當守備部隊來守住它的能力都沒有。
在此同時，國會已開始使得不同意約翰遜戰爭政策這種事情成為一樁體面的事了。按後來的標準來看，這種反對態度是低調的。 16名反對政府戰爭行動的參議員警告河內說，他們對政府的不滿是有限度的，他們“堅決反對任何單方面的撤退美軍”。但是，美國國會越來越不易控制了。應總統的要求，以邁克·曼斯菲爾德為首的五名參議員，在越南度過了35天。他們發表的報告使約翰遜大為沮喪，他們發現美國在越南一年的軍事行動並沒有改變這場戰爭的進程，他們還發現，美國正在越來越深地陷入一場“無止境”的衝突：“其無止境的程度完全取決於北越及其支持者將以增兵對增兵的意願和能力。”參議員羅伯特·肯尼迪指責說，現政府已“轉變了”他哥哥制定的政策，以致現在“我們正在屠殺無辜的人民……而這只是因為離我們1.2萬英里的［共產黨人］，而現在他們可能離我們只有1.1萬英里了。”
這是最高階層的反對意見。參議院中的鴿派也許反對約翰遜在印度支那的方針，但是他們投票同意撥款以便繼續進行這場戰爭，而且他們的語言也是彬彬有禮的。鴿派中最直言不諱的富布賴特，是從來不失禮的。威斯特摩蘭對紐約的聽眾說，他“為近來在國內的一些非愛國的行為，搞得十分傷心”，並指責了那種犯有助長敵人威風的罪行的人。富布賴特僅僅回答說：威斯特摩蘭之行是政府有意安排，為“逐步升級鋪平道路”，這自然是千真萬確的。下一層的抗議者是馬丁·路德·金，他把美國稱之為“當今世界上最大的暴行承包商”，他還把美國在越南屠殺農民的種種新武器試驗，比之為納粹分子“在歐洲的集中營搞的新藥和新刑”試驗。埃爾莎·基特在約翰遜夫人於白宮舉行的午餐會上抨擊這場戰爭時也使用了差不多的語言。斯波克醫生在對和平示威者說，“林登·約翰遜是敵人”時，也是如此。民歌演唱家皮特·西格也是這樣，他的一支歌《泥深及腰》曾受到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的抵制，而這支歌把總統的戰爭政策完全說得一錢不值(“那個老糊塗蟲還在說：'幹下去'”)。還有霍華德·布雷特·利維上尉，他是布魯克林的一個醫生，他拒絕訓練派去為陸軍特種部隊——“綠色貝雷帽”——服務的醫療隊人員，理由是根據紐倫堡審判原則，他將因此而成為戰犯的一名幫兇。 1967年6月對利維醫生的進行軍法審判時提出的罪名之一，是他把這場戰爭稱為“兇暴的罪惡”。他被判有罪，判處三年徒刑，當即給帶上了手銬。
各高等院校依然是激烈的反戰中心。為美國中央情報局、道氏化學公司——凝固汽油(一種能燃燒的黏液)的製造商——和武裝部隊招募工作人員的人都受到粗暴的對待，有時被攆出大學校園。代表三百多所大學學生會的全國學生聯合會(全國學聯)每年接受中央情報局20萬元津貼一事，於1967年的聖瓦倫丁節被揭露，使全國學聯工作陷於癱瘓。 1967年10月，大學生們發動了“停止徵兵週”，並組織了五萬多名示威者進軍到五角大樓的台階前去示威。他們進行了一些富有創造性的，有時是令人震驚的反徵兵活動——把八張征兵卡糊在美國駐倫敦大使館的門口，與奧克蘭的警察持續進行了五天戰鬥，力圖阻止從征兵站運載應徵人員前往軍事基地的大轎車，佔據芝加哥大學的行政大樓達三天之久為了使大家注意反戰行動。
這並不完全是無私的理想主義。大學生們正好是在適齡入伍的年歲。 1966年每月徵召人數幾乎提高到1965年平均人數五千人的十倍，大學生緩役的表格發得越來越少了。對於徵兵的抵制以標語、小徽章和巨幅招貼等方式公開地表達出來。 1967年流行歌曲是阿爾洛·格思裡的《艾麗斯飯店》，這首歌曲是歌唱逃避兵役的。幾乎每一所大學的宿舍裡都有一大套傳單，提供如何設法使自己通不過徵兵局體格檢查的竅門。 (“去時先吸足毒品，飄飄然。如果你想真正扮演成一個吸毒老手，你可以在幾個星期前用普通針來回刺你的胳膊。”)赫爾希將軍對此進行回擊，他向全國4088個徵兵站發出指令，要他們把抗議者重新列為一等合格。國會議員表示反對，說赫爾希越權；美國公民自由聯盟也指控說，利用徵兵懲罰持不同意見的人是“蠻橫的”。但是赫爾希不肯讓步。後果之一是流入加拿大的逃避兵役的人激增，最後在那裡年輕的美國逃亡者竟達萬人左右，他們在多倫多的大學生和平行動聯盟之類團體的協助之下，安居下來。
隨著國家兩極化的發展，鷹派變得更為好鬥了。為了回答俄勒岡州的莫爾斯和阿拉斯加州的格里寧不約而同的反戰演說(前者說，“美國正在把人類引入決無勝利可言的第三次世界大戰”；後者把新的戰爭撥款提案叫做“供無限升級使用的空白支票”)，路易斯安那州的拉塞爾·朗扯起國旗來抨擊“鼓勵共產黨人拖長戰爭”的人。朗說：“每逢我看到美國國旗飄揚在國會大廈上就豪情滿懷……我衷心祈禱投降者的白旗永遠不要在這裡升起來。”埃弗雷特·德克森預言說，如果越南失陷，美國的“整個太平洋沿岸”就將“暴露無遺”。曼哈頓的鷹派在巴特里公園發動了一次為期兩天的感恩節守夜行動，同時要求，對這場戰爭持贊同態度的人開燈行車——霎時間每一條公路都鮮明顯示出全國人民陷於何等嚴重的分裂狀態。
林登·約翰遜一如往日，嘴裡說的全然不是他心中所想的。 1966年6月他戴著他那頂白帽子宣稱：“每一個美國人，不論是老年人還是青年人，都必須享有表示不同意見的權利。即便是少數人，也決不應禁止他們說話。提出意見和表示異議都是民主制度維持生命的呼吸，即使氣粗一點也不要緊。”他的內心的感覺卻是，凡是在這戰爭問題上與他爭吵不休的人都是非美的，因而他有責任使用他所能使用的任何武器與他們鬥爭。總統發動的宣傳是卓著成效的，他還在不同的時間，在關島、檀香山、馬尼拉和墨爾本與各盟國交換意見，他把他出國旅行的時間安排在國內發動反戰活動的時候，這樣來使那類反戰活動不致成為頭版新聞。這並不總是成功的。在澳大利亞，他發現並不只是美國的大學生能夠召集反戰示威遊行；在墨爾本跟他為難的人，突然向他的轎車投擲了兩個裝滿顏料的塑料氣球，使他的車染上了紅綠兩種顏色——越共的旗色。
他對於反戰分子的真實感情，於1966年5月17日在芝加哥舉行的一次民主黨籌措基金晚餐會上爆發了出來，他斥責了那些“膽小鬼”，說他們“打算反對他們的領導人，反對他們的國家，反對我們自己的戰士”。到那年的夏末，他一直避免使用“偉大社會”這個詞。他已經轉變，寧可與那伙政治上的保守分子打交道，而不喜歡那伙“抽風似的自由派”，因為他們是一些“製造麻煩的人，迫使政治家們向右轉”。在白宮的私人談話中，他會直截了當地說，參加反戰運動的美國人不忠於國家，“俄國人”是“這整個活動的後台”。他還對他的幕僚人員透露，聯邦調查局和中央情報局一直在向他匯報“事態的真相”。他說，參議院中的鴿派與蘇聯代理人是有接觸的，他們同蘇聯人一起吃午飯，參加蘇聯大使館的宴會，並鼓勵他們的助手的孩子們與駐華盛頓和聯合國的蘇聯外交官員約會。他肯定地說：“俄國人想出許多話來讓那些參議員去講。我常常在他們講話之前就知道他們要說些什麼。”1966年6月，總統獎學金獲得者之一，有一名很有天資的17歲的姑娘，她的父母原來是這場戰爭的批評者。總統為此向有關人員發出一項指示，要收回這位姑娘的獎牌。埃里克·戈德曼表示不同意，這項命令才又撤消了，但是，戈德曼被告知，在將來總統獎學金獲得者確定提名之前，他們和他們的家庭都要經過聯邦調查局的審查。
鷹派以約翰遜為榜樣，到處任意給人貼上不忠於國家的標籤。 1966年，哥倫比亞廣播公司電視台放映了“吉波隊”——海軍陸戰隊自己的稱呼——中的海軍陸戰隊員放火燒農民的茅舍的情景，五角大樓幾乎指責廣播員叛國。麥克納馬拉在蒙特利爾發表演說反對轟炸河內，指出每週對北越投擲炸彈的噸數已超過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在德國投擲的全部炸彈，他也因此而遭到懷疑。他在1967年11月辭去職務，約翰遜的親信顧問離開華盛頓的還有麥克·邦迪、喬治·鮑爾、傑克·瓦倫蒂、喬治·里迪、理查德·古德溫，以及霍勒斯·巴斯比。比爾·莫耶斯的離去，特別刺傷總統的心，而使莫耶斯的新聞秘書工作幹不下去的正是約翰遜的模棱兩可的態度。賴斯頓寫道，莫耶斯已經受到了信用差距的傷害，而莫耶斯本人更說，這種信用差距已壞到這樣的地步：“以至我們也不相信我們自己透露出去的東西了。”莫耶斯的辭職使這位總統大為光火，他指責莫耶斯要討好肯尼迪家族，利用白宮，用犧牲政府聲譽為代價來謀求私利。約翰遜大發雷霆說，他讀了剪報資料，他並不愚蠢，他看清了在發生的事情，當約翰遜的處境每況愈下的時候，這位新聞秘書卻一直在獲得報界的好評。
他對他的公眾形象的估計是正確的。到1967年，那形象可說是十分糟糕。特工處透露，從達拉斯事件以來，由於威脅總統的生命而被逮捕的人數，已增加了500%。認為林登·約翰遜應對約翰·肯尼迪之死負責的人數一直在增長。據《紳士》雜誌估計，到1967年5月，關於達拉斯悲劇有六十來種不同說法的著作在銷行。那一年的年初，新奧爾良州的地方檢察官吉姆·加里森對報界說：“我的工作人員和我已在數週之前解決了這件刺殺案。”後來發生的事情清楚地表明，加里森實際是瘋人院裡的人物，不是法院中人，但是5月份的一次哈里斯民意測驗卻表明，懷疑沃倫報告的美國人，已從44%躍為66%。許多人認為加里森“不無道理”；另外一些人對約翰遜總統的任何事，包括他進入白宮的途徑，反正都表示懷疑。
他的威望日益下降，到1968年3月蓋洛普民意測驗的數字表明：全國祇有36%的人支持他行使總統職權所採取的行動。像五年後的理查德·尼克鬆一樣，約翰遜退縮到自我孤立中去。三年前，當他與戈德華特進行競選角逐時，他興高采烈地走到人海中去，使特工人員十分擔心。現在他公開露面只限於對可靠的聽眾——會見企業界的負責人或住在軍事基地的軍人家屬，在這些地方，他可以相信他的聽眾是尊敬他的。白宮已成了壁壘森嚴的地方。要進白宮的大門更加困難了，證明文件要求非常明確，而且隨身公文皮包也要經過嚴格的檢查。總統的幕僚人員敦促他走出去到人民中去。即便人群懷有敵意，全國也會同情和讚賞他的勇氣，任何一種舉動都比這種閉門索居的情況強。特工處不同意這些意見。他們感到，全國情緒敵對，那麼在未經審查過的人群面前露面，將是十分危險的，這一次，約翰遜聽從了他們的意見。
他越來越留神地註意他的幕僚和內閣，警惕著進一步的背叛。那些想要繼續供職的人，或那些現在需要約翰遜的同意而得到提拔和為了今後的仕途需要他的保證的那些人，感到他們必須對他表示狂熱支持和不貳忠貞。休伯特·漢弗萊成了一個超級鷹派。拉里·奧布賴恩抬出一個死人來支持這場戰爭，他在維吉尼亞州列剋星敦對聽眾們說，如果喬治·馬歇爾將軍還活著的話，他“無疑”會支持約翰遜越南政策的每一點。被任命為司法部長的尼克·卡曾巴赫，1967年8月17日對參院外交委員會作證時說，三年前通過東京灣決議時，國會實際已授權總統“以任何必要的方式使用美國的武裝力量”，並說，這一點便足以使總統可以在印度支那承擔任何軍事義務，包括轟炸接近中國邊境的目標。接下去會上出現了這樣一段對話。
參議員富布賴特：你認為宣戰一舉已經過時了嗎·
卡曾巴赫先生：從目前的具體環境來看，我認為，宣戰之說在國際舞台上就是已經過時了。
卡曾巴赫說，參議院已批准美國參加區域性防禦條約(這指的是東南亞條約組織)，那就夠了。他表示，一位總統不必與國會磋商，就可以使用美國的軍事力量做他願意做的任何事情。在他說到這一點時，委員會的一個成員怒不可遏地離席而去，他嘟囔說：“惟一的辦法是——訴諸全國輿論。”這位參議員就是明尼蘇達州的尤金·麥卡錫。
1967年，是黑人暴亂的第三個年頭，也是情況最壞的一年，而正是在這一年的5月，斯托克利·卡邁克爾辭去名不副實的大學生非暴力協調委員會主席的職務，飛赴古巴和北越旅行。他把他的繼任人拉普·布朗說成是“一個壞人”，他說：“有一天我再回來，你們會高興的。”布朗的崛起，是反對黑人白人聯合行動和主張排除白人自由派的好鬥分子的勝利。 7月26日，他說：“如果你們給我一支槍，我可能就用它打死約翰遜夫人。”他還對底特律的黑人說：“白鬼就是你們的敵人。”
7月20～23日的這一周末，白人被排斥在紐瓦克舉行的關於黑人權力問題的全國會議之外。會議的代表接過了馬爾科姆·艾克斯發出的口號：“非暴力抵抗已一去不復返了”。在他們贊同的一些措施當中，竟有這樣一些決議，如號召建立一支“黑人民兵”，“舉行全國性的對話，討論把美國劃分為一白一黑兩個分立國家是否適宜”，承認“黑人在認為必要和符合他們的利益時造反的權利”等。取消種族隔離的主張已完全過時，幾近一千名與會代表宣稱：絕對的種族隔離是新的目標。
布朗的大學生非暴力協調委員會的刊物《新聞信札》，在8月14日的一期上載文譴責猶太復國主義，猛烈抨擊美籍猶太人，指責以色列“使用恐怖手段、暴力和屠殺”摧殘阿拉伯人。這一舉動迫使像哈里·戈爾登、西奧多·比克爾這些自由派人士離開了大學生非暴力協調委員會，並引起佈內·布里茨反誹謗同盟佈內·布里茨(BnaiBrith)原意為忠於誓約的子孫。這一同盟是德國猶太人為提高成員“道德水平”於1843年在美國成立的一個團體。 ——譯者的猛烈批評。這些好鬥分子是無所顧忌的。白人同情分子還真的收到了他們不受歡迎的信息，爭取種族平等大會在它的會章成員資格一條中取消了“多種族”字樣。弗洛伊德·麥基西克代表爭取種族平等大會，發表了一份黑人宣言書，明確申明入坐、抵制和和平示威均屬於過去的做法。他說：“民權鬥爭時代的戰略和哲學已不可能再使我們在爭取全面平等的道路上前進。應當尋找到新的方法，應當開始一個新的時代。”他說，這幾個漫長而酷熱的暴亂的夏天，將來也許要作為“黑人革命的起點”留在人們的記憶之中。
有些白鬼似乎患有自我虐待狂，善於克制自己。也許一個最生動的例子是1967年勞動節的那個週末，在芝加哥舉行的全國新政治大會(全新會)。這次大會有三千名代表參加，代表著二百多個具有不同目標的團體，這些目標有結束越南戰爭、改善貧民待遇、爭取美國黑人的平等，等等。每一個代表的表決權的大小決定於其所屬的團體在當地擁有的活動分子的多少。例如，婦女爭取和平罷工組織代表1000票，坎頓市爭取越南和平公民大會31票。黑人各團體共擁有5000票表決權，他們還要求有更多的票數。麥基西克說：“黑人不能作別人的講台的一塊磚石，他們得建立自己的講台。”黑人代表組織了一個黑人領導核心，聯合發表了一個包括13點要求的最後通牒。其中包括，在各委員會中黑人都要求擁有50%的代表權，譴責“猶太復國主義的帝國戰爭”以及贊成紐瓦克會議通過的一切措施等。他們要求大會在那個星期六下午1點之前一字不改地全部加以接受。 《壁壘》的一位編輯建議在文字上做一些修改，黑人領導核心的一個成員卻對他吼叫說：“一個白人有什麼權力修改黑人的決議·”他只得趕忙收回了他的建議。
一位上了年歲的白人婦女解釋說，這件事不過是對全國新政治大會的“社會晴雨表”的一次考驗，這個共有13點的綱領終於以三對一的票數獲得通過。代表們於是以長時間歡呼表示慶賀。接著，他們又不禁一驚。黑人領導核心仍不滿意。黑人集團不肯接受已分派到的5000票的表決權，他們要求擁有28498票——以便絕對控制這次大會。黑人的發言人在講台上解釋說，這完全是一個信任的問題，白人應當採納這一提議以表明他們信任黑人。一位白人代表後來說：“出現了一件非常的事情，派爾默大樓的四壁都開始浸透了自覺有罪的意識。”這一提議以二對一的多數獲得通過。此後，提交這次代表大會的每一項決議的命運都是由一名黑人青年所掌握，他坐在黑人領導核心的前排，舉著一塊代表28498票表決權的粉紅色的大牌子。實際上，這次大會的成就十分有限。相當數量的白人曾經希望提出總統候選人名單：由馬丁·路德·金競選總統，斯波克醫生競選副總統。這個希望也告流產。黑人領導核心認為金博士是黑色的白鬼，而斯波克醫生仍按他那過時的方式，使用“尼格羅”這個字眼。
儘管布朗-麥基西克能言善辯，黑人流入中等階級的情況始終有增無減。後來的人口普查數字表明，在60年代期間，一年收入在1萬美元以上的黑人家庭已從11%增為28%。這條道路對有才能的黑人一直暢通無阻。 1965年，小本傑明·戴維斯成為陸軍中將。住宅和城市發展事務部長羅伯特·韋弗、參議員愛德華·布魯克、天主教的羅伯特·佩里主教、聯邦法院的法官康士坦斯·貝克爾·莫特利，都是在1966年擔任顯赫公職的。兩家私人團體作的一項調查表明，有1469名黑人擔任了公職。 1967年，瑟古德·馬歇爾擔任最高法院法官。空軍少校羅伯特·勞倫斯於6月30日成為第一個黑人宇宙航行員(在12月進行的一次訓練中，機毀身亡)。伊麗莎白·孔茨被選為全國教育協會主席，迪安·臘斯克的女兒嫁給一位名叫蓋伊·吉布森·史密斯的黑人。克里夫蘭和加里兩個城市都由黑人出任市長。此外，華爾特·華盛頓被任命為哥倫比亞特區的專員。黑人好鬥分子的十分過火的行為，似乎給某些溫和派的黑人帶來一定的方便；詹姆斯·梅雷迪思在1967年又重新開始了他的密西西比進軍，而再去打擾他的卻只有一些請他簽名或給他拍照的白人了。
但是，強烈反應在別的地方卻繼續強烈表現出來。在波士頓，一位44歲的祖母路易絲·戴·希克斯由於堅決反對糾正學校中種族不平等現像變成為一名知名人物，而且後來當上了國會女議員。在底特律的阿爾及爾汽車旅店，一名黑人青年在受警察盤問時被殺害。殺害他的警官發誓說他是為了自衛，於是由一個全是白人組成的陪審團宣告他無罪。這些事表明，此類情況並不僅限於極南部地區。亞當·克萊頓·鮑威爾被剝奪了國會議員的席位。關於他的瀆職行為是絕無疑問的，但是有人指出，托馬斯·多德則只是受到了參議院的批評。詹姆斯·格羅皮神甫在密爾沃基爭取住房“開放”(取消種族隔離)的運動宣告失敗。萊斯特·馬多克斯宣誓就任佐治亞州州長，而密西西比州州長競選獲勝者是另一個種族主義分子約翰·貝爾·威廉斯。
但是，這些發展都由於在大城市黑人居住區發生的夏季騷亂而顯得遜色，這類騷亂使在兩年前於瓦茲地區發生的黑人造反達到一個高峰。從其瘋狂程度及其破壞所造成的廢墟來看，這簡直就像是一場戰爭，確實也有些人認為這就是現在晚飯時刻人們在起居室的電視屏幕上看到的越南暴行的一種反映。在卡邁克爾之前擔任大學生非暴力協調委員會主席的約翰·劉易斯說：“政府一方面要受壓迫的黑人不要在街頭使用暴力，可同時它卻在越南進行恐怖的屠殺，而且把本應用於國內使人民受益的錢拿去支持這個戰爭，這本身便是極大的矛盾。”
那一年，最初的火炬是在4月8日點燃的。這一天的傍晚，納什維爾的警察把一名黑人趕出費斯克大學附近的一家餐館。接著發生了兩天的騷亂，到了下一個月，克利夫蘭、華盛頓、路易斯維爾、蒙哥馬利和奧馬哈也都爆發了騷亂。 5月已來到，接著是6月，自製燃燒瓶、搶劫者的棍棒、狙擊者的來复槍出現得越來越多了。波及到的大城市有紐約、明尼阿波利斯、坦帕、亞特蘭大、伯明翰、辛辛那提、舊金山、布法羅、代頓和威奇塔。接著進入7月的第一個週末，出現了1967年黑人居住區第一場真正的災難。
這場災難也是由和警察發生糾紛開始的，這現在已成為老規矩了。那個星期五下午較晚的時候，警車奉命向波士頓東南的黑人區羅克斯伯里的格羅夫大樓福利事業辦事處集中。一個靠救濟過活的婦女的組織正在舉行反對福利政策的示威遊行。她們要求更多的錢，她們要求得到更有禮貌的待遇。已經過了下班時間了，但是這些婦女仍不離開，她們手臂挽著手臂攔在門口，不讓工作人員離開。警察從窗戶進入辦公室。一群黑人聚集起來，瓶子石頭一陣亂扔。又來了一批頭帶防護盔手持警棍的警察，他們快速插進當時已變得極為混亂的人群。群眾被沖散了，但這卻是一個極大的錯誤。黑人三五成群，在羅克斯伯里到處亂竄，砸玻璃窗，搶劫東西，放火燒屋，毆打白人。破曉之前，已有一千名警察在與一千名黑人格鬥。到星期天的傍晚，暴動暫時平息下來，有70人受傷，波士頓商業區和郊區之間的一條主要交通幹線蘭山大道的15個街區成了一大片瓦礫場。
羅克斯伯里事件一個星期之後，情況似很平靜，但空氣十分緊張。過去的兩個夏季當中發生的事情，沒有一件能使人可以麻痺大意。城市居民一直格外警惕地註視著新澤西州紐瓦克的動向。甚至在平安無事的時候，人們還認為紐瓦克是充滿爆炸性危險的地區。為求得模範城市的補貼，這個城市的當局過去曾經坦率地說，這個城市是“對窮人進行基本訓練的營地”。該城人口擁擠，貧民窟遍地，空氣受到本地許多工廠的有害氣體的污染。紐瓦克有著全國最高的性病發病率，最高的犯罪率，不堪居住的房屋的百分比也是全國最高的。在過去的一個世紀裡，這個城市曾先後作為新教徒、愛爾蘭人、意大利人和猶太人的居住區，現在則是僅次於華盛頓的黑人佔多數的大城市。在1960年，紐瓦克的人口62%是白人。現在，黑人佔52%，波多黎各人佔10%。 20.8萬名黑人中的絕大多數都住在破舊不堪的中心區。這裡的失業數字是全國失業數字的兩倍，而黑人的失業率又是這個城市失業率的兩倍。在華盛頓，住宅和城市發展事務部裡從事研究這類情況的人，長期以來一直為紐瓦克的問題焦慮不安。他們認為，這個城市只要有一次警察事件就能引起爆發性局面。這個局面在7月12日(星期三)來臨了。
這一天下午9時45分，一名因違反交通規則而被拘捕的出租汽車黑人司機，被帶進中心區的第四警察派出所。他與兩名警官激烈地爭辯起來，接著又互相毆打起來。有流言傳出來說，這個出租汽車司機已被打死。喜歡看熱鬧的人聚集起來，但也並沒有發生什麼大事。這些人走開之後，那裡的警官向商業區警察局報告說，那些人只不過是“一夥無事到處遊蕩的小孩子”。第二天薄暮時分，另一夥人舉行集會，他們舉著標語牌，不過情緒顯然都很正常。接著有人扔出第一個酒瓶和第一塊磚頭。警察用警棍驅散了人群。黑人們三三兩兩地散開——開始搶劫商店。到夜裡11點，搶劫活動開始大規模進行著，狙擊手在房頂上不停地射擊，多處大火熊熊。紐瓦克的1400名警察無法控制局面。直到破曉，2600名國民警衛隊和300名州警察開到了，此時陽光已普照理查德·休斯州長所說的“一座處於公開叛亂的城市”。紐瓦克的24平方英里的土地上，幾近一半在暴亂者的手中，一直到7月17日(星期一)，秩序才恢復。到此時為止，已有27人死亡。損失估計達1000萬元。這是從瓦茲事件以來最嚴重的一次騷亂。
底特律在下一個星期天陷於騷動之中，因為一名警察搜查設在第12街的一處黑人夜總會(這家夜總會在法定的停止營業時間，凌晨2時之後還一直在賣酒)。人群到處遊蕩，關於警察暴行的流言四處傳播——這一次是說，有一個被帶上手銬的小男孩，被從樓梯上踢了下去——被警察驅散的人群，散開以後開始搶劫。就某些方面來說，這次暴亂的爆發是不尋常的。與紐瓦克不同，底特律在過去並沒有被看做是一個有潛在麻煩的地區。由於黑人的支持而當選的市長，曾經採取了許多措施(再加上十分景氣的汽車業)幫助形成了一個人數不小的黑人中等階級。實際上這正是麻煩產生的部分原因。沒有能夠進入中產階級的暴亂者對黑人中等階級也和對白人一樣仇恨。另一個不同之處是，在底特律搶劫不分種族，黑人和白人一起洗劫商店。縱火的情況幾乎令人無法相信——在11天之內，發生1600起火警。但是，底特律暴亂的最突出的方面，還是它的規模。亨利·福特說它“是南北戰爭以後最大規模的國內暴亂”。死亡總數達43人，7000多人被捕。第12街的18個街區和大河路的三英里之內，是一片焦土。這座城市的空中攝影照片與1945年的柏林相類似。 5000人無家可歸。許多人像瘋子一樣興高采烈。一位底特律的暴亂者說：“那些建築物大火沖天，真是好看極了。”他還說：“我就坐在這裡看著它們燒掉。那些白鬼除了拼命救火，別無辦法。”自然，他是在說被燒的黑人的家。
約翰遜總統任命了一個以伊利諾伊州州長奧托·克納為首的委員會研究暴亂問題，並尋求防止發生更多暴亂的途徑。參議院的調查小組委員會和眾議院的非美活動委員會已安排了舉行聽證會的計劃——後者一直認為顛覆分子應對騷動負責。那個夏季黑人居住區的風暴一直未能平息。暴亂者在全國的32個州共襲擊了114個城市。總的死亡人數數字可能是永遠也無法知道了，但至少有88人死亡，4000多人受傷，1.2萬多人被捕。屬於最激烈的騷亂區的，有威爾明頓、托萊多、南本德、大瀑布城、龐蒂亞克、密爾沃基、紐黑文、普羅維登斯、薩吉諾、弗林特、波特蘭(俄勒岡州)和坎布里奇(馬里蘭州)。
坎布里奇的暴亂是特別有趣味的。這次暴亂是可以證明非美活動委員會的懷疑有理的為數不多的事件之一，而且這次暴亂對於全國政治產生了意想不到的影響。左右馬里蘭州1966年州長競選運動的一個主要因素是這類事件的反作用。在一個種族主義分子候選人贏得民主黨預選時，黑人選民卻已決心支持共和黨提名的候選人，溫和派的斯皮洛·阿格紐。但是，阿格紐對於法律和秩序的感情超過了他對於種族問題的觀點。當拉普·布朗，一位外來的煽動家(如果真有這樣的人的話)，對東岸區黑人的一次集會說，“現在是坎布里奇爆炸的時候了，”阿格紐卻感到十分氣憤。布朗把一所黑人學校叫做“早應一把火燒掉的”廢物。他敦促黑人們“想法為自己弄到些槍支”。他說：“暴動是革命的排演。”他接著又說：“暴亂是美國人的家常便飯。”
於是坎布里奇發生了暴亂，這所學校被焚毀了。阿格紐簽發了一份逮捕令，以煽動暴亂和縱火的罪名逮捕了布朗。這位州長說：“像他這樣的人，絕不能讓他帶著破壞意圖跑進一個州，然後任他溜之大吉，讓那些窮人承受由於他的罪惡活動所造成的後果。”兩天后，布朗在弗吉尼亞州的亞歷大里亞被捕。後來他又受到另一項指控：在被起訴期間，攜帶武器跨越州界。同時，阿格紐州長堅決處理這一事件的態度，引起共和黨全國領導機構的重視，贏得了大家的欽佩，這其中就有理查德·尼克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