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實是，共和黨覺得必須孤注一擲了。喬治·蓋洛普民意測驗發現，在過去25年中，共和黨黨員已減少了1/3；自認是共和黨的美國人的數目減少了13%，而民主黨人的數目卻增加了11%。戈德華特和他那一派人對此有個解釋。他們爭辯說，共和黨一直挑選的是一些“我也這樣想”的候選人——只知道重複民主黨選舉諾言的那些溫和的共和黨人。他們的結論是，因為民主黨人是原件，而共和黨溫和派只是複寫的副本，所以共和黨就一再失敗；投票人總是喜歡真貨色的。
這可要碰運氣冒險。民意測驗表明，大多數投票人喜歡中間道路。共和黨右翼卻不承認。他們堅信，在廣大農村，隱藏著一個持保守觀點的多數尚未露面。他們強調，那才是美國政治的關鍵所在。這些滿腹怨氣的保守派，由於自己沒個地盤，對兩黨一樣地認為不屑一顧。在選舉的日子，他們出去釣魚，或是待在家裡。對他們說來，結果如何無關緊要。不論哪一黨得勝，他們都得忍受一幫子自由派、左派、社會主義者、“集體主義者”、“憂國憂民派”。戈德華特的理論家們說，只要提出一位真正的保守派候選人，這一隱藏著的多數派就會全部擁上街頭，選舉出一位真正的美國人。
雖然肯尼迪總統早已相信巴里·戈德華特將是1964年共和黨的總統候選人，但戈德華特自己卻並無把握，而共和黨的其他領導人也遲遲沒有認真考慮到他。關於誰來做旗手的鬥爭變得很是離奇。這位亞利桑那人於1月3日從亞利桑那的斯科茨代爾他那充滿陽光的庭院裡宣布競選。第二個宣布參加角逐的共和黨人是一位婦女瑪格麗特·蔡斯·史密斯。在新罕布什爾州的初選中獲勝的是被補寫在選票上的亨利·卡伯特·洛奇，他從來也沒宣布過要參加競選。隨後納爾遜·洛克菲勒聲稱他也要參加競選，接著賓夕法尼亞州的威廉·斯克蘭頓說他也參加。
直到6月2日在加利福尼亞舉行的最後一次初選以前，幾乎所有的人似乎都相信，戈德華特一定會被什麼人擊敗的，最有可能的是洛克菲勒。接著，5月30日，星期六，第二位洛克菲勒夫人生下了小納爾遜·洛克菲勒——使得加利福尼亞的共和黨人想起來紐約州州長不久前離過婚。一夜之間，在哈里斯的民意測驗中，他失去7%的支持者。星期二初選時，戈德華特得票51%，洛克菲勒49%。在代表大會上，亞利桑那的有組織的選舉隊伍使所有反對派全倒過來，在第一輪投票中便獲得833張代表選票的優勢而取勝。於是這位候選人，由於他對溫和派出言不遜，更加深了共和黨的分裂；他有兩句令人難忘的話：“為了維護自由，極端主義並非罪惡!在追求正義時採取溫和態度也決非美德!”
巴里·戈德華特當時55歲，為人非常正直，也是歷來競選總統職位的最有魅力的政界人物之一。面目英俊、身材魁偉，一頭銀髮，戴著一副作為他的特殊標誌的黑色角質架的眼鏡，他早已成為全國最受稱頌的政界人士之一，而且肯定是最為出名的保守派。戈德華特代表著一種熱愛過去美好事物和仇視當今一切壞事的感情。他用他那西南方乾脆而低沉的口音經常對全國人民引述一些已經失去時效但仍頗為感人的美國格言和倫理信念。只是靠了他的特殊口才，才使那些東西顯得既大有道理，而又切合實際。
在參議院之外，他卻被看成是一種不合時宜的大雜燴。儘管他動輒引述過去的傳說，他本人卻是空軍後備役少將，傑出的噴氣機駕駛員，並是尖端技術的熱烈愛好者(在舊金山，在他被提名之時，他卻穩坐在他私人的噴氣式飛機的座艙裡，駕著直上高空，在牛宮上空轟然飛來飛去)。他還是一位業餘無線電收發報員，在他菲尼克斯郊區的家里和華盛頓的公寓裡都裝有昂貴的收發報設備，他還專門帶了一套設備去參加舊金山全國代表大會。他還是一個出色的攝影師，出版過一冊沙漠習作。他的最有意義的一件傑作也許是他在亞利桑那的家里安裝的那根25英尺高的旗桿。旗桿上有一套光電裝置，一接受到曙光便自動升旗，到暮色蒼茫時，則自動降旗，因而即使家裡沒人，也能表現出他的愛國情緒。
“呱呱叫!萬歲!呱呱叫!萬歲!”他的忠實的追隨者一再歡呼。他們非常激動，高興萬分，有時甚至令人生畏。當納爾遜·洛克菲勒登上講壇，主張採納綱領委員會起草的少數派決議案時，牛宮出現了令人難忘的時刻。這時，擠滿樓座的戈德華特分子向他發出噓聲，並大聲叫喊：“我們要巴里!”換個別人，也許會被嚇住，但洛克菲勒反覺有趣。他嘲弄地說：“女士們，先生們，這裡現在還是一個自由的國家。”而當他們火氣上來，氣得大叫不已的時候，他卻對他們講述在加利福尼亞州初選時有人用來對付他的一些手法：“這種事在美國是不應該有的，但我能親自證明的確存在，還有許多其他的人也都能證明，他們也經歷過在半夜或清晨接到電話，收到過匿名恐嚇信、誹謗和充滿仇恨的材料，暴徒打手的威脅，炸彈恫嚇和實際爆炸，見到過使用共產黨和納粹手段滲入或接管已成立的政治組織等等。”
樓座裡有的人幾乎躺在地上，用鞋後跟狠敲地板。主席思拉斯頓·莫頓敲著小槌要大家遵守秩序也全然無用，這時正式出席會議的戈德華特派的代表——感到這種蠻橫的表演在電視觀眾的眼裡只會給戈德華特抹黑——也讓他們安靜下來。狂亂的風暴仍不平息，於是洛克菲勒微笑著，進一步譏諷說：“女士們，先生們，你們有些人不願意聽這話，但這些卻是事實。”
這只是部分的事實。戈德華特和他的干事從不讓一些穿網球鞋的小老太太加入他們的組織。說實在的，他們的競選運動的弱點之一就是太守紀律，太缺乏主動性。全國代表大會以後，戈德華特派遣兩名很正派的年輕人，迪安·伯奇和約翰·格里尼爾去接管共和黨全國委員會。伯奇任主席，格里尼爾任執行理事。兩人費了整整五個星期來進行整頓——這五個星期，他們是本該用來搞競選的。 11月選舉後第二天，戈德華特的司庫得意揚揚地宣布，他的賬簿上沒有赤字。
更機靈一些的政客本來會利用自己接受提名的演說來爭取失敗的一方。甚至還可以去拜訪被他擊敗的人，像艾森豪威爾1952年拜訪塔夫脫那樣。但戈德華特也被一些卑鄙的手法激怒了，而且，儘管他為人慷慨大度，卻不是一個願意主動和人講和的人。直到8月，已經太晚的時候，他才在賓夕法尼亞州的赫爾希和黨內的元老們——洛克菲勒、艾森豪威爾、尼克松、威廉·斯克蘭頓以及喬治·羅姆尼——坐在一起，試圖釋嫌修好，共同製定最好的競選策略。但結果只是白白浪費了一天時間。他們都缺乏和解精神，而且誰也提不出任何有效的競選計劃，最多是彼此埋怨一通。正是在這次會議後，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正由於這次會議，競選其他公職的共和黨人才全都避開這位競選總統的旗手，甚至不願宣傳和他相同的政綱。
為戈德華特宣傳的標語牌上、飾針上和無數的張貼廣告上全寫著：“你心裡明白他是對的。”這句話有幾分對。在他的三本書和報上的八百篇專欄文章中，他觸犯了許多完全應該觸犯的“神牛”。在過去的半個世紀裡，聯邦政府中的官僚機構已比原來擴大了五六十倍。官員一般都專橫跋扈，而政府自己仍在採取或鼓勵別人採取的某些做法顯然已再不適用了——其中如僱用多餘工人、資源耗竭津貼、維持農產品價格補貼和對種植花生補助等等都是。在這類問題上，戈德華特參議員態度非常強硬，千百萬美國人心裡明白——或至少相信——他是對的。
麻煩的是，他還說過、做過、寫過許多其他的東西，其中有些就非常可笑。他曾提出田納西河流域管理局可以以一塊錢的價格賣掉。他還說過他真希望能鋸掉東部海濱，讓它漂出海去。他把美國的大城市都說成是罪孽深重的巴比倫。他還在不同的場合鼓吹過廢除農村電氣化，取消國家勞工關係委員會，設立新的美國最高法院。而這些，美國人心裡明白，他是不對的。
他的對手是美國有史以來最精明的政客之一。因此，戈德華特披掛的盔甲上的裂紋很快就被巧妙地揭露出來，弄得他只得退居守勢，從此一蹶不振。主張原子戰爭是個特別具有毀滅性的問題。 1963年10月24日，戈德華特在哈特福德演講時曾說，他相信，如果北約組織的“司令員們”被授權在發生危機時使用戰術核武器，那美國在那邊的軍事力量可以減少1/3。這樣他就使核彈成了個競選中爭論的問題，一直到競選結束也爭論不清。
在競選中提出這一問題原無不可，洛克菲勒1月份在新罕布什爾州的競選運動中就曾加以利用。民主黨人在後來聞名的他們的所謂“雛菊姑娘”電視節目中，可能是宣揚得太過分了點兒。這一節目於9月7日第一次放映。全國廣播公司“星期一之夜的電影”節目中，格雷戈里·皮克和蘇珊·海沃德主演的《戴維和巴思謝巴》在播映中忽然中斷，電視屏幕上出現了一個富有詩意的畫面，一個小女孩，一面扯下一朵雛菊的花瓣，一面數著它們；而在她這麼做著的時候，她的形象漸隱，隨後被一團蘑菇雲所代替了。共和黨人看了很生氣是可以理解的，但戈德華特過去未能，現在也仍然不能澄清他在哈特福德的發言到底是什麼意思。至少他提到核武器時的那種態度是頗為使人不安的。一位競選美國總統的人不應該說什麼“往克里姆林宮的男廁所裡拋進一個”這類的話。有一次戈德華特看來是想要消除核彈的威脅，而《紐約時報》的查爾斯·莫爾在他的發言中卻發現他使用“按電鈕'、“原子大屠殺”、“核毀滅”這樣的字句竟不下三十次。這樣是不能使人民放心的。民主黨人惡意地譏諷說：“你心裡明白，他是會那麼幹的……”
為共和黨人得勝希望掘墓的另一個問題是社會保險問題。這一宗麻煩在1月6日在新罕布什爾州便開始了。戈德華特在回答問題時說，他贊成用自動捐獻辦法來改進社會保險工作。第二天，新罕布什爾州康克德的《箴言報》的標題是：“戈德華特定下的目標：結束社會保險事業”。這位參議員提出了抗議，但自願參加捐獻的結果顯然就會是那樣；付給退休工人的錢只能取自年輕工人，可是，如果他們可以不付這種稅，他們對於付稅也決不會比任何別的人更為熱心。針對這一問題，民主黨的電視節目中出現了兩隻手撕掉一張社會保險卡的鏡頭。社會保險問題影響到1億美國人，要找到一個比它更使人關心的問題怕是很難的了。
戈德華特還有別的問題；他曾投票反對禁止核試驗條約並在頭年6月反對過肯尼迪-約翰遜的民權法案。在保守派的報紙一家接一家轉而支持約翰遜的時候，他過去的投票經歷所產生的結果也越來越清楚，最後連這位共和黨候選人自己也能看清了。民意測驗的數字還很少這樣一面倒的；按蓋洛普的統計，約翰遜的支持者佔65%，而支持戈德華特的僅佔29%。在選舉之後這位亞利桑那人說，他早就應該看到，甚至在競選開始前，在舊金山時一切就已經無望了。而實際情況，他說，是在8月他才看到毫無希望。這未免有點事後聰明的味道。遲至10月，他至少在口頭上還表示相信他能取勝。但不管他對前景的料想怎樣，他卻從未企圖用卑劣手段增加獲勝的機會。他勸告那些噓約翰遜的觀眾(“不要對當今總統不敬”)。當他的一個顧問克利夫頓·懷特利用黑人區暴動時黑人到處搶劫的驚人場面攝製出一部名曰的紀錄片時，戈德華特說這部片子是種族主義的，不讓上演。關於約翰遜競選運動中出現的一件醜聞的報導——總統的主要助手因在公共廁所中犯雞姦罪而被捕——他也拒絕加以利用，甚至拒絕討論。
這位助理是沃爾特·詹金斯。由於工作過度疲勞不堪，他才那樣經不起誘惑，要不然還是不會的。 10月7日，詹金斯離開白宮數小時，前去參加《新聞周刊》華盛頓分社因遷入新樓舉行的雞尾酒會。他喝下幾杯酒後，就離席前往相隔兩個街區的華盛頓基督教青年會去。他知道那里地下室的男廁所是搞同性關係的人的幽會場所。不幸的是，華盛頓的警察也知道這情況。大約在下午7點半的時候，詹金斯和一個年紀已不小的退伍軍人被一個一直在外面偷看他們的警官當場逮捕了。他們被帶到警察局，到那里後發現，詹金斯五年前曾因同樣的案情被捕過。新聞記者們不願報導這事，可是，等到迪安·伯奇要大家注意“一件轟動華盛頓的新聞：白宮正拼命扣壓一條有關國家安全的重大消息”(這是共和黨右翼輕率使用這種說法的一個較早的例子)，這時，新聞記者們也只好報導了。消息一傳出，詹金斯就被診斷為“極度疲勞”住進了醫院。伯奇和戈德華特的許多別的顧問都請求戈德華特利用這一機會，大事渲染這一所謂政府上層人物傷風敗俗的驚人事例。他拒絕了。
約翰遜焦急地任命奧利弗·奎爾組織一個調查組進行調查，看看這件倒霉的事會使他損失多少選票。奎爾得出的出人意外結論是：根本不值一提；而這個不幸事件很快也就從人們的記憶裡消失了。戈德華特的寬恕、憐憫只是部分原因。另外的部分原因是，正當人們開始談論詹金斯事件的時候，國外事務方面出現了三件使人震驚的大事。在10月15～16日的48小時之內，赫魯曉夫被奪去一切權力，趕下了台；共產黨中國宣布爆炸了第一顆原子彈；亞歷克·道格拉斯-霍姆爵士的保守黨政府垮了台。白宮記者團談論到約翰遜的好運，他運氣確實不壞。當伯德·約翰遜夫人帶著一群南部政府官員的夫人們乘著一列共有16節車廂被稱為“伯德夫人專列”的火車往南部開去的時候，她們受到敵意的詰難——這種待遇肯定會在其他地方獲得同情和更多的選票。
約翰遜在新奧爾良迎接伯德夫人專列，並在那裡做了競選的第一次演講。這是一次冒險——他不聽參議員拉塞爾·朗的勸告，強烈地為民權呼籲——單單這一點就使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發言的最後幾句，則更使人永遠難忘。他在呼籲停止偏執的行為後，接著說，他要實施並遵守1964年的民權法(“我不能讓他們製造仇恨，利用我的人民的偏見來收買他們”)，然後他講到，在薩姆·雷伯恩第一次進入國會的時候，他曾和一位多病的南部參議員做過一次長談，這位參議員說，他希望他身體好起來讓他能再回家鄉去看看。約翰遜引述這位參議員的話說：“我真希望回到故鄉，再向他們發表一次民主黨演說。我感覺到我還有一篇演說要發表。我的可憐的州人，他們三十年來就沒有聽到過一次真正的民主黨演說。他們在選舉時所聽到的永遠就是黑鬼，黑鬼，黑鬼。”聽眾起先愣住了，接著清醒過來，站起來向他熱烈歡呼達五分鐘之久。
約翰遜競選時另一些精彩場面的記錄看起來並非都那麼有利，在有關越南問題上尤其如此。譴責戈德華特對核武器隨便亂說和不負責任的瞎想是一劑強有力的政治藥方，民主黨人對這一藥方禁不住不時地增加藥味。繼“雛菊姑娘”電視節目之後，9月17日又播放了另一個節目，但因為太不近情理，只播放了一次；這一節目的畫面是一個天真可愛的孩子正在吃冰激凌，畫外卻有一個聲音講說，鍶90已使空氣毒化，並提醒觀眾，戈德華特反對禁止核試驗條約。戈德華特參議員提出的可以用原子彈使胡志明小道“樹木落葉”的建議，被說成是他不負責任和搞軍國主義的例證。可是，對約翰遜說來，這可是一個危險的話題。它會使投票人想到，美國人正在越南進行熱戰，而把美國人送去打仗的並不是戈德華特。於是，為了保持和平問題的勢頭，總統向全國作了一些人們後來未曾忘卻的保證。
9月25日，他在俄克拉何馬州的尤福拉說：“我們並不想讓我們的美國孩子去替亞洲的孩子打仗。我們並不想捲入……給拴在亞洲地面戰爭中脫不了身。”
隨後他又於9月28日在新罕布什爾州的曼徹斯特說：“我從不認為我們準備讓美國人去替亞洲人打仗。按照我當時所面臨的情況，我一直盡力想讓越南人按照我們的意見和用我們提供的裝備自己去打……目前已有190個美國人犧牲了……我常常深夜醒來，捫心自問，如果我走錯一步，將會造成多少美國人的生命損失……這不是發動戰爭的問題……我知道有些人認為，我要發動一場戰爭是很容易的。但要製止一場戰爭對我們來說可是一個很困難的問題，這正是我們目前力求做到的。”
10月21日他在俄亥俄州的阿克倫說：“……我們不准備派遣美國人到九千或萬里之遙的亞洲去替亞洲人打一場應該由他們自己去打的仗。”
10月27日在匹茲堡他又說：“只要我是總統，美國人就能有和平，就會有和平。”
一年之後有個尖刻的笑話：一位姑娘說：“有人對我說，如果我投了戈德華特的票，我們在六個月內就會發生戰爭。我投了他的票——我們果真在打仗了。”的確，一個選舉人，如果他惟一動機就是保持和平，而他又仔細閱讀過報上發表的演講，在1964年11月，他一定會投票選舉約翰遜，反對戈德華特，到後來他就會感到自己是受騙了，許多人都如此。競選期間總統在埃爾帕索說：“今天我在這兒向你們保證，為了促進自由和和平，我願意在任何時候到世界任何遙遠的角落去同任何人會談。”可是事實呢，只要他相信美國還能用武力對共產黨人強加軍事解決的時候，他對越共和北越的一切表示，包括某些大有和解希望的表示，根本不予理會。在競選運動中，對這個問題的看法似乎是黑白分明的。戈德華特主張派遣美國兵和飛機去支援南越，而約翰遜則斥責他是不負責任的戰爭販子。總統當時看來是真誠的。然而，到了第二年夏天，很難想出有哪一件戈德華特提出的軍事計劃，約翰遜沒有付諸實行的，儘管他曾經向全國人民發誓加以反對。
11月3日，林登·約翰遜贏得選舉，得以在白宮再留一個完整的任期。他和休伯特·漢弗萊在44個州和哥倫比亞特區獲勝，總計獲得486張選舉人票。戈德華特和眾議員威廉·米勒贏得亞利桑那、密西西比、亞拉巴馬、南卡羅來納、路易斯安那和佐治亞六個州，僅獲選舉人票52張。民主黨人在國會選舉中也大獲全勝。改選的35個參議員席位中他們贏得28個，使他們共有68席，而共和黨僅有32席。在眾議院又獲得了41席，現在他們在眾議院已佔有2/3以上的多數(295∶140)，居支配地位。共和黨人總算贏得一個州長職務，但他們仍然僅只有17名州長，而民主黨人卻有33名。
“選戈德華特參加萬靈節前夕”見本書第6章第174頁註⑤。 ——譯者
，一條在華盛頓流傳很廣的貼在汽車上的競選招貼嘲弄說。張貼這條招貼的汽車也並非都屬於民主黨人所有。在選舉那天，本書作者正在厄爾·沃倫的住所和他同進午餐。那天給我留下的最清晰的記憶是，首席法官希望戈德華特會遭到慘敗的強烈情緒。沃倫像共和黨的許多其他的溫和派一樣，極希望看到戈德華特保守派被徹底擊敗。當災難落到他們頭上的時候，共和黨人進一步肯定了一種早就存在的理論：他們之間的爭執不和可比民主黨人之間的爭執不和要厲害得多。保守派不僅在選舉中失敗了，他們還發現，在許多場合，本黨的黨員竟也把他們視若路人。
在正宗的共和黨人中，也許理查德·尼克松最充分錶現了這種挫折和混亂情況。選舉後兩天，他就嚴厲責備納爾遜·洛克菲勒，說洛克菲勒不肯幫戈德華特競選，使他們失去了許多選票。他把紐約州州長稱為“分裂分子”。但到了下一星期的星期二，尼克松已另有一種想法。他一面敦促共和黨同人抵制“右翼極端主義”，一面又支持一切從自由主義到保守主義的“認真負責的觀點”。可是，這時尼克鬆的話，即使在共和黨同人之中，也已不再有很大影響。同洛克菲勒不一樣，他曾孜孜不倦地為競選出力，但顯然全是白費。他收到一大堆領情的話，卻很難證明有什麼實際價值。
對尼克松說來，那幾年是很平靜的，而且在很多方面，也可以說是好年月。他掙到很多錢，他有時間閱讀和思索，除了出去演講以外，在私生活中，他像普通老百姓一樣經常有時間和自己的老婆孩子見面。競選開始的那一周的星期日，他在1952年曾用來作為政治資本的那隻黑白花色西班牙長耳小狗切克爾斯死了，活了12年。他當時也在場，安慰了自己的女兒。 (10月他在艾奧瓦州競選時，有人又送給他一隻西班牙長耳小狗，並讓他叫它切克爾斯第二，但他把它轉送了別人；只能有一個切克爾斯啊!)選舉後八星期，他的女兒特里西婭在紐約州新進社交界的少女國際舞會的遊行隊伍中走在最前面。他陪伴著她。第二天，1964年除夕前一天，他在切克爾斯墳上安了一塊墓石。許多人認為，這是有像徵意義的。
直到1964年11月，林登·約翰遜是在肯尼迪總統的餘蔭下治理國家，而現在他卻是全靠自己當選為總統了。關於肯尼迪的傳說在美國人的思想中仍然有極大的影響——國會山兩個最有吸引力的人是現任紐約州新選出的參議員羅伯特·肯尼迪和馬薩諸塞州以九十多萬張選票的極大優勢重新當選的參議員愛德華·肯尼迪——可是現在約翰遜成了第一號人物，華盛頓也開始對這情況有所反映了。酒吧間最經常聽到的歌曲是《得克薩斯的眼睛》和《得克薩斯的黃玫瑰》。中年男子穿著牛仔靴，配上牛仔帽，穿上便裝成群地在15號街財政大樓旁邊華盛頓飯店的門廳裡轉來轉去。華盛頓開始讓外來的客人感覺到像是一座邊疆城市，其實全國也出現了這種情景；一切開放、怎麼都行的60年代已經來臨。
1964年，加利福尼亞設計師魯迪·根賴希推廣一種裸胸游泳衣，於是引出來許多新的花招。在某些高級夜總會餘興節目裡，僱用“裸胸”婦女錶演成了招引顧客的手段，但很快也就成為家常便飯；國家檔案局附近的那些華盛頓庸俗遊樂餐館，像在美國其他大都市一樣，女招待露著胸擺動著乳房走來走去。接著瑪麗·匡特在倫敦製作了超短裙。於是年輕姑娘和許多婦女穿的裙子，到了60年代後期，一英寸又一英寸逗弄人地越縮越短，直到超短裙出現，人們早也就見慣；至此，除了最漂亮的大腿，全都失去了誘惑性。
在舞台上裸體已經成風，在60年代中期慢慢度過的時候，半裸體已成了時髦社會的風尚。透明的或稱為“全透亮”的衣服最為時新，艾夫斯·聖勞倫特生產了一種僅有幾個金屬小圓片半遮著乳頭和大腿跟處的薄紗襯裙。在意大利，時式女服商福克特創造了一種鬆鬆地吊在胯骨上的南海裙；他還用一串珠子代替了上衣。羞怯的婦女則或在下身穿一種名為緊身襪褲的肉色內褲，或穿一種“滑稽內衣”——一種透過外面的紗罩可以清楚看見的色彩鮮豔的內衣——但更大膽的(以及天生較為美觀的)女人則不惜讓人一覽無遺。上腹部的裸露也是上下擴展越來越寬。當史密森學會也吸取一些較為古怪的新式禮服時，艾奧瓦州共和黨眾議員格羅斯在眾議院裡提出了抗議。
新生的一代男女青年都堅持認為他們有權講他們認為“切合”的一切，“切合”一詞，像“承諾”一樣，成了一個時髦詞彙。伯克利是“言論自由運動”發源地——加利福尼亞稱之為“言運”，這一運動轉而造成60年代大學生與政府的第一次大對抗。言論自由運動是由大學本科生、研究生以及青年教師於1964年夏末組織的聯合團體，從思想體系方面來講，從戈德華特主義者到毛主義者應有盡有。他們一致反對大學當局不准校內要求政治權利或公民權利的示威運動擴大到校外去的禁令。在哲學系學生、22歲的紐約人馬里奧·薩維奧的領導下，言論自由運動加強活動，最後竟引人注目地提出：大學董事會正在把校園變成集中營。他們認為，這一陰謀的目的是把整個伯克利變成一個為現體制(即企業、銀行、出版社、軍隊和保守的工會等)培養白領技術人員的職業學校。薩維奧大聲疾呼：“現在是我們躺在機器上使它停止轉動的時候了!”
1964年9月14日，秋季開學的前一星期，動亂開始了，從此無論是伯克利還是美國任何其他大學都再也恢復不了原樣。把言論自由運動叫做共產主義運動是毫無根據的。它是無政府主義的，並蔑視一切辯證法。一位支持這一運動的研究人員說：“一切舊的名目都過時了；如果這裡有正統共產黨人，那倒是一種溫和的影響。”運動對理性主義的輕視有時到了荒謬的地步。當警察把薩維奧和他的八百名追隨者從他們的造反中心斯普勞爾廳拉出去的時候，薩維奧大叫著說：“太好了!我們可以讓校方接受我們的條件了!”
次年3月的一天，天氣懶洋洋的，一個赤腳長發的青年在伯克利校園的正門前示威，手裡舉著一塊標語牌，上面是藍色襯底，就寫著一個四個字母的下流字。他並非學生，他的名字叫約翰·湯姆森，是一個沒有出版過作品的詩人，是伯克利的所謂“隱蔽社會”的一員；這個社會是由一些無名的作家和政治上的激進派組成的，60年代後期發生的騷亂據說不少都是他們挑起的。第二天，又有十來個青年也舉著寫有同樣字樣的牌子出現；有一個人還對著校園裡的擴音器大聲念著他標榜的那個字，另一個人則向要逮捕他們的警官朗誦了《查特利夫人的情人》英國作家DH勞倫斯(1885～1930年)的名作，一度被視為色情文學。 ——譯者
中的一段。言論自由運動中的成員誰也不去保釋湯姆森和他的朋友。校刊反對這一“骯髒言論運動”。用當時新出現的話來說，他們懷疑，那些古怪的鬧事是在耍弄他們。
然而，他們的示威以及他們重新使用一些禁忌的字眼，看來卻是60年代所特有的反對一切束縛的總反抗運動的組成部分。湯姆森和他的朋友可能有點像是拿言論自由運動尋開心，但不少嚴肅的作家卻認真堅持自己有權使用那些一直遭到禁止的語言。他們相信，最高法院也同意他們的觀點(他們並沒有看錯)，往長遠看，他們對社會的影響可能會比薩維奧的文明的反抗更為持久。那些更衣室裡的語言，先見於出版物，隨後舞台上也使用了——例如在《誰害怕弗吉尼亞·伍爾夫·》一劇中，該劇在百老匯共上演664場，後於1966年又拍成了電影——再後在兩性雜處的社交活動中也聽得到了(先是在一些年歲較大的人群中，很快在青年人中也流行開了)。在一度稱之為上流的社會中，人們常常從一些最可愛的美人嘴裡聽到過去只是在無異性參加的場合中才會有人使用的盎格魯-撒克遜短字盎格魯-撒克遜語中許多不雅的字都較短，上文所謂“四個字母”的字，亦屬此類。 ——譯者
。較有克制的老一代的人在聽到這些話時常感到萬分驚愕。
和避孕藥丸和新的裸體裝扮一樣，這也反映了一種演化中的生活方式和一種新的道德觀。在老一代的許多人看來，這似乎根本談不上道德，他們認為這不過是和留長發、建立嬉皮士聚居點一樣的玩意兒。但是，禁果對於“爭取自由青年美國人”組織中的戈德華特的崇拜者也同樣具有極大的吸引力。 “爭取自由青年美國人”組織的成員從不參加反戰遊行，也不讀《堡壘》雜誌，但在熄燈的時間，他們也和大多數最色情的嬉皮士一樣活躍。對偶爾和人通奸的男人的一次調查發現，他們大多數都是蓄短髮和政治上保守的人。專門同一個保守的享樂主義團體打交道的洛杉磯某一企業家對記者說：“那是你從未聽說過的美國的一部分。那些人不穿拖鞋，不留鬍子，一切規規矩矩——是一群過著極其正常生活的小伙子和姑娘們。那裡的美國味道之濃厚，簡直難以想像。”
大學早就提供適合於男女成雙捉對交往的場所，但直到60年代中期，要在校外找一個動人、可喜而又風流的異性可是既費時間，又頗為費錢的。現在，這種情況也在改變。在約翰遜-戈德華特競選前兩年，卡茨基爾斯的格羅辛格飯店第—次在周末只接納單身男女。雖然當時沒有人想到，這卻是另一個運動的開始。 1964年，駐紮在弗吉尼亞州阿靈頓的海軍少尉邁克爾·奧哈羅感到孤身寂寞，於是為其他未婚男女青年——軍官、專業人員、飛機上的女招待、教員、模特兒、秘書和職業婦女——舉行舞會，開創了一種新的生財之道和新的生活方式。三年後，奧哈羅退役，成為一個名為“下級軍官和專業人員聯誼會”的主席，該會擁有會員3萬名，12個地方分會，並有由50人組成的一個管理人員的班子。到這時，它已能為單身男女安排到名勝處度假，能組織只限於未婚男女參加的巴哈馬游艇游弋或歐洲旅行，並能讓閱讀只供單身人閱讀的奧哈羅的聯誼會《夜信》。而且，奧哈羅也有人同他競爭了。在舊金山，孤單的人可以在“保利之家”會面；在芝加哥，有所謂的“商店”，在達拉斯，有“感謝上帝，今天是星期五”會所，在曼哈頓，則有“拉夫先生之家”和“星期五聚會”。
所有這一切的必然結果便是建造綜合公寓，未婚男女可以租用單元，以便於在任何時候都可以彼此來往；這類公寓也就出現了。從某方面來看，這可以說是不同輩的人發生分化的一種反映——年齡相近的男女離群自行其是，這樣也就引起了彼此間的誤會和不久後就會出現的所謂的“鴻溝”。最先這樣做的是年老的人，並不是青年。第一座“退休城”是1960年德爾·韋佈在亞利桑那州興建起來的。和奧哈羅搞的那一套一樣，他也獲得很大的成功，引得別人跟著模仿，到1965年，便有了第一個單身男女居民點，洛杉磯托朗斯郊區的南灣俱樂部。南灣俱樂部還在建築的時候，它所有的248套單元便已全都租出。最後該公司共蓋了13座這樣的綜合公寓(其中一座在菲尼克斯)，共有8000戶房客，他們可以在一起玩橋牌、參加圓桌討論、舉行烤肉宴、組織化裝舞會和評酒會，谁愿和誰同居也用不著怕誰的丈夫或妻子來干擾。
可以理解，單身男女圓桌討論會上常談的一個話題就是如何避孕。另一個題目是婚姻，而且常常是這樣提出問題的：“婚姻本身有什麼道理嗎·”婚姻不過是60年代中期遭到攻擊的許多社會制度之一而已。再沒有任何東西被看做是神聖的了。 1966年復活節前一周，《時代》雜誌在它的封面上提出一個問題：“上帝死了嗎·”於是引起一場神學上的激烈辯論。另外有一條引人注目的張貼在汽車上的標語：“上帝活著，躲藏在阿根廷。”閱讀《時代》雜誌——或任何其他報刊——的人，在馬歇爾·麥克盧漢的《谷登堡谷登堡(1397～1468年)，德印刷工作者，1454年發明活版印刷，是與其他技工合作的結果。 ——譯者
群星：印刷工作者的成長》(1962年出版)和《了解新聞媒介：人的擴展》(1964年出版)中，被貶為老古董和“正統”。
60年代中期的打倒一切傳統觀念的活動並不總是有利可圖的。拉爾夫·金茲伯格在1962年出版了他的《性愛》；郵局認為該書淫穢，結果他被判處五年徒刑。 1964年他出版了《事實》，其中有關於巴里·戈德華特的並非屬實的材料，戈德華特提出控訴，最後被判得到7.5萬元賠償費。 1967年，金茲伯格發行《先鋒》，結果根本無人購買。另一個在一開頭誰也沒想到，而最後也因此吃虧的是卡修斯·克萊。他在重量級比賽史上以最快的速度，僅僅一分鐘便擊倒桑尼·利斯頓，取得世界冠軍之後，卻加入黑色穆斯林，改名為穆罕默德·阿里，以良心不容為理由拒不接受徵調入伍，而使一切拳鬥迷們都感到莫名其妙，最後，他也和金茲伯格一樣，進了監牢。
但在這個變幻莫測的時代，什麼人都是會栽跟頭的。監護美國核打擊力量的戰略空軍司令部本該是十分謹慎的，而它的一架B-52轟炸機卻同一架噴氣式運油機相撞，在西班牙水域拋下四枚氫彈，嚇壞了美國，更不用提歐洲了。諾曼·梅勒一般人都認為是很懂得怎麼寫小說的，但1965年，他在十年沈默後發表第一部長篇小說《美國夢》一出版，卻遭到了無情的批評。林登·約翰遜據說是為了維護總統的尊嚴，決意克制一切庸俗的傾向，但他在動過一次手術後，卻撩開襯衣讓攝影記者拍攝他的傷疤。加利福尼亞主教派教會主教詹姆斯·派克因被控宣揚異端，辭去了主教職務，轉而搞招魂術，還寫了一本有關的書《陰間世界》，後來在朱迪亞沙漠失踪，被人找到時他已跪著死去。蓓蒂·格拉布爾和哈里·詹姆斯被認為是貝弗利山區最幸福的一對，結婚22年後卻在拉斯韋加斯離了婚。
看來，一切事物的外表都全不可信。亞拉巴馬人在選舉州長時竟投票“選舉勒利恩”，以便“讓喬治幹幹”。好鬥的黑人把黑人的非法行動歸咎於種族間緊張關係，而1964年，在布魯克林的克朗高地地區的最堅強的法律維護者卻是馬卡比秘密社團，一個中產階級黑人保安組織。許多美國人相信進大學是為了多掙錢，這種信念也受了打擊。 《華爾街日報》就抱怨說，名牌大學的畢業生很少人從事工商業，大都跑到教堂、工會、和平隊和一些爭取民權的組織中去任職了。甚至連冷戰都不是從前的樣子。 1966年，美國和蘇聯在莫斯科和紐約之間開闢了直達航線，泛美航空公司和蘇聯航空公司的飛機，每週往返一次。
1964年，《斯特蘭奇洛夫博士》逐漸從舞台上消失，1965年，由代替了它，日瓦戈醫生的形象使得大型皮帽、高到大腿根兒的長統靴和長得拖地的大衣變成了風行一時的裝束。 1965年，呼拉圈已為滑板所代替，它的製造商馬上也獲利達1億元；在加利福尼亞州阿納海姆舉行的一次滑板大會，三家廣播公司的電視網都進行了實況轉播；《滑板季刊》的發行量達到了5萬份。接著，另一種轟動一時的玩具超大皮球跳上了舞台，於是那瘋狂一時的滑板又消失不見了。這一年自行車又開始行時，而且持續時間頗長；該年銷售達六百萬輛，長島鐵路的火車還特地為遠程上班的乘客預備下了自行車架。
一個美聯社記者註意到，1965年，“許多越是過時的東西，越是又變成了時髦的東西。”在許多意想不到的貨品中，有人要買有流甦的吊燈和水手裝。喇叭褲很快到處流行。一個25歲的商品美術設計師彼得·馬克斯預見到會出現“一股重大的青年人的巨浪——要出現一次青年革命”，因此為了歡迎它的來臨，他創作了一種幻覺藝術。五年之內，他的裝飾畫、招貼畫和頭巾圖案等的設計，使他每年收入達二百萬元。流行藝術的傑作中，有一種是女人用的腰帶，後背部分畫著一隻極大的眼睛。 “醜得出奇”一詞開始在語言中出現，人們常用它來形容，如羽毛圍巾、沙發墊巾、泡泡糖畫片、雪莉·鄧波兒的照片以及大西洋城的紀念品等商品。漢弗萊·博加德和琪恩·哈羅主演的電影重新上映，於是姑娘們有一陣又都打扮成哈羅的樣子。最叫座的影片有《吉姆爺爺》、《痛苦和狂歡》和兩部含義很深的笑劇：《貓咪巴盧》、《有什麼新聞，小貓咪·》哈里斯民意測驗報導說：“富裕的受過良好教育的美國成年人對電視越來越不感興趣了。”三個電視廣播網似乎全都在極力尋找觀眾最低級的共同趣味，它們實際上脫不出尼爾森的評價。 (“這是不可避免的，”《紐約人》評論說，“它和數學定律一樣清楚明白。”)聯播節目質量越趨越下的情況對哥倫比亞廣播公司來說特別令人痛心，這家公司在愛德華·默羅主持其事的時候曾是頗受知識界觀眾歡迎的。而現在，在小詹姆斯·奧布里的主持下，卻盡播放一些神秘戲劇、鄉野喜劇和春宮畫片似的場面。
艾德萊·史蒂文森和溫斯頓·丘吉爾於1965年相繼去世。埃德加·胡佛還活著，還掌管著聯邦調查局，但已開始衰老。聯邦調查局的統計數字表明，全國犯罪率一年增加11%，而總統的推行法令伸張正義委員會斷定，實際犯罪案件的數目可能是報案的三倍。社會上抗議行動成了犯法行為中日益增多的一類。 1965年3月24日在密執安大學開始的通宵12小時的反對越南戰爭宣講會，是完全合法的，但接著出現的什麼裸體會、睡覺會、相愛會就不一定合法了。紐約世界博覽會決定在1964年4月22日開幕，爭取種族平等大會布魯克林分會的領導人威脅著要來一次拋錨會——使成千輛汽車因油盡而中途停車——造成交通堵塞，來加以破壞。結果他們竟使參加開幕日的群眾從25萬左右減少到92646人。最後將近300人被捕，其中有爭取種族平等大會的全國負責人詹姆斯·法默。
全國暴力活動的嚴重性仍然駭人聽聞。 1966年夏，一個叫理查德·斯佩克的打零工的工人在芝加哥謀殺了八名護士學校的學生。兩星期以後，得克薩斯大學優等生查爾斯·惠特曼，爬上該校在奧斯汀的27層高的水塔頂上，向下面過路的行人開槍，打死14人，打傷30人；又過了三個月後，一個18歲的大學生跑進亞利桑那州梅薩市的羅斯-馬爾美容學院用手槍打死4個婦女和1個孩子。他對警察說，他是受了芝加哥和奧斯汀的殺人事件的啟發。同斯佩克和惠特曼一樣，他說他想“出名”。
在思想意識領域內處於兩極端的兩名議員都出了麻煩。亞當·克萊頓·鮑威爾罵哈萊姆一個寡婦“是警察局的狗腿子”；法院判給她一筆損害賠償金，但鮑威爾不予理睬，躲離了紐約。康涅狄格州參議員湯姆·多德的同事指責他濫用競選基金，並在和西德某商行的代理人打交道時受賄。紐約一名警察秘密打入一個企圖炸毀自由女神像、自由鍾和華盛頓紀念碑的陰謀集團；這些參加陰謀活動的人動機各不相同，從魁北克獨立分子、菲德爾·卡斯特羅的崇拜者、黑人權利擁護者直到北越的支持者應有盡有。在紐約，有一家假期換房社，專為願在假期中交換住房的人辦理聯繫工作；從馬薩諸塞州東部一個小城市裡第一次傳出了年輕夫婦彼此交換配偶的事。一家旅行社登廣告組織日本柔道參觀團：兩周中汗流浹背，只收費1396元。瓦薩大學的薩拉·吉布森·布蘭丁校長對她的1450名女生說，她希望她們別再跟人胡搞，否則就離開學校。傑克·瓦倫蒂對一群廣告設計師說：“我一天比一天睡得好一些，更有信心一些，因為林登·約翰遜是我的總統。”
達拉斯對傑克·魯比的審訊於1964年2月17日開庭，3月14日結束，判決有罪。他的律師梅爾文·貝利大聲吵嚷說：“這是一個非法的法庭，一個迫害法庭，這一點大家都知道。”魯比後來於1967年1月3日因癌症死在獄中。參議員威廉·富布賴特發表了一個有關外交政策的重要演說，警告說，除非美國“立即拋棄各種老一套的神話”，他將同政府決裂。教皇保羅六世10月間在紐約待了一天，並在聯合國大會上致辭。新任副總統休伯特·漢弗萊看來決心對約翰遜表示絕對忠誠，他模仿阿維斯汽車出租廣告的腔調說：“我是第二號人物，我必須更加倍努力。”某些觀察家懷疑，獲勝的民主黨兩總統之間是否正在發展著一種以彼此虐待為樂的關係。總統似乎以能羞辱副總統為最開心的事。他對記者說：“小伙子們，我剛才還對休伯特說，他有短處捏在我手裡。”
1966年，《音樂之聲》成為電影史上最受歡迎的影片之一。人們奔走相告：“你最好相信這全是真的。”電視這時在觀眾多的鐘點，幾乎百分之百是彩色節目。兩個職業足球聯隊合併了。 《玩偶的山谷》和《逃避審查之道》兩書最為暢銷。 《娛樂酒店》和《媽姆》成了百老彙的熱門。戴維·梅里克為“在蒂法尼家早餐”投資50萬元，最後完全失敗。一家服裝公司出售一種可以隨手丟掉的紙衣服，一盒只要一兩元，穿髒了便可以丟掉。新的男用化妝品中有假睫毛，叫做“經理睫毛”，和一種刮臉後的粉撲——“銅拳”。 1966年的夏天，由於航空公司出現有史以來為期最長、代價最高的罷工，使許多旅遊者未能成行；五條重要航線停飛了43天。那年秋天，在世界棒球聯賽中，躲閃隊接連四次輸給了巴爾的摩隊。加利福尼亞的汽車上出現了一條古怪的標語：瑪麗·波平斯販賣毒品。
60年代中期，勞資糾紛使紐約人有279天看不到報紙。 《世界電訊報》、《美國人報》和《紐約先驅論壇報》合併成一家，稱為《世界論壇報》(簡稱Wijit)，出了九個月就停刊了。經過了190年，一種迷信終於完全取消掉兩元的紙幣；財政部於1966年8月10日停印這種紙幣，說是：“公眾不願用它。”
1966年秋季選舉是政治上的一個轉折點。對黑人區暴亂活動和民權運動示威活動的反感終於結合起來，使白人的強烈反應第一次成為一種強有力的政治力量。加上通貨膨脹、利率高漲、抵押貸款短缺、生活費用上漲，這種強烈反應成為共和黨候選人的強有力的跳板。喬治·羅姆尼和納爾遜·洛克菲勒以很大優勢重新當選。進入參議院的共和黨新人中有田納西州的霍華德·貝克、馬薩諸塞州的愛德華·布魯克、俄勒岡州的馬克·哈特菲爾德和伊利諾伊州的查爾斯·珀西；新的共和黨州長中則有加利福尼亞州的羅納德·裡根和馬里蘭州的斯皮羅·阿格紐。共和黨總共在參議院新增了3席，新州長8名，眾議院47席，比他們1964年失去的還要多一些。
但到這時，約翰遜對立法問題已經不感興趣。他越來越一心只顧越南戰爭，相信它的結局將決定他在歷史上的地位。據他的弟弟薩姆·埃利·約翰遜說，他幾乎每天夜裡3點鐘就“從床上爬起來，困乏地穿上晨衣和拖鞋，到白宮地下室的情況匯報室去聽取西貢來的最新報告”。
他日益孤立。從肯尼迪到本屆政府一直任國防部長的羅伯特·麥克納馬拉已越來越不相信憑轟炸就能使敵人屈膝。麥克納馬拉現在整天想入非非，計劃要在越南的中部築上一道電子屏障以阻止北越的滲透。等到他感到這一計劃不行時，他對軍事技術的信心也就徹底消失了。白宮在越南問題上的主要顧問不久就成了沃爾特·羅斯托，他同這位躲在白宮的寂寞的戰時總統之間的關係，據約翰遜的另一位助手說，“完全和拉斯普金拉斯普金(1871～1916年)，俄國沙皇尼古拉二世宮廷中的有勢力的僧侶，曾影響尼古拉二世許多政策的製定。——譯者
和受包圍的沙皇一樣”。保守的90屆國會將同羅斯託一起扇動約翰遜幹下去，通過巨額的軍事撥款法案，使他在越南的泥潭里越陷越深。
到了這時，這一切似乎都是不可避免的了。然而事實並非如此。約翰遜擊敗戈德華特後，人們對他的讚許是真誠的。全國都支持他，他的目標正是全國人民的目標。那時，對他和對美國人民都顯得大有希望，很少人正確地估計到那個“露著屁股的四等小國”(約翰遜有一次曾這樣稱呼越南)的威脅。可是，總統家裡卻有人焦慮不安。 “我只希望，”約翰遜夫人在1965年年中說過，“外交問題別不斷增加。這不是林登式的總統的特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