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8月的一天下午。德懷特·艾森豪威爾向本書作者描述了肯尼迪被刺的第二天那個愁雲淒雨的星期六，他在行政大樓見到林登·約翰遜的情景：
“我早就認識他了。那天他和平時一樣，顯得有點神經質——走來走去，到處給人打電話……我在談話中提到某人，他就會一把抓起聽筒，打電話找他。他向我徵詢關於許多問題的意見，包括減稅問題。我對他說，他得先說清楚他自己的預算打算怎麼定。我們也討論了外交事務。就我當時理解，林登·約翰遜惟一的意圖只是要弄清楚當前情況和如何貫徹政策。他沒有提出任何新的或與過去不同的想法。他希望談談老撾、古巴等問題。關於對外政策他所知道的似乎的確不如他對國內政策知道的多。”
“林登嘛，”新總統夫人說，“幹起工作來好像不會再有明天了似的。”約翰遜自己卻用他最喜歡的《聖經》中的一段話來概括他的領導哲學，那段話出自《以賽亞書》第一章第18節：“耶和華說，你們來，我們相互切磋。”但他自己承認，他這樣做時往往喜歡“摩拳擦掌”，事實上，他勸別人同意他所謂的“一致意見”時，並不是和人切磋，而是央求、威嚇或懇請；就是赤裸裸地歪曲別人的意見，他也不是乾不出來的。作為參議院多數黨領袖，他的手腕、權術，是國會有史以來最厲害的一個；他耍手腕的能力令人側目。身為總統，有一個問題是他始終不知他這種擅權專斷的名聲是不利於他的白宮生涯的。埃里克·戈德曼說他是“戴牛仔帽的馬基雅維里馬基雅維里(N.Machiavelli1469～1527年)，意大利以玩弄權術著稱的政治家，後被用作權術家的代稱。——譯者”。公眾可以擁護他提出的法案的最終目的，但對他達到這種目的的方式卻無法贊同。民意調查者塞繆爾·盧貝爾發現，1964年打算投票選舉約翰遜的許多美國人也都不免對他有所懷疑。他們感覺到，他是個擅權專斷的人，得隨時提防他；他是個熟練的政客，無疑有時候很有用處，但卻不完全可靠。崇拜他的人也為數不少，他們抗辯說，這樣說是不公道的。雖然這一點的確也有道理，但這種懷疑卻不能說完全沒有根據。直到1966年初，在美國陷入越南的深度這個問題上，他蓄意不讓美國人民了解真相；又如，當他執政期間，他三位最親密的同事——博比·貝克、沃爾特·詹金斯和阿貝·福塔斯——都捲入某種醜聞中去，對這一類事情，人們是不能視而不見的。
但約翰遜本人卻沒有乾過什麼不名譽的事，或卑鄙的勾當。在第一年總統任期內，有時候你彷彿在哪裡都能見到他。趕走白宮的頭面人物，削減肯尼迪的預算以顯示節約精神，向貧窮宣戰，為通過老年人免費醫療制度親自向議員遊說，同美洲六個盟國的首腦(他對一個記者所說的“我的總理們”)會談，解決美國同柬埔寨的糾紛(即使只是暫時解決)，提出可以銷毀480架B-47轟炸機，如果俄國人同意銷毀同樣數目的圖-16，安排美蘇同時削減對外提供原子材料，巡視阿巴拉契亞山區，勸說共和黨總統候選人在1964年競選時和他一起聲明暫時不提種族問題，武裝干涉多米尼加共和國，以及在1964年10月31日的一次講演中，描繪了未來的“偉大的社會”等等。總之，關於他的一切，都有點聲勢浩大的勁頭。有一次他剛在國會兩院聯席會上致辭過後，一位參議員向他祝賀。約翰遜說：“對，大家鼓了80次掌。”這位參議員去核對記錄，證實總統完全沒有說錯；顯然他一面講演，一面記著會場上鼓掌的次數。
在他的橢圓辦公室和臥室裡，各並排放著三台電視機，以便同時收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全國廣播公司和美國廣播公司的時事評論節目。他的電話控制盤共有42顆按鈕；他可以讓42個打來電話的人拿著話筒，等他逐個同他們談話，或他同時跟大家交談。有一次他簽署三件議案，共用了169枝筆，這是創紀錄的。他喜歡開快車。他曾在得克薩斯帶著四名女記者以每小時90英里叫人毛骨悚然的速度開著車，一面還有聲有色地描述公牛的性生活。其中一位看看速度計，嚇得喘不出氣，總統卻一把摘下頭上的牛仔帽來把儀錶盤蓋上。他對愛國主義的號召到了厚顏無恥的程度。他有一次參加會談，企圖用壓服的辦法解決鐵路罷工問題，有人問一個工會領袖當時的經過情況，他說：“林登辦公室的一個角落裡放著一面旗子，他拿起那面旗子在屋子裡來回奔跑。”他總是說：“我的軍隊”，“我的政府”，“我的稅收”。為了不讓人忘了他是誰，他在襯衫袖口的鏈扣上、皮靴上、牧人打扮的斜紋短上衣上，甚至在他的塑料茶杯上，都刻印上了總統的徽記。他在1964年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下令製作了一幅高44英尺的他本人的畫像，而且把會議的日期安排在8月27日他過生日的那一周，好讓忠於他的黨徒們可以送給他一塊空前大的祝壽蛋糕。他為了想在那年11月獲得美國選舉史上最大的勝利，真是無所禁忌。他深夜進入一個城市，開著車子四處巡行，用喇叭筒叫喊：“餵，老鄉們!你們好!快來開會!快來聽我講話!”《紐約時報》的傑克·古爾德稱他是“Y·A·蒂特爾式的握手專家”。有一次在洛杉磯，一個扒手把手朝著一個人的口袋伸去，結果發現自己竟和美國總統握上了手。
那一年，白宮記者團為了解悶開列一個書單，看所有出版過的書哪些最短。列在最前面的三本是《意大利戰時英雄》、《波蘭名人錄》和林登·貝恩斯·約翰遜的《我犯的錯誤》。許多深知這位總統的人都認為，他從來也沒有對自己的內心深處進行過探索，因為他總覺得那樣做難免要擔風險。他的問題當然不在於才智不足。約翰遜的一名助手，普林斯頓大學教授埃里克·戈德曼曾寫道：“經過多年來同大學內外的第一流有才識之士的接觸，我敢斷定，我從未遇到一個人比林登·約翰遜更為聰明——我說的是純粹以智商為衡量標準的聰明，一個清醒明快、富於洞察能力的頭腦，同時也有其獨特的豐富的幻想和精細之處。”他的麻煩似乎來自於他自己深感年輕時沒有受到良好教育。他就讀的那個中學，按當地並不嚴格的標準來看也是不入流的。
他有一次對《時代》周刊的休·賽迪發牢騷，洩露了他的這種心情，他說：“在對外事務方面，不管我做出什麼成績，我相信也不會得到任何讚賞，因為我沒有進過哈佛大學。”這種說法是荒謬的，但他對知識界人物的猜疑卻不無理由。他們對他的蔑視——實在只能說是蔑視——是60年代中頗為令人吃驚的現象。他們因為他扯扯獵狗的耳朵也對他加以嘲弄，彷彿這也是什麼大事。大學校園裡學生們戴著各種徽章標識，寫著：“林登王一世”，“讓林登·約翰遜絕育，別再生出醜八怪來”，“希特勒還活著——在白宮”，以及——最叫人無法原諒的——“李·哈維·奧斯瓦德，你在哪裡·我們需要你。”他們讚賞《麥克伯德》“MacBird”，因約翰遜之妻有伯德（Bird)夫人之稱，此一書名顯係套用蘇格蘭歷史上麥克伯思（也是莎士比亞悲劇《麥克伯思》的主角）的故事，稱約翰遜為“麥克伯德”，暗示其弒王奪位之意。 ——譯者《麥克伯思》，中文多譯為《麥克白》。 ——編者(這本書把他描繪成一個刺客，其趣味之低，比他失言時的表現更甚)，而他們還為自己辯護說，他們所以這樣做是出於對肯尼迪的悼念。他們不願意，或者說不能夠理解，肯尼迪選擇約翰遜做副總統，正因為約翰遜很有能力。白修德曾經提到：“早在赫伯特·胡佛時代就出現過的政治笑話現在也搬出來加在約翰遜身上；有關總統和伯德夫人臥室的笑談，也具有色情文字的味道，不亞於對富蘭克林·羅斯福和埃莉諾之間的私生活的描繪。”特工人員報告，攻擊總統的荒唐信件從每月一百封一躍而增至一千多封。
約翰遜講話的神態也不能對他有什麼幫助。他有意抑制自己本來的熱情和朴實勁頭，力圖表現出嚴肅、謙恭的神情。結果在電視上卻顯得虛偽、假裝正經。人們本能地認為，不管真正的林登·約翰遜是什麼樣子，他們在電視中見到的肯定是個騙子。由於他不能拋棄南方政客的那種放肆作風，更使人覺得他像個賣假藥的。大家已習慣於肯尼迪那種說話留有餘地的作風，對他那一套實在感到格格不入。約翰遜被人戲稱為“玉米餅大叔”，在某種程度上說，倒真有點像。鐵路罷工問題解決後他在電視上向全國講話時，宣讀了一封伊利諾伊州帕克福雷斯特一個叫卡西·梅·貝克的七歲孩子的來信。卡西在信裡說：“我姥姥住在紐約，她要來看我給我做第一次聖餐。請你讓鐵路暢通，好讓她能來看我。”總統說：“現在卡西的姥姥可以去看望卡西了。”做參議員時，這類事是不會有人追究的，可是現在不行了，僅在24小時內全國就都已知道，這封信是十天以前寄來的。卡西的外祖母早已去看過卡西，參加了聖餐禮，而且又回到紐約去了。約翰遜怎麼也不肯拋棄這類策略。後來，在越南問題上，他這種牽強附會的習慣就帶來了更大的危害。
他在得克薩斯的一個崇拜者，莉茲·卡彭特曾經寫道：“我一想到林登·約翰遜，就似乎馬上看到了一隻伸得長長的手——伸出去要拿起電話聽筒，要抓住一扎文件，要握手，要擁抱，要給人安慰，對人進行勸導，有時甚至是推搡一下——但對人總是容納包含的——是的，總是容納包含的。”但不是對一切人都像這樣。約翰遜就排斥了羅伯特·肯尼迪。這兩個人都使對方丟盡了臉。這是兩個驕傲、敏感的人之間不可理喻的互相厭惡，這種情況在達拉斯悲劇之前便早已明顯存在了。羅伯特·肯尼迪在洛杉磯反對過他哥哥選擇約翰遜做副總統，而約翰遜有時似乎根本反對肯尼迪這位弟弟的存在。約翰遜派的人可能對他們的前任都極為怨恨。莉茲·卡彭特曾希望她的總統“在肯尼迪被刺後從他居喪的家族那裡聽到幾句公開的表示支持的話……他自己從未提過這一點，而我作為一個女人和他的一個信徒，卻深為這種沉默不安……肯尼迪一家眼睛盯著活人，心裡懷念著死者，並不採取任何行動去安慰全國人民”。
無疑，人們對被刺總統的哀悼更增加了約翰遜的困難，而這並不僅限於肯尼迪一家。肯尼迪被刺後不久，密蘇里州眾議員克拉倫斯·坎農曾預言：“暫時是一切都離不開肯尼迪的。然後人們就會忘掉他了。”但人們並沒有忘掉他。雜誌發行肯尼迪紀念專刊，很快銷售一空。有關肯尼迪的作品的需要量有增無減。美國史料收藏家發現，肯尼迪的親筆信同林肯的一樣寶貴。一本經肯尼迪簽過名的《英勇的人們》可以賣到375元。為了強調從肯尼迪到約翰遜的過渡，總統的侍從人員在約翰遜旅行期間到處分送兩位總統的相片，但很快就終止了，因為有一個願意要約翰遜照片的人，就有十個要肯尼迪照片的。新總統斥責一個特工人員佩戴肯尼迪魚雷快艇式領帶別針，惹怒了整個特工處。約翰遜的憤懣是可以理解的，一個陰魂竟奪去了他的光彩。
約翰遜有時一定會覺得，不論他走到哪裡，總會碰上肯尼迪家族的人。他派遣鮑勃和艾塞爾·肯尼迪到遠東訪問，各報的頭版上都爭著報導訪問情況。特德·肯尼迪在飛機事故中受傷，關於這事的新聞報導竟壓過了約翰遜宣稱美國軍事力量超出了全世界有史以來陸軍和海軍力量的總和的聲明。尤其還有一個杰奎琳·肯尼迪，她的一句極不相干的話或舉動都能比總統聲明顯得更為重要。蓋洛普報導，與過去的傳統相反，現在的第一夫人只是美國第二位最受敬慕的女人，她的前任仍保持第一位。 1964年7月，肯尼迪夫人遷居紐約，白宮因此希望全國對她的崇拜可能會有所減弱。實際並沒有，光是因為她仍願意露著蓬鬆的頭髮而不願戴帽子，就仍能大大影響女帽工業的買賣，一如她丈夫對男帽工業的影響一樣。
主教派華盛頓大教堂教長、肯尼迪的朋友弗朗西斯·塞爾從佈道壇上站起來說，約翰遜“這個人，他的公館的外表從各方面看都很華貴，但由於他私心中缺乏道德觀念，這就不可避免地吸引白蟻去侵蝕房基”。 《華盛頓明星報》評論說，塞爾的“嚴厲批評，我們覺得，概括了大部分選民的真正心情”。而使新總統更難以忍受的，是有惡毒的謠言，說他同他前任被刺有所牽連。以首席法官厄爾·沃倫為首的委員會查明，肯尼迪是被李·哈維·奧斯瓦德獨自殺害的，肯尼迪一家也盡可能促使大家接受委員會的調查結果，但對沃倫報告的不負責任的攻擊，在約翰遜主持白宮期間一直沒有停止過，有時甚至也在上層社會中流傳。 《紐約世界新聞論壇報》評論說：“出於對殉難的總統的尊敬，我們認為，目前應該是請那些玩弄死人、藉機牟利、譁眾取寵、惡意中傷的傢伙們洗手不干的時候了——他們至少應該暫時閉上嘴，到能拿出點真東西來時再說，直到現在，大家分明知道他們什麼也拿不出。”但這只是浪費筆墨，對報告的攻擊始終未停，而當英國廣播公司花4萬元創紀錄的高價租用一個名譽掃地的評論家的一部什麼也沒有證明的長達兩小時的影片時，這種攻擊更達到了高潮。
在白宮內所說的“鮑勃問題”成了使約翰遜最頭痛的事。新總統就任不到半年，華盛頓就已知道，前任總統的弟弟正在組織一個流亡政府。這些肯尼迪派的人物，包括離開政府的新邊疆派人士，那年春天在杰奎琳·肯尼迪的喬治敦寓所聚會，杰奎琳離開華盛頓後，他們就改在胡桃山司法部長的家裡會商。對約翰遜的共同的敵意，團結著這一批人。當然，他們誰也不相信約翰遜應對達拉斯發生的悲劇負責，但他們深深感到肯尼迪的弟弟有權成為約翰遜的副總統。他們完全脫離了現實，這樣兩個人來聯合競選是絕無可能的事。約翰遜有一次在比較溫和的批評鮑勃·肯尼迪時曾說：“那個新貴一下子爬得太高太快了，他跳過了人們學習生活規律的層層階梯。他從來都不喜歡我，但我對他還要更甚。”約翰遜派的人稱鮑勃是前麥卡錫分子，是“自由派法西斯分子”；他們說他是“未進行節育的廣告社的年輕經理”，又說他的忠誠“先是對上帝，其次是對國家——但最先還是對肯尼迪家族”。
1964年7月29日，星期三下午1點，總統把司法部長肯尼迪叫到他的橢圓辦公室裡，告訴他，他不是他的競選夥伴。約翰遜說，他很欣賞這位年輕的肯尼迪的雄心壯志，並且很希望有一天由鮑勃來治理這個國家，但目前還不是時候。他讓他挑選政府中的任何其他職務，並問他是否願意像對待他哥哥那樣，主持約翰遜下一屆總統競選的事務。鮑勃拒絕了。至於肯尼迪今年已沒有希望競選副總統的事應如何宣布，卻並未決定下來。肯尼迪在離開時，以為這次會見是保密的。但顯然，約翰遜並不那麼想，第二天他邀請三個華盛頓記者吃午飯，把這事告訴了他們。這已經夠糟糕了，更糟的是他竟情不自禁地利用他善於模仿的天才，對他們表演了肯尼迪聽後的神情。總統說，鮑勃聽後半天一句話沒說，他只是完全愣住了。約翰遜向他們表演了肯尼迪愣住的樣子。這事傳到肯尼迪耳裡，他不禁大怒，便去見總統，責怪他不守信用。約翰遜說他並未將會見的事告訴任何人，但當鮑勃毫不客氣地罵他撒謊時，他又說，啊，也許有一次什麼談話他已經忘記了，他得去查一下他的記錄和日程表。
總統想要肯尼迪自己宣布不參加競選，鮑勃不肯，這使得約翰遜進退兩難。他不想得罪遍布全國的肯尼迪支持者。但另一方面，他又覺得他不能冒著風險讓這個問題長時期懸而不決；到大西洋城參加即將召開的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的代表都是肯尼迪的人，很可能他們自己會提名鮑勃。他解決的辦法真是極其可笑而又是典型的約翰遜式的。他在7月30日宣布：“關於選擇民主黨候選人名單中的副總統候選人問題，我已判定，內閣中任何成員或經常參與內閣會議的任何人是不適宜推薦給代表大會的。”他沒有說明任何理由，這使人完全莫名其妙。他這一下，不僅使羅伯特·肯尼迪，而且使麥克納馬拉、史蒂文森、施賴弗、臘斯克、奧維爾·弗里曼等人全無競選副總統希望了。約翰遜說：“現在我總算趕走了落在我脖子上的那隻該死的信天翁。”鮑勃說：“真抱歉，我把這樣多優秀人物全帶到我這邊來了。”
白修德在《1964年總統的產生》一書中曾寫到那年夏天出現的歷史性衝突：“美國飛機對北越魚雷艇在東京灣進攻的敏捷反應達到了勇敢與精確之間的最理想的平衡。”在當時看來好像如此。但後來，對越南戰爭的失望情緒在全國蔓延開以後，東京灣事件卻變成了一件曖昧的、不精確的、極為令人不安的事，成了美國蓄意挑釁的結果。
要了解1964年8月第一個星期在北越附近水域中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最關鍵的是先要知道一個代號為34A的美國針對越南共產黨部隊的秘密行動計劃。那時白修德從沒聽說過34A，美國人民也沒聽說過，國會也沒聽說過。國會，由於它必須對已經發生的一些事情負責，被提請同意，也竟然同意，使國家在這場亞洲戰爭中去實行一次災難性的升級。東京灣事件在某種程度上也可以說是出於一時的誤會或無意的曲解，可是，如果華盛頓的當政者當時沒有進行一種更隱蔽的陰謀，那些錯誤也不會引起什麼大的問題。這項陰謀的主謀者就是約翰遜總統。固然，他自己也可能是受了五角大樓高級官員的欺騙和擺佈，但可以肯定的是，國會確實是在受人操縱下才轉而支持敵對行動的。
34A計劃是在1963年12月，即肯尼迪總統被刺後的下一個月提出的。國防部長麥克納馬拉在他多次去西貢的視察中，有一次聽到一個對北越人採取秘密行動的計劃，頗為中意。他於是讓克魯拉克將軍負責這件事。回到華盛頓，他便對約翰遜總統敘述了一番，總統對此事也同樣熱衷。可是，在執行的時候，34A計劃卻令人頗為失望。南越的游擊隊、傘兵和蛙人發動的進攻者組織得很好。但北越的人民喜歡河內的政權，這些破壞分子都一一被搞掉。對34A主要負責的哈金斯將軍和麥喬治·邦迪於是轉而使用南越魚雷艇去突襲共黨的沿岸設施。河內認為這不過只是一種騷擾，算不得什麼威脅，但截聽到的無線電報卻表明那些遭到襲擊的北越基地的共軍海軍指揮官們要求進行報復的呼聲越來越高了。
1964年7月30日，星期四，即約翰遜剝奪司法部長肯尼迪和其他內閣成員競選副總統權利的那天，一小隊南越魚雷艇為執行34A計劃從峴港出航。美國驅逐艦“馬多克斯”號也向同一水域進發，任務是挑起沿岸設施使用雷達，然後測定它們的位置——這和陸軍誘使敵人砲兵開火以便測定其陣地並加以摧毀是一樣的做法。 8月1日，這艘驅逐艦駛過了迎面開來的南越魚雷艇，它們剛完成一次魚雷攻擊，正在返航。驅逐艦駛入作戰區，開始執行挑動沿岸雷達員開動雷達的任務。那裡的北越軍官們以為，“馬多克斯”號是和魚雷艇執行同一任務的。北越派出了三艘魚雷艇來偵查“馬多克斯”號驅逐艦，監聽著它們的無線電聯繫的美國人對於對方的錯誤的假定是完全清楚的，他們還把這情況如實報告了五角大樓。但五角大樓對這報告未作任何評論便往檔案櫃深處一塞了事。五角大樓在給白宮的報告中卻只是說：三艘共軍魚雷艇襲擊了“馬多克斯”號，“馬多克斯”號當即回擊，打沉其中一艘。
向公眾發表的經過炮製的聲明說，“馬多克斯”號驅逐艦在離海岸30英里的公海上和平地航行。沒有提它的任務，更沒有提南越的魚雷艇。約翰遜總統命令“馬多克斯”號繼續活動，並命令另一艘驅逐艦“特納·喬伊”號前往會合。這樣就給第二次東京灣事件準備了條件。 8月4日夜裡，一個水兵後來說：“黑得比地獄中心還黑。”指揮這次驅逐艦斥候的約翰·赫里克上校發回無線電報說，根據截聽到的北越人的無線電訊，很顯然，他們仍然認為這些美國船參加了34A的襲擊活動。這一報告，也和前次的報告一樣，被五角大樓壓下了。
而向公眾的報導，則說美國船未有任何挑釁行為，卻受到第二次攻擊，這一次是在遠離海岸65英里處。
從後來採取行動的嚴重性來說，這第二次事件的證據是十分無力的。參議院外交委員會直至三年半後才得悉全部真相。使這些參議員吃驚的是，他們這時才知道，當時可能根本沒有發生任何衝突。 “特納·喬伊”號驅逐艦的雷達熒光屏上出現了光點，它就開了火。 “馬多克斯”號也開了火，雖然在它的雷達熒光屏上什麼也看不見。兩艘驅逐艦都立即採取曲折航線前進。 “馬多克斯”號艦長注意到，每當他的驅逐艦急轉彎時，他的信號員都報告說有魚雷打來。三小時之後，赫里克又用無線電報報告說：“檢查後發現，所記錄的接觸及發射魚雷事均甚可疑。天氣反常的影響和聲納兵缺乏冷靜可能是許多誤報的原因。'馬多克斯'號並未確見任何目標。建議全面考慮後再採取進一步行動。”那附近卻肯定有北越的魚雷艇——驅逐艦的砲火和艦載飛機曾擊沉其中兩艘——但美國艦隻卻未受到損傷，究竟是誰先開的第一炮倒確實可疑。在接到第一次戰報後的14個小時，五角大樓還在向兩艘驅逐艦詢問目擊者的姓名，他們的可靠性，以及北越進攻艦隊的規模、類型和數量。
林登·約翰遜卻不等待這些材料，便下令美國軍用飛機從航空母艦“提康德羅加”號和“星座”號上起飛，目標是四個北越魚雷艇基地和一個油庫。第二天早晨，全國得知35艘北越船和那油庫的90%已被炸壞或炸毀。約翰遜在電視上宣告“原來對南越和平村莊的恐怖性侵犯現在竟然已發展成在公海上對美利堅合眾國的公開侵略了”。他說，我們的反應是“有限制的，恰如其分的。儘管別人似乎已經忘記，我們美國人卻知道擴大衝突的危險性。我們不想擴大戰爭”。
如果他在這個選舉年遇到的是另一個對手，他對這些小型艦艇之間的短暫衝突也可能就不會這樣對待。三星期前，共和黨人在舊金山的牛宮提名巴里·戈德華特為總統候選人，戈德華特正指責政府在“共產主義面前膽小害怕”。他的責難使得崇拜者起立歡呼，大喊大叫，他說：“仁慈的上帝使這個強大的共和國成長壯大，是要它成為勇敢無畏的人的家園……不是要它在強橫的共產黨人面前縮成一團……是我們的無所作為築起了柏林的恥辱之牆。無所作為染污了豬灣的羞辱的沙灘。無所作為使得老撾的自由在逐漸死亡。無所作為在危害著越南的叢林。”
利用東京灣事件，約翰遜可以把戈德華特的這一論點徹底粉碎。他需要做的只是拉著國家的大旗，要求國會讓他放手對付北越的那些海盜。為了這一目標，他將國會的領袖們召到白宮，要他們通過決議，授權他果斷地對付這類挑釁行為。他說他所要求的只是一項兩院聯合決議，類似1955年在中國台灣問題上、1957年在中東問題上國會授予艾森豪威爾的抗擊共產黨威脅的權力。比爾·邦迪已經替他起草了決議草案，總統要求他的老友，外交委員會主席富布賴特負責為這一議案奔走。富布賴特當時竟然同意，這事他後來很感悔恨。
1964年冷戰還很嚴峻，國會山上沒有什麼人會主張對共產黨的“狂亂”給予溫和對待。俄勒岡州的韋恩·莫爾斯則是例外。第二次東京灣事件發生後的那個夜晚，莫爾斯接到從五角大樓來的一個電話。打電話的人聽說這位參議員將反對總統提出的議案。他建議他提出兩個問題。第一，他應堅持要求查看“馬多克斯”號的航海日誌，這樣就可以發現這艘驅逐艦離北越海岸比一般人所了解到的要近得多。第二，他應該要求知道這船是派出去執行什麼任務的：這可決不是光明正大的事。
第二天清晨，莫爾斯研究了決議案的措辭，認為它是違憲的。他向富布賴特指出，只有國會才能宣戰。而這一決定將是同意總統在任何情況下都可以不宣而戰。富布賴特提醒他有關中國台灣和中東的決議。莫爾斯說，那兩個決議也是違憲的，但比起這個來，多少還有點理由。當時危機嚴重，必須立即做出決定，這一次並不是那樣。越南的鬥爭看來不知何日才能了結，這樣給予總統一種沒有時間限制的權力就將是允許總統在任何他認為合適的時候進行干涉。莫爾斯說，決議案的措辭太籠統。他要求富布賴特舉行意見聽取會。富布賴特說，不可能，這是非常時期。莫爾斯不同意這一點，他是完全對的。但富布賴特已決定要求立即通過，把它說成是關係到參議員是否愛國的問題。這就孤立了莫爾斯和支持他的惟一同僚、阿拉斯加州的參議員歐內斯特·格里寧。議案在眾議院只討論了40分鐘，就以414票對0票通過。參議院討論的時間長一些，辯論了八個小時——但正如一位觀察員後來所批評的，這“比參議院平常修訂漁業法案花的時間還少。”
當時表示不滿的評論寥寥無幾。這一行動被看做是慕尼黑後決不再姑息侵略者而要依賴集體安全的思想路線的必然延伸。按照這種推理，如果我們和東南亞條約組織的其他簽字國現在去援救南越，那將來加利福尼亞如受到胡志明或胡加上毛的威脅時，別人就會來幫助我們。迪安·臘斯克乾脆說：不如此行動就會使美國陷於“致命的危險”。後來這種說法會遭到哄笑，但在當時卻沒有人覺得可笑。臘斯克這一立場實際上是當時兩黨中一切政界人物所共有的。投票贊成這一決議的參議員中就有：尤金·麥卡錫、喬治·麥戈文、伯奇·貝赫、艾伯特·戈爾、雅各布·賈維茨、約翰·謝爾曼·庫珀、弗蘭克·卡爾森、喬治·艾肯和弗蘭克·丘奇。 《紐約時報》評論說：“全國對總統的一致信任是至關重要的。”《華盛頓郵報》說：“約翰遜總統贏得了自由世界的感激。”盧·哈里斯民意測驗報導：約翰遜7月對戰事的處理，全國有58%的人表示不滿，但這時卻有72%都表示贊同了。哈里斯寫道：“僅此一舉，約翰遜先生就把他在對外政策中最大的政治弱點變成了最雄厚的資本。”連沃爾特·李普曼也表示支持，相信總統已向全國表明，美國捲入越南的最大限度也就是轟炸，他決不會派遣軍隊。支持政府的人興高采烈，而政府在1964年是得到國內大多數人支持的。要在很久以後，他們才會回想到莫爾斯的預言：
我相信，歷史將載明，由於這一決議，我們犯下了破壞和無視美國的憲法的嚴重錯誤……正如我今天竭力詳加闡述的，我們事實上是要賦予總統在沒有宣戰的情況下便能發動戰爭的權力。我相信，這是一個歷史性的錯誤。
約翰遜於8月7日該決議通過的當天便簽署了。八個月後，他對一群訪問者齜牙一笑說：“就我所知，我們的海軍只是在那兒炮打鯨魚。”
1963年夏，報業辛迪加經濟專欄作者埃利奧特·詹韋曾思量過，如果黑種工人和白種工人發現他們正在爭奪同一工作，不知將發生什麼情況。他認為，白種工人可能會因此對民權運動不滿，他並把這種反應叫做“強烈反應”。在達拉斯事件後的那個冬天，“強烈反應”產生了政治上的含義，特別指的是：種族主義者支持亞拉巴馬州州長喬治·華萊士參加總統預選一事。華萊士在印第安納州和馬里蘭州顯示力量後(他5月5日在印第安納州贏得30%，5月19日在馬里蘭州贏得43%的選票)，全國擁護他的人日漸減少。他的聲望似乎由於大多數黑人對不公正現象仍然逆來順受的高尚姿態而受到損害。 7月，華萊士退出競選。可是，就在他決定放棄競選時，紐約的黑人卻在創造著歷史，不願再容忍下去。因此報刊的頭版頭條便開始出現了一些消息，而這又必然會刺激強烈反應。
7月26日，在共和黨總統候選人在舊金山接受本黨提名的那一天，曼哈頓一個看門人在靠近哈萊姆邊沿地方的東76號街215號一座豪華的公寓外用水管子沖洗人行道。他看見三個年輕黑人踱過馬路，他一時衝動，把水管子對著他們衝去。他這樣做可是太蠢了，水龍頭使那些年輕人記起了“公牛”康納爾和伯明翰的情景。他們勃然大怒，一面拿垃圾箱蓋子擋住水，一面用東西向那人砸去。一個瓶子打中了他，他開始逃跑。他們中一個叫詹姆斯·鮑威爾的15歲的孩子，拿著一把刀追他。就在這時，一個叫托馬斯·吉利根的下班路過的警官剛好來到那裡。吉利根拔出手槍，命令鮑威爾放下刀。那孩子不但沒有放下刀，反而舉刀向那警官扎去，劃傷了他的右臂。吉利根朝天放了一槍，隨即連開幾槍，當場打死了鮑威爾。
年輕的鮑威爾之死使全哈萊姆都激動起來。黑人的憤怒鬱積了三天。在第三天，一個星期六的晚上，爭取種族平等大會在西123號街舉行抗議集會。在一個激動的演講人的鼓動下，一群黑人列隊湧向附近的第29警察分局，要求立即將吉利根停職。看到他們的要求無法實現，他們就開始暴動，拿瓶子和碎磚向警察扔去。暴動在全市蔓延，持續了五個夜晚。等這邊逐漸平息的時候，暴動又在布魯克林的貝德福-斯泰弗森特區爆發開來，而布魯克林的暴力行動和緩下來時，300英里之外紐約州的羅徹斯特卻又發作。 8月2日，星期天，澤西城的黑人開始鬧事。接下去是帕特孫和伊麗莎白，再下去是芝加哥一個郊區迪克穆爾，最後是費城。成百的人受傷，近千人被捕；上千家商店被搗毀，損失據估計高達數百萬元。
聯邦調查局聲言，這次暴亂活動並無一定的模式，純係“對一切合法的權力機構發動的一無目的、二無目標的盲目攻擊”。該報告說：“儘管城市裡種族關係緊張起了作用……但發生的事件……按一般所謂'種族暴動'來衡量，都還說不上。”騷亂活動基本上是混亂的，但也決不能說一無形式，二無內容。美國不同種族之間的重大動亂，本世紀初以來已出現過33次，而直至1964年以前，白人總是挑釁的一方。現在，情況反轉過來了，主動已落到黑人手中。 60年代的種族暴亂還有另外一些共同的特性。它們一般發生在夏天，發生在黑人聚居區，特別是那裡的貧民和為貧民區製定決策的人之間從無接觸的地區，而一般又都是由黑人和白種警察之間的互相仇視引起的。
“你們等著瞧吧”黑人眾議員亞當·克萊頓·鮑威爾說，他的聰敏機智常常超出他的批評者——白人或黑人——的估計。他說，他所謂的“黑色革命”將有兩個階段。第一階段發生在南部，中心是一些“中產階級的要求”：在公共汽車上和小吃店裡入坐，使用公共廁所，進白人進的學校——總之，涉及社會地位的問題。第二階段發生在北部。它才剛剛開始，它和第一階段將迥然不同。鮑威爾稱這一階段是“無產階級的”，而且，他預言，將是“真刀真槍的”。北部黑人一直是享有南部黑人所追求的權利的。他們所關心的，鮑威爾稱之為“錢應該歸誰這個根本問題”。他們充滿了叛亂情緒，是不會理睬馬丁·路德·金的那一套非暴力呼籲的。他們的戰斗口號是：“用火燒，孩子們，用火燒!”
1964年是在三年內全面破壞北部城市的新時代的開始，當時是沒有人料得到的。除紐約州的暴亂之外，那年夏天在新澤西州、費城、芝加哥和佛羅里達州的聖奧古斯丁都有零星的騷亂。種族正在成為壓倒一切的國內問題。在北部學校的問題上，那是個抵制之年；紐約和克里夫蘭的黑人父母不滿於自己孩子所受的待遇，都不讓孩子上學。馬爾科姆·愛克斯在1964年成立了黑人民族黨。北部人的良心終於被南部的非正義行為所激發。那年春天，馬薩諸塞州州長的72歲的老母親馬爾科姆·皮博迪夫人由於參加聖奧古斯丁的抗議活動而被捕。而有關梅德加·埃弗斯刺殺案的審判被宣布無效一事，僅在幾年前，黑人將只會馴順地接受，而這時卻激勵著大批的人參加了那一年最重要的民權行動計劃——1964年密西西比州的“自由之夏”。
密西西比州事件的直接作用在於對北部黑人區居民發生的影響。直到1940年，美國大約75%的黑人定居在南部。由於長時期南部黑人向北部移居的活動以及由於在新住處出生的孩子已經成年，這就產生了一代新的好鬥的黑人。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和紐瓦克現在是黑人佔多數，而克利夫蘭、巴爾的摩、聖路易和底特律，黑人也佔1/3以上。美國人口增加的主要因素一向是外來移民，而現在卻由黑人的出生率——幾比白人高40%——所替代了。北部城市裡的貧民區擠滿了黑人青年。全國黑人有一半以上不到22歲，他們絕大多數又都沒有父母管教。在大城市中，有30%的黑人家庭戶主是沒有丈夫的婦女。僅在紐約市，到1964年黑人私生子已不下10萬人。通訊方面的革命使得這批活潑易變的觀眾通過電視新聞節目看到了南部民權運動發展情況的生動報導。倫敦的《經濟學家》提醒歐洲讀者說：“在一切有關黑人聚居區的可悲的統計資料中，我們最好別忘了……美國的黑人家庭約88%都有電視機。”
“自由之夏”是由全國組織聯合委員會主辦的，而主要是依靠大學生非暴力協調委員會和爭取種族平等大會。參加的人誰也不准備受到密西西比州白人的禮遇。對詹姆斯·梅雷迪思和梅德加·埃弗斯事件，他們記憶猶新，而且誰都知道南部的農業工人和小農場主是不滿意1964年民權法的。這一法案，由約翰·肯尼迪提出，經林登·約翰遜爭取在國會通過，把反對種族歧視的禁令擴展到了許多新的地區。全國組織聯合委員會把吸收新成員的網撒到北部的大專院校裡，主要是想吸收那些由於看到黑人遭受歧視而感到良心不安的白人大學生。他們中有一千人自願參加在密西西比州九十萬黑人中盡可能爭取最多的選民登記的運動。他們先集中在俄亥俄州的奧克斯福德受訓。 6月19日，第一批兩百人出發往南部去，6月21日，到達傑克遜。
有三個人幾乎立即——在到達傑克遜的第二天——失踪了。他們是布魯克林人24歲的邁克爾·施韋納、紐約州人20歲的安德魯·古德曼和密西西比州梅里迪安人21歲的詹姆斯·錢尼。施韋納和古德曼是白人，錢尼是黑人。三人乘坐著一輛1964年出廠的福特旅行汽車，他們在密西西比州中部偏東的內肖巴縣曾因開車超速被捕。縣警長勞倫斯·雷尼和副警長塞西爾·普賴斯說，三名青年在縣政府所在地費城付了罰金後就失踪了。旅行汽車第二天在費城東北15英里處發現，已被焚毀。
聯邦調查局、當地的檢察長和駐在密西西比州的海軍人員出動大批人馬尋找三名失踪青年。江河小溪都用拖網打撈過，直升機和用照相偵察的噴氣機在頭頂上盤旋。在總統的要求下，艾倫·杜勒斯飛往密西西比與州長小保羅·約翰遜進行會談。密西西比州不少白人相信那三個人已去了古巴，要不然，就是像某一報導所說，他們正在芝加哥某個酒吧間裡喝著啤酒，嘲笑那些到處搜尋他們給弄得狼狽不堪的警察。該州白人的普遍看法是，搜尋的人並不真的希望找到那三名青年。按這種說法，他們不過是在為約翰遜總統爭取北部的黑人選票。
這期間，全國組織聯合委員會其余志願人員也遇到了其他困難。他們在密西西比三角洲召集當地黑人開會，遭到空中三K黨的轟炸：私人飛機在頭上飛過，扔下一個個炸藥包。密西西比州西南麥科姆的幾處黑人住宅被炸毀，幾個白人因此被捕；前往逮捕的警官還發現，他們有四支高功率步槍，幾支卡賓槍和手槍，15枚烈性炸彈，一個五加侖桶的炸藥，一箱手榴彈，幾千發子彈。
聯合委員會的志願人員在密西西比州貝爾佐尼散發傳單時被捕了，說是犯了“工聯主義罪”，被拘留在市監獄。納齊茲市市長答應黑人受到同等的法律保護，他的住宅的一面牆被一枚炸彈炸倒。一位巡迴法官斥責了焚毀教堂的人，馬上就有人去他家的草坪上焚燒了一個十字架焚燒十字架是三K黨暴徒們常採取的一種威脅信號。 ——譯者。 “自由之夏”的領導人在夏末的時候開出了一份傷亡名單。有80個志願人員挨了打，3人受槍傷(前後共有人開槍35次)，1000多人被捕，37座黑人教堂和31所住宅被焚或被炸。此外，還有幾起未查清的黑人被殺案件，這些案件據信也和仇視民權運動有關。
羅伯特·肯尼迪對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說，聯邦政府不可能在該州採取預防性警察行動；這在現實上有困難，大概還是違憲的。埃德加·胡佛則更進了一步。他跑到傑克遜去，公然對他所謂的“過分強調”民權運動一事表示遺憾，並說，他的人“絕對肯定”不會對志願人員提供保護。但不管怎樣，在艾倫·杜勒斯的建議下，總統派遣了更多的聯邦調查局人員前往密西西比。傑克遜一座新建的辦公大樓——聯邦調查局在密西西比州的總部所在地——頂上兩層燈火徹夜通明。約翰遜州長呼籲公眾協助尋覓三名失踪的民權運動工作人員。可以想到，這項呼籲是沒有人理睬的，但聯邦調查局提出的近3萬元的賞金卻使兩人前來告密。這樣，根據他們的說法，特工人員租來一台挖土機，到費城西南六英里左右一所農場去挖開新築的土壩。這紅黏土的土壩有25英尺高，250英尺長，最後在中間近底層的地方找到了那三名失踪人員的屍體。他們是被槍打死的，黑人錢尼在被害前還曾遭到毒打。
12月4日，聯邦調查局逮捕了21名內肖巴縣人，其中有縣警長雷尼和副警長普賴斯。普賴斯的罪名是逮捕那三名青年並把他們交給了一夥私刑暴徒，而且他本人也參加了私刑活動。他們大多數是三K黨，當地三K黨的頭目也在內。民權運動的領導人不信他們中有誰會被判罪，從最初一段時間看也顯然如此。州長約翰遜和密西西比州檢察長喬·帕特森宣告，州當局不會提出控告，他們認為證據不足。在密西西比州梅里迪安的聯邦法院一個大陪審團卻對其中18人提出起訴，控告他們因共謀侵犯被害人的憲法權利而違反了一條1870年通過的不引人注目的法令，但聯邦地方法院法官是哈羅德·考克斯，此人在詹姆斯·梅雷迪思一案中就曾參與推遲正常的起訴手續。不久前，他還把申請選民登記的黑人叫做黑猩猩。自然不能指望他會跟被告過不去。
一開頭他果然沒那樣做。 1965年2月，他批駁了對被告的犯重罪行為的起訴書，改為行為不檢。有一個時候，當地的一個陪審團似乎甚至將判由政府付給縣警長、副警長和費城的一個治安推事一筆誣告損失賠償。在一些記者看來，被告好像被廣泛地看做是英雄。南部同盟的旗子在聯邦政府的大樓外面飄揚，一面巨大的同盟旗每天早晨都在大街正對面的理髮店門前升起。電視和通訊社攝影記者遭到憤怒的圍觀者的毆打。儘管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否決了考克斯法官的判決，重申被告必須按司法部提出的共謀罪受審，但大多數觀察家相信，這個案件其實已經了結。至少被告們是這樣想的。在受審期間被保釋出來，他們顯然感到在當地出了名而自鳴得意。 12名被告律師找來了114個證人，他們大多數前來為被告當時不在場作證，或證明他們品行良好。一個律師竟稱告發人是“叛徒”。組成陪審團的7名婦女、5名男子全是白人；原名單上的18個黑人由於被告方面的反對全部被排除在外。
代表司法部起訴的約翰·多爾召來41名證人。他們揭露，這種謀殺決非出於一時感情衝動。在全國組織聯合委員會的大隊志願人員出發前先行的施韋納，由於在黑人家裡食宿，在他被害前九天，三K黨便已決定把他殺害。他和他的兩個夥伴在被瘋狂的追逐後終被抓住，弄到一條荒僻的小路上去。一個三K黨人把施韋納一把拉過來，問他：“你就是那個愛黑鬼的傢伙嗎·”施韋納還回答說：“先生，我知道你是怎麼想的。”但這就是他最後說出的話了。古德曼也很快被殺害。一個三K黨人甚至因為那兩名白人誌願人員沒等到他開槍便已被人殺害而感到遺憾。他開槍打死了錢尼，自己還說：“至少我親手殺了一個黑鬼。”
一天，陪審團退席考慮證據後報告說，兩派意見相持不下。法官考克斯拒絕接受這種僵局。他發布一些新的指令，其中包括1898年為聯邦最高法院所承認，可以用來迫使僵持的陪審團做出判決的所謂“爆破命令”。根據這一指令，居於少數的陪審團員必須“仔細研究和重新考慮”自己的意見，思量一下多數人的感情。法官還對他們說，他可以接受混合不同意見的裁決。接著在一次停審休息時間，副警長普賴斯和另一名被告韋恩·羅伯茨(一個汽車拖車推銷員)卻犯了一個極大的錯誤。他們在聯邦大樓的走廊上對聽審的人說，他們將要收拾這個法官。人們聽見羅伯茨說：“考克斯法官給陪審團下了爆破命令。哼，我們也給他準備下了一些炸藥呢。”這話傳到了考克斯的耳朵裡。他命令他們回到被告席上，說：“如果你們以為能對本法院進行恐嚇，你們可是犯下了一個可悲的錯誤，我不打算把任何野人放到文明社會中去任其胡作非為。”說完，就下令把他們關入監獄，不准保釋。 10月20日，陪審團裁決其中七人，包括普賴斯和羅伯茨有罪。警長雷尼和其他七人宣告無罪。這時離犯案已有三年多，但司法部仍無比高興。這次判決具有歷史意義，密西西比州聯邦白人陪審團在民權的案件中有史以來第一次裁決白人被告有罪。 12月29日，法官考克斯分別判處七人三年到最高十年徒刑。
這一年是戈德華特年。自1936年提名蘭登為總統候選人以來，在過去接連七次的共和黨全國代表會議上，該黨保守派一直壓抑著從自己的隊伍中提名候選人的熱望。這一次他們沒有再壓抑。他們矚望於Au+H2O=1964這是文字遊戲：Au是元素金(Gold)的符號，H2O是水(Water)的符號。 Au+H2O即為Goldwater(戈德華特)。 ——譯者。如他們的標語牌上寫的那樣，他們要“選自己的人，不要人云亦云”。於是在7月15日，他們提名亞利桑那州老資格參議員、極右派的歸化外僑巴里·戈德華特為總統候選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