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1月6日，赫魯曉夫為了反擊美國自由派對不發達國家的政策——經濟援助和必要時進行軍事干預的雙管齊下計劃——提出了共產主義在整個60年代的巨大挑戰：“無限支持為求解放而鬥爭的民族”的“正義”戰爭。六個星期後，他的剛果同盟者帕特里斯·盧蒙巴在加丹加省被謀殺。於是這位狂怒的俄國人就稱這一謀殺事件為“哈馬舍爾德罪惡活動的最高成就”，再次要求立即撤銷他的聯合國秘書長的職務。
俄國的右派力量還有其他一些不滿也由赫魯曉夫表示出來了。原先眼看就要投入他們懷抱的老撾，現在卻正在轉向中立道路。紅軍中的強硬派要求恢復蘇聯在1958年秋季暫停的核試驗；他們現在已經有了2000萬噸、3000萬噸、5000萬噸和1億噸級的武器，急於要加以試驗。這些冷戰症候每天不斷刺激人們，使外交氣候保持寒冷，但又不致釀成世界危機。但是對他們來說，還有一個蓋過一切的關鍵問題。赫魯曉夫有時稱它為“卡在喉嚨裡的骨頭”，有時稱它為“需要割除的一種毒瘤”，或可能導致另一次世界大戰的“薩拉熱窩”；這個問題就是柏林的分裂。
15年來，俄國人一直把西方駐紮在前德意志首都一事看做是眼中釘。 1948年斯大林力圖逐出盟國軍隊，但被大規模的空運活動所挫敗。當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抬高了蘇聯的身價的時候，赫魯曉夫抓住機會，要求使柏林成為非軍事化的“自由城市”。他當時給盟國六個月的期限，後來由於艾森豪威爾把延長期限作為邀請赫魯曉夫訪美的一個條件，才加以延長了。艾克曾經作了若干讓步。他同意柏林形勢是“不正常的”，提出可以就西方在該地衛戍部隊的規模，以及西德利用該市作為宣傳和情報活動基地的限度問題，進行商談。
現在赫魯曉夫又利用這一問題來偷襲肯尼迪了。他在關於解放戰爭的演說中大做文章，公開威嚇肯尼迪。他說，如果“帝國主義者”拒不“正視實際存在的形勢”，蘇聯就將“採取堅定措施”，“同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簽訂和約”。這樣，肯尼迪現在又面對著艾森豪威爾曾經驅除過的惡魔了。赫魯曉夫明確宣稱，這樣一個協議要包括下述保證：任何對東德邊界的“侵犯”都將認為是對華沙條約所有成員國的“侵略行動”——實際就是要西方或則放棄柏林，或則準備打仗。他真是要這樣嗎·夏爾·戴高樂表示懷疑。他勸總統堅決頂住(“要吃得住這一棍子”)。他說，如果肯尼迪堅決頂住併計劃新的空運，那位部長會議主席就會退縮的。艾夫里爾·哈里曼一心只惦記著維也納會議，便表示贊同這意見，不過建議採用另一策略。他預言，赫魯曉夫一定會凶相畢露，大肆恐嚇這位年輕的總統的。最好的對付辦法就是不理睬他的話，但態度卻要溫和。而且，肯尼迪絕不要把他的對手估計過高。哈里曼說，赫魯曉夫本人也一定神經挺緊張。那位主席惟一的另一次西方之行已經失敗了，而美國的克里姆林宮學家還一致認為，赫魯曉夫對自己出身卑微始終放心不下。維也納會議上不可避免會出現緊張情況的。他一定會很無禮，因為他只會這一套。哈里曼建議，遇到這種情況，總統就必須不為所動，而付之一笑。
肯尼迪飛奧前夕在巴黎收到了哈里曼這個建議。巴黎的這一段行程對年輕的第一夫人來說，是首嘗勝利。 11年前，她是巴黎大學的一名學生，現在卻帶著兩卡車行李，滿身珠光寶氣，隨員成群(包括歐洲頭等的理髮師)，來到了這裡。戴高樂幾乎目不轉睛地瞧著她。法國報紙驚呼她是如何“動人”、“迷人”、“艷若天仙”!總統在走進一次記者招待會的會場時說：“我想我應該自我介紹一下。我就是陪杰奎琳·肯尼迪到巴黎來的那個男人。”
維也納卻不一樣了。肯尼迪夫人也曾跟赫魯曉夫開過玩笑，例如說：“哦，主席先生，請不要拿統計數字來煩我了。”但是陰森氣氛過於沉重，甚至連她也無法付之一笑。自赫魯曉夫的俄造黑色海鷗牌汽車一穿過鐵絲網，進了美國駐奧大使館那座石砌和拉毛水泥面的巨大建築物，整個氣氛就和當時的天氣一樣惡劣起來。肯尼迪對助手說，他的對手是個“滑稽其外”、“兇惡其中”的人。在兩天的會談中，他的兇惡也形之於外了。經過最後一次交鋒，詹姆斯·賴斯頓要求訪問總統。那天，肯尼迪一走進賴斯頓等著他的那間屋子，就一屁股坐到沙發上，把帽子往下一拉，長嘆一聲。賴斯頓感到他似乎處於半震盪狀態。他問總統：“很難對付吧·”肯尼迪回答說：“我一輩子從來沒有遇到過這麼難對付的事。”
後來，賴斯頓寫道：
他(總統)走進美國大使館一間陰暗的屋子，神色沮喪，怒氣沖衝。他在同赫魯曉夫對談時，像平常一樣力持冷靜，極力想同對方講道理，要他明確表示蘇聯準備幹什麼和不准備幹什麼，而赫魯曉夫卻恫嚇他，在柏林問題上拿戰爭對他進行威脅……肯尼迪在那間屋子裡所說的話，使我完全相信如下事實：
赫魯曉夫已經研究過豬灣事件。如果肯尼迪當初不去碰卡斯特羅，或乾脆把他搞掉，赫魯曉夫倒都能夠理解。但是肯尼迪動手打古巴時很輕率，卻又沒有膽量打到底，這就使赫魯曉夫感到，同他打交道的是一個缺乏經驗的年輕領袖，他大可對他威嚇訛詐一番。
肯尼迪告訴賴斯頓：赫魯曉夫非常粗暴、野蠻，有時簡直像要向肯尼迪衝過來。只在一個問題上他還講點道理，那就是他認為無足重輕的老撾問題。討論任何其他問題時，他始終表現出一副兇惡的、冷嘲熱諷的態度。他堅決要求，哈馬舍爾德必須撤換，代之以三駕馬車。美甦之間的任何裁軍協議，也都需要由代表世界上三大政治陣營的三方委員來監督執行。肯尼迪對他說，這種安排必然會由於一方使用否決權而陷於無效(“即使俄國的三駕馬車，也只有一個趕車的嘛!”)，但也無濟於事。赫魯曉夫在柏林問題上發出了最後通牒，說：這根骨頭必須從蘇聯的喉嚨裡去掉，不管同美國能不能達成協議，他在今年年底以前一定要同東德簽訂和約。如果美國要在這個問題上打仗，那他也沒有辦法。對付企圖發動戰爭的瘋人，只能給他穿上緊身衣。
在肯尼迪的要求下，他們舉行了最後一次密談。總統竭力勸阻赫魯曉夫不要採取這樣莽撞的步驟。赫魯曉夫斷然拒絕，說：“我要和平，但如果你要戰爭，那是你的事。”他簽訂和約的決心是不可改變的，他要在12月簽訂這個條約。他們分手時，肯尼迪說：“今年冬天想必會很冷的。”在《赫魯曉夫回憶錄》中，這位主席評論說：“……對於我們在維也納的會晤，我從心裡感到高興。儘管我們沒有達成什麼具體協議，我看得出來，他對於尋求世界問題的和平解決是感興趣的……他是一個講理的人，而且我認為，他知道在柏林問題上發動一次新戰爭是毫無道理的。”
肯尼迪對賴斯頓說：“我有兩個需要解決的問題：一是弄清楚他為什麼要這樣幹，而且採取這樣敵對的方式；二是弄清楚我們能有什麼對付辦法。我認為，第一個問題是很容易解釋的，他這樣幹，是由於豬灣事件。我想，他認為一個這樣年輕無經驗，公然給自己惹下大禍的人，是可以嚇得住的；任何一個陷入這類麻煩而又不能堅持到底的人，是沒有膽量的。於是他便狠狠地打擊我。我面臨著一個可怕的問題，如果他認為我既無經驗又無勇氣，那麼除非我們能改變他的想法，我們同他就不可能談出結果來。因此我們必須行動。”
赫魯曉夫的話到底算不算數，人們拭目以待，這一點他自己也知道。他一回莫斯科，就下令公開發表他交給總統的關於核試驗和柏林問題的兩件備忘錄。國務院目光敏銳的人馬上看出，他對柏林已不再提期限問題，但這一點現在關係已經不大。全世界都知道了俄國的最後通牒。自此以後，赫魯曉夫使蘇聯的軍事預算提高了31.44億盧布，並發表了一系列沙文主義的演說。
肯尼迪也隨著赫魯曉夫逐步升級。 6月25日，他對美國人民發表電視演說，“倘若戰爭爆發，那一定是從莫斯科發動的，不是從柏林發動的……只有蘇聯政府才會利用柏林邊界作為發動戰爭的藉口。”他要求國會批准他給五角大樓撥款32.47億元，召集預備役，提高徵兵額兩倍，提高戰鬥部隊的最高限額，並修整啟用封存中的飛機和船艦。迪安·艾奇遜要他宣布緊急狀態，副總統林登·約翰遜也表示同意。但是肯尼迪主張讓談判的大門繼續開著。他不敢冒失進行原子訛詐，因為對方有可能逼你攤牌。他對《紐約郵報》的一位編輯說，他主要擔心的是那位主席“存心要欺侮我”，如果真是那樣，那就“什麼都完了”。
雙方的領導人都受到越來越大的壓力。為了免得柏林的德國人擔心被遺棄，肯尼迪派遣他的副總統同過去的空運英雄克萊將軍一起訪問柏林。赫魯曉夫向全世界提出警告，說蘇聯現在已經能夠製造爆炸力相當於1億噸烈性炸藥的核彈，已經擁有能夠運送這種核彈的火箭。他似乎為了證實這一點，果然把蘇聯一個宇宙航行員送入了軌道。美國國內情緒日趨緊張，肯尼迪敦促美國人修築防空掩體。與此同時，柏林也是一片混亂。 7月，有30444名難民流入柏林西部。 8月的頭十天中，又有1.65萬名越界過來。單在12日這一天，越界人數就有4000人之多，其中大部分是醫生、技術人員和熟練工人，他們都是東德共產黨第一書記瓦爾特·烏布利希的五年計劃所必需的人。
8月13日午夜過後半小時，黑暗無人的大街上警笛狂鳴，矮墩墩的T-34和T-54型坦克帶領著滿載德國軍隊的卡車直開東西柏林之間25英里(約40千米)長的邊界線。頭戴鋼盔的東柏林警察乘卡車前往主要通道站崗。士兵從車上卸下木馬、鐵絲網、水泥樁柱、石塊、鎬頭、鐵鍬。四小時後日出之時，一堵牆的牆基已經形成了。四天以後，牆就完全建起來了，當時仍然留在東柏林的德國人便從此被禁錮起來。
這件事使西方國家冷不提防。肯尼迪當時不在華盛頓，國務院過了四天才向莫斯科提出正式抗議。接著，9月1日，赫魯曉夫把螺絲又擰緊了一點。美國的地震儀記錄到無可置疑的證據，表明俄國人又恢復核試驗了。肯尼迪和麥克米倫呼籲蘇聯主席停止試驗，指出了新的放射性微塵的擴散程度和毒性。赫魯曉夫對他們的呼籲置之不理，偵察設備記錄到了第二次試驗，接著又是第三次試驗。在其後的那一個月裡，蘇聯一共爆炸了30個較大的裝置，幾乎全部是在大氣層進行的。到這一系列試驗結束時，俄國放射到空氣中的放射性毒物，已經比美、英、法三國加起來還要多了。他還在蘇共第22次代表大會上宣布，很快就要爆炸一枚5000萬噸級的核彈——等於過去扔在廣島的原子彈的2500倍，等於歷史上一切戰爭所使用的全部烈性炸藥的五倍。第二次會議上，他告訴代表們說，爆炸結果“證明它比科學家們原來估計的5000萬噸還要大一點”，但他們自然決不會因為這個計算“差錯”而受到處罰。這引起了代表們的哄堂大笑。
肯尼迪決定，如果這就是赫魯曉夫對西方國家關於禁止大氣層試驗建議的惟一答复，那他也不得不批准美國恢復試驗了，雖然他仍只批准恢復不會產生放射性微塵的地下試驗。他說，鑑於蘇聯政府的行為，“我們現在必須採取即使謹慎的人也會感到必要採取的那些步驟”。這天是9月8日，危機達到了頂點。柏林牆已經建成，一道由磚石和水泥組成的柵欄，穿破柏林的中心。自8月22日以後，除了一處以外，所有的通道口都不容盟國部隊通行。那惟一可行之處，也有東柏林警察檢查盟軍士兵的證件。邊界100米以內的地方禁止接近。
還給巴黎、波恩和華盛頓發出照會，正式要求禁止西德領導人坐飛機進入柏林。但西方態度在這一點上很強硬。赫魯曉夫在9月8日堅持西德進入柏林的飛行應受監督，遭到了西方的斷然拒絕。十天后，當肯尼迪即將從海恩尼斯港動身返回華盛頓時，有人交給他一張不幸的便條，原來達格·哈馬舍爾德乘一架剛果飛機失事死去了，原因始終不明。自從對日作戰勝利日以來，戰爭還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迫近過。
兩個星期後，赫魯曉夫開始從戰爭邊緣縮回去了。他對訪問莫斯科的比利時外交家保羅-昂利·斯巴克說，“我認識到，同我的願望相反，西方國家不願簽訂和約……我並不想使你們處於無法忍受的境地；我很清楚地知道，你們是不可能讓人踩在腳下的。”這麼說，鯁在喉嚨裡的那根骨頭也並不是那麼令人不能忍受了。他繼續對比利時客人說：“你知道，柏林對我來說並不是什麼大問題。在共產黨10億人民中間，200萬人算得什麼!”而且現在事情也不那麼急了。他原來給過肯尼迪一份最後通牒(“以今年年底為限”)，現在卻只說：“我也不受任何期限的限制。”柏林牆已經建立起來，他現在似乎想盡量爭取得到西方的某些讓步，使他可以保全面子。他還作了一些企圖緩和緊張局勢的姿態，包括大捧肯尼迪的成熟和明智。但他看到這些姿態並沒有得到什麼反響，便決定草草收場。 10月17日，他又一次在共產黨代表大會上宣稱：“看來西方國家對目前局勢有所了解，願意尋求德國問題和柏林爭端的解決了。”他最後說：“如果情況是這樣，我們也不再堅持必須在1961年12月31日以前簽訂和約了。”
就這樣，一場對抗終於結束。它似乎是美國的一次勝利，但真正付出的代價，到日後才表現出來。施萊辛格後來寫道，由於莫斯科的態度、柏林問題以及核試驗的恢復，“總統無疑感到，如果美國從亞洲撤退，就可能打亂全世界的均勢。”肯尼迪認為，在這個問題上他必須進一步讓他的對手相信他的無畏和堅毅。他對詹姆斯·賴斯頓說，共產黨對西方在進行熱戰的惟一地方是印度支那，所以“現在我們的一個問題是讓人相信我們有力量，而越南看來是辦這件事最合適的地方”。
對林登·約翰遜來說，這段日子是很不愉快的。前一年他還是美國參議院的權力很大的多數黨領袖，現在身為副總統，在政府中虛有其位，而又事事煩心。約翰遜從各方面都愈來愈清楚地體會到自己無足輕重的地位。他在白宮的停車場只容下一輛汽車，只有一架同白宮相通的電話分機(司法部長羅伯特·肯尼迪卻有三架)。他的妻子從來沒有登上過總統的專機，他本人曾上去過，但不是請上去的。肯尼迪的助手曾三次發現約翰遜一個人在機上的艙房裡張張望望。他們進飛機去總是由於總統馬上要使用飛機了，因而總是不得不請約翰遜離開。這種情況不免使他有些難堪，但他還是不斷上去，這一實際權力的象徵彷彿已使他完全入迷了。
肯尼迪手下的人把約翰遜的人都看做外人。整個副總統的班子，除沃爾特·詹金斯外，根本不為那些聲名顯赫的總統顧問所識得。他們之中有些人沒有白宮的出入證，只是作為觀光者才能進入過白宮。這種默默無聞的處境甚至對給約翰遜值勤的特工人員也不例外。從職位上說，他們同總統的警衛人員是完全平等的，但實際上，他們卻被排斥在白宮警衛隊之外——不能使用他們的車子、辦公室，也不能參與他們的社交活動。他們大多數人對此都不十分在意，因為他們知道，這並不是對他們個人的冷落。他們之所以受到那些得勢的人排斥，只因他們負責保衛的那個人並不重要——沒有別的更恰當的詞來說明了。
肯尼迪對這種情況是不清楚的。他和大多數總統一樣，對於這個地位僅次於他的人物也抱著敬而遠之的態度。由於根深蒂固的歷史慣例，或許還由於人類的天性，美國通過選舉獲得第一號和第二號職位的人的關係從來就不很融洽。有些副總統早期曾同他們的行政首腦比較接近，後來也由於友誼已被冷冰冰的禮節所代替而感到傷心。他們忘記了，對於總統來說，有一個副總統在身邊就等於每天提醒他隨時可能死去。而且還不止於此。雖然有些人對於死亡也能泰然處之，但他們並沒有一個等著繼承他的地位的人老是跟在後面。那些希望總統向副總統詳細介紹情況的人，大約都沒有考慮到其中的含意。要理解這一點，我們必須了解總統這一職位的意義，那個第二號人物等著繼承的遺產的意義。一個家庭的家長可能會毫不畏縮地寫下自己的遺囑，但如果有人對他說，他死後，隔壁的那個人要變成他孩子的爸爸，他妻子的丈夫，那他就會馬上變得面無人色的。
除了這個來自憲法的麻煩外，還有一層麻煩。在實際的政治生活中，為了“平衡”總統競選名單，正副總統候選人必須分別來自本國兩個不同的地區，各自對不同的選民具有號召力，而他們的性格等等也可能都是對立的。這就好比說，那個丈夫還必須選擇一個和他的長相不同、衣著不同、談吐不同、價值觀念也不同的人來等著接替他。富蘭克林·羅斯福同哈里·杜魯門彼此就很少有相似之處。艾森豪威爾同尼克松，肯尼迪同約翰遜的情形也大致如此。在肯尼迪看來，約翰遜是一個不可思議的、未免可笑的怪才。他的自我擴張是赤裸裸、毫無忌諱的。他出國旅行期間，每天都要打電話給他在華盛頓的辦公室，詢問美國報紙如何反映他的活動。他永遠在進行競選運動——一位在巴基斯坦工作的美國醫生驚呼：“我的天呀!他竟和一名麻風病人握手!”——他決定讓卡拉奇的一個趕駱駝的人充當一名親善使節，使得巴基斯坦全國為之高興。他對那個受寵若驚的巴希爾·艾哈默德說：“我們是來看望你和你的駱駝的，我們的總統也想看看你的駱駝，他已有計劃要使你的生活得到改善。”其實總統根本沒有這種計劃，這一招看來似乎肯定會起反作用。但是結果卻並沒有，艾哈默德的美國之行很成功，肯尼迪也滿意，他說：“如果是我，我最後得讓駱駝把屎拉在白宮的草坪上。”
總統知道了副總統如何不愉快之後，就想盡一切方法來對約翰遜表示尊重，給他創造許多出國訪問的機會，其中有些後來卻成了重大事件。意想不到的是，有兩件事在先看來毫不起眼，而事後回顧，卻顯得無比重要。一是柏林之行。副總統在去柏林以前的心情很壞，但他在那裡所作的演說卻很好，同時正趕上歡迎美國第一批增援柏林部隊的入城式。他的德國東道主認為他這次訪問是這座圍城前途的一大轉折，因而他返國時情緒也深受感染。
另一次是那年5月的西貢之行。結果證明它具有更重大的意義，不過當時還看不出來。這是一次南亞地區的旅行，誰都希望副總統到那裡去給非共產黨政權打打氣。他這一次並不像上次去柏林那樣要表示美國已經決心同當地人民共同戰鬥，那時候美國還沒有在東南亞地區承擔那樣的責任。儘管如此，他對西貢提出了十分堅強的保證。他十分欣賞吳庭艷，公開稱他是“東南亞的溫斯頓·丘吉爾”。副總統一行離開越南後，《星期六晚郵報》的斯坦·卡諾問他是不是真那樣想，副總統卻回答說：“去你的，老兄，我們在那兒再沒有別的人了。”
這位東南亞的溫斯頓·丘吉爾是個黑黑胖胖、煙不離口的單身漢，最顯著的特點是他似乎有永遠說不完的話。從他那巨大的黃色拉毛水泥的獨立宮裡走出來的人，都得先聽他說有時長達六七小時、甚至12小時的從不打頓的獨白。但是他的其他缺點倒不多。他已經60歲了，仍然果斷堅定，具有獻身精神。吳庭艷是一個當權的鐵腕人物的典型。他的頭銜是總統，但並不十分尊重民主。他完全是一個東方式的暴君，至少是一個高高在上的官僚，堅信人民的職責是對他服從。他把政敵都送進了集中營，在他的統治下，根本沒有新聞自由和真正的改革。政府重要人選全從軍官裡挑，考慮的主要是忠誠而不是能力。雖然吳庭艷本人是廉潔的，但他的宮廷裡卻擠滿了野心勃勃的貪官污吏。他嚴厲而固執，似乎認為，由於他是天主教徒，天主教徒就應該享有特權。他大權獨攬到了驚人的程度——如果沒有他的批准，一個連隊的指揮官也不能調動自己的部下；直到他快垮台以前，護照都要他親自簽署才生效。他的專斷統治一月比一月更加嚴厲。他只同少數幾個信得過的助手和家人商量，其中特別是他那跋扈的兄弟吳庭儒以及吳庭儒的漂亮而狠毒的妻子，美國駐外記者所說的“龍夫人”。吳庭儒夫人有一次解釋吳家統治的哲學說：“如果我們打開窗子，陽光固然可以進來，但是許多壞東西也會隨著飛進來的啊!”
進去的固然很少，出來的也不多。這在情報方面，特別如此。有關越南戰爭的兩大奧秘之一是：為什麼它使許多西方專家為之聲譽掃地·缺乏充分的事實根據便是其主要原因。在這樣一個重大的問題上，竟有這樣多著名人物犯下這樣荒唐的錯誤，這是歷史上罕見的。直到1972年10月，亨利·基辛格由於過早宣布越南戰爭的解決辦法而大丟其臉時，許多軍人和政治家對越南戰爭的性質和它可能的發展前途也都作過錯誤的判斷。 1954年4月6日，新英格蘭的一位州指馬薩諸塞州。 ——譯者參議員為使他的同事們散散心，向他們引述了一些早期對越南戰爭的議論，如“軍事形勢看來正越來越對我們有利”(1952年艾奇遜語)，“我們認為，印度支那的形勢正在好轉”(1953年助理國務卿沃爾特·羅伯遜語)，法國打勝仗“不但有此可能，而且可能性很大”(1954年國防部長查爾斯·威爾遜語)，以及“法國人正在贏得勝利”(1954年海軍上將雷德福語)。結果法國卻失敗了。七年中，法國人死傷1.9萬人美國在1961～1972年間，損失45882人。法國傷亡的數字通常說是9.2萬人，但那數字中包括外籍軍團、非洲人和在法國指揮下作戰的越南人。法國不像美國，它沒有派遣應徵入伍的部隊到越南去。 。這似乎證明了那位新英格蘭的參議員的懷疑是正確的，而這位參議員不是別人，正是約翰·肯尼迪本人。但是肯尼迪後來卻也陷了進去。他對越南的政策最後也仍是以1960年參議院委員會的報告中所作那種劉易斯·卡羅爾見本書第669頁譯註。 ——譯者式的估計製定的。那個報告預言：“根據軍事援越使團團長的保證……美軍……將能在可以預見的將來分批撤出越南。”1961年初，肯尼迪總統批准了一項援助計劃，便是以戰爭將在18個月內獲勝為依據的。
有關越南戰爭的另一個不解之謎是：為什麼這樣多見解不同的美國人，其中包括四位總統(兩個共和黨總統和兩個民主黨總統)都認為有義務拯救西貢政府·這個國家，不管怎麼說，遠在亞洲，離我們有五千英里，在遙遠的印度支那半島一片到處是稻田和茂密的叢林的原始土地上，然而，十多年來，華盛頓的歷屆政府卻一意孤行，甚至不顧美國國內的安寧，力圖使一些大可懷疑的人物在越南保持統治。美國在越南的努力，從一開始就是注定要失敗的。肯尼迪應該理解這一點。開始，只有少數幾個人看出了越南勢必引起的麻煩，而他正是其中之一。他在1951年(當時他是眾議員)訪問過越南，返國後，通過“會見新聞界”節目說：“沒有當地人民的支持，在任何東南亞國家中想取得勝利都是沒有希望的。”後來，他卻也受到冷戰言論的影響。冷戰派人物認為，美國已經“失掉了”中國，現在決不能再“失掉”印度支那了。
美國對西貢承擔義務始於1954年，到1957年又重申前議。日內瓦協定簽訂後，艾森豪威爾在給吳庭豔的一封信裡保證美國“幫助越南政府發展和維護一個強大的、能夠生存下去的國家，自己有能力抵抗通過軍事手段進行的顛覆和侵略”。艾克做出這項保證時附有條件，即“越南方面也應採取必要的改革措施”同他配合。他提出這一保證的目的是，“打消任何人要想把外國的意識形態強加於你們自由人民的念頭。”
林登·約翰遜主政白宮的幾年中，每談到越南問題便常說：“是艾克許下的諾言啊，我也只好遵守。”但他實際並沒有遵守。這畢竟不是一項正式條約，參議院從未參與其事。它甚至作為一項行政命令的合法性都不具備。但約翰遜和肯尼迪卻都認為非遵守不可。西奧多·索倫森曾寫道，如果撤銷美國的支持，將會使“全世界對美國保證的可靠性產生懷疑”。阿瑟·施萊辛格更進一步寫道：
不管在1954年以前我們在越南有無重大利害關係，反正艾森豪威爾的信件已經產生了這種利害關係。不管我們應不應該在我們劃線的地方劃上一條線，反正這條線一旦劃下了，就會一年比一年更有力地約束著我們。不管多米諾理論在1954年時是否有根據，反正七年以後，當各鄰國政府已經把自己的安全寄託於美國有無能力信守對西貢的保證時，它已具有充分根據。肯尼迪……別無選擇，只能在他承襲下來的總的形勢中乾下去。
白修德在《1968年總統選舉紀實》一書中寫道，“我們在越南的事業”就是“半世紀來美國的事業，這一事業已為全世界所共知……如果說今天已有一個儘管很脆弱的世界秩序，這一世界秩序的取得卻是40萬美國人在本世紀的四次戰爭中用生命換來的。”約翰遜總統認為“匆忙撤出”就“等於在這個問題上向全世界宣布，我們不打算遵守我們所簽訂的條約，也不支持我們的朋友了”。 《時代》周刊對那些不同意這一說法的人解釋說：
……必須不惜一切代價守住南越……如果美國不能或不願在共產黨的進攻下保住南越，那麼亞洲國家就會從此不再感到信賴美國是安全的了；整個東南亞的陷落就只不過是時間問題。
據說這樣撤退的後果是不堪設想的。為了支持派遣美國部隊到越南去，羅伯特·麥克納馬拉和參謀長聯席會議直截了當說，不這樣就只能眼看那一地區的情況普遍惡化。萊曼·蘭尼茲爾將軍代表參謀長聯席會議講話，他預言說，如果越共獲勝，“我們將失去全部亞洲，直到新加坡。”而馬克斯韋爾·泰勒將軍則堅信能戰勝打游擊戰的敵人(他說過，北越“經不起常規轟炸的襲擊”)，他告訴肯尼迪總統說，派遣一支“美國軍事特遣部隊”是“必不可少的”。
所有這些說法都毫無道理。如果肯尼迪政府並不認為有義務把古巴旅從眼看要完蛋的海灘上撤回，那麼，它對吳庭艷就更沒有什麼義務可言。而且，由於吳庭艷已經公開否定了採取“必要的改革措施”的義務，艾森豪威爾的信也已經失去了效力。吳庭艷還拒絕在1956年實行全越選舉。即使美國同他的關係受著一項條約的約束，以為他會要求按條約的規定行事，那也是荒謬可笑的，何況根本也沒有什麼條約呢!
使華盛頓無法拋開西貢的真正壓力來自國內政治方面。這時麥卡錫已死，但民主黨也好，共和黨也好，無不惶惶然，深恐吳庭艷可能成為蔣介石第二。而尤其矛盾的是，他們竟重犯了當初為蔣介石出謀劃策的美國人犯過的錯誤；雖然南越的核心問題也是政治性的，但他們給的卻是軍事援助。他們犯這種錯誤的原因之一是由於國會中的權勢人物的態度。他們對參謀長聯席會議十分信賴，卻不相信國務院亞洲司的政治官員。另外一個原因則是60年代初期在越南問題上為白宮獻策的兩位內閣成員性格上的差異：麥克納馬拉果斷有力，臘斯克卻膽小怕事，模棱兩可，結果當然是來自五角大樓的聲音更受重視。
艾森豪威爾執政後期，越南局勢還是相當穩定的。 800個美國軍事顧問和每年3億美元的軍援，已足以維持現狀。後來，1960年12月，肯尼迪就職前的一個月，吳庭豔的敵人宣布組成了民族解放陣線。他們在獨立宮裡的對手卻稱它為“越共”。吳庭艷起初對這個陣線並不在意，上一年秋天，他就很容易地粉碎了一次政變企圖，當時約翰遜副總統問他是否需要一點美國兵，他說不需要；不過，雖然不需要地面部隊，他卻仍然承認需要一些幫助。於是肯尼迪總統批准了400名特種部隊(綠色貝雷帽)去擔任訓練工作。美國向越南派出部隊從此開始了。
1961年5月初，新任美國大使弗雷德里克·瑙爾汀到達西貢。他的前任由於企圖同吳庭艷講道理，結果實際上成了不受歡迎的人。瑙爾汀決心不蹈前任的覆轍。這時，越共的破壞活動已經非常明顯，連那位做官當老爺的總統也不得不承認這一事實。鄉村的情況日益惡化。游擊隊自由來去，到處暗殺村長。美國情報方面的一份報告估計，“最嚴重的時期”看來“即將來臨”，並警告說，西貢政權“實際上依賴寡頭統治”，“容忍貪污腐敗”，已使很多人“對吳庭艷在這一時期的領導能力表示懷疑”。
在華盛頓，人們敦促白宮對越南各地各種不同官僚體制的違法行為進行干預。副國務卿幫辦亞歷克西斯·約翰遜要求肯尼迪把“打敗越共”作為“真正的和最終的”目標。參謀長聯席會議向總統保證，只消4萬名美國部隊就可以“消除越共的威脅”，再加上12.8萬人就足以抵擋住北越和中國共產黨可能進行的干涉。麥克納馬拉的副國防部長羅斯韋爾·吉爾帕特里克建議同吳庭艷談判，探討訂立“防禦安全同盟”的可能性；當時還在五角大樓的威廉·邦迪也敦促美國“儘早毫不留情地”對戰爭進行干預。邦迪估計獲勝的機會為70%。
肯尼迪下令作進一步研究，同意擴大在西貢的685人的美國軍事顧問團，同時批准了再為吳庭艷裝備2萬名越南部隊並承擔其費用的計劃(這樣總數便達15萬人)。像艾克一樣，他也希望援助應以南越國內的改革和動員一切人力物力反對越共為前提，但是他卻並沒有強調這一點。當時他正在為柏林問題和禁試問題傷腦筋。施萊辛格懷疑他從來也沒有“充分注意過”越南問題。冷戰派觀察家繼續對越南問題感到不解，白修德在1961年8月寫道：“形勢幾乎是一周比一周更壞。”他發現，“游擊隊現在差不多完全控制了南方三角洲——以致在大白天，如果沒有軍隊護送，我就找不到一個美國人願意讓我坐他的車子駛出西貢。”他報導說：“政治上的崩潰已達到驚人程度。”又寫道：“……令我大惑不解的是，在共產黨那邊，他們似乎總能找到一些願為他們的事業出生入死的人。”革命精神常常使那些沒有為這種精神所感染的人困惑不解。
6月間，游擊隊佔領了一個省會，處決了省長。吳庭艷部隊到處後撤。他無可奈何地召見了瑙爾汀，要求籤訂雙邊防禦條約。華盛頓立即表示支持。整個夏季，援助一直是以林登·約翰遜對東南亞的理解為依據的。副總統表示了一種典型的自由派立場，他從東南亞回國後寫道，越南的真正敵人是“飢餓、無知、貧困和疾病”。他認為，美國“必須——不管我們採取何種戰略——始終以那些敵人為我們進攻的目標，並充分發揮我們在科學和技術上的能力”。
總統為此派出一個高級調查團前往西貢，其中包括兩位最受他信任的顧問，馬克斯韋爾·泰勒將軍和沃爾特·羅斯托。於是，一位將軍和一位好戰的文官(羅斯托自始至終是最不妥協的鷹派)便成了這個關鍵時刻總統在越南的耳目。值得注意的是，調查團裡沒有高級外交人士參加。索倫森後來曾寫道，這反映了“國務院無力同五角大樓競爭”。其結果是更進一步犧牲政治上的考慮，而突出強調軍事目標。
泰勒-羅斯托報告形成了越南戰爭的一大轉折。為了挽救吳庭豔的命運，報告要求肯尼迪派出一大批美國顧問。更重要的是，立即派去八千名美國步兵，需要時再增加。作為調查團主要成員的泰勒希望總統以越南問題為主題發表一次重要的電視講話。他要求對南越進行干預的某些論點是非常奇怪的。例如，在極力主張派遣遠征軍時，竟拿越南同朝鮮相比，認為在朝鮮“美國部隊並沒有花費很大的氣力就適應了那裡的生活和工作環境”。實際上，朝鮮和越南根本不同：朝鮮戰爭是正規戰，敵人的隊伍越過分界線進攻，美國兵在比較熟悉的地形上同他們進行固定戰線的戰鬥。越南戰爭則是在茂密的熱帶叢林中進行的非正規戰。最重要的一點區別是，南朝鮮的當地居民希望美國人待在那兒，越南卻不是這樣；越南村民傾向於把美國白人部隊看成是來接替法國人的，而把越共看成英雄。
政府中低於內閣一級的若干成員，其中包括切斯特·鮑爾斯、喬治·鮑爾和艾夫里爾·哈里曼，對這一建議很感吃驚。但是，提出疑問的惟一高級人士還只有肯尼迪本人。他拒絕在電視廣播中和人民見面，因為那會把越南問題搞得和柏林問題一樣。他還尖銳地指出，同參謀長聯席會議不一樣，泰勒和羅斯託對美國進行干預的效果是樂觀的，因為他們認為只要能防止北越人向南越滲透就行，至於如何才能做到，他們根本沒有提出辦法。最使肯尼迪感到驚愕的是關於派遣部隊的建議。索倫森寫道：“所有他的越南問題的主要顧問都讚同這一建議，說它是考驗我們的信用的'試金石'，是我們的決心的象徵。但是總統實際上否決了這一建議，而只有他的這一票才作數。”肯尼迪告訴一位助手說：“他們想派去美國部隊。他們說，為了恢復信心和維持士氣，這是必要的。但這會同柏林的情形完全一樣：部隊開入，高奏樂曲，群眾歡呼，可是四天之後，誰都把它忘了。然後，又會有人告訴我們，必須派出更多部隊。這就好像喝酒，酒勁一過，你又得再喝。”
雖然如此，他也難免為大家的意見所左右。他否決了派遣美國部隊的建議，但在另一些問題上卻有所讓步，從1961年12月起就開始加強美國在越南的力量了。和七年前艾森豪威爾的做法一樣，總統在同吳庭艷公開交換的信件中肯定了這一安排。這也不完全是單方面的，吳庭艷也同意進行改革，並且承認必須加強軍隊的指揮和提高士氣。但是沒有規定美國援助的限額，以及這一援助到何時為止，只是籠統地說直到平定了越共和逐出北越人的時候為止。泰勒並不認為這裡麵包含著什麼巨大的危險。他從菲律賓拍電報給總統說：“通過南越捲入一場亞洲大戰的危險是存在的，但並不十分嚴重。”相反，喬治·鮑爾卻對此事十分不安。他說，吳庭艷在迫使我國政府派出步兵以前是不會罷休的。這正是吳庭豔的真正目的，這樣他就可以讓美國人去為他打仗，而由自己來鞏固政權。鮑爾預言，如果答應派兵，其規模就會不斷擴大。他告訴總統說，不出五年之內，就會有30萬美國部隊在越南。肯尼迪笑著說：“喬治，你真是瘋了。”
美國後來所以加速陷入越南(這證明了鮑爾和後來一些人的意見是正確的)，其中一個因素乃是美國在西貢的決策人的性格。從1962年初直到肯尼迪執政一千天的末尾，這裡的兩個關鍵性人物是瑙爾汀大使和2月到達越南的美國軍事援助顧問團新任團長保羅·哈金斯將軍。選用這兩個人本身就是一個悲劇。瑙爾汀出身於弗吉尼亞望族，一向因循守舊，對亞洲毫無所知。他的任命是由國務院中強硬的反共派推薦的。不論出現任何危機，他都支持吳庭艷，而當肯尼迪真正需要他時，他卻會一去多日，到愛琴海上優哉游哉地度假去了。哈金斯比他還要糟糕，他是波士頓一個世家的浪子，中學也沒有念完就退了學。他在軍隊中的晉升，只因他精於馬術，是個勇敢的馬球隊員，喬治·巴頓需要輕鬆一下時陪同他騎馬的伙伴。他在第二次大戰中是巴頓的副參謀長，他那時的綽號是“槍通條”，是因為他貫徹巴頓的命令雷厲風行而得來的。但是和巴頓一樣，他自己有時卻不那麼遵守命令。這一點，在他接到指示要他向總統如實報告越南戰爭進展情況時，表現得尤其明顯。肯尼迪明白指出他需要知道一切情況，不管消息好壞。但哈金斯卻不喜歡把壞消息往上報，他認為這對他不利，他的一切做法讓人感到彷彿他的使命就是萬事只求表面上不錯就行了。他一到西貢，就對美國記者說，他是樂觀主義者，也喜歡看到他周圍的人都是樂觀派；還說，今後給華盛頓的每日情況估計匯報可以叫做“進展報告”。他要使人完全相信，在他的領導下，反對越共的戰鬥將會不斷進展。
瑙爾汀和哈金斯都同意，一切問題都取決於吳庭艷，沒有他什麼事也辦不了。同時，既然對他的政權進行批評只會激怒他，那就不要批評。用《紐約時報》霍默·比加特的話來說，這就變成了“與吳庭艷共存亡”的政策。吳庭艷很快就認識到，他完全可以為所欲為地來利用這兩個美國人。
哈金斯到後對越共發動的第一次進攻稱為“日出行動”，這倒很恰當。哈金斯告訴記者說，他計劃建立一系列設防的“戰略村”，由民防隊防守；同他一起搞這個計劃的就是越南總統的弟弟吳庭儒。緊接著華盛頓得到的報告是，戰略村已獲得驚人成功，農村人口的1/3以上都居住在戰略村里。戰局看來已開始扭轉。從西貢來的報告全是好消息。懷疑哈金斯所作估計的人可以拿瑙爾汀的估計來加以核實，因為後者也是同樣覺得一切如意。
實際上，戰略村的試驗完全失敗了。除了那些居於高位的人之外，什麼也沒有變。他們現在是通過發布新聞在進行戰爭。從戰地來的報告都由哈金斯重新改寫，悲觀和不受歡迎的消息全部刪除，代之以徹底的虛構。反對這樣做的校級軍官——他們中的確有人表示過強烈反對，最令人難忘的是約翰·保羅·范恩中校——就調去擔任不受歡迎的職務，在他們的檔案上寫下可能從此斷送他們的軍人前程的評語。另一位職位僅次於哈金斯的將軍巡視了前線，發現整個形勢全然不同於美國軍事援助顧問團團長親擬的電報所作的描述，於是就寫了一份報告給哈金斯，列舉戰爭實情。哈金斯竟在報告的邊上批道：“謊話”，“謊話”，“又是謊話”，然後往檔案櫃裡一塞了事。實際撒謊的是他自己，而能夠揭穿他的謊言的只有美國報紙派駐越南的記者發回國的消息。哈金斯為了替自己辯解，便說那些記者危言聳聽，甚至乾脆罵他們為賣國分子。他偶爾也承認受挫，那是因為他別有企圖，他要藉此多搞些兵、槍砲、直升機。他警告說，如果不給他補充，就是文官想拆軍隊的台，任何人只要還記得當年中國的往事，準知道會產生什麼結果。
要是越共發動春節攻勢或其他攻勢，這個單人新聞社可能在一開始就暴露了。但當時的情況卻是游擊隊的活動恰好有所下降。這正是那些操縱新聞的人求之不得的機會。他們宣稱，“日出行動”已經為戰場帶來了晴朗的天空。他們興高采烈，而華盛頓也為他們的這種揚揚得意的情緒所感染。馬克斯韋爾·泰勒說，他已感覺到在越南將出現粉碎越共的“一次偉大的全國性運動”。麥克納馬拉說：“一切統計數字都表明，我們正在贏得戰爭。”肯尼迪總統是又驚又喜，當下就批准了把西貢的司令部從2000人擴大為1.6萬人，把美國軍事援助顧問團升格為美國駐越軍事援助司令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