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時，肯尼迪讓步了。他終於也認為這樣一種論點多少有點道理：政府既然準備派遣美國部隊到世界另一邊的老撾去攻打共產黨，就不可能對佛羅里達以南不過90英里(約合145千米)的一個咄咄逼人的共產黨政權置之不理。但是即使在這時候，他仍然疑慮重重。後來施萊辛格認為，當時如果有某位高參出面反對，遠征計劃就肯定會取消的。可是那時只有施萊辛格和參議員威廉·富布賴特曾經表示異議(切斯特·鮑爾斯和愛德華·默羅也知道這一計劃，他們表示反對，不過他們的消息來源是非正式的，因此不能直接向白宮提出意見)。施萊辛格問肯尼迪：“對這個該死的入侵計劃，你是怎樣想的·”肯尼迪無可奈何地回答說：“我能不想，就不去想它。”
4月10日，星期一，古巴旅乘卡車來到上船地點尼加拉瓜的卡貝薩斯港。星期四，全部人員都上了船。星期五，他們的中央情報局的領導人告訴他們，行動的目標是：在豬灣佔領三個灘頭陣地，同時由古巴旅的傘兵奪取位於古巴本島和大海之間的薩帕塔大沼澤地上的幾個據點。星期日中午，這支遠征隊便到了有進無退的地步。這批造反者——他們的武裝船隊和他們的小小的空軍都已投入戰鬥了。
但是，這次戰鬥的真正性質，同總統認為他批准了的那項計劃並不是一回事。總統根據匯報，完全相信古巴旅是一支擁有受過游擊訓練的1400人的精銳部隊。他(和古巴旅的人)聽說他們在豬灣的目標是一片偏僻荒涼的海灘，那裡僅有的一點人跡是一些現在閒著的避暑房屋。匯報的人還解釋說，這些造反部隊乘黑登陸，卡斯特羅根本不會知道。中央情報局的情報進一步向總統保證，古巴的獨裁者至少在72小時內沒有可能採取任何行動。即使那時，他也會莫名其妙的，因為為了迷惑他，古巴旅的168名突擊隊員將在300多英里(約483千米)以外的東方省海岸作牽制性登陸。
杜勒斯、中央情報局的計劃的主要設計者理查德·比斯爾，以及他們的顧問們，包括小霍華德·亨特在內，一致堅信，對卡斯特羅感到失望的古巴人多得很，足以保證這次登陸成功。他們說，已有2500名古巴人參加各種抵抗組織，另有2萬人同情抵抗運動，而且至少有佔人口總數25%的人準備給登陸的起義軍以積極的支持。這一點是很重要的，因為肯尼迪在私下和公開場合一再強調，美國軍隊決不參與對卡斯特羅的進攻。他對這一點是堅定不移的。他在4月12日舉行的一次記者招待會上說：“在任何情況下，美國部隊都決不介入古巴問題，而且本政府將竭盡全力——我認為它是能履行自己的責任的——保證不會有任何美國人捲入古巴境內的任何軍事行動……古巴的基本問題不是美國同古巴之間的問題，而是古巴人自己之間的問題。”
他手下的人告訴他說，倘若這些流亡者不能在豬灣建立並守住灘頭陣地，他們就會結束這一行動，“消失在山區中”的。這樣，總統就認為一切可能發生的意外都已經想到了。他相信，這樣一變，使這項原想大張旗鼓進行兩棲作戰的計劃變成一種無關宏旨的滲透活動，因而感到，危害美國信用和威望的任何可能性都已經排除。
他完全錯了。中央情報局幹的根本是另一套。從1960年11月4日以後古巴旅(那時不過300人)就再沒有接受過游擊戰訓練。後來新招募的人大多不適合進行艱苦的叢林戰爭。全旅只有135人是合格的兵，其餘的人過去是職員、律師、銀行家、醫生、地質學家、教師、養牛人、新聞記者、音樂家、描圖員、工程師、藝術家、機工等等。此外，還有三名天主教神甫和一名新教牧師。一支精銳的部隊，必須由20歲左右的青年組成，但這些人的平均年齡是29歲，其中有的已經60開外了。最後參加的一些人根本還不會放槍。
肯尼迪的失算這時還不過剛剛開頭。實際上，這支叛軍在山區究竟如何活動，從未經過試驗。說來難以置信，離登陸點最近的山脈是埃斯坎布拉伊山區，離岸有80英里(約129千米)，同豬灣之間還隔著一片無法越過的沼澤地帶。流亡者都是古巴人，他們可能早已指出這種情況。問題在於從來沒有人對他們說過，他們有可能要分散滲透到那個山區或其他任何地方。中央情報局既沒有請示總統，又沒有同參謀長聯席會議商量，竟擅自對叛軍隱瞞了那個備用計劃。它的理由是，倘若這些流亡者知道了這一點，他們的戰鬥意志就會削弱；他們就可能在很有可能取勝之際放棄灘頭陣地。
中央情報局的人想盡辦法來增強叛軍的士氣，包括做出一些不能兌現的諾言，例如，弗蘭克·本德對他們說：“你們到時候會強大起來的，你們馬上就會得到許許多多人的支持，所以你們根本無需等我們來援助。你們完全可以長驅直入。你們只要伸出雙手，向左轉，直奔哈瓦那就是了。”此外，中央情報局的特工人員還向流亡者保證：萬一失敗了，美國人會來救他們的。事後很久，流亡者的領袖何塞·佩雷斯·聖羅曼才聽說原來有一個在不得已時可以逃往山區去的備用計劃，不禁痛心地說：“我們可從來沒有聽說過這個計劃。當時只告訴我們：'如果你們失敗了，我們馬上就開進去'。”在邁阿密，民主革命陣線的曼努埃爾·拉伊一直相信，美國部隊會緊跟著古巴旅登陸的。他後來說：“我們得到的通知是，這次登陸行動將得到一切必需的支援。他們甚至還告訴我們，已經準備了一支1萬到1.5萬人的兵力。”
古巴旅受到的第一個挫折來自空中，這也是決定性的挫折。中央情報局一貫瞧不起古巴的空軍，對它的戰鬥力的估計是“幾乎等於零”，認為它的飛機“大部分已經過時，不起作用了”；指揮機構“紊亂透頂”，等等。卡斯特羅共有15架B-26轟炸機、10架“海上怒濤”式機和4架快速的T-33型噴氣式教練機。為了消滅這些飛機，中央情報局計劃在登陸前兩天即4月15日(星期六)，對古巴各機場進行空襲。計劃由八名流亡者駕駛二次世界大戰時的螺旋槳B-26轟炸機去，事後由其中兩人在邁阿密聲稱自己是從古巴空軍中逃出來的。這種做法當然很不妥當。卡斯特羅當然知道是不是從他那兒逃出來的，而恰恰在這個倒霉的時候，一個真正的叛逃者在傑克遜維爾著陸了，這就更增加了美國人的手忙腳亂。笨重的B-26飛機，速度慢，操縱困難，發動機經常出毛病。星期六晚上，弗蘭克·本德打電報給佩佩·聖羅曼說：轟炸任務非常成功，卡斯特羅的飛機差不多全部在地面上被摧毀了——12架在古巴的聖地亞哥機場，6～8架在自由城，8～10架在聖安東尼奧。如果這是真的，那可是太好了，可惜不是這樣。古巴的空軍還剩下6架B-26，兩架“海上怒濤”式，4架戰鬥機，更重要的是還有兩架T-33噴氣式。令人費解的是，中央情報局和參謀長聯席會議都認為T-33沒有什麼價值，因為是教練機。但是它畢竟還是噴氣式，因而就可以圍著叛軍的B-26飛行。這種飛機還裝有50毫米口徑的機關槍，可以對B-26的尾部進行射擊。而B-26轟炸機又是特別經不起來自後面的射擊的。在二次世界大戰中，B-26原來是有自衛的尾炮的，現在中央情報局卻把這幾架的尾炮撤去了，代以備用油箱，使飛行員能在古巴飛得久一些。這樣，流亡者飛行員可就注定要倒霉了，而製空權就落入卡斯特羅之手。在一場兩棲行動中，制空權極為重要，而在這裡，由於中央情報局犯了另一錯誤，就更顯得重要了。原來，誰也始終沒有說過到底為了什麼緣故，中央情報局的人員竟命令把頭十天戰鬥的補給品——彈藥、汽油、食物、醫院設備——全部裝在一艘船上了。
這條船叫“里奧·埃斯孔迪托”號，是這次投入的五艘笨重的二次世界大戰時代的運兵船之一。它們和兩條護航艦一起參加行動，統稱加西亞輪船隊以掩人耳目。因而從某種意義來說，這條船可以說是整個行動的象徵。船身沒有上漆，滿是鐵鏽，發動機經常出毛病，底艙惡臭沖天，早已屬於“非洲皇后”另一類見英國作家福斯特描寫第一次世界大戰非洲德國殖民地中一條破船脫險的小說。 ——譯者。那些流亡者們見到它不免大吃一驚。他們中有一個叫恩里克·魯伊斯·威廉斯的迫擊砲手，懂得一點航海常識，更是嚇壞了——他後來追憶說，當時真是“涼了半截”。而埃爾內多·奧利瓦更覺得“這是一大騙局，我們一到船上就有這種感覺。完全出乎我們的料想之外。這不是我們等待已久的東西啊。”選擇這樣一條船來執行偷襲任務，簡直荒唐。它的起重機和絞盤用起來無不嘎嘎作響，它那銹成一片的裝卸機鬧聲更大。 “里奧”號早已出了毛病。當它沿密西西比河而下到達墨西哥灣時，一片螺旋槳撞上了一根木頭。該旅的潛水員下去一看，發現完全打彎了。這樣，它的運轉便大受限制，現在只能顛簸前進，去和敵人空軍進行決鬥。
肯尼迪原以為，這些年輕的古巴愛國者會悄悄地在一處荒涼的海岸上登陸的，但曼哈頓的一家新聞發佈公司首先就使他吃了一驚。中央情報局沒有告訴白宮或任何人(包括權限已日見侵奪的古巴民主革命陣線)，就聘用萊姆·瓊斯聯合公司以“古巴革命委員會”的名義發布新聞，內容由中央情報局人員用電話通知該公司設在麥迪遜大道的辦公室，然後由那里分發報界。有一份“供即刻發布”的公報說：“古巴起義者反對卡斯特羅的大戰將在幾小時內打響。今天的行動主要是為了加強供應和支援。”電文最後呼籲：“全面配合，一起來從事破壞和叛變。”
在華盛頓，政府內部有人開始懷疑是不是有人在和這些流亡者搗亂，因為為他們進行的活動無不搞得一塌糊塗。撥給他們分批進攻用的登陸船隻，都是一些14英尺長(約4.27米)、沒有護甲的小船。船上的50毫米機槍裝置不當，朝著錯誤的方向。這些船是由外舷的發動機推進的；後來在行動達到高潮時，一個入侵者從船上往外跳，不巧撞了一下舵手，把他撞落水中，結果那隻登陸船就在水面上亂打圈圈。還有別的一些事故，例如：運輸船“大西洋”號上有三個人用50毫米口徑的機關槍練習打靶，槍身忽然從座架上脫落下來，向四處亂射，結果打死了一個同夥，傷了兩個。這次行動更為不祥的一個徵兆是，原定在東方省發動佯攻用以擾亂卡斯特羅對豬灣的注意力的突擊隊，始終也未能到達海岸邊。他們兩次上了登陸船，兩次退到“海灘”號上去。陪同的中央情報局人員報告說，佯攻計劃“主要由於領導無方，歸於失敗”。而那些領導人卻是中央情報局自己挑選的。
登陸東方省原是想使卡斯特羅措手不及的狡計的一個組成部分。另有一個比這更重要的打算是由反卡斯特羅的地下組織在古巴國內來個總發難。肯尼迪總統手下的人告訴他說，地下運動是這次任務能否成功的關鍵，參謀長聯席會議同意這個說法。但是，中央情報局的行動卻令人哭笑不得。地下運動是總戰略的一部分。中央情報局人員一直同羅赫略·岡薩雷斯·科爾索保持著聯繫，他是地下運動的近乎傳奇式的領袖，在全古巴以“弗朗西斯科”的代號聞名。他同他的手下人都已作好一切準備，只等適當時機，就通知他們動手作亂，造成總起義的氣氛，然後由流亡者的宣傳站天鵝電台加以傳播。天鵝電台在它的廣播中將告訴人們如何支援古巴旅，如何參加他們的隊伍，如何炸毀發電站，等等。紙上談兵看來倒是不錯，但要具體執行就馬上產生了一個誰先誰後的根本問題。時間上的配合很難安排。起義活動同消滅古巴空軍的空襲就發生矛盾，不管哪個在先，都會引起卡斯特羅對另一件事的警惕。當時認為製空權更重要，因此先進行空襲，結果失敗了。第二天晚間，天鵝電台播發命令讓地下組織起義。命令是用暗號和霍華德·亨特式的措詞華麗的抒情散文播出的：
注意!注意!好好守望著彩虹。第一道彩虹很快就要出現。奇科正在家裡。去看他。天空一片蔚藍。把通知放在那棵樹里。樹是綠褐色的。那些信已安然到達。信是白色的。魚不要多久就要浮出水面。魚是紅色的。
最奇怪的事是，廣播這命令的頻率似乎找錯了對象，哥倫比亞廣播公司和全國廣播公司以及佛羅里達的幾個電台都收聽到了，但誰也猜不出它是什麼意思。儘管一遍又一遍廣播，電台心目中的聽眾——古巴旅、突擊隊、陣線、滲入小組和古巴國內的破壞者——卻誰也沒有聽到。從實際情況來看，這倒沒有多大關係。頭天的空襲早已使卡斯特羅警覺起來，他已經下令搜捕古巴所有對他不忠的嫌疑分子。用一個等待起義的人——十九歲的費利克斯·羅德里格斯的話來說：頃刻之間，“大路封鎖了，房屋圍起來了，成千上萬的人被捕。我急哭了。”光是在哈瓦那，就有二十多萬人被捕，關在壘球場、公共建築、劇院和禮堂裡。因此，地下組織的聽眾還來不及找到那個電台，就在槍口下被抓走。第二天，1961年4月17日星期一，即預定的登陸日，弗朗西斯科本人以叛國罪被處決。
先一天晚上7點3刻，由五艘生鏽的運兵船和兩艘護航艦組成的流亡者的特遣部隊到達了豬灣，拋錨停泊。為支援船上的叛軍而計劃的一切輔助行動——東方省的佯攻、國內的破壞活動、天鵝電台的命令、地下組織的起義——已經一一失敗，現在這兩棲登陸活動也和當年的安齊奧之役1944年1月，美英聯合部隊在意大利安齊奧登陸，遭到德軍的頑強抗擊。美英部隊最後雖守住灘頭陣地，但戰鬥激烈，傷亡損失重大。 ——譯者一樣，成為一種莽撞行為了。叛軍並不知道這情況。在任何戰爭中，總是盡量不讓進攻部隊了解什麼的。他們全副武裝著待在底艙，偶爾打個盹。晚上11點，司令官佩佩·聖羅曼到甲板上去透透氣，一看可把他嚇呆了。他原聽說海岸是空無一人的，現在卻是一片燈火。原來向他介紹情況的人所說的豬灣，是三年前卡斯特羅奪取政權以前的豬灣。自卡斯特羅奪取政權以後，就決定把這一帶建成公園。現在，在中央情報局還認為無法通行的沼澤地帶，早已修起了現代化公路。三個旅遊中心的修建工程接近完成，其一就高聳在古巴旅的第一個目標吉隆鎮上。汽車旅館、快餐館和浴室，全部近兩百所建築物，都快完工，一次就能容納一千古巴人。盛大的開幕式預定在5月20日舉行，離現在不到五個星期了。從一月份的主顯節以來，每逢週末總有成千遊客從哈瓦那乘車來參觀。這一天是星期日，當古巴旅的運兵船開始看到陸地時，最後一批遊客的車子剛離開幾小時。現在海灘上還有人來來往往，對新建築物進行最後裝修的工人同他們的家屬就住在吉隆鎮。這情況簡直像是一批俄國陰謀家企圖在美國的科尼島公園紐約布魯克林郊區靠海的一處大規模遊樂中心。 ——譯者或瓊斯灘公園作一次敵前登陸。肯尼迪一聽到這種情況，大吃一驚，他記得，計劃這次行動時艾森豪威爾還在白宮。他說：“天啊，我們繼承下來的這幫顧問是些什麼傢伙……你無法想像當總統的能讓他們這種人留在這裡!”
情況已經夠糟的了，但事情還沒有完。如果說過去二十年中美國軍隊在軍事技術上有什麼拿手好戲的話，那就是兩棲登陸作戰了。從北非到諾曼底，從瓜達爾卡納爾到仁川，都能做到以熟練的技巧把戰鬥人員送上岸去。潮汐變化、水下障礙、潛流、激浪、峰浪——所有這些困難都依靠高明的航海術、特別的登陸艇和巧妙的兩棲登陸戰術加以克服了。現在中央情報局的戰略專家都是當時進行那些軍事行動的老手。如果他們不是過於健忘的話，就應該記得，在過去那些戰鬥中從來沒有一個美國的指揮官會如此莽撞，執意把登陸時間定在夜裡，從而使自己增加重重困難。但是，他們現在卻要古巴流亡者這樣幹。此外，他們還忽略了豬灣一個極重要的特點：每一入口處水下都有崢嶸的珊瑚礁環繞。
第一批登陸的叛軍是潛水員，他們過去是古巴海軍的軍官，現在的任務是設置登陸指示燈(儘管肯尼迪曾下令禁止，但帶領他們的仍是美國人)。他們一發現暗礁，就知道他們只能標出一條彎彎曲曲的航道來。午夜，潛水員在一座水泥墩旁安放了第一盞引導部隊登陸的閃光指示燈。可是指示燈剛一打開，海灘上就亮起了吉普車的頭燈。這是一支民兵巡邏隊。吉普車一轉頭停了下來，車燈直照在潛水員身上。他們向車子開火，一輛載著武裝民兵的卡車迅速開來支援吉普車，運兵船“布拉加爾”號上的砲手消滅了這一威脅。但這並不值得高興，首批流亡者甚至還沒有下船，出其不意的襲擊(選擇夜間登陸的惟一理由)的因素就消失了。
潛水員盡力想在珊瑚礁之間為車輛人員登陸艇和更寬的裝載坦克的通用登陸艇尋找航道。有好些地方肯定是過不去的。離海岸150碼(約137米)便無法前進的士兵，只好攜帶武器和無線電設備涉水登岸，但無線電設備一泡海水就完全失去作用了。暗礁也撞掉了一些船的推進器。有些等得不耐煩的士兵往深水里跳，裝備很重，人就像石塊似的往下沉，幸虧有人拉了他們出來。人們巴望天快亮，甚至為此祈禱。但是情況越來越明顯，天亮了處境只會更不利。發現這一點的軍官是埃爾內多·奧利瓦，他後來作證說，他在夜裡2點半登上海岸，看到的第一個建築物是一間小木房，頂上露著微波無線電台的天線。他立即佔領了它，但如他後來所說：“你可以看出，他們剛才從那裡發出過電報。”清晨6時，吉隆鎮又發現了兩處微波無線電台，發報機尚有餘溫。中央情報局的情報事前竟沒有提到這一點，可說是整個行動中的一大疏忽。由於有這些電台，卡斯特羅知道他們來了，現在他要來對付他們了。
凌晨3點1刻，人們叫醒了哈瓦那的那個大鬍子獨裁者，說敵人已經在吉隆灘和附近的長灘登陸。他擔心這是一個騙局，問了詳細情況。微波電台的報務員報告說，那些地方正受到來自海上的50毫米機槍、火箭筒和無後坐力砲的轟擊。接著，電訊忽然中斷，顯然是電台被佔，一個灘頭陣地已經建立起來了。這樣，某種臨時政府隨時都可能登陸，得到美國的承認，造成一個政治問題。於是，卡斯特羅下決心要把叛軍趕下海去。
卡斯特羅在全古巴的防御狀況可以從他在這一區域的部署看出來，他在這個區域隨時可以出動的兵力就有：由公共工程部長奧斯馬尼·西恩富戈斯指揮的一個營、配備有三個迫擊砲連的一個民兵營、一個步兵營、守護通過沼澤地帶的道路的三個後備營和若干支隊武裝民兵；即使登陸的敵人兵力再大一些也不難對付。總共派出2萬人截斷叛軍從薩帕塔半島撤出的通路。此外，卡斯特羅還有空軍。日出時候，他命令他的6架B-26轟炸機，滿載炸彈，從洛斯巴尼奧斯的聖安東尼奧機場起飛，由一架戰鬥機護航，前往襲擊在豬灣停泊的船隻。
當天上午，灘頭陣地上混亂極了，這部分是由於地上的叛軍糊里糊塗朝他們自己的飛機開了火。當卡斯特羅的飛行員到達海灘上空時，最容易受他們攻擊的目標就是古巴旅的重砲營。潛水員在上午6點找出了一條通過珊瑚礁的路線，到6點25分，這些重武器才開始往岸上搬運。搬運工作進行得非常慢，當敵人從空中進行攻擊時便完全停了下來。有一段很短時間戰鬥差不多完全在空中進行，因為空中也有古巴旅的飛機，但T-33式噴氣教練機終於攆走了叛軍飛機。於是，卡斯特羅的轟炸機便集中火力攻擊那些生鏽的貨船。首先炸沉的是裝載彈藥和汽油的“休斯敦”號，淹死26名船員。接著輪到裝載著十天補給品的“里奧·埃斯孔迪托”號；一架“海上怒濤”式飛機向“里奧”號發射了一枚火箭，它便在一片火光中徹底解體了。這對特遣隊的指揮官來說真是夠受的。他的水兵大多是些政治上並不很忠誠的古巴人，現在眼看很可能譁變。於是他通知佩佩·聖羅曼說，雖然古巴旅的軍火卸下還不足10%，他同剩下的船隻現在要立即全速離開了，但他答應當天晚上再來。
華盛頓對於從古巴傳來的互相矛盾的消息最初好像很不在意。但是，古巴消息仍然成了那天早晨最主要的新聞。卡斯特羅的外交部長勞爾·羅亞已向聯合國提出控訴說，他發現叛軍飛行員星期六駕駛B-26飛機進行的空襲，是中央情報局策劃的。艾德萊·史蒂文森有點不安，打電報問哈倫·克利夫蘭。克利夫蘭打電話問美洲事務司。美洲事務司又打電話問中央情報局。中央情報局嚴肅地否認其事，於是美國在外交上最受尊敬的一位發言人就上當了。史蒂文森據此對聯合國說，總統早已公開宣布，“保證沒有一個美國人參加反對古巴的行動”。接著，他讀了一段他本人也信以為真的一個假叛逃者在邁阿密發表的假聲明。然後指出：“這些駕駛員和機上某些其他人員顯然是從卡斯特羅暴政下叛逃出來的。”他又說：“沒有美國的人員參加，也沒有任何種類的美國飛機參加。這兩架飛機，就我們所知，都是卡斯特羅空軍的飛機，據駕駛員說是從卡斯特羅的機場起飛的。”
他高舉一張B-26式飛機的照片說：“機尾上有卡斯特羅空軍的標記，誰都可以認出來。古巴的紅星和F·A·R(革命空軍)這幾個字，很清楚嘛。”羅亞回答說，誰都能夠自己塗上這種標誌，實際情況也正是如此。這位美國大使還向他保證：“已經採取步驟要拘留這幾架古巴飛機，不准許它們飛往古巴。”
當然不會採取這樣的步驟。中央情報局的飾詞越來越漏洞百出了。感到丟臉的史蒂文森只好自己想辦法為撒下的謊進行開脫。正像羅伯特·肯尼迪後來說的，“事情已經要表面化了”。到了星期一晚上，最糟糕的情況已為大家所了解。海外欽佩肯尼迪的人都不禁為之愕然。米蘭《晚郵報》說：“美國威望在一天之內下降的程度，超過了艾森豪威爾的膽小怕事和優柔寡斷的八年。”《法蘭克福新報》宣稱：“現在看來肯尼迪在政治和道義上都失敗了。”在聯合國大會上亞非國家的外交家還記得約翰·福斯特·杜勒斯譴責過中立主義如何不道德，現在不禁感到分外高興，大為活躍。史蒂文森尷尬地說，他不能肯定誰在攻擊古巴，但他卻知道誰在攻擊美國。
《邁阿密新聞》星期一下午6點鐘版的大字標題是：古巴海軍起義，入侵部隊在前進中。消息透露，這次海軍叛變採用了一個頗富想像力的代號：“獎金”。又說，叛軍正以巨大的鉗形攻勢分割卡斯特羅的土崩瓦解的軍隊。該報還引證了“各種報導”，從而斷言，入侵者已經“在古巴六個省中四個省的海灘登陸，現在尚未遭到攻擊的只有哈瓦那省和東部的卡馬圭省”。這些報導都是毫無根據的。根本沒有什麼“獎金”行動，古巴的海軍仍繼續忠於一人，全部行動僅限於豬灣海岸一處，實際情況是，2萬名卡斯特羅政權的保衛者使叛軍陷入了背水的絕境。
船隻逃跑後，入侵者陷入無望的境地。但是，他們打得很出色。傘兵雖然降錯了地方，卻打退了民兵的進攻。在數量上處於1∶13或更懸殊的劣勢，又面對著敵人重砲和空軍的戰術支援，古巴旅仍然守住了所有據點，在頭一天損失了不到100人。奧利瓦手下只有370人，卻打退了2100名卡斯特羅士兵和20輛坦克的進攻，自己傷亡在百人以下，卻打死政府軍500人和打傷1000多人。這些是卡斯特羅的一名醫生透露的。
入侵者的情緒很高。他們的總的困難只有他們的領導人才知道，而這些領導人所以還抱著希望，是因為受到中央情報局人員從逃散的船上發來的無線電訊的鼓舞。 (“餵，佩佩。你要知道，我們絕對不會拋棄你們的，如果事情很不妙，我們會進去把你們撤出來的。”)後來，對於當時交談的內容到底如何，頗有爭論。但有一點是毫無疑問的：中央情報局人員給海灘上的叛軍打氣的確延長了他們抵抗的時間，自然也增大了傷亡。批評中央情報局的人一般認為，該局的戰略家們的看法是一致的：不管肯尼迪早先的立場如何，他決不能讓這次入侵失敗——他一旦發現美國的威望可能會受到損害，他就會使用美國的力量進行干預的。這裡，也和其他許多事情一樣，他們又錯了。總統講話是說了算數的。當天，他在白宮問他周圍的人道：“什麼是威望·它是虛幻的力量還是真實的力量·我們要以真實的力量為依據。毫無疑問，在今後幾個星期裡，有人會把我們看得一錢不值的，但這無關大局。”
大多數美國人看來是諒解的，甚至還同情。 60年代後期他們之間形成分裂的那種怨恨情緒這時還沒有表現出來。國家還沒有分裂成為互相敵對的陣營。正如羅伯特·肯尼迪後來在《十三天》中所說，“豬灣事件時，我們的意見實質上是一致的。”《哈潑斯》月刊編輯約翰·費希爾在該刊上講的幾句話，代表了一般人的看法，他說：“每個總統都需要大約一年的時間去組織他的行政班子，去摸清那架巨大而危險的官僚機器的路數……當〔肯尼迪〕實際上還不過剛剛往屋裡搬家具的時候，就發現屋頂塌了下來，門也刮倒了。”蓋洛普民意測驗表明，82%的美國人對他處理事務的方式表示讚賞。肯尼迪陰鬱地說：“我現在跟艾森豪威爾一樣，幹得越糟糕，倒越得人心。”
誠然，輿論並不一致。右翼方面，有像理查德·尼克松這樣的強硬路線派。他後來在1964年11月份的《讀者文摘》上透露，他曾建議肯尼迪“找一個適當的合法藉口，然後……直接開進去”。這是意料中的事，而出人意料的卻是，在這個時候，在這個問題上，忽然出現了一幫引起摩擦的新左派。施萊辛格寫道：“左派當中，出人意外，許多人現在感到在選舉前他們對肯尼迪表示懷疑是完全有理的。”他們的標語牌要求“公平對待古巴”。他們同示威者一起擠滿了曼哈頓的聯合廣場；諾曼·梅勒也參加了他們的行列。在白宮外面，一個高個子女詩人身上掛著斥責第一夫人的標語牌：Jacqueline，vousavezperduvosartistes.(杰奎琳，你已經失掉文學藝術家的支持了)。 “公平對待”運動得到了許多大學的響應，特別是人文科學和社會科學學院。哈佛大學歷史系成員和新左派的早期人物斯圖爾特·休斯，帶領著70名大學教師在一封給總統的公開信上簽名，要求政府“扭轉目前美國準備對古巴進行軍事干涉的趨勢”。社會學家巴林頓·穆爾預言要出現“一個用自由的辭藻掩蓋著它的基本政策的軍國主義的反動政府”。 《權勢集團》一書的作者賴特·米爾斯從醫院的病床上打電報給加利福尼亞舉行的一次公平對待大會說：
肯尼迪之流已經把我們重新帶回到了野蠻時代，施萊辛格之流已經使我們在理智和道義上蒙受恥辱，我為我的國家感到無比羞恥。我未能參加你們的大會深感遺憾，如果身體許可的話，我現在可能已去同菲德爾·卡斯特羅並肩戰鬥了。
實際上卡斯特羅並沒有進行戰鬥，他沒有這個必要。他的部屬已經完全掌握了豬灣的局勢，他只是站在一邊旁觀，看著他們無情地一步步壓縮叛軍的灘頭陣地。拉丁美洲還從來沒有見過古巴政府軍所用的那種武器。星期一清晨，裝備著蘇制122毫米榴彈砲的四個砲兵連開始轟擊海灘，落彈點附近的叛軍被震得暈頭轉向。叛軍坦克指揮官很勇敢，但俄製T-34坦克的火力要更強得多。到了晚上，叛軍十分缺乏彈藥。佩佩·聖羅曼後來告訴海恩斯·約翰遜說：“天黑了，我們盼著船回來。人人都朝大海看，等船來。我們知道，如果船不來，我們就絕無成功的希望了。”午夜，仍然毫無音信。佩佩在絕望中同他的無線電發報員登上敞篷船，出海六英里，希望通過無線電同中央情報局的船取得聯繫。他回到指揮所，派出另一名軍官到海上去設法找到一些由於船員譁變自己已完全無能為力的船長。這只敞篷船一小時接一小時地發出如下電訊：“多洛麗絲，我是海灘。多洛麗絲，我是海灘。我在找你。我們需要你。我們需要你。”
星期二黎明，古巴旅剩下的6架B-26飛機打算去炸毀洛斯巴尼奧斯的聖安東尼奧機場上的古巴空軍飛機。卡斯特羅又是好運氣，機場上空濃云密布，沒有受到任何損失。在吉隆灘，T-34坦克密密地並成一排，徑直向海灘開火，越來越狹窄的海灘陣地上沒有一件事使人稱心的。缺乏空中掩護已造成了叛軍的失敗，現在因為沒有空中掩護，他們甚至連撤退也不可能了。
星期二晚，總統正在白宮舉行一年一度的國會議員招待會，臨時被請了出來。他打著白領帶，穿著燕尾服，站在他辦公室裡的一幅地圖前面(看了令人感到不協調)，聽臘斯克、麥克納馬拉、參謀長聯席會議的兩位成員和中央情報局的理查德·比斯爾對他說，現在只有出動美國空軍，才能救出古巴旅，免遭卡斯特羅偽法庭的審判。總統讓步了，批准在豬灣外邊加勒比海值勤的航空母艦“埃塞克斯”號上出動6架無標記的噴氣式機。星期三早晨6點半到7點半這一小時之內，美國飛機將保證不容卡斯特羅的飛機飛臨海灘陣地上空，古巴旅剩下的幾架B-26飛機則將用以向環形陣地周圍的政府軍發動攻擊。在《要是在今天》一書中，霍華德·亨特公然厚著臉皮指摘說，由於肯尼迪沒有讓美國戰鬥機掌握制空權，因而造成了豬灣遠征的失敗。 ——譯者豬灣這一出悲喜劇的最後一幕開始了。古巴旅飛行員的基地在尼加拉瓜的卡貝薩斯港，離古巴有3小時又20分鐘的航程。這些飛行員由於不停執行任務早已筋疲力盡，只有兩個人還有氣力再作飛行。可是，四名美國顧問相信從“埃塞克斯”號起飛的噴氣式飛機一定能保護他們，自願駕駛其餘的幾架B-26飛機。中央情報局在這次一無是處的行動中，已經犯下了無數錯誤，現在他們所犯的這最後一次錯誤則更是毫無道理的。原來尼加拉瓜和古巴屬於兩個不同的時區，而這些飛行員卻忘了校正他們的手錶。他們提前一小時到達了吉隆灘上空，這時用來保護他們的噴氣式飛機還一動未動地停在“埃塞克斯”號的飛行甲板上。於是卡斯特羅的T-33教練機便蜂擁而上，一舉殲滅了他們，使四個美國人全部喪生。
現在只剩下最後嚥氣的份兒了。從吉隆灘發來的要求增援部隊、坦克和彈藥的呼聲已經減弱。電報都很簡短：“海灘繼續戰鬥。立派一切可用之機。”“已退入海中。彈藥告罄。敵人迫近。必須在一小時內救援。”星期二深夜，開始了最後的抵抗。叛軍領導人在卡斯特羅大砲和坦克的包圍中於星期三清晨4點32分發出了最後一份電報：“正在銷毀我全部裝備通訊器材。坦克迫近。已無武器戰鬥。決定入叢林。我不能再等你們了。”
林子裡也只能暫避一時。由於原來就沒有定出撤退計劃，叛軍最後一一落入敵手。卡斯特羅大獲全勝。他不到72小時就粉碎了入侵，正如海恩斯·約翰遜在其關於這次戰鬥的一本出色的著作中所說，使入侵變成為“也許是自從輕騎兵旅在巴拉克拉瓦港衝入死亡的無底深淵指1853～1856年克里木戰爭中，英國輕騎兵旅對克里木半島巴拉克拉瓦的攻擊。——譯者以來許多錯誤百出、計劃不周的行動中最得到大肆宣揚的一次”。古巴旅的倖存者還面臨著要在哈瓦那體育宮公開受審和長期監禁的恥辱。他們直到1962年聖誕節，由於羅伯特·
肯尼迪和詹姆斯·多諾萬發起了一次贖救他們的運動成功，才放出來。
在60年代中期，當代一些歷史學家傾向於認為，從長遠看，豬灣事件倒真是一件好事；由於這次事件，肯尼迪對專家完全失去信心，因而使他在18個月以後的古巴導彈危機中反而更能當機立斷。從70年代回頭看，對於吉隆灘的潰敗以及他對此事的反應，卻有一種完全不同的看法。在那個星期的星期四，即入侵失敗的第二天，總統在華盛頓斯塔特勒-希爾頓飯店對美國報紙編輯協會發表演說，完全採取了戰鬥姿態。他說，這一次他決定不同卡斯特羅計較，但是他希望記錄在案，“我們的克制是有限度的”。美國已經準備採取行動，“如果必要，就單獨行動”，以“保衛自己的安全”。他並警告莫斯科，“到了那時，我們決不會去聽那些已在布達佩斯血染的街頭聲名狼藉了的人來同我們談什麼對外干涉問題。”
這是最露骨的冷戰語言，這無異斷定說，美國的惟一危險在本國國界以外。美國的惟一敵手是鐵板一塊的國際共產主義，不論“在古巴或在世界其他任何地方都不能低估它的力量”。他還告誡西半球的各國政府和人民，“要對共產黨從外部對古巴進行干涉和統治的威脅加以更密切的注意和更現實地對待”，因為“現在可以比以前看得更清楚，我們在世界的每一角落都面臨著一場無情的鬥爭，其範圍遠遠超過兩軍對壘甚至核軍備的衝突”。
60年代的轉向自由主義，那時還沒有開始。一旦開始，美國所受到的威脅就都會看做是來自本國國內的了，如種族主義、軍國主義、環境污染、技術問題、官僚機構、人口爆炸、“權勢集團”等等。但是在肯尼迪執政期間，這些問題都還沒有出現。自由主義的時代英雄，在30年代是憤怒的青年工人，40年代是美國大兵，50年代是被母親誤解的青年人，到了60年代初期，就變成了以和平為工具同飢餓、疾病——以及共產主義——進行鬥爭的和平隊隊員。作為美國當代的自由主義派，肯尼迪認為，不發達國家發生革命運動的基本原因是貧窮和愚昧，而共產黨則利用它來達到自己的目的。他確信，一旦由於執行第四點計劃改變了那種情況，共產主義的號召力就會完全消失。爭取進步聯盟之所以受人歡迎，其原因正在於此。一般認為，拉丁美洲在追求進步的事業中同美國聯盟，就能排斥來自共產國際的拉攏。
這種信念是根深蒂固的。自由主義派認為人類是能夠解決自己的問題的，不過這也許是最後一次有這樣的看法了。 60年代早期理想主義的青年，用當時極為流行的語言來說，是實用主義的。下一個十年中的自由主義派典範人物拉爾夫·納德，這時還沒有登上舞台。在肯尼迪執政時期中，一如在富蘭克林·羅斯福執政時期以來一樣，自由主義派人士都認為，醫治社會弊端的方法是擴大政府機構和加強總統權力。後來他們在這個問題上的幻滅，幾乎動搖了整個共和體制的根本。
那個星期四肯尼迪在斯塔特勒-希爾頓飯店的演說，完全有可能出現在艾森豪威爾執政年代，甚至還可能出自約翰·福斯特·杜勒斯之口。二者在風格上可能很不一樣，但實質上並無多大區別。像所有的冷戰人物一樣，肯尼迪最後也提到了慕尼黑會議，提醒聽眾說，它的意義就在於：民主國家如果不能抗拒集權主義的獨裁者，是注定要滅亡的，而“可以不發一枚導彈或越過一國國境，就能使我們的安全一點一點、一國一國地喪失掉的”。他說，他決心“吸取這個教訓”。最後又說：“未來的歷史將載明，這一艱苦的鬥爭是50年代後期和60年代初期達到高潮的。作為美國總統，我要明確宣布，我已經下定決心要讓我們的製度存在下去，獲得成功，不管其代價如何，也不管會有什麼風險。”
這是對未來的歷史結論所作的最不高明的一種猜測。那次演說是肯尼迪對豬灣事件的公開反應。回白宮後，他又採取了另一更具象徵意義的步驟。麥喬治·邦迪作為國家安全顧問的地位忽然被破格提升。他從西行政大街對面的比較寒磣的行政大樓搬到了白宮西側樓，十分靠近總統的橢圓形辦公室；邦迪開始每天早晨主持他的國家安全委員會的例會。除此之外，邦迪還把他的管轄權擴大到掛著巨幅地圖、裝著許多鮮豔的電話機的白宮作戰室去。下一次共產主義世界再策劃對自由世界進行攻擊，美國就會有所防範了。如果它膽敢再顛覆任何一個弱小國家的反共政權，他們就會遇到堅決的抵抗。白宮已經做好了準備，邦迪已經做好了準備，作戰室也已經做好了準備。熱線已經接通，侵略者必將受到他們永世難忘的教訓。
認真閱讀關於古巴問題的報導的人中也有尼·謝·赫魯曉夫。這位部長會議主席對那些冷戰言辭並不十分在意，因為他自己也說過不少。他所感興趣的是，這位新總統，年輕而又缺乏經驗，這一跤摔得真夠嗆。肯尼迪這會兒似乎還有點暈頭轉向，這看來是對他猛擊一拳的大好時機了。
白宮知道，克里姆林宮準會這樣看待美國這次的大失敗的。華盛頓在估量了經過豬灣事件殘存的自信心之後，感到驚惶，這是主因。本來在2月間已經安排讓肯尼迪同赫魯曉夫6月初在維也納舉行會談，赫魯曉夫在5月12日還寫信說，邀請仍然有效。肯尼迪想延期，但感到這可能會被看做又一軟弱表現。他說，寧攀高峰，勿近邊緣這是一句雙關語，高峰指最高級會議，邊緣指戰爭邊緣。 ——譯者。因此他絲毫沒有放鬆，而且是加倍努力進行維也納會談的準備工作。有人告訴他，蘇聯主席認為艾森豪威爾兩次在和他進行最高級會談之前都缺乏充分準備，因而對他很看不起。艾克每遇到一些困難問題總要問他的助手怎麼回答。於是肯尼迪決定，一切重要會談都只由他們兩人和一位譯員參加。
赫魯曉夫同肯尼迪一樣，也受到國內強硬路線派，即斯大林主義分子的壓力，他們認為，要想從對方得到你所需要的東西，惟一辦法就是硬索強奪，咒罵恐嚇。赫魯曉夫本人就很善於搞這一手。斯大林對他這一手是讚賞的，正因如此，他顯得具有一種原始的力量似的。前年秋天，他就曾在聯合國大會上作了一次令人難忘的表演。這幾年來，剛果使得許多地理政治學家的名譽掃地了。由於U-2事件的出現，同艾森豪威爾舉行日內瓦最高級會議的流產，美蘇緩和的希望的破滅，赫魯曉夫早已不痛快了，現在加丹加省的新的恥辱更使他氣急敗壞。他原來一直責怪達格·哈馬舍爾德，說他是殖民國家的工具。他要求廢除聯合國秘書長一職，提議由一個三人組成的執行機構來代替，以代表西方、共產主義和中立國家三個國家集團。他根據俄國的一種三馬並拉的車子，把這種安排叫做“troika”(三駕馬車)。他當時脫下鞋子在桌上有節奏地敲了幾下以示強調，使聯合國大會為之嘩然，主持大會的一位愛爾蘭人為了恢復秩序，把木槌都敲斷了。這樣混亂使那位蘇聯主席很高興，回到莫斯科後還揚揚得意地說：“聯合國虛弱極了，眼看要完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