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1日，越共再度襲擊歸仁。這一次，約翰遜48小時沒有動手。但是，他一動起手來，那就是在戰爭升級道路上跨一大步。自那以後，美國的空中報復就不僅限於一對一、你來我往了。約翰遜命令對北越進行持續的轟炸，不管對方有沒有什麼挑釁行為。
美國的一代新人
理查德·尼克松告別華盛頓的那個星期，天氣嚴寒；臨到1月19日星期四，肯尼迪就職的前一天，一場新雪紛紛下了起來。黃昏時分，政府機關下班時，路上和人行道上便都變白了。那雪花在冬日暗藍的漫漫暮色中，洋洋灑灑，連成一片，壓將下來。到晚上8點，當選總統和他的妻子出席在憲法大廳舉行的音樂會時，整個哥倫比亞特區早已蜷伏在厚厚的積雪之下，甚至連那幫膽壯氣粗的新邊疆派也不免為之卻步了。雪，不停地在下，撒在一群正用火焰噴射器在融化國會東側就職典禮台周圍冰塊的士兵的凍紅了的臉上；雪，一層又一層覆蓋在國會周圍許多方形和圓形的廣場上；雪，用一條閃亮的銀線給行政大樓和三角地聯邦機構建築群的屋簷一一綴上了花邊。為了融化冰雪，便利交通，沿著林陰廣場點起了火堆，但是由於不能燒得太旺，因此效果很小；總有陣陣狂風夾著雪花從波托馬克河和潮灣公園呼嘯而來，在刺骨寒氣到達前，先撒來一片白色的銀沙。凌晨3點45分，當選總統回到喬治敦的寓所不久，雪住了，但嚴寒繼續在市內肆虐。華盛頓東北的黑人區的陋巷中積雪成堆，克利夫蘭花園區一帶用石油燒暖氣的小鍋爐像受了傳染似的一個個都燒壞了。
星期五中午，氣溫達到(華氏)零上20度(注：約為攝氏零下6.7度)，風勢依然很猛。 20分鐘後，凍得發抖的人群看到新總統出現在典禮台上，立即報以歡呼，希望馬上聽到他的演說。但他們卻沒有馬上聽到，還得哆嗦一陣，要等樞機主教理查德·庫欣在大喇叭裡念完他那似乎無盡無休的祝禱詞。像肯尼迪生平許多其他篇章一樣，這次就職典禮也是在亂糟糟的情況下開始的。樞機主教祝禱剛完，電線又短路了，從講台下升起一股藍煙。特工處長驚慌萬狀，以為整個典禮台都要著火了。他三次想下令大家走開，又終於忍住。後來不冒煙了，跟著卻發生了另一件不順利的事。羅伯特·弗羅斯特站起來念一首詩，只因積雪反光使他睜不開眼，不得不收起詩稿，單憑記憶背誦。最後，首席法官沃倫終於在12點51分主持了宣誓儀式。宣誓後，情況便大不相同了：這位朝氣蓬勃的年輕總統光著腦袋，不穿大衣，聲音在寒氣中微微發顫，帶著波士頓的拘謹口音，為這屆新政府定下了調子：
讓我們的朋友和敵人都能聽到我此時此地發出的訊息：火炬已經傳給了美國的一代新人……他們經歷了戰爭的考驗，艱難困苦的和平時期的鍛煉，而為我國古老的傳統感到自豪。
薩姆·雷伯恩後來說：“他那次發表的演說，比林肯的還好。”當然，這種場合說的話免不了總有些誇大其詞。首都在艾森豪威爾治下度過一段安寧的養息歲月以後，現在目睹富蘭克林·羅斯福以來第一個革新政府要開張了。現在也同當年一樣，強調當政者必須年輕。第一夫人是股票市場大崩潰那一年出生的，年輕，豔色驚人。她在她丈夫講完話以後在國會山和他站在一起，輕輕摸摸他的臉，以她那種氣吁吁的聲調說：“啊，傑克，今天，多好啊!”
頭幾個星期隨後的一段日子也是挺風光的。約翰·斯瓦洛·賴特在一本描寫搖滾樂一代的回憶錄中，談到肯尼迪當政時期時說：“他是我們的總統，是本世紀誕生的第一個總統，是歷來當選總統中最年輕的一個，而且我們可以肯定地說，也一定會是最好的一個。”在新邊疆派看來，這種信念是絕對不可動搖的：從來還沒有人像他這樣具有充分信心來接替統帥的崗位。
約翰·菲茨杰拉德·肯尼迪是被34221463個美國人選為總統的，佔實際投票人數的49.7%。 1963年11月他死後，據全國民意測驗報導，有65%的人記得他們當初投了他的票；這就是說，有1000多萬選民改變了他們在選舉那天的實際想法。其實，在他去達拉斯之前，他們便開始改變原來的想法了。 1963年6月的一次民意測驗發現，59%的人說他們三年前投的是民主黨的票。
這種現象絕非偶然。肯尼迪就職之際，就決心擴大他在全國的支持者的隊伍。他在當選後到就職前那段時間，讀了理查德·諾伊施塔特的學術著作《總統的權力》一書，書中寫道：公眾對行政首腦的印象，“就大多數選民來說，在他們第一次看到他是總統時(這同看到他是一位總統候選人是完全另一回事)便形成了”。肯尼迪決心要讓美國人第一次看到他是總統時，看到他在崗位上努力工作。
他在就職典禮的檢閱式中註意到海岸警衛隊士官生中沒有黑人，當場就派人進行正式調查。第二天上午，他很早就來到他那陳設簡單的辦公室裡，主持了內閣的宣誓就職儀式，同哈里·杜魯門熱情握手(杜魯門自從離開白宮以後還是第一次來)，發出第一號行政命令，把四百萬貧困的美國人的免費食品增加一倍。隨後幾星期，新總統繼續前進，精力充沛。他常常一邊在走廊踱步，一邊迅速口授文稿，站著看文件，衝出屋去輕快地散一會兒步，接著又幾乎像衝刺一般快步走回，一邊還不停地用手指劈劈拍拍打榧子玩。詹姆斯·賴斯頓在談到他早期典型的一天時寫道：“今天他什麼都乾了，只差沒有爬上華盛頓紀念塔。”
華盛頓其餘的人也不得不趕上他的步伐。新任勞工部長阿瑟·戈德堡說，在肯尼迪政府裡，“前天是一切事情的最後期限”。查爾斯·波倫說：“我還從來沒聽說過有一個總統像他這樣什麼都想知道的。”政府某些成員只因忙於應付新首腦的催逼，弄得許多日常的工作都無法進行了。國會某委員會的主席抱怨說：“他也許還有兩小時可以自己利用，我卻一點時間也沒有。”駐蘇大使盧埃林·湯普遜過去很少單獨同艾森豪威爾一起待過十分鐘以上，現在卻跟肯尼迪進行過四次兩小時的談話。這種談話卻並非閒聊。一位參議員說：“你見了總統後，必須趕快坐上車子，趕回國會，要搶在他評論你的匯報的備忘錄之前到那裡。”
某日，有人計算前後共有100人到過肯尼迪的西側廳辦公室。有一次在那裡舉行一次會議，一共做出了17項指示。肯尼迪在宣誓後的兩個月內提出了32件政府咨文和立法建議(艾森豪威爾在他任職的頭兩個月內只發了5件)，同時發表了12次演說，頒布了22件行政命令和公告，給外國元首送出了28封函件，舉行了七次記者招待會。記者簡直被他迷住了：到會人數超過了以前或以後任何總統舉行的記者招待會。華盛頓一位愛講俏皮話的人這樣說：新總統似乎不僅決心要做自己的國務卿，而且還要當自己的羅斯福夫人呢。他似乎認為任何細節都不是小事。在早期舉行的一次記者招待會上，他胸有成竹地回答了關於美國從古巴進口1200萬美元糖蜜的建議的問題，而這件事只是四天前有一份有關部門的報告的末尾部分才第一次提到過。他注意陸軍特種部隊取消了綠色貝雷帽，便命令恢復。他同將軍們討論東南亞戰略時，還試了試要運往越南的卡賓槍。他在就任後的第一個春天發現白宮返青的草坪上長出了蟋蟀草，便親自告訴園丁把它除掉。
他力圖擴大他那十分重要的基礎。人民是他所需要的，他們正注視著他，他要讓他們看了高興。他那種光著腦袋、不穿大衣的勁頭就很有幫助。美國人一向喜歡人有主動精神。讓記者報導說，這位新總統是完全當家做主的；比如說，讓大家相互傳說，總統只給迪安·艾奇遜四天時間草擬一份有關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詳細報告，都是有好處的。當然，最初幾次同白宮記者團在電視節目中的會見極關重要。其中一次，即第三次，有2150萬戶人家，共約6500萬人看了；這類電視節目全都是實況廣播。肯尼迪不僅一定要做他自己的羅斯福夫人，而且還要做他自己的羅伯特·蒙哥馬利美國電影演員，曾任艾森豪威爾演說輔導。 ——譯者。他也的確這樣做了，麥克盧漢稱他是一位表演大師。諾伊施塔特的論點的明智，現在在民意測驗的研究中也有所反映。肯尼迪一出手就改變了很大一部分選民的觀點。這些人過去是投票支持尼克鬆的，現在卻改變了看法，而且很快就相信自己從來就是支持肯尼迪的。這可以說是一種政治上的奇蹟：新總統的基礎竟同艾克的一樣雄厚。
道格拉斯·卡特說過：“總統這個職位，和許多法國的餐館一樣，各有各的風味。”肯尼迪的形象就是一種混合物，其中有杰奎琳·肯尼迪那山茶花般的麗色，有三歲的卡羅琳有如格里納韋凱特·格里納韋(KateGreenaway，1846～1901年)，英國畫家，擅長畫兒童書籍插圖。 ——譯者筆下人物的那麼可愛，有總統發表演說時那種滔滔不絕的口才，有司法部長辦公桌上的橄欖球，以及新的理想主義。前屆政府的那些華而不實的話——“花一元錢收兩元效果”，“循環不已的再調整”，“痛苦的重新估價”等等——再也聽不到了。相反，全國都認識到，很快就會有一種生氣勃勃的行動方針。新任勞工部長在就職後24小時就解決了一次罷工，便是典型例子。新內閣的每一成員都和那位忙得不可開交的參議員一樣，來回奔忙，一天工作12小時，好像都得了肯尼迪狂躁症。當然，這大都是一種錯覺，有一天必然會有人感到幻滅。但是無可否認，當時卻仍給人以極深的印象。有人看到一位部長一面簽署文件，一面聽電話，同時還用一種簡單的信號在向助手傳達上邊的指示。據說另一位部長盡量訓練自己一天只睡六小時的覺；還有一位內閣成員羅伯特·麥克納馬拉，每天清晨7時半就上班，使五角大樓的警衛為之愕然。
恢復特種部隊的綠貝雷帽，表明肯尼迪是主張事事都要出人頭地的。戴維·哈伯斯塔姆哈伯斯塔姆，《紐約時報》記者，著有《胡志明》、《出類拔萃之輩》等書。 ——譯者後來在寫到肯尼迪執政初期的情況時說，肯尼迪班子的成員“給人一種美國式人才主義的感覺，令人振奮”。 ——人才主義在當時還不是一句罵人的話——“人們感到，全國各地最優秀的人才已經集中起來了，要在一種新的美國民族主義精神中實現這一理想，並給我國在世界事務中的歷史作用增添一種新的、堅強有力的主動精神。”這方面的例子很多，特別是許多著名學者的紛紛受聘，這些人很大一部分來自馬薩諸塞州的坎布里奇。當時有一句流行的話等於是給“失敗”下了一個新定義：耶魯大學出身，開著埃德塞爾牌汽車，車上貼著尼克松標籤。有人問奧維爾·弗里曼怎麼會選中他擔任農業部長的，他說，“我也說不清，不過我想這和哈佛大學沒有農學院可能多少有點關係。”弗里曼的確沒有哈佛的學位，但對這一屆政府來說，更重要的是，他曾在明尼蘇達大學以優異成績畢業，並被選入大學優秀生聯誼會。莫爾丁在一幅漫畫中把優秀生聯誼會的鑰匙描繪為進入首都的新鑰匙。八年前在華盛頓到處感到的輕視甚至蔑視知識分子的風氣現在已經一掃而光。為了樹立這新風氣，新邊疆派對某些不甚合拍的事都盡量不說，例如，他們的總統之喜歡玩高爾夫球。此外，他最喜愛的兩首歌曲《比爾·貝利》、《我心兒的心》，也不是什麼古典作品。但是，把他描繪為一位名門望族的子弟，倒是恰當的。杜魯門喜歡將軍，艾森豪威爾喜歡企業巨頭，肯尼迪則喜歡學士。在他的顧問中，以國務卿為首，有15位羅茲獎學金獲得者，四位歷史學家。國防部長、國內收入署署長、文官委員會主席，以及駐印度、日本和南斯拉夫的大使，都曾在大學裡教過書。總統的黃金問題專家也是一位教授。而總統的軍事顧問馬克斯韋爾·泰勒將軍則是來自林肯表演藝術中心的。同時，白宮在歷史上第一次有了一位文化顧問。
哈伯斯塔姆後來悻悻然數落他們在外交政策方面的失敗時，把他們叫做“出類拔萃之輩”。他的評價是11年後才做出的，而且主要是指責他們在越南戰爭中的作用。毫無疑問，那是他們所干的最壞的事情，但這並不是他們惟一的不幸遭遇。在通觀肯尼迪執政的年代時，這是不能不加以考慮的一個問題。其實，新政府早就摔跤了。他們頭一樁突出的失敗事件，其責任絕不能完全由他們來承擔，因為他們不過是執行了上屆政府定出的計劃而已。當然，事先他們應該對計劃考慮得周到一些。他們沒有這樣做，這就表明，即便最聰明的政治家也多麼容易犯錯誤啊。他們的錯誤就在於混淆了想像與現實。羅伯特·肯尼迪在回顧新政府最初幾星期情況時若有所思地說：“那時，因為總是聽說人們怎樣刻苦工作，我們還以為正一步步走向勝利呢。”他們所以能發現錯誤，倒應該歸功於美國歷史上一次最荒唐的冒險，那便是以古巴的豬灣為名的事件。
關於那次慘敗，哈伯斯塔姆後來是這樣寫的：“一位看起來是這麼符合時代精神的總統居然會同意一項明擺著非失敗不可的計劃，一個對當前情況這麼缺少了解的計劃，真是令人吃驚!”肯尼迪自己後來竟也問特德·索倫森：“我當時怎麼會這樣輕率的呢·我一生從來不迷信專家。我怎麼會這樣愚蠢，竟讓他們放手去干呢·”阿瑟·施萊辛格寫道：悔恨不已的總統“一次再次難以相信地提到豬灣事件，簡直不能理解一個有理性的、負責任的政府怎麼竟會捲入這樣一種注定倒霉的冒險勾當中去。”
當然，這些都是事後的話。計劃開始時看來倒也並不那樣輕率。當選總統是在1960年11月29日，第一次從艾倫·杜勒斯那兒聽到這個計劃的。總統就職後兩天，杜勒斯和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萊曼·蘭尼茲爾將軍向新政府的主要成員——臘斯克、麥克納馬拉、羅伯特·肯尼迪——作了匯報。 1月28日，總統召集第一次白宮會議，討論古巴旅的前途問題。施萊辛格說，肯尼迪的“反應是審慎而有所保留的”。中央情報局的人告訴他們的新首腦不必擔憂，他們向他保證，不會有任何漏洞，所有要注意的地方都弄嚴實了。
肯尼迪當時剛做了一個星期的總統。他需要時間把這件事仔細考慮一下，但中央情報局說時間已很緊迫，對古巴旅來說，錯過眼前的機會，就永遠沒有希望了。卡斯特羅就要從俄國得到一些裝箱運去的米格式飛機，一到6月1日，就能裝配起來足夠數目的飛機編入現役，由現在正在捷克斯洛伐克受訓的古巴飛行員駕駛，把古巴旅完全消滅在海灘上。此外，伊迪哥拉斯總統還說，那些受訓的人到4月以後就不能再在危地馬拉待下去了。因為那時是雨季，馬德雷山區成了一片大沼澤，不可能再在那兒進行訓練。中央情報局還報告說，古巴旅已經一切準備就緒，渴望戰鬥。古巴的解放，就只等總統的一句話了。
他仍然猶豫，於是壓力愈來愈大。艾倫·杜勒斯直率地向他提出：他要不批准這個計劃，就等於不容許那些愛好自由的流亡者從共產黨獨裁政權下解放自己的祖國，等於鼓勵古巴去顛覆拉丁美洲的各民主政府，並且為1964年的總統選舉運動製造一個難題，因為解散了的、感到幻滅的古巴旅，將會在共和黨的資助下，周遊美國，揭露肯尼迪如何背棄他們，背棄反共大業。杜勒斯問總統，他是否準備告訴那批全部要求“只不過是希望有機會在本國恢復自由政府”的“優秀的年輕人”說，他們“是得不到美國的同情、支持和援助的”·
肯尼迪問成功的機會如何。杜勒斯提醒他說，中央情報局曾在1954年6月推翻了危地馬拉的馬克思主義政府。他說：“當時我就站在這兒，艾克的辦公桌旁邊，我告訴他，我可以肯定我們的危地馬拉行動計劃一定會成功的。而現在，總統先生，我們這個計劃的前景甚至比那個還要好。”參謀長聯席會議也一致同意這一計劃。 2月底，肯尼迪第二次向參謀長聯席會議徵詢意見。他們派了一個調查小組到危地馬拉基地去。蘭尼茲爾將軍在讀過報告並研究了古巴旅的作戰計劃後，再次預言此舉必成，而海軍作戰處長阿利·伯克海軍上將也是這個想法。為了更廣泛地徵求意見，肯尼迪又把一位具有赫赫戰功的海軍陸戰隊上校派到危地馬拉去進行調查。下邊是他的估計：
我的觀察增強了我的信心，使我認為這支部隊不僅能夠完成初期的作戰任務，而且有能力實現推翻卡斯特羅這一最終目的。旅和營的指揮官對計劃的各個細節現在都已充分了解，情緒很高。據查，中央情報局此時實際尚未向他們中的任何人說明該項計劃。 ——譯者這些軍官年輕力壯，有才智，狂熱地希望戰鬥……
他們說，他們深知本國人民，認為只要給對方的軍隊一次沉重打擊，那些軍隊就會土崩瓦解，立即拋棄他們本來無意支持的卡斯特羅。他們說，誰勝了便和誰站在一邊，這是古巴的傳統。不管卡斯特羅能使出多大力量，他們對勝利是有絕對把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