門肯曾經說過，新聞學是一門不精確的科學。艾森豪威爾時代的最後幾年充分證實了這一點。在民主黨於中期選舉大獲全勝的六個星期後，阿肯色州一個特別立法委員會揭露，在小石城取消學校種族隔離的糾紛中“肯定地證實有共產黨的影響”。該委員會主席、眾議員保羅·範達爾森聲稱，該委員會舉行的三天公開聽證會，已經使阿肯色州警覺到了共產主義的威脅。範達爾森的一個同事滿有把握地預言，美國黑人將拒絕參加由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煽動的、“由共產黨支持的”任何新的示威。他說，種族和平就在眼前了。
新任加利福尼亞大學校長的克拉克·克爾對1959年的大學生進行了仔細的觀察。他說：“雇主們會喜愛這一代人……他們將是容易駕馭的。再不會出現什麼暴亂了。”
這一年的11月，美國的天主教主教們，反對使用聯邦經費在國內外提倡人工節育，認為那種說美國天主教徒會逐漸接受避孕措施的說法是可笑的。
全國廣播公司要物色一名面目清秀大方的年輕美國人來抵消埃爾維·斯·普雷斯利的聲勢，選中了查爾斯·範多倫。此人是哥倫比亞大學一名年薪4400元的教員，剛剛在長達14個星期萬眾注目的聯播中最大的有獎問答節目《二十一》中贏得12.9萬元。他應聘擔任全國廣播公司的顧問和《今日》節目的評論員，年薪5萬元；他編輯了一本頗具啟發性的集子《給母親們的信》。在他的群眾來信中，3/4是來自孩子們的父母和老師的，感激他正在為全國青年樹立的光輝榜樣。 1958年末，當一個紐約州的縣級大陪審團開始調查關於問答節目弄虛作假的控告時，記者們都跑到他在格林威治的漂亮寓所。他認為控告荒唐可笑。 “我沒有得到過任何暗示或幫助，”他說，“而且就我所知，參加這一節目的任何人都也沒有得到過。”當記者們追問不放時，他嚴厲地說：“不停地問這類問題簡直是對我的侮辱。”
然而，黑人、大學生、天主教徒和查爾斯·範多倫都將使那些自認為了解他們的人大吃一驚。
以為黑人的好鬥精神將會消逝的希望，在1960年2月1日突然破滅了。這天，北卡羅來納州農業技術學院的四名黑人學生走進附近格林斯博羅鎮的南埃爾姆街伍爾沃思百貨公司分店，買了點零星物品，在小吃部坐下來，要喝咖啡。依照南部地區種族隔離的法律和傳統，該店的負責人沒有理睬他們。他們默默坐在那裡直到關店時刻。第二天清早他們又來到餐檯前，這一回又帶來了五名黑人朋友。他們稱此為“入坐”。一天又一天，來的人越來越多。他們情緒平靜，舉止有度，不理睬那些在他們面前揮舞南北戰爭時期南部邦聯旗幟和向他們彈擲香煙頭、噓聲怪叫的白人青年。黑人青年們明確地讓人們知道，他們將一直坐到得到他們要的咖啡為止。
如果這只牽涉到這家分店的本地店員的話，那他們是永遠不會得到服務的。但是伍爾沃思是一個分店遍及各地的全國性公司，而黑人青年正是指望這一點要起作用的。在北卡羅來納州，運動擴大到達勒姆、溫斯頓塞勒姆、夏洛特、羅利和海波因特；在州外，納什維爾、查塔努加、塔拉哈西、里士滿和南卡羅來納州的羅克希爾的小吃部也都被佔據了。在兩星期中，黑人們在15個城市的伍爾沃思公司分店進行了“入坐”，在波士頓，來自哈佛、布蘭代斯、波士頓等大學和馬薩諸塞州理工學院的四百名學生在12家伍爾沃思分店外面設置了糾察線。這使得格林斯博羅的黑人很高興。緊接著還發生了一些使他們和全國都感到驚訝的事。在沃爾格林、克雷斯、格蘭特和利格特這些都是美國最大的零售公司，像前述伍爾沃思公司(總店在紐約)1972年銷售額達31億多元，格蘭特公司年銷售額也達16億多元。 ——譯者的小吃部也都出現了示威者。在新澤西州的恩格爾伍德，同情這一運動的人為支持示威進行了募捐。耶魯神學院的學生在紐黑文的鬧市舉行了遊行以表示支持。被激怒的廉價商店的經理們，把賣給黑人的咖啡提價到一元一杯，把座位的坐板取掉，並威嚇要關掉小吃部。但這都無濟於事；示威者用各種新的消極抵抗的方式來對付他們的一切花招。接著運動迅速從小吃部波及社會上一切實行種族隔離的公共場所。在汽車旅店的走廊上“入睡”，在公園“入遊”，在公共圖書館“入讀”，在電影院“入觀”，在賭場“入賭”，在土耳其式浴室“入浴”；而且，當春天來臨時，還在只限白人使用的海灘“入泳”。
5月10日，黑人們獲得了他們的首次勝利。納什維爾的六家百貨店的小吃部取消了種族隔離，這是除得克薩斯州以外南部各州第一次採取的普遍行動。整個春天，在南部各地都展開了消耗戰，使種族界線這里後退一尺，那里後退一碼，對頑固分子的壓力越來越大。 6月5日，黑人的南部地區委員會報告，在九個分散的南北交界城市中的小吃部取消了種族隔離；在這些地方都沒有發生暴力行動，也沒有一個商人因憤怒的白人威脅進行報復性抵製而受到損失。 6月23日，弗吉尼亞州的熱餐店向黑人開放，這是打進該州的第一個楔子。諾克斯維爾的百貨店在7月18日終止了小吃部的隔離。 7月25日是黑人歡慶的日子；六個月之前就已是行動對象的格林斯博羅伍爾沃思分店和克雷斯分店，終於取消了種族隔離。同一天，弗吉尼亞的諾福克-樸次茅斯區的四家百貨店也終止了種族歧視。此後，局勢的發展就不那麼順利，死不罷休的極南部準備寸土不讓。 10月19日，亞特蘭大的警察拘捕了由馬丁·路德·金率領的51名“入坐”示威者。他們拒絕交納保釋金，被投入了監獄。 1960年的偉大的閃電式“入坐”運動過去了，黑人們停息下來鞏固自己的戰果。但是，甚至阿肯色州的立法當局現在也明白這只不過是暫時的間歇。擁有18871831人的黑人民族正在覺醒。美國黑人終於成了一股顯著的力量。
1960年5月13日星期五下午，天氣晴朗，克拉克·克爾終於看到了未來的真相。經過這些年堅持不懈地對加利福尼亞共產黨人進行調查之後，眾議院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在舊金山的洛可可式市政廳舉行聽證會。被傳訊的人有幾名公立學校教員和一名加利福尼亞大學的二年級學生，這些人據說都是活躍的左翼分子。加利福尼亞大學的學生坐滿了幾輛公共汽車，前來給他以道義支援。他們並沒有打算進行示威，在那寧靜安謐的日子裡，一般大學生都不知道怎樣進行示威。他們只不過要求在聽證廳有一個坐位。但是會場已經擠滿了人。警察攔住台階上端的大門。有人開始推。一個警察跌倒，後來據說挨了打。警察使用了警棍，接著又使用了水龍。經過半小時的混亂之後，有12人受傷，52人被捕。奧克蘭的傑西卡·米特福德在《民族》周刊上報導說：“當前這新的一代大學生幾乎完全去掉了整個50年代的冷漠、順從的標籤。”她預言，在未來的十年中他們將獻身於“塑造世界的未來”。一個挨了打的大學生對記者說：“我是一個政治上的處女，但是我在市政廳的台階上遭到強姦。”對全國361萬大學生來說，加利福尼亞大學的信息是一次挑戰。忍無可忍的教師們長期以來一直鼓勵學生們投入政治活動，現在他們知道該怎麼辦了。
就在這激盪動亂的幾個月裡，隨著黑人的自尊心和大學生的政治覺悟的提高，促使社會變革的另一手段也出現了。美國食品及藥物管理局在1960年5月9日宣布已批准使用一種安全的口服避孕藥5月10日《紐約時報》第75版刊登了此事。 ——譯者。這種以“伊諾菲德”為商標的女用口服避孕藥片是芝加哥塞爾公司製造的。該公司聲稱，此藥由1500名婦女進行了四年的試驗，證明100%可靠。每月20片，憑處方購買，花10～11美元即可保證不孕。這種控制生育的藥物，加上新的避孕器具和增加使用控制生育的外科手術，使婦女逃脫了懷孕的恐懼，從產期開始以後，懷孕的恐懼就成了阻止她們性生活的一種約束。現在她們似乎可以和男人一樣隨便地上床了。由於成百萬的婦女需要這種避孕藥，醫生的診所和藥房頓時門庭若市。還未曾有過這樣多的人不是為了控制疾病而定期服用特效藥物。當全國天主教徒家庭生活事務所主任歐文·勒布朗大主教報告說天主教婦女同非天主教徒一樣在定期服用這種避孕藥時，天主教的主教們感到很是震驚。近至1959年11月，主教們還曾譴責過“某些基督教團體的代表”——指新教的牧師們——不實行節欲。現在，甚至天主教的神甫，而且還有一些任聖職的修女，按照生活中變化了的事實也在重新考慮自己修道的誓言了。
1958年8月，查爾斯·範多倫的泥塑形象，開始碎裂。紐約市立大學市政學院的學生赫伯特·斯坦普爾，在輸給范多倫以前，曾在“二十一”問答節目中得獎4.95萬元，這時他向曼哈頓地方檢察官弗蘭克·霍根和《紐約世界電訊與太陽報》談了他違心的苦惱。他告訴他們，這個節目是一個騙局。他說參加節目比賽的人事先都得到答案，而到他們在觀眾中的名望開始衰退的時候，就得不到答案，於是只得假裝被徹底擊敗。他曾受命輸給范多倫，這個人，和他一樣，也曾受過訓練，讓他在一個對著鏡頭的玻璃隔音室中，為了表現苦苦思索一個問題，怎樣做出面部表情，咬嘴唇、擦額汗、結結巴巴。經過節目主持人的排練，範多倫竟能以這樣一些絕招使兩千五百萬電視觀眾驚愕不止，比如舉出僅有的三名累計擊中三千五百次以上的棒球球員的姓名(“泰·科布、凱普·安森和……特里斯·斯皮克!”)，說出在中詠嘆調“我要生活在歡樂里”的歌唱者是誰(“她在由誰舉辦的舞會正要結束時唱的這個詠嘆調……她叫什麼名字!女高音。她的名字是……薇奧列塔!”)，還要爽爽快快地說出“七個矮子”童話《白雪公主》中的人物。 ——譯者的名字(“瞌睡、噴嚏、愚笨、快樂”——停了一下——“那個壞脾氣的叫——呵，頑固——博士——呵，怕羞的那一個——叫怕羞!”)。
斯坦普爾和“二十一”問答節目以及哥倫比亞廣播公司“6.4萬元的挑戰”問答節目的其他一些競賽人，都把他們知道的內情告訴了紐約大陪審團。範多倫在宣誓後加以否認，可是米切爾·施韋策法官則認為當代的民間英雄橫遭誹謗，深為激怒，竟以大陪審團調查案卷中所列罪名查無實據而予以封存。在陪審團庭外，範多倫對報界宣稱關於他的謊言使他感到“悲痛”和“震驚”。他重申他參加問答節目“誠實無欺……從未受過輔導或指點”。
作偽證的麻煩之處在於犯此罪的人無從知道是否有人能夠證明他們是在說謊。惠特克·錢伯斯既然曾把事實真情隱藏在一個南瓜中，說明真情終會暴露，而范多倫也未能倖免。有一個名叫詹姆斯·斯諾德格拉斯的美術工作者，也是“二十一”問答節目的獲獎人，他交出了他在參加節目演出前一至三天寄給自己名下收啟的幾封掛號信，信中裝有有關節目的問題和答案。這些掛號信是由眾議院立法監督小組委員會拆封的。先後使伯納德·戈德法因和謝爾曼·亞當斯垮台的正是這個鐵面無私的審訊機構。這些信件證實斯諾德格拉斯揭發屬實，委員會接手處理曼哈頓大陪審團擱置下來的工作，開始佈置一個圈套，要讓那迷人的、落落大方、瀟灑自如、出身於書香門第和名牌大學的查爾斯·範多倫自投羅網，先讓他宣誓作證然後擺出物證。
他們在1959年10月開始行動。範多倫像前不久的希斯一樣擺出一幅被人誣陷的貴族老爺的架勢，打電報給小組委員會，斷然否認對他進行誹謗的一切控告，宣稱他沒有得到過“任何形式的幫助”，並說無論何時小組委員會需要對他訊問，他都會“遵命”。委員會回電邀他自動來到國會議員面前作證，但是，就在這時他卻失踪了。正式發了傳票，可是送傳票人找不到他。在整整六天中美國人都不知他死活。到了第七天，10月14日，經過預先安排，他忽然在紐約羅斯福飯店露面，接下傳票，並舉行了一次座無虛席的記者招待會，宣讀了事先準備好的聲明。他說，事件的發展使他非常“苦惱”，因而他請假離開哥倫比亞，同他的妻子一起到新英格蘭去，“在那個地區的美麗的10月裡……集中一下我的思想。”他不知道他被傳訊。記者感到很吃驚。各家報紙和新聞廣播都在頭條報導這件事，他怎麼能不知道傳票的·他慘淡地笑著說，出於對美國國會的尊重，在他走上那個“適當的討論場所”，也就是說走進聽證會廳之前，他不打算作進一步的評論。
接著11月2日他在聽證會上露面，衣著樸素，看得出來並且自己也承認十分緊張。 “如果能夠改變我過去三年的生活道路，我是幾乎不惜任何代價的……關於善與惡，我已懂得很多。但是善惡並不總是像表面看上去那樣。我確實是捲進去了，深深地捲進了一場騙局……我幾乎使自己相信我所干的，沒有什麼害處，因為在全國對待教師、教育事業，以及文化生活的態度上，產生了這樣好的效果。”
他接著說，後來他終於感到“萬分不安”和“極為害怕”。他“多次”乞求節目主持人讓他離開。他們答复說將以“一種戲劇性的方式”讓我下台。最後，有一位迷人的金發女律師也來參加比賽，節目主持人之一“告訴我……我將輸給她。我向他道了謝。”當公眾開始獲悉問答節目是個騙局時，範多倫說他簡直“嚇得要死……我就乾脆跑掉了……而我主要是要想逃避開我自己”。存在“一條出路，這條路我當然考慮再三，那就是把真相和盤托出”。但是“從感情上說”，這是不“可能”的。後來傳票發出了。 “……一件很小的事情改變了我的態度。我收到一個完全陌生的婦女寫給我的信，她在加羅韋主持的問答節目中看見過我，她說她讚賞我在那節目中做的工作。她告訴我，惟一的自處之道和對自己的所作所為加以補救的方法(當然，她也並不透徹了解我乾了些什麼)，是清楚地、坦率地、真實地承認一切。我恍然大悟她是對的。”範多倫接著說，第二天早上，他鼓起勇氣給他的律師打電話。這位律師在聽完範多倫所說的全部情況以後說：“上帝保佑你。”範多倫供詞到此結束。他放下原稿，轉向檢察官，向他微笑。
這是荒謬可笑的。迫使他認罪的是傳票，而不是一個不相識的婦女。而且，如果他真的對節目感到“萬分不安”，那他也無須乎向節目主持人提出讓他離開的請求，他只要在節目播放時答錯一個問題就行了。小組委員會的一位共和黨成員、紐約眾議員史蒂文·德魯尼安看穿了範多倫的欺詐行徑。他對范多倫說：“我不認為有你這樣頭腦的成年人應當因為講了真話，而受到讚揚。”可是其他的國會議員接下去恰恰就是這樣幹的。小組委員會主席奧倫·哈里斯說他要“讚揚”他的坦率；伊利諾伊州眾議員威廉·斯普林杰表示希望哥倫比亞大學不要“過早地”解除他的教職；伊利諾伊州另一眾議員彼得·馬克則說，他相信全國廣播公司會原諒他；其他一些人則說他們要為他的“堅忍不拔”以及他那“觸及靈魂”的“坦率”說明表示“讚揚”。哥倫比亞大學則別有看法，在五小時後就宣布解除範多倫的職務；全國廣播公司在第二天也把他辭退。但是這可不是一個得人心的反應。聽證會上的群眾全站在範多倫一邊，為他和小組委員會中讚賞他的人鼓掌叫好，而對國會議員德魯尼安的評論則報以冰冷的沉默。哥倫比亞大學的學生為他被攆走舉行了抗議集會。民意測驗表明，四個美國人中有三個人認為如果碰到相同的情況，“大多數人”都會像他那樣幹的。全國廣播公司收到的群眾來信中，以5∶1的多數對他表示支持。
在範多倫和13名其他知名人物剛在紐約被控偽證罪，哈里斯小組委員會又提出了電視節目弄虛作假的新證據。青少年文娛節目中頭號唱片播送員迪克·克拉克承認他選播的唱片都使他得到經濟上的好處。這一般被叫做“暗中付回扣”。聯邦電訊委員會主席約翰·多爾弗實際上是為此事辯護的。他爭辯說，這並不傷害任何人，而且如果企圖加以控制，便將“破壞我們所珍愛的言論自由”。就在這時，有人發現多爾弗本人就從一個他應負責監督的廣播業巨頭那裡接受了暗中的賄賂。艾森豪威爾接受了他的辭呈。但是，對這件事，公眾似乎不以為意。電視觀眾既然對這類事並不關心，那他們接受1960年那些索然乏味的聯播節目也就不足為怪。 《劇藝報》曾說，如果說1959年是有獎問答節目年，那麼1960年就是西部故事年。這一年哥倫比亞廣播公司有八個這樣的節目，全國廣播公司有九個，美國廣播公司有11個——在每週主要的放映時間中總共佔了24.5個小時。
沐浴在艾森豪威爾的陽光之中七年之後，全國的輿論製造者，包括曾經支持過總統的人，逐漸感到不耐煩了。早在1958年，《芝加哥每日新聞》就曾經問道：“很多事情都在吵吵嚷嚷。艾森豪威爾在幹些什麼呢·你所讀到的都是關於他在玩高爾夫球的報導。是誰在治理這個國家·”可是，讀者們卻依然無動於衷。總統在歐洲期間，副總統通過談判結束了為時116天的鋼鐵罷工，獲得一次個人的勝利。民意測驗的結果實際上未受影響，公眾也未加註意。新近獲得自由的剛果正在可悲的內戰中流血，由貢勒上尉領導的老撾叛軍推翻了昭·薩松尼特首相的親西方政府：而一般美國人在地圖上都找不到這兩個國家在何處。在國內，報業罷工使紐約的全部報紙停版，發生了一系列監獄暴動，班機上偷帶炸彈事件也層出不窮，其中一起是一個財迷心竅的青年放置的，他為要得到他母親的保險金，把他母親連帶同機的其他所有的人一起都炸死了。根據調查，報紙頭幾版大都沒有人看，讀者喜歡的是連環畫和體育消息。當卡里爾·切斯曼經過八次緩刑終於在加利福尼亞處決之後，反對死刑的對此也表示反對，但是這種人為數較少，普遍的冷漠感情似乎並未為一連串極為殘酷、毫無人性的兇殺所激動。這個時期兇殺事件之一是堪薩斯州的農場主赫伯特·克勒特，連同妻子兒女一家被害。 《時代》周刊在1959年11月30日的一期上刊登了關於這一罪行的報導，大標題是“蓄意的謀殺”，這時讀者中包括一位名叫杜魯門·卡波特的作家。
那年流行一時的濫調是到處用“什麼的”，把這個字眼當做口語中的標點符號。格林斯博羅的黑人在搞“抗議什麼的”，羅曼斯就是搞“愛情什麼的”，梅特里科爾就是“節食減重什麼的”，艾爾弗雷德·希契科克的《精神分析》是“讓人驚奇什麼的”。幾乎到處都可以用得上，但是對聯邦政府的一個部門卻從沒人用過。還不曾有人說過約翰·福斯特·杜勒斯是在搞點“外交的什麼的”。那樣說不大體面，而且也不恰當，因為杜勒斯屬於老一輩，屬於由身穿燕尾服和條紋褲的外交部長們形成的那種具有政治家風度的行業。他那傲慢的說教和過分簡單化的“大規模報復”理論，已經由於蘇聯火箭突飛猛進而過時。 1959年的最初幾個月，當他為最後致死的疾病所苦而出入於沃爾特·里德醫院的時候，他似乎已認識到他曾殫精竭慮，力圖使之永世長存的東西方間的僵持局面，眼看就要無法維持了。他還為之奮鬥到底。在他忍著疾病痛苦離開華盛頓做最後一次歐洲之行時，他對朋友說：“如果不是癌症，我認為此行至關重要不能再推遲了。如果是癌症，那麼再增加一些痛苦，也不過爾爾。”
他患的確是癌症。每天在沃爾特·里德醫院接受百萬伏X光的照射，或者在丘比特島上將息在佛羅里達的陽光之下，這位國務卿專心致志地在與死亡進行絕望的戰鬥，而正在他進行鬥爭之際，掌管國務的韁繩終於從他手中滑脫了。從外表上看，世界的均勢並沒有變化。根據條約美國仍然承擔著42個國家的防禦義務；而杜勒斯，用另一個新出現的流行詞語來說，仍然是一個大有神通的人物。美國的社論作者對這位“不可缺少的人物”的“睿智的建議”和“專心致志的力量”表示敬意。英國外交部向他致意，表示“非常難過”，法國外交部對“西方所受的最大可能的損失”表示關注。波恩對拆掉了西方制定政策的車輪上的“一根輻條”深感遺憾。但是這都不過是外交辭令，杜勒斯對此想必也是會料得到的。儘管他通過電話與白宮和國務院保持密切接觸，警惕出現任何反對冷戰的異端邪說，但是對那些能夠察辨各種徵兆的人來說(他就是一個通曉此道的人)，十分清楚，只等他離開歷史舞台，華盛頓和莫斯科就將採取走向緩和的行動。埃米特·約翰·休斯寫道，“杜勒斯的攥得很緊的拳頭”，即將被“艾森豪威爾伸出的手”所代替。
在共和黨中期選舉遭到失敗的餘波中，哈格蒂編纂了一份長長的備忘錄，展望在1960年選舉中，為共和黨總統繼任人競選的艾森豪威爾，必須立足於他作為維護和平者的政績。根據同總統的談話，備忘錄把杜勒斯在霧谷的六年中所反對的一切都當做了爭取的目標。備忘錄直率地設想，外交上採取靈活態度的時候已經到來。艾森豪威爾-哈格蒂備忘錄認為，總統必須作為一名和平締造者居於國際舞台的中心。接下去，備忘錄宣稱總統在聯合國露面的各種場合，在到包括中立的印度在內的遠在天涯海角的各地旅行中，以及在以熱情接待的態度對待要他去參加與俄國的赫魯曉夫的最高級會議和會談這類建議方面，都必須扮演這種角色。
蘇聯的總理已準備迎合這類建議。赫魯曉夫在1959年1月26日歡迎安納斯塔斯·米高揚副總理訪美之行回國時說，“不排除”俄美關係“解凍的可能性”。他說改進兩個超級大國之間關係的“一切可能做的事”，都必須去做，因為熱核戰爭是不堪設想的。在西方有人說赫魯曉夫“比誰都更害怕戰爭”，這種說法是絕對正確的。在過去，杜勒斯照例答复說，要舉行任何會議都必須由蘇聯先表現出誠意，而對此他是很懷疑的，因為在他看來，蘇聯立意要贏得冷戰，而不是要結束冷戰。但是這一次，另一位政府發言人表示了不同的意見。副總統尼克松說，美國也想要解凍，“因為我們認識到，如果不解凍，我們大家都終將凍結在只有靠核彈才能炸開的堅冰中。”
5月24日，沃爾特·里德醫院結束了對杜勒斯臨終前的守護，發表公告如下：“約翰·福斯特·杜勒斯先生於今晨7點49分(東部夏令時間)在睡眠中溘然長逝。”副國務卿克里斯琴·赫脫已在執掌國務院工作。他最優先處理的是關於柏林問題的令人厭煩的一連串危機的最新發展。赫魯曉夫向西方大國發出最後通牒說：“如果他們不在六個月內撤出柏林，紅軍就將攆他們出去。按杜勒斯的風格作复，原本會是回敬一份最後通牒，並且顯示一下實力，在戰爭邊緣上迫使對方攤牌。而艾森豪威爾採取了不同的方針。總統在記者招待會上宣讀了一個謹慎的聲明，宣稱如果在柏林發生開火事件，那就會是“要阻止我們履行義務。我們不是說我們要用武力打進柏林。我們說我們只是將繼續履行我們對那里人民承擔的責任。因此，如果我們受到阻撓，那必定是別人在使用武力。 ”赫脫把這個最後通牒作為最高級會議前進行交易的策略手段，而事態的發展，也確是如此。
杜勒斯一進墳墓，事態就以簡直有些過分急促的勢頭髮展開來。五週後，6月28日，蘇聯副總理弗羅爾·科茲洛夫率領一個俄國官方代表團到紐約為蘇聯科學、技術和文化展覽會揭幕。 7月11日艾森豪威爾親自函邀赫魯曉夫來美國訪問。在杜勒斯去世整整兩個月後的7月23日，美國副總統在莫斯科索科爾尼基公園為美國國家展覽會揭幕，以此作為艾森豪威爾所說的對蘇聯官員訪問紐約的“回拜”。
隨後發生的事很難說是對緩和東西方緊張狀態的貢獻，但是卻在某種程度上使人看透了尼基塔·赫魯曉夫和理查德·尼克松兩人的好鬥本能。展覽會上最使人感興趣的陳列是一套有六間房的典型牧場住宅，在中央有一條參觀走廊，能讓觀眾看到裡邊全部陳設。那位蘇聯領導人對這個樣板住宅不禁大為光火。它觸到了他的痛處。俄國製造人造衛星是以犧牲消費品生產和對消費者的服務為代價的。展覽會的開幕實況在蘇聯通過電視播放了，赫魯曉夫感到他有點失策。他摩拳擦掌，而尼克松正是向他應戰的人。開幕式也要在美國電視中播放。尼克鬆一心想當來年共和黨總統候選人，而且不管哈格蒂對競選策略有些什麼看法，尼克松卻有他自己一套計劃，其中決不包括在電視上使他自己受氣勢洶洶的共產黨人的欺負。結局便是新聞界所謂的“廚房辯論”或是“索科爾尼基最高級會議”。
辯論開始是在他們停步在樣板住宅的光潔漂亮、設備新穎的廚房的時候。尼克松說這是一所典型的美國住宅，幾乎任何美國工人都能住得起這樣的或類似的房屋。蘇聯總理昂起頭來表示蔑視。
赫魯曉夫：你以為俄國人會被這個展覽驚得目瞪口呆，可是事實是所有新建的俄國住宅都將有這種設備。在美國要得到這所房屋要有錢才行，而在我們這裡，你只要生為蘇聯的公民就行了。如果美國公民沒有錢，那就只有權……在人行道睡覺。而你們卻說我們是共產主義的奴隸!
尼克松：……我們並不認為這個展覽會使俄國人民驚訝，但是它會使他們感到興趣，就像你們的展覽會使我們感到興趣一樣。對我們來說，多樣化，選擇權，我們有上千個不同的營造商的事實，這些就是生活的情趣。我們不願由一個政府官員在最上頭做出決定說，我們只要一種式樣的房屋。這就是差別——
赫魯曉夫(插進來)：就政治差別而言，我們永遠不會一致。如果我同意你說的，我就會受到米高揚的引誘。他喜歡辣味湯，而我不喜歡。但是這並不表明我們意見分歧。
尼克松：談談我們的洗衣機各有什麼優點，豈不比談論我們的火箭各有什麼威力更好·你想要的不也就是這種競賽嗎·
赫魯曉夫：(把他的大拇指頂在尼克鬆的前胸上)：對，我們所要的就是那種競賽，但是你們的將軍說他們強大得很，能把我們摧毀掉。我們也能拿出點東西給你們看看，讓你知道俄國人的精神。我們是強大的，我們能打敗你們。在這方面，我們也能讓你看點東西。
尼克松(用指頭指點著赫魯曉夫)：我認為，你們是強大的，我們也是強大的。在某些方面，你們比我們強大。在另外一些方面，我們更強大……
在放著加利福尼亞名酒的桌子旁停留時，他們作了最後的較量。赫魯曉夫提議為“和平和廢除在國外的一切軍事基地”乾杯。
尼克松(沒有舉杯)：咱們只為和平乾杯。
一位站在一旁的俄國人：祝赫魯曉夫總理長命百歲!
尼克松：我要為這個乾杯。我們儘管不同意你的政策，但是我們願你健康。祝你長命百歲。
赫魯曉夫(乾杯後)：到99歲的時候我們再來進一步討論這些問題。我們著什麼急·
尼克松(最後的話是他說的)：你是說到你99歲的時候你還會當權，還沒有自由選舉嗎·
這是一次奇特的交鋒，像是兩個好鬥的人之間的爭吵而不像辯論，雙方都力圖給觀眾以比對方更為平和的印象。兩個人都有自己造成的不利條件。這位蘇聯領導人在上千次演說中，塑造了一個充當華爾街走狗的典型資本主義政客的固定不變的粗野形象，而尼克松卻與之並不相符。尼克鬆的不利之處酷似赫魯曉夫的困難，猶如鏡中對影。他心目中的邪惡的共產黨頭子的原型，在本質上像個稻草人，而其活力則和星期日畫刊的紙上精怪一樣。美國副總統在辯論上得分多一些，但是俄國總理卻顯得熱情奔放、直截了當，而且也許顯得更適合他所承擔的角色。尼克松顯出是一個喜歡談思想的人，赫魯曉夫則像是熱愛自己的人民，願意竭盡全力維護他們的人。好像是為了證實這一點，他寬容了尼克鬆的傲慢無禮(他顯然是這樣認為的)，而且接受了艾森豪威爾要他在尼克松回國後，立即訪美的邀請。他以他那假裝坦率的態度說道：“我準備把我衣服口袋都翻轉過來，讓大家看看我是無害於人的。”“在古時候，人們進屋談判和平時，總把他們的武器留在門廳裡。我們現在也應該這樣做，不應該磨刀霍霍。”就這樣，他悄悄撤銷了關於柏林問題的最後通牒。
杜勒斯反對這類最高級會議的一個原因，是他擔心美國的盟國可能覺得他們會被拋棄。為了使他們放心，總統在8月末飛赴歐洲，以兩週的時間分別同康拉德·阿登納、哈羅德·麥克米倫和夏爾·戴高樂進行會談。這是一次令人驚異的旅行。在華盛頓，人們很容易忘卻歐洲人對德懷特·艾森豪威爾所抱有深厚的感情。他們對他的感情沒有受到黨派界限和意識形態上的侵擾。在他們看來，他是領導勝利的遠征軍，把他們從納粹統治下解放出來的和藹、正直、不唱高調的美國將軍。德國人看來也像英國人和法國人同樣感激。當艾森豪威爾所乘的默塞德斯-奔馳轎車進入波恩時，估計有比該市人口還多一倍的31.5萬人排列在路旁，向他歡呼，手持橫幅標語，上面寫著：“我們信任你”和“我們仰仗你”。在倫敦，他的座車是一輛鴿灰色的勞斯萊斯。這裡幾十萬人群歡呼“見到你很高興，艾克”和“幹得好，艾克”。當車隊進入格羅夫納廣場時，記者們看到他的眼睛裡含著淚水，從這個廣場，艾森豪威爾將軍曾經指揮聯軍打敗了希特勒。
現在正進入困難時期的戴高樂，本來寧願巴黎人表現得更節制一些，但那是不可能的。在布爾歇機場，這兩位將軍出身的總統互致頌辭，接著從人群中發出的“艾克”(在法語中叫成了“夷克”)的歡呼聲淹沒了一切。在“夷克”逗留巴黎的兩天中甚至當他在凱旋門下的法國無名戰士墓前放置粉紅百合花和紅玫瑰花圈時，或是當他在巴黎市政廳對持續的歡呼表示答謝時，這種歡呼聲也從未完全停息。他在答謝時說：“激情滿懷，舌滯口呆。一句短短的法語，可以表達我的感情——Jevousaimetous(我愛你們大家)。”顯然，在這樣的背景下要舉行嚴肅的會談是不切實際的。戴高樂確曾提出他的由三國理事會指導北約組織的計劃。艾森豪威爾則應許通過橫越大西洋的電話保持更密切的接觸，暫時搪塞過去。 (“我知道他是一個頑固的人，”艾克對他的一個助理說，“但是，只要他頑固地站在我們這一邊，那就一切好辦。”)在蘇格蘭的卡爾澤安堡(他在這裡住在有九間房間的一套單元，是蘇格蘭人民在歐戰勝利日後送給他的)度過週末後，總統在9月7日乘機返國。他對歡迎的人群說：“我確信至少在目前一切令人滿意。”
尼基塔·赫魯曉夫在美國進行的巡迴訪問，則將是緩和世界緊張局勢的又一階段。 9月15日，在馬里蘭州的安德魯斯機場，蘇聯大使米哈伊爾·緬希科夫對著飛機舷梯喊叫：“尼基塔·謝爾蓋耶維奇，我在美國土地上向你致敬!”在美國觀眾驚愕莫名之際，他走下梯級，禿頭，粗壯短矮的身材，在黑色上衣上佩戴著三枚小勳章，陪伴他的有靦腆的妻子尼娜·彼得洛芙娜、女兒朱莉亞和拉達、兒子謝爾蓋和63名隨行的俄國官僚。艾森豪威爾總統對他們表示了正式的歡迎，隨後東道主、美國駐聯合國大使亨利·卡伯特·洛奇陪同他們對美國進行了為時兩週的導遊旅行。
整個說來旅行是成功的。美國人對壞脾氣的人是偏愛的，而此公之尖銳潑辣不亞於托馬斯·愛迪生和亨利·福特。在對美國企業家發表的演說中，在艾奧瓦州農村的旅行中，在同紐約市長羅伯特·瓦格納和洛杉磯市長諾里斯·波爾森共進午餐時，赫魯曉夫表現得機智，自以為是無所顧忌，但是很有人情味，而且決心同他的鄰人和平相處。免不得也出過些事。赫魯曉夫在同20世紀福克斯公司董事長斯皮洛斯·斯庫拉斯的爭論中贏了他，而在另一次爭論中則輸給了沃爾特·魯瑟和他的工會的六名副主席(於是他指責他們是“資本家的代理人”，而且在魯瑟大笑時他感到莫名其妙)。在好萊塢一個歌舞團為他表演了康康舞之後，這位總理顯露出了一副道學家的神態，說這種舞蹈“下流”，而且加上一句，“一個人的面孔總比他的屁股好看。”
在戴維營，這位於馬里蘭州卡托克廷山上的總統別墅，赫魯曉夫表現得最好。他沒有說一句咄咄逼人的話，事實上，他說的幾乎盡是不著邊際的空泛議論。他的慎重似乎就是避開對實質問題的探討。在他們會談的第二天的中途，艾森豪威爾向他發出個人的呼籲：“你完全可能使緊張局勢緩和下來，從而對歷史做出巨大貢獻。這完全取決於你。”但是這位俄國領導人不肯受約束。他表示欣賞美國的烤牛肉，同艾克一起欣賞一部西部影片，在坐直升機到葛底斯堡訪問之後，他稱讚了總統的珍貴的黑色安古斯牛群。在目前，他對緩和的貢獻就只到此為止。
相處三日後，兩位領導人發表了聯合聲明。他們同意普遍裁軍是全世界面臨的最重要的問題；關於柏林問題的談判應該“重開，以便獲得一項符合有關各方意見、有助於維持和平的解決辦法”；“一切重大國際問題不應訴諸武力而應通過談判以和平方式予以解決”；以及艾森豪威爾總統將於來年訪問蘇聯。
有一陣，報紙都大肆宣傳“戴維營精神”。一時間，它幾乎像羅斯福-丘吉爾的大西洋憲章那樣重要。人們認為美蘇關係的轉折點終於來到。這一切都是幻想。美國總統和蘇聯總理甚至沒有觸及在世界和德國前途問題上由於觀點不同而產生的基本的和嚴重的問題。溫良的情緒也難持久，隨著時間推移，逐漸惡化，人們也就不再抱什麼幻想。參與其事的人中有的認為在同俄國人舉行任何新的會議之前必須打好更加堅實的基礎。理查德·尼克鬆就是其中的一個。
但是，尼克松並不認為這次會談結果令人失望，證明杜勒斯對舉行最高級會議持死硬的反對態度是正確的。全世界各國政治家都已投身於《時代》周刊所說的“新的個人外交的全球競技”，誰也不願意再回到過去的冰冷狀態。他們經過精心安排的紛紛出遊，正在遵循一項導向圓滿結局的明確計劃。下一步就將是舉行被人叫做“西方最高級會議”的一種半決賽會議，參加者將是艾森豪威爾、麥克米倫、阿登納和戴高樂。這四個人將重申他們保持柏林自由的誓言，並且為他們與赫魯曉夫之間舉行的決賽會議訂出共同的方案。
這個半決賽會議12月在巴黎召開。不過，艾森豪威爾的12月之行卻並不只限於法國。由於新式的波音707型噴氣飛機能大大減少人的勞累，使得個人外交的冒險探索大有可為。西歐各國首都對他舉行激動人心的歡迎，激起了他天真的希望，以為向車隊歡呼的那股群眾熱情可以通過某種方式轉變為持久的友誼和更好的國際關係。抱著這種想法，再加上擺在面前的哈格蒂備忘錄，總統決定，他既已出國，不妨也去訪問一下意大利、土耳其、巴基斯坦、阿富汗、印度、伊朗、希臘、突尼斯、西班牙和摩洛哥等國的執政者。在他出國作此為時19天、行程1.95萬英里、地跨三大洲、行經11國的旅行前，他向全國發表了電視演說。他說：“在執行這次和平和友好的使命期間，我希望增進外國對美國的了解，並更多地了解我們海外的朋友。”
此行是否增進了相互的了解值得商榷。但是，它提供了總統頗孚人望的令人驚訝的新證明。在意大利，羅馬市民為一瞻他的風采而佇立在滂沱大雨中。在這裡，“艾克”叫成了“夷凱”。一位記者在《晚郵報》上寫道：“我們歡迎這個人，他對我們講話，用的是那種植著海洋般廣闊的麥田的堪薩斯農夫們的口音，是他出生前不久才往西部拓荒的人的口音。在緊迫的危險面前，他號召'和平，和平'，講起來一點也不講究辭藻。”下一站是土耳其，艾森豪威爾自己說安卡拉對他的歡迎是“我所經歷的最盛大的”。 75萬以上的巴基斯坦人歡迎他到卡拉奇訪問。在新德里，他說他被歡迎的群眾弄得“完全不知所措”，看來也確實如此：百萬大喊大叫的印度人，高舉著各種橫幅，向他歡呼，有的人喊叫：“艾森豪威爾，和平之王!”他們向他乘坐的敞篷車投擲了大量鮮花，使得他竟站在一英尺深的花朵中。其他各國，都是如此。在德黑蘭，歡呼的伊朗人達75萬，他向伊朗議會兩院聯席會上發表了演說；當他對希臘國民議會致詞時，50萬熱情的雅典人聚集在議會廳外；弗朗西斯科·佛朗哥元帥在馬德里歡迎他時，參加歡迎的西班牙人也有50萬；在卡薩布蘭卡也有50萬人歡迎他。
此情此景使人目瞪口呆卻也使人難以理解。在西歐受到的歡呼可以追溯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但是在他此行訪問的國家中，惟一參加過二次大戰的是意大利，而當時意大利人是站在另一方面的。為什麼印度的賤民願意步行40英里來看看美國總統·為什麼阿富汗的部族人不惜花費很多天時間編扎花環放在總統座車的輪前·部分原因似乎在於眾口一詞讚頌的“和平，和平”。戰爭到處都被認為是人類最大的災難，即使從未聽到過槍聲的人民也有同感。但是這並不是這些令人望之生畏的群眾場面背後的全部原因。顯然美國遠比美國人自己所料想的更受愛戴。反美分子吵嚷得厲害一些，但這些國家的大多數人看來是讚許和信任美國的。
艾森豪威爾於12月22日返國。這一年的聖誕節是他的總統任期和美國外交史上的一個頂峰。在一年一度向全國發表的聖誕節賀辭中(這次以28種語言向國外同時播送)，他談到這次旅行：“我的目的是要改善氣氛，使外交進行得更加成功；這種外交旨在為所有的人尋求……正義的和平。”他的任務完成得如何，不到五個月的時間就見分曉。屆時，他將和西歐的三位領導人一起在最高級的首腦會議上同赫魯曉夫當面打交道。此次會議預定1960年5月16日在巴黎舉行。
在50年代末期，《紐約時報》的讀者們不時地讀到赫伯特·馬修斯寫的引人入勝的署名報導：一群大鬍子的年輕古巴革命者，已在古巴的馬埃斯特臘山區莽莽叢林中落腳藏身。他們的領袖是一位身軀魁偉、說話嚕囌、三十歲剛出頭的律師，名叫菲德爾·卡斯特羅·魯斯。卡斯特羅在1956年聖誕節帶著僅僅12個人在古巴登陸。富爾亨西奧·巴蒂斯塔的軍隊沒來得及抓住他們，他們就進了山區，打出了7月26日運動的紅黑兩色旗。號召古巴熱愛自由的人們參加的運動的名稱，來自1953年7月26日由卡斯特羅領導對聖地亞哥巴蒂斯塔分子發動的一次冒死攻擊。
在開頭幾年，卡斯特羅的運動在美國是頗得人心的。巴蒂斯塔統治下的古巴是由恐怖分子和腐敗官僚操縱的警察國家，這些人靠賣淫業、賭場和侵吞公款大發橫財。為了鎮壓造反的大學生，哈瓦那大學被關閉；持不同政見的人被暗殺；屍體被肢解後送還給父母，或者像垃圾一樣扔進溝渠。華盛頓對出現真正民主古巴的前景感到歡欣。早在1958年3月，一切向巴蒂斯塔提供美國武器的活動便已停止。馬修斯等美國新聞記者寫的都是同情的報導，把卡斯特羅和他的大鬍子造反者，描繪成要為同胞爭取自由和正義，毫無私心，羅賓漢式的人物。記者們錯了，但是這種錯誤在當時是常見的，大部分古巴中產階級和許許多多對巴蒂斯塔早已憎厭的有影響的古巴軍官也犯了同樣錯誤。這就是巴蒂斯塔毀滅的原因。卡斯特羅只有不到兩千的大鬍子兵來對付4萬名裝備精良的巴蒂斯塔分子，但是商人和土地所有者資助他，中產階級也為造反者歡呼，因為造反者大部分也都出身中產階級——年輕的自由職業者和知識分子，如菲德爾、他的弟弟勞爾，以及後來成為卡斯特羅的托洛茨基的阿根廷醫生埃內斯托·“切”·格瓦拉少校。
1958年最後的幾週內，在距首都150英里的拉斯維利亞斯省，格瓦拉打垮了3000政府軍，攻占了省會聖克拉拉。巴蒂斯塔派遣去的一列車軍隊，甚至拒絕下車。舊政權末日已到，巴蒂斯塔也明白這一點。他在元旦那天乘飛機出亡。於是卡斯特羅沿著古巴中央公路長驅直下，進行了為時七天行程600英里的勝利進軍。菲德爾的官兵舉著手槍和衝鋒槍朝天鳴放。他們親切地把領袖稱為“ElCaballo”(老馬)。他是“卡岡都亞”文藝復興時期法國作家拉伯雷在1552年出版的政治諷刺小說的主角，此人食慾驚人，身軀碩大，武功卓絕。 ——譯者式的人物，在出名之前，就是具有非凡魅力的人物，他私生活刻苦，不近女色。除了價值50美分的基督山牌雪茄以外，他沒有其他個人享受。誰也難讓他換掉那一身骯髒的綠軍裝。
“我對權力不感興趣，我也不想要權。”卡斯特羅說，“從現在起，人民完全自由了。”他恢復了古巴失去的尊嚴，使之具有民族特徵，剷除了腐敗現象，推行了教育古巴兒童和激勵他們的父母的龐大計劃。有人暗中傳播說他是一個共產黨人，他的一般反應是嗤之以鼻。反動派總是把改革者叫做赤色分子。 《紐約時報》的馬修斯一類的人對20年前反動派在西班牙的做法記憶猶新，他們也是這樣說的。
為了表明自己是美國的友鄰，菲德爾帶著100箱表示友好的蘭姆酒飛到華盛頓。他同代理國務卿克里斯琴·赫脫同吃牛排，共飲香檳——即使在這種場合，他仍穿著那身軍裝——並在參議院外交委員會的會議室裡同18位國會議員談過話。他對他們說：“7月26日運動不是共產黨的運動，成員大多數是天主教徒。”問到美國在古巴的投資，他回答說：“我們無意沒收美國的財產，我們接管的任何產業都將付款補償。”他是招人歡喜的。當然，也有一點刺耳的音調。在和卡斯特羅進行了三小時會議之後，副總統尼克松寫了一份長達12頁的機密備忘錄，分送中央情報局、國務院和白宮。在備忘錄中，他說他確信古巴的新領導人“如不是對共產主義具有不可思議的天真態度，就是受共產黨紀律約束的。”但是中央情報局將這備忘錄歸檔了事，國務院置之不理，艾森豪威爾則不屑一顧。本屆政府已有點厭煩尼克松那種遍地都是共產黨妖魔的看法。
到1959年的春季，美國人才猛然醒悟，夏天美古關係也就日益惡化。當獨裁者的名字換為卡斯特羅的時候，看來卡斯特羅對獨裁者的憎恨也就消失。他對權力不感興趣云云也消逝了。他以一種連巴蒂斯塔也會為之瞠目的殘酷態度中止了使用人身保障法，在全島建立起軍事法庭，並下令終止已判有罪的被告者上訴的權利。到9月份，他轉向左傾。他承認了紅色中國，稱美國為“以人類為食的……禿鷲”，廢除了1952年古美軍事協定，並且揚言，量美國佬也不敢侵犯古巴。
7月26日運動的理想主義者和幻想家們被出賣。他們認識到這一點時，他們遭到挫折而發出的憤怒聲震撼了整個古巴。他們有一百多人被監禁，其他人北逃到佛羅里達。其中之一是曾經領導過卡斯特羅的哈瓦那地下組織的激進的年輕工程師曼努埃爾·拉伊。另有兩人是著名的自由派：曾由卡斯特羅選任新政府的第一任總理的米奧·卡多納，以及被遴選出任該政權第一任總統的曼努埃爾·烏魯蒂亞。其他感到被出賣給赤色分子的人包括一些勇敢的軍官，像何塞·佩雷斯(“佩佩”)·聖羅曼、埃爾內多·奧利瓦和馬埃斯特臘山區的“7.26”英雄之一烏維爾·馬托斯。有些人在第一次聽到卡斯特羅背叛的消息時竟然還不相信。他們說除非親自看到，他們是不會相信的。有些人確實是親耳得聞了。奧連特省卓越的年輕省長曼努埃爾·弗朗西斯科·阿爾廷梅博士就听到卡斯特羅親自概述過他要在三年之內使古巴共產主義化的計劃。阿爾廷梅後來說：“我那時才認識到，我是一個打進共產黨政府內的民主派。”
這些人同他們視為絕對邪惡的東西是不能妥協的。如果他們不想出賣靈魂，他們就只好逃出美國記者當時所謂的“蔗幕”，以期有朝一日能收復祖國。古巴人自有他們的風格，有些人的逃亡也是很勇敢的。阿爾廷梅就是一例。他先給卡斯特羅寫了一封私函，宣布由於“從你的嘴裡聽到使古巴共產主義化的全盤計劃”，因此決定退出運動。他裝扮成神甫，隨身攜帶一本內藏手槍的彌撒書，走進美國大使館去。在那裡他被介紹給一個名叫“威廉斯”的人，此人負責把他藏入一艘往北開的洪都拉斯貨船的秘密房艙中。在坦帕碼頭，迎接阿爾廷梅的是一個高個子美國人，自稱是“威廉斯的朋友伯內特先生”。在邁阿密(這裡由於很快就麇集了許多難民，簡直像個古巴城市)，又有另一些威廉斯和伯內特的朋友出面，他們自我介紹為“吉米”、“桑尼”、“西比”、“唐”等等。阿爾廷梅後來發現這些人全都是美國中央情報局的特工人員。
當然，他們自己並沒有自認是中央情報局的特務。即便問他們，他們也並不承認。他們編造的說法是，他們受僱於一家決心解決古巴問題的美國大公司。他們的領導人尤其十分注意維持這種假象。他個子很高，衣著豪華，是惟一有名又有姓的特務：“弗蘭克·本德”。弗蘭克一再提醒阿爾廷梅：“記住，馬諾洛，我不是美國政府的人員。我與美國政府毫無關係。我只是為一家要同共產主義作鬥爭的巨大的公司工作的。”後來，這些美國人還試圖給人一種印象，他們的後台是一位古巴的百萬富豪。古巴人彼此擠擠眼，開玩笑說那位百萬富豪的名字叫“山姆大叔”。很久以後，其中一個人說：“那時我們也真夠蠢的，以為山姆大叔在支持我們。他希望秘密地干，那也無所謂，因為他是山姆大叔，而且他是強大的。”中央情報局的特務們嚴肅地對他們說，如果聯邦調查局發覺他們的所作所為，他們全都有坐牢的危險。特務們解釋說，這就是他們不能透露自己的真名實姓的原因。這也被說成是要用黑布蒙眼、傳口令、使暗號之類的鬼把戲的原因。美國人惟恐兩面特務打進來。古巴人都需要接受測謊器測驗，羅沙克測驗瑞士心理學家赫爾曼·羅沙克(1884～1922年)發明的通過所謂“墨跡測驗”方式進行的心理測驗。被測者須對一大堆無意義的墨跡提出他認為可能的解釋，從中分析他的心理活動。 ——譯者和一位帶很重的德國口音、態度和藹、戴眼鏡的精神病學者(他叫“馬克斯”)長時間的盤問。測驗合格的人就派出執行神秘任務——舉個典型的例子，要求他們當中某個人飛往紐約，在斯塔特勒·希爾頓飯店以“喬治·林戈”之名登記下榻，然後按照一連串別人打來的電話行事——直到美國人消除懷疑。
審查合格的人被分成兩組。年紀輕一些願意參加實際戰鬥的人，編成一個旅——後來一直被稱做LaBrigada(旅團)。年紀大一些的在邁阿密組成一個聯合政治陣線，以後準備接替卡斯特羅的政府。這“陣線”的實際作用，就是把什麼秘密都洩露出去了。不過，有關那些年輕戰士的情況則洩露不多，因為它自己知道的也有限。其實洩露了也沒有什麼了不得。如果有人告訴卡斯特羅這支要去攻打他的小小部隊的實際力量多小，他也不會相信。他估計這支部隊大約兩萬多人。可是遲至1960年11月，實際只有450人，而且從未超過1200人。為了有人被俘時，欺騙敵人，軍人編號是從2500開始的。有一名新兵在訓練中死亡，這個旅就以他的編號2506作為自己的番號。旅徽的圖案就是在一個十字架上壓著2506這個數字。他們的符號和戰旗也都用這種徽記。
後來，特務們的偽裝被揭穿，大家才知道行動計劃完全是按照華盛頓最高級命令行事的。負責日常監督工作的是中央情報局局長艾倫·杜勒斯，全面計劃來自一個叫做“特別小組”的機構——由白宮、國務院、參謀長聯席會議和中央情報局官員組成的高級指揮機構。艾森豪威爾總統不參加他們的會議，但是他知情，而且當卡斯特羅在1960年3月17日拒絕艾森豪威爾政府為達成一項諒解所作的最後努力時，總統批准訓練古巴流亡者以備用來反對卡斯特羅的意見。
“古巴旅”行動的許多細節，簡直好像出自當時日益暢銷的伊恩·弗萊明所寫，以詹姆斯·邦德為主人公的一本離奇的間諜小說。負責監督流亡者訓練的美國軍官都藉自美國陸軍和海軍陸戰隊，大都是一些老兵。他們往往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和朝鮮戰爭中得過勳章、勇猛有餘、智謀不足的人。訓練地點的選擇看起來幾乎是毫無計劃的。起初由一個古巴人出面用中央情報局通過弗蘭克·本德給他的錢租下了墨西哥灣中的名勝烏澤帕島；古巴人舒舒服服地住在烏澤帕鄉村俱樂部，其中一些高爾夫球愛好者因之提高了球藝。隨後，一架C-54型運輸機把他們運到了巴拿馬運河區古利克堡美國陸軍叢林戰訓練營。原本不讓他們知道他們究竟在哪裡，但是有一位中央情報局的教官丟下一張巴拿馬市的報紙，而且從訓練營地的一個小山頭上看去，運河也清晰可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