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外長幾乎發了歇斯底里，哭喊道：“這太可怕，太可怕了!”尼克松朝後窗望去。根據他後來的回憶，他看到帕特在和加西亞·盧廷夫人閒聊，“彷彿這不過和有一天下午在好萊塢快車道上遇到的車輛阻塞的情況差不多，”他馬上感到極大的安慰。帕特的司機也很鎮定，他把自己的車子緊頂著前面的一輛，使暴民無法從後窗接近副總統。尼克松看到，示威者對帕特的車子並不感興趣。不管怎樣，這是惟一令人寬慰的。暴力行為已持續12分鐘了，現在看來，只會有一種結果了。
他們在汽車裡聽到外面一個騎在別人肩上的頭目大聲發出一個命令。車子開始搖晃起來。凡是對暴徒有所了解的人——這裡的人，當然都了解——誰都知道這表明事情已發展到最可怕的地步了。暴徒在無法打進汽車時，他們就來回搖動它，要想把它推翻，點火燒掉，把車裡的人全都活活燒死。靠尼克鬆一邊的窗子打開了。坐在前座的捨伍德和另一個特工人員掏出了手槍。
在那一剎那間，也就是1958年5月13日中午12時45分左右，理查德·尼克松知道他已很少有逃命的機會，實際情況比他自己的估計還凶險。在相距四個街口的玻利瓦爾陵墓那邊，一批美國的偵察人員，其中有一名特工人員、使館的武官和副總統的行政助理，已先一步到達，以便了解獻花圈儀式的安排情況。這幾個人可都嚇壞了。廣場上大約聚集了六千到八千人，憤怒地在那裡轉來轉去。這里和在機場上一樣，擔負保衛工作的警察已無影無踪。守候在蘇克雷大街一切具有戰略價值的角落上的不是警官，而是憤怒的示威者。這些人毫不掩飾自己對美國人的敵視態度。穿著制服的使館武官遭人腳踢，吐唾沫和推搡。使館的一輛旅行車的窗子也給砸破了。這個先遣隊驚恐之下，立即通過事先安排設在加拉加斯警察總局的無線電設備，分別發出了三個密碼告警電。
尼克鬆一行的車隊在遇到第三個路障時就已經開始散了隊。後面汽車的司機只要能找到出路，都早已掉頭開到橫街上去溜之大吉，留下被包圍的美國副總統和他的警衛人員去聽天由命。當時情況已變得極其混亂，因而至今也弄不太清楚尼克松究竟是怎樣逃脫的。按他本人回憶，載運採訪記者的那輛卡車的司機“終於設法……把車插進從對面開來的車流中去，像給運球的球員作掩護一樣給我們打開了一條路。我們的司機把車子開到馬路的另一邊去，尼克松夫人的那輛車也就在後面跟上來。”然而《先驅論壇報》的梅佐當時是在那輛卡車上的，他記得，當暴力活動眼看要進入行凶殺人的高潮時，“過來了幾個委內瑞拉士兵。他們在堵塞的交通中間打開一個缺口。尼克松夫人的車子便緊跟在後面”。
這時，這幾輛轎車還是朝著英雄公墓廣場駛去。當到達接近廣場的最後一個街口時，副總統告訴司機把車拐進一條小巷，朝另外一個方向開去。外交部長大叫：“我們不能離開我們的警衛!”尼克松說：“如果我們要靠那樣的警衛來保護我們，那還不如沒有的好。”他們一脫離險境，進入另一條大街後，尼克松立刻叫司機停車，以便和帕特交談幾句，估量一下情況。領頭的一輛汽車已破爛不堪；窗子被打碎，擋泥板給砸毀，車裡的每個人都多少受了傷。不過，沒有誰受重傷。兩位夫人都沒有受到傷害，從這裡往前走，路上也沒有示威人群。於是，他們把車直接駛往美國大使館的住宅區，坐落在加拉加斯高級住宅區的一個陡峭、易守的小山頂上。在這裡，尼克鬆自從擔任公職12年以來頭一回睡了一次午覺，睡了極度疲勞後的一覺。其餘的人則忙著把那座小山武裝成一個堡壘。除使館原有的海軍陸戰隊一個分隊和特工人員外，又調來60名美國軍人，他們都是委內瑞拉軍隊中的美國教官。一切送到使館的電報、信件和包裹，都須經過保安人員的嚴格檢查。秘密做出了安排，讓尼克鬆比原計劃提前九小時，也就是在次日下午3時離開加拉加斯。在邁克蒂亞機場也安排了警衛人員，以防止副總統的座機可能受到襲擊。
這時，在華盛頓，已發出了命令要執行一項異乎尋常的援救任務。艾森豪威爾總統由於對尼克松當時的處境得不到什麼情報，只知會出現最不堪設想的情況，竟向委內瑞拉派出了六艘驅逐艦、一艘導彈巡洋艦以及一艘用直升機輸送海軍陸戰隊的航空母艦。在關塔那摩灣和波多黎各，一千名海軍陸戰隊士兵和傘兵已經整裝待發，空軍的戰鬥機和轟炸機也進入了待命狀態。所有這些尼克鬆自己一點也不知道。杜勒斯曾打電報給他告訴他這些情況，但這份電報像那天其他一些電報一樣，根本沒有到達目的地。在大使館裡一個幽靜的房間裡，尼克松夫婦單獨在一起用餐，大使忽然跑了進來。他剛剛從新聞報導中得知，局勢出現了令人驚異的新發展。五角大樓下午6時零5分在一項公報中宣布，“現正在調動部隊，以便在委內瑞拉政府請求援助時，能夠隨時進行合作。”
這樣做給委內瑞拉指使暴民的那些極端分子送去了一個意想不到的宣傳上的禮物。這幫人本來已受到普遍譴責，但是現在美國派出這支艦隊在整個拉丁美洲都引起對北美帝國主義產生極大的恐懼，在大家都起來抗議的時候，那些人幾乎被人遺忘了。尼克松和大使趕緊聯合發表一項聲明，說他們那裡所有的人都安然無恙，完全不需要外部的援助。第二天早晨，電訊交通恢復正常後，總統給副總統打了電話，副總統又一次請他放心。
當尼克鬆在華盛頓國家機場走下舷梯時，有一萬五千人向他歡呼。艾森豪威爾和全體閣員也都來了。尼克鬆發表了簡短的講話，說出門的最大樂趣在於回到了家，並談到他在南美旅行中見到的人大多數都是友好的。
利馬和加拉加斯的經歷對這位副總統既是一次考驗也是一次鍛煉，但那個事件對尼克鬆的名聲所產生的影響雖然很強烈，卻也非常短促。一個月後，1958年6月，蓋洛普民意測驗表明，他第一次比艾德萊·史蒂文森領先，而和肯尼迪卻勢均力敵。這是50年代他的最吃香的時期。到那年秋末，那便要成為人們記憶中的事了。共和黨遇到了麻煩，他作為他們的領頭的政治家也同樣如此。
很少有比捉到一個正人君子正在乾著他諄諄教導別人千萬不要幹的勾當更使社會上一般人開心的事了，而那樣的事情竟然像在理查德·尼克松從委內瑞拉回國後的那個月裡那樣突然發生，那就更為少見了。與這一丑聞有關的一件象徵性的東西是和利用職權營私舞弊的40年代中出現的任何象徵性東西一樣令人難忘。因為1958年不僅產生了呼拉圈舞、大型電視測驗節目、和亞歷克·吉尼斯在你家附近電影院裡教日本人如何在桂河上架橋，而且也是駱馬絨大衣流行的一年。在那年夏季以前，在1萬個美國人中或許有一個能夠告訴你，駱馬是一種能捷足飛跑的四蹄哺乳類小動物，生長在從厄瓜多爾到玻利維亞的安第斯山脈地區，人們大量捕捉它是為了弄到它那光澤的細軟絨毛，織成漂亮的衣料。可是到了那年7月4日，每個納稅人都已知道，男人穿上駱馬絨大衣，就和女人穿上貂皮大衣一樣——溫暖、美觀、時髦，而且是一種社會地位的象徵。納稅人所以會知道，如果不是由於其他原因，只是因為所有參加競選的民主黨人都在談論駱馬絨大衣的事。
奇怪的是，始終也沒有一個人說清楚一件駱馬絨大衣裡到底有多少駱馬絨，雖然這是政府要審問製造商伯納德·戈德法因的一個原因；他一直在那料子上標著“羊毛90%，駱馬毛10%”，而實際上里面還摻有尼龍。這一點，還有這個故事的其他方面後來都變得無聲無色了，因為出現了這樣的證詞：白宮曾出面為戈德法因解圍，而他則出於感激心情，設法將他的一件質量最高，價值500元的大衣掛在美國總統助理、前新罕布什爾州州長謝爾曼·亞當斯的衣櫃裡。戈德法因的其他感激表示還有送了亞當斯一條從梅西百貨公司買來的價值2400元的東方地毯，從1955年到1958年5月，當亞當斯一家人住在波士頓豪華的謝拉頓—普拉扎飯店時，曾先後21次為他們惠鈔付賬，總數達3096.56元。他還替亞當斯付了他在曼哈頓的沃爾多夫-阿斯托里亞飯店下榻時的賬單。當時，戈德法因把所有這些送人情的巨額花費在報稅時都作為業務開支扣除了。
根據國內收入署的規定，這些花費是可以扣除的，只要戈德法因的買賣確實從中得到某種“正常和必要的”利益或好處。情況正是這樣，而且他可以提出證據來。他們兩人的關係非常密切。根據法庭調閱的電話記錄，戈德法因在六個月內給亞當斯打了43次長途電話，大約每四天一次。此外，亞當斯還給這位紡織品製造商或為了他的事打過無數次電話。 1953年12月30日，這位總統辦公廳主任就曾打電話給聯邦貿易委員會主席愛德華·豪雷——他就是依靠亞當斯獲得這一職位的——詢問控告戈德法因虛標紡織品原料的這股風到底從哪兒來的。 1955年4月14日，當這位製造商又一次因這一問題受到審查時，亞當斯利用自己的職權在豪雷那裡給戈德法因安排了一次見面的機會。在見面的時候，戈德法因公然拿著他的這位朋友的名字招搖撞騙。 “請給我要謝爾曼·亞當斯的電話，”他對一個秘書命令說，聲音大得連隔壁辦公室裡都能清楚聽到。 “謝爾曼，我現在在聯邦貿易委員會，”他對著話筒說，“在這里大家都對我很好。”
第二年，亞當斯還曾請白宮特別顧問杰拉爾德·摩根向證券交易委員會的律師要該委員會對戈德法因的東波士頓公司調查情況的機密情報，這是違犯委員會的規定的。後來，《波士頓郵報》發行人約翰·福克斯成了他的特別緻命的見證人。他說戈德法因一直把他和總統助理的友情當成是他做不正當交易的護身符。福克斯的話有時也是不太令人相信的，比如他說：“他曾告訴我，只要他能把謝爾曼·亞當斯攥在他口袋裡，他就可以那樣做。”福克斯進一步作證說：“我問戈德法因先生出了什麼……麻煩，他對我說，他們控告他虛標商品成色。”後來“純粹出於好奇”，福克斯問他，亞當斯把聯邦貿易委員會那邊的事有沒有管起來，戈德法因“對我說，他管起來了”。
在6月的那個罕見的下午，當第一批揭露亞當斯和戈德法因關係的精彩材料被歸入眾議院立法監督特別小組委員會的檔案的時候，那位總統助理正在新罕布什爾州霍爾德內斯男子中學的畢業典禮上發表訓話，大談“《聖經》所說我們在最後審判日將被詢問的問題”。長期以來，亞當斯對於有罪的人在最後審判日將會有何種遭遇的問題一直很感興趣。民主黨人都認為他是一個嚴厲的道學先生，一直對貂皮大衣、電冰箱和杜魯門執政時期的利用職權營私舞弊表示深惡痛絕。在1952年1月的一次令人難忘的講話中，把當時的政府說成是：“奧吉亞斯的牛棚”據希臘神話，奧吉亞斯王有個大牛棚，養牛3000頭，30年從未打掃。 ——譯者，聲言艾森豪威爾一定會清除這種腐敗現象。他還說：“這一點只有這個人能做到。只要看看他周圍的那些人就可以使我們相信這一點。”
保守派的共和黨人也厭惡亞當斯。他們記得亞當斯曾指責塔夫脫在得克薩斯州竊取共和黨代表的選票。 “你不應該偷竊，”此語為《聖經》十誡中的一誡。 ——譯者他指著他們喊叫說。在他們看來，就是這個傢伙對空軍部長哈羅德·塔爾博特下了一個很不客氣的評語，僅僅由於塔爾博特為他自己的辦公設備公司拉過一次空軍公函信箋的生意。在揭露出來的戈德法因的事件中，一件最有諷刺意味的事是，白宮的秘書(其中有一位的辦公地點離艾森豪威爾的辦公桌只有75英尺)中，每一個人都接受過這個紡織品製造商的贈款，為數由35～150元不等。在此以前，僅憑這一點，艾森豪威爾的這位辦公廳主任就會將他們立即免職，因為他曾一直警告他們，注意不要接受任何不正當的托請。現在他要想申斥他們也不可能了。在白宮的西側樓，總統辦公室人員走起路來全都輕手輕腳，說起話來全都低聲細語，好像總統家裡有人患了重病一般。
這件事到底怎麼會發生的呢·亞當斯的一生，正如他年已82歲的老父所說，一直是“像銀元一樣可靠，像磚塊一樣方正”。他的妻子雷切爾開玩笑地稱他“鐵面無私”。在白宮，如果他私人寫信時用了公家的郵票一定如數付款，並堅持他為私事打的電話也應記賬。直到最近，他用的還是印有“新罕布什爾州州長謝爾曼·亞當斯”的信箋，只是用打字機加上了一個“前”字。他每天早晨總在7點半到達辦公室——在新罕布什爾時，也是這樣，他那風雨無阻按時上班的習慣在那裡是盡人皆知的——任何白宮的工作人員，如果在辦公室已開門後才來到，就會聽到他嚴厲叫喊說：“你今天上班晚了!”打電話時，他決不浪費寶貴的時間來一句“餵!”或“再見!”。對方一拿起話筒，他就立刻開始講話，話一講完就立即掛上，對方的話剛講了一半他也不管。亞當斯比任何人都更受總統的信任。凡送到艾森豪威爾桌邊去的每一張紙片、每一個來訪者、每一個要決定的問題，他都得事先親自檢查過，給艾克提出明確的參考意見，比如他會送上一份簡短的人名表，提出那些人可供選擇來擔任內閣的某一職務。 “凡我要做的事，”總統有一次在記者招待會上講，“在某種程度上他都得做。”亞當斯從未辜負總統的這一巨大信任，那麼他怎麼竟會跟伯納德·戈德法因這樣的人搞在一起脫不了身呢·
問題的答案主要在於，事實上存在著兩個伯納德·戈德法因。一個戈德法因是那個卑鄙、狡猾的操縱者，老是不斷和政府發生糾紛，但極善於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關係。眾議院委員會感興趣的正是這個戈德法因。而這個人亞當斯卻從未見過。亞當斯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便很熟識的那個戈德法因，卻是一個白手起家、謙遜有禮、極力討好別人的移民，是一位熱心用他的財富做好事的樸實無華的商人。用亞當斯的話來講，他是“一位正直誠實的公民，為人忠厚可靠”。要說他會墮落到進行不可告人的勾當，那簡直是荒謬。他也沒有必要干那種事，他已經很有錢了。戈德法因控制的事業就有設在緬因州、佛蒙特州、新罕布什爾州和馬薩諸塞州的六個紡織廠和兩個經營房地產的公司，東波士頓公司和波士頓港口發展公司。他每年向慈善團體捐款5萬元。他和他的妻子、四個孩子住在波士頓栗子山郊區一所時髦的住宅里。
當年新罕布什爾州參議員諾里斯·科頓向亞當斯介紹戈德法因時，曾說他是一個熱心公益的百萬富翁，不曾像其他一些紡織商為了追求廉價勞動力和低額稅率向南部遷移。亞當斯向人打聽過，也發現一般人都認為戈德法因是一個可靠的商人，在同行中名聲很好；他對待職工也不錯，給工人的工資較高，並從來沒和紡織工會鬧過糾紛。他還召開過一次勞工代表和經理人員代表參加的聯誼會，緬因、新罕布什爾、佛蒙特和馬薩諸塞幾個州的州長都出席了。除科頓外，緬因州參議員弗雷德里克·佩恩、眾議院議長約翰·麥科馬克、波士頓市長約翰·海因斯以及杜魯門政府中的約翰·斯蒂爾曼和莫里斯·托賓也都是戈德法因的朋友和給他說好話的人。
國會對戈德法因的拉攏關係的活動的調查表明，在上述這些友誼中，有一些也不是那麼光彩的。科頓住的房子是歸戈德法因所有的，佩恩所以能買下一所住房，是靠戈德法因無息借給他3500元購房預付款，而且這筆錢始終也未歸還。他和福克斯的關係，是在他打破常規，向《郵報》提供40萬元貸款，以換取該報在社論中支持馬薩諸塞州州長保羅·德弗競選連任時開始的。最近，戈德法因和福克斯的關係已趨於惡化，這也許就是福克斯在作證時揭發他的原因。
戈德法因和亞當斯自結交以來一直來往密切。雷切爾·亞當斯和夏洛特·戈德法因兩人也很要好。他們四人經常在一起度週末——亞當斯在他的回憶錄中說戈德法因是“一個很好玩的人”——當年輕的所羅門·戈德法因在達特默思學院幾乎要跟不上學習的時候，是“謝爾曼大叔”對他進行了嚴厲的教訓，才使他能夠走上正路。明白這些情況，送些禮物就比較可以理解了。他們經常彼此送禮，戈德法因家有雷切爾送的一幅油畫，戈德法因戴的一塊古爾特金表上就刻有“謝·亞·贈給伯·戈·1953.1.20.”字樣。亞當斯聽說戈德法因在報稅時扣除了他的旅館費用曾頗為吃驚。在他的印像中那些房間是戈德法因的一家公司長期租下的，亞當斯要是不去住，也就空在那裡。至於他為戈德法因幫過的一些忙，他說，他認為絲毫沒有不正當的地方。他沒有給他出過主意。他也不知道由於自己給朋友提供了情報就違犯了聯邦貿易委員會的規定。不管怎麼說，他為了給朋友方便最多也只做到這裡。任何一個被華盛頓官僚機構弄得暈頭轉向的商人，如果來求他，他也同樣會幫忙的。
白宮記者死盯著哈格蒂追問：“這是不是表明，政府在對待高級官員不得佔人便宜的問題上已改變了以前的態度嗎·”他迴避說：“我不明白你這話是什麼意思……這是一個私人朋友，要是你說的就是這個的話。”他們仍毫不留情地追問：“私人朋友就可以這樣做嗎·”他又一次採取迴避的態度：“我只以州長發表的那封信為依據。事實就是那樣。”
總統助理之所以不能理解別人對他和戈德法因的關係可能做出的解釋，在某種程度上是由於他不理解別人對他自己的看法。亞當斯知道亞當斯是誠實的，事情就是這樣。他認為他的那個朋友也一樣誠實，這也是不容懷疑的。那些和這位前州長關係密切的人都認為，他是被那個從立陶宛來的走霍雷肖·阿爾杰霍雷肖·阿爾杰(HoratioAlger，1832～1899年)，美國兒童故事作家，所著小說109種，內容無不以窮孩子發跡致富為題材。 —譯者的發跡道路的移民給捧糊塗了。亞當斯幼年在新英格蘭所接受的教養使他對自己的錢沒有揮霍的習慣，可是他卻抵制不住一個揮金如土的人對他的慷慨殷勤。就這樣，亞當斯不知不覺地滑進了泥坑。
在6月7日，他和戈德法因的關係已被揭發整整一個星期之後，亞當斯在小組委員會上作證時，還承認自己“不夠謹慎”。他說：“如果……我自己曾有過任何可以引起別人絲毫懷疑的行為，我只能說，這種錯誤是認識上的錯誤，而決不是用意上的錯誤。”現在的問題是，僅僅承認這一點是否夠了。他做出這種讓步，只是因為發現坐在白宮大門裡面，發表聲明攻擊那些指責他的人“捕風捉影、含沙射影”已無濟於事了。報紙編輯對政府官員的道德問題一貫是十分警覺的，他們提醒讀者，1956年5月4日，艾森豪威爾總統曾說：
如果有一個人到本政府的任何一個部門來……自稱因為是我家的成員、我的朋友，或因為與白宮有某種關係……因而便可以享有某種特權，他就要馬上給轟出去……我不相信我的工作人員中會有人犯下行為失檢的錯誤。但是，如果在本政府的任何部門發生任何此類事件，我一旦察覺，就得請他立即離開。
現在，在兩年零55天之後，艾森豪威爾在印第安條約廳當著257名新聞記者卻反复聲稱：“凡是了解謝爾曼·亞當斯的人從來也沒有對他的為人正直和誠實有過任何懷疑。也沒人相信他可以收買。”別人指責亞當斯不夠謹慎，這個詞兒他自己也用過了。艾克說：“現在，白宮屬下的人都必須極度謹慎……決不能再粗心大意。”但是，不能因為一次失足便失掉一個十分難得的總統助理，特別是在這樣的情況下：
我本人喜歡亞當斯州長，我欽佩他的才幹。因為他無論在對待私事和公事方面都很正直，我尊敬他，我需要他。
我承認他在這個問題上缺乏那種必要的小心謹慎態度……但我完全相信他是一個寶貴的公僕，一直是有效地、勤勤懇懇地、不知疲倦地在進行著一項艱鉅的工作。
艾克和哈格蒂一起研究過這個發言。哈格蒂認為很好，並相信這將可以解除亞當斯所受到的壓力。只是在事後，總統的這位新聞秘書才驚愕地看到聲明稿上有“我需要他”這極為失策的一句話。這樣一來，總統等於給批評他的人以口實，讓他們把他描繪成一個沒有一個得力助手便無能治理國家的老朽，而且對他自己所定白宮規章——任何工作人員如發現行為不檢便將立即撤職的規定——也允許有例外。
總統那番話實際等於為亞當斯對他的朋友和施惠者伯納德·戈德法因的信賴作了擔保。現在，主要得看亞當斯相處不夠謹慎的那個人的態度了。這就接著馬上看到了，結果徹底毀了亞當斯。後來在國會山舉行的幾次聽證會簡直變成了滑稽劇。會議開始時，戈德法因手裡拿著一份長達25頁的介紹情況的發言，大踏步走進了眾院小組委員會的會議廳。戈德法因在上午7點，也就是他預定出席作證的三小時前，便把發言稿全文向報界公佈，這已使眾院委員會極為惱怒。現在他身穿一套深藍衣服，繫著一條標有伯·戈字樣的藍綢領帶，泰然自若，揚揚得意地開始宣讀發言稿。接著，他摘下他的金表，把它遞給委員們傳看(“希望能還給我”)並解釋說：“我現在戴的這塊表，後面刻有'給伯·戈·'——那就是伯納德·戈德法因—'謝·亞·贈'——那就是謝爾曼·亞當斯州長——日期是'1953年1月20日'，這日子是我們大家都知道的，那就是艾森豪威爾總統舉行就職典禮的日期。”這時坐在觀眾席上的雷切爾·亞當斯不禁愣住了。她現在才知道這麼多年來，他們的這位朋友一直就是這樣向許多素不相識的人，其中包括一些聯邦政府的官員，作自我介紹的。
接下去的場面就更熱鬧了，前來給這個眾目所向的百萬富翁幫忙的人中，有一位崇拜他五體投地的秘書米爾德里德·佩珀曼；有羅傑·羅佈為首的一批律師，此人曾在法庭上對羅伯特·奧本海默進行過無情的反證詰問；有曼哈頓的一位報界聯絡員特克斯·麥克拉里；有設在華盛頓的希爾頓-卡爾頓飯店一個報界聯絡機構，其特色是魚子醬，免費供應的威士忌酒和“報界接待員”比亞·杜普雷伊。杜普雷伊是波士頓的一位美人，她的最突出的活動是要記者們別搞錯她的胸圍、腰圍、臀圍的尺寸(分別為35、22、35英寸)。另外，還有紐約的一個宣傳人員傑克·洛托，他自稱是“前國際新聞社首席記者”，而在他發布的新聞中，卻把他的委託人的姓名寫成了“伯納德·戈德芬因”。一天深夜，洛托抓住兩個偵探在隔壁屋子裡對他的辦公室進行竊聽。兩人中一個是一直為小組委員會工作的私人偵探巴倫·伊格內修斯·薩克萊特，他因此立即被解雇了。另一個是德魯·皮爾遜的採訪助手傑克·安德森，皮爾遜拒絕將安德森解僱。他說：“我需要他。”
在戈德法因發言稿的第一頁上，麥克拉里用印刷體書寫了一句話：“你一定成功!”實際上戈德法因搞得很糟糕。麥克拉里還把講稿上應該強調的地方劃了線。戈德法因在念到那些地方時過於強調，拼命大聲叫喊。麥克拉里還在講稿上每隔幾段寫上“此處可喝一玻璃杯的水”。很不幸，他事先忘了檢查一下委員會會議廳的情況。那裡根本沒有玻璃杯，只有紙杯子，結果，弄得他的委託人糊里糊塗，不時偷偷四處張望。但不論是麥克拉里，還是其他任何人，都不能對戈德法因所造成的無比惡劣的印象負責。他那樣子完全像一個下流、卑鄙、兩面三刀的騙子，因為實際上，他就是一個下流、卑鄙、兩面三刀的騙子。
他說話聲音粗啞，口氣蠻橫，介紹了在新英格蘭紡織業和房地產的弱肉強食的世界中，他是如何爬到現在的地位的。艾森豪威爾和亞當斯對這個世界是毫無所知的。在他們的腦子裡，所謂企業家就是喬治·漢弗萊那樣的人。戈德法因卻完全是另外一類。他揮舞著那隻手錶，說福克斯是毀人名譽的能手。但當委員會的律師質問他關於他違反聯邦企業管理機構規定的事時，他又拼命否認過去已講過的話。不，他沒有什麼記錄可查：“我是不管文書工作的。”這要問他的秘書；“畢竟，我又不是會計員。她是。”這時坐在離他不遠的忠誠的佩珀曼小姐立即開腔要想解釋一下為什麼沒有記錄，羅布卻大聲制止她：“不用你講，不用你講，不用你講!”戈德法因請求國會議員諒解，他解釋說，亞當斯不過給了他一些指點，怎樣去找“那些龐大的聯邦管理機構，一個小人物如沒有朋友的指導，一到那裡就會完全暈頭轉向。”
這時，小組委員會已抓住他講的一句謊話。在他開頭的講話中他曾明確地說：“我的紡織廠第一次在聯邦貿易委員會發生麻煩是在1953年……11月。在那以前，無論我還是我們公司裡的任何人都從來沒有因這類事和聯邦貿易委員會打過交道。”這話對於他的辯護，對於亞當斯的話是否可信都是十分重要的，因為這意思無非是說，只是在聯邦貿易委員會於1953年11月控告他虛標成色時，他才給弄得莫名其妙，因而需要謝爾曼·亞當斯給他解釋解釋到底是怎麼回事。而現在小組委員會的調查人員卻拿上證據來，說明戈德法因在1942年，以及在其後的每一年中，都已無數次受到聯邦貿易委員會的指責，說他的貨品標籤所標質量高於實際質量。在聽證會上，戈德法因有氣無力地回答說，那也不過是文書工作方面的問題，並說那都是些“小事”，因此不太可能會讓他知道。委員們沒有對他進行反駁。他們知道下面還另有文章。
在戈德法因和佩珀曼以未曾入檔為理由避而不談的問題中，還有一筆總數為776879.16元的款項沒有交代，這是一批銀行支票和本票，開出的日期最早是1941年，可是直到1958年5月8日都還沒有提取。搞黑市買賣的人都喜歡保存這種支票，因為除了其他方便外，這種票據沒有時間限制。另外，這種票據上只有銀行職員的名字，沒有付款人的名字。最後還有一點，害怕可能露餡，不敢拿它們去兌現的政府官員，完全可以用來作為藉款的抵押品。
戈德法因拒絕回答有關他的這些支票和本票的問題，說那與本案無關。委員會律師反駁說，說無關是根本不對的，因為有30張已兌現的這類票據是給國會立法部門工作人員的。這時會議記錄上就出現了跟約翰·麥科馬克和斯泰爾斯·布里奇斯接近的一些人的名字。戈德法因回答說：“這些支票都是我們在聖誕節時，分別送給一些在聖誕節時在各個辦公室裡不得不加班工作的一些人的。如果這種事是不應該做的，我倒希望有人明確告訴我。”
委員會明確告訴他，通過虛設公司或冒用名義一會兒合夥一會兒退夥是不應該的，貸款轉貸是不應該的，違反目的在於保護公眾利益的聯邦和州政府的條例規定是不應該的，送錢給大大小小的政客，以便使他們欠他人情是不應該的，給自己招來多得令人難以置信的訴訟案件(僅波士頓一地便有89起之多)是不應該的。至於竊取自己的公司裡的財產，欺騙其他股東，那就不僅是不應該的，而且是犯罪的行為，而這樣的事情卻多得很。
隨著審訊的進行，戈德法因越來越做戲給觀眾席上看，在回答問題時虛聲張勢，大喊大叫。他極力爭辯說，他的違法行為都是微不足道的，說他是死扣法律條文的犧牲品——比如有一回忘了給佛蒙特州務秘書送去年度報告，又一回沒有負起作為公司負責人的法律責任。和大多數賬目舞弊案一樣，要查清犯罪情況有時並不那麼容易，可是戈德法因所搞的那些騙局倒大都不難理解。他通過他的擔任公司司庫和董事要職的秘書，多次把屬於股東們的巨額款項裝進了自己的腰包。所使用的手法是千變萬化的。有時叫一筆借款，有時叫買賣佣金，有時叫償付一筆並不存在的開支(例如，當地一家房地產公司的案件中的25475元)。有時甚至什麼藉口也沒有，一大筆錢就那麼沒有了。無論是戈德法因，還是佩珀曼小姐，對40年代末期支出的一筆為數8.9萬元的款項，誰也無法做出交代。她若無其事地說，銀行“過去常把賬記錯，這可能就是他們弄錯了”。每一筆收支的來龍去脈都要記清很困難，因為她和她的老闆每天都要經手幾十萬元的流動資財。但有一點對戈德法因來說不很美妙：這些細節都無關緊要。不管怎麼說，很顯然他對政府欠了比他在報稅時所說的數字大得多的錢在1958年的這次審問之後，戈德法因以藐視國會罪被判處徒刑一年，罰款1000元。判決暫緩執行，以觀後效。 。
後來，亞當斯在談到他與戈德法因的關係時寫道：“我對他的買賣方面的詳細情況，很少、甚至根本不知道。在立法監督委員會進行審訊揭露出一些事實之前，我根本不知道他欠稅的事；他的東波士頓公司在賬務上發生問題的事，我也根本不知道。”當然，誰也沒說過他是知道的。問題確實是認識上的問題。但不可避免的結論仍是：艾森豪威爾的辦公廳主任受了騙，這有損於總統職位的榮譽。他必須辭職。這於公於私都是一個悲劇。亞當斯對白宮來說是一個十分難得的人才，令人不解的是，他怎麼竟會和一個騙子長時期維持那樣的社交關係。戈德法因在自己的不端行為被揭露後，那種滿不在乎的態度是驚人的。甚至在亞當斯給他同聯邦貿易委員會主任安排了一次見面以後，他仍然什麼也不管，一直到他的公司有三家都以因標籤不實的違法行為受到了“勒令停業”的處分。友誼在他看來只是一種單方面有利的交易。他用一條地毯、一件大衣和三千元的旅館費用，換來了亞當斯的名譽掃地。戈德法因的一個朋友曾說：“他滿嘴標榜結交的要人名字，嗜酒如命，他的缺點是話說得太多，標榜結交的要人名字太多，送錢送禮太多。”現在他所惹起的一系列事件，只能以亞當斯的名字從白宮的花名冊上除去告終。
亞當斯的名字並沒有馬上除掉。艾克的這位行政官員太寶貴了；他不經過一番鬥爭，是不會輕易放走他的。白宮的另一位工作人員解釋說：“亞當斯從1952年起就一直跟隨著總統，他比誰都更了解總統的思想情況。他和總統討論政策問題的時候比任何其他的人都多。總統已做出過一些什麼政策方面的決定，有哪些政策問題要暫時擱置下來等待適當的時候再處理，哪些問題他已加以否決等等，這位前州長全都心中有數。任何一個新人要想發揮像亞當斯一樣的作用根本不可能。而且，這個新人也永遠不可能獲得亞當斯所有的那些知識。”
在發生這一危機——這事實際已成為一個危機了——第二週之後，艾克和亞當斯都以為事情很快就會過去的。總統特意讓哈格蒂發表一個聲明說：“州長現已回白宮辦公。”那也就是說，亞當斯仍留在白宮了。
接著就出現了戈德法因的那出鬧劇。當眾議院8月13日表決，確認亞當斯的朋友犯有藐視國會罪的時候，這位州長也就完了。一大批社論作者和漫畫家，在一些過去在兩次總統競選中都支持過艾森豪威爾的人的帶頭下，對亞當斯發動了全面的進攻，隨著夏去秋來，戰火更越來越激烈了。這個威脅對亞當斯來說雖然是吵鬧得最兇的，然而，卻仍是次要的。問題的核心是政治性的。
民主黨的憤怒幾乎只照例來一套——“謝爾曼·亞當斯的說教，我實在聽厭了。”艾德萊·史蒂文森說。但來自共和黨的指責卻使艾森豪威爾和亞當斯深感意外。其實，他們是不應當感到意外的。這一年是選舉年。力爭獲得加利福尼亞州長職務的諾蘭要總統“仔細考慮考慮，亞當斯的作用是否已遭到嚴重損害，因而已變得有害無益了。”猶他州的阿瑟·沃特金斯則更為直言不諱了。他說：“用總統和亞當斯兩人確立的較高的道德標準來衡量，從現在已發生的問題中，我們似乎只能得出一個結論，那就是，亞當斯先生的作用，即使沒有被完全破壞，也已遭到嚴重損害了。”
1958年第一次民意測驗的結果，從9月8日緬因州的選舉中已可看出。在那裡，民主黨的口號是“緬因佩恩，敗局已定。”假如這是事實，那是很重要的；其結果將被認為是反映了選民對戈德法因的道德觀的態度。因為這位緬因州的參議員六年前從戈德法因那裡得到過3500元，對這一問題，他始終未曾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釋，而他的對手，44歲的埃德蒙·馬斯基州長卻在這個問題上大做文章。最後結果使白宮裡的人大吃一驚。共和黨已登記的選民竟有2萬人未參加選舉，這實在令人難以相信。馬斯基不僅成了緬因州第一個深得民心選舉出來的民主黨參議員，而且他所得到的領先票差比他原來預期的還要多出一倍。共和黨的候選人名單隨同佩恩徹底失敗。於是民主黨贏得了州長職位，緬因州三個國會議員中的兩個席位，還贏得了州議會中的12個席位。參議員馬格麗特·蔡茲·史密斯說：“我們遭到了徹底失敗。”哈格蒂說：“總統的看法和我一樣。我們是一敗塗地。”共和黨全國委員會主席米德·奧爾康則說，這結果應該“使我國每一個共和黨人都警覺起來，緊急動員準備投入11月4日必須全力以赴的鬥爭。”
這主要只是使他們更加堅決地要求艾森豪威爾撤銷亞當斯的職務。華盛頓的記者團預言，“緬因一完，亞當斯也就完了”。奧爾康的電話整天響個不停。戈德華特說，他恐怕“危害已經造成，無法補救了”。在民意測驗中遲遲沒有表態的諾蘭說，艾克的那位助理應“立即”辭職。正競選參議員的紐約州國會議員肯尼思·基廷更補充說，“國家的利益”要求他辭職。
亞當斯已成為眾矢之的，這一點他自己也知道。越來越大的壓力使他無法忍受，他只得請幾天假，和雷切爾以及傑里和艾麗斯·珀森斯夫婦一道，到加拿大東南部去釣魚。當不幸的消息向他傳來時，他們正在景色秀麗的米拉米奇山谷中。
原來尼克松去見了艾克，從幾乎所有參加國會競選的共和黨人那裡給他帶去了一個令人痛苦的信息，那就是，他們感到亞當斯彷彿是下到海裡去的一個鐵錨，正在把他們全部拖下海去。總統也答應重新考慮這個問題。接著，奧爾康報告說，該黨的主要捐款者都表示，在“亞當斯拆的爛污”得到徹底擦清之前，他們將不再捐款了。這時共和黨全國委員會正要在芝加哥開會。艾森豪威爾要奧爾康再去摸一摸黨內的意見。當這位主席神情沮喪地回來時——賓夕法尼亞州的理查德·辛普森揚言，如果亞當斯再留一個星期，他就將帶頭去造反——總統屈服了。他說這事是他擔任總統期間做出的一個“最痛苦、最困難、最傷心的決定”，而且他也不願自己下令解除他的職務。他對奧爾康說：“這事只得由你去辦了。這是你的工作，是我讓你做的最不討好的一件工作。”
與此同時，亞當斯發現，就是在那人煙稀少的米拉米奇鄉間也不夠偏僻，無法藏身，加拿大的記者們也老問他什麼時候辭職。看來人們現在要問他的就只有這個問題了。據亞當斯回憶，這時格里·摩根從白宮給他打電話，說：“他認為，我應回到華盛頓來，因為尼克松、米德·奧爾康……想跟我談談。”他明白他們的意思：“所以，我就回去了。”第二天上午8時，亞當斯來到自己的辦公桌邊，等候著打發他走的蒙眼罩和最後一支香煙此處以槍斃犯人時的情況作比喻。 ——譯者。
尼克松告訴亞當斯，共和黨的大部分候選人和政治領袖為了自保一定會聲明與他脫離關係，這會使他無法待下去。奧爾康講了約一小時，主要講共和黨捐款枯竭和全國委員會內部已有人準備造反的情況。亞當斯面無表情地坐在他的大皮椅上，揚著頭，眼睛盯著天花板，嘴裡銜著眼鏡的一支腿架。最後，他無力地點點頭，同意離開白宮。
尼克鬆在他的《六次危機》中，追述了1958年的選舉如何“在公眾的心目中實際消除了我在加拉加斯獲得的成就，卻建立起了一個和我的名字有關的失敗的形象”。朋友們勸他避開那次競選運動，因為共和黨是注定要失敗的。杜威還說：“你為共和黨候選人做的工作實在不少了。”但艾森豪威爾對他說：“我敢拿我一年的薪金打賭，我們不論在眾議院還是在參議院都不可能得到勝利。”尼克松寫道，總統出於“個人和政治上的考慮”，不願捲入可能使他以後無法同國會在工作上通力合作的政治鬥爭中去。因此，“如果必須有一個人來為這次全國性的政治運動承擔主要責任，我是責無旁貸的。”
我決不能袖手旁觀，聽任我共和黨的同志遭到慘敗。為了盡一切可能避免那樣一場災禍，我只能不惜拿我的政治威望來冒險，雖然我非常清楚，像1954年一樣，我們有可能失敗，而且我將因為這失敗成為主要的攻擊目標——我最後總共在25個州進行了全程約2.5萬余英裡的競選活動。
這裡對共和黨競選運動的性質和總統在最後兩週參加競選時所表現的熱忱都略而未談。尼克鬆的進攻策略過於狹窄，極其富有黨派之爭的性質。他警告說，民主黨是“社會主義”和“左翼極端主義分子”的避風港。他指責民主黨人“採取退卻和姑息的政策”，嘲笑“引起戰爭”的“艾奇遜外交政策”，而為共和黨政府的“軍事實力和堅定外交”感到歡欣鼓舞。總統一開始十分驚愕，他對白宮的記者說，他對“這類事情”感到遺憾。但因這話激起了保守派的抗議，他又忽然徹底改變立場，轉而公開讚揚他的好鬥的副總統：“任何人也不能幹得比你更出色了。”到10月底，艾克的心情已和尼克松完全合拍。他公開保證，“只要我還是總統，就決然不容許對共產黨的侵略行徑姑息”，宣稱“所謂的導彈差距現正迅速縮小”，並把民主黨人稱做“政治激進派”和“自命由由派”，“一心只想著……濫花錢——你們的錢。”
在11月4日那天，共和黨人的頭頂上天塌了下來。他們在參議院失掉12個席位，眾議院失掉48個席位，競選州長的21人中13人都失敗了。諾蘭落選了，俄亥俄州的約翰·布里克也出人意外地失敗了，甚至一向堅定不移地支持共和黨的佛蒙特州也給失掉了。這就使得106年以來，第一次由一個民主黨人作為該州代表參加國會。尼克鬆在總結全國選舉結果時說：“這是一個已經控制了白宮的黨所遭到的歷史上最慘重的失敗。”
有三個人的競選引起了全國的注意。在馬薩諸塞州，約翰·肯尼迪的領先票差竟達874608票——比該州任何職位競選時出現的任何差額都大，也比1958年任何一個參議員獲得的領先票差都大。巴里·戈德華特在亞利桑那州和民主黨浪潮抗衡卻以決定性優勢重新當選。甚至更使人有印象的是，洛克菲勒也以壓倒多數獲勝，領先票數高達50萬。一家電視公司的評論員說：“這次選舉中的最大得勝者是納爾遜·洛克菲勒，最大的失敗者是理查德·尼克松。”11月9日，紐約的當選州長洛克菲勒乘飛機南去，到他的委內瑞拉的莊園上去休息。在邁克蒂亞機場，六個月前尼克松夫婦受到加拉加斯唾沫洗禮的那個地方，記者問他對尼克鬆有什麼想法。他回答說：“Not engonadaqueverconNixon”——“我跟尼克松毫無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