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邁克·托德的《環遊世界八十天》已經接連演了三年，成了自電視問世以來在電影院票房引起最大轟動的一部影片。它所以如此叫座，部分原因是：在50年代後期，如儒爾·凡爾納風行一時的18世紀70年代初期一樣，運輸變成了重大的新聞。地球明顯地日益縮小，這也不僅是因為出現了人造衛星的緣故。 1958年10月4日，英國海外航空公司在飛越大西洋的航線上開始採用噴氣式客機。兩個月後，12月10日，美國噴氣式客機也開始在全國航空公司從紐約到邁阿密的航線上出現。聖勞倫斯河的內河深水航道於1959年4月25日開始通航。在瑪咪·艾森豪威爾為第一艘原子動力商船“薩凡納”號舉行命名典禮過後，美國海軍的最後一艘戰列艦“威斯康星”號便被封存起來。核潛艇完全超過了凡爾納的下潛兩萬海裡的最大膽的幻想，它能夠在水下繞地球一周，在北冰洋的冰層下面越過北極區。 1959年6月，價值1.1億元的世界上最大的潛艇“喬治·華盛頓”號悄悄地倒駛進康涅狄格州格羅頓的泰晤士河，艇上裝有16枚固體燃料北極星導彈，這是俄國無法以洲際彈道導彈進行偷襲而一舉摧毀美國全部核基地的保證。
美國電話電報公司已使用的電話機達到1億部，佔世界總數的一半。 1951年11月10日在新澤西州恩格爾伍德開始使用的長途直接撥號設備(長直撥)已逐漸用於海外通話。海底電話、無線電話和越地平無線電，還有隨後出現的通信衛星(貝爾系統的第一個實驗性通訊衛星)，把美國同海外190個國家和地區全都連結起來了。馬克·克羅斯鱷皮手提包製造廠宣布，要向祖魯蘭提供一筆財政援助，以繁殖各種鱷魚，由此可以看出現代美國商業的全球性質。同時，通商航路的縮短使美國汽車商受到來自國外的新競爭。在美國市場上，外國車的銷售量佔10%。銷售量較大的外國車有德國的大眾汽車(1958年售出102035輛)、法國的雷諾汽車(售出47567輛)、意大利的菲亞特汽車(售出2.3萬輛)和英國的希爾曼汽車(售出18663輛)。另外，日本、瑞典和荷蘭的小型汽車眼看也要擠進美國市場。底特律採取現實態度，終於準備製造美國自己的小型汽車。為了有別於外國造的車，這種汽車取名“輕便車”。
有人問美國人登上月球後可能會在那裡發現什麼，愛德華·特勒嚴峻地回答說：“俄國人。”1959年1月初，蘇聯人發射了月球衛星1號，這顆重3245磅的了不起的衛星到達了距月球只有5000英里的空間。他們在空間探索方面本來已搶先一步，如今更遙遙領先，儘管美國已開始邁開步伐，企圖迎頭趕上。卡納維拉爾角的工作人員終於用陸軍的丘比特-C型火箭，把一顆很小的美國衛星送上了軌道。 1958年的國防教育法規定，聯邦須對改進科學、數學和外語教學給予補助。 1958年國會還成立了國家航空和宇宙航行局。為了考驗人體在空間的耐力，空軍上尉喬·基廷格完成了歷史上距地面最高的一次跳傘，他從7.64萬英尺的高空跳出機艙，自由降落12英里後，才用傘上的氣壓裝置把傘張開，最後安然落在新墨西哥州的沙漠上。 1959年4月10日，各報在頭版上向全國介紹了一批新型的名流——水星計劃的宇宙航行員。這些人都是老練的試飛駕駛員，年齡在32～37歲之間。他們是艾倫·謝潑德、沃爾特·希拉、弗吉爾·格里索姆、小約翰·格倫、斯科特·卡彭特、戈登·庫珀和唐納德·斯萊頓。他們全是白人，都有孩子，都是美國小城市出生的，也都是新教徒。這七個人當中有六個人留著小平頭。
美國兩側的海洋在30年代曾使孤立主義者感到可以高枕無憂，如今看來已變成為可以涉水而過的小溪了。 1958年8月，對放射性塵埃的危險性進行爭論的科學家都一致認為，不管世界什麼地方進行核爆炸，所有美國人的骨骼都會受到某種程度的損害。 1959年7月10日，由於在西貢以北20英里的邊和有兩個美國軍事顧問被殺、一個受傷，遙遠的印度支那便立即變得不那麼遙遠了。這三個軍官在一間餐廳裡觀看用一部家庭放映機放映的珍妮·克雷恩的影片《破爛衣衫》，恐怖分子包圍了那所房子，趁一個中士開燈換片子的時候開了火。
現在第一屆艾森豪威爾政府已成為過去的事，有些顯赫一時的人物也隨之銷聲匿跡。約·麥卡錫因飲酒過度於1957年5月2日死去。 (喬治·索科爾斯基寫道：“他洩了氣，認為自己被人出賣了。他特別感到自己被原來一直十分信賴的副總統尼克松出賣了。”)他的遺孀琴·克爾·麥卡錫仍住在華盛頓，四年後，她同民用航空委員會一個委員結了婚。弗蘭克·勞埃德·賴特活到89歲，死去時留下一個勢將引起紛紛議論的定時炸彈，這就是他最後的一件主要設計——紐約市造價達300萬元的所羅門·古根海姆博物館。遊藝界去世的有埃羅爾·弗林、馬里奧·蘭扎、馬克斯韋爾·安德森和盧·科斯特洛。約翰·劉易斯辭去了礦工聯合會主席的職務。貨運司機工會的戴夫·貝克進了監獄，留下了他的繼任者詹姆斯·霍法接著去和參議院調查委員會委員約翰·肯尼迪以及該委員會首席顧問羅伯特·肯尼迪進行難分難解的鬥爭。 35歲的瑪麗亞·卡萊斯拋棄意大利的百萬富翁季奧瓦尼·梅內吉尼，嫁給了船舶大王亞里斯多德·蘇格拉底·奧納西斯。好事者認為，年已53歲的奧納西斯對卡萊斯來說，怕未免太老了。
有人越來越喜歡拿20年代同目前這十年相比。 50年代雖然也很荒唐，但直到1958年我們還沒看到可以和尤克里裡琴或爬到旗桿頂上待著不下來相比的東西，而這一不足之處，1958年卻由加利福尼亞州聖加夫列爾的兩個年輕玩具製造商極為出色地加以彌補了。理查德·內爾和阿瑟·梅林是一家名叫惠姆—奧製造公司的合夥老闆，在二次大戰後，以不到一千元的資金開始製造彈弓。他們第一次賺大錢是在1957年製造弗里茲比。弗里茲比是一種輕巧的塑料盤，一個人扔給另一個人時，它會在空中慢慢飄滑過去。 1958年3月，在紐約的一次玩具博覽會上，有個熟人告訴他們，有一種大木圈很快在澳大利亞到處流行，孩子把它套在屁股上轉著玩。回到公司後，內爾和梅林便開始製造木圈。但做了二十來個，就停下了。他們不喜歡木頭的，想用塑料來試一試。到5月，他們做出了符合他們要求的東西，他們用花花綠綠的聚乙烯管做成三英尺大的圈，每隻售價九角三分，可得毛利16%。惠姆-奧公司的這種新玩具定名為呼拉圈。
要取得這種玩具的專利權是不可能的，到勞工節時，便已有十多家公司依樣仿製，另立商標出售。即使如此，惠姆—奧公司到9月初仍售出兩百萬個呼拉圈，獲得純利三十多萬美元。接著，成年人也開始用呼拉圈來鍛煉身體。生產數量激增，惠姆-奧公司的會計忙得不可開交。工人開始實行三班制。這年秋天，若把國內外的仿製品通通計算在內，呼拉圈的總銷售量估計有幾千萬個。使用的人多得使歐洲的醫學刊物紛紛發出警告，謹防因過度激烈而損傷身體。實際受傷的例子非常多。在荷蘭的萊登，有個荷蘭婦女被送往外科手術室去割除闌尾，但經醫生檢查，發現她的病實際上是腹肌受到損傷，而這完全是因為套上呼拉圈旋轉過猛引起的。在英國，呼拉圈的銷售量達到25萬個，英國醫學會發出警告說：“凡是已發現有心髒病的人都不能玩呼拉圈，凡是缺乏訓練的人都不能一開始就玩得太猛。”在日本，醫院急診室裡擠滿了因玩呼拉圈而引起腰間盤脫出和脊椎骨錯位的病人。有一次，一個孩子在東京街上因追趕一個滾跑的呼拉圈被車軋死，從此就嚴禁在街上玩呼拉圈。儘管如此，東京呼拉圈的銷售量還是超過了三百萬個。而且還有許多日本人排長隊等候購買呼拉圈，隊伍在銀座一帶長達幾個街口。岸信介首相62歲壽辰的時候，竟收到一個呼拉圈禮物。
約旦的紮伊奈太后旅歐返國時，行李中也裝著一個呼拉圈，按說這已足以證明呼拉圈並非不正當的玩意兒。可是，有些玩具製造商仍不免心情緊張。成年人所以願意觀看別人玩呼拉圈，是因為有些人屁股的扭動頗富誘惑性。那年秋天，每當舉行橄欖球賽時，常出現一種意想不到的樂事：那就是觀看迷人的樂隊女隊長發狂般地扭動著自己的腰部，引得成千上萬的觀眾歡叫不已。在法國，有個名叫雅克·德·聖-法爾的呼拉圈製造商，深恐會引起教會的注意和反對。他不願丟失過去的好名聲，因為在呼拉圈出現以前，他一直靠為醫院和實驗室製造塑料管為生。現在為了自衛，他設法讓法國名流都戴上呼拉圈拍照。在芬蘭，解決這個問題的辦法是在舞台上舉辦呼拉圈持久比賽，參加者要長時間同時轉動環繞在頸部、臀部和膝部的三個呼拉圈。
不管看的人會有什麼樣下流的想法，這種美國新玩意兒在其他國家照樣十分風行。在德國，使呼拉圈獲得推廣的是職業拳擊家馬克斯·施梅林和他的妻子安妮·昂德拉。沒有孩子的德國人要買玩具總有點說不過去，為了避免讓人看見，他們請商店把貨包好，在夜間送到家裡去。一支比利時探險隊出發去南極時，在他們的行裝裡也有20個呼拉圈，這筆錢是作為文娛費用開支的。在某些國家，呼拉圈供不應求的現像很嚴重。在約翰內斯堡，一個呼拉圈賣六角五分，記者報導說，這只有白人顧客才買得起；當地土人未免十分眼熱，後來慈善機構只好免費供應。阿姆斯特丹的《自由人民報》指出，荷蘭需用塑料管的其他工業已陷於停頓；而在華沙，一家為青年辦的周報竟談到：“如果輕工業部和手工業局還不開始生產呼拉圈，我們在這方面的進展，特別從國際範圍來看，就將大大落後了。”這兩個部門仍然拖拖拉拉，於是呼拉圈就通過東德走私進來。
呼拉圈熱來得快，去得也快。到1959年夏，許多城市的垃圾場上都堆滿了丟棄的呼拉圈。但不管怎樣，從這種狂熱完全可以看出，美國群眾文化生活中即使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對世界其他地方都會有多麼巨大的影響。
在歐洲，英法外交部都把蘇伊士災難歸罪於杜勒斯；在華盛頓，艾森豪威爾政府裡也有人讚同這種意見。不過，面臨著蘇伊士事件後的中東局勢，關於華盛頓下一步該怎麼辦的問題，大家的意見並無分歧。依據冷戰信條，世界上每一塊值得爭奪的地方，都必須要么歸共產主義所有，要么歸自由世界所有。謝爾曼·亞當斯1961年寫道：
英法兩國企圖以武力解決蘇伊士運河爭端遭受失敗，這使兩國在中東的威信和政治勢力暫時大受挫折……據總統說，除非美國決意去填補真空，並且向全世界明白宣布此一意圖，否則蘇聯人必將插足中東，從而使我們陷於難以忍受的境地。
總統對國會領袖說：“我就根本不相信，我們可以讓中東處於真空狀態。”他在國會兩院聯席會議上要求授權在那裡使用美國軍隊，“以確保和維護為防禦國際共產主義所控制的任何國家的公開武裝侵略而要求獲得這種援助的國家……的領土完整、政治完整和政治獨立。”這就是艾森豪威爾主義。和羅斯福於1940～1941年進行的不宣而戰的戰爭一樣，和杜魯門總統不得國會同意而做出的出兵朝鮮的決定以及1955年的台灣決議一樣，這個主義是朝著授權總統可以在任何地方使用美國軍隊的道路上又邁開了一大步。
亞當斯指出了艾森豪威爾主義中的一個缺點。他寫道：“美國要想遏止共產主義在國外擴張的任何企圖都會遇到一個困難，那就是如何設法證明以民族主義的鬥爭形式出現的內部動亂確實是由莫斯科指揮的。”支持艾森豪威爾主義的決議在眾議院順利通過，但在參議院卻遇上了麻煩。像在為台灣決議進行辯論時一樣，持反對態度的參議員內部意見很不一致。有些人認為，白宮是要國會分擔原應由行政部門做出決定的責任；另一部分人則認為，艾森豪威爾是想獲得發動戰爭的權力。佐治亞州的理查德·拉塞爾和阿肯色州的富布賴特兩人特別感到擔心。拉塞爾對杜勒斯說：“這是想要我們買豬不過目，不顧後果地承擔義務。”杜勒斯卻回答說，這是個是否忠誠的問題。他還對拉塞爾說：“如果我們對什麼事都卡得太死，如果國會不願意信任總統……我們就無法打贏這一仗。”
但是，這一仗在哪裡打呢·英法兩國已經放下武器，中東僅有的危險之處就只剩下阿拉伯人和以色列在加沙地帶和亞喀巴灣問題上的爭端了。經過兩個月的辯論，參院以72票對19票通過了那一決議。後來亞當斯寫道：“下一年，在約旦、敘利亞、黎巴嫩，發生了一連串爆炸性事件，全都直接或間接地涉及應用艾森豪威爾主義的問題。”事實上，這個主義對於這些事件都是不適用的。約旦事件是典型中東式的：反以色列的阿拉伯人大鬧安曼，迫使年輕國王侯賽因的首相辭職。侯賽因於是求助於艾森豪威爾，聲稱危機的發生“要由國際共產主義及其追隨者負責”。杜勒斯同意這種說法，總統便派出第六艦隊在東地中海來一次發炮示威。侯賽因在大砲的庇護下選出一個忠於他的政府。鬧事的人散去，新首相沒有倒台。誰也看不出，如果沒有那示威的軍艦，結果會有什麼兩樣。
接著，便發生了敘利亞事件，這事件頗帶有滑稽歌劇的味道。杜勒斯急於想在大馬士革顯示一下力量，可是敘利亞人根本不吃那一套。敘利亞政府傾向蘇聯，反對派的成員是一些反美軍官，他們又都希望互不相擾。沙特阿拉伯的國王沙特明確告訴艾森豪威爾，這裡的長期不和跟意識形態毫無關係，沒有一個真正的阿拉伯人會成為共產黨。總統回答說，這話他過去也聽人說過，戴高樂就曾說過“沒有一個真正的法國人會成為共產黨”。 “很顯然，騷動是共產黨煽動起來的，”亞當斯寫道，“不過和約旦的情形不同，敘利亞政府對西方國家的任何援助都不感興趣，因而在這裡艾森豪威爾不可能有多大作為。這是艾森豪威爾主義存在著弱點的一個例證。”
1958年7月14日清晨，華盛頓一覺醒來，得知中東的周期性痙攣症又發作了。頭一天夜裡，伊拉克親納賽爾的阿拉伯民族主義者佔領了巴格達電台、郵局、電報局和底格里斯河上的橋樑。他們打進王宮，殺死了國王和王儲。努里·賽義德首相化裝成女人偷偷逃跑，但也被捉住殺掉。這樣一來，杜勒斯的巴格達條約剛簽訂不過半年，它的中心支柱便徹底垮台了杜勒斯援引艾森豪威爾主義，曾向條約成員國保證：美國將用一支“巨大的機動兵力”保護它們免遭顛覆。巴格達政變發生後，這個同盟少了一個伊拉克，另行組成中央條約組織，總部設在土耳其的安卡拉。 ——譯者。這情況也使黎巴嫩總統卡米爾·夏蒙大為驚恐。不久前，夏蒙還曾控告阿拉伯共產黨人大量滲入了他的政府。聯合國秘書長哈馬舍爾德為此曾親自領導一個觀察小組作過調查，小組沒有發現任何足以證明夏蒙疑慮的證據。如今，他深信自己是納賽爾要搞掉的第二個對象，於是正式要求美國派兵到貝魯特。艾森豪威爾同意了。
這是30年代孤立主義的大倒個，走向干涉主義的極端。不管怎樣想入非非，都不能說美國的安全受到了威脅。在第六艦隊的70艘軍艦和420架戰鬥機的掩護下，9000名美國海軍陸戰隊士兵在黎巴嫩登陸，這是和平時期美國武裝力量最大的一次集結。接著，總統發表聲明，解釋說：“這些軍隊的任務是保護美國人的生命，因為在黎巴嫩共有約2500個美國人。”可是，實際並沒有任何跡像說明美國人(甚至黎巴嫩人也一樣)是處在危險之中。而且，總統這樣提出問題，事實上等於承認這與艾森豪威爾主義是不相干的。杜勒斯力圖使國會領袖們相信這與艾森豪威爾主義有關。這位國務卿告誡說，如果美國不按照夏蒙的請求採取行動，“我們的威信就會喪盡，也沒有誰再會相信我們的話了——永遠沒有。只有我們先到達那裡，共產黨的干涉才可能避免。”他又說，如果不採取行動，自由世界不僅會失去中東地區和自由世界在那裡的近3/4的石油資源，而且還會失掉非洲和非共產黨統治的亞洲，這一段話後來被冷戰專家們一再引用，以證明在任何一次國際危機中，使用武力都是完全正當的，包括越南問題在內。艾森豪威爾在1954年，曾加以抵制。這一次，進行抵制的卻是國會的領袖們了。他們毫不含糊地表明，他們對於在黎巴嫩的行動不願分擔任何責任。
艾森豪威爾主義事實上到此已壽終正寢。四個月後，夏蒙倒台，換上了中立主義的總統和總理，在他們的要求下，美國海軍陸戰隊隨即撤走。這個事件，亞當斯最後論斷說：“對艾森豪威爾說來是使他灰心和不快的。”這件事所包含的深刻意義在當時是看不太清楚的。總統曾警告參眾兩院說，他有可能事先不經國會討論就在中東冒開戰的風險。他說：“在那種情況下，如果一定要對行動方針進行公開辯論，那採取這種行動本身便會喪失意義。”——這是進一步批准擴大總統開戰權力的先例。
在地球的另一邊進行砲艦外交對美國來說還是新鮮事兒。這使人聯想到彷彿帝國又出現了，而這正是如《歐洲市場上的美國》的作者賴納·黑爾曼和《美國的挑戰》的作者塞爾旺·施賴貝爾一類的歐洲人自信已看到在他們西邊的地平線上正慢慢出現的東西。大戰前，在歐洲人的心目中，美國是一個富裕的、喜歡自吹的國家，每一個美國人都看上去像賈萊·古柏和琴逑·羅傑斯，他們的孩子也都像米基·魯尼和安·拉瑟福德這些都是當時美國著名的電影明星。 ——譯者。那個美國是理想主義的、天真純潔的，是全世界無限嚮往和人們私心竊慕的地方。除了在遇到自然災害時，美國人總是以大施主的面貌出現外，他們在世界事務中幾乎就不起什麼作用。
如今，美國人遍布全世界。第四點計劃、非洲經濟委員會和各種技術援助計劃派出的人員已遍及亞洲和非洲各地。國會已經批准對不發達國家的發展貸款基金、富布賴特獎學金計劃以及同不在富布賴特計劃之內的42個國家交換留學生的史密斯·蒙特計劃。到國外旅行的美國人每年增長12%；50年代後期，到遙遠的國土去旅遊的美國人在200萬以上，他們一年花掉20億以上的美元。
這些錢並不一定都花得很明智、很漂亮。如果說有一個歐洲人和丘吉爾一樣說，“我喜歡這些美國人，他們都是那麼慷慨大方”，就有不止一個歐洲人會和讓·保羅·薩特一樣表示輕蔑地說：“那些美國人從來不懂得什麼叫存在主義。”歐洲大陸和亞洲比較古老的文化的維護者對美國化的蔓延都深感是一種威脅。他們對美國青少年文化，特別是音樂，對全世界青年產生的誘惑感到驚惶不安。爵士音樂幾乎在世界各地都可以聽到。年輕的泰國國王那時正在為百老彙的一出歌舞劇《拉洋片》寫歌詞；柬埔寨國王則在自學吹奏火辣辣的薩克斯管。再就是美國的無酒精飲料。在曼谷，泰國總理是可口可樂的代銷商，警察局長是百事可樂的代銷商；艾德萊·史蒂文森稱他們之間的競爭是“冰冷的冷戰”。不論在泰國或其他國家，可口可樂總居於領先地位。它所到之處真已是永無落日。在國外，可口可樂每天的消費量達500億瓶，足夠使一艘輕巡洋艦漂浮起來。
塞爾旺·施賴貝爾寫道：“我們現在面臨的不是那種由征服欲所驅使的老牌帝國主義，而是由於美國和世界其餘地區之間的'壓力'不均而產生的一股剩餘力量。”美國工業在海外工廠的投資已達575億元，年產總值約為1000億元。塞爾旺·施賴貝爾提醒人們注意：“美國公司正在一個接一個地建立總部，以便協調它們在整個西歐的活動。”
隨著美國大公司日益強大，歐、亞、非各洲的人便越對美國國內生活的實際情況感到好奇。他們聽到的東西並不都是十分準確和可靠的。讚賞蘇聯和新中國的人對美國的種族歧視痛加指責，把蒙哥馬利市對公共汽車的抵制行動和小石城事件說成是種族暴亂。關於美國社會的報導，大多強調美國生活水平高，但這卻變成了憤憤不平的根源。美國的生活水平和世界其他地方，特別是新興國家的生活水平之間的差距還在不斷擴大。 1950年，巴基斯坦總理利阿科特·阿里·汗訪問美國時曾說：“我一想到這個情況，我就突然覺得美利堅合眾國是一個孤島——一個難以想像的繁榮的孤島。而在這個孤島的周圍，我看到的卻是充滿著苦難、貧困、骯髒的可怕海洋，億萬的人在那裡掙扎著，想免遭沒頂之災。想到這裡，我像為一個老朋友擔心那樣，頗為這個偉大的國家擔心。”
在全世界發生的40次大騷亂中，美國使館、美國新聞處的圖書館和文化中心都是攻擊的目標。自發地襲擊美國國旗的事已司空見慣，在大多數情況下，其原因只不過是示威者由於這種或那種原因而在心頭長期積壓著的反美情緒最後突然爆發出來了。單是在印度尼西亞，這類騷動就發生過五起。這種事情的發生決不只限於其領導人對美國不滿的國家。在中立國首都，如阿爾及爾、開羅、喀土穆，也同樣出現過示威活動，甚至在美國某些盟國的首都，如里約熱內盧、雅典、西貢、台北和巴拿馬城，也都不例外。
美國人感到迷惑不解。他們以為自己在對外援助計劃方面是很慷慨的，然而卻不知道，如利昂·凱塞林所說，美國用於國際經濟合作與援助方面的款項在美國國民生產總值中實際佔的比例是“小得叫人提起來就臉紅的”。普通的美國人認為，參加騷動的群眾必是受了煽動分子的蒙蔽。他想，如果這些人明白自由企業的好處，他們也會要建立這種制度。在他天真的頭腦中，完全沒有想到美國所以能成為今天富強的國家，其中還有許多其他因索，其中有豐富的資源和溫和的氣候等。他想，如果別國的人知道美國是多麼富裕，他們就只會對星條旗歡呼，而不會去踐踏它。他萬萬想不到，宣揚美國的繁榮只會被看做是令人難以容忍的炫耀。
這一點，美國的領導人也同樣沒有想到。尼克松副總統在準備出國訪問時，拼命地記誦一些圖表和數字，以便說明美國人的生活如何比許多不那麼幸運的人民的生活都要好得多。有一次，訪問歸來，他繪影繪聲地說，在同東道國的一些人進行討論時，他如何急切地等待開口的機會，然後有力地說明了他的論點：
我列舉數字表明，美國的4400萬個家庭共擁有5600萬輛汽車、5000萬台電視機、1.43億架收音機，而且其中有3100萬個家庭擁有自己的住房。接著，我談到被許多人忽略的一個論點。這些統計數字實際上非常生動地表明：從財富分配的觀點來看，美國這個世界上最大的資本主義國家，最接近於一個人人富裕的無階級社會的理想了。
到第二屆艾森豪威爾政府中期，海外有不少人都聽到過這樣的論點。因為艾森豪威爾總統非常喜歡派遣尼克松夫婦出國訪問。為了維護國際間的友好關係，副總統也顧不得先後在印度尼西亞、阿富汗、埃塞俄比亞患腹瀉，在緬甸遭包圍，在卡薩布蘭卡受侮辱，在墨西哥城一架失靈的電梯中受到一個小時汗淋淋的煎熬。
在這一切之後，更有1958年春的一次歷時18天的訪問南美的艱苦歷程，先後在烏拉圭、哥倫比亞、阿根廷、巴拉圭、玻利維亞、厄瓜多爾、秘魯和委內瑞拉等國停留。這次出訪意在做出睦鄰姿態，因而尼克松也想到一定很單調無味。他在事後寫道：“在我以副總統身份進行的多次出國訪問中，我最不想去的是1958年的南美之行，這並非因為我感到這次任務艱鉅，而是因為同當時我在華盛頓的工作相比，這是不太重要且又缺乏趣味的。”中央情報局向他擔保，這次出訪一定平靜無事。有些記者甚至猶豫是不是跟他出去採訪，尼克松也對他們說，要是不去，他們大概也不會錯過什麼了不起事情的。
在訪問開始階段，的確沒出什麼大事。在蒙得維的亞、布宜諾斯艾利斯、亞松森、拉巴斯接待尼克松夫婦的南美的一些統治階級人物，對於北美的政策制定者不把他們當做一回事，已經習以為常了。助理國務卿亨利·霍蘭是專門幫助杜勒斯注意拉美動向的，在他的領導下，國務院一直不遺餘力地爭取向那裡的國家提供種種貸款，其理由是，如果自由派掌了權，他們可能要對企業實行管制，從而打擊企業界的精神。尼克松訪問的第一批國家中的頭面人物完全了解而且也很重視這一情況，因而完全無意打亂目前的局面。
在街頭，不時可以看到情緒激昂的年輕人舉著標語牌，稱美國副總統是“種族主義者”、“帝國主義者”、“狗養的”。有一塊標語牌勸告尼克松：“滾回到你那以拷打黑人、屠殺印第安人為樂的美國去”。尼克松顯出自己是個直爽乾脆的政治家，只要可能就停下來向人們解釋，他並不是種族主義者或帝國主義者或狗養的，也並不贊成私刑拷打或屠殺，而且事實上，他也從未參與過這類行動。不過這樣的事件不多，在他最初停留的幾個地方，示威的人很少，他甚至根本沒有註意到。因為凡是在出現敵意的標語的地方，也總有人對他來一個拉丁式的abrazo，即大熊式的熱烈擁抱，以表示歡迎。他聽到有些大學生高唱著“FueraNixon”，譯員告訴他，意思是“尼克松滾回去”。尼克松笑著說，他還不想回去，這裡的人對他更為友好嘛。
後來誰也記不起是什麼時候，在什麼地方，那種喊聲變成了“MueraNixon”(殺死尼克松)了。在旅程的第五天，他在布宜諾斯艾利斯被人起哄；第六天，在亞松森聽到人們的噓叫聲。不過，總的說來群眾還是比較友好的。玻利維亞人向他拋灑彩紙，他沒有看到這裡有什麼危險的跡象。但事實上，他真算走運。在附近一個礦區，許多身帶炸藥棒的抗議的人群已經集合起來，後來只是由於炸毀鐵道，斷絕了這個地區的交通，才使尼克松倖免受到一次襲擊。在別的地方，由於警察保持警惕，驅散了打算進行暴力活動的人群。可是，尼克松夫婦不可能一路都那麼走運，結果也確是如此。 5月7日，星期三，也就是啟程後的第11天，在秘魯的利馬，他們第一次隱約感到可能要出大麻煩了。
利馬機場舉行的歡迎儀式是禮貌周到的，然而汽車隊開進市區時，尼克松看到街上的行人不多，其中的大多數也“似乎並不知道”他是何許人。同車的秘魯官員解釋說，為了避免“出亂子”，車隊行駛的路線事先沒有公佈。尼克鬆後來回憶說，“這是多少叫人感到不安的，因為我根本沒有想到在友好的秘魯還會出什麼亂子。”
尼克鬆在秘魯和隨後在委內瑞拉遇到的那些暴徒的領導人究竟是些什麼人，一直都不大清楚。這些人面目不清，特別由於後來尼克松堅持認為，他所遇上的任何麻煩必然和統一指揮的共產黨陰謀有關，因而讓人更搞不清了。他在事後寫道，在到達利馬壯麗的玻利瓦爾大飯店時，他對這一陰謀的規模已大致有所察覺：“顯而易見，共產黨人由於在烏拉圭、阿根廷和玻利維亞企圖破壞我的旅行都未能得逞，所以決心全力以赴，要在聖馬科斯大學使我本人和美國難堪，因為這所大學在整個拉丁美洲很有名，不論在那裡發生什麼事，都會成為其他地方的頭條新聞的。”他望著那些示威的人，心裡在想：“他們怎麼能把人們煽動到這種程度呢·然後，面對著眼前的一切，我開始領悟到，我在這裡看到的正是敵人隨時在向我們施展的那種殘暴、決心和瘋狂。我從暴民的臉上看到的就是這些東西。這就是真正的共產主義的實質。”他又寫道，看到人群中的年輕人，“我的直接的反應只是對那些兇惡的共產黨煽動者的極大仇恨，他們竟然把孩子們弄到這般喪失理性的地步。”
尼克鬆的這些話基本上出於猜測。在秘魯和委內瑞拉反對他的人群當中，無疑雜有共產黨人；共產黨的《人民論壇》周刊在頭版刊登的一幅經過修描的口露獠牙、神態瘋狂的尼克松照片，也顯然在一般人心中起過煽動作用。可是，由此得出結論，認為拉丁美洲所有反對他的訪問的示威者一概都是受共產黨情報局特務的操縱和指揮，這說得客氣點兒，也未免太可笑了。在那些年頭，中央情報局的確還遠未做到無所不知——伊拉克政變就是叫中央情報局冷不及防——可是它對這樣重大的事情竟然會一無所知，這是叫人難以相信的。一個比較合理的解釋是，那些窮苦人認為自己遭到不公平待遇，一旦看到有機會發洩自己對富人的仇恨，於是——這是不難理解的——就抓住了這個機會。共產黨人和其他派別的極端分子不過是趁機火上澆油，使自發的反美怒火燒得更旺些罷了。
利馬暴徒固然很兇，不過緊接著副總統一行還算得到了幾天的喘息時間。在厄瓜多爾和哥倫比亞停留的四天中，他們得以恢復元氣，準備應付最後的也是最危險的一個停留地點——加拉加斯。委內瑞拉的局勢令人難以捉摸，街頭情緒頗為不祥，上台還不到四個月的軍人政府對搗亂分子沒有採取有力的鎮壓措施。這個新政府不願意承認自己無能，對美國使館不時提出的詢問，一再肯定地答复說，它不相信副總統會遇到什麼嚴重麻煩，如果萬一發生什麼事，它也已做好了充分的準備。
只有在加拉加斯，也許可以說共產黨陰謀確實是反尼克松事件所以發生的一個因素。南美共產黨人一向對自己的組織能力頗為自負，等待尼克松到達的委內瑞拉暴民也確是準備得很好的。 5月13日(星期二)早晨，當副總統的座機在邁克蒂亞機場上空開始向下滑行時，下面分成五批的人群便已經分別佔據了各個戰略要地。有一批人集中在機場大樓。三批人分散在由機場到加拉加斯市中心的英雄公墓廣場之間的12英里公路上，等候汽車隊的到來；因為按事先的安排，尼克松要到廣場上西蒙·博利瓦爾的墓前去獻花圈。第五批，也是最大的一批人則全部集中在這個廣場上，身上還都帶著燃燒瓶。他們的頭目們估計總有一個地方要把尼克松炸成粉碎，燒成灰燼。這種死法在委內瑞拉被看做是最可恥的下場。當年1月，有些出來保衛即將垮台的舊政府的警察就是這樣給結果性命的，倖存的警官們對此記憶猶新，無疑這是他們不願意挺身而出去保衛尼克鬆的原因。
官方的不負責任還不止於此，這裡面有些問題至今叫人迷惑不解。跟隨尼克松採訪的美國記者先一步著陸，他們發現大約有五百個反尼克鬆的青少年乘公共汽車到達機場，在機場大樓觀測台上擺開了陣式。這些人到那裡去顯然是有意要肇事的。尼克鬆的飛機還未降落，他們就都朝著它揮動拳頭，大聲叫罵。可是當美國特工人員要求委內瑞拉治安方面的負責人讓那些人離開的時候，竟遭到了拒絕，對方還說：“他們不會鬧事，他們有權示威。”然後，這位負責人又命令汽車隊不像通常那樣停在機場內固定的地點，而是到機場大樓外邊的街頭去列隊。這樣一來，尼克松夫婦就必需穿過示威人群，多走一百多碼的距離。那個負責人後來說什麼長列的漂亮的轎車會使儀仗隊失去光彩，這個解釋實在是荒誕至極。
那天，機場上的軍樂隊隊長也是可疑人物之一，因為他知道，只要他一演奏美國國歌或委內瑞拉國歌，副總統就不得不立正站住。另外，負責沿途保衛車隊安全的當局也值得懷疑。後者是最玩忽職守的。他們告訴副總統的美方警衛人員說，在尼克松到達前一小時，街上的交通便已經斷絕。這純屬瞎說，因為許多車輛一直往來不停。此外，三個埋伏地點已經集中了大量伏擊的人員和物資，任何人一眼就能看見。要說委內瑞拉的軍人政府也參與了這一陰謀，那是不可思議的，不過，它希望出現一種轟動性的事件倒是很可能的。拉丁美洲的報刊編輯早已註意到，黎巴嫩和其他一些地方的騷亂，已經把美國的注意力和對外援助吸引了過去。如果現在使尼克松震動一下，從而使美國在對自己南方鄰國的關係上不再採取那種滿不在乎的態度，這在他們看來不一定是什麼壞事。尼克鬆後來發現這樣來解釋那次糟糕的保衛工作倒是可信的。他以值得稱許的克制態度指出，那些負責人對暴民的情況不可能知道得很清楚。
尼克鬆在從飛機的舷梯上走下來時，仍像往常一樣端詳著四周的人群，看看自己可能受到怎樣的接待。如他後來所說，只需對那些尖聲怪叫的年輕人看上一眼，他便明白：“在這個地方，我們將遇上和我所訪問過的任何國家都全然不同的一種局面。”譯員告訴他：“他們不友好，副總統先生。”尼克松不懂西班牙語也能明白這一點。震耳欲聾的叫鬧聲使他連奏國歌和鳴放19響禮炮的聲音都聽不清了。 105發砲彈還沒有發完，他已決定免去機場的其他儀式，特別是互致歡迎詞和答詞。他對譯員說：“餵，我們不到麥克風前去講話了。”又轉身對委內瑞拉外長奧斯卡·加西亞·盧廷說：“我們免了例行的講話，直接上車去吧。在這夥暴民的吵鬧聲中誰也不可能聽見我們的講話。”
這時他才發現四周並沒有汽車，他朝著應是停車的地方望去，只見到一溜紅色地毯，一直鋪到機場大樓，還穿過大樓，鋪到大樓那一邊去。他遠遠看到汽車在那裡閃閃發亮。可是中間夾著憤怒的青少年正在組織隊伍，手裡揮舞著腐爛的水果和其他一些亂七八糟的髒東西。儀仗隊的刺刀本來還可以起點作用，但指揮官不知跑到哪裡去了。
情況正在迅速惡化時，這一行美國人出乎意料地發現了一批盟友：機場上的30名機械工人，在別的人都對尼克松起哄的時候，他們卻向他歡呼，這種情況很突出，弄得在場的人群一時間全愣住了。美國人趁此機會溜進了機場大樓。穿過大樓出來，尼克松和他夫人剛走到觀測台下面，樂隊隊長這時竟重奏起了委內瑞拉國歌。尼克松夫婦只得呆呆地站住。這位副總統後來回憶說，他當時只“覺得是天下起雨來了”，後來才知道實際上全是唾沫。上面的人群一齊朝下面吐唾沫，有些人嘴裡還嚼著煙草，因此尼克松夫人專為這次旅行置辦的紅色新裝上都給染上了好些棕色污點。有一個橡皮吹笛直打在尼克松臉上。國歌演奏完畢。尼克松挽著帕特的手臂，緊跟在由特工人員和美國大使館的人員匆匆組成的一個楔形隊伍的後面，從人群中擠過，走向汽車。這支楔形隊伍猛地向前一沖，把尼克松擁上第一輛汽車，讓帕特進了第二輛。特工人員和譯員跟著都上了車。他們趕緊把窗子搖上，擦掉自己臉上和衣服上的唾沫。這時，男主人和女主人也分別趕上車來。盧廷外長和尼克松同車，盧廷夫人和尼克松夫人同車。外長夫婦都感到很難堪。加西亞·盧廷為人和善，態度溫和，他想幫著把副總統衣服上最噁心的唾沫擦掉，尼克松不客氣地說：“請不必費心，我一脫下這些衣服就要馬上把它燒掉的。”外長接著試圖進行解釋，他說：“委內瑞拉人民由於過去長期得不到自由，所以他們現在的一些激烈表現不免容易超出常規。在我們新政府內，我們不願意做出任何事情，讓人覺得我們是在壓制自由。”尼克松回答說：“如果你們的新政府沒有勇氣而且也不想去製止像剛才機場上的那種暴民，那不要多久，委內瑞拉的任何人都不會有什麼自由可言了。”
駛往加拉加斯一路上的情景真是令人毛骨悚然。以一隊護衛警察和一輛記者卡車為前導，車隊以每小時40英里的速度在現代化的雙線公路上飛馳，可是騎著摩托車和小型摩托車的示威者卻仍在車隊當中往來穿行，朝著第一輛轎車大嚷大叫，吐唾沫，扔爛水果。車窗不得不一直關著。車裡的空氣因為沒有空調，簡直令人窒息。進入市區時，尼克松注意到人行道上空無一人，商店全都上了鎖，還安上了窗板。他正想說這可不是好兆頭，便突然聽到砰的一聲響。他當時以為是司機把車開過了一個坑洼的地方。但跟著他又聽到第二聲，接著又是第三聲；這是飛來的大石塊打中了汽車。就在這時，司機猛地扳動剎車，把車停住。他們已經到了市區，遇到了第一次伏擊。一大幫老老少少，各種各樣的衣衫襤褸的人從近處一條骯髒的小巷裡一窩蜂地擁上大街來，亂扔大石塊。這裡的路障還沒有完全搞起來，司機馬上從旁邊繞過去，但幾分鐘後，他又剎住車。這裡是一個斜坡，公路由此拐進市區中心，往上直接連著蘇克雷大街；這大街是一條中間有中央分車帶隔開分成六行車道的大馬路，它穿過加拉加斯最窮苦的一個居民區。第二個埋伏點也就在這裡。有一輛大型翻斗車、幾輛公共汽車和小汽車停在街心，司機都不見了。這時，另一群衣服破爛的人拿著標語牌和棍棒跑出來，向著被攔住的車隊大嚷大叫。這裡也有人扔石頭，有幾個殺氣騰騰的示威者直向尼克鬆的汽車撲過來。
這裡也發現一條可以繞行的路，於是車隊又沿著那條路緊張無聲地全速行進。在進入市中心區，即將到達目的地時，車隊又被佈置得更為嚴密的路障攔截住。公共汽車、卡車和小汽車在路中心橫排成三行，正好擋住去路。尼克鬆的汽車司機不可能跨過中央島去，因為那邊是和車隊反方向的單行道，而且路上的車輛已很擁擠。一時沒有發生什麼事情。寂靜得叫人不寒而栗。忽然間，特工人員傑克·舍伍德低聲說了：“瞧，他們來了!”
後來估計，這群暴民大約有二百到五百人。他們飛快跑過來，吐著唾沫，揮舞著斧頭、棍子和鐵管。 《紐約先驅論壇報》的厄爾·梅佐站在車隊前面的記者卡車上看到那情景，馬上想到這真“像法國大革命時的一個場面”。這是一夥少有的狂亂的暴徒，簡直要行凶殺人了。汽車擋風玻璃上唾沫直流，司機不得不開動刮水器。騎在別人肩膀上的頭目高聲發布命令，帶領眾人呼喊：“殺死尼克松!殺死尼克松!”他們的目的顯然是要設法打開汽車門，如果不行，則砸碎車窗玻璃，把尼克松拖出車來。一塊大石頭擊中一扇窗子，嵌在那特製的玻璃上，玻璃碎片飛到加西亞·盧廷的臉上，他不禁大叫：“飛進了我的眼睛!我的眼睛!”一根鐵管擊中靠譯員那邊的一扇窗子，玻璃沒有全破，可是碎渣直濺到譯員的嘴上。舍伍德受傷流了血。碎玻璃也打在尼克鬆的臉上。同時，另一根鐵管從窗子破口捅進來，朝著尼克松不停地搖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