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白宮，沃恩以喜愛交際、和藹可親而出名。他在社交方面的精力似乎是無窮無盡的。他總是樂意光臨雞尾酒會或晚宴。他在那裡結交了新朋友以後，第二天早上總是樂意發出一封信或打個電話，使政府機構運轉起來更加順利無阻。要是給恰當的地方乾別的一行，這樣做本來是很平常的事。但是乾他那一行，的確是危險的事。
給那位將軍惹禍的是一個以前在陸軍軍需軍團擔任過上校的名叫詹姆斯·亨特的品質卑劣的人。像亨特那一類的人不少，但他卻是他們當中一個典型人物，而且也是當時賣官鬻權者的代表。付一筆手續費——在杜魯門任總統時期是利潤的5%——以後，那個能夠“牽線說合”的人就可以使困難的交易順利成交。在亨特的要求下，沃恩對管理機構、五角大樓的採購官員、國務院護照科以及農業部等都施加荒唐的壓力。在被佔領的歐洲，一個商人帶了白宮的介紹信，為一個香水製造商收購了全部香料油。聯邦貿易規章為亨特的一個委託人通融了一下，剩餘物資處理辦法為另一個委託人放寬了一下，公共住房建設計劃為第三個委託人調整了一下。為了調整和平時期的經濟，稀有的建築鋼材用於加利福尼亞的賽馬場，稀有的商業用糖給了軟飲料製造商。沃恩自己則做了這些受惠者捐獻競選經費的媒介。最糟糕的是他接受了其中一個受惠者送給他的一件個人禮物，後來鬧得人人皆知，那就是價值520元的一個冷藏箱。
總統其他三個密蘇里老夥伴是：唐納德·道森，E·默爾·揚和威廉·博伊爾。他們的活動地盤是複興金融公司。它是由赫伯特·胡佛建立起來支撐面臨倒閉的一些廠商的，在40年代初期曾提供資金給國防工業，在戰後則設法減輕經濟調整的痛苦。最近一個時期以來那公司已經沒有多大必要予以保留，但是那邊的業務突然活躍起來。在阿肯色州的威廉·富布賴特領導下的參議院的一個小組委員會往那裡去看一下，無意中卻發現這竟是個藏垢納污的淵藪。政府的撥款都被用來從事各式各樣的投機，包括在拉斯韋加斯和邁阿密開設附賭場的旅館。有一些案卷找不到了，另外一些一眼就可以看出是公開偏袒的。美國利思福爾達公司向復興金融公司申請借貸56.5萬元資金，三次遭拒，就付給博伊爾8000元“手續費”，後者還是民主黨全國委員會的副主席。於是，那筆貸款批准了。總統特別助理道森，曾多次為缺乏擔保的有政治關係的人向復興金融公司搞到借款。揚則是複興金融公司貸款的審查人。十年來他一直從他經手批准申請貸款的廠商那裡收取“手續費”來補充他的薪金收入。經他批准一筆15萬元的貸款後，為了表示感謝，那家公司送給揚夫人一件禮物，那是一件價值9540元的貂皮大衣。
那件禮物可惹了大禍。大多數美國家庭婦女所最心愛的而又做夢也不敢想得到的東西，莫過於貂皮大衣了。現在卻有一個婦女得到了，只是因為她的丈夫欺騙了政府。共和黨人對這件事火上加油——他們忘掉了自己黨的全國主席曾出面為迦太基鐵催化劑公司搞到復興金融公司一筆大貸款，因為他自己就是那家公司的總經理——謠言逐步傳開了，後來甚至有人認為在政府機構工作每人都有一個冷藏箱放在地下室，他們的妻子身上都有件貂皮大衣。布萊爾·穆迪參議員的妻子把她那件新的毛皮大衣釘上一張發票，上面標明這是染成貂皮的麝鼠皮大衣，價格只有381.25元(包括稅款在內)。養貂場協會的哈羅德·里德認為有必要發表聲明，說明穿著貂皮大衣的婦女未必都是嫁給騙子的，事實上她們許多都是“有鑑賞力的極受尊敬的人”。
哈里·杜魯門說，富布賴特對複興金融公司的調查是“愚蠢的”。事實上並不然，富布賴特證明他的調查並不愚蠢。在參議院會議室的弧光燈和擴音設備底下，富布賴特在新聞界的面前擺出了證據，證明坐在總統的右邊的道森，實際上卻率領一個陰謀集團，假公濟私，藉以自肥。一件值得注意的物證就是複興金融公司的董事沃爾特·鄧納姆的工作日誌。在那本日誌裡，都小心地記下由道森和其他人打來的幾十次電話，為那些找到了沒有德行的政客的門路的聲名狼藉、名譽掃地的投機商疏通關節。自蒂波多姆事件蒂波多姆是美國一個地區。 1922年美國內政部長艾伯特·福爾非法私自把蒂波多姆油田出租。後來查出福爾受賄，被判處徒刑一年併罰款10萬元。 ——譯者以來，華盛頓沒有遇到過這種事情，但杜魯門仍然裝著看不見。揚被大陪審團控告犯了偽證罪，白宮沒有發表評論。總統堅定地為博伊爾辯護了三個月之後，博伊爾“因健康原因”被批准辭職。道森像沃恩一樣，仍然是總統顧問班子的成員，並在人事問題上有做出最後決定的權力。那簡直是可惡之極。
然而可惡的事情層出不窮。按照當時的組織情況，國內收入局是一個不斷誘人犯罪的地方。這個局設64個分局，每一個分局由一名局長負責領導。那些局長，他們的副手和華盛頓總局裡的高級官員全部都是按政治關係任命的。這些職位就給了在上次大選中拉票有功的民主黨人。財政部長斯奈德是一個老實的密蘇里人，他早就預感到要發生醜聞，因此一直在想弄清楚有關受賄的傳聞。他甚至要求聖路易斯分局局長詹姆斯·芬尼根辭職，但芬尼根和杜魯門的關係非常密切，他賴著不走。
到了這時，一切情況都變了。隨著國會的一個委員會發現了旁證，大陪審團控訴芬尼根。這樣，他才退職。但後來又被判定犯有漏報103000元該付所得稅的收入的罪行。接著，斯奈德又命舊金山分局局長詹斯·史密斯及其八名下屬暫停職務；接著又提出了陰謀欺騙政府的起訴書。波士頓分局局長丹尼斯·德拉尼辭職，被控收受賄賂。布魯克林分局局長約瑟夫·馬賽爾被發現漏報該付所得稅的3.2萬元收入。他和他的助手莫迪凱·米勒由於拒絕向委員會說明他們額外收入的來源而被開除職務。國內收入局局長、前白宮的一名助理喬治·舍恩曼，以健康狀況不良為理由，提出了辭呈。一共有九名民主黨員都要入獄，包括馬修·康納利，他曾任杜魯門總統安排約會的秘書。
鐵證如山，最後迫使杜魯門做出反應。總統把司法部稅務司司長拉馬爾·考德爾撤職後，向國會提出了改組復興金融公司和國內收入局的計劃肯尼迪總統於1962年赦免了康納利；約翰遜總統於1965年赦免了考德爾。 。以後該局改稱國內收入署，它的全部人員將歸屬文官系統。但是那樣做並不足以平息批評政府的人。當時距離下屆總統的競選時間不到一年。 “華盛頓一團糟”已經成為競選運動中一個強有力的爭論點。得想出個辦法來搶在共和黨前面。因此他宣布成立一個總統委員會來調查聯邦政府內部貪污的情況。
共和黨人表示，他們懷疑到底有沒有一個足夠誠實的民主黨人來領導這個委員會。對杜魯門來說，這絕不是開玩笑。他首先任命托馬斯·墨菲，此人是阿爾杰·希斯的起訴人，現在是聯邦地方法院法官。墨菲接受了任命之後，卻在最後一分鐘改變了主意，沒有提出任何理由。這對總統的威望是一個有力的打擊。接著，杜魯門宣布整頓工作由他的司法部長霍華德·麥格拉思來領導。那些批評者說，那比不整頓更壞。因為醜事也涉及他的司法部，同時作為民主黨全國委員會的前主席，就是他把那些受到起訴的人帶到政府來工作的。共和黨大叫說那不過是粉飾門面。同樣叫喊的有美國人爭取民主行動組織；也有眾議院司法委員會，該委員會投票通過要自己來動手調查麥格拉思和司法部。
那場笑劇現在接近了高潮。總統逼得沒有辦法只好任命一個開明的共和黨的律師紐博爾德·莫里斯為該委員會的主席。莫里斯接二連三地在“與報界見面”的電視節目上透露對司法部一些未經證實的懷疑，拒絕了麥格拉思給他辦公的地方，自己在華盛頓商業區一幢辦公大樓裡設了一個辦事處，要求國會授予他簽發傳票的權力。但他遭到了拒絕，後來自己反而被傳喚——要他在參議院一個委員會面前作證，因為後者要訊問他自己的律師事務所對非法出售剩餘油船給外國政府扮了什麼角色。莫里斯接著得罪了政府中的每一個人，因為他竟向所有美國政府職員，包括內閣全體閣員在內，寄出詳細的調查表，命令他們登記自己的資產淨值和收入來源。當麥格拉思接到那份調查表時，大發脾氣。他錯誤地以為，莫里斯是他的下屬，發給他一份五個大字的通知：“即日起停職。”杜魯門從美聯社的電傳打字機上得悉此事。於是，他也大發脾氣——把麥格拉思撤了職。
在1952年黨代表大會之前最後的幾個月中，杜魯門的地位越來越不牢固。他對那年鋼鐵罷工的處理是仿效他在六年之前使約翰·劉易斯乖乖就範的巧妙手法的，結果卻弄巧成拙。當時鋼鐵公司拒絕遵守工資調解委員會3月20日的仲裁，即規定對工人增加工資但不增加鋼鐵價格，杜魯門便命令商務部長查爾斯·索耶接管那些工廠作為國家的財產來管理。他以為他的緊急應變權力容許他那樣做，並且相信最高法院也會同意。但是最高法院卻不同意，於6月2日裁定那次接管是非法的。不管怎麼樣，鋼鐵工人聯合會還是罷工了，為了要使工會的六十萬工人以每人增加工資一角六分回去工作，總統得同意每噸鋼材的價格增加五元二角——那正是他一直想避免發生的事情。
在白宮發生這場丟臉的事的同時，共和黨方面越來越不擇手段了，這種情況使人震驚。由於太長的時間沒有掌權，對選民失去了信心——因為在過去連續五次的總統競選中選民都不選共和黨——因而少數黨下了決心要不惜任何代價破壞民主黨人的威信。它有權也有義務揭露在杜魯門保護傘掩蔽下的小偷竊賊。攻擊政府腐敗失職是為國服務，民主制度就應該這樣發揮作用的。但是共和黨對迪安·艾奇遜和喬治·馬歇爾的猛烈得異乎尋常的攻擊卻是另一回事。這兩位與考德爾和芬尼根這一類的騙子是沒有任何联系的。他們作為美國在國外的代言人，所代表的是整個國家，至少也該承認他們是為了崇高目標而工作的正派的人。
艾奇遜是一個出身高貴、有教養的人，對待政敵有一種冷淡的甚至傲慢的態度。馬歇爾將軍則完全不同，他是一個戰時英雄，像艾森豪威爾一樣，同兩黨都沒有關係。他作為總統的使者前往中國，就像艾森豪威爾在歐洲登陸一樣，是超乎黨派政治之上的。在內閣裡他避免受到黨派方針的影響。他只有一次所採取的立場引起了別人的非議，那是在免了麥克阿瑟職務以後所引起的吵鬧中發生的。他當時為了有限戰爭的主張進行了有力的辯護，毫無疑問，那激怒了在國會中擁護麥克阿瑟的人。但是奧馬爾·布雷德利和參謀長聯席會議亦為那個主張熱烈地辯護。此外，在麥克阿瑟沒有被召回之前，共和黨對馬歇爾的對立情緒早已露了端倪。 1950年9月，20個共和黨參議員公開宣布反對任命馬歇爾為國防部長。密蘇里州眾議員杜威·肖特稱他為杜魯門的“爪牙走卒”。喬·馬丁稱他為“姑息派”，要對毛接管中國負責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夕，馬丁曾有效地領導過一些鬥爭，否決了為關島及威克島設防的立法。他當時曾說過，為那些地方設防可能會挑惹日本的軍閥。 。什麼東西激發他們那樣做·為什麼他們要盯住一個曾被稱為“現今最偉大的美國人”的傑出的軍人不放·
問題的答案就在這裡：馬歇爾是一個超乎政爭的民族象徵。在爭奪權力的無情鬥爭中，任何一個無可挑剔的人對他們都是一種威脅。如果他當時不站在他們那一邊，有一天他就有可能站在反對他們的一邊。既然如此，他們就需要先發製人，徹底地損害他的名譽，使他將來發表的任何意見，無人再會相信。這項工作的最後一階段由麥卡錫來乾了。 1951年6月14日下午，他開始在參議院作他的最長最出名的演說，控訴馬歇爾“陰謀之大，聲名之狼藉，使人類歷史上出現過的任何那樣的事情都相形見絀”。
自由派共和黨人則在努力對杜魯門政府形成一個明智的、負責任的反對派。瑪格麗特·蔡斯·史密斯宣稱，她不願意看到她的黨靠“誹謗四騎士——恐懼、愚昧、偏執和污衊”走向勝利。埃米特·約翰·休斯主張不要用“華盛頓的一團糟”這樣的話，認為這樣說“小氣、自以為是、過甚其詞”。休斯亦以為對民主黨人的愛國精神表示懷疑是危險的。但到1952年年初時，黨內佔統治地位的元老派已聽不進這樣的勸告。在那整整的一年中，共和黨的辯論家甚至堅持要把對方稱為“TheDemocraticParty民主黨正式名稱是TheDemocraticParty。——譯者”，硬說在字面上是對的，雖然實際上的意義是一種輕蔑。
共和黨右派發表的演說，把民主黨人分為五類：罪犯、賣國賊、懦夫、老是陷入戰爭的無能之輩以及沒有足夠魄力來侵入中國加以征服的虛弱者。意見不同的政客一般是相互容忍的，但是這一種口頭攻擊造成的後果使兩黨陷入深刻的分裂。
共和黨的立場受到一般人的歡迎。大多數美國人已開始不贊同杜魯門來當總統，即使他在總統競選時到處旅行也不能使他像以前那樣獲得他們的歡心了。蓋洛普民意測驗所不斷抽查民意，他的第一屆任期最不得民心在1946年，只有32%的選民擁護他。在1950年整整的一年中，那個數字徘徊在37%與46%之間。以後——在他任職的最後兩年中——贊成他的人從來沒有超過32%。有時則降低至23%，那就意味著每四個美國人中不到一個才支持他。他從來沒有表現出他有作為領導人的個人魅力和吸引力。看起來他充其量是一個有膽量的光靠決心來克服自己的無能的人。他就是那樣來估計自己的。 1952年4月在他的第300次的記者招待會上，他對記者說：“我已盡了自己最大的努力把我的一切貢獻給國家。有很多很多人——我想在這個國家有100萬人——能夠把這項工作比我做得更好。但是，既然把這項工作交給了我，我就把它做好。我總是引用亞利桑那墓碑城的墓地裡那一句墓誌銘。它是這樣寫的：'傑克·威廉斯長眠於此。他已拼了老命。'”
但是，對一個像他那樣有信念的民主黨人來說，共和黨政府上台的前途是令人不寒而栗的。除了杜魯門之外，誰能當民主黨的候選人·埃斯蒂斯·凱弗維爾的名字隨處都可聽到。他已報名參加所有的預選，他有一批為數甚大的追隨者。杜魯門不為所動。總統是一個操縱黨組織的政客，並以此自豪，他不喜歡那些弄污了自己民主黨人聲譽的改革者。但是大多數其他有資格的候選人不是有這種就是有那種不利條件。艾爾本·巴克利已經72歲，太老了。佐治亞州的拉塞爾是自由派死對頭。哈里曼從沒有參加過公職競選。 1951年秋，杜魯門覺得在所有有條件接他班的人中已經找到最好的一個人了。他邀請首席法官弗雷德·文森前往基韋斯特的總統別墅，向後者建議辭去法官職位來當領導人。文森嗯嗯呃呃地支吾了一陣，表示最高法院不應作為到白宮的敲門磚，但最後同意回去與他的妻子商量一下。他的妻子更不喜歡這個主張，杜魯門在他的文件中遺憾地記下那位首席法官“堅決謝絕”。接著，總統便轉注目於伊利諾伊州。在1948年11月的大選中，那裡的州長候選人創造了一次顯著的個人勝利，以572067票這個史無前例的優勢取勝。杜魯門自己在伊利諾伊的優勢不過是33612票。無疑，靠他自己一個人，他會丟掉該州的。他對一名總統助理戴維·勞埃德說，下次艾德萊·史蒂文森州長前來華盛頓訪問時別忘了通知他。
在同一個月裡，一個共和黨的州長，新罕布什爾的謝爾曼·亞當斯成為該州爭取艾森豪威爾競選總統委員會的主席。他立刻碰到一個問題。如果要把一位候選人的名字報上去參加即將舉行的新罕布什爾州總統預選，按照法律他要提供證據，證明他的候選人是共和黨的黨員。亞當斯寄出一封查詢信件給堪薩斯州艾森豪威爾的縣城，下面的信就是該縣文書穆爾的回信：
據我所知，艾森豪威爾先生從沒有在本縣參加過投票選舉，預選法律是在1928年開始生效的，他從那時起從來沒有投過票，自1927年1月14日以來，我一直是本縣的文書，據我所知，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前，德懷特一直不在本市，至少他從沒有參加過投票，否則我會知道，因為自預選或烙印法在1927年春通過，在1928年預選才生效以來，黨員名冊一向在此。
德懷特的父親是一個共和黨人，在他逝世之前總是投共和黨的票，但是那對他的兒子是沒有關係的，因為許多人都不跟他們的父親，這一點我感到遺憾，很多人都相信欠債，看有多少錢可以使用，這樣已經成為一種習慣，會使這個國家陷於破產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