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克松：談談我們的洗衣機各有什麼優點，豈不比談論我們的火箭各有什麼威力更好·你想要的不也就是這種競賽嗎·
赫魯曉夫：(把他的大拇指頂在尼克鬆的前胸上)：對，我們所要的就是那種競賽，但是你們的將軍說他們強大得很，能把我們摧毀掉。我們也能拿出點東西給你們看看，讓你知道俄國人的精神。我們是強大的，我們能打敗你們。在這方面，我們也能讓你看點東西。
向右轉
反正有什麼事情在走下坡路，那是無疑的；如果不是國家的福利，那就是它的道德、它的自尊。自從朝鮮戰爭開始以來，共產黨國家的漫畫家就一直把山姆大叔描寫為一個冷眼相看的惡意老頭兒，從日積月累的報上大字標題來看，他們不無根據。不但在政治生活中而且也在私人生活中，位據要職的美國人結果發現竟是竊賊，甚至比竊賊還壞，其人數之多，令人喪氣震驚。在聯邦政府工作的那些罪犯，他們的罪行似乎特別可惡。那些壞蛋叫做“賣官鬻權的人”和“收回扣的人”，“華盛頓一團糟”是他們造成的。民主黨掌握了20年政權之後若要再延續四年，這個問題成為一個嚴重的障礙。
那正好合乎共和黨人的打算。一切含沙射影的話都導向白宮的門口，到1952年春，甚至可以作這樣的推理：不管怎麼樣，國內大部分的貪污腐化要由政府負責。當然，還沒有共和黨負責人士表示哈里·杜魯門的手也不干淨，而且事實恰好是，50年代第一個著名的惡棍——電視上第一個明星——卻從來沒有擔任過政府官員。不過，他捐助過民主黨競選經費，是紐約政界的人物，而那些就足夠吸引一個正在調查全國范圍的罪行的野心勃勃的田納西州參議員的注意力了。
法蘭克·科斯特洛，別名弗朗西斯科·卡斯特格利亞，又別名法蘭克·塞弗利奧，是當時的一個著名人物，一個有組織的犯罪行業中的一個“組織人”指完全符合一個大公司組織的標準和要求的無個性的人。 ——譯者。他只被捕過一次，那是在許久以前，由於兇毆和搶劫。此後，他就由別人動手了。他在自己的行業中步步高升，從低級打手做起，販賣私酒者，管理老虎機放在茶館飯店中的一種賭博機，投入鎳幣後扳動輪機，偶爾吐出若干鎳幣。 ——譯者，開設賭場，最後成為紐約政客的朋友和後台老闆。到那時，他就試圖掩飾自己過去的經歷。他投資不動產和油田，並向新聞記者保證，不管他過去有過什麼經歷，當時他已是一個正當商人。但他並不是正當商人。他曾經當過幸運兒盧西亞諾的主要助手，當幸運兒被驅逐出境後，科斯特洛就把他的勢力接過來，成為第一號大亨。他與黑社會的聯繫，在全國縱橫交錯。坦慕尼的卡邁因·德·薩皮奧全靠科斯特洛的栽培，有些人說，紐約市市長威廉·奧德懷爾也是如此。
要是埃斯蒂斯·凱弗維爾的參議院調查有組織犯罪的聽證會在40年代末期或者50年代中期到全國去進行調查，只會引起最低限度的注意，因為在前一階段還沒有設立足夠的電視台，而在後一階段由於廣播公司的節目已塞滿了電視台白天的廣播時間。但委員會是在1950年5月召開聽證會的。由於沒有更好的節目用來播送，外地城市的一些電視台台長就把聽證會作為一種社會服務性質的東西來廣播。當那些調查的參議員們於1951年3月12日在紐約福萊廣場法院大干一場時，WPIX電視台攝影記者就準備跟著幹。這裡的情況稍有不同。在紐約，購有電視機的人特別多，大規模的聽眾網已經形成。在這裡這個廣播業的首府那裡，轉播到各地的設備早已發展起來。
科斯特洛的律師想要逃避在電視鏡頭上出現，他要求不要把攝影機對準當事人。他解釋說：“科斯特洛先生不喜歡把他當做大家看熱鬧的對象。”那些參議員都同意了，但是有一名技師巧妙地建議，他們都把鏡頭集中在科斯特洛那雙手上。結果是一場極好的戲劇：話筒裡是緊張的對話、鏡頭里是緊握著的拳頭、手指不安地彈著桌面、手裡握著文件和玻璃杯揮舞的手勢、抖嗦的雙手把一張張的紙撕成碎條。是的，科斯特洛承認，他有“一點現款”放在家裡一個“小小的保險箱”內。不，他記不起那筆款的數目有多少。聽到參議員查爾斯·托比揚言要搜查他的住宅，那匪徒突然想起他有5萬元在家。那筆款是怎樣得來的·他輕聲含糊地說，他有一些手面大方的朋友。有一個是管理羅斯福賽馬場的和他一起打高爾夫球的朋友，承認每年給科斯特洛1.5萬元，連續四年，要他幫忙不要讓紐約州賽馬委員會因為那裡的賣彩票活動而吊銷賽馬執照。參議院調查委員會法律顧問魯道夫·哈利，問科斯特洛是否真有其事。科斯特洛握著拳頭說，一點兒也沒有；那是有些誤會了，他不過“到處宣傳說”，他的朋友是一個“好人”，可不能對不起他。
科斯特洛的手開始出汗了。他已經忍無可忍了。他委屈地問，難道應該這樣對待一個勤勉的買賣人嗎·他感到喉嚨疼。拍電視的強烈光線刺激他。他想回家去。凱弗維爾直率地叫他繼續回答問題，但科斯特洛搖了搖頭，接著：
凱弗維爾：你拒絕進一步作證嗎·……
科斯特洛：參議員先生，我首先得考慮我的健康情況。如果我作證，我就要說老實話，但是我的腦筋已經不靈了。
凱弗維爾：看來你的腦筋還是很靈呢。
科斯特洛：儘管我對各位參議員懷著應有的尊敬……我對他們是十分尊敬的，可是我不打算再回答一個問題，我要退場了。
接著，他果真退場而去。結果因蔑視法庭罪在劉易斯堡聯邦監獄蹲了18個月。看到他的退場的有三千萬電視觀眾。按照電視統計所的統計數字來看，紐約的電視機差不多有70%收看了凱弗維爾舉辦的聽證會。聽眾之多，比上年秋季世界棒球聯賽的觀眾還要多一倍。
在福萊廣場停留了八天之後，凱弗維爾委員會便回到華盛頓去。委員會的主席現在成了總統的候選人，三千萬個家庭留下了一個清楚的印象，這就是美國城市裡發生了什麼樣腐敗的事情。愛德·默羅說：“電視演出一直都極吸引人，觀眾多得驚人——也許由於出現在電視機上的小人都是真人實事。”楊-魯比肯廣告公司總結了總的印象，把廣告登在紐約的報紙上，對社會上的罪惡表示遺憾，並問：“我們有什麼該做的事情嗎·”
該做的一件事就是：教導小孩如何分清是非。大概那件事已經做到了，但當凱弗維爾委員會仍在開會的時候，報紙卻提出確鑿證據，指控最不會引起懷疑的地方——大學青年中——有營私舞弊。紐約市立學院籃球隊一連好幾個冬季曾以全國最優秀的籃球隊之一上場參加比賽。現在發現，它的五個正式隊員中有三個受賄——每人多達1500元，在麥迪遜廣場花園賽球時，故意輸掉。他們剛被控告，紐約大學、托萊多大學、布雷德利大學和肯塔基大學的籃球隊員們也在類似的供狀上簽了字。
運動界的教唆犯，一個名叫薩爾瓦多·索萊佐的監禁了八年，其他人的監禁期限則短一些。把索萊佐當做替罪羊是很方便的事。只要那年秋天運動季節情況令人興奮，大學名譽的污點會很快地被忘記了。不幸另一件醜聞又在那年8月出現。西點軍校宣布有90名學員因考試作弊而被開除。
在籃球賽和考試中的作弊是有代表性的。美國當時正處在它的周期性的一次道德敗壞的時期，這是自20年代以來的第一次。而且像這種道德敗壞的年代中經常遇到的情況那樣，人們對於罪惡採取了比較容忍的態度，雖然他們不肯這樣承認。要了解當時正在發生的問題就需要深深地體會字裡行間的言外之意。說話很少有直截了當的。報紙上的關於傷風敗俗的事情的報導都是用委婉的語言加以掩飾的。典型的例子如：稱妓女為“應召女郎”或“接客女郎”，有時亦稱她們為“玩樂女郎”。和一個男人睡覺，她們說起來總是“接了客”(“接了約翰以後，你又做些什麼·”“我去浴室拿一條毛巾”)。累積起來的影響就是要使最古老的職業聽起來很時髦。
50年代穿毛裘戴寶石的妓女出外賣淫大大不同於30年代初期那些沿著鐵路線拉客人的一角錢一次的“野姑娘”，或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六隻角子一隻角子是折合一角二分五的小輔幣。 ——譯者的“勝利女郎”。應召女郎不再在街頭或汽車站拉客，她們的活動地點是高級旅館房間，要用電話約會，就像醫生那樣。許多是美女競選的獲勝者和(或者)大學畢業生。有些主修經濟學，在法庭上，她們幾乎把自己看成是國民生產總值的慷慨貢獻者。實際上，她們所提供的服務，在商業上確是起了一定的作用。許多廠商給外地來的買主提供女郎成了理所當然的事，由它們的越來越活躍的廣告部門充當拉皮條的角色。在會計方面得想出辦法使那筆費用在申報所得稅時得以扣除。只有那樣以謹慎出名的女人才被吸收來做這種工作。但待遇很高，高達500元一次。一個愛挖苦的鴇母在她的名冊上把她們標上“VIP”VIP原義“特等要人”。 ——譯者的記號——代表“頭等貨”。
在某種意義上來說，這樣做是對的。非職業妓女引起的麻煩對高級招待人員和行政副總經理來說是危險的。在路燈底下或在人數眾多的雞尾酒會上隨便搭上的女人來歷不明。她可能是有病的，或者是與你競爭的一家廠商的偵探，或者是一個存心敲詐的丈夫的老婆。一個月後她可能來到你的辦公室甚至來到家裡，要把偶然邂逅相逢變成長期的姘居。一切現款交易，就排除了那些可能性。玩了就算，不要拖泥帶水。聲名越大的人，就越有可能去找公開的職業妓女。為大明星扮演牧場僱工的小演員可以找不甘寂寞的女招待，但大明星自己卻要找職業妓女。凡是職業上需要經常旅行的頭面人物，包括馳名全國的政治家都是這樣。當時，選民是不知道有這回事的。並不是他們對位居要職的人有任何幻覺，完全不是這麼一回事。他們只是以為政界人物來盜竊國家財富還忙不過來呢。
哈里·沃恩少將是一個個子高大、態度和藹的密蘇里州人，稍有點像赫爾曼·戈林，打撲克是天才。在其他方面他沒有顯著的才能，也不是特別的精明。作為哈里·杜魯門的侍從武官，他應該知道他會經常引人注目，但他仍是在役將級軍官中最邋裡邋遢的一個將官。他在重要場合不是忘記穿上軍服的襯衫就是沒有系上領帶，並且一直在做幕後交易。當然，沒有什麼見不得人的事情，只不過是手腳稍許不大干淨而已。舉例說吧，1945年杜魯門升任總統職位後，沃恩在他的第一篇演說中，曾對亞歷山德里亞的威斯敏斯特長老會的婦女輔助隊談到被佔領的德國的黑市價格非常厲害，為了拿出例子來說明，他透露他曾經把自己用55元買來的美國手錶以500元的價碼賣給一個俄國軍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