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共和黨內，當時大名鼎鼎的人物是托馬斯·杜威、哈羅德·史塔生(“駕著雙槳，破浪前進，最好人選，還是史塔生”)、道格拉斯·麥克阿瑟將軍、哈勒克、范登堡、塔夫脫(“幹這工作，任命鮑勃即羅伯特的暱稱，這是塔夫脫的名字。——譯者”和“要掌好舵，選塔夫脫”)、厄爾·沃倫和小約瑟夫·馬丁。威斯康星州的喬·麥卡錫和理查德·尼克松也參加了代表大會，但都還是很小的人物。史塔生在威斯康星州參加預選時，麥卡錫只是擁護史塔生的一名代表。尼克松也支持史塔生，不過那時還只是列席，地位低微，連當加利福尼亞州的代表都未夠格。但是，他們後來大做文章的那個問題已在這裡提了出來。史塔生要把共產黨宣佈為非法，在預選中俄勒岡州的選民認為沒有道理。但在代表大會上，代表共和黨做主旨報告的人卻宣稱：“我們要把聯邦政府僱用人員中的赤色分子和粉紅色分子都清查出來，清洗出去。”
杜威自從1月15日宣布參加競選，或更準確地說，讓年輕的吉姆·哈格蒂代表他宣布這個決定以來，已吃了幾場敗仗。但是，在共和黨總統候選人中，他還是領先。他往往把這些所謂粗鄙瑣事留給其他人去談，說他情願集中精力考慮重大問題。事實上他卻花了許多時間為他的外表操心。他那牙刷式的鬍鬚，僵硬的舉止，使人們想起基斯通默片裡的警察基斯通喜劇公司拍攝的默片，內容多是描寫笨拙的警察和盜匪鬥智的故事。 ——譯者，或是結婚蛋糕上的人像。在預選時，有些攝影師曾勸他戴上了一頂容積十加侖的高大帽子和曾被羅馬尼亞的瑪麗王后在20年代訪問美國時戴過的印第安人頭飾，照了一些相片，簡直非常離奇古怪。他為此後悔不已。對他那種不冷不熱的態度，有些刻毒的流言飛語：“你很了解他，才會討厭他。”但這種說法也欠公允。
史塔生在那年春天之所以成為杜威的勁敵，可說是事出偶然，對杜威也頗為不幸。杜威身高五英尺八，史塔生則高達六英尺三，他們在預選期間湊巧在休息時同照了一個相，看上來活像一個成年人帶著他兒子。到了舉行代表大會時，杜威穿上了一雙特製的厚底鞋。但是，以前那種形像已經形成。加上沒有預料到史塔生會在預選取得那麼多票，就更使杜威頭痛。人們原以為在威斯康星州，那些擁護麥克阿瑟的候選人，會大獲全勝，因為擁護這位將軍的人有大量競選經費，而且該州充斥著他的速寫傳記：《麥克阿瑟：天賜的英雄》、《麥克阿瑟：自由的戰士》和《偉大的麥克阿瑟》。 3月29日，《紐約時報》頭號標題猜測：“麥克阿瑟在威斯康星州勝利在即。”第二天，支持這位將軍的代表們在州大會中僅得八票。於是民主黨全國委員會主席、參議員麥格拉思對記者們說：“這使我得出這樣的結論：要保證民主黨在11月選舉獲勝，只要時事評論員們都一致預言失敗就行了。”記者們都客氣地笑起來，全國代表大會的主席先生們也有自己開心的笑料。
儘管到了全國代表大會前夕，杜威在俄勒岡州後來居上，但一般共和黨人並不屬意於他。根據這時蓋洛普的民意測驗，全國登記為共和黨人的，認為明尼蘇達州那個巨人比杜威好，比例是37%對24%。民意測驗出現這樣的數字，本來值得杜威更好地研究一下。前一年夏天，兩個共和黨人中就有一個要選舉這位短小精悍的紐約人。現在威信下降得這樣厲害，他本來應該有所警惕，特別是民主黨在羅斯福領導之下，已經成為全國的多數黨。在他當了候選人以後，他本應該向民主黨展開猛攻。誰知他接受提名的講話，卻哄得代表們打瞌睡。
他說：“我們所要求的團結一致，並不只是物質方面的，並不只是具體事情和措施的問題，最主要的還是精神方面的。我們的問題不存在於我們自身之外，而存在於我們自身之中。”
他和他的副總統候選人厄爾·沃倫讓攝影記者們照相以後，他就回家休息去了。他待在奧爾巴尼，直到9月19日為止，那時離選舉只剩下六個星期。這樣，正如《紐約時報》所說的，他的競選在“近年來在野大黨的總統候選人中，時間花得最少。”看來他把競選不過當成是形式問題而已。而其他共和黨領導人也都同意。有幾個強有力的共和黨人，認為他們就要成為新政府的成員，在費城開完代表大會回家，就取道華盛頓，在同僚來到之前，捷足先登，用低價買下好房子。
“民主黨人的行動，活像來這裡參加葬禮。”美聯社在7月12日報導執政黨的代表大會時說。費城熱浪炙人，代表們慢步走進大會堂時，就像走進蒸汽浴室一樣。在三週前還是鮮豔奪目的旗幟，現在已經斑斑污點。一面高懸著的橫幅寫道：“有了杜魯門，美國才宜人。”但是幾乎沒有誰個望它一眼。大會向人們分發了杜魯門“勝利袋”，裡面裝有一本筆記簿、一支鉛筆和一個哨子。有的人就說：“是為了去民主黨墓園的!”在貝爾武-斯特拉福德大廳的門廊上面，裝上了一個機器驢子，向過路人們閃動著藍燈泡做的眼睛，但點綴會場歡樂氣氛的也就只有這麼點。代表們都繃著臉孔，好像給人拷問過似的。反杜魯門的各州代表，剛才從動員艾森豪威爾的運動失敗中喘過氣來，現在正拼命掙扎，所以還有點微弱的活躍勁頭，但那是為了避免第三回失敗，想找一條救命稻草而已。選舉前夕，19個州的代表團長舉行了一次秘密會議。他們想請最高法院法官道格拉斯擔任候選人。他推辭不干，他們只好死了這條心。接著杜魯門也給道格拉斯打電話，請他當副總統候選人，他表示也不願幹。這時，看來總統好像連副總統候選人也找不到。最後，阿爾本·巴克利，忠誠可靠的老阿爾本，說他倒樂意參加競選。
杜魯門真是面子丟盡。他知道多數代表不想要他，如果他這時宣布他不當總統候選人，他們定會起立鼓掌歡呼，然後迅速選出另一個人。亨利·華萊士看來肯定會拿到幾百萬張票，就是說，足以使他失去紐約州選票。現在，民主黨大本營的南部各州也瀕於分裂。年輕的(37歲)明尼阿波利斯市市長漢弗萊、伊利諾伊州的民主黨參議員和州長候選人道格拉斯和艾德萊·史蒂文森帶頭提出強烈的民權政綱，要求大會通過。在這點上，杜魯門本來不願多放高調。但這時北方和南方兩派正要拼個你死我活。在那次關鍵性的對政綱唱名投票中，南方代表以651.5票對582.5票之差失敗了。亞拉巴馬州的漢迪·埃利斯高喊：“再見!”接著帶頭離開會場。
南部邦聯派的人是7月14日星期三晚上離開會場的。總統那時剛到，幾乎遇到他們退場。那晚大會執行主席要求大家安靜下來時，他的專用列車剛離開聯邦車站。他坐在“費迪南德·麥哲倫”號車廂內，兩旁是克拉克·克利福德和薩姆·羅森曼。杜魯門把他的講話稿通讀一遍，以為到達會場時就直接上台講話的。後來不是這樣，也不可能這樣，因為大會正在進行提名發言。他還得在悶熱的後台等上四個小時。這是他生命中最倒霉的時刻。就在這時，人們把他帶到台下一間陰暗的房間，那房間有個小陽台，望下去是一條垃圾遍地的小巷，這倒合適。房間靠近鐵道，他可以聽到機車轟隆而過，也可以感到他的硬背椅子隨之震顫。他一會兒和巴克利談話，一會兒又和霍默·卡明斯交談，不時朝外面望望那煙塵和垃圾，抹抹前額上的汗，修改著講話提綱，瀏覽一會兒，又獨自沉思一會兒，等啊等啊。
星期四零時42分，總統終於被提名為候選人，票數是947.5張，對佐治亞州的理查德·拉塞爾的362票和印第安納州前州長保羅·麥克納特的半票。卡貝爾·菲利普斯寫道，儘管那時半夜已過，人們疲憊異常，天氣又熱，但對杜魯門的表態，“似乎一下子爆發出來，歡呼之聲，反對之聲，似乎都出自肺腑。那些不管別人在通道上來來往往，一直沒精打采地坐著的代表，現在也拿起旗幟，敲打著各種響器，參加到那無目的的長蛇舞蹈中去。新聞記者們在報界席的椅子上站起來，彼此相望，露出一副難以置信的表情。他們說，'看來倒像是真的。'”
巴克利的任命是鼓掌通過的，更顯出代表大會沒有把同樣榮譽給予那位總統的候選人。 1時45分，巴克利和杜魯門在《歡呼我們的頭頭》的樂聲中登上高台。一般在這樣的代表大會上，這時本應該是最高潮的時刻：兩位領導人手攜著手，高舉起來，燈光奪目，風琴急奏，男人們在摺椅上站起來，婦女們激動得涕淚橫流。當然，諸如此類的一切，現在也是有的。但還不止這些，還有一種滑稽的味道，似乎和大會一般氣氛很配合。雷伯恩主席剛開始介紹巴克利，一個肥胖的打扮過分的女人就打斷了他。整個晚上，大會主席台前都一直放著一個花砌的自由鍾，準備總統在台上出現時之用。這時她就獻給了他，或者說，準備獻給他。突然那個自由鍾下面沙沙作響——她剛來得及結結巴巴地說完“和平鴿”，一群又一群的白鴿就由這個花鐘下面鑽出來，帶著它們自己的禮品，在代表們頭上飛來飛去。設計這個戲劇性場面的人顯然不知道，但熟悉鴿子的人，都知道下一步會出現什麼。 “小心衣服!”人叢中的農場主大聲叫道。太遲啦。人們整個開會時間都嘟囔著髒話，現在臟東西倒真來了，把他們的襯衣和長裙都弄髒了。幸而在1948年時，新聞界還認為這類事情太粗俗，不應讓正經的讀者閱讀，所以對這個政黨的形像還沒多大影響，這也還算是萬幸。在主席台上的薩姆·雷伯恩挽救了當時的局面。他抓住了一隻剛飛過的鴿子，猛然把它向高處一擲。代表們都歡叫起來。使他們驚喜交加的是，這一下子，他們發覺緊張情緒頓然消失，人們輕鬆起來，低聲竊笑，把弄髒了的手帕揣起，彼此開玩笑說，無論哈里·杜魯門將來怎麼搞，再骯髒也不過如此。
還有一次更大的意外。在巴克利作了簡短髮言後，歐文·羅斯告訴我們：“疲倦異常的聽眾強打起精神，準備聽一套總統的例行演說。”誰知總統卻只是用提綱發言，那份提綱就是他在那陰冷的窗下，對著小巷，在機車噴出一陣陣喘聲中摘記下來的。他用他那即興發言的新風格發表了一篇詞鋒尖銳、震顫人心、一致對敵的演說。用羅斯的話說，“他的尖銳刺耳的、音調很高的語調使全場聽眾像觸了電一樣。”他一面作著快速而又笨拙的手勢，一面叫喊著說：“參議員巴克利和我會在這次選舉獲勝，共和黨人不喜歡也得喜歡的——你們記著吧!”他吼叫說：“要是選民們不對民主黨盡到職責，他們就是世界上最忘恩負義的人!”
他接著把話題轉向共和黨人，列舉他在醫療、住房、物價管制和教育補助等方面提出過而又被國會拒絕的計劃。他說他們扼殺這些措施，然後卻又用史無前例的無恥的、偽善的手法，通過競選綱領，說是要實現所有這些計劃。好吧，他會考驗一下他們的誠意如何的。
於是他對共和黨打出致命的一擊：“7月26日，我們在密蘇里州稱之為'蕪菁節'的時候，我要召集國會復會，並提出一些他們在政綱中表示要為之奮鬥的法案。我的朋友們，要是共和黨有點真心誠意要實現它們的政綱，第80屆國會就應該在為期不長的會期內採取一些行動的。如果他們願意，在半個月內就可完成立法手續，而他們還可以有時間到各地去進行競選。”
《紐約時報》報導說，這一來，“代表大會沸騰起來了。”什麼天氣、什麼時辰、什麼尖銳的派別矛盾和看來是不可避免的11月份的大選失利，暫時都被人遺忘了。杜魯門等他們略靜一下，接著又把問題說明白。 “他們會設法迴避這個責任，”他叫喊著，“但是，這個'再糟不過的'第80屆國會在這次特別會議的表現，將考驗他們是否說話算數!”
他們站起來，向他歡呼。他一直按原計劃進行，保持對共和黨“絕不妥協”，而會場外的反應也肯定了這一點。撰寫社論的人不知怎樣說才好。利用聯邦政府經費來作巡迴競選，已經是夠不像話的了，現在還要召集國會特別會議來為自己的政黨取得優勢，這幾乎夠條件彈劾了。范登堡對一位記者說：“看來這像是一個行將就木政府的最後的歇斯底里喘息。”賓夕法尼亞州的眾議員小休·斯科特批評說：“這是行將垮台的人的最後掙扎，他已失去了人民的信任，而為了黨派利益，連破壞國家和政府的團結和尊嚴也在所不惜。”佐治亞州的沃爾特·喬治用了一串精彩絕倫、五光十色的比喻，他叫喊說：“南方不但處於不利地位，而且是帶上了項枷!我們給上了足枷示眾了。”
可是，各處都有人讚賞杜魯門，雖然並不以為然。 “毫無疑問，他已經使代表們不再意氣消沉。”《時代》周刊寫道，“他政治上的勇氣，贏得了崇敬。”
7月份主要的大事是兩個分裂了的政黨和所謂的“蕪菁節會議”。狄克西黨人鬥志昂揚。他們的策略是把競選弄到相持不下，最後交由眾議院投票解決。他們認為他們獲得的選票會和杜魯門一樣多。 7月14日他們在伯明翰市集會，一天之內，他們就把代表大會全部議程進行完畢。他們提出斯特羅姆·瑟蒙德當總統候選人，密西西比州州長菲爾·賴特當副總統候選人。但是，這些狄克西黨人堅持種族隔離的戰線脆弱不堪，時有瓦解之虞。拉薩爾和哈里·伯德都沒有到伯明翰市參加大會，這並不是因為他們認為白人黑人應該權利平等，而是因為他們怕自己在國會裡的資望受到影響。但不管怎樣，狄克西黨人分裂出去，對民主黨總是個打擊。特別對克利福德，因為他的競選方案，本來設想民主黨南部各州是會團結一致的。
十天后，華萊士的美國進步公民聯盟又到費城，組成美國進步黨。 12月29日，這個黨的領袖宣布參加總統競選，並開始建黨運動，看來前途很是光明。他當時說：“我們集合了一批英雄人物。”進步黨人並沒有指望在1948年的總統競選中獲勝，但他們認為1952年的競選就會是他們的世界了。代表的平均年齡約為30歲，比之出席兩大黨代表大會的代表年輕20歲。美國不少大學都有代表，傳統的名牌大學代表比之所謂最大的十所大學更多，頭頭們左轉幅度較大的那些工會也有很多代表。男青年都是留平頭，那是當時學生風尚之一，穿的是敞領運動衫。女青年們穿著短襪和寬幅大裙。黑人也有很多代表。會上很多人帶著吉他，唱著民歌，都是皮特·西格和現在已是副總統候選人格倫·泰勒的風格。看來每個人都過得很愉快。驟然看來，進步黨似乎頗為興旺發達。
實際上這個黨內部矛盾緊張。華萊士能羅致的新政派，只有雷克斯福德·蓋伊·特格韋爾一人，但他和李·普雷斯曼老是鬧矛盾。普雷斯曼是個共產黨人，產聯的法律顧問，後來被沃爾特·魯瑟攆走。那時人們並不是隨便給人貼上共產黨的標籤，特別在戰後最初的十年。對知名人士尤其是不輕易這麼做的。有些選民認為進步黨和杜魯門之不同，是因為進步黨是自由派，現在聽到裡面有共產黨，都覺得不知所從。然而這種思想混亂，是由共產黨人有意造成的。他們能把前任美國副總統俘虜過來，真是意外的走運。美國人爭取民主行動組織是1947年1月組成的，本來是要和共產黨作鬥爭的，而美國進步公民聯盟則是仿照美國人爭取民主行動組織建立的。 1948年選舉以後三年，和共產黨斷絕了關係的邁克爾·奎爾，在美國產聯一個委員會上作證，說明了共產黨在進步黨運動中扮演的角色。奎爾是運輸工會主席，絕不是一個以“赤色分子”罪名迫害他人的人。他說，1947年秋季，他還是共產黨的同情者。那時共產黨總書記尤金·丹尼斯，就對他和其他一些工會領導說，黨組織“決定了組織一個由亨利·華萊士領導的第三黨”，華萊士“幾週內就會公開宣布競選總統的”。
華萊士從事這個異乎尋常的冒險行動，看來猶如拉磨的牲口，是帶上了眼罩的。後來他對朋友們說，競選後期，他發現他是被人利用了，他周圍的人幾乎都公然自認是共產黨人。他一定是最後才發現的。 《新共和》周刊曾經提醒過他，《民族》周刊也設法要他注意，《下午報》也警告過他。 《紐約郵報》要他參加美國人爭取民主行動組織，但他不聽。他參加競選，全美國祇有兩家報紙支持，那就是《工人日報》和賓夕法尼亞州的《約克日報》。記者們請他公開聲明不要共產黨支持他競選，羅斯福在30年代時就曾這樣做過，他也拒絕了。
結果是他的聲譽受到嚴重損害。參加費城大會的有3200名頗有魅力的代表，比之兩個大黨代表大會的人還要多，而且精力充沛，熱情洋溢。儘管這樣，他的共產黨助手們卻處處使他失利。他在費城沙伊佈公園發表接受提名的講話，本來很有可能成為美國政治史上最重大事件之一。門票最高不過每張二元六角，最低只是六角五分——露天看台上的無產階級。參加人數超過3萬，群眾對他歡呼若狂，說明他的聲望不減當年。只要有稍許公允的輿論支持(本來他也不難得到)，他本來不難把沃爾特·魯瑟和吉米·羅斯福那班人爭取過來。在那年7月這些人是並不難說服的，他只要和李·普雷斯曼那些人割斷關係就可以了。但他拒絕了。他表示“凡是為了和平對我表示支持的人，我都不會拒絕。”一位《時代》周刊的記者說美國進步黨的政綱和共產黨的何其相似，請他注意。 “我看他們的綱領很好嘛!”華萊士對共產黨的看法就是這麼談的。他還毫無必要地加上一句，“我認為共產黨人最像基督教早期那些殉道士。”
於是，華萊士競選運動的勢頭就低了下來。儘管認為共產黨人與基督教早期殉道士之間毫無類似之處的人紛紛責難，他還頑強地一直幹到底。他依然伸著手，額頭冒汗，人們熟悉的那一綹頭髮遮著一隻眼睛。他貿然南行，在北卡羅來納州的三個城鎮被人扔了不少雞蛋、西紅柿和爆竹。杜魯門對新聞界談話，對於“違反美國公平對待的傳統”表示遺憾。除此而外，總統對美國進步黨的威脅不屑一顧，認為人們對華萊士感到的新鮮勁一過，進步黨的威脅也就自然縮小。情況果然如此。隨著競選運動繼續發展，進步黨的勢頭果然逐步減弱。特格韋爾不動聲色地撤銷對他的支持，左傾的聯合電工工會則拒絕支持，而進步黨國會議員候選人也退出了地方競選。政治分析家在春季曾經認為，華萊士最低限度可獲得350萬張票。作為第三黨競選總統，他會遠遠超過1912年德布斯所獲的90.01萬票。當時蓋洛普民意測驗也估計他可獲7%的選票。但到了10月的第三週，蓋洛普的預測，已下降到4%，而到了11月2日，實際投華萊士票的，還不到這一百分比，只有1157172人。民主黨人分裂出來轉而支持進步黨，無疑使杜魯門失去紐約州。但仔細分析一下選舉結果，似乎很清楚地表明：在其他各地，他每失給華萊士一張票，就從獨立的中間派的同情者中獲得二至三票。
瑟蒙德在普選中得到1169021票。他集中力量爭取舊日南方邦聯各州，使他獲得39張選舉人票(亞拉巴馬州、路易斯安那州、密西西比州、南卡羅來納州以及一張田納西州的選舉人票)。但我們可以認為，這比零票還要慘。民主黨發現沒有鞏固的南方各州的支持還是可以獲勝，就覺得再沒有必要同他們妥協了。瑟蒙德本來想使黑人民權的擁護者失敗，但結果反而使他們更快取得勝利。
7月26日，杜魯門到國會山，出席一次充滿敵意的兩院聯席會議，提出他的所謂“採購清單”即要求通過的法案。他發言30分鐘，被掌聲打斷只有六次，而且都來自民主黨人。共和黨的議員們拒不鼓掌。杜威還是和往常一樣警惕，對記者們向他提出關於這個蕪菁節會議的問題，避而不答。用他的話說，他不想“和杜魯門一起失去身份”。他叫赫伯特·布勞內爾全權負責，自己則躲回到奧爾巴尼的書齋中去。布勞內爾感到不安。他向塔夫脫建議，共和黨的國會領導人可以就一些沒有爭議的法案開綠燈，以使杜魯門無從攻擊國會的阻撓。為什麼不修改《安置流離失所人員法》，把其中對猶太人及某些天主教徒有歧視的條款去掉呢·大家都認為這個法案有必要修改，如果由共和黨主動提出，就會在東部各大城市地區削弱民主黨在選舉時的優勢。塔夫脫搖頭不同意，他說這是個原則問題。總統召集這次會議，是濫用職權，對那份“採購清單”必須置之不理。布勞內爾說服不了他，國會山的共和黨同僚就想和塔夫脫擺道理。范登堡說：“鮑勃，我認為我們應該有所行動。我們應該盡力表明我們是在力所能及的情況下，充分利用這兩週時間的。那麼，在公眾輿論面前我們就好講話一些。”休·斯科特當時在場，據他說，“鮑勃·塔夫脫一點也不接受。'不，'他說，'我們什麼也不給那個傢伙。'凡是了解鮑勃·塔夫脫結束談話方式的人，就知道事情到此只得結束。”
這一來杜魯門高興了。他在咨文中提出的有關控制通貨膨脹、擴大民權、提高最低工資限額、擴大社會保險範圍和資助住房建築計劃等方面的法案——其中大部分是在杜威的競選綱領中含糊贊同過的。共和黨的國會領導人在費城時對這些模糊的提法表示過贊同，但那時做夢也沒想到在總統還未選出前就要對這些政綱負責。塔夫脫的原則是有根據的，但在美國公眾面前，要做到言而有信，畢竟也是個問題。共和黨這樣意氣用事，反而證實了總統對它的看法。
8月12日，白宮發表了一份詳細報告，把總統的建議和國會的抵製作了個對比。在同一天的記者招待會上，杜魯門對這個“無所事事”的國會所開的“無所事事”的會議，表示遺憾。他說以前他對國會的各種說法證明都是有道理的，它已自行證明是歷史上“最糟的”國會。
一個華盛頓記者卻想追踪另一條新聞。他在散會前問總統：大約兩個星期前有一個結實而貌不驚人、35歲左右的婦女伊麗莎白·本特莉，開始在參議院行政部門經費委員會作證。她和一名曾在眾議院非美活動委員會的證人、《時代》周刊的編輯惠特克·錢伯斯，現已指控一些政府僱員充當蘇聯間諜。被告人包括阿爾杰·希斯、威廉·T·雷明頓和勞克林·柯里。總統是否願意就這些間諜問題的聽證會發表什麼意見呢·
“這些只是轉移目標的手段而已。”杜魯門厲聲說，他想的還是那第80屆國會。他說：“他們利用這個問題轉移目標，想為他們該做而不做的事情找藉口。是的，我的話你可以引用。”
9月5日，星期天下午3時40分，“杜魯門專列”的司機在司機室裡把汽笛拉了兩下，離開聯邦車站去和600萬選民們會面。這次由黨內籌措經費的民主黨的競選運動終於動了起來了。這個計劃包括有兩次重要的橫越全國的旅行，每次為期十天，一次去東北各州，以及到哥倫比亞特區附近各州的短程旅行。在這第一次進軍中，總統要乘車走3.2萬英里，發表250次演說。在當時的競選中是創紀錄的。每天從早上在農村看日出，到18小時後最後一個火車小站止，都有小鎮居民集在“費迪南德·麥哲倫”號車廂周圍，眼睛睜得大大的，高舉電筒，來看火車平台上的這個小個子愛爭論的人物，而杜魯門也總是鬥志昂揚，而且說的話都可以發表。
他按照6月份的預演如法炮製，在多數情況下總是和顏悅色，讚揚一下當地的樂隊，介紹一下貝絲和瑪格麗特，在結束非正式的閒談時，要求大家：“11月2日去投票站，投民主黨的票，那麼，我可以再在白宮多待四年。”或者說，“做正確的選擇，免得我在1949年1月20日缺房子住。”每次停車到點，火車司機就會拉一下警笛，這個江湖賣藥的班子就又繼續走上征途。
各城市里人群愈來愈大，印第安納波利斯市有5萬，丹佛有5萬，波士頓有25萬，底特律有25萬。 “沒有人跳舞、歡呼或吹口哨來歡迎杜魯門，”理查德·羅維爾在1948年10月9日《紐約人》上寫道，“大家都鼓掌。據我看，掌聲強度，和一個傳教士關於在北羅得西亞戰勝異教的一篇差強人意的報告，所獲掌聲差不多少。這並不一定是說聽他講話的人準備不投他的票，雖然我個人的感覺是，其中多數人是不會投他的票的。”
杜魯門講的話，很多是荒謬的、不負責的，有些還是帶有惡意的。他備受攻擊，孤軍作戰，全國報紙只有15%對他支持，各方面的人都說他白浪費時間，也浪費大家的時間，在這種情況下，他還能大講煽動性台辭。 “共和黨人貪婪成性，”他說，“抬高物價，把美國消費者逼到走投無路。”還說他們“迷戀特權”，把杜威稱做“法西斯分子”，比之於希特勒。在艾奧瓦州德克斯特市全國耕作賽會上，他對8萬名聽眾講話，攻擊說“這屆共和黨國會，在農場主背後刺進了一把禾叉”。
9月過去，10月已到，白天變短，黑夜漫漫。超級市場裡開始有蘋果汁出售，孩子們挖空南瓜，製作鬼臉兒燈籠。初霜才現，候雁南飛，鶉鳥和簷燕接著也隨之南去。松鼠開始儲備橡樹子過冬。杜魯門的專列還在來往奔馳。田野上草垛棕黃，排列成行。機車蜿蜒穿進森林，只見楓樹上金黃的樹冠閃閃，鹿角漆樹一片緋紅，一聲汽笛長鳴，似在呼叫人們來聽那生氣勃勃的人介紹他老婆和女兒，擺明他的觀點，開幾句玩笑，然後揮手告別。
按照克利福德的說法，臨近10月中，這列競選專車進入了低潮。當他們在中西部一個小城鎮停下來時，一個工作人員跳下車來買了一份10月11日出版的《新聞周刊》。一條黑體大標題寫道：“50名專業政治評論員一致預言杜威將勝。”“一致!”有人隨口說了一句，引來長時間的沉默。其中一人拖著沉重腳步回來，拿給杜魯門看。他眨了一下眼睛，笑了一下，輕鬆地說：“呵，這批該死的傢伙!這些人總是錯的。別管他們，伙計們，咱們繼續幹吧。”克利福德認為，那時連貝絲和瑪格麗特兩人都不相信總統有任何可能獲勝。但是，他自己倒認為有希望，而且後來竟能證明他是正確的。 10月13日下午，在德盧斯去聖保羅途中，他把一份在德盧斯的講話稿翻過來，寫上對各州票數的分析預測，交給喬治·埃爾西。埃爾西封好收起來，等到選舉後第二天才拆開。原來杜魯門預言他得340張選舉人票，杜威108票，瑟蒙德42票，另有37票則列為“未定”。不能說分析完全準確，有四張選舉人票沒有計到。但以分析選舉為職業的人，如果能像他這樣預測選舉結果，恐怕是付出任何代價也會在所不惜的。
與此同時，那個跟著哈里之後進行全國巡迴競選的人，卻繼續進行得很順利。托馬斯·E·杜威這列“勝利專車”，組織得很好，嚴格正點，各地都有聯絡人員到站接待，有各種設備可以及時把講話稿預發給隨行的98名記者，還有高度傳真的擴音裝置能把這位候選人的深沉的男中音聲調從車後的平台傳送到新聞界的酒吧車廂。專列上設有最新的通訊裝備，不管他想說什麼，都可以傳送、播發到各地去。
但他什麼也不想說。 9月末，利奧·埃根在《紐約時報》報導說：“杜威州長好像已經當選，現在只是就地踏步，等候上任。他的言談舉止，顯示出他認為選舉只會證實早已決定了的事……杜威州長有意避免同在職的民主黨總統進行任何激烈爭論。”
這兩部列車在中西部和加利福尼亞州曾先後兩次只相隔一兩天的路程。杜魯門總是注意到這一點，並向他的對手提出一連串棘手的問題。杜威拒絕上鉤。他寧願暢談落基山的“無限風光”，談他所經過的“柔和而綿延起伏的樹林茂密的鄉村”，談那些“繁華的城市”和“肥沃的平原”——總之，談的是美利堅合眾國的“無比壯麗”。
杜魯門則談論住房問題、最低工資限額、老年人的醫療和莊稼。杜威為水辯護起來。 “只要充分保持土壤，”他在丹佛市響亮地說，“我們就能採取很多措施來保障我們的前途。我們對現有的水必須善加利用。河裡的水，我們要用來耕作，還要用來發電……應從最大限度地保持水源、發電、航行、防洪、墾荒和灌溉的角度，來開發西部各條大河。”
杜魯門所謂“在背後刺進一把禾叉”的講話發表後兩天，全國都在等候共和黨領導人表態時，杜威在得梅因市卻只說：“到了1月20日，我們將進入一個新時代。我們準備在華盛頓成立的新政府，對美國人民有信心，對其需要有深切了解，並有能力予以實現。我們將重新實現我國人民不可缺少的團結以及使美國成為偉大國家的那種精神力量。我們全國又將肩並肩地向著更偉大的未來前進，使每個美國人生活得更美好，卓有成效地致力於維護世界和平。”
杜威發表的正式講話內容這樣枯燥乏味，有辦法的記者就開始追求某件趣聞樂事、某個輕鬆的特點來點綴一下那些蒼白無色的段落。 10月12日在伊利諾伊州的博庫普城，列車突然向後面一堆人群倒溜。倒退幾英尺以後，它又剎住了，沒有造成傷亡，但這位州長的情緒卻受到影響，發了脾氣。他當時怎樣說的，那就看你聽的是哪種說法了。反正他不是說“我沒見過這樣的白痴司機”，就是說“我第一次見到這樣的瘋子司機。他大概該在黎明時槍斃，但由於沒有造成傷亡，我看可以免予追究”。也許他難得講出什麼有實質內容的話，於是這句話就不脛而走，在全國各個工會禮堂和鐵路的圓形機車庫內，竟成了反對杜威的口號。
其他共和黨人則在戰鬥。休·斯科特當時是全國委員會主席，他抓住了本特利-錢伯斯的證詞，認為這個問題涉及面廣，不能輕易當成是“轉移目標”。但是杜威對此只略提一下，又馬上轉而高談闊論：“我們有時不能按我們的信仰行事，而且經常缺乏信仰。但在我們內心中，我們相信而且知道，每個人都是信神的，每個個人都是最為寶貴的。”說句公道話，在競選運動快結束前那幾週，杜威也開始懷疑自己的策略。聽他講話人少了，而他從報紙了解到，聽杜魯門講話的則多起來了。他的策略委員會——布勞內爾，斯科特、埃利奧特·貝爾和拉塞爾·斯普拉格——決定在工業發達的西北部，來個最後攻勢；至於中西部的農場主們，他們生來就是共和黨人，可以不必為他們操心。杜魯門的冷嘲熱諷使他按捺不住，他要回擊，於是在四個居民點放手乾了起來。他說，舉個例說，杜魯門否決塔夫脫-哈特利法的咨文，乃是“160年來白宮所發出的最錯誤、最失策、最不符事實的文件”。群眾聽了覺得蠻有味道，他自己也很得意，但他的顧問們則有所警惕。哈格蒂探聽新聞記者們的反應，並向杜威報告說，記者們都認為相互攻擊是個錯誤，只是承認自己軟弱無能。為了保證杜威廣泛聽取意見，布勞內爾安排了一連串的電話會議，讓杜威和共和黨各州委會的委員們交換意見，96名男女委員中有90人參加。除了一人以外，大家都勸州長採取高姿態，讓杜魯門繼續走他的低下的路子，失盡人心。只有堪薩斯州的哈里·達比是個例外，他警告說，農業地帶現在難以駕馭。人們認為他是杞人憂天，未予理睬。於是杜威又繼續他的聖戰，呼籲為團結、廉潔、管好水利和維護信仰而奮鬥。
一直到最後時刻，杜魯門在列車裡不斷收到賬單，因為服務行業的經理們生怕將來成為爛賬。但是，自從《新聞周刊》那一期登了使人沮喪的消息以後，專列上的情緒已開始略有好轉。在列車裡晚上的漫談中，年輕的工作人員們反复爭論，究竟總統獲勝的可能性有多大。但是，只要他們稍為樂觀一些，就會有人提出，國內各種民意測驗，都做出相反的預測。到了最後幾天，克利福德認為有些跡象表明杜魯門影響有所加強。杜魯門按照傳統習慣，在選舉前的星期五晚，在布魯克林音樂學院向群眾大會發表講話。人們起立，向他歡呼達12分鐘。而在這些支持者中，有些人在費城代表大會之前，還曾經是“倒杜魯門”運動的頭頭。克利福德於是想到，如果再有兩個星期競選時間，他們也許會有點兒希望的。
在芝加哥市，艾德萊·史蒂文森和保羅·道格拉斯並肩站在一輛敞篷車上，去體育場參加支持杜魯門的群眾集會。人行道上站滿人群，有四五層之多，可是都默不作聲。 15年前，這些人都是在經濟結構最底層的被遺忘的男女，是餓著肚子的教師和衣著襤褸的工人，英薩爾使他們陷入了困境，羅斯福則使他們得了救。史蒂文森見到人那麼多感到驚訝。似乎整個芝加哥市的人都來了，但是幾乎聽不到什麼歡呼，簡直是啞然無聲。道格拉斯說：“今天他們是來看看他們美夢的幻滅。”
《巴爾的摩太陽報》的總編輯漢密爾頓·歐文來到一位年輕記者的辦公桌前。他說：“我已把祝賀新總統的社論寫好。已經排版，準備付印。”他停了一下把眼睛一眨說：“要是杜魯門獲勝，那我就得另寫一篇，不是嗎·”他很欣賞自己這句俏皮話，樂呵呵地走開了。
《生活》周刊的訂戶在10月最後一個星期，就收到提前出版的11月1日的一期。在第37頁上，有一幅整版那麼大的杜威州長和夫人的照片，圖片說明是“下屆總統乘渡輪在舊金山灣的開闊海面上游弋”。同時登了一篇長達八頁的關於競選的綜合報導。編輯們的結論是，美國“將拋棄杜魯門而選擇杜威”，理由既涉及“感情也涉及智力問題”。威拉德·基普林格主編的《變動的時代》周刊11月1日號封面刊登一條一英寸高的大字標題，說本期透露“杜威將有何作為”。 10月31日星期天，《紐約時報》登出一篇報導，那是該報龐大的工作人員在全國各地進行長達一月之久的調查報告，反映各州選民的思想感情動向。其結論是：杜威會在29州獲勝，得選舉人票345張(有266張就可當選)，杜魯門則在11個州獲勝，得選舉人票105張，瑟蒙德4個州，選舉人票38張。另有43張選舉人票待決。調查報告還發現，共和黨將繼續控制國會兩院。為了肯定調查報告的準確性，《時報》向報導杜威的47名最敏銳的記者徵詢意見。他們在一次秘密表決中一致認為這位州長將輕而易舉獲得勝利。
《底特律自由報》在準備11月3日(即選舉後第一天)發表的社論中，請國務卿馬歇爾辭職，並勸杜魯門委任杜威的外事顧問約翰·福斯特·杜勒斯取代他的職位。這家報紙編輯們的理由是：“這樣就會使國內外對我們的對外政策恢復信心。”(還是那個杜魯門主義，其時正在使希臘平靜下來，馬歇爾計劃正在全面貫徹，而柏林的空運補給也已進入第五個月。)《自由報》承認：“這當然是對杜魯門要求過高。然而，為了團結和國家利益，我們有時還要對千百萬的美國人要求多得多呢”。這些編輯們對美國這位“落選”的總統倒是手下留情，說他“是個勇敢的小人物，從未追求過總統寶座，就任後不知所措，但卻傾其全力戰鬥到失敗”。 《自由報》還對讀者們說，杜魯門生活上不成問題：“首先作為前任總統，他每年有希望得到2.5萬元的退休金，還可以指望有廣播電台和他簽訂合同、雜誌約他撰文，還可以寫書，這樣加起來使他撈到一筆可觀的收入，人們認為可以近達100萬元。他的前途，還不至於是由白宮通向貧民收容所。”
但是新聞界論述這位打垮了的總統，並不都是這樣寬宏大量。一位報業辛迪加的專欄作家發表文章，提出“杜魯門在治國中礙手礙腳，究竟杜威會容忍多久”的問題。有些作者也和《自由報》一樣，星期二選民投票，但星期一就寫好準備在星期三登載的專欄文章，以便星期二排版。因此，德魯·皮爾遜在開票後一天發表的文章的第一段，不禁使數以百萬的讀者感到驚訝。那段文章說：“湯姆·杜威在86天內將主持白宮，我對他周圍那個緊湊的班子進行了調查。”接著他就神氣十足地把新總統的內閣名單全部列出來。同一個星期三，約瑟夫和斯圖爾特·艾爾索普透露說：“選舉後的首要問題，是政府怎樣度過未來的十個星期……事態總要發展，總不能停下來耐心地等到托馬斯·杜威正式接替哈里·杜魯門的職位。特別是在對外和國防政策方面，在華盛頓總要有些部門有些人有權做出決定，而又不致在1月20日後失效的。”艾爾索普兄弟建議杜威任命的國務卿和國防部長馬上以“特別助理”身份進入這兩個部，以便在杜威就任以前，指導那些即將下台的前任官吏。
這一切是怎麼發生的呢·怎麼會有那麼多的老成練達的觀察家肯冒那麼大的風險而孤注一擲·答案就是他們並不認為那是孤注，更不要說是冒風險了。他們長時間以來都在議論杜魯門，認為他毫無希望。他們都在文章中分析為什麼杜威擊敗杜魯門會易如反掌，相互影響之下，更認為選舉不可能有別的結果。杜魯門在競選時聲稱：“除了人民以外，大家都反對我。”這倒有那麼一點兒道理：他和選民與那些權威不同，並不認為選舉是給誰加冕，而是一次競爭。以研究競選趨向為職業的人們，認為所有的跡像都指著同一方向。凡是在野黨控制了國會，兩年後肯定就會贏得總統職位。民主黨在1930年控制了國會，後來羅斯福就當選。而且，共和黨人早就該重新上台了。羅斯福連任四屆，只能歸因於他個人的魅力，艾爾索普兄弟和皮爾遜都是這樣看的，而杜魯門所缺少的恰好就是魅力。共和黨候選人有的是錢，絕大多數的報紙又支持——當然記者們認為這點很重要，而且，最重要的是，民意測驗也都預祝其成功。
自《文摘》那次民意測驗分析完全落空以來見第四章。 ——譯者，已有12年了。 1936年民主黨在選舉中佔壓倒優勢，頗使共和黨人難堪，再也不相信那種預測性投票。但是後來他們發現，當時喬治·蓋洛普和埃爾莫·羅珀雖然沒有《文摘》那些民意測驗者那麼有名氣，但都不靠寄來信件而採取典型統計分析，竟而預測到羅斯福大勝。那次以後，每次選舉又都證明，這些人的預測是正確的。大城市報紙，都訂閱他們的資料。相反《紐約時報》花許多錢自己進行調查，人們反而覺得稀奇。要是有哪位權威反對他們的意見，人們就會說他是傻瓜。於是就開始了這樣的循環：民意測驗預測共和黨大獲全勝，專欄作家和社論作者就作為福音來傳播。甚至有這種可能：那些原準備投民主黨票的男女，為了想表明自己和大家看法一致，於是哄騙了民意測驗人員。於是，將錯就錯；再加上民意測驗人員已變得沾沾自喜，甚至是妄自尊大(至少有一次是如此)，這樣就錯上又加錯了。
埃爾莫·羅珀是夠妄自尊大的。他在9月9日一篇專欄文章裡，在選舉前差不多還有八個星期，就宣稱他已對美國選舉人作了最後一次調查。他寫道：“托馬斯·杜威實際上幾乎已經當選了……既然是這樣，我認為如果還要像電台人員報導體育比賽實況那樣，硬要說兩隊是不相上下，那就是再單調不過，智力上再貧乏不過了。”羅珀也和許多職業的選舉分析家一樣，相信當時所謂的“法利法則”。法利在1936年的選舉預言一鳴驚人以後，說過，根據他的看法，選民在兩黨舉行代表大會時就已決定選舉誰了。他意思是說，以後的競選運動，不過是熱鬧一番，不起作用。 9月份第一周，羅珀以自己的聲譽押寶，所根據的是他的工作人員在8月份所蒐集的數字。可笑的是，他在選舉前的最後一周，確實又作了一次民意測驗，結果是杜魯門的形勢略有好轉。但是，杜威還是遙遙領先，因此他決定不採取兩邊下注。
三個全國性的民意測驗——羅珀，蓋洛普和克羅斯利——都錯在沒有問清調查對像是否真會投票和沒有把只受過小學教育的選民包括在他們的典型調查之內，而這些人則多半是杜魯門的支持者。但是他們最大的失誤，還在於對杜魯門的巨大努力的最後影響，竟然視而不見。杜魯門專用列車還沒有從聯邦車站開出，羅珀就已下了結論。克羅斯利的最後報導，預計杜威獲49.9%選票，杜魯門44.8%，其餘的選票則為瑟蒙德和華萊士。這是將8月中、9月中和10月中不同時間來自各州的典型統計混在一起進行分析的。三家中最認真的是蓋洛普，他是應該意識到國內發生什麼變化的。他9月24日的報導，估計杜威獲46.5%的選票，杜魯門則有38%。但他在選舉前兩天登載在星期日報紙上的最後一篇專欄中，說明杜魯門聲勢猛增，達到44%，而這數字還是依據兩週前進行採訪得來的。克利福德說得對，美國人的態度每天都在變化，幾乎是每個小時都在變化。
現在超過40歲的美國人，在記憶中有四件事特別突出：珍珠港事件、羅斯福逝世、1948年的選舉和約翰·肯尼迪被刺。男人們也許會忘掉他21歲生日那天發生過什麼事，女人們也許會忘了她怎樣失去童貞，但每個人都想得起來他或她聽到這四件事時是在什麼地方。這些事成了人們生活中的里程碑。正好像他們的雙親會說“我們是在停戰後相遇的”，或者說“股票市場大崩潰時，我們剛搬了家”；而他們這搖擺音樂的一代則把個人生活的事情，在日期上和達拉斯的槍聲、日本對夏威夷的襲擊、羅斯福在溫泉中風、杜魯門競選獲勝的奇蹟聯繫起來。
那天晚上，大家都以為可以早睡。吉姆·哈格蒂在紐約羅斯福飯店的舞廳對記者說：“午夜之前，戰鬥就可能結束!”杜威在東第51號街一所學校裡投票後，一個辦事員在上面辦公室一個窗口對他喊道：“祝你順利，總統先生!”他本人預料，他和夫人在東第93號街六號他的好朋友羅傑·斯特勞斯家裡進餐時，杜魯門就會來電，承認競選失敗。在華盛頓，民主黨傳統是在五月花飯店集會，而共和黨人則是在斯塔特勒飯店。現在斯塔特勒飯店已把舞廳佈置一新，準備好禮服上的襟花，好讓夫人小姐們到場時每人戴上一朵。與此相反，五月花飯店卻毫無動靜。民主黨全國委員會肯定必然失敗，連飯店的舞廳也未予包定。委員會的成員們想把錢省下來為1952年競選時用，乾脆回到他們當辦公室用的套間，把電話機掛斷，開兩瓶威士忌酒，坐下來準備守夜。誰都沒帶收音機，因為這是惟一一個可以不必收聽新聞的晚上(在60年代或70年代，他們準會有一人在衣袋中帶一具半導體，但在1948年，手提收音機還是頗為笨重，還得要用牆上的電源插座)。這一夜，政治形勢發展迅速，委員會的成員們都遠遠落在後面。 《紐約時報》的卡貝爾·菲利普斯也同形勢失去了聯繫。他報導了杜魯門競選消息以後，就回到曼哈頓，買了一件價值47.5元的大衣(那時算是價格高昂的了)和一張戲票去看林恩·方坦恩和艾爾弗雷德·倫特的新戲。當新罕布什爾州開始零零星星地發來選舉結果時，菲利普斯正走進在第47號街的劇院大門。他坐在那裡看了兩場戲，對外面那一出更為精彩的戲，卻毫無所知。
最初從新罕布什爾州報來的數字使杜威頗為驚訝。雖然他還是領先，但優勢比不上1944年。這個州原是共和黨的堅強堡壘，任何共和黨候選人都料不到領先得那麼少。他匆忙回到飯店的套間，和家人和幾個密友坐在收音機旁，聽著和看著給他送來的選舉結果的電訊，在拍紙簿上記著數字。
杜魯門總統則在密蘇里州。在特工人員亨利·尼科爾森和吉姆·羅利1963年11月22日，他已任特工機關的頭頭。的幫助下，他早幾個小時就避開了新聞界。下午4時30分，他們驅車到了離獨立城30英里的風景區愛克瑟爾西奧溫泉，在埃爾姆斯飯店休息。總統洗了個土耳其浴，6時30分回到房間，吃了一個火腿三明治和一杯牛奶。他把床邊的收音機打開。一位廣播員說，他以幾千選票之差，初步領先。他就上床，幾乎立刻就入睡了。
7時45分，《芝加哥論壇報》一位編輯頗為傷腦筋，因為要做出決定。該報的晨版要付印了，要準時送到街上讓深夜從劇院散出來的觀眾買到手。這位編輯要選擇一條標題，不能只說總統選舉已經結束，因為這是誰都知道的。他需要一條實在的消息。杜魯門是在領先，但在未弄清這些初步結果來自新英格蘭哪個州以前，這些數字是毫無意義的。舉例說，共和黨候選人也許會在康涅狄格州佔絕對優勢，但是如果哈特福德像過去一樣，先將選舉結果公佈，這個數字就會表明民主黨獲勝。但甚至康涅狄格州的評論員也說不出數字來源，他本人也不知道。因為他要搶先廣播，一有紙條送來，他就在電台裡讀起來了。
這樣《論壇報》大樓裡的編輯，在還未知道具體情況之前，就要擬定他的標題。於是他只得依靠這次選舉中有把握的情況，在大樣上寫了個通欄標題：杜威擊敗杜魯門。
這時，選票累加數還不說明問題。杜魯門初步領先是早就料到的，民主黨力量主要是在城市裡。城市裡有選票計算機，通訊設備又較好，所以選舉結果的消息到得最早。但是，排除了這個因素來進行分析，杜威似乎在紐約州和新澤西州獲勝(但這僅僅因為華萊士在這兩個州都取得大量選票)。除了馬薩諸塞州和羅得島外，他在整個東部各個工業州都佔優勢。這使他認為更有把握，因為這些地區在傳統上是民主黨勢力範圍。而且，瑟蒙德又使杜魯門失去密西西比州、路易斯安那州、亞拉巴馬州和南卡羅來納州。但是儘管這樣，杜威領先之少，令人不可思議。有些地區本來是共和黨的堅強堡壘，但共和黨卻只以幾票領先獲勝。在一些地方，杜魯門得到的選票比當年羅斯福還要多，在各主要城市中，他在選民票上都處於領先地位。
真正使人震動的消息來自阿巴拉契亞山脈以西的各州。民主黨候選人在威斯康星州、艾奧瓦州和科羅拉多州都遙遙領先，而這三個州原都是共和黨的老地盤。而且當西部11個州的初步選舉結果到達時，杜威似乎只在俄勒岡州取勝。
10時30分，倫特在紐約上演的戲第二幕落幕了。卡貝爾·菲利普斯覺得口渴。在第一次幕間休息時，他沒有離開座位，現在他想去附近一個酒吧盤桓一下。他要了蘇格蘭威士忌酒，這時聽到收音機裡的廣播員念出各個州名、各個選區和分選區數以及一大堆不易理解的數字。菲利普斯已向酒吧間服務員付了錢，一口威士忌酒還未下肚，突然廣播員用清晰的聲音報導說：“杜魯門領先，看來是無可爭議的了。如他能在俄亥俄州又領先的話……”
菲利普斯噎住了，連威士忌酒也嗆得吐了出來。他立即跑出大門，向著《時代》廣場跑去。在途中，他想起他的新大衣，停了一下，決定不管它，飛奔報社。
每隔15分或20分鐘，電台聯播的播音員就請喬治·蓋洛普博士就收到的統計數字發表意見。蓋洛普解釋說，民主黨目前領先，但等農業地區的選票結果出來時，這種領先就會不存在了。到了11時，農業地區的選票開始報進來，仍是投民主黨的。在平原地區各州的人們，都還記得哪個黨幫助過他們維持糧價和解決穀物儲存問題。
晚上11時，赫伯特·布勞內爾走進羅斯福飯店的舞廳，宣稱杜威已獲勝。黨的工作人員歡呼起來，但他們還未來得及問清詳細情況，他又急匆匆走上樓去了。看來哈格蒂對杜威的壓倒優勢估計過高，他們並不能在午夜前結束戰鬥。
午夜，杜魯門醒來了，他過了一會才弄清自己是在這個陌生的飯店房間，接著他又打開收音機。那是H·V·卡爾登邦在廣播，他說按選民票計算，杜魯門雖然以120萬票領先，他“無疑仍已被擊敗”。總統把他的播音關斷，又翻身入睡。
有一個人剛來到民主黨全國委員會華盛頓總部，他路上聽到廣播，帶來消息說總統絕沒有大敗，在一些州他甚至還領先。當然，“農場主那邊還沒有消息。”有個工作人員建議派人取一架收音機來。他們聳聳肩膀，才點頭同意。趁一切結束之前取樂一番也好嘛。
“這時，”理查德·羅維爾寫道，“斯塔特勒飯店這座堡壘正在搖搖欲墜。共和黨的夫人小姐們咬著襟花強作鎮靜，共和黨的先生們緊張得滿身大汗，連衣領也軟蔫蔫的了。”
午夜過後不久，在羅斯福飯店舞廳中的慶祝氣氛開始換成焦急不安，接著則是驚慌狼狽。到了這樣深夜，他們才肯定杜威在他自己家鄉那個州獲勝，但是僅僅是以6萬票領先。如果華萊士沒有參加競選，杜魯門也會在這裡擊敗他的。
現在，看來結果取決於俄亥俄州、伊利諾伊州和加利福尼亞州了。儘管說來難以令人置信，在現有票數基礎上，杜魯門在這三州中任何一州獲勝，就可以當選。但是這三個州都是拉鋸戰。他一會兒在一個州里稍微領先，一會兒杜威又趕過了他。清晨1時45分，布勞內爾又到舞廳來，再一次發表杜威獲勝的消息。他為什麼這樣做，只有他自己才知道。他贏得幾聲微弱的歡呼。其餘的人只是瞪著眼看著他。
清晨4時，特工羅利把總統喚醒，建議他再打開收音機聽聽。他現在已經以200萬票這個驚人數字領先了。 H·V·卡爾登邦還在說，他看不出杜魯門當選有任何可能性。他那聲音，杜魯門到死也忘不了，而且老是向朋友們尋開心地模仿他。
總統把衣服穿上，叫特工們驅車把他送回堪薩斯城的繆爾巴赫飯店，因為據他說“看來我們要再待四年了。”他們上午6時到達。倦容滿面的記者們都感到納悶：他究竟上哪裡去了，好像剛剛睡過覺的樣子。
4時30分，總統的車子從愛克瑟爾西奧溫泉的埃爾姆斯飯店開走時，哈格蒂在羅斯福飯店召集記者，說他已和杜威交換過意見。他說：“我們還在戰鬥。選舉結果還在報來，但看來在天明以前我們不會確切知道勝負如何。”35分鐘以後他又再次出現。 “現在，我們不作任何估計，也不作任何斷言。”他說。
黎明後不久，這位筋疲力盡的州長上床睡去了，他還沒有意識到他已被擊敗。正當他昏昏入睡時，他的消瘦勞累的助手們知道最後一線希望也已失掉。上午9時30分，杜魯門以7000票領先，在俄亥俄州獲勝。這樣他就拿到270張選舉人票，足夠當選總統。一小時後，杜威睡醒，他才知道他在伊利諾伊州和加利福尼亞州也被擊敗。上午11時14分，他承認失敗。杜魯門總統不但競選勝利，在選舉人團中也取得出色的勝利——票數是304票田納西州一個原先擁護杜魯門的選舉人，後來轉而支持瑟蒙德。對189票，另有38票是狄克西黨人的。不但如此，國會也與他一道取得勝利。在第80屆國會中，共和黨是以51席對45席控制了參議院，以246席對188席控制眾議院。現在民主黨以54席對42席在參院佔了優勢(比上屆多了9席)，又以263席對171席在眾議院取得優勢(比上屆多了75席)。保羅·道格拉斯、休伯特·漢弗萊、林登·約翰遜和埃斯蒂斯·凱弗維爾都當選參議員。門南·威廉斯當選為密執安州州長，切斯特·鮑爾斯為康涅狄格州州長，艾德萊·史蒂文森為伊利諾伊州州長。
塔夫脫這時暴跳若狂。 “我不管對這件事情怎樣解釋，”他說。 “又把那麼粗鄙的小政客送回白宮簡直是違反普通常識。”但在其他各處，杜魯門這樣取得勝利，使那些有宿怨的人也為之折服。 “對這樣一個本已失敗但又總不肯低頭挨打的人，你只有對他致敬。”極端保守的紐約《太陽報》寫道，“杜魯門先生之所以取勝，是因為我們這個國度，仍然是愛戴敢於戰鬥的人，仍然尊敬那些不屈不撓的人。”這次成功其實不只是個人的勝利。選舉後兩天，沃爾特·李普曼寫道：“杜魯門先生本人的勝利、國會兩院裡民主黨又成為多數、民主黨在這樣多的州中取得優勢，都證明民主黨有巨大生命力，這是羅斯福從1932～1944年領導和發展的黨……羅斯福死了，他建立的黨還存在，而且無疑還是美國政治上的支配力量。”
選舉後第二天，新聞記者和社論撰稿員都互相避開視線。新聞界和向他們提供消息的人都成了全國的笑柄，他們自己也知道。艾爾索普兄弟寫道：“職業政治家、民意調查人、政治記者們以及其他自作聰明的人和預言家們，現在能繼續以權威姿態談論問題的只有一個，這就是怎樣燒那老烏鴉。”燒烏鴉吃是美國俗語，是低頭承認錯誤之意。 ——譯者當總統和當選副總統回到華盛頓時(杜魯門這時高舉《芝加哥論壇報》的“杜威擊敗杜魯門”的通欄大標題)，他們受到75萬人歡呼，《華盛頓郵報》大樓正面，掛一條橫幅“總統先生，你什麼時候把老烏鴉端到桌上，我們就吃。”賴斯頓給他自己的報紙《紐約時報》寫了一封信，“我們和別的記者們過於缺少聯繫了，並且我們對民意測驗的大量統計數字也過分相信了。”《時代》周刊說，報紙“把報導職責委給民意測驗所了”。有幾位報紙發行人大怒之下，停訂了民意測驗報導，民意調查人也低首認罪。蓋洛普只是說：“我也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一位《紐約時報》的記者想起打電話給《文摘》最後一任編輯威爾弗雷德·芬克，請他發表意見。芬克回答說：“不要認為我是惡意的，但我對這件事確實覺得非常好笑。”
後來，密執安大學的“調查研究中心”對各種民意測驗機構進行了一次民意測驗，而蓋洛普和羅珀也認真地對自己工作進行了檢查總結。各方面結論倒是驚人的一致。密執安大學發現，投杜魯門票的24105000中，14%，或者說有3374800人是在競選的最後兩週才決定投他票的。蓋洛普和羅珀採取不同的方法進行研究，發現每七個選民中就有一個人(即6927000人)是在選舉前最後兩星期才決定選誰的。在這些人中，有75%選了杜魯門(即5195000人)，25%選了杜威(即1732000人)，相差3463000人。既然杜魯門在11月2日比杜威多2135000票，結論只能有一個。不管用密執安大學還是用蓋洛普-羅珀的數字，都證明大約有330萬拿不定主意的人，到了競選行將結束時才決定了誰勝誰負。正是在這期間，杜威在本能上本來要採用杜魯門那種不管粗鄙與否、給他致命一擊的方式，但由於所有的專家顧問們都認為他不該如此，他也沒有這樣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