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艾奇遜吹捧杜魯門的一句話。源出於莎士比亞的《亨利第五》。哈里是英王的名字亨利的暱稱。莎士比亞說他在困難時樂觀而堅定，使其僕從深受鼓舞。其卓越之處，“他的拙筆”僅能描述其在“黑夜裡……的一點英雄形象”。杜魯門名字也是哈里，故艾奇遜引用此語吹捧杜魯門。 ——譯者世界領導的大旗從垂死的英帝國轉移到美國，其時間、地點，我們是有可能考定的。 1947年2月21日，星期五傍午，英國駐華盛頓大使英弗查佩爾勳爵給國務院去電話，說有急事要和剛接替貝爾納斯任國務卿的喬治·馬歇爾會晤。大使說他奉命要遞交白宮“一張藍紙”。按外交的習慣用語，那是指正式的重要函電。迪安·艾奇遜說馬歇爾已離開國務院去參加普林斯頓大學成立200週年紀念並發表講話。能不能等到星期一呢·
確實不行，英弗查佩爾回答說。他準備請他的一等秘書H·M·西奇爾立即把文件送來。這裡就引起一個對等接待問題。艾奇遜是個副國務卿，接見一位一等秘書就會有失外交禮節。要找個級別較低的人才行。因此，他指派遠東和非洲司司長洛伊·亨德森做代表。於是，這兩個級別不高的外交官就在當天傍晚在行政大樓內一間陰沉的辦公室會面，從此開始了世界領導權西移的第一步。
西奇爾事實上帶來兩份文件。按照艾奇遜後來的回憶，兩份東西都是“驚人”的。希臘局勢混亂，艾奇遜是知道的。據報共產黨已準備接管政府，謠傳說英軍在撤出，亨德森還曾打過一份題為《危機與迅即崩潰的可能》的報告，提出為了要挽救希臘，惟一辦法是由美國對那裡的聯合政府提供大規模援助。但在此之前，還沒什麼跡象表明希臘窮途絕路的程度。現在艾奇遜看到的這個文件說，希臘需要2億以上的美元，作為應急的第一筆援款，否則就只得向野蠻的俄國侵略屈服。第二份文件說，土耳其亦處於困境。他們力量稍強一些，但要是得不到援助，也是會被征服的。英國已是無能為力了。反納粹鬥爭進行了六年，把英國弄到筋疲力盡，財源枯竭。實際上，他們也亟需美元救急。不久之後，英弗查佩爾勳爵就將再次來找美國人親自求援。
杜魯門了解這情況後，不由得吃了一驚。他沒想到形勢這樣惡劣。當然，丘吉爾已經警告過他，歐洲已成為“瓦礫場、骸骨堂、時疫與仇恨滋生的淵藪”，但人們多認為，這不過是丘吉爾聳人聽聞的說法而已。對於歐洲的困境，報界不是置若罔聞，就是輕描淡寫。 《時代》周刊向來以善於發現談話尖銳的旁觀者見稱，曾引用過一位捷克游擊隊員的遺孀(沒登姓名)的話說：“我們需要不多，但卻很急迫。”這種話華盛頓聽來覺得有道理，因為他們認為歐洲大陸也和美國一樣，經過短時期的混亂和調整，就會重建和平時期的經濟。戰胜日本後那一周，總統曾對同盟國提出延長租借法的請求進行研究，但沒有同意。他說，按租借法提供的400億元應已足夠。租借法必須盡快結束。他堅決反對美國在1945年9月勝利以後繼續充當全世界的施主。
戴高樂對此曾提出抗議，蔣介石也反對，而丘吉爾則大聲叫嚷：“我不能相信這就是美國的最終決定。我不能相信這麼一個偉大的國家會這樣簡單生硬地處理問題。”事實上美國也沒有這樣做，只不過是放棄了一種方式，而代之以他種方式而已，其中主要的就是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但是，儘管花了110億元在信貸和贈款上，低地國家、法國、意大利、西德和巴爾幹半島諸國還是窮困異常，物資奇缺。戰後兩年，辦事有條不紊的柏林人都在冰天雪地到來之前，在秋天就掘好數以千計的墳墓，準備埋葬那些看來再也看不到另一個春天的鄰人。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送給希臘的物資，只夠把雅典市鏽蝕的水管和水泵換上新的，解決被破壞了的全市供水系統。納粹暴虐是被打垮了，但接踵而來的不是自由，而是飢餓和混亂。從愛琴海到北海，莫不如此。經過德國人的掠奪、炸彈的轟擊和抵抗運動戰士們的破壞，工廠陰冷淒涼，寂然無菸。反正什麼原料都沒有，就算出現奇蹟，有了原料，鐵路網也七零八落，沒法運到工廠。看來政治領導權就要轉到蘇聯手中了：即使不為別的，而僅僅是因為沒有別的出路的緣故。
國務院了解到需要進行規模巨大的救援，初時還指望英國和她的龐大帝國來負責提供。 1946年7月，杜魯門簽署了一個法案，授權向英王政府提供37.5億為期50年的貸款。他以為這樣美國就可解脫對歐洲承擔的義務。但現在錢已花完，卻沒有什麼成效可言。倫敦約有1.7萬家房子，佔全城的1/4，還是斷壁頹垣。臨時搞了1萬間尼森式活動房子以應燃眉之急，但粥少僧多，只能滿足一小部分的需要。當美國婦女們爭論採用不採用新式樣時，她們的英國姊妹們每年卻只能配給一件長衣，四英兩毛線，兩碼衣料，1/3條襯裙，1/4套衣服，1/5件睡衣。勝利除了使美國這個偉大盟邦得以倖存而外，並沒有帶來其他什麼。
但是能否生存下去還是個問題，因為1947年1月開始的嚴冬就威脅著英國。連續兩個月內，溫度一直是在零度以下，暴風帶來層層積雪，其量空前，使英國陷於癱瘓。農業生產下降，低於19世紀水平；工業生產停頓，電力只在每天上午供應幾個小時。失業人數增至六百萬以上，配給供應比戰時還要緊縮。當西奇爾帶著兩份文件(一份關於希臘問題，另一份關於土耳其問題)，在嚴寒的星期五乘車到賓夕法尼亞大道時，白宮還預言“在未來的一年裡，情況還可能更糟”。倫敦《泰晤士報》把這一預言說成是“英國政府發表的文件中，這是最令人不安的聲明”。總統請赫伯特·胡佛周遊24國，他回來以後匯報說：各國人民，特別是戰爭期間漂泊無依的兒童們，都已瀕於飢餓邊緣。只有美國以前所未有的規模解囊相助，才能得救。這時才再沒有人懷疑，歐洲確是苦難深重的。
但是，胡佛自己在國會中的共和黨夥伴們卻還半信半疑。許多人議論紛紛，說山姆大叔又在上當受騙，說是把錢倒進老鼠洞，或是支付給一個全球性的工程興辦署，說美國理想難免以破產而終。反過來，歐洲人對這種漠然無情的議論，則感到大為激怒。
反美活動已蔓延開來。一位隨軍牧師說，在大陸人的眼裡，美國士兵都是些可憐的年輕人，不懂得為啥打仗，也不懂得勝利的意義。他們感興趣的只有三件事：找女人睡覺，偷白蘭地酒和等下一班歸國的船位。倫威克·肯尼迪牧師寫到美國占領軍士兵的典型形象時說：“他穿著一身鼓鼓囊囊的衣服，肥肥胖胖，飲食過度，寂寞無聊，漠然若有所思，觀察力差，思想則更淺薄——是征服者，卻在一個口袋裝著塊巧克力，一個口袋裝著包香煙……巧克力和香煙，這就是征服者能給與被征服者的全部東西了。”
這種說法傳到國會山，使議員們怒髮衝冠。 30年代以來，議員又第一次開始議論起歐洲知恩不報來。但是希臘和土耳其問題，可並不僅此。共產黨人在那裡形成真正的威脅。英國現在既已不能輕而易舉把他們驅散，華盛頓就只好把重擔挑起來。讓歐洲在鐵鎚和鐮刀下受奴役，似乎不堪設想。因為這意味著蘇聯的鋼鐵生產力、造船設備、熟練工人、發電量和化學工業的產量、科學技術和工廠設備都會增加一倍。在那樣條件下，而且只有在那樣條件下，俄國才有實力同美國抗衡。 “我認為如果我們失去西歐，”福雷斯特·謝爾曼將軍在國會的一個委員會上作證說，“……我們要保住自己也會日益困難。相反，即使失去了整個亞洲大陸，我們仍能生存，重整旗鼓，並可能把它奪回來。”
這個考慮是有道理的，雖然在1947年尚不緊迫。在人們的記憶中，俄國人還是英勇的盟邦。對她感到的失望開始深化，但尚只不過是使士氣低沉一些；第二次世界大戰打起來雖很野蠻，但誰是誰非，界線曾是清楚的；現在要是在一些新問題上引起衝突，卻未免令人寒心。 1946年，赫伯特·貝阿德·斯沃普在伯納德·巴魯克的一篇演講詞中，提出了“冷戰”這個詞。巴魯克曾認為這個詞含義太強烈而劃掉。到了1947年4月13日，又經歷了一年蘇聯的粗暴態度，於是巴魯克在南卡羅來納州哥倫比亞市講話時終於用了這個詞。即使這樣，它也不過是指“意識形態的對抗”。遲至1950年5月，也就是接近朝鮮戰爭爆發之前，保羅·霍夫曼美國著名工商界領袖。 ——譯者還可以說：“冷戰是好的戰爭形式，只有這種戰爭不發生破壞的問題。”
但即使是在1947年，人們已很清楚，只靠意識形態上的優越，是不能把馬科斯將軍和他的兩萬名共產黨(民族解放陣線)游擊隊從希臘山區趕走的。希臘合法政府需要的是國務院政策計劃處所謂的“巨大的非意識形態援助”，也就是說：大砲。為爭取到國會中反共的共和黨人的讚同票，大砲比黃油容易。杜魯門和他的顧問們決心雙管齊下。但是，根據他們的經驗，用零打碎敲的方法來承擔任務，效果並不能令人滿意。歐洲需要的是重建，不是救濟。美國需要一種名副其實的外交政策。政府為了給實際對外措施尋找恰當的理論根據，終於在權威性《外交》季刊新的一期裡找到一篇文章。文章題為《蘇聯行為的依據》。作者署名僅用了“X”。
這個“X”原來是喬治·F·凱南，他雖然未露頭角，但卻是才氣橫溢的研究俄國心理的學者。他在美國駐莫斯科大使館當參贊時，就寫成這篇論文。 1946年斯大林向規模盛大的共產黨機關工作人員大會發表演說，表明要採取強硬路線。這個獨裁者反對和民主國家共處，保證要把無產階級世界革命進行下去。凱南對這篇演說詞進行仔細研究後，感到有必要寫這篇文章。在凱南看來，蘇維埃領導人在西方懷疑猜忌之下過了1/4個世紀，情緒是不平衡的，是一些擔驚受怕的馬克思主義傳教士。共產主義是他們的宗教信仰，是他們在不安全中服用的鎮靜劑。按照凱南的分析，從神學而不是政治角度觀察，共產主義成了世界上重要宗教信仰之一，具有教條、儀式、歷史使命，樣樣俱全。它和伊斯蘭教等一樣是無法摧毀的。哪裡的社會不健全，人們要求改革，它也會像伊斯蘭教一樣會在哪裡發生影響。人們一旦加以信奉，它就永遠不可能徹底取消。但是，人們可以把它遏制——就是說，把它局限在已經著了迷的國家的國界之內。
在40年代的條件下，遏制政策是符合當時現實的。對哈里·杜魯門來說，這種觀點非常有道理。他宣稱，美國作為最大最富的自由國家，必須對“自由世界”承擔義務。總統鼓吹凱南的觀點如此賣力，人們於是稱之為“杜魯門主義”。根據他的訓令，這些觀點都寫進國家安全委員會的《第六十八號政策文件》中，而在迪安·艾奇遜看來，這個文件已成為“我國歷史上的偉大政策方針之一”。事實上，在凱南的文章還未成為美國的冷戰戰略方針之前，艾奇遜就已在一次和兩院兩黨領袖的會議上當著總統的面對這些原則作了概括介紹。他認為這關係著土耳其和希臘的前途問題。後來他寫道：“在我一生中還從未在講話時像這次那麼迫切地感到問題完全是取決於我的。”他發言完畢，有一段長時間的沉默。然後，阿瑟·范登堡轉向杜魯門說：“總統先生，如果你把這個對國會和全國講，我一定支持你。我認為大多數國會議員也都會同樣支持你。”
他發表了演說，他們果然也表示支持。 3月12日，杜魯門要求兩院聯席會議撥款4億元，2.5億元給希臘，1.2億元給土耳其。隨後，杜魯門、馬歇爾、艾奇遜和范登堡，就一個接一個走上講壇，向國內一切有影響的集團，傳布“遏制主義”這個福音。這樣一直進行到5月22日，總統在堪薩斯城的繆爾巴赫旅館臨時辦公室最後簽署援助希、土的法案。
在當時看來，杜魯門主義堪稱傑作。反對派中吵得最厲害的是右翼頭子，主張把共產黨人“趕回”到他們的戰前的邊界內。但是，有些反對者當時溫和地提出的問題，後來過了1/4世紀卻仍然未曾得到答复。參議員塔夫脫提及希、土兩國政府即將接受美國武器時，建議不管問題性質如何，國會都該特別謹慎，不能將發動戰爭的權力交給總統。艾伯特·魏德邁將軍認為，遏制主義會導致愚蠢的軍事行動，因為俄國人可以在其衛星國邊界上進行侵略性挑釁，“用他們的丙級隊對我們的甲級隊”，把美國弄到筋疲力盡。使人們感到更不放心的是沃爾特·李普曼寫了一篇反駁凱南的出色的文章，他除了支持魏德邁外，還加上他自己的論點。
李普曼這本薄薄的書，在1947年出版，書名是《冷戰：美國外交政策研究》。他在全書中都稱凱南先生為“X先生”，一方面措辭客氣，另方面又有如泰山壓頂。他引述《外交》季刊的文章，並特別提到凱南的觀點，“哪裡出現共產黨侵略的跡象”，就要在哪裡進行“堅定不移的反擊”。他寫道：要是蘇聯像日本那樣是個海島的話，美國用空中和海上力量就可以把它封鎖。不幸的是，它是個大陸強國。在這種情況下，要遏制，就只能靠兩軍對壘，或者進行永無休止的流血的游擊戰爭。 “歐亞大陸幅員廣大，”他尖刻地指出，“而美國軍事力量是有一定局限的。”現在，希臘游擊隊員已把鬥爭轉向山區，現代化武器在那裡不能發揮威力，而步兵技巧倒可決定一切。李普曼接著說：使用遏制的戰略，勝負之數，將取決於本國征募的軍隊或僕從國的軍隊。但無論哪一方面，都會使美國走投無路。美國最後一定會“擺脫各個傀儡，而這樣做則無異於對蘇聯綏靖，承認失敗，喪失面子”，否則就只能“在一個並非出自我們意願的、無法預見的也許還是相當討厭的問題上”，被迫支持這些傀儡，並付出難以估量的代價。李普曼三番五次提到亞洲問題和這個地區給那些念念不忘遏制戰略的外交官們所設下的圈套。在亞洲接受挑戰，就將使共產黨能夠選擇戰場、選擇用什麼武器打、甚至選擇用哪個國家的共產黨部隊打。他的結論是：“我很難以明白，X先生怎麼竟然會建議遏制這個怪物，作為我們的戰略。”
但18個月後，希臘平定了下來，土耳其也不復處於軟弱地位，而喬治·凱南也就名噪一時。華盛頓人們相互提醒說：李普曼也並不是料事如神的，畢竟，他對羅斯福就曾經估計錯誤。但是這次他的直覺倒是對的。沒有美國的援助，希臘的中間派就多半不會掌權，這是事實。但要不是鐵托和共產黨情報局發生爭吵，因而把南斯拉夫與希臘之間的邊界封鎖起來，使馬科斯將軍無法藏身，這次勝利也是難以設想的。後來，由於希臘與朝鮮的情況表面有點類似，那些遏制論者和“有限戰爭”論者就更為振振有詞；但當時沒有解決的避難所這個問題，最後也在導致越南戰爭中起了作用。值得注意的是，像麥克阿瑟和布雷德利這樣的職業軍人，在其他方面儘管截然不同，但對李普曼所估計的那種戰爭，卻都認為會像是一場噩夢。
這是遏制主義的陰暗一面。其光明的一面，則是馬歇爾計劃。它始於杜魯門主義，並成為它的偉大續篇。如果說在希臘和土耳其問題上，實際並不似人們認為那樣應該感謝凱南的遠見，那麼，西歐對我們的感恩戴德，卻是無法估量的。從後來的發展說，馬歇爾計劃(其正式名稱是ERP，即歐洲復興計劃)受到一致的讚同，猶如社會保險一樣。
要說歐洲復興計劃是由哪個個人推動起來的，那應該說是副國務卿威爾·克萊頓。他去歐洲到處考察了六個星期後，在歸國途中，正式用書面提出，要在未來的十年間避免戰爭，這是惟一的抉擇。在他訪問過的各個國家中，都有顛覆活動在破壞民族團結和獨立。 “由於飢餓、經濟困難和挫折失望”，他寫道，“在一些剛解放的國家中這些顛覆活動已經奏效。”他建議總統和國務院要使美國人民震動一下，使他們行動起來。他從蘇黎世飛抵華盛頓後，就立即把書面報告送給艾奇遜，由艾奇遜轉呈總統。艾奇遜提醒杜魯門說，他曾指示要他在5月8日在南方一個小型集會上代表總統講話，如果應該震動美國人民一下的話，是不是該在那裡放它一炮。
杜魯門同意了。這樣，歐洲復興計劃這個概念，就在密西西比州一個偏僻小城克利夫蘭的州立代爾特師範學院裡，第一次向美國聽眾提出來。艾奇遜對聽眾們說：嚴冬剛過，北歐人民幾乎遭到毀滅；在國外，能活下來真不容易。他說：“今天，我們的外交政策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要運用我們的經濟與財政資源，使更多的人能活下來。如果我們要維護我們自己的自由和我們的民主制度，我們必須這樣做。為了我們國家的安全，我們必須這樣做。同時，作為我們做人的義務和光榮，我們也應該這樣做。”
簡而言之，馬歇爾計劃就是如此。但是當時還未掛上馬歇爾的名。密西西比州人接受了這個演說，《紐約時報》事先已打了招呼，把它登在第一版，並由詹姆斯·賴斯頓寫了一篇分析文章。但各個通訊社卻不大關心，因為人們認為經濟報導和官僚們發表的冗長講話差不多，都是單調無味的。但是，如果馬歇爾將軍發言，報界就會注意。於是準備由他發放第二個試探氣球。他的演說原定6月16日在阿默斯特學院畢業典禮上發表，後來提前在6月5日哈佛大學的畢業典禮上發表，同時迪安·艾奇遜則到處鼓動新聞記者們，要求他們支持。這都說明歐洲經濟迅速惡化的緊迫性。艾奇遜對英國記者特別主動，他對英國廣播公司的倫納德·米阿爾、《每日電訊報》的馬爾科姆·馬格里奇和《每日快報》的雷內·麥科爾說：“不用花時間寫報導。你接到講稿後，就馬上用電話把全文報回倫敦。你們當中要有一位請編輯先生負責立即送一份全文給歐尼·貝文。不管是夜裡什麼鐘點也要把歐尼叫醒，把全文交到他手裡。”
馬歇爾將軍在哈佛大學校園講了15分鐘。他首先把“歐洲經濟結構”的破碎情況描述一番，並說補救之法是把“這個惡性循環打斷，使歐洲人民對其本國和歐洲整體的經濟前景恢復信心”。美國必須繼續提供援助。他現在考慮的數字大約是170億元。但是像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那樣漫無目的地亂花錢必須結束，而代之以一個新的計劃。 “歐洲各國對當前形勢的需要，對我國政府不論採取什麼行動之後本國應配合發揮作用，使之產生應有的效果，都應取得某種協調。”美國既已提出了建議，現在就輪到歐洲採取行動。
由於馬格里奇行動迅速，歐洲幾乎立即就採取了步驟。英國那時已過了子夜，但《每日電訊報》的一個通訊員還是蹬著腳踏車，把馬格里奇的報導送往睡夢方酣的外交大臣歐內斯特·貝文家裡。馬格里奇按艾奇遜的建議行事，通過遠洋長途電話把全文發回倫敦。貝文和法國的喬治·皮杜爾幾乎馬上就在巴黎召開全歐會議。會後，英、法、意、希臘、土耳其、比利時、荷蘭、丹麥、挪威、奧地利、愛爾蘭、冰島、葡萄牙、瑞典、瑞士、盧森堡，後來還有西德，都向華盛頓申請經濟援助。國會經過六週辯論，否決了塔夫脫提出的要削減10億元的修正案以後，正式通過計劃，並另撥款5.97億元，作為這筆長期援助發生作用之前所需的過渡用款，即所謂的“馬歇爾空白點。”
1948年4月14日，在杜魯門總統簽署歐洲復興計劃以後11天，那隻名副其實的貨船“約翰·H·奎克奎克，原文是Quick，意即快捷之意。——譯者”號，就離開加爾維斯頓港，載著九千多噸小麥駛向波爾多港。裝載救急糧食去法國的是由六艘船組成的船隊，這是第一艘。馬歇爾計劃總共向歐洲提供了125億元，比他原來預計需要的為少。還有一些由此派生的其他計劃，例如“安置流離失所人員的計劃”，使得33.9萬名歐洲人成為美國公民。這是美國史上值得自豪的一頁。自然，俄國人很不高興。他們也宣布即將實行一項什麼“莫洛托夫計劃”，但以後卻無下文。這時急劇向左邊靠的亨利·華萊士，把歐洲復興計劃稱為“戰爭計劃”原文為martial，與馬歇爾的Marshall諧音。 ——譯者。眾議院裡有75名議員反對。在參議院，新當選的參議員約瑟夫·R·麥卡錫則要求美國每花一美元，就應得回相當於一美元的戰略物資，或者相應的國外基地。
儘管他發出這樣叫嚷，歐洲各國領導人還是深受感動，興高采烈。在英國尤其如此。丘吉爾讚揚歐洲復興計劃，稱之為“歷史上最慷慨的行動”。倫敦《經濟學家》周刊說是“從來沒有一個國家這樣正直慷慨去支援別的國家”。過了兩年半，當英國又重新可以立足的時候，《曼徹斯特衛報》說：“平平常常地表示感謝是不夠的。在國際關係史上，這是最輝煌的成就之一。”當時的英國財政大臣休·蓋茨克爾還說：“我們這個民族，並不輕易動感情……也不愛形之言辭。但這些特性並不應掩蓋掉我們對於美國人民真摯、深切的感激。”
在英倫海峽對面的歐洲大陸，面貌已全部改觀。營養不良的現像已經消失。人們可以穿上寒衣過冬，原料源源不絕運進工廠，而且是由新的鐵軌上行駛的新式柴油機車拖引而來的；薩爾和魯爾恢復了生氣，工廠比之戰前還要繁忙。馬歇爾計劃在1951年直接導致讓·蒙納特的“煤鋼聯營1951年4月，法、意、西德、荷、比、盧六國在巴黎締結為期50年的《歐洲煤鋼聯營集團條約》，在美國的支持下，試圖協調各國生產與銷售矛盾。——譯者。”“煤鋼聯營”過了六年又導致羅馬條約和歐洲經濟共同體或共同市場1957年3月25日，上述六國正式簽訂關於建立《共同市場》的條約。 ——譯者。而共同市場則發展壯大，後來可以與美國和蘇聯相抗衡。但在40年代後期，美國還是孤峰獨踞，雞群鶴立，沒有哪個國家可以望其項背。使它失去遙遙領先的地位，只有發生某些特殊不幸事件，比如有哪個總統或哪幾個總統，把美國的財富和青年人力，揮霍在遙遠的奧威爾式的戰爭原文是Orwellianwar。喬治·奧威爾(GeorgeOrwell，1903～1950年)是英國作家，所著與均是攻擊斯大林時代的蘇聯。這裡意指反共產主義的戰爭。 ——譯者中。這種可能性當時還很少，無人能夠設想。正如英國人說的，美國人的情緒就是：何必擔心。美國是富足的、樂善好施的、愛好和平的，又是頭號的國家。當時如此，將來還會繼續如此。
至於第二號，日子則愈來愈不好過。在納粹戰爭機器的全力打擊下，俄國城鎮殘破、田園荒廢，因而不可能理解也不願意理解為什麼西方盟邦等到1944年才開闢第二戰場。現在德國已屈膝投降，任何復甦的跡象，俄國人都特別敏感。由於約瑟夫·斯大林的偏執，這種全民族的疑懼就更加厲害，成為西方軍人和政治家們不得不忍受的可怕折磨。隨著歐洲出現復興跡象，德國也表現出活力，這種折磨也就更甚，到了1948年達到了頂峰。那年春季國會討論馬歇爾計劃接近尾聲的幾週之中，蘇聯的行動愈來愈咄咄逼人。 2月，斯大林奪取了捷克斯洛伐克；6月24日，又強行封鎖柏林。
當時直接的爭議是貨幣管理問題。自從占領德國以來，俄國人就印發紙幣，這時更大量往西方佔領區濫發，企圖阻撓德國經濟復甦。西方當局為了遏制這樣造成的通貨膨脹，改發行新貨幣；同時簽訂《布魯塞爾防禦條約》英、法、荷、比、盧五國在美國支持下，於1948年3月17日在比利時首都布魯塞爾簽訂的為期50年的條約。 ——譯者，並為使西德復甦起草一部憲法。俄國人對這些改革步步對抗，他們在開會時中途退場，又發行了另一種貨幣。他們宣布把柏林和西德之間的鐵路交通停止兩天，又以“維修”為名封了一條公路橋，接著就命令全面封鎖，導致和西方國家全面決裂。
西方盟邦決定不採取報復行動。只要可能，杜魯門就不想進行正面對抗。剩下的惟一希望就只有靠空中飛行。於是西柏林和外面建立空中運輸，靠從兩個機場，即美軍佔領區的坦珀爾霍夫機場和英佔領區的加陶機場進進出出。當然，蘇聯不可能在空中搞封鎖。蘇機可能向西方飛機挑釁，但在這樣事件中很容易推卸責任，而雙方又都不會有失面子。
但是，這樣大規模進行空中補給本身就很危險。西柏林住有250萬人，比之洛杉磯、費城、底特律，或克利夫蘭都多。誰都沒用過空運去供應那麼大或接近那樣大的城市。光是維持柏林人活命，每天就要4000噸物資，等於整天24小時內每3分零36秒就有一架C-47型運輸機起飛或著陸。而且每架去柏林的飛機都必須超載，每架十噸。這數字只解決必需品問題。儘管這意味著飛行員生命會有危險、柏林人會生活困難，但這還是可能的，在數字上是可能的。可以有足夠的煤供照明之用，但沒有取暖用煤。要這個城市維持正常，每日就要8000噸物資，就是每1分零48秒要有一架飛機起飛或著陸。這是辦不到的，至少暫時還辦不到。
德國人答應老百姓遵守紀律予以配合。美英空軍制定出一個精密度以秒計的周密計劃。為了訓練新駕駛員，特別在蒙大拿州建了一個和柏林空中走廊一樣的航道和導航設備。他們學會蒙上眼睛用地面控制雷達的新方法，駕駛四引擎運輸機。機務員們頻頻起飛，睡眠很少。地勤人員把沾滿煤灰的漆黑機身噴洗，染上了難受的皮膚病。而且時間表並不總是能夠順利執行。在1948～1949年間對柏林進行空中補給中，有28名美國人喪失了生命。
飛行員們稱這空運為“糧食行動計劃”。開始時，載運的食品還不夠。 1948年6月至7月，每日平均只空運1147噸，看來俄國人的封鎖真會達到目的。但到了6月30日，當C-54型運輸機中隊從巴拿馬、夏威夷和阿拉斯加到達參加空運時，就出現第一次突破。這些飛機較大，載量也較重，使得著陸和起飛間的時間間隔可以較長。盧修斯·克萊將軍飛往華盛頓，要求多派這種飛機參加空運，結果批給了他160架。快到冬季的時候，空運量已能保持每天4000噸。在美國、英國還加上法國的年輕飛行員的努力下，西柏林不但可以維持生存，而且還有可能有點起色。
柏林機場原不夠大，這時也擴大了。坦珀爾霍夫機場增建了兩條跑道，英國機場也增建了一條。這還不夠，他們需要的是修建第三個機場。 9月，法國人建議在他們佔領區的特吉爾興建。起先懷疑這個計劃是否可行，勞動力的需要看來就沒法辦到。而且他們又沒有碎石機和其他重型機械設備。但是，有了美國人的發明創造，和德國人的頑強性格相配合就能成，不久就給西方盟國上了有益的一課。有2萬名以上的柏林男女老幼自願參加勞動，每天干三班。與此同時，C-54型運輸機開始運來必要的裝備。克萊在回憶錄中回憶當時情況時未加渲染地說，在第一次進行規劃會議時，工程師們向他提出，新機場可在3月建成。於是，“我認為有必要告訴他們，12月就要完成。”法軍司令讓·加內瓦爾將軍敢作敢為，在他的幫助下，他們真的按期完成了。他為當時的干勁所感染，要把阻礙著新跑道的無線電發射塔也搞掉。這座塔是在蘇聯佔領區，他請俄國人把它拆除，遭到拒絕，他就帶了一個爆破隊進去，乾脆把它炸毀。
在法國占領區建成第三個機場後，這個“糧食行動計劃”就過關了。到了12月，每日平均空運已達4500噸；到了1月和2月，更達到5500噸。現在情況很清楚，柏林不成問題了。而且還不止此，家庭和一些工業已經開始有了配給煤。克萊的C-54機隊已增至224架。到了初春，空運已達每日8050噸，有一天卸下了1.3萬噸。被封鎖的柏林正在很快變成為歐洲最富裕的城市之一。倉庫裡堆滿物品，以防俄國人還不知道他們的計劃已失敗而仍不住手。
他們是知道失敗了的。 5月12日解除了封鎖，空運補給已成為歷史，原來似乎不可能的事已經實現了。如果從1948年初那幾個星期的局部的“小封鎖”算起，這次封鎖持續了15個月，而這期間美國和盟國的飛機共飛行了277264班次，運輸了食品、燃料、藥品和衣服達2343315噸，平均每個柏林公民約有一噸。這樣的戰績已膾炙人口。美國飛行員所創造的奇蹟把美國大兵在休假期間醜態行為的壞影響抵消了不少。丘吉爾高興地稱讚說：“美國拯救了世界!”當然不能說是全世界，但確實可以說拯救了中歐一個關鍵部分。如果說空運補給不能代表美國的典型形象，至少它把美國最足以自豪的一面反映出來。美國海軍工程兵和空軍部隊曾自誇：“困難的任務，我們可以馬上完成；看來不可能的任務，我們多花些時間也可以完成。”這次美國真的說到做到，而且還乾得很漂亮，很慷慨。
不但美國政府慷慨大方，連駕駛員們也是如此。美國贏得的榮譽，幾乎可以說一半是由於“糧食行動計劃”，一半則是由於“小食品行動計劃”；後者是一個名叫卡爾·S·霍爾弗森中尉想出來的。他在坦珀爾霍夫機場飛進飛出時，柏林的孩子常在下面眺望，於是他便把一袋袋糖果用降落傘投給他們。這個辦法很快就流行開了，不久，所有飛行員們都這樣幹。 1948年12月，他們發動了一次“聖誕老人行動計劃”。數以千計的小降落傘日日夜夜地飄下來。這是那些在天空翱翔的看不見的“朋友”，給那些年紀太小，不知封鎖為何物的柏林人撒下來的禮物。每件玩具、每個娃娃、每塊糖果都是機務人員們用自己的錢買來的。
這樣，還通過其他很多方面，歐洲大陸對美國的民族性格，逐步產生好奇心理——它對解決問題的信心、技術知識、實用主義、重實際輕理論以及不那麼有利的市儈作風。麥克阿瑟有一回以高人一等的態度對一位來訪者說：“現在重讀一下柏拉圖的烏托邦，又看看我們的成就，真是極其有趣……那些老傢伙生活在那樣落後的條件下，卻具有多麼高超的理想，多麼光輝的智慧呀!”他這種說法，是代表了很多美國人的。對麥克阿瑟之流說來(美國人恐怕大多如此)，通暢的自來水管道和說乾就乾的精神，比之蘇格拉底轉彎抹角的推理，要重要得多。
美國人即使穿著平民衣服，還未張嘴說話，歐洲常常就能辨認出來。部分原因是因為他們進餐時的習俗、服裝的式樣、不拘禮節的風度和似乎每個人肩上都掛著的一個35毫米攝影機。他們的舉止行動也別具一格。 “征服者麼·”埃里克·塞瓦賴德談及美國大兵時曾說，“他們根本不理解征服別國是怎麼回事，他們只是追擊德國人，不得不走過大地這一具體部分來打擊對手罷了。”甚至戰前他住在慕尼黑時，他就注意到他和其他美國人出去散步時，總會引起德國人的注視。他得出結論說：“美國人走起路來，可說是世上最隨便的了。不像英國人那樣身體僵直，又不像法國人那樣敦實而拘謹；他們左顧右盼，脖子轉動很是自如。”有些人說他們目空一切，又有些人說他們自信心強；當然，要確切說準並不容易，但卻一點不假。有人說：“英國人在地球上昂首闊步，似乎他們就是地球的主人。而美國人則在地球上來來往往，似乎根本不在乎地球誰屬。”
過去，好萊塢使歐洲人對美國人的形象產生錯覺，好像是遊樂場中哈哈鏡裡的人物。現在，他們印像中的美國人成了思家心切的大兵，又進而越來越成了在海外旅遊的人。這比好萊塢所介紹的形象並好不了多少。來自別國的遊客都是些特權階級，受過良好的教育，學識豐富，並多能運用幾種語言。但是美國生活水平特殊，各階層的公民，都能遠涉重洋，而且時常帶著說個不停的老婆和喧嘩吵嚷的孩子。這一代美國人，可以回到祖輩的故鄉，這對美國聲譽自然有好處，可是也使國家的聲譽受到損失。
美國這個民眾文化水平比之奧韋爾所說的“上層中產階級的下層”略低，正是他們的文化面貌引起歐洲大陸的擔心，怕整個世界會按照他們的樣子美國化。他們從大西洋那邊蜂擁而來。成批的旅遊者、技術人員、交換學者、外交官員、新聞記者、美國新聞處的圖書館員、紅十字會女職員、經濟合作署的行政官員、《第四點計劃》的農學家、後台食堂女服務員和美國商人——單在巴黎就有五千。他們在海關查驗處分頭排隊，然後就分散到內陸各地，人數愈來愈多。與此同時，按照富布賴特和史密斯-蒙特計劃，很快每年又有4萬外國學生到美國留學。歐洲人紛紛議論，這些人究竟給歐洲帶來什麼·而皮埃爾和格雷岑這些普通的法國、德國男女青年橫渡海洋又能學到些什麼·
1945年法國改用閃閃發亮的美國新電椅，代替了可愛的斷頭台，使得熱愛傳統的法國人大為不滿。這種變化多少是有像徵意義的(美國人也認為如此，不過所持理由不同罷了)。過去聖誕節來臨，穿著多彩的本地人在公共場所跳舞，而現在歐洲人卻成了賓·克勞斯貝的俘虜。他的“銀白色的聖誕”唱片到了戰胜日本那一天，已經售出170萬張，《寧靜之夜》唱片售出150萬張，而《別把我圍起來》則售出125萬張。在人類歷史中，他竟成了最受歡迎的歌唱家。農民曾在歐洲社會中起過極其重要作用，並且世世代代引為自豪，現在發現他們的同胞竟然要“美國中西部這個世界的麵包籃”供應糧食。過去喝慣了精選的葡萄釀製的美酒的人，現在改喝名為可口可樂的一種廉價棕色液體。這種簡稱為“可克”的臭名遠揚的飲料，在40年代後期每日售出5000萬瓶，其量之大可以浮起一艘輕型巡洋艦。於是法國人反擊了。打破柏林封鎖的空運補給才剛結束，巴黎的國民議會就以366票對202票通過，“在法國、阿爾及利亞，以及法殖民帝國范圍內禁止進口、製造和銷售可口可樂”。
對所謂“美國化”的厭惡，就如在過去漫長的英國霸權時代，約翰·布爾意即普通英國人。源出於阿巴思諾特1712年所著的《法律深淵》。 ——譯者之不受歡迎一樣，也非常普遍，而且也同樣在所難免。在歐洲看來，大洋彼岸的這個巨人，實行的是新的經濟帝國主義，使他們的自尊心受到壓制，比之老牌帝國主義更使他們感到屈辱。有同感的並不一定是馬克思主義者。當《泰晤士報》登出消息，說英國市場管理委員會每年派50名經理人員去哈佛大學商學院進修，由英國政府擔負費用，牛津大學的院長們作何感想呢·由於紐約證券交易所進行“技術調整”指按市場實際情況在賬面數字上進行定期校正。 ——譯者，意大利的里拉又要貶值，羅馬人知道又有何感受呢·埃索石油公司在歐洲大陸賣出的石油比在美國售出的還多，那些獨資經營加油站的比利時小商人又是怎樣看的呢·美國商務部把洛桑只看做是海外聯合碳化物公司的大本營，蘇黎世則是穀物產品公司的海外基地，巴黎、布魯塞爾和倫敦又分別是國際商用機器公司，昔蘭尼人造絲公司和新澤西美孚石油公司歐洲分公司所在地，歐洲人對此又有何想法呢·
然而，撇開這些商業寡頭們以勢凌人的競銷不說，這個國家把最好的人才、最大的努力花在歐洲上面看來往往是白白糟蹋了。外援花了不止一千億元，而大使館竟然經常成為敵對示威的目標，迫不得已要考慮是否該安裝防震玻璃窗，這點畢竟似乎是難於接受的。接受外援時倒是毫不遲疑，但在短短一個月之內，有時還不到一個月，收受禮物的人就會公開發表鄙視美元的言論。所以就在這杜魯門時代，在歐洲頗有聲望、但確非沙文主義者的美國知識分子路易斯·克羅南伯格也憤憤不平地寫道：
美國人開始在美洲艱苦拓荒，征服大地，接著駕馭電波，控制太空。對這種創業傳統，他們完全有權引以自豪。美國人在開國時極其艱難竭蹶，而現在則非常舒適安逸，因此對其民族理想及其獨特行為方式，亦應可躊躇滿志。我們這樣慷慨大方和殷勤好客；這樣生氣蓬勃，機警活躍；貧而無告的人在別國走投無路，而在我們這裡則有無限前途。我們為什麼不可以感到驕傲呢·
其他一些人也對歐洲的批評進行回擊。 《時代》周刊有一期把法國稱做妓女，令人久久難忘(於是法國國民議會中又出現一次很大騷動)。毫無疑問，這時如果總統在預算中把援外項目全部削去，威望必會大大提高，但他從沒有認真這樣考慮過。連參議員塔夫脫也知道，現在不可能再退回到孤立主義，而作為美國總統，現在再也不能只考慮國內壓力問題。在熱核武器時代，整個地球比之戰前已大為縮小，因此對別國人民的希望和意願能否理解，已經是關係國家安全的大事。正是在這方面，杜魯門對他就任之初所定下來的規矩，一概置之腦後。他雖缺乏治國雄才，卻能靠勇氣和天賦的機靈，以補其不足。 “杜魯門政府站穩腳跟以後，”迪安·艾奇遜後來寫道，“其各種政策顯示出一種新的氣象、視野和魄力，在我國歷史中都有其新穎之處，而且顯然還是集中計劃和領導的。”他接著引述莎士比亞《亨利五世》的一句話說，在國際危機的最黑暗的時刻，總統會成為並不好惹的對手，表現出“黑夜裡哈里的一點英雄形象”，因此他能夠使得美國的盟國放心，敵人卻無法得逞。
在對柏林進行空運補給之前，整個春天，共和黨人天天看著日曆，愈看愈高興。從羅斯福上台把他們打入冷宮以來，已經過去16個年頭。他們對“那個傢伙”的所作所為還是極不以為然。在某種意義上，他們當中的多數人還在把他當做競選對手，但是他們認為他既已去世，他的魔力也即隨之消失。共和黨再也不會在那敵意的笑容、狂放的笑聲、翹起的煙嘴和閃亮的夾鼻眼鏡之前受到威脅了。
取代他的職位的是一個卑微得多的政客，看起來很像個紙糊草扎的人。杜魯門外貌絲毫不像羅斯福，他身材中常，戴副普通眼鏡，說話時音調很高，卻又平板，缺乏他前任那種有教養的特別預科中學學生的腔調，使人一听就顯得身份顯赫。人們認為羅斯福本人有驚人魅力，所以能把主張塞進他的政綱。從這點出發推論，在下次四年一度的總統選舉時只要美國人民表態，很明顯所有這些政綱，例如憲法第18號修正案指由1933年憲法21號修正案所廢止的禁酒修正法案。 ——譯者，都可以全部廢止。到了11月2日一切就都行了，他們簡直急不可耐了。
那是輕而易舉的事。 “杜魯門已經完蛋了。”康涅狄格州選出的秀麗的金發女議員克萊爾·布思·盧斯說。民主黨人退避了，但沒人出面反駁。自從1946年11月中期選舉共和黨大獲全勝以來，每次民意測驗，每次政治分析家的調查分析，都是一個調子：如果哈里·杜魯門競選總統，就注定要失敗。按照蓋洛普的民意測驗，在1947年10月至1948年3月之間，認為總統幹得不錯的人大大減少，比例降至36%，如果他競選的話，無論對手是杜威、史塔生、麥克阿瑟，還是范登堡，他都會失敗。
“假如杜魯門被提名為候選人，”約瑟夫和斯圖爾特·艾爾索普兄弟寫道，“他就會被迫進行近來最為孤立無援的競選運動。”甚至他本人也有顧慮。 1947年秋天，他又一次向艾森豪威爾試探。他請陸軍部長肯尼思·羅亞爾告訴這位將軍，如果艾克願意作為民主黨候選人競選總統，杜魯門很願意當他的競選夥伴。艾森豪威爾請羅亞爾轉告總統，表示衷心感謝，但同時又表示遺憾。也許他想的是，如果杜魯門當他的副總統候選人，他的競選就會失敗。
1947年11月中旬，總統的特別顧問克拉克·克利福德向總統送上一份長達35頁的競選連任方案。他指出，杜魯門取得的成就遠遠超過大多數人認識所及。他使農場主得到不少好處，他把約翰·劉易斯挫敗了，他熱烈支持猶太人復國，猶太人是擁護他的。他任命了一些黑人軍官，黑人也擁護他。他把三軍改組，統一指揮，又否決了一些反勞工法案。至於大規模建築民房的計劃，那是國會山上那些共和黨反動派塔夫脫、惠利、米利金、布里奇斯、喬·馬丁和查利·哈勒克等人拒絕討論的。一項社會保險法案的基本部分，即對老年人進行醫藥照顧，也是他們反對掉的。克利福德認為總統應在不利條件下，在第80屆國會反對派佔優勢的情況下進行競選。
杜魯門建議艾森豪威爾競選這件事，回憶錄裡沒有提及。他給人的印像是，他從沒考慮過靠邊站。事實上，直至1948年3月1日，他還是猶疑未決。那天他在基韋斯特召開的記者招待會上還說，他自己由於“對外事務和其他情況，忙得夠嗆，還沒空去考慮總統競選問題”。接下去一周，產聯表態堅決反對亨利·華萊士出任第三黨的候選人。看來這事使他認為有可能獲勝。 3月9日，他把民主黨全國委員會主席霍華德·麥格拉思請來，對他說：“好吧，霍華德，如你認為可以，那咱們就乾吧。”麥格拉思給他弄得有點糊塗(他原來沒有要總統競選，他只不過是要他做出是否競選的決定而已)。但是他在外面大廳，卻勇敢地對白宮的新聞記者宣布說：“總統授權於我說，如果民主黨全國委員會提名他當候選人，他將接受提名進行競選。”於是，杜魯門就開始了競選。
大多數民主黨領袖們立刻要求他退出競選。紐約市布朗克斯區的民主黨頭子、前民主黨全國委員會主席愛德·弗林，不肯在紐約和總統在同一講台上露面，總統的一個魁梧的助手實際上把他從車裡硬拉了出來。南卡羅來納州參議員奧林·約翰遜當眾怠慢杜魯門。阿肯色州的富布賴特提議他辭職，乾脆馬上讓一位共和黨接替他，以便國民恢復信心。由於杜魯門政府要取消種族隔離而產生隔閡，一個由斯特羅姆·瑟蒙德為首的南方六州長代表團，準備退出民主黨，另外支持一名來自南部的候選人。這樣，這次總統競選就成了四黨競選，其中兩個是從民主黨分裂出去的。在紐約曼哈頓區，民主黨主席麥克格拉思原定邀請黨內大亨們開會，請他們捐款支持競選，現在宣布取消，因為只有三個人肯予出席。有一次，他在洛杉磯的群眾集會中提到杜魯門的名字，噓聲竟使他講不下去，提出責難的人原來是由詹姆斯·羅斯福及其他一些新政熱情擁護者領頭的。他們是志同道合的一幫。在倒杜魯門派的人中，還有詹姆斯的兄弟埃利奧特、利昂·亨德森、佛羅里達州的克勞德·佩珀、切斯特·鮑爾斯、沃爾特·魯瑟、威爾遜·懷亞特和明尼阿波利斯市的年輕市長休伯特·漢弗萊。伊利諾伊州的民主黨頭子傑克·阿維也宣布他不再支持杜魯門，而美國人爭取民主行動組織則提出一個《時代》周刊稱之為“別出心裁的意見”。這的確是驚人的。為什麼以前沒想到呢·原來他們想硬拉艾森豪威爾將軍作為民主黨候選人。
1948年這個民主黨人支持艾森豪威爾競選總統的運動，富有喜劇味道。他們並不知道他已經兩次拒絕總統的類似建議，也不了解艾克自認是個保守的共和黨人(這點連杜魯門也不知道)。於是，期望艾克作為他們黨的領袖人的，除了上述那些倒杜魯門派的人以外，又加上澤西市的弗蘭克·黑格、康涅狄格州的約翰·貝利、肯塔基州的哈皮·錢德勒、佐治亞州的理查德·拉塞爾、芝加哥市長愛德華·凱利以及亞拉巴馬州的參議員利斯特·希爾和約翰·斯帕克曼。而最滑稽的事——也是一件難以原諒的無禮行為——就是華盛頓州的民主黨領袖休·米切爾給白宮一封電報，請總統擔任動員艾森豪威爾當民主黨候選人的行動委員會的主席。
這個“無艾克毋寧死”的競選運動非常受人歡迎。只要這位將軍還有可能改變態度，很明顯，杜魯門就不可能得到提名。但是，到了全國代表大會前夕，艾森豪威爾直截了當表示拒絕考慮。他宣布：“在任何情況、任何條件或任何前提下，我都拒絕接受提名。”民主黨的黨員群眾這才放棄了這個想法。代表們也情緒一片消沉，他們確信11月大選會失敗。為了盡可能減少損失，他們請先在費城的大會堂召開代表大會的共和黨把他們用過的旗幟裝飾就地留下，以便再用。顯貴的人物總是助人為樂的，共和黨人慨然答允了。民主黨對此表示的感激之情，簡直令人可憐。他們已在考慮盡力節約，為1952年度的總統搶先作好準備。也許到那時候，艾森豪威爾會同意出面領導他們吧。
與此同時，杜魯門的班子則忙於修飾杜魯門的“肖像”，這是克利福德所用的詞兒(那時“形象”這個詞還未通用)。總統是不屑向群眾展開宣傳的，他認為這是“玩弄騙術”。但他愛好鬥爭，一想起要對共和黨控制下的國會展開進攻，他的鬥志就來了。在他的宏大戰略中，第一個戰術行動，就是每星期一向國會提出一份受人歡迎而估計塔夫脫和他的同夥們又肯定會擱置不議的議案。杜魯門一個接一個的提出開建聖勞倫斯河航道、擴大民權、聯邦政府興建民房、援華指國民黨政府。 ——譯者、延長戰時管制條例、建築公路和擴大互惠貿易法等一系列法案——這一切最終都成為11月大選時引起爭論的問題。
如果民意測驗果真可靠，那杜魯門獲勝的前景，在4月份時最為暗淡。但是，就是在這個時候，他的競選班子突然異想天開，想出個好主意。後來克利福德、喬治·埃爾西和查爾斯·墨菲三人都沒一個記得起究竟是誰的主意，可見當時一片混亂的情景。他們都知道，總統從來沒有學會怎樣念講稿。他低著頭看稿子，不知道該在哪裡停頓、哪裡強調，往往該是鼓掌機會，他卻繼續念下去。但另一方面，離開講稿來即席發言，他卻講得非常生動，效果很好。既然如此，為什麼不勸他在大型集會中即席發言呢·他覺得這主意不錯。 4月17日，他在美國報社編輯協會念了一份準備好的講稿以後，接著臨時講了半小時美蘇關係問題。和念講稿時相比較，其效果是驚人的，也是令人鼓舞的。記者們在他結束時都紛紛喝彩，相互議論，認為他講得很好。接著他又再來了四次不用講稿的演說。到了5月14日他在五月花飯店對約一千名青年民主黨員進行政治性的宣講，把這一系列競選演說推向高潮。講話結束時，他說：“我告訴你們，未來四年高踞白宮的將是一個民主黨人，就是現在對你們講話的人。”於是全場起立鼓掌。第二天，《紐約時報》稱它為“新的杜魯門式”的“戰鬥性”的講話。現在他找到適當的競選方式，感到頗為滿意，於是他和他的班子就準備在一次橫貫全國的旅行中再試它一次。
但是他們遇到了經濟困難，而且看來難以克服。民主黨的競選經費差不多用光了。整個競選期間，他一再遇到經濟拮据的難題。沒幾個財雄力厚的人對這個候選人有信心。甚至在4月份，他們就考慮削減競選經費。在五月花飯店的聚餐會後，競選班子想出一個高招。杜魯門總統為什麼不在他那每年達3萬元的旅行津貼內開支，乘火車作一次全國旅行，使全國人民知道他在國內外取得的成就，同時也就他和國會的關係問題說上幾句字斟句酌的話呢·
採用這種政治手法，說明他已是窮途末路，說明形勢對杜魯門非常不利。當然，歷屆進行競選連任的總統，往往不得不到處去為紀念碑揭幕或為大橋剪彩來宣揚自己。花納稅人的錢做這種短途旅行，一般認為無可非議，因為這樣做的目的，表面看來並不是追求黨派利益。但他這一種旅行則是另一回事了。杜魯門從一開始就聲明，他要把每一分鐘都用來抨擊共和黨控制下的國會。正如共和黨全國委員會主席卡羅爾·里斯說的，說這種做法“沒有政治性”，就和說潘德加斯特集團密蘇里州的一個著名政治集團，杜魯門是這個集團的一個成員。 ——譯者“沒有政治性一樣”。要不是杜魯門的競選看來毫無希望，要不是這次競選旅行從遠處看上去像是要徹底失敗，里斯本來會在這問題上大做文章的。
6月3日下午11時5分，在國會因為兩黨召開全國代表大會而休會之前兩週，總統的專用列車拖著16節車廂，開出了華盛頓的聯邦車站，朝西方開去。按慣例杜魯門旅行愛坐飛機，但那時候人們總想總統和總統候選人乘火車旅行。這列車中最後的一節，是豪華的“費迪南德·麥哲倫”號裝甲車廂，那是由美國鐵路聯合會為羅斯福特製的。這車廂兩邊車壁鑲著胡桃木，能不停頓地和華盛頓保持無線電聯繫，而最惹人注目的特點，是在後部裝有個特大平台，上有條紋的天篷，並裝有擴音廣播設備。那時候這個平台看上去沒有什麼特別，但後來它在總統的政治歷史中，卻成了競選鬧劇的舞台。
但在人們記憶中，這舞台往往令人想起那些小小的不幸插曲。有些民主黨人以為他已同意請艾森豪威爾當候選人，帶著自製的牌子出來歡迎杜魯門。牌子上寫著：歡迎艾克當總統!哈里當副總統!內布拉斯加州的民主黨主席威廉·里奇，想登上“費迪南德·麥哲倫”號車廂，卻被推下車去。他生氣地對記者們說：“我肯定他不會當選，他過去幹得太糟了。他對所謂老朋友似乎比對為民主黨做出了貢獻和捐了錢的人還要好。”在另一處，有個所謂老朋友，是個1918年退伍的軍人，有人要他安排演講會，他卻以為是要搞第35師老戰友們的話舊會。於是其他的人都不准參加。結果是，在一個能容納萬人的禮堂裡，坐著聽總統演說的不到一千人。攝影記者們興高采烈，站在後排高處，拍攝各種鏡頭，藉以表明他是對著大片的空位子演講。那些照片想說明真的沒有誰對總統發言感興趣，但《時代》周刊則說總統的演講“愈來愈引人入勝，有趣得很”。
他至少有兩次是穿著睡衣和浴衣出現在火車平台上的。 “我聽說他們已宣布我要在這裡講話，”他對著一批瞠目結舌的聽眾說，“我很抱歉我已上了床，但我想即使我沒穿好衣服，你們也想看看我究竟是什麼樣子。”在加利福尼亞州巴斯托，一個女孩子望著他穿著的藍色晨袍，問他是否著了涼。他搖搖頭。她還是說：“你講話的聲音像是感冒了。”他眨了一下眼睛說：“那是因為我乘著火車，在風裡張著嘴到處講話呵。”這是實話。在俄勒岡州尤金市，他照例先向群眾介紹他的妻子貝絲(“這是我的上司”)和女兒瑪格麗特(“她比我上司還高”)，接著信口開河談起波茨坦問題。他忘了有記者在場，說道：“我喜歡老約指約瑟夫·斯大林。——譯者，他是個好人。但他是受政治局控制的，不能想幹什麼就乾什麼。”於是盧斯太太就在美國東部對他猛烈開砲。民主黨終於承認了，她感到高興。她惡毒地說：“我的好老約!他們當然喜歡他嘛!他們不是把整個東歐、滿洲、千島群島、華北都給了他麼·不是在波蘭、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都讓他建立了聯合政府麼·”
哈勒克在華盛頓對記者們說，杜魯門將作為美國最壞的總統載入史冊。而俄亥俄州的眾議員克利夫·克萊文格則說，他是個“密蘇里的蠢驢”。這時塔夫脫說走了嘴。本來倒不是大問題。他在費城對大學生聯誼會講話時，他對杜魯門“在全國鐵路各小站發表演說辱罵國會”感到遺憾。他創造鐵路小站這個新詞，從共和黨人看來，這是頗為不妙的。民主黨總部用電報通知了杜魯門火車經過的大小城鎮的市長。他們對這種輕蔑都感到憤怒，杜魯門便把他們的複電愉快地發給報界。洛杉磯市人山人海，等待總統到來，他咧嘴笑道：“這大概是最大的鐵路小站罷!”
6月18日，他回到華盛頓。他在外地兩週，走了9504英里，在16個州發表了73次講話。在大多數場合下他都按照克利福德的意見，“拼命引起爭論”。到了旅程行將結束，他自己就已感到和群眾的情緒無形中變得頗為合拍。他在伊利諾伊州就說過，11月新的國會選出來以後，“也許這個國會，會為人民的利益，而不是為大財東的利益工作。”人們翹首望著他，互相咕噥表示同意。在華盛頓州布雷默頓，一個林場工人大聲向他喊道：“加油幹呀，哈里!”他立即回答說：“我會加油幹的，我會加油幹的。”在斯波坎，有個人說：“向塔夫脫扔點雞蛋好嗎·”杜魯門回答說：“對塔夫脫，我可不扔鮮蛋!”“你們這個國會是再壞不過了。”他大聲說，“如果你們選舉時再讓共和黨控制國會，那你們就是一夥笨蛋，比我想像的還要笨!”人們大聲喊叫，表示同意：“加油幹呀!”和“哈里，狠狠搞他們一下!”他又趕忙粗聲回答說：“對，我現在就是這麼幹的，就是這麼幹的!”
當然，塔夫脫說的是對的，這樣幹是卑鄙的，非常失體的，這種先例給後來的競選運動帶來醜惡的影響，而且對於像范登堡這樣的共和黨人也不公平。要是沒有他們，便不會在巴爾幹有所謂杜魯門主義，也不會有馬歇爾計劃和柏林空運。但是他是在形勢非常不利的情況下孤軍作戰，這樣的場面卻也動人。白宮的記者們就是這樣看的。他們不時地告訴在首都家裡的妻子說，總統當選的可能本來微乎其微，而他的做法幾乎使他們忘記了這一點。
費城的知名人士，用了65萬元將市容裝飾一新，為了依次讓共和黨、民主黨和進步黨在那裡召開全國代表大會。而被北卡羅來納州夏洛特《新聞報》的一名編輯命名為“狄克西黨人”見上。指美國南部各州中的民主黨人，因在民權問題上持不同政見而分裂出來的，'狄克西'，即美國南部各州。 ——譯者的，是在昔日邦聯的歷史聖地舉行大會。他們決定選擇東部一個城市，因為實況轉播的高頻同軸電纜，最遠只能達到大西洋沿岸地段。這一點，演講的人都清楚，而愛德華·默羅和其他著名電台評論員還堅持要用無線電廣播。在費城大會堂開會，美國東部約有40萬架小型電視機屏幕上可以收看，這在當時算是了不起的。
1948年，新聞記者們租用帶浴室的房間要付12元，都埋怨通貨膨脹。在那一年，他們認為旅館的雜務，都可以廉價僱用黑人來做。杜魯門那時已經盡力做了一些工作，稍舒黑人的困境。但是共和黨的政綱委員會在衡量之後，毫不遲疑地放棄了民權這個問題。這個問題當時還沒有引起知識界的注意。他們對威廉·福克納1948年出版的小說《不該死的人》該小說說黑人魯加士·比徹姆被控謀殺白人被判死刑，暴露美國種族矛盾。 ——譯者中呼籲耐心還是有點半信半疑。南方議員，對一切禁止人頭稅的法案，都還能進行阻撓，使國會無法通過。而南方的黑人們也還像祖輩一樣，生活在絞刑架的陰影之下。 1947年發生過一次私刑案件，而各黨代表大會召開那年，還又出現了兩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