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告行業將進入黃金時代。一個海軍退伍軍人根據真人真事寫的暢銷小說(弗雷德里克·韋克曼1946年出版的《廣告商》)使麥迪遜大道的大名，變成家喻戶曉。可是，本來使廣告業發達起來的那些銷路很大的雜誌，後來在各種宣傳行業中，卻競爭不過，慘遭敗北。在戰時，雜誌的出版人和汽車製造廠的工頭一樣，忙個沒停。從珍珠港事件到戰爭勝利這個期間，平均每種雜誌都增加了25萬個訂戶。戰前，它們在國外頂多不過銷幾千本；現在美國被公認為西方頭頭，看這些雜誌的歐洲人就有好幾十萬。在兩年之內，它們的廣告收入增加了1億美元。但即使在這全盛時期，也出現了一些不祥之兆。約翰·費希爾在《哈潑斯》雜誌中報導說：按照廣告商的調查，有文化的美國人越來越轉向那些面向某種特殊讀者的雜誌，比如《遊艇》、《假日》、《紐約人》等等。至於一般讀者，都按捺不下心來。他們已不滿足於消遣散心，而要求一些使人著迷的、神魂顛倒的、引人入勝的讀物。一旦公眾發現了電視，這些一度在報攤上暢銷一時的雜誌，好時光就指日可數了。
杜魯門執政的頭幾年，電視成了人們熱烈議論的話題，但只是話題而已，此外沒有多大作用，而且肯定不是賺錢生意。早期流行的杜蒙牌電視機太小，價錢又貴，為數也不多，而且也沒有什麼東西好看。但是從兩次體育節目的實況轉播，就可以看出電視的巨大潛力。一次是1946年6月19日路易斯對康恩的拳擊賽，另一次是1947年世界棒球聯賽。在家裡看電視的人，比花50元買一張拳擊賽的前座票或一張揚基體育場的主看台票還看得更清楚。但是廣告商人還是猶豫不決，認為有電視機的家庭還為數太少，花大筆廣告費還劃不來，因為到1948年1月1日，全國才只有17.2萬架電視機，電視廣播台也不超過20個。因此，無線電廣播行業還可以沾沾自喜。至於好萊塢就不是這樣了。電影業的巨頭們只好向麥迪遜大道的廣告巨商乞援，而這些公司的營業部主任就馬上在全國的廣告牌、地鐵和無軌電車廣告上大事宣傳：“為什麼今晚不去看場電影呢·”並且向大家保證：“電影比以前更好了!”但這並非事實，這套宣傳也沒有效果。而且有消息傳開來說平均每月有25萬戶在買電視機，這套宣傳就更行不通了。但看來這並沒有關係。戰後做廣告生意的和各公司的宣傳員是對難兄難弟，他們點金有術，魔法無邊，在戰時搞了五花八門的廣告，吹噓商品牌子，使新的織品、電器用具、新產的罐頭啤酒、雙層玻璃紙包裝的香煙都銷路暢通。這些人無論在曼哈頓的宴會上，在底特律的新車展覽廳裡，或者在石油商和議會說客們當中，只要開口發言，全場就會鴉雀無聲。這些人善於塑造形象，以觀察敏銳著稱，當然要洗耳恭聽了。大家知道，民意測驗與操縱宣傳工具的技術還屬試驗階段，就像牛頓剛看見蘋果跌向地面、弗萊明在實驗室裡發現青黴素黴菌那樣，只要再過一些時間，再過一些時間。它們是有無限前途的。有些善於想像的人，根據厄普頓·辛克萊1934年競選加利福尼亞州州長失敗的教訓，認為有朝一日，這些技術完備以後，還可以在競選總統時加以利用呢。
這些廣告宣傳行業在促進戰後繁榮方面究竟具體地起了什麼作用，是無法確定的。但在戰爭期中，影響卻是明顯擴大，而且並不限於在市場方面。各種廣告和雜誌文章，都把人們內在心理塑造出來，或者反复宣傳人們應該這般那樣。他們再而三地向士兵宣傳，他們就是為了他們愛吃的甜餡餅而去打仗。而他們鄰居的姑娘，或者留在出發港口那些活動拖卡房子裡的新婚少婦，則在朝思暮想，究竟喬伊變了多少，現在該是什麼樣子。當然她收到他一些來信，但信件顯然經過檢查，而且多數士兵會把真正重要的問題避而不談。於是她只好從報攤和街角日用品商店中找些報刊文章看，而這些作者們倒是熱心非常，將她那位遠在天涯海角，而又歸期已近的親人的情況向她介紹。
他們對她說這些士兵有個“重新適應”的問題，她最好有個思想準備。 《婦女家庭雜誌》提出：“你的丈夫回家時見到的是他想像中的女人麼·”精神分析學家、社會學家和作家們都不厭其詳地分析，說這個喬伊不可能和過去一樣了。 《家政》雜誌勸導人們要耐心。 “過了兩三個星期，他就不再會講個不停了，壓在心頭的往事也該過去了。如果他還是講完又講，還是情緒激動，那你最好找個精神分析專家看看。”至於《美麗之家》雜誌則認為解決之法很簡單明確。它登了一幅客廳圖片，那是給一位患過砲彈休克症的將軍設計的，並吹噓說：“家庭是最重要的複員中心，對所有士兵都是如此。”還有一些入門的小冊子，教那些環境急劇變化的陸軍婦女服務隊和海軍婦女志願緊急服務隊的隊員們，怎樣治好精神鬱鬱。它們勸父母們把她的睡房佈置一新，使她們覺得意想不到的新鮮，並說“女兵們穿上了新的打褶襯衫，精神上就適應過來”。有些不負責任的報紙大談其什麼精神錯亂的複員軍人到處亂闖的危險。有一條標題竟然說：“發瘋的複員軍人到處胡作非為。”
這些胡說八道，通過比爾·莫爾丁和其他一些作家、畫家，傳到國外部隊那裡。他們聽到這些加油添醋的報導或純屬捏造的謊言，都很生氣。 1944年，就曾有人到處傳說，羅斯福夫人建議在巴拿馬設個收容站，讓回國部隊先在那裡隔離一個時期，學習在文明社會中怎樣過生活，然後讓他們回家，即使復員以後，還要戴上顯眼的臂章，使那些循規蹈矩的女人知道在她們跟前這個人，可能就是強姦犯。前線的士兵憤慨地說，他們完全不是這樣的人。說他們一心想的就是發洩性慾，是不符事實的。
但事實上他們確是如此。
阿拉曼戰役結束，據說路透社有個記者問第八集團軍一個英國兵：“戰爭結束以後，你第一件事是乾什麼·”
“操我的老婆。”那個士兵不假思索地回答說。
“第二呢·”
“把這雙他娘的平頭釘靴扔掉。”
凡是軍隊差不多都是這樣。而且有史以來，戰士復員回家也都是如此。一旦牆上的蓓蒂·格拉布爾的半裸照片給扯了下來，他們在睡房里或公園裡撩起女人的裙子以後，什麼“重新適應”的議論就不再存在了。 “所謂復員軍人問題，”威廉·奧尼爾說，“從未成為一個問題。戰後年代有種種意想不到的事，但這樣不費氣力就把這麼一大批人員安排妥當，也許是最出乎意料之外的。”
在40年代裡，美國式愛情有三個顯著特點。第一是在戰時結婚快；第二是戰火平息後離婚也頻繁；第三是托兒所人滿為患。在廣島市給原子彈摧毀以前，突擊結婚很流行。各種各樣的宣傳，都鼓勵他們這樣做。在一部稱為《時鐘》的著名電影中，羅伯特·沃克在賓夕法尼亞車站認識一位女郎，儘管雙方出身不同，家庭情況也不了解，除了生理上的吸引而外，沒有任何共同之處，但認識才24小時，兩個人就站在教堂祭壇前，結為夫婦。有些軍事基地是在城市附近，少女很多，就特別蓋些小教堂，鼓勵人們結婚。報章對社會名流的婚事，亦大事渲染，其中有阿蒂·肖和愛娃·加德納；烏娜·奧尼爾和卻利·卓別林；朱迪·加蘭在和戴維·羅斯離婚後，又和文森特·明尼利結婚；21歲的格洛里亞·范德比爾特和58歲的利奧波德·安東尼·斯托科夫斯基；還有羅伊·羅傑斯和戴爾·埃文斯，雖然同拍了24部西部牧童片卻連一個接吻鏡頭都沒有，也宣布結婚了。接著，戰士們從前線回來，羅曼史就開始破滅。原因很多，有一部名為《我們生命中最美好的年代》的電影把一個主要原因刻畫出來。那是一個中產階級人物戰後歸來的故事。達納·安德魯扮演一個青年飛行員，他在快將出發之前一時衝動下結了婚。新娘是個淺薄的金發姑娘，在他出發以後，她想像他還是過去那個樣子：戴著銀色空軍領章，低低地扣在眉梢上的飛行員帽，如此等等。但他退伍以後，就迫不及待地脫下戎裝穿上便服。而她一看到他那副樣子，就下決心要立即坐火車去雷諾了。 1946年，這個市批准了1.1萬宗離婚案。直至現在，這還是個最高紀錄。
在那些歲月裡，洛杉磯市也和其他城市一樣，有好幾千個咖啡話會。參加這些話會的複員軍人的年輕太太們，對這些話題都很感興趣，其中有些是耐人尋味的離婚案，理由是雙方缺乏感情。這些太太們都是混得不錯的人。除了在大蕭條期間曾經長期營養不良的人而外，那些困難年頭並沒有在她們外表上留下什麼痕跡。 (但如果她們張嘴微笑，情況就可能不同。在她們年輕時期，畸齒矯形術和整齒器還索價較高。有些人到了30歲，就要鑲上假牙。)根據紐約市美國歷史博物館1945年對1.5萬名女子的調查，那時美國少婦們的腿，比之她們1890年的老祖母要長些，臀部也稍微肥大些，腰部也略粗些。但比之在昔蘭尼愛神阿芙羅狄蒂的形象，臀部卻略小些，也沒有那麼妖嬈。到了舉行婚禮之日，她們平均高度是五英尺三英寸半(要是生在加利福尼亞則略高些)，胸圍33.9英寸，腰圍26.4英寸，臀圍37.4英寸。到了她們夠條件參加洛杉磯那些早上咖啡話會時，她們已是年輕的母親，身體某些部位已經逐步粗肥些了。但她們還是又苗條又抖擻，當時歐洲的記者對她們很欣賞讚美，說她們對於什麼事情都是愛取笑，有時對自己和自己的朋友也取笑——她會說：“我們在這裡真像一群母牛。”或者說：“就像一個叫聲不停的母雞場。”她們有褐色的頭髮，碧藍色的眼睛。她父母那一代最慣說“親愛的”來表示親暱，現在已由“寶貝”所代替。在她們當中，除了那些大學畢業生或者“婦女選民同盟”的會員而外，對國家大事，都完全不感興趣。她們屬於“不表態的一代”，並對此引以為榮。她和丈夫連報紙也很少瀏覽。她對他只有一個期望，就是要有安定的職業。他本人也是在大蕭條中度過童年的，所以要求也不過如此。總之，對生活的要求就是要有保障。
除了露天的庭廊和小小的亞熱帶花園以外，這樣的少婦全國比比皆是。加利福尼亞州這樣的少婦多，是因為它比其他任何一州發展更快，對準備安家落戶的複員軍人特別有吸引力，已成了戰後美國生活方式的誕生地。在這些年頭里，超級市場增加了兩倍，就快要過兩萬大關，但是始作俑者舊金山的水晶宮市場，早在1922年就已經開門了。在珍珠港事件之前，加利福尼亞就已開風氣之先，開設了一些汽車電影院、汽車餐室、汽車銀行和汽車教堂，還設計了可以把車子洗淨打蠟，而無需駕駛者下車的機器。戰爭爆發以後，什麼後院烤豬窯、腎形游泳池又在私人住宅中發展起來。最初設計出有八條車道的超級公路、梅花型立體交叉和自動找零錢的公路收費器的都是加利福尼亞工程師。第一個穿著短袖敞領襯衣參加正式宴會是一個加利福尼亞人，穿上鐵青色小禮服的也是他們。在加利福尼亞的海灘上，女人們帶頭穿半裸、後來又是全裸的游泳衣，而女人穿長褲上街，在樹叢中裝上彩燈、建造錯層式的房屋、女人在公共場所吸煙等等，都是從加利福尼亞傳到全國的。用一個詞概括的話，那就是他們有創造性；另外一個詞，那就是不拘禮節。至於咖啡，那不用說，就是速溶的了。
咖啡話會的話題，往往是談論孩子們的事情。人口劇增出乎意料，就是這批滿臉笑容的人所造成的。政府也無意中起了促進作用。 “過去在大學未畢業、事業未有成就之前只是和幾個女朋友出去玩玩，”貝蒂·弗里登說，現在復員軍人“靠著士兵權利法案，馬上就可結婚。”當然，人口學家不會認為：新婚夫婦躺在床上，只是停留在接吻擁抱而已。但他們原來以為他們會像30年代他們的老一輩那樣，在生育問題上會有所克制。但是現在這些當上了父母的人，情緒顯然不同。 “這些復員軍人夫婦們總想把稱心如意的東西馬上拿到手，似乎今天拿不到就再也沒有似的。”卡羅琳·伯德說：“什麼房子、車子、洗衣機、孩子……他想馬上樣樣都有。……他們要了孩子再說，而不考慮將來給孩子整齒和送他們上大學要花多少錢。”生孩子很容易，而且很好玩。如果把印第安納大學的艾爾弗雷德·金賽博士在1944年發表的數字和40年代後期人口統計的數字比對一下，並進行簡單的計算，我們就發現美國男人結了婚的有55311617人，每週性交次數高達136666060次，或者說，每千分之四點八秒全國就有人射精一次。在那些歲月裡，美國每七秒鐘就有一個婦女懷孕，說起來美國人口統計局也會臉紅呢!
對這個局來說，這簡直是拆它的台。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的一切人口估計都完全沒有用了。戰爭的年代並不停止生育，那幾年裡一直有“戰時小寶寶”在生下來。出生數每年多達300萬。到1946年，也就是運輸艦開始把部隊運回國那一年，出生數字又比前一年多了50萬。這還不是最高紀錄，甚至連接近最高紀錄也不是。第二年又從1946年這個已經是破紀錄的數字再增加40萬人。到了60年代中期，那些做遠景規劃的人發現美國多了二三千萬人，而人口增長最多的就是十幾歲那一代，而這一代學生命中註定事情是特別多的。即使在約翰遜和戈德華特競選總統的1964年，戰時小寶寶還未成年，大蕭條時期的成年人在選民中還不到1/4。所以老一代和新一代之間的某些對立，是在約翰遜第二任總統的期間才開始出現的。因為杜魯門時期的某些看法和概念，到了父母們進入中年以後，就會對社會產生明顯的影響。而他們對這些變化，倒不一定是太感興趣的。
正是在這些年代裡，斯波克醫生的育嬰手冊成了1895年出現暢銷書目以來的一本最最暢銷書了。斯波克書中有一節專講他所謂的“聽之任之”。他寫道：“父母總是按照自己的成長方式來教養孩子的，這是人類的天性。”但是，他們應當謹記：“過去醫生們總是再三要父母們不要縱容孩子，現在則勸告他們不但要照顧孩子們的飲食，而且還要考慮他們情感上的需要。”“斯波克時代”於是開始。
從很多方面說，這個時代開始時是極其美妙的。比爾·莫爾丁在他的連載漫畫《在前線》之後，又發表了漫畫《歸來》，其中有一幅，畫的是一個當上爸爸的一邊抱著蔬菜，一邊推著孩子坐的小車，旁邊一個穿著軍服的中士問他：“威利，做個自由人的日子過得怎麼樣·”復員軍人覺得好極了。有些婦女雜誌開始發現一個新現象：這些新當上爸爸的自告奮勇去調奶粉，半夜兩點負責餵奶，連尿布也親自動手洗(用完就扔的尿布，還要過15年才有)。但隨著新的家庭電器設備陸續上市，這些家務就較易處理了(切肉還未有電刀，但磨刀有了電磨，切肉就不費勁了；安在牆上的吸塵器也還未出現，但真空吸塵器已經較輕便，較好使用了)。如果年輕夫婦要到餐館去進膳，或者看一場電影，鄰居的大女孩會很樂意過來照顧嬰孩，給她一點錢便可以(每小時給兩角五分，便算頗為大方)。總之，這些新家庭既不單調乏味，又無繁重勞動。惟一的問題是房子難找而已。
戰後出現的房荒問題，是直接由於嬰孩出生多和“我們要回家”運動所帶來的迅速復員所引起的。 1945年12月，陸軍一個月復員近100萬人，海軍又有25萬人，復員軍人如此之多，簡直是無法容納。美國最低限度要有500萬戶房子，而且要馬上解決。很顯然要求建築業解決是不可能的。戰時管制剛取消，勞動力和物資就立即用到工業建設上去了。從戰胜日本到聖誕節這段期間，破土動工的房子只有3.7萬幢。杜魯門總統要求國會通過法令，規定房屋最高限價和授權他將全國建築物資的半數用在營建廉價房子上去(每幢1萬元或不到1萬元)。建築業派出得力的說客到國會遊說，使法案無法通過。但參議院同意將7.5萬所戰時臨時建築物，轉給復員軍人們使用。政府也將一些集體宿舍改裝修建，安置了1.1萬戶新婚士兵，到了冬風日益凜冽，又有1.4萬戶擠進了騰出來的陸軍營房。但這只是杯水車薪而已。還有百萬多戶是和別人擠住在一起。在寒風刺骨的明尼阿波利斯市，有一對夫婦帶著他們戰時出生的嬰孩，在汽車裡過了七個晚上。亞特蘭大市有一個公寓登了個出租廣告，要租的竟達2000人。這個市的頭面人物為此不安，出錢給復員軍人買了100部活動住房拖車。不論大小城市，都可以見到這些拖車密集成群，校園裡面尤其如此。密蘇里州大學在校園內挨家挨戶去進行調查，把一切能騰出來的地方，都留給密蘇里的學生住，並去函別州對申請入學的學生說：儘管他們具備入學條件，但沒有房子容納他們。北達科他州的複員軍人則把糧倉改為住宅。本尼·古德曼的樂隊為克利夫蘭市義務演出，請聽眾們把房間讓出來出租。儘管這樣，房子還是遠遠不夠。大家都說房東們冷漠無情，莫爾丁對此至為憤慨——他的憤懣繼續是他的一代的情緒的指標。他在一幅漫畫中發洩他的感情，畫了一對複員軍人夫婦帶著一個女兒和一個肥胖的聲勢洶洶的女房東爭論。門口有一塊牌子上面寫道，“有房出租，不收孩子和狗。”那個女房東說：“看來你們這些當兵的就是不了解我們的困難。”
房荒鬧得最厲害時，任何一對無家可歸的複員軍人夫婦都有很多難堪的遭遇。他們的代言人中最惹人注目的是個牧童歌手出身的參議員格倫·泰勒。他是靠彈得一手好班卓琴，被愛達荷州人民選進參議院的。他帶著他的妻兒和孩子，站在國會山上的石階前，如泣如訴地唱道：
噢，讓我有個家靠近國會大廳，
讓孩子們在院子裡可以玩耍!
一兩個房間、哪怕舊點也罷，
唉，我們總找不到地方安家!
美國迫切需要來個十年規劃，每年要建造150萬戶的居住面積，在此以前看來只好暫時靠帳篷解決了。儘管建築工業遊說國會的力量強大，可以阻撓政府的龐大計劃的通過，但他們用那套一塊一塊磚的砌法來蓋房子，價錢太貴，進度太慢，單靠他們是完成不了的。總得找個辦法解決。到了1949年初，有些人就創造了在工廠預製構件的方法來解決這問題了。戰時有人創造生產奇蹟，而他們則是在和平時期創造生產奇蹟。這個建築行業的亨利·J·凱澤，就是新創建的萊維特父子公司。威廉·萊維特在長島的納索縣里買了一塊1500英畝馬鈴薯地。從對戰後生活的影響來說，這件事和杜蒙公司創制的七英寸電視機，和霍華德·艾肯在哈佛大學創制的第一部電子計算機，可說有同樣重要意義。今天我們所謂郊區的概念，追溯起來，就是從這塊土地開始的。有些人瞧不起這第一座萊維特鎮。但他們無法理解當時搬進去的人是怎樣感激滿意的。萊維特不用出佈告，也不花錢去搞廣告，人們奔走相告，就已經夠了。 1949年3月7日，他那並不華麗的營業部在寒風蕭瑟的早上開門營業時，就有一千多對夫婦在那裡排隊。有些人已經等了四天四夜，喝點咖啡吃些炸油餅當飯。營業部的門一開，就像俄克拉何馬州1889年搶購土地時的情景一樣。那些現在稱為“青年夫婦”的都你擠我擁，想爭先在第一批以6990元的代價，買到一座有四個房間的房子。如果包括手續費、綠化和廚房電器設備在內，還不到1萬元。
萊維特蓋房子，就像凱澤造船一樣，是用生產線的流水作業進行的。第一批一下子就是1.75萬家，每家都是同一個式樣。一聲號令，一排接一排的推土機就向前推進，紅旗一揮，它們就拐彎。後面接踵而來的就負責鋪上混凝土地面，跟著電工就來豎街燈柱，工人就來掛上路牌。接著，就把每個屋子地段劃分好。一隊隊的汽車就在已經凝固的混凝土路面上滾滾而來。上午8時卸下預製的牆板，9時半卸下抽水馬桶，10時卸下水池子和浴盆，10時3刻卸下灰泥板，11時卸下地板。就是這樣流水作業。整個鎮都沒有一個手鋸，萊維特公司的木工用的都是電動用具。他們用噴漆槍噴牆，最初一批房子的所謂“顏色設計”，不過是兩種深淺不同的顏色。按照他的計算，認為建一座可供兩千戶用的游泳池，佔用的面積和一座網球場一樣。於是他就下令建八個游泳池，取消所有網球場。一切都只能是一個模樣。星期一規定為洗衣日，那天在1.75萬個後院內，都掛滿了洗好的衣服。但無論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能在星期天掛曬衣服。哪一家都不能搞木柵欄。草坪要定期修剪齊整。這一切都在合同上寫清楚。甚至那些剛剛上市的新型的機械工具，也似乎配合著萊維特這個規劃。每株樹的距離都是28英尺(每家門前有兩棵半樹)，誤差可以英寸計。行人道的石塊略呈曲形，但角度也是劃一的。哪些戶要搞一些什麼特點的話，那就只能在室內裝飾和門鈴的調子上想主意(雖然那時已有按鈴或拉鈴，但用的還是門鈴)。建築設計師們和社會學家們反感很大。在他們看來，這樣的企業家是一個獨裁者。但是買到萊維特式房子的人卻沒計較這點。過慣嚴格軍事生活的複員軍人，住過用波狀鐵皮搭成的活動房子或活動拖卡的妻子們，還記憶猶新，對他們說來，按照統一規格建造的房子，同樣還是溫暖的家。
比爾·萊維特一下子就成為神話般的人物，不管暴跳如雷的審美學家怎樣指責，他還是個使人們有個住宅的保羅·布尼安。全國到處出現模仿他的人，他又帶著他的人馬，越過賓夕法尼亞州的州界，準備在特拉華河一塊一直種著菠菜的八平方英里的地上動工。他的設計人員設計的市鎮，具有1100條街，內有學校、教堂、棒球場、市政廳、工廠鐵路支線、停車場、醫生和牙醫的診所、蓄水池、商業中心區、火車站、報社、花園俱樂部，總之，具有一個擁有7萬人的密度很高的城市所需要的一切，成為賓夕法尼亞州的第十個大城市。萊維特稱這個第二萊維特鎮是“美國規劃得最完善的市鎮”。當他談及它時，聲音也啞了。 “當然能夠用一種產品來滿足無人能夠解決的需要，是使我心情激動的，”他說，“但我不只是營造和出賣房子而已。坦白地說，我也想獲得點聲譽，這是人的天性。我想建一個我能以此為榮的市鎮。”停了一會，他又說：“當然，要這樣你得要大膽，你得要從大處去想。”
說來奇怪，他自己的房子和萊維特鎮的相比卻有天淵之別。那是坐落在巴克斯縣的一個可愛的農莊，厚厚的石砌的牆，用人工削制的椽，粗大的桁條，寬敞的房間，遠望去是一片幽深的森林，闃無人煙。他認為這樣的房子好，但很快又說：“大多數美國人，特別是婦女，是不會喜歡的。”他對來訪的人說：“你要大家買一幢他們並不想要、而價格又超乎他們能力以外的房子，那是沒理由的。”他指著那幢房子的裝飾線條和容易積土堆塵的地方說：“您想一想，要現在的主婦在這樣的房子搞清潔衛生，把你的妻子放在這樣的鄉村里，你說行麼·人總歡喜有人做伴的啊。”他的口氣似乎在說，他們還是不變的好。誠然，他們並沒有太多選擇餘地。